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文集 - 第 36 页/共 53 页

无已，则依比利时、那威等国迎立异邦人为君主使宣誓入籍然后即位之例，但使现皇室能改从汉姓，我国民或许其尸此虚位乎？夫昔代既有行之者矣，北魏考文帝之改拓拔为元氏是也。更有进者，则宪法中规定册立皇后，必选汉族名媛，则数传之后，血统亦既不变矣。吾以为苟用此法，则以视糜千万人之血，以争此土木偶之虚君较为得计。 　　然人心怨毒所中既若此其甚，其可行与否，吾不敢言也。 　　又所谓《宪法信条十九条》者，今已誓庙公布，若能永见实行，则虚君共和基础确立，吾民诚不必与争此虚位。然事定之后，旧朝其肯长此退让，不谋所以恢复其权力乎？ 　　此尽人所不能无疑也。窃以为若万不得已而戴旧朝以行虚君共和制，则迁都实为一最重要之条件。诚有南迁，则民权之确立，庶可期矣。且京师久为首恶之区，非离却之，则政治之改革，终末由奏效也。然此事果能办到乎？即能办到，而吾国民遂能踌躇满志乎？ 　　吾盖不敢言。 　　然则舍现在皇统外，仍有行虚君共和制之道乎？曰：或有一焉。吾民族中有孔子之裔衍圣公者，举国世泽之延未有其比也，若不得已，而熏丹穴以求君，则将公爵加二级，即为皇帝。此视希腊、那威等之迎立外国王子，其事为尤顺矣。 　　夫既以为装饰品，等于崇拜偶象，则亦何人不可以尸此位者？ 　　此或亦无法中之一法耶！虽然，尚有三疑义焉：其一，若非现皇室禅让，则友邦不易承认，而禅让之事，恐不易期。南北相持既久，是否能保国中秩序？秩序既破，干涉是否能免？ 　　其二，孔子为一教主，今拥戴其嗣为一国元首，是否能免政教混合之嫌？是否能不启他教教徒之疑忌？ 　　其三，蒙、回、藏之内附，前此由于服本朝之声威，今兹仍驯于本朝之名公，皇统既易，是否尚能维系？若其不能，中国有无危险？ 　　凡此三者，皆极难解决之问题。其第一、第三项，则无论欲改民主，欲戴衍圣，皆同此患；其第二项，则衍圣所独也。同是戴虚君，而衍圣公不如现皇室者即在此。故曰：现皇室既不能戴，则我国行虚君共和制之望殆绝也。 　　夫民主共和制之种种不可行也既如彼，虚君共和制之种种不能行也又如此，于是乎吾新中国建设之良法殆穷。夫吾国民终不能以其穷焉而弃不建设也，必当思所以通之者。 　　吾思之思，既竭吾才矣，而迄未能断也。吾只能尽举其所见，胪陈利病于国民之前，求全国民之慎思审择而已。夫决定一国建设之大问题，惟全国民能有此权，决非一私人所能为役也。 　　若曰一私人应出其意见，以供全国民之参考乎，则吾待吾再若思有得，乃更以献也。 清代学术概论 《清代学术概论》　　梁启超 　　名著通览 　　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中国历史舞台上，梁启超是一位集政治家与学问家于一身的显赫人物。从戊戌维新到护国战争，他演出过一幕幕有声有色的政治话剧；从万木草堂到清华研究院，他又留下了一篇篇有血有肉的理论著述。 　　《清代学术概论》就是梁启超的一部力作。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生于公元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卒于公元1929 年。少年梁启超聪慧过人，11 岁中秀才，17 岁中举人。1890 年，拜康有为为师，受业于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 　　在康有为的教育熏陶下，梁启超接受了今文经学的思路和学风，又于国学书籍外读了许多由传教士翻译的西学著述，这使他学问大长，眼界大开，由追求功名的少年士子，成长为忧国忧民的维新派志士。1895 年（清光绪二十一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与日本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他悲愤填膺，追随康有为集合18 省千余名举人，上书光绪帝，提出“拒和”、“迁都”、“变法”三项要求。此后，梁启超便走上了职业政治家的道路。1896 年（清光绪二十二年），任《时务报》总撰述，积极鼓吹维新；1897 年（清光绪二十三年），任长沙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培养了林圭、蔡锷等一批出色人才；1898 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奉命进总理衙门查看章奏，直接参与策划新政。 　　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发表大量文章，广泛介绍西学，继续鼓吹改良。其文半文半白，半雅半俗，笔带情感，言甚畅达，呼风吹雨，惊心动魄，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极大的煽动性，因而脍炙人口，风靡一时。但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崛起，他的思想巳渐趋保守。 　　自1905 年（清光绪三十一年）起，梁启超与革命派分别以《新民丛报》和《民报》为阵地，展开持续数年的大论战，其改良主张受到革命派的尖锐批判。 　　同时，他又积极参与策划清末立宪运动，主张以日本和英国的宪政为蓝本，建立中国的君主立宪政体。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于1912 年结束流亡，返回祖国，受到热烈欢迎。1913 年，他被推为进步党领袖，支持袁世凯专权。但当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暴露后，他又毅然参与策动讨袁的护国战争。1917年，梁启超宣布退出政治舞台，开始专门从事学术活动。1918 年底至1920年初，游历欧洲，深受欧陆人文主义影响。自1920 年起，任教于清华研究院，以著述、讲学终其晚年。 　　梁启超学兼中西，才贯古今，文思敏捷，著述甚勤。有人作过统计，他生平之文字，约在1400 万字内外。其著述结集，以林志钧所编《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32 年出版）收录最富，篇幅最大，计40 册，148 卷，900万字。梁启超的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先秦政治思想史》、《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欧游心影录》等。 　　《清代学术概论》，是梁启超于1920 年初旅欧回国后所完成的。当时，蒋方震写了《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请梁启超为之作序。梁启超觉得，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不如取中国历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从中比较彼我短长，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于是，他借题发挥，对比中西文化，对中国近300 年学术史作了一番议论。哪知，下笔不能自休，短短几天功夫，竟成六万言之文，与蒋著的篇幅差不多，只好独立成书，名曰《清代学术概论》。 　　该书先以《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蜕变》为题，连载于1920 年出版的《改造》第3 卷第3 、4 、5 期。1921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后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冰室合集》。1954 年中华书局又用《饮冰室合集》本重印单行本。 　　《清代学术概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突破了传统学术史以“学案”为框架的体例，而以“时代思潮”为主轴来阐述有清一代学术思想。在该书开篇，梁启超即言：“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浸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1954 年版，第1 页。下引该书，只注页码）认为只有从时代思潮入手，才能真正把握住一时代学术思想的本质内容、流变规律和真实价值。这样一种崭新的学术史研究视野，使《清代学术概论》超越了以往的学术史著述，令人耳目一新。 　　《清代学术概论》的另一显著特点，在于通过中西文化比较来揭示清代学术思想的特点。梁启超认为，有清一代二百余年，可以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所谓清代思潮，简而言之，即“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第3页），以“复古”为其基本特征。他说：“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 　　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第6 页）由此可见，清代思潮“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第3 页）。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把清代学术思想的演变划分为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衰落期四个阶段，对各阶段的相互联系、学术成就及其局限进行了深入评析，提出了许多精当的见解。 　　启蒙期的代表人物为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颜元、阎若璩、胡渭、王锡阐、梅文鼎等。他们反对晚明王学的“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空疏学风，在经学、史学、哲学、科学等领域倡导求实求真学风，教学者摆脱宋明儒的羁勒，从而开启了清代学术。梁启超指出：“吾于清初大师，最尊顾、黄、王、颜，皆明学反动所产也。”（第13 页）顾炎武是对于晚明学风作猛烈攻击之第一人，“大声疾呼以促思潮之转捩，则炎武最有力焉”（第8 页）。 　　黄宗羲对近代思想最有影响的著作是《明夷待访录》。书中论道：“由今日观之，固甚普通甚肤浅。然在二百六七十年前，则真极大胆之创论也。”“而后此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第14 页）王夫之“感于明学之极敝而生反动，欲挽明以返诸宋，而於张载之《正蒙》，特推尚焉。其治学方法，已渐开科学研究的精神”。“其言‘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无人欲则天理亦无以发现’，可谓发宋元以来所未发。”（第15 页）颜元“则明目张胆以排程、朱、陆、王，而亦菲薄传注考证之学，故所谓‘宋学’‘汉学’者，两皆吐弃，在诸儒中尤为挺拔，而其学卒不显于清世”。（第16 页）全盛期的主要代表人物为惠栋、戴震。他们又可称为正统派。正统派与启蒙派的区别在于：第一，启蒙派对于宋学，猛烈攻击其一部分，而仍因袭其一部分。正统派则自固壁垒，将宋学置于不议不论之列。第二，启蒙派抱着通经致用的观点，喜言成败得失经世之务。正统派则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正统派的治学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他们的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逸等。对于惠栋，梁启超的评价是：“平心论之，此派在清代学术界功罪参半。笃守家法，令所谓‘汉学’者壁垒森固，旗帜鲜明，此其功也。膠固、盲从、褊狭，好排斥异己，以致启蒙时代之怀疑的精神、批评的态度，几夭阏焉，此其罪也。”（第25 页）对于戴震，梁启超则作了更多的肯定，认为：“《疏证》一书，字字精粹”（第30 页），“其哲学之立脚点，真可称二千年一大翻案。其论尊卑顺逆一段，实以平等精神，作伦理学上一大革命。其斥宋儒之糅合儒佛，虽辞带含蓄，而意极严正。随处发挥科学家求真求是之精神，实三百年间最有价值之奇书也。”（第31 页）梁启超又对此派的治学方法作了总结，指出：“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第45 页）概括起来，这种方法可分为四步：“第一步，必先留心观察事物，觑出某点某点有应特别注意之价值。第二步，既注意于一事项，则凡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系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之。第三步，比较研究的结果，立出自己一种意见。第四步，根据此意见，更从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证据。证据备则勒为定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第45 页） 　　清代学术思想的蜕分期也同时是衰落期，主要代表人物是康有为和梁启超。 　　梁启超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对师友和自己的学术思想作了尤为精彩的评析。对于康有为，他充分肯定了康有为运用今文经学的思路和方法鼓吹变法、倡导改革的历史功绩，称《新学伪经考》“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第56 页），《孔子改制考》、《大同书》“其火山大喷火也，其大地震也”（第57 页）。同时，他又严肃指出了康有为学术思想的局限性，认为：“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第57 页）对于自己，他也能一分为二，指出：“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精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后超平素主张，谓须将世界学说为无制限的尽量输入，斯固然矣。 　　然必所输入者确为该思想之本来面目，又必具其条理本末，始能供国人切实研究之资。此其事非多数人专门分担不能。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及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委靡，非用此种卤莽蔬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虽然，国人所责望于启超者不止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历史上所积之资格，实应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若此人而长此以自终，则在中国文化史上，不能不谓为一大损失也。”（第65 页） 　　他清醒地看到，随着20 世纪初中国历史的巨大变迁，他和他的师友们的思想创造已经过时，认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即生育于此种‘学问饥荒’之环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而已为时代所不容。能这样严肃认真地解剖自己，予以历史的评判和定位，实是不易之论。可以说，这是《清代学术概论》的又一显著特点。 　　《清代学术概论》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总结清代学术思想史的著作。全书论析有清一代学术思想，涉及哲学、经学、史学、考古学、地理学、金石学、文献学、佛学、美术、诗歌、历法、数学、水利等学术领域，而贯之以时代思潮兴盛转承的主线，可谓气势磅礴，思路明晰，有如一气呵成，被后世研究者称为“近代学术史上的一件珍品”①。该书把中国近300 年视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力图从中梳理出中国文化迈向近代的历史进程，更被后世研究者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五四’运动所促成的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意识进一步觉醒的思想表现和学术成果”②。在此基础上，梁启超又于1924 年出版了《清代学术概论》的姊妹篇——《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书的研究对象是一致的，但两书的着重点有所不同。《清代学术概论》篇幅较小，言简意赅，重点在“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篇幅较大，内容充实，重点在“史”。两书相互补充，相互发明，从不同的视角，开拓了中国近300 年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此后，蒋维乔的《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侯外庐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等著述相继问世，使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的研究终成中国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和重点。 　　自序 　　（一）吾著此篇之动机有二。其一。胡适语我：晚清“今文学运动”，于思想界影响至大，吾子实躬与其役者，宜有以纪之。其二，蒋方震著《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新成，索余序，吾觉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乃与约，作此文以代序。既而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脱稿后，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 　　（二）余于十八年前，尝著《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刊于《新民丛报》，其第八章论清代学术，章末结论云：“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特其兴也，渐而非顿耳。然固俨然若一有机体之发达，至今日而葱葱郁郁，有方春之气焉。吾于我思想界之前途，抱无穷希望也。” 　　又云： 　　“有清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饶有科学的精神，而更辅以分业的组织。” 　　又云： 　　“有清二百余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余年之学术，倒卷而缫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谓非一奇异之现象也。此现象谁造之？曰：社会周遭种种因缘造之。” 　　余今日之根本观念，与十八年前无大异同。惟局部的观察，今视昔似较为精密。 　　且当时多有为而发之言，其结论往往流于偏至。——故今全行改作，采旧文者十一二而已。 　　（三）有清一代学术，可纪者不少，其卓然成一潮流，带有时代运动的色彩者，在前半期为“考证学”，在后半期为“今文学”，而今文学又实从考证学衍生而来。故本篇所记述，以此两潮流为主，其他则附庸耳。 　　（四）“今文学”之运动，鄙人实为其一员，不容不叙及。本篇纯以超然客观之精神论列之，即以现在执笔之另一梁启超，批评三十年来史料上之梁启超也。其批评正当与否，吾不敢知。吾惟对于史料上之梁启超力求忠实，亦如对于史料上之他人之力求忠实而已矣。 　　（五）篇中对于平生所极崇拜之先辈，与夫极尊敬之师友，皆直书其名，不用别号，从质家言，冀省读者脑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