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文集 - 第 38 页/共 53 页
故凡炎武所著书,可决其无一语蹈袭古人。其论文也亦然,曰:“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极诣。”(《日知录》十九)又曰:“君诗之病在于有杜,君文之病在于有韩欧。有此蹊径于胸中,便终身不脱‘依傍’二字”。(《亭林文集?与人书十七》)观此知摹仿依傍,炎武所最恶也。
二曰博证。《四库全书》“日知录提要”云:“炎武学有本原,博赡而能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牴牾者少。”此语最能传炎武治学法门。全祖望云:“凡先生之游,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即发书而对勘之。”
(《鲒亭集?亭林先生神道表》)盖炎武研学之要诀在是,论一事必举证,尤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证备然后自表其所信。其自述治音韵之学也,曰:“……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谐其韵。……”(《音论》)此所用者,皆近世科学的研究法。乾嘉以还,学者固所共习,在当时则固炎武所自创也。
三曰致用。炎武之言曰:“孔子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故曰:“载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愚不揣,有见于此,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时之务者,一切不为。”(《亭林文集?与人书三》)彼诚能践其言。其终身所撰著,盖不越此范围。其所谓“用”者,果真为有用与否,此属别问题。要之,其标“实用主义”以为鹄,务使学问与社会之关系增加密度,此实对于晚明之帖括派、清谈派施一大针砭。清代儒者以朴学自命以示别于文人,实炎武启之。最近数十年以经术而影响于政体,亦远绍炎武之精神也。
五
汪中尝拟为《国朝六儒颂》,其人则昆山顾炎武、德清胡渭、宣城梅文鼎、太原阎若璩、元和惠栋、休宁戴震也。其言曰:“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河洛矫诬,至胡氏而绌。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为攻古文者,阎氏也。专言汉儒《易》者,惠氏也。凡此皆千余年不传之绝学,及戴氏出而集其成焉。”(凌廷堪《校礼堂集》“汪容甫墓志铭”)其所推挹盖甚当,六君者洵清儒之魁也。然语于思想界影响之巨,则吾于顾、戴之外,独推阎、胡。
阎若璩之所以伟大,在其《尚书古文疏证》也。胡渭之所以伟大,在其《易图明辨》也。汪中则既言之矣。夫此两书所研究者,皆不过局部问题,曷为能影响于思想界之全部?且其中又不免漏略芜杂,为后人所纠者不少。
——阮元辑《学海堂经解》,两书皆摈不录。——曷为推尊之如是其至?吾固有说。
《尚书古文疏证》,专辨东晋晚出之《古文尚书》十六篇及同时出现之孔安国《尚书传》皆为伪书也。此书之伪,自宋朱熹、元吴澄以来,既有疑之者。顾虽积疑,然有所惮而莫敢断。自若璩此书出而谳乃定。夫辨十数篇之伪书,则何关轻重?殊不知此伪书者,千余年来。举国学子人人习之,七八岁便都上口,心目中恒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历代帝王,经筵日讲,临轩发策,咸所依据尊尚。毅然悍然辞而辟之,非天下之大勇,固不能矣。自汉武帝表章六艺、罢黜百家以来,国人之对于六经,只许征引,只许解释,不许批评研究。韩愈所谓“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若对于经文之一字一句稍涉疑议,便自觉陷于“非圣无法”,蹙然不自安于其良心,非特畏法网、惮清议而已。凡事物之含有宗教性者,例不许作为学问上研究之问题。一作为问题,其神圣之地位固已摇动矣!今不唯成为问题而已,而研究之结果,乃知畴昔所共奉为神圣者,其中一部分实粪土也,则人心之受刺激起惊愕而生变化,宜何如者?盖自兹以往,而一切经文,皆可以成为研究之问题矣。
再进一步,而一切经义,皆可以为研究之问题矣。以旧学家眼光观之,直可指为人心世道之忧。——当时毛奇龄著《古文尚书冤词》以难阎,自比于抑洪水驱猛兽。光绪间有洪良品者,犹著书数十万言,欲翻阎案,意亦同此。
——以吾侪今日之眼光观之,则诚思想界之一大解放。后此今古文经对待研究,成为问题;六经诸子对待研究,成为问题;中国经典与外国宗教哲学诸书对待研究,成为问题;其最初之动机,实发于此。
胡渭之《易图明辨》,大旨辨宋以来所谓《河图》、《洛书》者,传自邵雍。雍受诸李之才,之才受诸道士陈抟,非羲、文、周、孔所有,与《易》义无关。此似更属一局部之小问题,吾辈何故认为与阎书有同等之价值耶?
须知所谓“无极”、“太极”,所谓《河图》、《洛书》,实组织“宋学”
之主要根核。宋儒言理,言气,言数,言命,言心,言性,无不从此衍出。
周敦颐自谓“得不传之学于遗经”,程朱辈祖述之,谓为道统所攸寄,于是占领思想界五六百年,其权威几与经典相埒。渭之此书,以《易》还诸羲、文、周、孔,以《图》还诸陈、邵,并不为过情之抨击,而宋学已受“致命伤”。自此,学者乃知宋学自宋学,孔学自孔学,离之双美,合之两伤。(此胡氏自序中语)自此,学者乃知欲求孔子所谓真理,舍宋人所用方法外,尚别有其途。不宁唯是,我国人好以“阴阳五行”说经说理,不自宋始,盖汉以来已然。一切惑世诬民汨灵窒智之邪说邪术,皆缘附而起。胡氏此书,乃将此等异说之来历,和盘托出,使其不复能依附经训以自重,此实思想之一大革命也。
欧洲19 世纪中叶,英人达尔文之《种源论》,法人雷能之《耶稣基督传》,先后两年出版,而全欧思想界为之大摇,基督教所受影响尤剧。夫达尔文自发表其生物学上之见解,于教宗何与,然而被其影响者,教义之立脚点破也。
雷能之传,极推挹基督,然反损其信仰者,基督从来不成为学问上之问题,自此遂成为问题也。明乎此间消息,则阎、胡两君之书,在中国学术史上之价值,可以推见矣。
若论清学界最初之革命者,尚有毛奇龄其人,其所著《河图原舛篇》、《太极图说遗议》等,皆在胡渭前,后此清儒所治诸学,彼亦多引其绪。但其言古音则诋顾炎武,言《尚书》则诋阎若璩,故汉学家祧之不宗焉。全祖望为《毛西河别传》,谓“其所著书,有造为典故以欺人者,有造为师承以示人有本者,有前人之误已经辨正、尚袭其误而不知者,有信口臆说者,有不考古而妄言者,有前人之言本有出而妄斥为无稽者,有改古书以就己者”。
祖望于此诸项,每项举一条为例,更著有《萧山毛氏纠缪》十卷。平心论之,毛氏在启蒙期,不失为一冲锋陷阵之猛将,但于“学者的道德”缺焉,后儒不宗之宜耳。
同时有姚际恒者,其怀疑精神极炽烈,疑《古文尚书》,疑《周礼》,疑《诗序》,乃至疑《孝经》,疑《易传》十翼。其所著“诸经通论”未之见,但其《古今伪书考》,列举经史子部疑伪之书共数十种,中固多精凿之论也。
六
吾于清初大师,最尊顾、黄、王、颜,皆明学反动所产也。顾为正统派所自出,前既论列,今当继述三子者。
余姚黄宗羲,少受学于刘宗周,纯然明学也。中年以后,方向一变,其言曰:“明人讲学,袭语录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更滋流弊,故学者必先穷经。然拘执经术,不适于用,欲免迂儒,必兼读史。”
(《清史?黄宗羲传》)又曰:“读书不多,无以证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全祖望?《鲒亭集?黄梨洲先生神道碑》)大抵清代经学之祖推炎武,其史学之祖当推宗羲。所著《明儒学案》,中国之有“学术史”自此始也。又好治天算,著书八种,全祖望谓“梅文鼎本《周髀》言天文,世惊为不传之秘,而不知宗羲实开之”。其《律吕新义》,开乐律研究之绪。其《易学象数论》,与胡渭《易图明辨》互相发明。其《授书随笔》,则答阎若璩问也。故阎、胡之学,皆受宗羲影响。其他学亦称是。
清初之儒,皆讲“致用”,所谓“经世之务”是也。宗羲以史学为根柢,故言之尤辩。其最有影响于近代思想者,则《明夷待访录》也,其言曰:“后之为君者,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有君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为寇雠,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不当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窥伺。”(《原君》)
又曰:
“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而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夫非法之法,前王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创之,后王或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坏之,坏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创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也。……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原法》)
此等论调,由今日观之,固甚普通甚肤浅,然在二百六七十年前,则真极大胆之创论也。故顾炎武见之而叹,谓“三代之治可复”。而后此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钞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
清代史学极盛于浙,鄞县万斯同最称首出。斯同则宗羲弟子也。唐以后之史,皆官家设局分修,斯同最非之,谓:“官修之史,仓猝成于众人,犹招市人与谋室中之事。”(钱大昕《潜研堂集?万季野先生传》)以独力成《明史稿》,论者谓迁、固以后一人而已。其后斯同同县有全祖望,亦私淑宗羲,言“文献学”者宗焉。会稽有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学识在刘知几、郑樵上。
衡阳王夫之,生于南荒,学无所师承,且国变后遁迹深山,与一时士夫不相接,故当时无称之者。然亦因是戛戛独有所造,其攻王学甚力,尝曰:“‘侮圣人之言’,小人之大恶也。……姚江之学,横拈圣言之近似者,摘一句一字以为要妙,窜入其禅宗,尤为无忌惮之至。”(《俟解》)又曰:“数传之后,愈徇迹而忘其真,或以钩考文句,分支配拟为穷经之能,仅资场屋射覆之用,其偏者以臆测度,趋入荒杳。”(《中庸补传衍》)遗书中此类之论甚多,皆感于明学之极敝而生反动,欲挽明以返诸宋,而于张载之《正蒙》,特推尚焉。其治学方法,已渐开科学研究的精神,尝曰:天下之物理无穷,已精而又有其精者,随时以变,而皆不失于正。但信诸已而即执之,去何得当?况其所为信诸己者,又或因习气,或守一先生之言,而渐渍以为己心乎!”(《俟解》)
夫之著书极多,同治间金陵刻本二百八十八卷,犹未逮其半。皆不落“习气”,不“守一先生之言”。其《读通鉴论》、《宋论》,往往有新解,为近代学子所喜诵习。尤能为深沉之思以绎名理,其《张子正蒙注》、《老子衍》、《庄子解》,皆覃精之作,盖欲自创一派哲学而未成也。其言“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无人欲则天理亦无从发现”(《正蒙注》),可谓发宋元以来所未发。后此戴震学说,实由兹衍出。故刘献廷极推服之,谓:“天地元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广阳杂记》二)其乡后学谭嗣同之思想,受其影响最多,尝曰:“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仁学》卷上)尤可注意者,《遗书》目录中,有《相宗络索》及《三藏法师八识规矩论赞》二书(未刻)。在彼时以儒者而知治“唯识宗”,可不谓豪杰之士耶?
七
顾、黄、王、颜,同一“王学”之反动也,而其反动所趋之方向各不同。
黄氏始终不非王学,但是正其末流之空疏而已。顾、王两氏黜明存宋,而顾尊考证,王好名理。若颜氏者,则明目张胆以排程、朱、陆、王,而亦菲薄传注考证之学,故所谓“宋学”、“汉学”者,两皆吐弃,在诸儒中尤为挺拔,而其学卒不显于清世。
博野颜元,生于穷乡,育于异姓,饱更忧患,坚苦卓绝。其学有类罗马之“斯多噶派”。其对于旧思想之解放,最为彻底,尝曰:“立言但论是非,不论异同。是,则一二人之见不可易也;非,则虽千万人所同,不随声也。
岂惟千万人,虽百千年同迷之局,我辈亦当以先觉觉后觉,竟不必附和雷同也。”(钟錂著《颜习斋
言行录?学问篇》)
其尊重自己良心,确乎不可拔也如此。其对于宋学,为绝无闪缩之正面攻击,其言曰:“予昔尚有将就程朱、附之圣门支派之意。自一南游,见人人禅子,家家虚文,直与孔门对敌,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为孔孟与程朱判然两途,不愿作道统中乡愿矣。”《李塨著《颜
习斋先生年谱》卷下)
然则元之学之所以异于宋儒者何在耶?其最要之旨曰:“习行于身者多,劳枯于心者少。”(《年谱》卷下)彼引申其义曰:“人之岁月精神有限,诵说中度一日,便习行中错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存学编》论讲学)又曰:“宋儒如得一路程本,观一处又观一处,自喜为通天下路程,人亦以晓路称之,其实一步未行,一处未到。”(《年谱》卷下)
又曰:“诸儒之论,在身乎?在世乎?徒纸笔耳。则言之悖于孔孟者坠也,言之不悖于孔孟者亦坠也。”(《习斋记余?未坠集序》)又曰:“譬之于医,有妄人者,止务览医书千万卷,熟读详说,以为予国手矣,视诊脉制药针灸为粗不足学。书日博,识日精,一人倡之,举世效之,岐、黄盈天下,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死相接也。”(《存学编?学辩一》)又曰:“为爱静空谈之学久,必至厌事。厌事必至废事,遇事即茫然,故误人才败天下事者宋学也。”(《年谱》卷下)又曰:“书本上见,心头上思,可无所不及,而最易自欺欺世。不特无能,其实一无知也。”(《言行录》卷下)其论学宗旨大率类此。
由此观之,元不独不认宋学为学,并不认汉学为学,明矣。元之意,盖谓学问绝不能向书本上或讲堂上求之,惟当于社会日常行事中求之。故其言曰:“人之认读者为学者,固非孔子之学;以读书之学解书,并非孔子之书。”
(《言行录》卷下)又曰:“后儒将博学改为博读博著。”(《年谱》卷下)
其所揭橥以为学者,曰《周礼》大司徒之“乡三物”。——一,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而其所实行者尤在六艺。故躬耕、习医、学技击、学兵法、习礼、习乐,其教门人必使之各执一艺。“劳作神圣”之义,元之所最信仰也。其言曰:“养身莫善于习动,夙兴夜寐,振起精神,寻事去做。”
(《言行录》卷上)曰:“生存一日当为生民办事一日。”(《年谱》卷下)
质而言之,为做事故求学问,做事即是学问,舍做事外别无学问,此元之根本主义也。以实学代虚学,以动学代静学,以活学代死学,与最近教育新思潮最相合。但其所谓实、所谓动、所谓活者,究竟能免于虚静与死否耶?此则时代为之,未可以今日社会情状绳古人矣。
元弟子最著者,曰李塨,曰王源,皆能实践其教。然元道太刻苦,类墨氏,传者卒稀,非久遂中绝。
八
我国科学最昌明者,惟天文算法,至清而尤盛。凡治经学者多兼通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