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文集 - 第 39 页/共 53 页
其开山之祖,则宣城梅文鼎也。杭世骏谓:“自明万历中利玛窦入中国,制器作图颇精密,……学者张皇过甚,无暇深考中算源流,辄以世传浅术,谓古《九章》尽此,于是薄古法为不足观;而或者株守旧闻,遽斥西人为异学。
两家遂成隔阂。鼎集其书而为之说,稍变从我法,若三角比例等,原非中法可该,特为表出;古法方程,亦非西法所有,则专著论以明古人精意。”(杭世骏《道古堂集?梅定九征君传》)文鼎著书八十余种,其精神大率类是,知学问无国界,故无主奴之见。其所创获甚多,自言:“吾为此学,皆历最艰苦之后而后得简易。……惟求此理大显,绝学不致无传,则死且不憾。”
(同上)盖粹然学者态度也。
清代地理学亦极盛。然乾嘉以后,率偏于考古,且其发明多属于局部的。
以云体大思精,至今盖尚无出无锡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上者。魏禧评之曰:“《职方》、《广舆》诸书,袭讹踵谬,名实乖错,悉据正史考订折衷之。此数千百年所绝无仅有之书也。……贯穿诸史,出以己所独见,其深思远识,在语言文字之外。”(魏禧《叔子集?读史方舆纪要叙》)祖禹为此书,年二十九始属稿,五十乃成,无一日中辍,自言:“舟车所经,必览城郭,按山川,稽里道,问关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与从容谈论,考核异同。”
(《读史方舆纪要》自叙)盖纯然现代科学精神也。
清初有一大学者而其学无传于后者,曰大兴刘献廷。王源表其墓曰:“脱身遍历九州,览其山川形势,访遗佚,交其豪杰,观其土俗,博采轶事,以益广其闻见,而质证其所学。……讨论天地阴阳之变、霸王大略、兵法、文章、典制、方域要害,……于礼乐、象纬、医药、书数、法律、农桑、火攻器制,旁通博考,浩浩无涯矣。”(王源《居业堂集?刘处士墓表》)而全祖望述其遗著有《新韵谱》者,最为精奇。全氏曰:继庄(献廷字)“自谓于声音之道,别有所窥,足穷造化之奥,百世而不惑。尝作《新韵谱》,其悟自华严字母入,而参以天竺陀罗尼、泰西腊顶话、小西天梵书,暨天方、蒙古、女真等音,又证之以辽人林益长之说,而益自信。同时吴修龄自谓苍颉以后第一人。继庄则曰,是其于天竺以下书皆未得通,而但略见华严之旨者也。继庄之法,先立鼻音二,以为韵本,有开有合,各转阴阳上去入之五音,——阴阳即上下二平,——共十声,而不历喉腭舌齿唇之七位,故有横转无直送,则等韵重叠之失去矣。次定喉音四,为诸韵之宗,而后知泰西腊顶话,女真国书,梵音,尚有未精者;以四者为正喉音,而从此得半音、转音、伏音、送音、变喉音。又以二鼻音分配之,一为东北韵宗,一为西南韵宗。八韵立而四海之音可齐。于是以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喉音与鼻音互相合,凡得音十;又以有余不尽者三合之,凡得音五;共计三十音为韵父。而韵历二十二位为韵母,横转各有五子,而万有不齐之声摄于此矣。”“又欲谱四方土音,以穷宇宙元音之变,乃取《新韵谱》为主,而以四方土音填之,逢人便可印正。”(全祖望《鲒亭集?刘继庄传》)
盖自唐释守温始谋为中国创立新字母,直至民国7 年教育部颁行注音字母,垂阅千年,而斯业乃成。而中间最能覃思而具其条理者,则献廷也。使其书而传于后,则此问题或早已解决,而近三十年来学者,或可省许多研究之精力。然犹幸而有全氏传其厓略,以资近代学者之取材,今注音字母,采其成法不少,则固受赐多矣。全氏又述献廷关于地理、关于史学、关于宗法之意见,而总论之曰:“凡继庄所撰著,其运量皆非一人一时所能成,故虽言之甚殷,而难于毕业。”斯实然也。然学问之道,固未有成之于一人一时者,在后人能否善袭遗产以光大之而已。彼献廷之《新韵谱》,岂非阅三百年而竟成也哉?献廷尝言曰:“人苟不能斡旋气运,利济天下,徒以其知能为一身家之谋,则不能谓之人。”(王源《墓表》引)其学问大本可概见,惜乎当时莫能传其绪也。
献廷书今存者惟一《广阳杂记》,实涉笔漫录之作,殆不足以见献廷。
同时有太原傅山者,以任侠闻于鼎革之交,国变后冯铨、魏象枢尝强荐之,几以身殉,遂易服为道士。有问学者,则告之曰:“老夫学庄、列者也,于此间诸仁义事,实羞道之。”(全祖望《鲒亭集?傅青主事略》)然史家谓“其学大河以北莫能及者”。(吴翔凤《人史》)
九
综上所述,可知启蒙期之思想界,极复杂而极绚烂。其所以致此之原因
有四:
第一,承明学极空疏之后,人心厌倦,相率返于沈实。
第二,经大乱后,社会比较的安宁,故人得有余裕以自厉于学。
第三,异族人主中夏,有志节者耻立乎其朝,故刊落声华,专集精力以治朴学。
第四,旧学派权威既坠,新学派系统未成,无“定于一尊”之弊,故自由之研究精神特盛。
其研究精神,因环境之冲动,所趋之方向亦有四:第一,因矫晚明不学之弊,乃读古书,愈读而愈觉求真解之不易,则先求诸训诂名物典章制度等等,于是考证一派出。
第二,当时诸大师,皆遗老也。其于宗社之变,类含隐痛,志图匡复,故好研究古今史迹成败,地理厄塞,以及其他经世之务。
第三,自明之末叶,利玛窦等输入当时所谓西学者于中国,而学问研究方法上,生一种外来的变化。其初惟治天算者宗之,后则渐应用于他学。
第四,学风既由空返实,于是有从书上求实者,有从事上求实者。南人明敏多条理,故向著作方面发展。北人朴悫坚卓,故向力行方面发展。
此启蒙期思想发展途径之大概也。
然则第二期之全盛时代,独所谓正统派者(考证学)充量发达,余派则不盛,或全然中绝。其故何耶?以吾所思,原因亦有四:一、颜、李之力行派,陈义甚高,然未免如庄子评墨子所云:“其道大觳”,恐“天下不堪”。(《天下篇》)此等苦行,惟有宗教的信仰者能践之,然已不能责望之于人。颜元之教,既绝无“来生的”、“他界的”观念,在此现实界而惟恃极单纯极严冷的道德义务观念,教人牺牲一切享乐,本不能成为天下之达道。元之学所以一时尚能光大者,因其弟子直接受彼之人格的感化。一再转后,感化力递减,其渐归衰灭,乃自然之理。况其所谓实用之“艺”,因社会变迁,非皆能周于用,而彼所最重者在“礼”。所谓“礼”
者,二千年前一种形式,万非今日所能一一实践。既不能,则实者乃反为虚矣。此与当时求实之思潮,亦不相吻合,其不能成为风气也固宜。
二、吾尝言当时“经世学派”之昌,由于诸大师之志存匡复。诸大师始终不为清廷所用,固已大受猜忌。其后文字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然英拔之士,其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
诠释故训,究索名物,真所谓“于世无患、与人无争”,学者可以自藏焉。
又所谓经世之务者,固当与时消息,过时焉则不适。且治此学者既未能立见推行,则藏诸名山,终不免成为一种空论。等是空论,则浮薄之士,何尝不可剿说以自附?附者众则乱真而见厌矣。故乾嘉以降,此派衰熄,即治史学地理学者,亦全趋于考证方面,无复以议论行之矣。
三、凡欲一种学术之发达,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法。清代考证学,顾、阎、胡、惠、戴诸师,实辟出一新途径,俾人人共循。贤者识大,不贤识小,皆可勉焉。中国积数千年文明,其古籍实有研究之大价值,如金之蕴于矿者至丰也。而又非研究之后,加以整理,则不能享其用,如在矿之金,非开采磨治焉不得也。故研究法一开,学者既感其有味,又感其必要,遂靡然向风焉。愈析而愈密,愈浚而愈深。盖此学派在当时饶有开拓之余地,凡加入派中者,苟能忠实从事,不拘大小,而总可以有所成,所以能拔异于诸派而独光大也。
四、清学之研究法,既近于“科学的”,则其趋向似宜向科学方面发展。
今专用之于考古,除算学天文外,一切自然科学皆不发达,何也?凡一学术之兴,一面须有相当之历史,一面又乘特殊之机运。我国数千年学术,皆集中社会方面,于自然界方面素不措意,此无庸为讳也。而当时又无特别动机,使学者精力转一方向。且当考证新学派初兴,可开拓之殖民地太多,才智之士正趋焉,自不能分力于他途。天算者,经史中所固有也,故能以附庸之资格连带发达,而他无闻焉。其实欧洲之科学,亦直至近代而始昌明,在彼之“文艺复兴”时,其学风亦偏于考古。盖学术进化必经之级,应如是矣。
右述启蒙期竟,次及全盛期。
十
启蒙期之考证学,不过居一部分势力。全盛期则占领全学界。故治全盛期学史者,考证学以外,殆不必置论。启蒙期之考证学,不过粗引端绪,其研究之漏略者,不一而足。——例如阎匿璩之《尚书古文疏证》中多阑入日记信札之类,体例极芜杂。胡渭之《禹贡锥指》,多经济谈,且汉宋杂糅,家法不严。——苟无全盛期诸贤,则考证学能否成一宗派,盖未可知。夫无考证学则是无清学也,故言清学必以此时期为中坚。
在此期中,此学派已成为“群众化”,派中有力人物甚多,皆互相师友。
其学业亦极“单调的”,无甚派别之可特纪。故吾欲专叙一二人,以代表其余。当时巨子,共推惠栋、戴震,而戴学之精深,实过于惠。今略述二人之著述言论及其传授之绪,资比较焉。
元和惠栋,世传经学。祖父周惕,父士奇,咸有著述,称儒宗焉。栋受家学,益弘其业。所著有《九经古义》、《易汉学》、《周易述》、《明堂大道录》、《古文尚书考》、《后汉书补注》诸书。其弟子则沈彤、江声、余萧客最著。萧客弟子江藩著《汉学师承记》,推栋为斯学正统。实则栋未能完全代表一代之学术,不过门户壁垒,由彼而立耳。惠氏之学,以博闻强记为入门,以尊古守家法为究竟。士奇于九经、四史、《国语》、《国策》、楚辞之文,皆能暗诵,尝对座客诵《史记?封禅书》终篇,不失一字。(钱大昕《潜研堂集?惠天牧先生传》)栋受其教,记诵益赅洽。士奇之言曰:“康成三《礼》,何休《公羊》,多引汉法,以其去古未远。……贾公彦于郑注……之类皆不能疏。……夫汉远于周,而唐又远于汉,宜其说之不能尽通也,况宋以后乎!(《礼说》)
此可见惠氏家学,专以古今为是非之标准。栋之学,其根本精神即在是。
其言曰:
“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
余家四世传经,咸通古义。……因述家学作《九经古义》一书。……”(《九经古义?首述》)
惠派治学方法,吾得以八字蔽之,曰:“凡古必真,凡汉皆好。”其言“汉经师说与经并行”,意盖欲尊之使侪于经矣。王引之尝曰:“惠定宇先生考古虽勤,而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焦氏丛书》卷首王伯申手札)可谓知言。栋以善《易》名,其治《易》也,于郑玄之所谓“爻辰”,虞翻之所谓“纳甲”,荀谞之所谓“升降”,京房之所谓“世应”、“飞伏”,与夫“六日七分”、“世轨”诸说,一一为之疏通证明。汪中所谓“千余年不传之绝学”者也。以吾观之,此其矫诬,与陈抟之“河图洛书”有何差别?然彼则因其宋人所诵习也而排之,此则因其为汉人所倡道也而信之,可谓大惑不解。然而当时之人蔽焉,辄以此相尚。江藩者,惠派嫡传之法嗣也,其所著《国朝汉学师承记》,未附有《国朝经师经义目录》一篇,其言曰:“黄宗羲之《易学象数论》,虽辟陈抟、康节之学,而以纳甲动爻为伪象,又称王辅嗣注简当无浮义。黄宗炎之《图书辨惑》,力辟宋人,然不专宗汉学,非笃信之士。……胡胐明(渭)《洪范正论》,虽力攻图书之谬,而辟汉学五行灾异之说,是不知夏侯始昌之《洪范五行传》亦出伏生也。
是以黜之。”
此种论调,最足以代表惠派宗旨。盖谓凡学说出于汉儒者,皆当遵守,其有敢指斥者,则目为信道不笃也。其后阮元辑《学海堂经解》,即以此为标准,故顾、黄、阎、胡诸名著,多见摈焉,谓其不醇也。平心论之,此派在清代学术界,功罪参半。笃守家法,令所谓“汉学”者壁垒森固,旗帜鲜明,此其功也;胶固、盲从、褊狭、好排斥异己,以致启蒙时代之怀疑的精神批评的态度,几夭阏焉,此其罪也。清代学术,论者多称为“汉学”。其实前此顾、黄、王、颜诸家所治,并非“汉学”;后此戴、段、二王诸家所治,亦并非“汉学”。其“纯粹的汉学”,则惠氏一派,洵足当之矣。夫不问“真不真”,惟问“汉不汉”,以此治学,安能通方?况汉儒经说,派别正繁,其两说绝对不相容者甚多,欲盲从其一,则不得不驳斥其他。栋固以尊汉为标帜者也。其释“箕子明夷”之义,因欲扬孟喜说而抑施雠、梁丘贺说,乃云“谬种流传,肇于西汉”。(《周易述》卷五)致方东树摭之以反唇相稽。(《汉学商兑》卷下)然则所谓“凡汉皆好”之旗帜,亦终见其不贯彻而已。故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盖未可知也。
十一
休宁戴震受学江永,其与惠栋亦在师友之间。震十岁就傅,受《大学章句》,至“右经一章”以下,问其塾师曰:“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师应之曰:“此先儒朱子所注云尔。”
又问:“朱子何时人?”曰:“南宋。”又问:“孔子、曾子何时人?”曰:“东周。”又问:“周去宋几何时?”曰:“几二千年。”又问:“然则朱子何以知其然?”师无以应。(据王昶《述庵文钞?戴东原墓志铭》)此一段故事,非惟可以说明戴氏学术之出发点,实可以代表清学派时代精神之全部。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从众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拶,直到尽头处;苟终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此种研究精神,实近世科学所赖以成立。而震以童年具此本能,其能为一代学派完成建设之业固宜。
震之言曰:
“学者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有名之见,其蔽二:非掊击前人以自表暴,即依傍昔贤以附骥尾。……私智穿凿者,或非尽掊击以自表暴,积非成是而无从知,先入为主而惑以终身;或非尽依傍以附骥尾,无鄙陋之心,而失与之等。……”(《东原文集》
答郑用牧书)
“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二语,实震一生最得力处。盖学问之难也,粗涉其途,未有不为人蔽者;及其稍深入,力求自脱于人蔽,而己旋自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