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杂俎 - 第 15 页/共 18 页
建安杨文敏家藏书甚富，装潢精好，经今二百年，若手未触者。余时购其一二。有郑樵《通志》及二十一史，皆国初时物也。余时居艰，亟令人操舟市得之，价亦甚廉。逾三月，而建宁遭阳侯之变，巨室所藏尽荡为鱼鳖矣。此似有神物呵护之者。今二书，即百金索之，海内不易得也。
胡元瑞书，盖得之金华虞参政家者。虞藏书数万卷，贮之一楼，在池中央，小木为彳勺，夜则去之，榜其门曰：“楼不延客，书不借人。”其后子孙不能守，元瑞啖以重价，绐令尽室载至，凡数巨舰，及至，则曰：“吾贫不能偿也。”复令载归。虞氏子既失所望，又急于得金，反托亲识居间，减价售之，计所得不十之一也，元瑞遂以书雄海内。王元美先生为作《酉室山房记》然书目竟未出，而元瑞下世矣，恐其后又蹈虞氏之辙也。
书所以贵宋板者，不惟点画无讹，亦且笺刻精好；若法帖然。凡宋刻，有肥、瘦二种；肥者学颜，瘦者学欧。行款疏密，任意不一，而字势皆生动。笺古色而极薄，不蛀。元刻字稍带行，而笺时用竹，视宋纸稍黑矣。国初用薄绵纸，若楚、滇所造者，其气色超元匹宋，成弘以来，渐就苟简，至今日而丑恶极矣！
宋时刻本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今杭刻不足称矣，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板，楚、蜀之刻，皆寻常耳。闽建阳有书坊，出书最多，而板纸俱最滥恶，盖徒为射利计，非以传世也。大凡书刻，急于射利者，必不能精，盖不能捐重价故耳。近来吴兴、金陵，蹈此病矣。
近时书刻，如冯氏诗纪，焦氏类林，及新安所刻庄、骚等本，皆极精工，不下宋人，然亦多费校雠，故舛讹绝少。吴兴凌氏诸刻，急于成书射利，又悭于倩人编摩其间，亥豕相望，何怪其然？至于《水浒》、《西厢》、《琵琶》及《墨谱》、《墨苑》等书，反覃精聚神，穷极要眇，以天巧人工，徒为传奇，耳目之玩，亦可惜也！
近来闽中稍有学吴刻者，然止于吾郡而已。能书者不过三五人，能梓者亦不过十数人。而板苦薄脆，久而裂缩，字渐失真，此闽书受病之源也。
内府秘阁所藏书甚寥寥，然宋人诸集，十九皆宋板也。书皆倒摺，四周外向，故虽遭虫鼠啮而中未损，但文渊阁制既庳狭，而牖复暗黑，抽阅者必秉炬以登。内阁老臣无暇留心及此，徒付还钥于中翰涓人之手，渐以汨没，良可叹也。吾乡叶进卿先生当国时，余为曹郎获借钞得一二种，但苦无佣书之资，又在长安之日浅，不能尽窥东观之藏，殊为恨恨耳。
王元美先生藏书最富，二典之外，尚有三万余，其它即墓铭朝报，积之如山。其考核该博，固有自来，汪伯玉即不尔。岂二公之学，有博约之分耶？然约须从博中来，未有闻见寡陋，而藉口独引者。新安之识，固当少逊琅琊耳。近时则焦弱侯、李本宁二太史皆留心坟素，毕世讨论，非徒为书簏者。余与二君皆一交臂而失之，未得窥其室家之好也。
昭武谢伯元，一意搜罗，智力毕尽。吾郡徐兴公独耽奇僻，骊牝皆忘。合二家架上之藏，富侔敌国矣。吾友又有林志尹者，家贫为掾，不读书而最耽书，其于《四部》篇目皆能成诵，每与俱入书肆中，披沙见金，触目即得，人弃我取，悉中肯綮，兴公数年之藏，十七出其目中也。
常有人家缃帙簇簇，自诧巨富者。余托志尹物色之，辄曰无有。众咸讶之。及再核视，其寻常经史之外，不过坊间俗板滥恶文集耳，鼋羹炙，一纸不可得也。谓之无有，不亦宜乎？夫是之谓知书。
《春秋》以后，宇宙无经矣，班固以后，宇宙无史矣。经之失也，词繁而理舛，史之失也，体驳而事杂。故词以载理，理立于词之先，则经学明矣；体以著事，事明于体之中，则史笔振矣。疏注不足以翼经，而反累经者也；《实录》不足以为史，而反累史者也。
淮阴侯之用兵，司马子长之文章，王右将军之作字，皆师心独引，纵横变化，无不如意，亦其天分高绝，非学力可到也。淮阴驱市人而使之战，囊沙背水，拔帜木罂，皆人意想所不到之境，而卒以成功。司马子长，大如《帝纪》、《六书》，小至货殖、刺客、龟策、日者，无不各极其致，意之所欲，笔必从之；至伯夷、屈原诸传，皆无中为有，空外为色，直游戏三昧耳。今之作史，既无包罗千古之见，又无飞扬生动之笔，只据朝政家乘，少加润色，叙事惟恐有遗，立论惟恐矛盾，步步回顾，字字无余，以之谀墓且不堪，况称史哉？
班固之不及子长，直是天分殊绝，其文采学问，固不让也。然史之体裁，至扶风而姓备。譬之兵家，龙门则李广，扶风则程不识耳。
《史记》不可复作矣，其故何也？《史记》者，子长仿《春秋》而为之，乃私家之书，藏之名山，而非悬之国门者也；故取舍任情，笔削如意，它人不能赞一词焉。即其议论，有谬于圣人，而词足以自达，意有所独主，知我罪我，皆所不计也。至班固效颦笔，已为人告发，召诣秘书，令作《本纪》、《列传》，以汉臣纪汉事，所谓御史在前，执法在后者，即有域外之议，欲破拘挛之见，已兢兢不保首领是惧矣。司马温公作《通鉴》，详慎，久而未成，人即有飞语谤公，谓利得餐钱，故尔迟迟，公遂急于卒业，致五代事多潦草繁冗。傍观小人之掣人肘如此，纵有子长之才，安所施之？太史公与张汤、公孙弘等皆同时人，而直书美恶，不少贬讳。传司马季主而抑贾谊、宋忠，至无所容封禅书，备言武皇迷惑之状，如此等书，今人非惟不能作，亦不敢作也。
董狐之笔，白刃临之而不变；孙盛阳秋，权凶怒之而不改；吴竞之书，宰相祈之而不得；陈之纪事，雷电震其几而不动容：如是者，可以言史矣。
余尝为人作志传矣，一事不备，必请益焉；一字未褒，必祈改焉，不得则私改之耳。尝预修《郡志》矣，达官之祖父，不入名贤不已也；达官之子孙，不尽传其祖父不已也。至于广纳苞苴，田连阡陌，生负秽名，死污齿颊者，犹娓娓相嬲不置，或远布置以延誉，或强姻戚以祈求，或挟以必从之势，或示以必得之术，哀丐不已，请托行之；争辩不得，怒詈继焉。强者明掣其肘，弱者暗败其事。及夫成书之日，本来面目，十不得其一二矣。嗟夫，郡乘若此，何有于国史哉？此虽子长复生，亦不能善其策也。
王荆公作《字说》，一时从风而靡，献谀之辈，竞为注解，至比之《六经》，今不复见矣。但以介甫之聪明自用，其破碎穿凿之病固所不免，而因之尽废其书，亦非也。凡古人之制字，自必有说，岂苟然而成者？若以荆公为非，则许氏《说文》固巳先之矣；若不穿凿附会，引援故实，必得古人之意而止，其不可解者阙之，即不敢比《六经》，未可谓非经之翼也。
字有六义：指事、象形、会意者，正书也，可解者也；谐声、转注、假借者，书之变也，不必解者也。如江之从工，海之从每，知其声之相近而已，必解其何以从工，何以从每，则凿也。天下之事，有本浅者，不宜深求之；本易者，不宜难求之；本俗者，不宜文饰之。盖不独一字说为然也。荆公若知此意，必不坏宋国家矣。
郑夹嚏六书略凡二万四千二百三十五字，而谐声者二万一千三百四十一，则谐声居十分之九矣，而欲一一说之，可乎？
切字有三十六字母，相传司马温公作也，其中有一音而两母者，如群、溪、彻、床等字，盖因平声有清浊故，不得不为两母。余常谓：加一母，不如加一声。凡字，以五声切之，如通、同、统、痛、突之类，则凡同母者，可以尽废。又切平声者，当分清浊二音：如风字宜作方空切，今俱作方凭切，则逢字也：冯字宜作符同切，今云符风，则丰字也。此类甚多，盖俗人但知拘沈约韵，漫取韵中一字切之，不知施之上、去、入则可，平声自有二种，不可混而为一也。
切字之法，余七八岁时，一闻即悟；及长以语人，有学数年而竟不知者。故谓此书在悟者，即为筌蹄，而不悟者，何殊嚼蜡？废之可也。
道书以一卷为一Ψ，Ψ音轴。今人即谓之卷，非也。佛书以一章为一则，又谓一缚。缚，古绢字，亦卷字通用耳。
今天下读书不识字者固多，而目前寻常之字，误读者尤多。其于四声之中，上、去二声，极易混淆。所以然者，童蒙之时，授书塾师，皆村学究，讹以传讹，及长则一成而不可变，士君子作数篇制义取科第，其于经籍，十九束之高阁矣，谁复有下帷究心者？即有一二知其非，而一传众咻，世亦不见信从也。故欲究四声之正者，当于子弟授书之时，逐字为之改正，然与世俗不谐，骇人耳目，人反以为侏亻离矣。如上、下、动、静等字，皆当从上声，人有不笑之者乎？
韩昌黎诗云：“阿买不识字，颇知书八分。诗成使之写，亦足张吾军。”夫世岂有不识字而能书者？抑昌黎之所谓识字，非世人之泛然记忆巳也。汉儒之训诂，极其宏博，而独称子云识字，至使四方学者，载酒以问，此其学岂浅鲜者？唐王起于世间字，所不识者，惟《八骏图》中数字，则识字良亦不易。而昌黎之诗，动用僻字、古韵，至今，千世之下读之尚不尽识，何况阿买也？
吴孙休为四子作名字，皆取难犯。л（湾）字曰м（迄），{臾}（觥）字曰о（贤），■（莽）字曰р（举），■（褒）字曰■（拥），此与八骏图中离（泰）{刀ぁ}（丙）二字相类，亦好奇之过矣。唐武后命宗楚后制十二字：（照）、■（天）、■（地）、■（日）、囝（月）、□（星）、■（君）、ы（臣）、■（除）、■（载）、■（年）、缶（正）。而见它书者又有■（人）、重（证）二字。南汉刘岩制Ζ（俨）字为名，效颦转甚。余观《余冬序录》载宋人有{不长}（矮）、{不食}（斋）、■（稳）、{大坐}（稳）、亻小（弱）、{不大}（勒）、{不生}（终）、{不行}（腊）大（大）、{石山}（勘）、闩（■）、氽（游）、{水人}（没）、<门人>（吓）、<毛口>（胡）、{此十}（惯）等字，盖俚俗之谈，杜撰以成字耳，岂六书之正哉？今人俗字有夯（和切朗）、歪（和切乖）、{田女}（少）、{钦手}（钦去声）、找（爪）、帮（榜声平）、牮（箭）、芏（苦）等字，然多见之俗牒耳。余观《海篇》直音中所载，视《说文》不啻百倍，盖人以意增减之，无非字者，恐将来字学从此益淆乱矣。
《乐善录》载：“赵韩王病，遣道士上章，神以巨牌示之，浓烟罩其上，但末有火字。赵闻之，曰：‘此必秦王庭美也’。”余按美字从羊，从大，非火也。岂神明亦不识字耶？其为后人附会无疑。
杨用修最称博识，亦善杜撰，而刘夫人碑中，亻岁、<辶去>二字，及酒官牌中■字皆不识。余谓古今传记中难字固亦有限，而释、道二藏中，恐即遍观未能尽识，至于近代《篇海》直音，偏傍上下，类以意增触而长之，无复穷极。非《六书》之正，何以能识？即识之亦无用也。
《说文》太略，而《海篇》太繁，沈约《韵书》疏漏益多，惟当以十三经、二十一史合释、道二藏，汇而订之，奇而难识者即注见某书，一切杜撰者悉去之，其于同文之治未必无裨也。
余在山东行部，沂州有毛阳<辶水>，检司懵然不识，问胥曹，曰：“音山。”归检字书皆无之，因考史中《郡国志》有奇字者附于此，有虑（音庐夷）、茬平（今为茌省）、巳阝（音忌）、<工虫>（音贡）、■题（■莎，古字）、县阝（若么反）、力（力音）、<幸瓜>（执音）、夫阝（音夫）、存阝马阝（音孱骂）、朴■（音蒲圜）、彳示氏（精音权）、讠丹邯（讠丹音男）。而■（渊）、鄄（绢）、{执皿}（周）、（至）人亦多不识也。
《东轩笔录》载：王沂公命王耿按陈绛事至中书，立命进熟。进熟不知何物？以意度之，似是具呈之义。
博古而不通今，一病也。钩索奇僻，而遗弃经史，二病也。《孟子》之文，每一议论，必引书或《诗》以证之；今人为文，旁探讴谚，而不知引经，是为无本之学矣。
博学而不能运笔，天限之也，陆澄、刘杳是也；高才而苦无学术，人弃之也，戴良、李贺是也。然以才胜者，患其斤也，可以陶铸；若徒书厨经库，吾末如之何也已。
焦弱侯谓今之读书者不识句读，皆由少年不经师匠，因仍至此，其论甚快，因举数事。如“至大至刚，以直点尔何如，讲事以度轨”等语，文义皆胜旧，但李彦平读《礼记》一段，余未敢从。盖“男女不杂坐”自为句，至“不同巾栉”为句，“不亲授”自为句。今以“不同”属上句，虽无害，而“巾栉不亲授”则不通矣。“男女授受不亲”，何独巾栉哉？至四书九经中句读当改易者尚多。如“卒为善，（句）士则之’；履帝武敏，（句）歆攸介攸止。”若此之类尚多，未易枚举也。
少时读书，能记忆而苦于无用；中年读书，知有用而患于遗忘。故惟有著书一事，不惟经自己手笔，可以不忘，亦且因之搜阅简编，遍及幽僻，向所忽略，今尽留心，败笥蠹简，皆为我用。始知藏书之有益，而悔向来用功之蹉跎也！
余自八九岁即好观史书，至于乱离战争之事，尤喜谈之，目经数过，无不成诵；然塾师所授不过编年节要，《纲鉴》、《要略》而已，后乃得《史记》、《汉书》及《朱子纲目》读之，凡三四过，然止于是而已，最后得二十一史，则已晚矣；然幸官曹郎冷局，得时时卒业也。
汉光武好图谶，至用三公，亦以《谶书》决之，尹敏遂因其缺而增之，曰君无口为汉辅，帝虽责之而竟不罪也。《谶书》，今世所禁不知作何状，亦不知何人所作。但堪舆家常引谶语，附会吉地，以为谶地，亦竟不知其所从出，强半杜撰之词耳。今世所传有推背图，相传李淳风所作。以古帝王世次，其间先后错乱，云是宋太祖欲禁之不可，乃命取而乱其序并行之，人见其不验，遂弃去。然多验于事后，虽知之何益？圣人所谓“百世可知者”，岂是之谓哉？
东汉至三国，罕复名者，莽禁之也。秦以前复名盖寡，然侨如、无忌、去疾之类，往往见于经史。而二名不偏讳之义，三代已有之，则亦何尝以复名为非也？王莽矫诬，遂著为禁令。至讽匈奴亦上书更名，可笑甚矣。乃其法亦行之二百余年，何耶？今时则复者十七，亦以岁久人繁，易于重犯故耳。且使子孙不偏讳，未为不可也。
周公谨《癸辛杂识》载先圣初名兵，已乃去其下二笔，此事并无所出。按先圣因母祷于尼丘而生，故名丘，字仲尼，岂有名兵之事？诞妄甚矣。
古之命名者，不以郡国，不以山川，不以鸟兽恶疾，然亦有不尽然者，即周公子已名禽，宣尼子已名鲤矣。此盖为人君言之也。人君之名当使人难知而易避，不然者，则当申临文不讳之令。夫减损点画，犹之可也，至并其音而更之，使千古传袭，恬不知改，若庄光之为严光，玄武之为真武也，可乎？
宋时避君上之讳最严，宋板诸集中，凡嫌名皆阙不书。如英宗名曙，而署树皆云嫌名，不知树音原不同曙也。钦宗名桓，而完亦云嫌名，不知完音原不同桓也。仁宗名祯，而贞观改作正观。魏徵改作魏证，不知徵、祯不同音也。又可怪者，真宗名恒，而朱子于书中有恒独不讳，不知其解。或以亲尽而祧耶？至于胤义二名，其不讳宜矣。
陶谷原姓唐，因避石晋讳而改。真德秀原姓慎，因避孝宗讳而改。夫以君父一时之讳，而更祖宗百代之氏，不孝孰甚矣？陶不足责也，而西山大儒乃为此耶？
宋人高自夸诩，毁誉失实，如韩、范二公，将略原非所长；元昊、跳梁二公，心力俱惫尚不能支，而乃有西贼破胆之谣。王安石刚愎自用，乱天下国家，其罪不在蔡京，童贯之下，而引入名臣之列。张浚志大才疏，丧师辱国，刘琨、殷浩之俦也，而盛称其恢复之功，比之诸葛武侯。及其叔季，如杨龟山、魏了翁者，空言谈道，岂真有拨乱匡时之略，而犹惜其不见任用，宁非啖名之过哉？吾谓宋之人物，若王沂公、李文正、司马温公之相业，寇莱公、赵忠定之应变，韩魏公之德量，李纲、宗泽之拨乱，狄青、曹玮、岳飞、韩世忠之将略，程明道、朱晦庵之真儒，欧阳永叔、苏子瞻之文章，洪忠宣、文信国之忠义，皆灼无可议，而且有用于时者，其它瑕瑜不掩，盖难言之矣。
《易》之卦，以众君子而去一小人，在决之而已，故谓之。宋当元丰、元之时，君子多而小人寡，乃议论不断，自相矛盾，使小人得乘间而进；及其败也，反谓熙宁之祸，吾党激成之。譬之贼势猖獗，主将首鼠，致败而反咎力战者，以为挑衅生事，不亦愚之甚哉？
性有善恶之言，未甚失也，而《孟子》力排之；《反经》合道之言，未甚失也，而宋儒深非之，皆矫而过正矣。古之行权者，如汤、武之放伐，伊霍之迁易，周公之诛管、蔡，孔子之见南子，何尝不与经相反？经者，权之对也，不反则不为权矣。然反而合道，不失其经，《易》所谓“万物暌而其事类”者也，此语何足深非，又何必抵死与辩耶？
宋儒若明道、晦庵皆用世之真才也，虽有迂阔，不失其高，下乎此者，不敢知也。如朱子论周益公云：“如今却是大承气证，却下四君子汤，虽不为害，恐无益于病。”即此数语，朱之设施可知矣。伊川见人主折柳条，便欲禁制之，说书时颜色庄严，俨以师道自处，此即子弟如是教之，亦苦而不入，况万乘之主哉？陆秀夫于航海之日，负十岁幼主，而日书《大学衍义》以讲，不知何为？近于迂而愚矣。圣人之谈道，皆欲行于世也。《大学》说明德，便说新民；《中庸》说中和，便说位育；孔子一行相事，便坠三都，诛少正卵，更无复逡巡道学之气；颜渊问为邦，孔子便以四代礼乐告之，何当又以克巳复礼，使之教百姓耶？宋儒有体而无用，议论繁而实效少，纵使诸君子布满朝端，亦不过议复井田封建而已，其于西夏、北辽，未必便有制驭之策也。
唐虞三代君臣之相告语，莫非危微精一之训。彼其人皆神圣也，故投之而即入，受之而不疑。下乎此者，便当纳约自牖。就其聪明之所及而启迪之，如教子弟然。夫子于颜、曾，不绝克复一贯之训，而于伯鱼，不过学《诗》学《礼》而已，因其材也。故主有所长，则就其长而扩之；主有所短，则就其短而翼之。时当治平，则当陈润色之略；时值丧乱，则当先救正之方。使之明白而易晓，简易而可行，求有益于世而已。宋人守其所学，必欲强人主以从已。若哲、徽、宁、理，皆昏庸下愚之资，而哓哓以正心诚意强聒之，彼且不知心意为何物，诚正为何事。若数岁童蒙，即以左、国、班、马读之。安得不厌弃也？
事功之离学术，自秦始也，急功利而焚诗书；学术之离事功，自宋始也，务虚言而废实用。故秦虽霸而速亡，功利之害也；宋虽治而不振，虚言之害也。
甚矣，宋儒之泥也。贬经太过者，至目《春秋》为烂朝报；信经太过者，至以《周礼》为周公天理烂熟之书。不知《春秋》非孔子不能作，而《周礼》实非周公之书也。至欧阳永叔以系词非孔予之言，抑又甚矣。
古人五十服官，六十悬车，其间用世者才十年耳。夫以十年之久，而欲任天下事，扬历诸艰，无乃太骤乎？噫，古之人论定而后官之，非官而后择也。随才授官，终于其职，无序迁例转也。夫人各举其职官，各得其人，十年之间，治定而功成矣。今之仕者，议论繁多，毁誉互起，循资升降，既不胜其患得患失之心。任意雌黄，又难当夫吠形吠声之口。历官半世，而尺寸未闻；立身累朝，而夷跖不定：是用世之具与官人之术，两失之也。
今之仕者，宁得罪于朝廷，无得罪于官长；宁得罪于小民，无得罪于巨室。得罪朝廷者，竟盗批鳞之名；得罪小民者，可施弥缝之术。惟官长、巨室，朝忤旨而夕报罢矣，欲吏治之善，安可得哉。
古人相者，病于怙权；今之相者，病于无权。其病均也，然宁以怙权而易相，无以抑相而废权。相者，下天子一等耳。以天下之重，兆民之众，而责之一相，不假以权，权将安施哉？尧拔舜于亩亩之中，诛四凶，进元恺，惟其所为耳。下此即桓公之于仲父，昭烈之于武侯，符坚之于王猛，犹然也。而国治民安，天下万世不以为非，自末代君臣，上疑其下，下亦自疑，既不能择其贤否，又不能毕其才用，天子既从中沮之，群臣又从旁挠之，求安其身，不可得也。何暇治天下哉？
上世之人，善善长而恶恶短。中古之人，善恶相半。至于今日，则众人之所誉，不能当一人之所毁也；百行之尽善，不能当一节之少瑕也。誉者不以为贤，而毁者必以为不肖也；善者不过一时之揄扬，而瑕者遂为终身之口实也。有始誉而终毁之者，未闻既毁而肯誉之者也；有始贤而后言其改节者，未闻始不肖而后许其自新者也；有闻人过而终身毁之者，未有闻人善而终身服之者也。噫！其亦末世之民也已。
进贤退，不肖，均也。论其等分，则进贤宜多于退不肖。如人之养生，进粱肉之时多，而下药石之时少也。今之荐贤者，则谓之市恩，谓之植党。即不然，亦以为循故事，塞人望而已。至于攻击丑诋，不遗余力，秽行俚言，累累薄纸，初若令人怒发冲冠，不可忍耐，久亦习以为常矣。不但言人者颦笑都不由中，而被其言者，亦恬不以介意矣。噫，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臣子比肩立朝，而令寻常得恣口污蔑之，其究也，使人顽不知耻，而砥砺之道丧矣。且也人不复以指摘为羞，则言者愈轻；言者愈轻，则听者愈无所适从，而大贪巨驵，潜入其中，不复之能辨矣。为国家虑者，不能不为之三叹也。
汉阴丈人闻桔槔之说则忿然作色，谓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师金语子夏以桔槔，则谓人之所引，非引人者也。故俯仰而不得罪于人，均一桔槔也，在人引之则为机心，在从人所引，则可免罪，今之人，引人者乎？抑为人所引者乎？不可不辨也。
●卷十四 事部二
人之难知也，圣人犹然，叹今之取士也，以文章，而纸上之谈，不足凭也。程官也以功状，而矫诬之绩，不足信也。采之于月旦，而沽名者进矣；核之于行事，而饰诈者售矣。居家而道学者，大盗之薮也；居官而建言者，大奸之托也。呜乎！世安得真才而用之。
乱世之奸雄，其才必足以自文；贪得之鄙夫，其术必足以自固。故干纪济恶者，皆世所谓才士也；吮痈舐痔者，皆世所称善人也。
任大臣，则当略其小过；用大才，则当宽其小疵。以吏事责三公，非礼貌之体也；以二卵弃干城，非驾驭之术也。
告令烦者，官必茸；礼数多者，人必险陂；议论繁者，事必无成；言语躁者，学必不固。
郡县之间，功令琐屑，故外宦不若内宦之逸也；朝廷之上，事体掣肘，故内事不如外事之办也。故旅进旅退，与世浮沉，则金马门尽可避世全身。如欲建尺寸之竖，上有实政，而下蒙实惠，则非外吏不可。
台谏虽以风闻言事，然轻以赃私，污人名节，则过矣。纵使有而发其阴私，已非厚道，况以传闻暧昧之事，或爱憎毁誉之口，而妄加诬蔑乎？宋人小说载台谏当上殿，未有题目，五更不寐，平生新旧，一一上心，有乡人来访，延款殷勤，而翌日即上弹章者，乃知此风，其来已久。
从来仕宦法罔之密，无如本朝者。上自宰辅，下至驿递巡宰，莫不以虚文相酬应。而京官犹可，外吏则愈甚矣。大抵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胥曹，而胥曹之所奉行者，不过已往之旧牍，历年之成规，不敢分毫逾越。而上之人既以是责下，则下之人亦不得不以故事虚文应之；一有不应，则上之胥曹，又乘其隙而绳以法矣。故郡县之吏，宵旰竭蹶，惟日不足，而吏治卒以不振者，职此之故也。
上官莅任之初，必有一番禁谕，谓之通行。大率胥曹剿袭旧套以欺官，而官假意振刷，以欺百姓耳。至于参谒有禁，馈送有禁，关节有禁，私讦有禁，常例有禁，迎送有禁，华靡有禁，左右人役需索有禁，然皆自禁之而自犯之，朝令之而夕更之。上焉者何以表率庶职？而下焉者何以令庶民也？至于文移之往来，岁时之申报，词讼之招详，官评之册揭，纷沓重积，徒为鼠蠹，薪炬之资，而劳民伤财，不知纪极，噫、弊也久矣！
唐、宋以前，不禁本地人为官，如朱买臣即为会稽太守。宋时蔡君谟，莆人，而三仕于闽。我国家惟武弁及广文不禁，其外则土官与曲阜令耳，然亦不闻以乡曲故，法令不行也，不知文职何故禁之？永乐中，邵圮以浙人巡按两浙，则知国初尚无此禁也。南赣开府，兼制闽、广，然蒙慎以广人，余从祖杰以闽人，皆尝为之。蒙不知云何，从祖当时已有称不便者。一二骄恣家奴且挟势不避监司矣，不如引嫌之为愈也。又河道总督制及浙西，而潘季驯以浙西人为之，每行文移于监司守令，常有格不行者。古法之不可行于今，此其一端也。
地方若省冗官，十可去其二三。居官若省冗事，十可去其六七。京师之民最繁杂，事最猥琐，而官常有余闲者，虚文省也。只以人命一事言之，京师有杀人者，地方报之，巡城御史行兵马司相视其情真者，即了矣。有疑不决，然后行正官检视，狱成上疏，下之法司，一谳而毕矣。外藩则不然，地方报县，先委尉簿相视，情真而后申府。府有驳，再驳而后申道。道有驳，再驳而后详直指。其间一检不已，再检不已，比至三检，所报分寸稍异，又行覆检，遂至有数县官会问者，数司理会问者，数太守会问者；而两造未服，争讼求胜，自巡抚中丞，直指使者，藩臬之长，守巡二道，隔邻监司，纷然批行解审。及至狱成，必历十数问官，赴十数监司，而上人意见不一，好作聪明必吹毛求疵，驳问以炫已长。迨夫招成不变，而死者已过半矣。况转详又有京驳审录，又有矜疑恤刑，至部又纷纷告辩，卒有元凶未正典刑，而中正亲属相望告毙者。至于官徇私而曲断，吏受赇而寝阁，优柔不断者，动必经年，迁转不常者概行停止，其害又难以枚举也。嗟夫！一事如此，他事可知。故不省虚文，而望事集民安，此必无之事也。
国家于刑狱一途，倦倦留意，不啻三谳五覆，而往往有负屈以死者。如往岁荷花之冤，甚与宋墨庄所载沉香事相类。此皆初问之官不能用心细察而草草下笔，其后遂一成而不可变耳。又有人作聪明，专以平反为能者。如山西赵思诚，初任莱州司理，雪一冤狱得名，拜谏议，后出为监司，一应强盗杀人之狱，皆以为诬，悉纵之，此则以意为轻重者也。
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应笞一百者止九十七，杖亦如之。此虽仁心，亦近于戏矣。我国家绞之上有斩，有凌迟，而自流罪以下，有《大诰》者减一等，盖当时颁《大诰》于天下，欲人人习之故也。后世相仍，一概减等，而遇热审尺恤刑之期，又减一等。每岁决狱，多时降旨停免，故以诖误，陷大辟者多老死园土中，此亦法中之仁也。
为守令者，贪污无论，已上者，高谈坐啸，而厌薄簿书，此一病也。次者，避嫌远疑，一切出内，概不敢亲，此亦一病也。而上之人，其疑守令甚于疑胥役，其信奸民甚于信守令，一切钱谷出入，俱令里役自收，而官不得经手，此何里役皆伯夷，而守令尽盗跖也？事有违道以干誉者，莫此为甚焉。
为令者有八难：勤瘁尽职，上不及知，而礼节一疏，动取罪戾，一也；百姓见德，上未必闻，而当道一怒，势难挽回，二也；醇醇闷闷，见为无奇，而奸驵蜚语，据以为实，三也；凋剧之地，以政拙招尤，荒僻之乡，以疏逖见弃，四也；上多所喜，多见忌于朋侪，小民所天，每见仇于蠹役，五也；茧丝不前，则责成捆至，苞苴不入，则蒌菲傍来，六也；宦成易怠，百里半于九十，课最易盈，衔蹶伏于康庄，七也；剔奸厘弊，难调驵侩之口，杜门绝谒，不厌巨室之心，八也。至于郡守礼貌稍殊，白黑难溷，虽百责攸萃，数令稍易，然时有漏纲于吞舟，而负冤于覆瓿者，此仲翔、敬通所为仰天长叹也。
监司之臧否属吏，盖亦难矣。粉饰者见赏，则暗修者弗庸；迎合者受知，则骨梗者蒙弃；搏击者上考，则长厚者无称；要结者得，则孤立者无誉；畔援者承旨，则寒微者自疏。至于资格一定，则舍豺狼而问狐狸；意见稍偏，则盼夜光而宝燕石。故下吏之受知长官，有难于扣九阍者。昔王荆公为幕职，读书达旦，犹不为韩魏公所知，况其他乎？
宋刘亻冉为陕州参军，居官贫甚；及归，卖所乘马为粮，跨驴而归。魏野赠以诗云：“谁似甘棠刘法掾，来时骑马去骑驴？”及真宗封禅，求野著作，得此诗，即拜亻冉为京官。噫，今之小官如亻冉者，难矣。然不可谓无其人也。但送行之诗，多浮其实，有如野之不阿所好乎？而贝锦一成，泣血剖心，上人终不见信，如宋真宗者，今监司千万中无一人也。
古人长官之待僚幕，真如父子兄弟，绝无崖岸之隔。如晋时庾亮登楼，共诸从事踞床啸傲，桓宣武直入谢太傅室中，至为狂司马所逼，入内避之。然此犹远事也。宋欧阳公在西京幕职，与诸名士终日游山，时钱思公为守，至携酒，遣歌伎迎劳，何尝稍以势分自居，而亦何尝失时废事也？今太守二千石下，视丞判司理已如雕之挟兔，而琐屑脂韦之辈，趋承唯诺，惟恐不及，虽云同寮，已隔若殿陛矣。况上而藩臬，又上而部使者乎？上下相临，俨若木偶，鱼贯而进，蒲伏而退，其有赐清坐，假颜色者，即诧以为国士之遇矣，敢与之抗是非，争可否哉？礼文进退之节，平反出入之间，一失其意，朝白简而夕报罢矣。故仕路相戒：“天子之逆鳞易犯。而上官之意指难违。”古人所谓善事上官，无失名誉者，亦有激其言之也。
藩司之职，即行中书省之别名也。臬司则汉之刺史，宋之提刑也。但昔之权重可以巡历黜陟，二千石以下皆得易置。国朝自有巡按御史之设，而提刑之权轻矣。其分司于外者，虽时一举行，不过循袭故事耳。其后以藩司分辖各郡为分守，臬司辕者为分巡。盖藩臬之长，以地遥不能周知。而岁时复有祝厘入觐之役。迁徙事变之故，非分司不足用也。自万历壬辰以后，天听稍高，铨补之牍，不时得请，藩臬十七空署，事多兼摄，而民愈不便矣。
宋枢密使最尊，其事权、礼遇与宰相等。当时文事出中书，武事出枢密，谓之两府。国朝兵部，仅在六卿之列，而永、宣之朝，大司马如马公文升、刘公大夏，时与辅臣同参密议，盖虽与相臣有间，而其权亦与冢宰埒矣。但既为宰相，自当兼管文武，乃与枢密分权，此宋制之失也。
六卿之序，唐则吏、礼、兵、民、刑、工，贞观改吏、礼、民、兵、刑、工。宋初以吏、兵、户、刑、工、礼为坎，至神宗始定吏、户、礼、兵、刑、工，盖用《周礼》之序也。今虽沿宋制，而清贵之秩，吏之下则礼，礼下则兵，兵下则工，工下则户，户下则刑，至于都察院，虽居六卿之下，而权势与吏部埒。百年以前，尚无定序，今则一成而不可变矣。
太祖诛胡惟庸后，罢丞相不复设，而以九卿分治，凡事可否，听自上裁，当时岂有内阁，及票本之事哉？永乐初，以万机多故，于词臣中选数人入阁办事，军国重事，面与商确，而当时九卿，亦召预议，不独阁臣也。其后稍倦勤，遂令票拟以进，习以为常。三杨当英庙之初，主少国疑，权由已出，天下遂以相名归之，而实非也。夫以大学士为相，则学士不过词林殿阁之职，秩止五品，非相也；如以处百僚之上，则其尊多由兼官，或六卿，或宫保，非本等职业也。票拟不过幕宾记室之任，可否取自朝廷，何权之有？而其后如分宜、江陵之为者，如猾吏之市权，窃之也，非真权也。唐、宋宰相，礼绝百寮，坐中书堂行事，自九卿而下，进见皆省吏高唱，鞠躬而入揖；及进茶，皆抗声赞喝。待制以上，见则直言某官，皆于席南横设百官之位，不迎不送。其尊如此，黜陟予夺，无一不自己出。如申屠嘉廷辱邓通，苏良嗣笞薛怀义，赵普按诛陈利用，韩琦立召任守忠，此宰相之权也。今之权皆已散而归之大小九卿，而阁臣之门欲笞一人而无{楚}，每日坐容膝之地，晨入酉出，啄息不休，退居邸第，丞郎皆与抗礼，迎送仆仆，安在其为宰相也？但去天尺五，呼吸可通，大小万几，悉经心目，上之礼眷，殊于百辟，于是人始以为天下事无一不由阁臣定者，而不知阁臣票拟悉据九卿之成案，不敢增一毫意见，不敢逾尺寸成规者也。夫无宰相之实而冒宰相之名，不能行宰相之事而天下必责以宰相之业，故今之为阁臣者，亦难矣。愚尝谓永熙宣弘之朝。若三杨刘谢等。得君行道，言听谏从，是以阁臣而做宰相之功业者也。嘉、隆以来，若分宜、新郑、江陵等，广布爪牙，要结近侍，是以阁臣而假天子之威福者也。至于今日，主上神圣威福，既不可窃，而上下否隔，功业又不可就，且议论繁多，动辄掣肘，其不以身为射的，则幸矣。救死之不赡，而何暇治天下哉？
史称姚崇为救时之相，夫救时之相岂易得哉？世衰道微，主德不聪，奸究潜伺，几务业脞，百姓流亡，即以伊、周处此，亦不过成得救时二字耳。相之治国，如医之治病也。其人强壮无疾，则教以珍摄保养，无所事事之方；若病势已深，急当治标，虽有卢、扁，亦必针石汤炙之剂；可谓其非神医，而仅为救病之医哉？宋儒敢为高论，而轻薄世务，乃于干戈云扰之际，犹以正心诚意之说进，譬之垂绝之人，教以吐纳隳引之方，足以速其死而已矣。
三代而下，只得救时之相为上策。何者？主非神圣，人非结绳，与其高谈性命，而无益于用，不如救偏补弊，随事干蛊，为有实效也。如张良当楚、汉之际，孔明辅偏安之国，李泌立革命之朝，司马光处变革之日，其所经画设施亦不过视其所急而先之，故卒能反乱为治，功成事举，使四君子者处三代之盛时，岂不能陈王道，兴礼乐或？而不尽用其所长者，其时势非也。故曰：“识时务者，在乎俊杰。夫尧、舜之知，不过知所先务耳；知先务者，救时之相也。
才足以拨乱者，多鸷而自用；量足以镇俗者，多懦而无为。抱苦节之贞者，必褊于容众；具通达之识者，或昧于礻是躬。诸葛武侯外综军旅，内和人民，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开诚布公，集思广益，举世之所难者，而皆兼之，三代以下，一人而已矣。
寇莱公为相，用人多不以例，曰：“若用例，则胥吏足矣，何名宰相？”此格言也。天子既以进贤退不肖之权寄之宰相与冢宰矣，若复事事拘例，人人循资，又恶用进退之权为也？近来文罔既密，奸弊亦多，藩臬外吏以下，一切论俸，而铨选之时，置签抽掣，防弊之典，可谓至公至慎矣，而于用人之道则未也。
古之为相及冢宰者，其于天下贤才，尽在胸中，故可以不用例。今之冗员既多，事几亦繁，大小九列之外，不复知其人矣。至于铨选猥杂，尤极不得不循资例。但掣签之法，终不可传后世，况其中弊窦，亦自不少也。
管仲之生，诚不如召忽之死，然一匡九合，尊主庇民之绩，百召忽无为也。平勃之谲，诚不及王陵之戆，然乘机定乱，反吕为刘之功，虽百王陵无为也。圣人于管仲，不责其死，而惟取其功，其心之恕，论之平如此，而宋儒乃责平勃，以不争责王魏以事仇。使平勃废王魏死，汉、唐无文、景贞观之治，此政孔子所谓匹夫匹妇之为谅者也。又云：“济大事者，当以狄仁杰为法。”夫仁杰之法，政得之平勃者也；既以王陵为正，又以仁杰为法，俗语所谓“要吃杨梅，又怕齿酸；不吃杨梅，又怕口干”者也，其无定见甚矣。
才禀于天，不可学而至也；量成于人，可学而至也。故大臣当以德量为先，德量不足，即有周公之才，之美，亦不足观。如宋王临川，近代张江陵，其才非不绝世，然愎而自用，褊而寡容，其行事必自以为是，而人莫敢矫其非，故王终误国，而张竟覆宗，所系非细故也。国朝夏忠靖原吉，识量不减韩魏公，人尝问公：“量可学乎？”公曰：“何为不可？吾少时遇犯者必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之自熟，殊无相校意，即大事亦不动矣。故圣人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忍于小者，所以成其大也。”
处世须是耐烦，而居官尤甚。上自公卿，下至守令，但能耐烦，便有识量，着一急性者不得，盖事多在忙中错也。至于读书交友，当户涉世，无不皆然。不惟涵养德性，亦足占后来之造就。使憧憧往来，卤莽裂灭之人，即读书亦不能咀嚼意味。作事交友，必且有始无终，孔子所谓无恒之人也。况于居官举动，食息不得自由，不如意事，举目皆是。若以忿帽躁竞之心处之，惟有投河赴海而已。噫，此虽人世之不古，亦宇宙缺陷世界宜尔也，故士必知命而后能乐天。
《易》曰：“吉人之词寡，张释之谓周勃、张相如两人，言呐呐不出诸口。然言语者，心之华也，未有无学术，无识见而能言者。以孔门而独宰予、子贡居言语之科，言亦何容易哉？子产有词，诸侯赖之，词之不可以已也。盖春秋、战国时，其习尚已然矣。其后仪、秦、首轸之流，皆以一言取卿相，然观其立谈之顷，析军国之大计，察海内之情形，如指诸掌，此虽非圣门之言语，而其苦心考究，捭阖推测，有后世宿儒所不能及者，其难尤倍蓰之矣。自晋一变为清谈，言始不适于用，宋一变为道学，其言又皆糟魄刍狗，而不可听，则又何贵于言哉？
三代之人必习为词命，童子入小学则教以应对，盖赫蹄未兴，赤牍未削，一切利害事宜皆面陈而口宣之，故必其平日学问该博，事机熟透，猝至而应，莫不合宜。如今人上一疏，投一书，不知经几筹画，费几改窜，或假手他人，或剿袭旧语，犹自诧以为奇，而况于立谈之顷乎？吾读史至子产之对晋人，张禄之说秦王，毛遂之定楚从，蔡泽之感应侯，樊将军数羽之言，淮阴侯筑坛数语，匆匆旁午之时，答辩如响，皆成文章，而见事定计，发必破的，若庖丁解牛，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有余地者，其亦可谓命世之才也已。自汉以后，惟孔明见先主，立定三分之计，姚元之马首倥偬，以十事要明皇，此皆修词决策，预定于平日者也。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及天章阁召问，皇恐不能对，退而上书，词之难也甚矣。
古人不作寒暄书，其有关系时政及彼己情事，然后为书以通之，盖自是一篇文字，非信手苟作者。如乐毅复燕昭王，杨恽报孙会宗，太史公复任少卿，李陵与苏中郎，千载之下，读其言，反覆其意，未尝不为之潸然出涕者，传之不朽，良有以也。下此鲁连之射聊城，已坠纵横之咳唾；邹阳之上狱书，不过幽愤之哀词。君子犹无取焉，况其他乎？自晋以还，始尚小牍，然不过代将命之词，叙往复之事耳。言既不文，事无可纪。而或以高贤见赏，或以书翰为珍，非故传之也。今人连篇累牍，半是颂德之谀言，尺纸八行，无非温清之俚语，而灾之梨枣，欲以传后，其不知耻也亦甚矣。
近时文人墨客，有以浅近之情事而敷以深远之华，以寒暄之套习而饰以绮之语，甚者词藻胜而谆切之谊反微，刻画多而往复之意弥远，此在笔端游戏，偶一为之可也，而动成卷帙，其丽不亿。始读之若可喜，而十篇以上，稍不耐观，百篇以上，无不呕哕矣。而啖名俗子，褒然千金享之，吾不知其解也。
王安石立新法，引用小人，卒致宋室南渡，其祸烈矣。而其初不过起于执拗之一念，盖《孟子》所谓讠也讠也之声音颜色，距人于千里之外者，当时亦但以快一时之意，而不虞其害之至此极也。近来名公清贞苦节，天下想望其风采，及其得位行事，动与世龃龉而不相入，乃其自信愈笃，而人之攻之也日益甚，终不能安其位而去，虽诋诃者太过，而亦有以自取之也。
顾佐为都御史，疾恶如仇，百僚莫敢闯其居者，待漏朝房，至比邻十余室无人声，其风采可想见，然似亦过矣。近代如海瑞在留都总宪，诸御史不敢私市一物，卒之日，布被萧然而已，其清而狷，其天性也。然抚金陵时，所行过当者甚多，下弗堪也。亦有必不可行者。每官舫行，限以拽夫十五名而止，一日行部，入浅河，舟胶中流，数日不能前。迎送之禁既严，廪既俱绝，不得已自发白镪，雇舁者，乃得行。其在南吏部日，中道有诉冤者，辄受其词，归行之司属。司属以非职掌，不受也。行之法司，法司以非通政司所准，不受也，乃取而焚之。其苛碎类若此。然海公精力干办，尚能必行其意，后人效之，一步不可行，而物议沸矣。
唐、宋百官，入朝皆乘马，宰相亦然。政和间以雨雪泥滑，特许暂乘轿，自渡江后，俱乘轿矣。盖江南轿多马少故也。国朝京官，三品以上方许乘轿，三五十年前，郎曹皆骑也。其后因马不便，以小肩舆代之，至近日遂无复乘马者矣。晋江李公为宗伯时严禁之，然终以不便，未久即复故。盖乘马不惟雇马，且雇控马持杌者反费于肩舆，不但劳逸之殊已也。
国初进士皆步行，后稍骑驴。至、弘、正间，有二三人共雇一马者，其后遂皆乘马。余以万历壬辰登第，其时郎署及诸进士皆骑也。遇大风雨时，间有乘舆者，迄今仅二十年，而乘马者，遂绝迹矣，亦人情之所趋。且京师衣食于此者殆万余人，非惟不能禁，亦不必禁也。
宋赵清献公有《御试日记》一卷，盖嘉六年御试进士，公时为右司谏，与贾直孺、范贯之皆充编排官，所记自二月二十六日起，至三月初九日止。驾幸考校所者二，幸覆考所者四，幸详定所者二，幸编排所者一。虽上巳、寒食休暇之辰，孜孜不废训敕，劳赐茶果酒肴，无日无之。当时仁宗在御已四十年，而犹慎重勤若此，亦足见作人之盛心，有终之懿轨矣。国朝御试进士，惟以三月十五日，而十八日传胪，二十二日谢恩，故事，上皆视殿。自永陵之末，高拱不出，近日遂习以为常矣。至于撤御膳，赐考试官，则间一行之。如嘉靖之壬戌，隆庆之辛未，万历之癸丑，是时慈溪、江陵、福清三公皆受主眷最隆，故有殊典，非例也。
唐时进士及第，醵金为曲江之会，即于同年中选最年少者二人为探花，使世谓之探花郎。今以一甲第三为探花，不知起于何时。而以第二为榜眼，其名尤俗。宋时及第，不拘人数，遇非常恩泽，有一榜尽赐及第者，亦有随意唱一甲至三百二名方止者。放进士，至五甲而止，本朝止于三甲。而一甲入史馆，二甲授六曹，三甲出为郡县，其迥别不啻云泥。然故同籍之谊，寝以衰薄矣。
唐时进士，榜出后，便往期集院，醵金宴赏，于中请一人为录事，二人为探花，其他主宴、主乐、主酒、主茶之类，皆同年分掌之，广征名伎，穷搜胜境，无日不宴。至曲江大会，先牒教坊，奏请天子，御紫云楼以观，长安士女，倾都纵观，车马填咽，公卿之家，率以是日择婿焉。盖不惟见声名文物之盛，丰亨熙豫之景，亦以人臣起韦布，登青云，故慎重其事，以诱掖奖劝之也。今里中儿入泮宫，补弟子员，犹箫鼓旌旗，ピ赫闾里，而登第之日，俨列而进，分队而退，客邸萧然，亲朋嘿坐，桂玉莫惜，征责捆集，而当事者，动欲禁谕之，约束之，稍涉轻肥，便滋物议，此于士子之动心忍性不为无裨，而国家右文宾兴之大典亦稍轻矣。譬之贫家娶妇，合卺未毕，遽令造饭缉麻，一不当意，声色相加，此虽教妇之道，而非摄盛之礼也。
唐时举进士，自状元以下，皆以势力游扬得之。以摩诘之才，不难作梨园子弟，以干公主；及其末也，裴思谦紫衣怀阉竖之刺，求状元及第，而试官不敢违，奔竞之风，于斯极矣。武陵之荐杜牧，黄裳之访尹枢，虽怜才之盛心，而终非公慎之懿矩也。至于宋而渐密矣，然犹有玉山之援故人，子瞻之私方叔也。至国朝而禁令益严，二百年来，法度之至公至慎者，独此一途耳。
唐时士子入试，皆遍谒公卿，投贽行卷；主司典试，亦必广访名流，旁搜寒。如王起放榜，先问宰相所欲；沈绚主春闱，承其母命，与宗人及第；牛庶锡贽卷，萧昕要令首拔；至于郑薰错认颜标，虽被冬烘之诮，亦不失为激劝之盛心也。宋初举人被黜者，犹得击登闻鼓声冤。上命重试必多见收，当时谓之还魂秀才，盖其法纲犹宽，疑议亦少，至国朝而禁令之严极矣。迨夫近日，则投刺及门，皆为请谒；知名识面，尽成罪案；上之防士，如防夷虏；而旁观之伺主司，如伺寇盗，举荡平正直之朝，化为羊肠荆棘之路；以登贤<页>俊之典，变为防奸明刑之狱；虽士习之渐靡有以致，然而刻核太过，于拔茅连茹之初心，亦稍悖矣。
洪武丁丑，会试天下，进士已定，因所取多南人，士论不服，始命重试，取韩忠克等。而先中者，及考官刘三吾等，皆得罪。弘治己未会试，程敏政典试，给事中华昶劾其鬻题与徐经、唐寅等，及揭晓，林廷玉又论之，于是命李东阳重阅，而黜经、寅等十余人，敏政亦坐罢归。今万历庚戌，汤宾尹为房考，越房取韩敬为第一，言官论之不已，但终无左证，韩与汤皆坐褫职。而场中越房取者尚有十七人，言者并及之，于是行原籍，取所中朱卷，会九卿台省覆阅之，然俱无他故，不能深入也。此事盖三见矣，而庚戌为甚。盖议论纷纭不一，越三四年，始定其中十七人，盖多知七人名士云。
宋初进士科法制稍密，执政子弟，多以嫌，不令举进士，有过省而不敢就殿试者。庆历中王伯庸为编排官，其内弟刘原父廷试第一，以嫌自列，降为第二。今制惟知贡举典试者，宗族不得入，其它诸亲不禁也。执政子弟擢上第者，相望不绝，然顾其公私何如耳。杨用修作状头，天下不以为私也，至江陵诸子，文皆假手他人，而相联登高第，可乎？万历癸未，苏工部浚入闱，取李相公廷机为首卷，二君盖同笔研、桑梓，至相善也。然苏取之而不以为嫌，李魁天下而人无间言，公也。庚戌之役，汤庶子宾尹素知韩太史敬，拔之高等，而其后议论蜂起，座主门生皆坐褫职。夫韩之才，诚高而汤之，取未为失人，但心迹难明。卒致两败俱伤，亦可惜也。然科场之法，自是日益多端矣。
国家取士，从郡县至乡试，俱有冒籍之禁，此甚无谓。当今大一统之朝，有分土，无分民，何冒之有？即夷虏戎狄，犹当收之，况比邻州县乎？且州县有土着人少，而客居多者，一概禁之，将空其国矣。山东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商亦籍也，往年一学使苦欲逐之，且有祖父皆预山东乡荐，而子孙不许入试者，尤可笑也。余时为司理，力争之始解。世庙时，会稽章礼发解北畿，众哄然攻之，上问：“何谓冒籍？”具对所以。上曰：“普天下皆是我的秀才，何得言冒？”大哉王言，足以见天地无私之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