考信录 - 第 3 页/共 77 页
○共工氏
△共工世次
《汉书律历志》列共工於神农之前。余按：《春秋传》，共工在黄、炎後，其文甚明；刘歆泥於《吕纪》五德之说，误以《传》为逆数，遂以炎帝为神农，太为伏羲，因致失共工之世次耳。今既据《传》文正其失，则共工固当次之於此。说已详前《炎帝篇》中。
【补】“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左传》昭公十七年）
【存参】“共工虞於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隋高湮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周语》）
△驳触山补天之说
《鲁语》云：“共工氏之伯九州也，其子曰後土，能平九土。”《补本纪》云：“女娲末年，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聚芦灰以止滔水，於是地平天成，不改旧物。”余按：共工氏之为帝为霸，不可考矣；但以《春秋传》推之，则与黄、炎、二固未有差别也。不知《国语》有所传耶？抑以共工似官名，不似代名，遂臆度之而云然耶？大抵《国语》之文附会者多，“後土”本非人名，乃不云其子曰勾龙，而云其子曰後土，基舛如是，固不可为据也。所称“虞於湛乐”云者，或其子孙之事亦未可知。“少之衰，九黎乱德”，“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楚语》、《史记》并有是言，则於共工亦何怪焉。故姑存之於此。至於“触山”、“补天”之说，本之《淮南子》，《淮南》又因《楚辞》之文而附会之者。《楚辞》、《淮南》本皆荒唐之数，不可为实。而《楚辞》但言地倾，初无触山补天之说，亦绝不言为共工也。头能触山而使之崩，山能倾天地而使之缺折，则鲁阳之挥日，愚公之移山，真可谓平平无奇矣！小司马乃信以为实而载之史，吾恐千百年後将有采稗官小说以补正史之缺者。况祝融乃颛顼之裔，安得越千百年之前而与共工战乎！大抵唐人好奇而轻信，不辨黑白而一概取之，率皆如是，亦不足尽辨也。
○太氏
太或作太昊。按《春秋传》作太，《传》文近古，或当不误，今从之。
【补】“太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左传》昭公十七年）
【备考】“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与有济之祀。”“陈，太之虚也。”（并《左传》）
△太非包羲氏
《汉书律历志》以《春秋传》之太氏为即《易传》之包羲氏；患其世次不合，遂以《春秋传》文为逆数。余按：《传》文如果逆数，则当由少以至极前之包羲：乃由黄帝逆数以至包羲，而忽以极後之少承之，文理尚可通乎！且太、少二帝不同姓，若其时又不相及，则何为皆以“”名？而太纪官为龙，少纪官为凤，亦似相比然者。然则少氏固当继太而帝，《左传》非逆数，太非包羲矣。又按：《春秋传》，太之後曰任、宿、须句、颛臾，其虚在陈；少之後曰郯，其虚在鲁；颛顼之後曰陈，其虚在卫；而黄、炎、共工三代惟炎帝之後见於《传》，至其虚则皆无闻焉，岂非以近者易考而远者难详乎！《国语》虽尝述黄帝、共工之後，然其文殊乖舛，不足据。然则郯子所言之世次，其非逆数亦明矣。故今列太氏於共工之後，从《左传》也。馀并见前《炎帝篇》中。
○少氏
△金天氏非少
《汉书律历志》云：“少号曰金天氏。”余按：金天氏之名见於《春秋传》，但云“裔子为玄冥师”而已，未言为少也。刘歆盖以《月令》秋帝少秋於行为金，故谓金天氏为少耳。不知五德之说本邹衍之妄谈；且颛顼不取号於水，宁少必取号於金乎！少氏之子虽尝为玄冥，然烈山氏之子柱为稷，周弃亦为稷，颛顼氏之子黎为火正，高辛氏之子阏伯亦为火正，则玄冥一官亦不必少氏之子孙而後可为也；故今宁阙之。说并详前黄帝以下诸帝篇中。，或作昊；今从《左传》作，已详前篇。
【补】“少挚之立也，凤鸟至，故纪於鸟，为鸟师而鸟名。”（《左传》昭公十七年）
【备考】“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之虚。”（并《左传》）
【补】“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雎鸠氏，司马也。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左传》昭公十七年）
【备考】“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左传》）
△《大戴记》之青阳、玄嚣俱非少
《大戴记帝系篇》云：“黄帝产玄嚣；玄嚣产乔极；乔极产高辛。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又云：“黄帝取於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氵氐水；昌意降居若水。自《史记》始以青阳为玄嚣，而《汉书律历志》遂并以青阳为少，而其子孙名挚。由是皇甫谧以来诸编古史者皆以少为黄帝之子矣。余按：《大戴》、《史记》之文本难征信，然《大戴》云“青阳降居氵氐水”，是明谓青阳不为天子矣。《史记》云：“自玄嚣与乔极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是亦谓玄嚣不为天子矣。青阳、玄嚣皆不为天子，恶得以为少氏也哉！且以挚为少子孙之名，则当凤鸟未至之前，将以何者名其官乎？盖此皆缘刘歆误以《春秋传》郯子之言为逆数，而炎帝、共工、太皆在黄帝前，至少则不可复谓其在太前，而《大戴》、《史记》又皆无少之代，故妄意其即青阳耳。不知四代实皆在黄帝後，《史记》自沿《大戴》之文以颛顼直继黄帝而遗之，不必曲为说以附会之也。然《史记》以玄嚣为青阳，亦非《大戴》本文之意。盖其前文云“黄帝产玄嚣，产昌意”者，乃因叙高阳、高辛之世系而溯及其祖父，非谓黄帝止有此二子也。後文云“黄帝取於西陵氏之子，产青阳及昌意”者，乃因二人同母，故因昌意而并及之，非必此二人即前二人也。司马氏见其前有玄嚣而无青阳，後有青阳而无玄嚣，遂妄意为一人，误矣！又《国语》以青阳为方雷氏之甥，亦与《大戴》文异。大抵《国语》、《大戴》、《史记》本皆不足为据；而《汉志》以为少，说尤荒唐，皆由於不察前人之言而妄以意度之，是以愈转愈误。而更後之人又震於其名，以为必有所据而云然，是以帝王之事颠倒错乱，不可复正；而不知其所据皆此类也！故今并不取。
○颛顼氏
△颛顼为高阳或高辛不可考
《大戴记》云：“高阳，是为帝颛顼。”按《春秋传》有高阳氏，有颛顼氏，而为一为二无明文。唯《离骚》自谓高阳之苗裔，而《郑语》以楚为祝融之後，《左传》以祝融为颛顼氏之子，则似高阳果颛顼也。然《郑语》云“黎为高辛氏火正”，《楚语》云“颛顼命火正黎司地”，又似颛顼为高辛者。要之，唐、虞以前事多难考，《国语》、《离骚》皆难据以立说，与其误断而颠倒之，不若阙疑而姑置之之为愈也！
【补】“自颛顼以来，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左传》昭公十七年）
【备考】“陈，颛顼之族也。”“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邱。”（并《左传》）
△《大戴记》称颛顼德无事实可指
《大戴记五帝德》篇云：“颛顼，洪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履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民，洁诚以祭祀。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趾，西济於流沙，东至於蟠木。动静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励。”余按：“洪渊”、“疏通”二语乃贤哲之常事；“养材”、“履时”二语即黄帝之“顺天地之纪，历离日月星辰，时播百草木”等事也。其馀云云，亦皆古贤帝王通用之言，非有事实可指不可移之他人者也。其为後人所撰甚明，故今并不录。说并见前《黄帝篇》中。
○帝喾氏
△《国语》始称喾
按：《春秋传》有高辛而无喾；至《国语》始称喾；《大戴记》始以喾为《高辛》。《国语》固多附会，然妄合姓氏，谬举神怪则有矣，若无故撰此一代，恐《国语》尚未至是。且言之不一而足，理固当有之，不容略也。《传》既无文，故即以国语文补之。唯以喾为高辛，则未敢决，宁阙之可也。说并见前《颛顼篇中》。
【补】“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鲁语》）
【存参】“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周语》）
△《大戴记》称帝喾德与黄帝、颛顼不异
《大戴记五帝德篇》云：“帝喾生而神灵，自言其名；博施利物，不於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德；仁而威，惠而信，取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动也时，其服也士；执中而获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顺。”余按：此所称“生而神灵，自言其名”者，即黄帝之“生而神灵，弱而能言”也。“聪以知远，明以察微”者，即黄帝之“成而聪明”也。“明鬼神而敬事之”者，即颛顼之“洁诚以祭祀”也。“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顺”者，即颛顼之“日月所照，莫不励也。”“顺天之义，取地之财”者，即黄帝之“顺天地之”纪，颛顼之“养材以任地，履时以象天”也。盖撰此文者亦苦於无可言，故少窜易其词，而实仍即前之所云云也。故今并不录。说并见前《黄帝》、《颛顼》篇中。
○黄帝以後诸帝通考
《传》文有不能详其世代者，统录於此。
【补】“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易系辞下传》）
【补】“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
【补】“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
【补】“重门击柝，以待暴客。”
【补】“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
【补】“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补】“上古穴居而野处；後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
【补】“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後世圣人易之以棺椁。”
【补】“上古结绳而治；後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并同上）
△引欧阳修文《大戴记帝系篇》之说
《大戴记帝系篇》云：“黄帝产玄嚣；玄嚣产乔极；乔极产帝辛，是为帝喾。帝喾产稷；产契；产放勋，是为帝尧。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产穷蝉；穷蝉产敬康；敬康产勾芒；勾芒产乔牛；乔牛产瞽瞍；瞽瞍产重华，是为帝舜。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其後司马迁之《五帝本纪》、皇甫谧之《帝王世纪》并因之。世之学者莫不信之。至宋，欧阳永叔《帝王世次图序》及《後序》始其谬。今载其文於左：
【欧阳永叔《帝王世次图序》】
“尧、舜、禹、汤、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谓显人矣，而後世犹失其传者，岂非以其远也哉！是故君子之学不穷远以为能，而阙其不知，慎所传以惑世也。方孔子时，周衰，学废，先王之道不明而异端之说并起。孔子患之，乃述《诗》、《书》、《史记》以止纷乱之说；而欲其传之信也，故略其远而详其近。於《书》断自唐、虞以来，著其大事，可以为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尝道者，以其世远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既没，异端之说复兴，周室亦益衰乱，接乎战国，秦遂焚书，先王之道中绝。汉兴，久之，《诗》、《书》稍出而不完。当王道中绝之际，奇书异说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往反自於孔子之徒以取信於时。学者既不备见《诗》、《书》之详，而习传盛行之异说，世无圣人以为质，而不自知其取舍真伪，至有博学好奇之士务多闻以为胜者，於是尽集诸说而论次，初无所择，而唯恐遗之也。如司马迁之《史记》是已。以孔子之学上述前世，止於尧、舜，著其大略而不道其前；迁远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黄帝以来，又详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务胜，宜其失之多也。迁所作《本纪》出於《大戴礼》、《世本》诸书。今依其说，图而考之：尧、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黄帝。尧之崩也，下传其四世孙舜，舜之崩也，复上传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寿百岁。稷、契於高辛为子，乃同父异母之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汤与王季同世。汤下传十六世而为纣，王季下传一世而为文王，二世而为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孙纣，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孙而代之王，何其谬哉！呜呼，尧、舜、禹、汤、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业见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论著之矣；其久远难明之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为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夫孔子所以为圣人者，其智知所取舍皆如此。”
【永叔《後序》】“予既略论帝王世次而见世纪之失，犹谓文、武与纣相去十五六世，其谬较然不疑，而尧、舜、禹之世相去不远，尚冀其理有可通，乃复以《尚书》、《孟子》、孔安国、皇甫谧诸书参考其寿数长短，而尤乖戾不能合也。据《书》及诸说云：‘尧寿一百一十六岁，舜寿一百一十二岁，禹寿百岁。尧年十六即位，在位七十年，年八十六，始得舜而试之；二年乃使摄政，时舜年三十；居试摄通三十年，而尧崩。舜服尧丧三年毕，乃即位；在位五十年而崩。方舜在位三十三年，命禹摄政；凡十七年而舜崩。禹服舜丧三年毕，乃即位；在位十年而崩。’由是言之，当尧得舜之时，尧年八十六，舜年三十；以此推而上之，则是尧年五十七，已见四世之玄孙生一岁矣！舜居试摄及在位通八十二年，而禹寿百年，以禹百年之间推而上之，禹即位及居舜丧通十三年，又在舜朝八十二年，通九十五年，则当舜摄试之初年，禹才六岁：是舜为玄孙年三十时，已见四世之高祖方生六岁矣！至於舜娶尧二女，据图为曾祖姑；虽古远世异，与今容有不同，然人伦之理乃万世之常道，必不错乱颠倒之如此。然则诸家世次，寿数长短之说，圣经之所不著者，皆不足信也决矣！”
△颛顼、尧、舜皆不出於黄帝
余按：《春秋传》：“黄帝氏以纪；炎帝氏以火纪；共工氏以水纪；太氏以龙纪；少氏以鸟纪；自颛顼以来，乃纪於近。”夫自黄帝以至颛顼，中间四五代而各有制作，不相沿袭，则颛顼与喾之上距黄帝也远矣，乌得以颛顼为黄帝之孙而喾为黄帝之曾孙也哉！《传》云：“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阳氏有才子八人，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於尧。”夫高辛，高阳之子孙至於尧时已各有分族而传数世，则高辛、高阳之下逮尧也又远矣，乌得以尧为高辛之子而高阳之从孙也哉！《书》云：“降二女于妫，嫔于虞。”《孟子》云：“尧之於舜也，九男事之，二女女焉。”夫男女辨姓，人道之大防也，况於同高祖以下，其亲属尤近，果如《大戴》所记，尧与舜之高祖为同高祖昆弟，尧安得以其女妻舜，舜安得遂取之！纵使上古之时礼制未详，然使尧、舜而非圣人也则可，尧、舜而皆圣人也，必不为是乱伦渎礼之事明矣！且不告而娶，万章犹疑之，孟子犹数辨释之，若以近属而为姻婚，其所关者更大，何得万章、孟子反皆不置一言？至其世数之参差，则欧阳子已言之，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乌得谓尧、舜、禹之同出於黄帝也哉！惟舜出於颛顼，《春秋传》尝言之，而其名亦不符。然於陈言舜而但及於颛顼，不及於黄帝，则是以颛顼为不出於黄帝也。於陈言舜而必及於颛顼，於范氏言陶唐而不及於黄帝，则是亦不以尧为出於黄帝也。至《国语》始好牵连数姓以为同出一祖，固已诬矣，然其所称黄帝之後十二姓者，有祁而无姚，有姬而无子、姒、则是犹未以唐、虞、三代为皆出於黄帝也。自战国以後，杨、墨并起，而杨氏尤好为大言：以儒者之称尧、舜而述孔子也，乃称黄帝以求加於尧、舜，述老聃以求加於孔子，故其後遂称为黄、老。犹以为未足快其意，乃又诬孔子为老聃之弟子，尧、舜、禹、汤、文、武为黄帝之子孙，以见夫儒者之所推崇而尊重者实皆吾师之末流馀派也。《大戴》诸篇本战国以後所撰，是以惑於其说而载之。而司马氏故崇黄、老，其信而采之尤不足怪。独怪汉、晋以降千有馀年，文人学士自命为圣人之徒者不知凡几，而皆以为实然，此何说也？唯欧阳子独能取信於《经》而不从杨、墨之邪说，其识可不谓卓哉！乃此论既出，而自宋以来编纂古史者犹沿《大戴》、《史记》之谬，则尤可怪矣！岂以欧阳子之论犹有未尽耶？故余既全录欧阳子之文，而於《黄帝》、《尧》、《舜》篇中复为推其前後而详辨之，期於永绝世儒之疑，杜杨、墨之说，虽其词烦於古人而不敢避也。後世果有大儒出焉，庶知余心之独苦耳！说并见後《唐虞录》中。
△少至尧四代皆非相继而立
《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崩，高阳立，是为帝颛顼；颛顼崩，高辛立，是为帝喾；帝喾崩，挚代立；帝挚立不善，崩，弟放勋立，是为帝尧”──以为古帝皆相继而立者。《帝王世纪》衍之，复据《汉书》而小变其说，谓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一岁；其後少在位八十年，年百岁；其後乃为颛顼，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挚在位九年，造唐而致禅。後之辑古史者大率本其年数以为上古甲子之实。余按：少、颛顼不继黄帝，前篇固已详言之矣，然即少至尧四代中，更无他天子，而亦前後不相及也。《国语》云：“少之衰，九黎乱德，颛顼受之。”少既衰，颛顼乃兴，是颛顼与少不相及也。《传》云：“高阳氏有才子八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於尧。”高阳、高辛至尧时已数世而分数族，是尧与二代亦不相及也。然则上古帝王其交会之间皆当有数十百岁，此衰而後彼兴，正如春秋之霸者然，安得有相继为天子者哉！盖凡说上古者皆以後世例之，故误以为相承不绝；不知古之天子无禅无继，有一圣人出焉，则天下皆归之而谓之帝，圣人既没则其子降而夷於诸侯，又数十百年复有圣人出则天下又归之，如是而已。自唐、虞逮夏初，天子相继，而天下之局始一变；少康以後又一变；至周，又小变；而秦、汉以下则又大变。学者知上古自上古，虞、夏自虞、夏，商、周自商、周，则经传之文皆了然不待解；启之继统，汤、武之革命，皆显然无可疑矣。余尝读《春秋传》，襄、昭之世较之定、哀已不同，闵、僖又不同，隐、桓之世则迥乎判然矣。二百馀年之间犹如此，况自平王以上，至於羲、农、黄帝之时，上下三千年，安得以一例例之乎！至其年岁尤属无征。上世既无典籍，经传又乏明文，即广搜博采不辨真伪如司马迁者犹且不能言其年岁，彼皇甫谧生於晋代，又安从而知之？东方朔告武帝云：“陛下以臣为欺妄，愿使人上天问之。”世之述上古之年岁者何以异是！故今概不之采，但取《传》所载之帝因其先後次第之。说并见前《神农》及後《尧》、《舜》、《禹》诸篇中。
△驳大坟等八师之说
《韩诗外传》载子夏之言云：“黄帝学乎大坟；颛顼学乎禄图；帝喾学乎赤松子；尧学乎务成子附；舜学乎尹寿，禹学乎西王国；汤学乎贷乎相；文王学乎锡畴子斯。”余按：大坟以下八人无见於经传者，而有间见於《庄》、《列》异端之书者，则此语乃杨、墨之所言可知也。商、周之世，《诗》、《书》具在，何以无一言及之乎？《诗传》妄采异端之说，又伪为子夏之言，不亦诬古人而惑後世乎！《新序》亦载此语而文小异，盖即本之《诗传》而记有差池者。故今皆不录。
△驳尧以前乐名
世传上古乐名，《乐记》有《大章》、《咸池》，《周官》有《门》、《大卷》、《大咸》，而皆不言何人所作。《乐纬》以《咸池》为黄帝乐，《大章》为尧乐，如是，则当先言《咸池》，何以《乐记》乃先《大章》而後及《咸池》也？郑《注》谓“《咸池》即《大咸》，乃黄帝乐，尧增修而用之。”以曲为解。然特出於猜度，非有确据；而一代之乐，功德所存，尧亦不应无故改黄帝之乐，使後人不得见其真也。孔、贾二《疏》又曲为郑《注》解，谓“《大章》即《大卷》，与《咸池》皆黄帝之乐：尧增修者，存其本名曰《咸池》；不增修者，别为立名曰《大章》，至周，又改名为《门》。”其说尤为纡曲。何者？尧亦圣人，何为不自作乐而但增修前代之乐，改前代之乐名以为己乐？且增修者宜改名而反仍其旧名，不增修者不当改名而反别立新名，倒行逆施，莫此焉甚！而尧既改之矣，周又改之，义何取焉？按：尧以前之乐无见於经传者。《春秋传》，季札之观乐亦上至《韶》而止。盖上古天下未平，民害尚多未去，圣人为之制衣服、饮食、宫室、书契之属，日不暇给，以故未遑作乐；不则有之而世远年湮，不传於後世也。战国以来，学者多好揣度附会谈上古之事，记者各据所闻记之，是以互相差异。为《注》、《疏》者轻於取信而不加别择，务曲为之说，使之两全不悖，是以展转反覆而卒不可通也。《乐纬》又称“颛顼作《五茎》，帝喾作《六英》”，而《周官》，《乐记》皆无之；刘歆以为周迁其乐；贾氏以为遵黄帝之道，无所改作。夫古圣人之乐果存於周，周人当爱护之不暇，何故而反迁之？岂必改黄帝之道然後其乐可存乎！然则自尧以前，本无乐传於後，而乐纬妄名之也明矣。嗟乎，後之儒者皆知尊圣经而黜谶纬矣，然所述帝王之事大率皆本於纬书，虽袭纬书之说而殊不自知也，其亦可叹也已！故今一概不录。
△驳三帝乘龙之说
《大戴记五帝德篇》云：“黄帝黼黻衣，大带黼裳乘龙；颛顼乘龙而至四海；帝喾春夏乘龙，秋科乘马，黄黼黻衣。”余按：乘龙之说最为荒唐，盖本方士之言，黼黻衣裳亦属约略之词：《本纪》删之，是也。所谓“其文不雅驯”者，盖谓此等。故今亦不录。嗟乎，司马迁犹恶其不雅驯而删之者，後之学者反或广搜不雅驯之文以增之，亦独何哉！
【补】“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牧；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後土。”（《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补】“少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同上）
【补】“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後土。”（同上）
【补】“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同上）
【存参】“少之衰也，九黎乱德，民人杂揉，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楚语》）
【存参】“黎为高辛氏火正。”（《郑语》）
△重、黎五疑
按《传》文，重乃少氏之子，“世不失职，遂济穷桑”，似即官於少世者；而《楚语》谓“颛顼命重司天”，又似重於颛顼世乃为勾芒者：可疑一也。黎本颛顼氏之子，故《楚语》称“颛顼命黎司地”；而《郑语》又云“黎为高辛氏火正”，《大戴记》云“高辛是为帝喾”，则是黎於喾世乃为祝融：可疑二也。《周书》云“遏绝苗民，无世在下”，其後乃云“乃命重、黎绝地天通”，三苗之窜在尧、舜世，又似重、黎非颛顼所命者；《楚语》虽云“尧育重、黎之後，使复典之”，要是曲全其说，究与《周书》文义不合：可疑三也。《郑语》以楚为祝融之後；而《楚语》云“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当宣王时失其官守，而为司马氏”，则又不似楚之先君也者：可疑四也。重、黎本二人：程伯与司马氏，重之後与，黎之後与，何得不别而言之？可疑五也。上古本无典籍可稽，而《国语》文多附会，又不出於一人之手，是以互相矛盾；即《吕刑》亦非《典》、《谟》可比，伯夷典刑之误，昔人已言之矣；皆未容据此而驳彼也。烈山氏亦不知为何代人，郑氏以为神农，杜氏以为神农时诸侯，要皆想当然，非有所据也。故今统列之於诸帝之後而不敢以某代系之，阙疑也，志慎也。
○後论一则
△驳五德终始之说
近代纂古史者咸云：“伏羲以木德王；神农以火德王；黄帝以土德王；少以金德王；颛顼以水德王；帝喾、尧、舜以降，皆以五行周而复始。”余按：帝王之兴果以五德终始，则此乃天下之大事也，二帝之典，三王之誓诰必有言之者。即不言，若《易》、《春秋传》穷阴阳之变，征黄、炎之事，述神怪之说，详矣，亦何得不置一言也？下至《国语》、《大戴记》，所称五帝事最为荒唐，然犹绝无一言及之。然则是战国以前原无此说也明矣。《洪范》曰：“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不言其为帝王受命之符也。夫天下之事孰有大於帝王受命者，“曲直”、“从革”之属抑末矣，何故舍其大者不言而但言其细者乎？《传》曰：“黄帝氏以纪，炎帝氏以火纪，共工氏以水纪，太氏以龙纪，少氏鸟纪。”是帝王之兴各因物以取义，不必於五行也；各因义以立名，无所谓终始也。不然，以水，以火，可矣，以、龙、鸟，何说焉？《传》曰：“陈，水族也。”又曰：“卫，颛顼之墟也，其星为大水。”此自谓颛顼之应乎水耳，非谓帝王皆以五行相终始也。若皆以五行相终始，则舜以土德王，何以论陈者不近系之舜之土，而反远系之颛顼之水乎？夫五行之说於《洪范》，上古帝王之事详於《春秋传》，《洪范》不言，《春秋传》之说不合，然则是为五德终始之说者乃异端之论而非圣贤之旨也明矣。五德终始之说起於邹衍；而其施诸朝廷政令则在秦并天下之初──《史记封禅书》及《始皇本纪》、《孟子荀卿列传》言之详矣。其说以为“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蚓见；夏得木德，青龙止於郊；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皆以所不胜者递推之。”是以秦之代周，自谓水德，而汉贾谊、公孙臣皆谓汉当土德，太初改制，服色尚黄，用衍说也。盖自周道既衰，异端并起，大略分为六术，《史记自叙》所谓儒、墨、道德、名、法、阴阳，是也。阴阳之术，其初疑亦本於杨氏，而衍以专门名家，遂别为一术，是以《汉志》九流，次阴阳於道家、法家之间；而其书目有《驺子》四十九篇，《驺子终始》五十六篇。《史记》亦云：“驺衍以阴阳主运显於诸侯，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不可胜数也。”则是司马迁固已非之矣。且“龙止”、“银溢”皆荒唐无可证；“赤乌之符”虽见於河内女子之《泰誓》，然“白鱼入舟”不又为金德乎？此固大雅君子所不道也。以秦之愚，至於焚《诗》、《书》，求神仙，其为衍说所欺固宜，後之学者何为而亦为其所欺耶？然衍虽有五德终始之说，而初不以母传子，固未尝以木、火、土、金、水为五帝相承之次第也。以母传子之说，始於刘氏向、歆父子；而其施诸朝廷政令，革故说，从新制，则在王莽篡汉之时──《汉书律历》、《郊祀》两志及《王莽传》言之详矣。其学以为“庖羲继天而王，为百王先，德始於木；其後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号，著赤帝之符。共工氏以水德间於木、火，与秦同运，非其次序，故皆不永。”是以王莽自言火德销尽，土德当代，而光武之起，亦据《赤伏符》之文改汉为火德，用歆说也。盖自《吕氏春秋》始以五帝分配五行，春帝太，夏帝炎帝，秋帝少，冬帝颛顼，季夏之帝黄帝，向见此文，遂以为其世之先後固然，而太、炎帝乃庖羲、神农之异名。不知炎帝、太自在黄帝之後，秦、汉以前从未有以为即庖羲、神农者；《吕纪》所云，但谓五帝之德各有所主，正如勾芒以下五官各擅其神者然，非以此为先後之序也。安得公然遂取帝王相继之序颠倒置之，废传记之明文，任揣度之私智乎！且衍之说虽诬，然殷尚白，周尚赤，犹有可附会之端；若歆所说周为木德，则何为不尚青而尚赤也？乃强为之解曰：“尚其德所生也。”不尚其德而尚其德所生，有是理乎！而殷又不尚其所生而尚其所由生，此又何说焉？至於蛇母之哭，野人相传之妄语耳，不然，则篝火狐鸣之小智耳，岂遂得以此定千古之疑，断帝王之前後哉！若夫水之继木，其世不永，谓秦可也，唐、虞以前皆不传子，不得独以不永贬共工也。莽以土继火，可谓次序矣，何为亦不永乎？以莽之诈，方且借《虞书》，《周官》以饰其篡，其用歆说以欺天下固宜，後之学者何为而皆祖述其欺人之言耶？嗟夫，自光武以之为国典，班固载之於国书，魏、晋以後遂皆以为其事固然；至於唐、宋，谶纬之学虽衰，而学者生而即闻五德之说，遂终身不复疑，亦不复知其说之出於衍与歆矣！且夫衍、歆之学，稍知道术者所不屑称也，然其所创之说，则後世之大儒硕学皆遵之不敢异，宁背经传而不敢背此二人之言，亦可谓慎矣！故今概不取。太、炎帝在黄帝後，说已详前篇中。
┌──────┐
│唐虞考信录│
└──────┘
●自序
（刚案：旧本无此序，今依《三代考信录》例，由《总目》内录出补此。）
《考信录》何以始於唐、虞也？遵《尚书》之义也。《尚书》何以始於唐、虞也？天下始平於唐、虞故也。盖上古之世虽有包羲、神农、黄帝诸圣人相继而作，然草昧之初，洪荒之日，创始者难为力，故天下犹未平。至尧，在位百年，又得舜以继之，禹、皋陶、稷、契诸大臣共襄盛治，然後大害尽除，大利尽兴，制度礼乐可以垂诸万世。由是炙其德，沐其仁者，作为《典》、《谟》等篇以纪其实，而史於是乎始。其後禹、汤、文、武迭起，拨乱安民，制作益详，典籍益广，然亦莫不由是而推衍之。是以孔子祖述尧、舜，孟子叙道统亦始於尧、舜。然则尧、舜者，道统之祖，治法之祖，而亦即文章之祖也。
周衰，王者不作，百家之言并兴，尧、舜之道渐微，孔子惧夫愈久而愈失其实也，於是订正其书，阐发其道，以传於世。孔子既没，异端果盛行，杨、墨之言盈天下，叛尧、舜者有之，诬尧、舜者有之，称述太古以求加於尧、舜者有之：於时则孟子辞而之。迄乎孟子又没，而其说益诞妄。司马氏作《史记》遂上溯於黄帝；虽颇删其不雅驯者，而所采已杂。逮谯周《古史考》，皇甫谧《帝王世纪》等书，又以黄帝为不足称述，益广搜远讨，溯之羲、农以前，以求胜於孔子，而异说遂纷纷於世。何者？唐、虞以前，载籍未兴，《经》既无文，《传》亦仅见，易於伪，无可考验，是以杨、墨、庄、列之徒得藉之以畅其邪说。唯唐、虞以後，载在《尚书》者乃可依据；而《伪孔氏古文经传》复出，刘焯、孔颖达等习翼之，猜度附会，而帝、王之事遂茫然不可问矣。唐、宋以来，诸儒林立，其高明者攘斥佛、老以伸正学，其沈潜者居敬主静以自治其身心：休矣盛哉！然於帝、王之事皆若不甚经意，附和实多，纠驳绝少。而为史学者则咸踵讹袭谬，茫无别择，不问周、秦、汉、晋，概加采录，以多为胜。於是荒唐悠谬之词相沿日久，积重难返，遂为定论：良可叹也！
且夫孔子，布衣士耳，未尝一日见诸事业，而杨、墨、佛、老之徒各持其说以鸣于世，何所见孔子之道之独是？正以孔子之道非孔子之道，乃尧、舜之道；人非尧、舜则不能安居粒食以生，不能相维系无争夺以保其生，不能服习於礼乐教化以自别於禽兽之生。然则尧、舜其犹天乎！其犹人之祖乎！人不可悖尧、舜，故不可悖孔子也；人不可不宗孔子，即不可不宗尧、舜也。
余故作《考信录》自唐、虞始：《尚书》以经之，传记以纬之，其传而失实者则据《经传》正之。至於唐、虞以前纷纭之说，但别为书辨之而不敢以参於《正录》：既以明道统之原，兼以附阙疑之义，庶於孔子之意无悖焉尔。
●卷一
○序例三则
△尧、舜之典不可分
伏生所传《今文尚书》有《尧典》，无《尧典》。孔安国、杜林等所传《古文尚书》，於《尧典》外别有《舜典》一篇，而残缺不全，不行於世。东晋以後，《伪古文尚书》出，有《大禹谟》以下二十五篇，仍无《舜典》。至齐代，有姚方兴者，称於大航头得“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乃割《尧典》“慎徽五典”以下置於其後，谓之《舜典》。其本渐传於北。至唐，孔颖达遂黜孔、杜相传古本而遵之作《正义》；至今相沿用之。余按：尧、舜之事果分二典，则《尧典》当尽於尧殂落後；岂有尧尚为天子，舜但摄政，而遽以其事属之《舜典》、崇臣而祧君，舜逼之邪？众弃之邪？虽後世阿世之史官不至此。悖礼伤教，其谬一也。《尧典》首云“曰若稽古帝尧”，故其後文承之，以“帝”称尧而不复名。《舜典》首云“曰若稽古帝舜”，则其後文亦当以帝称舜：乃上自帝舜，下自帝尧，帝者谁耶？称名不正，其谬二也。“帝曰钦哉”与“慎徽五典”，前後文义相承也。乃画《尧典》至“钦哉”止，则《尧典》文散漫无尾，而“慎徽五典”等语无所因。文理不通，其谬三也。《孟子》云：“《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然则秦火以前原通为《尧典》，不分《舜典》矣。梁武帝云：“伏生误合五篇，皆文相承接；《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虽昏耄，何容合之，”然则孔门所授果分《舜典》，传《经》者必不通以为《尧典》矣。故“尧”之称止於篇首一见，而舜於尧崩之後尚称舜：格于文祖曰“舜”、咨于四岳曰“舜”；咨禹以下蒙上咨岳之文乃称为“帝”；而及其陟仍曰“舜”焉，不若尧之殂落称为“帝”也。何者？此篇《尧典》也，故於舜必别白言之；义例甚明，後之学者自不察耳。曰：然则二帝何以合为一典也？曰：天下之所以治，万古之所以开，由於禹、稷、契、皋陶诸圣人，而诸圣人之用由於舜，舜之举由於尧：故《虞书》记天下之治必归功於尧，而记尧之功必放於舜命官熙绩之後，然後尧得人之仁可见也。尧之逊位也，曰：“汝能庸命巽朕位？”舜之命官也，曰：“有能奋庸熙帝之载？”然则一篇之中所命皆尧之命，所为皆尧之事，舜特终尧之事云尔，舜固不自有其功也。二帝之身虽异，二帝之治则相首尾，史臣不得而分之也。故并舜之事而统名曰《尧典》：称尧则足以兼舜，称舜则不足以兼尧也。《史记》於两人事相首尾者则为合传，夫《尧典》亦若足而已矣。曰：舜之事统於《尧典》，尧之典何以反属之《虞书》也？曰，《虞书》者，兼《九共》、《汨作》、《皋陶谟》等篇而统命之者也，诸篇皆纪虞事，无涉於唐，不可通名为《唐书》；而虞之成功实始於尧，《尧典》实兼虞事，故以《尧典》冠《虞书》也。余初为《考信录》，仿司马氏本纪，分唐、虞为二；既十余年，始自觉其谬，乃因《尚书》之旧合为一云。
△本录义例一──《尧典》为主而补以《禹贡》、《皋陶谟》
《尧典》之体，与《书》他篇不同。他篇但纪一事之始终，《尧典》则统二帝之始终而纪之：其文简，其义宏，其首尾完密，其脉络条贯，杂他文於其中不可也。故今於三代之事，皆杂辑《诗》、《书》之文，辨其先後而次之；独於唐、虞，但列《尧典》本文，而其事之散见於他篇及《逸书》者则皆从《传》例，低一字书之，如纲挈目，如经持纬，不敢淆也。然《尧典》所记特其梗概；其经画之制，诰诫之言，则《皋陶谟》、《九共》等篇实备之。盖《典》文至命官分苗，舜致治之大纲已具；其後皆诸臣所自为事，故各随其事之首尾载之，《典》不胜其载也。譬诸後世之史：《典》，本纪也；《汨作》、《九共》，志也；《禹贡》、《皋陶谟》，列传也。其文本互相发明，而自秦、汉以来缺亡者多，存於今者仅二三篇，说《经》者又莫肯平心考其先後次第，往往颠倒错乱，重复混淆，致二帝之治法不彰。故今於《分苗》之後，《典》所不载，取《禹贡》、《皋陶谟》之文补之；而分为篇者七。其前三篇皆尧事；其後三篇皆舜事。第一篇，尧之所以建始；第七篇，舜之所以成终。第二篇，尧之所以成天；第六篇，舜之所以平地。而第三第五两篇则尧、舜之为天下得人，所谓“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已忧”者也。惟第四篇当唐、虞之交会，乃政事之纪纲，而天地人皆兼有之。三才之道备矣，二帝之治全矣！譬诸器然：尧之事犹盖也，舜之事犹底也，盖与底相覆而相承。则信乎尧、舜之事不可分，而尧、舜之治法为千古之祖也！
△本录义例二──传记之文之著录部次
唐、虞之事，较诸三代尤多难考。战国处士横议之言，《伪书》、《伪传》揣度附会之说（详见《提要总目篇》中），其事之失实固不待言矣，即传记之文亦有未可概论者。孔子作《春秋》也，隐、桓、庄、闵之世多缺文，襄、昭、定、哀之世多备载：无他，远近之势然也。况自唐、虞下逮春秋千数百年，传闻异词乃事之常。以春秋之世而谈唐、虞，犹以两汉之世而说丰、镐也，苟非圣人，安能保无一二言之误采者。是故，唐、虞之事惟《尧典》诸篇为得其实，《雅》、《颂》所述次之，至《春秋传》则得失参半矣；岂非以远故哉！虽以《论语》、《孟子》之纯粹，而其称唐、虞事亦间有一二未安者。何者？以其为後人所追记（如“尧命舜”之类），或门弟子所言（如“尧完廪”之类），而不皆孔、孟所自言而自书之者也（虽孟子所自言，亦有记者之误，观於“禹注淮、泗入江”可见）。故今於《唐》、《虞》之录尤致慎焉；必其详审无疑，乃敢次《经》一等书之；否则宁列之“备览”，甚或竟置之“存疑”。至若事在不疑而时无的据，文非纪载而义足发明，则列之於“附录”、“附论”。唯“备考”、“存参”，事或春秋，言或秦、汉，但取其可参伍相证，虽有不醇，不区别矣。其馀揣度附会之言，杂家小说之语，则概不敢列；而於前人所已驳者采之；所未驳者辨之。或其失尚小，及其言不甚为世所信者，时亦往往从简。非敢过为吹求，妄行去取；诚欲异说之纷纭，还本来之面目，使二帝经营之次第，设施之先後，然如指诸掌。盖凡二十馀年而稿始成，而尚未知其有合焉否也。好学深思之士当必有以正其不逮也。
○尧建极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书尧典》）
△《大戴记》称尧德之肤阔
《大戴记》称尧云：“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富而不骄，贵而不豫（《史记》作“舒”）；黄黼黻衣（《史记》作“黄收纯衣”），丹（《史记》作“彤”）车白马。”余按：《经》云“钦明文思安安；“钦”以法天，“明”以治民，“文思”其条理之精密，“安安”其中道之从容，仅六言而圣人之德备矣。至“戴记”则肤阔语耳！“如天”、“如神”，可也，抑有本焉。“如日”、“如”，则形容之词，非德之实也。“不骄”、“不舒”，以言圣人，浅矣。车服之色，尤无当焉。学者试取《经》文熟读而对勘之，若黑白冰炭之不相似矣。故今不载。
“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同上）
△辨尧与稷、契为喾子之说
《大戴记帝系篇》云：“帝喾上妃姜原氏产後稷；次妃简狄氏产契；次妃陈隆（《史记》作“锋”；《世纪》作丰）氏产帝尧；次妃陬訾氏产帝挚。”《史记》云：“帝喾崩，挚代立；帝挚立不善，崩，弟放勋立，是为帝尧。”《帝王世纪》云：“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挚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德盛，诸侯归之，乃受帝禅，封挚於高辛”。後之学者皆信之不疑；余独以为不然。《书》云：“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後稷，播时百谷，’”“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是稷、契皆至舜世然後授官，暨禹播奏庶艰食也。若稷果喾元妃之子，则喾之崩，稷少亦不下五十岁，又历挚之九年，尧之百载，百有六十岁矣；契於此时亦当不下百数十岁；有是理乎！尧之兄弟有如此两圣人而终尧之身不知用，四岳亦不之荐，迨舜然後举之，可谓不自见其眉睫者矣，尚何“明”之“明”而“侧陋”之“扬”哉！《传》云：“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阳氏有才子八人；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於尧。”是高辛氏之子孙当尧之时已传数世而分数族矣，尧安得为高辛之子哉！《传》云：“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後帝不臧，迁阏伯於商丘，迁实沈於大夏。”若尧亲高辛之子，则阏伯、实沈当为尧之兄弟，《传》文何得乃云尔乎！唐、虞以前，未有父子相继为天子者。黄帝之子不继，颛顼之子不继；挚非圣贤也，何以独继喾而帝？《传》云：“少挚之立也，凤鸟至。”则是挚本少氏之名；或者後世传讹而误以为在喾之後因疑为喾之子，未可知也。由是言之，不但尧与稷、契非喾之子，即挚之继喾亦未必然也。且即以《大戴记》之文论之，其《五帝德篇》云：“高辛聪以知远，明以察微，执中而获天下。”然则高辛亦贤圣之君也；乃其立後既不於稷之嫡，又不於尧之圣，独取一庶而不善之挚立之，以致为诸侯所废，尚得为“聪明执中”乎！
△尧有天下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