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杂俎 - 第 13 页/共 18 页
人食巴豆则泻，鼠食巴豆则肥，神仙食巴豆则死。盖仙家炼气皆用倒升泥丸之法。故云：“顺则成人，逆则成仙。”巴豆下气，而荡涤脏腑，开通闭塞者也，故不利于仙。然使真仙，水火可入，岂一巴豆所能破哉？
药中有孩儿茶，医者尽用之，而不知其所自出。历考《本草》诸书，亦无载之者。一云：出南番中，系细茶末，入竹筒中，紧塞两头，投污泥沟中，日久取出，捣汁熬制而成。一云：即是井底泥炼之，以欺人耳。番人呼为乌爹泥，又呼为乌叠泥。俗因治小儿诸疮，故名孩儿茶也。
昔临川一士人家婢有罪，逃入深山中，见野草枝叶可爱，拔其根，啖之，久而不饥；夜宿大树下，闻草中动，以为虎，惧而上树避之；及晓，下平地，然凌空，若飞鸟焉。如是数岁，家人采薪见之，捕之不得，乃以酒饵置往来路上，婢果来食，食讫，遂不能去，与俱归，指所食之草，视之，乃黄精也。夫人岂必尽有仙骨，但能服食灵药，便可长生矣。彼山麋、野鹤，寿皆千岁，岂必修道炼形哉？惟不食烟火耳。
山药原名薯蓣，以避宋英宗讳，改名山药。其种亦多。今闽中以山谷中所生，大如掌者，为薯；而以圃中生，直如槌者，为山药。不知原一种而强分之也。
肉苁蓉，产西方边塞上堑中，及大木上。群马交合，精滴入地而生。皮如松鳞，其形柔润如肉。塞上无夫之妇，时就地淫之。此物一得阴气，弥加壮盛，采之入药，能强阳道，补阴益精。或作粥啖之，云令人有子。
《夷坚志》载：僧有病噎死者，剖其胃，得虫，诸药试之皆不死。时方治蓝，戏以蓝汁浇之，即化为水。然蓝不独治噎，兼治瘟疫，及解百毒，杀诸虫。唐张延赏在蜀，有从事为斑蜘蛛所螫，头项肿如数升碗，几不救。张出数千缗，募有能疗之者。一游僧自云能，张命试之，遂取蓝汁一碗，取蜘蛛投之，困不能动；又别捣蓝汁，加麝香末，更取蜘蛛投之即死；又更取蓝汁麝香，复加雄黄末和之，取一蜘蛛，投即化为水。张与宾从皆异之，遂令传患处，不两日平复如常。故今治大头瘟毒者多用之。
唐河东裴同父患腹痛，不可忍，临终，语其子曰：“吾死，可剖腹视之。”同从命，得一物，如鹿脯条，悬之，乾久如骨。一客窃而削之，文彩焕发，遂以为刀把子。一日割三棱草饲马，其把悉消为水，归以问同，具言其故。今腹病者服三棱草多愈，此与蓝汁治噎虫同也。
迎春也，半夏也，忍冬也，以时名者也；刘寄奴也，徐长卿也，使君子也，王孙也，杜仲也，丁公藤也，蒲公英也，以人名者也；鹿跑草也，淫羊藿也，麋衔草也，以物名者也；高良、常山、天竺、迦南，以地名者也；虎掌、狗脊、马鞭、乌喙、鹅尾、鸭、鹤虱、鼠耳，以形名者也；预知子、不留行、骨碎补、益母、狼毒，以性名者也；无名异、没石子、威灵仙、没药景、天三七，则无名而强名之者也。牝鹿衔草，以饴其牡，蜘蛛啮芋，以磨其腹；物之微者，犹知药饵，而人反不知也，可乎？
药有五天，决明为肝天，紫苑为肺天，神风为脾天，远志为心天，从容为肾天。
药中有紫稍花，非花也，乃鱼龙交合，精液流注，粘枯木上而成。一云：“龙生三子，一为吉吊，上岸与鹿交，遗精而成，状如蒲槌，能壮阳道，疗阴痿。”此与肉苁蓉大略相似。夫人之精气自足供一身之用，乃以斫丧过度，而藉此腥秽污浊之物以求助长之效，鲜有不速其毙者也。
神农尝百草以治病，故书亦谓之《本草》。可见古之入药者，不过草根木实而已。其后推广，乃及昆虫。然杀众物之生以救一人之病，非仁人之用心也。况医之用及昆虫，又百中之一二乎？孙思邈道行高洁，法当上升，因著《千金方》，中有水蛭、蝼蛄，为天帝所罚。故能却而不用，亦推广仁术之一端耳。
今《本草》中，禽兽昆虫，巨细必载，大自虎狼、鹳鹤，小至蚊蚋、蜂蚓，无不毕备，遂令杀生以求售者日盈于市。余见山东蒙阴取蝎者，发巨石下，探其窟穴，计以升斗，以火逼死，累累盈筐。此物不良，死固不足惜，然藏山谷中者，何预人事？而取之不休，亦可悯也。至于虾蟆、龟蛇之属，皆灵明有知，而刮肠削骨，惨酷异常；又其大者，针鹿取血，剥驴为胶，即可以长生不死。君子不为也，而况未必效乎。
虾蟆于端午日知人取之，必四远逃遁。麝知人欲得香，辄自抉其脐。蛤蚧为人所捕，辄自断其尾。蚺蛇胆，曾经割取者，见人则坦腹呈创。物类之有知如此，不独鸡之惮为牺也。
蛤蚧，偶虫也。雄曰蛤，雌曰蚧。自呼其名，相随不舍。遇其交合捕之，虽死牢抱不开。人多采之，以为媚药。又有山獭，淫毒异常，诸牝避之，无与为偶，往往抱树枯死，其势入木数寸，破而取之，能壮阳道，视海狗肾功力倍常也。今山东登、莱间，海狗亦不可多得，往往伪为之，乃取狗肾而缝合于牝海狗之体以欺人耳。盖此物一牡管百牝，牡不常得故也。（《齐东野语》云：“山獭出南丹州，土人名之曰插翘，一杖直黄金一两。”）
蛊虫，北地所无，独西南方有之。闽、广、滇、贵、关中、延、绥、临、洮皆有之，但各处之方有不同耳。闽、广之法，大约以端午日取蛇、蜈蚣、蜥蜴、蜘蛛之属，聚为一器，听其自咬，其它尽死，独留其一，则毒之尤矣，以时祭之，俾其行毒。毒之初行，必试一人，若无过客，则以家中一人当之，中毒者，绞痛吐逆，十指俱黑，嚼豆不腥，含矾不苦，是其验也。其毒远发十载，近发一时，初觉之时，尚可用甘草、绿豆诸药解之，及真麻油吐之。三月以后，不可为也。又有挑生蛊，食鸡、鱼之类，皆变为生者。又能易人手足及心肝肾肠之属，及死，视之，皆木石也。又有金蚕毒，川筑多有之，食以蜀锦，其色如金，取其粪置饮食中，毒人必死。能致它人财物，故祀之者多致富。或不祀，则多以金银什物，装之道左，谓之嫁金蚕。《夷坚志》所载：“有得物者，夜而蛇至，其人知其蛊也，生捉而啖之，至尽，食酒数斗而卧，帖然无恙。”《说海》载：“福清有讼金蚕毒者，取二刺猬取之，立得。”然今福清不惟无金蚕，亦无刺猬也。
宋，宣和间，有贵妃病嗽，侍医李姓者，诊治，百计不效，而痰喘愈甚，面目浮肿如盘。上临幸见之，深以为忧，责李：“三日不效，取进止。”李技穷，夫妇相泣，中夜闻有卖药者呼曰：“专治痰嗽，一文一贴，永不再发。”李以十钱易十贴，尚疑草药性厉，先以二贴自服之，无恙，旦携以入，一服而瘥，比旰如常。上大喜，两宫赐贲逾千缗。李恐内中索方，无以对，亟令物色卖药者，以百金请其方。曰：“我军人也，贫穷一身，岂用多金哉？李固予之。曰：“此不过天花、粉青黛二种耳。此药易办，故持以度日，非有它也。”李拜谢之。
世宗末年，一日患喉闭，甚危急。诸医束手。江右一粮长运米入京，自言能治，上亲问之，对曰：“若要玉喉开，须用金锁匙。”上首肯之，命处方以进，一服而安，即日授太医院，判冠带而归。后有人以此方治徐华亭者，亦效，徐予千金，令上坐，诸子列拜之曰：“生汝父者，此君也，恩德讵可忘哉？”金锁匙，即山豆根也。以一草之微，而能为君相造命。而二人者，或以贵，或以富，始信张宝藏以荜拨一方，得三品官不虚也。
江左商人，左膊上有人面疮，亦无它苦。戏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饲之，亦能食；食多则膊内肉胀起，疑其胃也，不食之，则一臂瘠焉。有医者教以历试草木金石之药，皆无苦，惟至贝母，则聚眉闭口。商人喜曰：“此药必可治也。”以苇筒抉其口灌之，遂结痂而愈。此与蓝之治噎虫，雷丸之治应声虫相类。然《本草》于贝母但言其治烦热、邪气、疝症、喉■，安五脏，利骨髓而已，不言其有杀虫之功也。岂人面疮亦邪热所结耶？又一书载：“人面疮乃晁错所化，以报袁盎者。”则又生前宿冤，非贝母所能疗矣。
《孟子》谓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故艾以老者为良。人五十曰艾，然少者亦谓之艾，何也？《春秋外传》曰：“国君好艾，大夫殆。”《孟子》曰：“知好色则慕少艾。”一说谓艾者，外也。妻子为内，少艾为外也。《本草》：“艾以复道生者为佳。”亦重外之意也。此说甚新，姑笔之。凡炙艾，以圆珠承日，得火者为上。钻槐取火，取之而熬药膏者，又以桑火为上，取其刚烈能助药力，盖各有所宜也。
唐郑相国自叙云：“予为南海节度，年七十有五。越地卑湿，伤于内外，众疾俱作，阳气衰绝。服乳石补益之剂，百端不应。元和七年，诃陵国舶主李摩诃知予病状，遂传此方并药，予疑而未服。摩诃稽颡固请，乃服之。经七八日，渐觉应验，自尔常服，其功如神。十年二月，罢郡归京，录方传之，破故纸十两。择净皮洗过，捣筛令细，用胡桃瓤三十两，汤浸去皮，细研如泥，即入前末，好蜜和匀，盛瓷器中，旦日以烧酒二合调药一匙，服之，便以饭压；如不饮酒，熟水代之。弥久则延年益气，悦心明目，补添筋骨。但禁食芸台、羊血，余无忌也。
何首乌，五十年大如拳，服一年则须发黑，百年大如碗，服一年则颜色悦；百五十年大如盆，服一年则齿更生；二百年大如斗，服一年则貌如童子，走及牛马；三百年大如三斗拷栳，其中有鸟兽山岳形状，久服则成地仙矣。
草木之药，可以延年续命者多矣，而世独贵人参，以其出自殊方，它处稀得盖亦家鸡野鹄之喻也。人参出辽东上党者最佳，头面手足皆具，清河次之，高丽、新罗又次之。尝有赞曰：“三桠五叶，背阳向阴。”故唐韩诗曰：“应是人参五叶齐”是也。今生者不可得见，其入中国者，皆绳缚，蒸而夹之，故上有夹痕及麻线痕也。新罗参虽大，皆用数片，合而成之，其功力反不及小者。择参惟取透明如肉，及近芦有横纹者，则不患其伪矣。
参在本地，价甚不高，中国人转市之，度山海诸关纳税，而上之人求索无穷，近加以内监高淮，每一檄取，动以数百斤计，故数年以来，佳者绝不至京师，其中上者亦几与白镪同价矣。王荆公有言：“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今深山荒谷之民，茹草食藿，不知药物为何事，而强壮寿考，不闻疾病；惟富贵膏粱之家，子弟妇人，起居无节，食息不调，而辄恃参术之功，远求贵售，若不可须臾离者，卒之，病殇夭札，相继不绝，亦何益之有哉？
医家有取红铅之法，择十三四岁童女，美丽端正者，一切病患残疾，声雄发粗，及实女无经者，俱不用，谨护起居；候其天癸将至，以罗帛盛之，或以金银为器，入磁盆内，澄如朱砂色，用乌梅水及井水河水搅澄，七度晒乾，合乳粉、辰砂、乳香、秋石等药为末，或用鸡子抱，或用火炼，名红铅丸，专治五劳、七伤、虚惫、羸弱诸症。又有炼秋石法，用童男女小便，熬炼如雪，当盐服之，能滋肾降火，消痰，明目，然亦劳矣。人受天地之生，其本来精气自足供一身之用，少壮之时，酒色丧耗，宴安九毒，厚味戕其内，阴阳侵其外，空余皮骨，不能自持，而乃倚赖于腥臊秽浊之物，以为夺命返魂之至宝，亦已愚矣。况服此药者，又不为延年祛病之计，而藉为肆志纵欲之地，往往利未得而害随之，不可胜数也。滁阳有聂道人，专市红铅丸。庐州龚太守廷宾时多内宠，闻之甚喜，以百金购十丸，一月间尽服之，无何，九窍流血而死，可不戒哉！
金石之丹皆有大毒，即钟乳、朱砂，服久皆能杀人，盖其燥烈之性，为火所逼，伏而不得发，一入肠胃，如石灰投火，烟焰立炽，此必然之理也。唐时诸帝如宪、文、敬、懿之属，皆为服丹所误。宋时张圣民、林彦振等皆至发疡溃脑，不可救药。近代张江陵末年服丹，死时肤体燥裂，如炙鱼然。夫炼丹以求长生也，今乃不能延龄，而反以促寿人，何苦所为愚而恬不知戒哉？盖皆富贵之人，志愿已极，惟有长生一途，欲之而不可得，故奸人邪术得以投其所好，宁死而不悔耳，亦可哀也。
金石无论，即兔丝、杜仲，一切壮阳之剂，久服皆能成毒发疽。《老学庵》所载可见。至于紫河车，人皆以为至宝，亦不宜常服此药。医家谓之“混元球”，取男胎首生者为佳。《丹书》云：“天地之先，阴阳之祖。乾坤之橐签，铅汞之匡廓，胚胎将兆九九数足，我则乘而载之，故谓之河车。紫，其色也。”此药虽无毒，而性亦大热，虚劳者服之，恐长其火；壮盛者服之，徒增其燥。夫天地生人，清者为气，浊者为形，父精母血，凝合而成，气足而生，致宝具矣。胞衣者，乃臭腐之胚果，血肉之渣滓，故一旦瞥然脱胎下世，犹神仙之委蜕也。人生已弃之物，宁复藉此而补助哉？况闻胞衣为人所烹者，子多不育，故产蓐之家，防之如仇。惟有无赖乳媪，贪人财贿，乘间窃之，以希厚直耳。夫忍于夭殇人子以自裨益，仁者且不为也，而况未必其有功，而徒以灵明高洁之府为藏污纳秽之地也。
泰山有太乙余粮，视之，石也。石上有甲，甲中有白，白中有黄。相传太乙者，禹之师也，尝服此而弃其余，故名。又有石中黄，即余粮之未凝者，水溶若生鸡子焉。又会稽有石，亦重叠包裹，而中有粉如面者，名禹余粮。皆治逆，破瘕症。恐是一物。因其黄、白二色，所产异地，而分别之耳。其益州所产空青，则中但有清水而无重叠也。语曰：“医家有空青，天下无盲人。”余友陈幼孺瞽疾，有人遗之者，延医治之，竟不效也。
人啖豆三年，则身重难行，象肉亦然；啖榆，则眠不欲觉；食燕麦，令人骨节解断；食燕肉，入水为蛟龙所吞；食冬葵，为狗所啮，疮不得差；食绿豆，服药无功；藕与蜜同食，可以休粮；大豆多食，可以不饥；芎穷常服，令人暴亡；银杏亦然。余五六岁时，食银杏过多，卒然晕眩仆地，死半日方苏，亦不知其所由活也。
鼋脂可以燃铁，驼粪能杀壁虫。瓜两蒂，果双只仁者，皆能杀人。生人发挂树上，乌鸟不敢食其实。栗子于眉上擦三过，则烧之不爆。误吞铜铁，荸荠解之；误吞稻芒，鹅涎解之；误吞木屑，铁斧磨水解之；误吞水蛭，田泥解之；中鹧鸪毒，姜汁解之；中诸药毒，甘草解之；中砒毒，绿豆解之；中铅锡毒，陈土、甘草汤解之；中蛇毒，白芷解之；中面毒，萝卜解之；中狗毒，斑猫解之；中菌蕈毒，地浆解之；烟薰死者，萝卜汁解之；诸虫入耳，生油灌之。此皆人之所忽，不可不知也。
闽中一军将，因夜行饮水，觉有物粘鼻间，自是患脑痛，不可忍，色黄如蜡，医巫百端莫能愈，悬百金募疗之者。一村氓夜卧荒庙中，闻二鬼语曰：“我辈受某家祭赛多矣，其病本易治，但医不识耳。”一鬼曰：“奈何？”曰：“取壁间翳翁窠泥，和饭汁，吹入鼻中，俟其嚏，可见矣。”遂喏而散。翌日，氓往揭榜，如法疗之，初觉鼻中搅痛晕绝，有顷，大嚏，有马蝗大小数十皆随之出，已死矣，宿疾豁然。余按宋宝间，龙兴富家子患壁虱事，政与此同。人不能治，而鬼识之，盖天假手以治斯人也。
●卷十二 物部四
《太公笔铭》云：“毫毛茂茂，陷水可脱，陷文不活。”则周初已有笔矣。《卫诗》称：“彤管有炜。”援《神契》：“孔子作《孝经》，簪缥笔，又绝笔于获麟。”《庄子》：“画者吮笔和墨。”则谓笔始蒙恬，非也。崔豹《古今注》：“谓恬始作秦笔，以枯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所谓苍毫，非兔毫竹管也。”果尔，则退之《毛颖传》谓中山人蒙恬赐以汤沐者，亦误矣。
古人书鸟文小篆，似不用笔，亦可自真草八分兴而笔之，权逾重矣。钟繇、张芝、王右军皆用鼠须。欧阳通用狸毛为心。萧祭酒用胎发为柱。张华用鹿毛。岭南郡牧用人须。陶景行用羊须。郑虔谓：“麝毛一管，可书四十张；狸毛八十张。”又有用丰狐、向蛉、龙筋、虎仆及猩猩毛、狼毫、鸭毛、雀雉毛者，恐皆好奇之过。要其纯正得宜，刚柔相济，终不及中山之兔，下此则羊毫耳，然羊毫柔而无锋，终非上乘。
王右军尝叹江东下湿，兔毛不及中山；然唐、宋推宣城，自元以来，造笔之工即属吴兴，北地作者不敢望也。吴兴自兔毫外，有鼠毫、羊毫二种，近乃以兔毫为柱，羊毫辅之，刚柔适宜，名曰巨细，其价直百钱。然行书可用，楷非所宜。
草书笔须柔，然过柔无锋，近墨猪矣。皇象谓“草书欲得精毫茕笔，委曲宛转不叛散者”，非神手不能道此笔中事也。
巨细，笔直柔耳，若要楷书正锋，须是纯毫。大约锋欲其长，管欲其小，头欲其牢，柱欲其细。吴兴作家多不办此也。
南北异宜，兔毫入北地，一经霜风即脆，故长安多用水笔，然不过宜于庸胥辈耳。今书家卖字为活者，大率羊毫，不但柔便耐书，亦贱而易置耳。古人退笔成冢，倘有百钱之直，贫士安所办此？
汉扬子云把三寸弱翰，赉白素三尺，《问异》语，弱翰柔毛笔也。故今人相沿动称柔翰，然则笔之尚柔，其来久矣。
相传宣州陈氏，世能作笔，有右军与其祖求笔帖藏于家。至唐柳公权求笔，老工先与二管，语其子曰：“柳学士如能书，当留此笔；若退还，可以常笔与之。”既进，柳果以为不堪用，遂与常笔，乃大称佳。陈退叹曰：“古今人不相及，信远矣！”余谓柳书与王所以异者，刚柔之分耳。右军用鼠须笔，想当苦劲，非神手不能用也。欧、虞尚用刚笔，兰台渐失故步，至鲁公诚悬，虽有筋肉之别，其取态一也，宜其不能用右军之笔耳。公权又有《谢笔帖》云：“蒙寄笔，出锋太短，伤于劲硬。所要优柔，出锋须长，择毫须细。管不在大，副切须齐。副齐则波撇有凭，管小则运动省力。毛细则点画无失，锋长则洪阔圆润。”即此数语，公权之用笔可知矣！
笔之所贵者，毫中用耳，然古今谈咏多及镂饰。刘婕好折琉璃笔管。晋武赐张茂先麟角为管。袁彖赠庾广象牙笔管。南朝笔工铁头者，能莹管如玉。湘州守赠李德裕斑竹管。段成式寄温飞卿葫芦笔管。《西京杂记》：“天子笔管，以错宝为跗，杂宝为匣，厕以玉璧翠羽。汉末一笔之匣，雕以黄金，饰以和璧，缀以隋珠，文以翡翠。湘东王笔有三等：金玉为上，银竹次之，至于王使君，以鼠牙刻笔管，作《从军行》，人马毛发，屋宇山川，无不毕具。”噫！精则极矣，于笔何与？譬之择姝者，不观其貌，而惟衣饰之是尚也，惑亦甚矣。
欧阳通，能书者也，犹以象牙、犀角为笔管，况庸人乎？右军谓：“人有以琉璃、象牙为笔管者，丽饰则有之，然笔须轻便，重则踬矣；惟有绿沉，漆竹及镂管可爱。”余谓笔苟中书，则绿沉、漆镂，亦不必可也。
蔡君谟云：“宣州诸葛高造鼠须及长心笔绝佳。常州许ν所造二品，亦不减之。”则君谟尚用鼠须笔也。今吴兴作者，间用鼠、狼毫，臧晋叔以貂鼠令工制之，曾寄余数枝，圆劲殊甚，然稍觉肥笨，用之亦苦不能自由，政不知右军端明所用，法度若何耳。
鼠须苦劲，何以中书？陆佃《埤雅》云：“栗鼠苍黑而小，取其毫于尾，可以制笔，世所谓鼠须栗尾者也。其锋乃健于兔。”然则实尾而名以须耳。栗鼠，若今竹<鼠留>之类，亦非家鼠也。
伪唐宜王从谦喜用宣城诸葛氏笔，名为翘轩宝帚。君谟所谓诸葛高者，想其子孙也。吴兴元时凭应科笔，至与子昂、舜举，擅名三绝，可谓幸矣！今之工者，急于射利，而不顾败名；上之取者，亏其价值，而不择好丑。故湖笔虽满天下，而真足当临池之用者，千百中一二也。
砚则端石尚矣，不但质润发墨，即其体裁，浑素大雅，亦与文馆相宜。无论琉璃金玉，靡俗可憎，即龙尾红丝见之，亦当爽然自夫。正似邢夫人衣，故衣时能令尹夫人自痛不如也。
皇象论草书宜得精毫茕笔，委曲婉转不叛散者；纸欲滑密，不沾污者，墨欲多胶绀黝者，梁竟陵云：“子邑之纸，妍妙辉光；仲将之墨，一点如漆；仲英之笔，穷神尽意。”独于砚无称焉。盖砚视三者，稍可缓耳。今人知宝数十百金之砚，而不知精择纸笔，以观美则可耳，非求实用者也。（子邑左伯，字仲英，当作伯英。张芝字考章，诞奏魏公书可见。）
柳公权论砚，以青州为第一，绛州次之，殊不及端。今青州所出石即红丝砚也。唐彦猷亦谓红丝石为天下第一，蔡君谟问其故，曰：“墨，黑物也，施于紫石则暧昧不明，在红黄则色自现，一也；斫墨如漆，石有脂脉，能助墨光，二也。”其言甚辨，然余习于用端，有解有未解耳。
唐李咸用端溪砚诗有：“着指痕犹湿，经旬水未低。鹆眼工谙谬，羊肝土乍利。捧受同交印，矜持过秉”等语。刘梦得《谢人惠端州石砚》诗：“端州石砚人间重。”李贺《青花石砚歌》云：“端州匠者巧如神，露天磨剑割紫云。”则知唐人原重端砚。朱新仲《猗觉寮杂记》又载柳公权论砚云：“端溪石为砚，至妙，益墨。青紫色者，可直千金。”则非不知贵也，难得故耳。
蔡君谟云：“东州可谓多奇石。自红丝出后，有鹊金黑玉研，最为佳物。新得黄玉砚，正如蒸栗续。又有紫金妍，又得褐石黑角石，尤精。向者，但知有端岩、龙尾，求之不已，遂极品类。”余之所好，有异于人乎？近代莆田参知蔡一槐酷好研石，足迹半天下，凡遇片石佳者，必收行囊中，常有数十百枚。蔡氏可谓世有研癖矣。
端研虽有活眼死眼之别，然石之有眼犹人之有斑痣，其贵原不在此。但端石多有眼，以此别其为端耳。宋高宗谓端研如一段紫玉，莹润无瑕乃佳，不必以眼为贵。余谓石诚佳，即新者自可，亦不以以旧为贵也。
今之端研，池皆如线，无受水处，亦无蓄墨沈处，其傍必置笔池。若大书，必置碗盛墨，亦颇不便。间有斗槽者，便为减价。此但论工拙耳，非择砚者也。余蓄研多，择有池者，吾取其适用耳，岂以卖研为事哉？及考宋晁以道藏研，必取玉斗样，每曰：“砚石无池受墨，但可作枕耳。”乃知千古之上，亦有与余同好者。
宋时供御大内，无非端石。航海之难，舟覆于莆之涵头，禁中之砚，尽落民间，然其始，人尚未知贵重。其后吴人有知之者，微行以贱直购之，久而渐觉，价遂腾涌，高者直百金，低亦不下一二十金。而莆人耳目既熟，转市新石，妙加镌琢，视之宋砚，毫发不殊，散之四方，于是吴人转为所欺矣。
铜雀瓦虽奇品，然终燥烈易乾，乃其发墨，倍于端矣。洮河绿石，贞润坚致，其价在端上，以不易得也。江南李氏有澄泥砚，坚腻如石，其实陶也。有方者，六角者，旁刻花鸟甚精，四周有罗笺纹，较之铜雀，又为良矣。
马肝、龙卵，色之正也；月晕、星涵，姿之奇也；鱼跃、云兴，石之怪也；结邻、壁友，名之佳也；稠桑、栗冈，地之僻也；金月、云峰，制之巧也；芝生、虹饮，器之瑞也；青铁、浮楂，质之诡也；颇黎、玉函，用之靡也；磨穴、腹洼，业之笃也；卢掷、陶碎，道之穷也。
杨雄、桑维翰皆用铁砚。东魏孝静帝用铜砚。景龙文馆用银砚。今天下官署皆用锡砚，俗陋甚矣。
一日呵得一担水，才直二钱，廉者之言也，然亦杀风景矣。质润生水，自是砚之上乘，譬之禾生合颖，梦秀两岐，可谓多得一石谷，才直二百钱乎？萧颖士谓石有三灾，当并此为四也。
韩退之《毛颖传》，名砚为陶泓。郑畋卢携掷砚相诟。王铎叹曰：“不意中书有瓦解之事。”则唐人砚尚多用瓦也。
袁彖赠庾翼以奉砚，蒋道支取水上浮查为砚，则砚之不用石，盖多矣。
古人书之用墨，不过欲其黑而已，故凡烟煤，皆可为也。后世欲其发光，欲其香，又欲其坚，故造作百端，淫巧还出。价侔金玉，所谓趋其末而忘其本者也。
三代之墨，其法似不可知，然《周书》有涅墨之刑，晋襄有墨之制；又古人灼龟，先以墨画龟，则谓古人皆以漆书者，亦不然也。又云：“古有黑石，可磨汁而书。”然黑石仅出延安。晋陆云与兄书，谓三台上有藏者，则亦稀奇之物，安得人人而用之？况墨之为字，从黑从土，其为煤土所制无疑，但世远不可考耳。至汉始有俞麋之名，至唐始有松烟之制。然三国时，皇象论墨，已有“多胶黝黑”之说，则谓魏、晋以前皆用漆而不用胶者亦误也。至于用珠，则自李廷始；用脑麝、金箔，则自宋张遇始。自此而竞为淫巧矣。（按太白诗有“兰麝疑珍墨”之语，则唐墨已用麝。）
李廷，唐僖宗时人。其墨，在宋时，如王平甫、石昌言、秦少游、蔡君谟辈，皆有藏者。国朝《马愈日抄》言：“在英国府中，曾一见之。”今又百五十年矣，大内不可知，人间恐不可复得。即张遇、陈朗、潘谷皆无存者。以今之墨，不下往昔故也。
廷自易徙歙，遂为歙人，则歙墨源流，其来久矣。廷弟廷宽，宽子承宴，宴子文用，皆世其业，而渐不逮。又有柴朱君德小墨，皆唐末三代知名者，张遇、王迪、叶茂实、潘谷、陈朗、陈惟达、李仲宣，宋墨之良者也。元有朱万初，纯用松烟。
国朝方正、罗小华、邵格之皆擅名一时。近代方于鲁始臻其妙。其三十前所作九玄三极，前无古人。最后程君房与为仇敌，制玄元灵气以压之，二家各争其价，纷拿不定。然君房大驵，亡命不齿伦辈，故士论迄归方焉。
李廷墨，每料用真珠三两，捣十万杵，故坚如金石。罗小华墨亦用黄金、珍珠杂捣之，水浸数宿不能坏也。罗墨，今尚有存者，亦将与金同价矣。宋徽宗以苏合油搜烟为墨，杂以百宝，至金章宗购之，每两直黄金一斤。夫墨苟适用，藉金珠何为？淫巧侈靡，此为甚矣。今方、程二家墨，上者亦须白金一斤，易墨三斤，闻亦有珍珠麝香云。余同年方承郁为歙令，自造青麟髓，价又倍之。近日潘方凯造开天容墨，又倍之，盖复用黄金矣。然以为观美，则外视未必佳；以为适用，则亦无以甚异也。此又余之所不解也。
墨太陈，则胶气尽，而字不发光；太新，则胶气重，而笔多缠滞，惟三五十年后，最宜合用。方正墨，今用之，已作煤土色矣。不知仲将何以一点如漆？或曰：“古墨用漆，故坚而亮；今只用胶，故数经霉湿，则败矣。”余家藏歙墨之极佳者，携至京师，冬月皆碎裂如砾，而廷当时正在易水得名，恐用漆之说不诬耳。
徐常侍得李超墨一挺，长近尺余，兄弟日书五千字，凡用十年乃尽。宋元嘉墨，每丸作二十万字。乃知昔墨不独坚而耐磨，亦挺质长大。罗小华墨虽贵重，每挺皆二两余，规者五两余，近来方、程墨苦于太小，大仅如指，用之易尽，而青麟髓开天容尤小，家居无事，每遇乞书，狼藉时，不一月辄尽，且亦不便于磨也。
方于鲁有《墨谱》，其纹式精巧，细入毫发，一时传诵，纸为踊贵。程君房作墨苑以胜之，其末绘《中山狼传》以诋方之负义。盖方微时，曾受造墨法于程，迨其后也，有出蓝之誉，而君房坐杀人拟大辟，疑方所为，故恨之入骨。二家各求海内词林缙绅为之游扬，轩轾不一。然论墨品、人品，恐程终不胜方耳。
于鲁近来所造墨亦不逮前。万历戊戌秋，余亲至于鲁家，令制长大挺，每一挺四两者。然求昔年九玄三极料已不可得。又十年，于鲁死，子孙急于取售，其所制益复不逮矣。大率上人之求取无厌，而市者之赏鉴难得，自非巨富而护名，何苦而居难售之货？此亦天下之通弊也。
唐陶雅为歙州刺史，责李超云：“尔近所造墨殊不及吾初至郡时，何也？对曰：“公初临郡，岁取墨不过十挺，今数百挺未已，何暇精好为？”噫！今之守令取墨，岂直数百挺而已耶。
古人养墨，以豹皮囊，欲远其湿。又云：宜以漆匣密藏之，欲滋其润。
今人谓纸始造于蔡伦，非也。西汉《赵飞燕传》：“箧中有赫蹄书。”应邵云：“薄小纸也。”孟康曰：“染纸令赤而书，若今黄纸也。”则当时已有纸矣。但伦始煮谷皮、麻头及敝布、鱼网，捣以成纸，故纸始多耳。
澄心堂纸，今尚有存者，然余见之不多，未敢辨其真伪也，宋笺差可辨耳。陈后山云：“澄心堂乃南唐烈祖节度金陵之燕居也，世以为元宗书殿，误矣。”蔡端明云：“其物出江南池、歙二郡，今世不复作。蜀笺不耐久，其余皆非佳品。宋时去南唐不远，此纸散落人间尚多，今则绝无而仅有。”梅圣俞有诗谢欧公送澄心堂纸云：“江南李氏有国日，百金不许市一枚。当时国破何所有？帑藏空竭生莓苔。但存图书及此纸，弃置大屋墙角堆。幅狭不堪作诏令，聊备粗使供鸾台。”可见宋时此纸之多。宋子京作《唐书》，皆以澄心堂纸起草。欧公作《五代史》亦然。而今五百年间，贵如金玉，可为短气。
今世苦无佳纸，东帖腐烂不必言，绵料白纸颇耐，然涩而滞笔。古人笺多砑光，取其不留也。华亭粉笺，岁久模糊，愈不可堪。蜀薛涛笺亦涩，然着墨即乾，但价太高，寻常岂能多得耶？高丽茧纸，腻粉可喜，差易购于薛涛，然岁久则蛀。自此而下，灰者竹者，非胥曹之羔雉，即剞劂之刍狗耳。不意剡溪子孙，不振乃尔。
宋之诸帝，留心翰墨，故文房所制，率皆精品。澄心堂纸之外，蜀有玉版，有贡余，有经屑，有表光。歙有墨光，有冰翼，有白滑，有凝光。又越中有竹纸，江南有楮皮纸，温州有蠲纸，广都有竹丝纸，循州有藤纸，常州有云母纸。又有香皮纸、苔纸、桑皮纸、芨皮纸。蔡君谟言：“绩溪、乌田、古田、由拳、惠州纸皆知名。”今试观宋人书画纸，无一不佳者，可知其制造之工且多也。
蔡君谟尝禁所部不得用竹纸，盖有狱讼未决，而案牍已零落者。至于今时，有刚连连、七毛边之目，尤极腐烂，入手即碎。而人喜用之者，价直轻尔。毛边之用，上自奏牍，下至柬帖短札，遍于天下，稍湿即腐，稍藏即蠹，纸中第一劣品，而世用之不改者，光滑便于书也。
印书纸有太史、老连之目，薄而不蛀，然皆竹料也。若印好板书，须用绵料白纸无灰者。闽、浙皆有之，而楚、蜀、滇中，绵纸莹薄，尤宜于收藏也。
作字，高丽、薛涛不可常得矣。绵纸砑光，差宜于笔墨。余在山东，为鲁藩作书，内中有香笺数幅，甚贵重之，然亦是毛边之极厚者，加以香料，而打极紧滑。书不留手，甚觉可喜，但未知耐藏否耳。初书行草二幅，俱不当意，最后书《赤壁赋》，计格截然，上下整齐，乃大称善，尤可笑也。
欧阳率便不择纸笔，无不如意，而蔡中郎非纨素不下笔。然既能书，亦须自爱重。魏、晋人墨迹，类是第一等褚先生，即宋、元犹然。今人不择纸而书者多矣，亦由请乞太滥，粗恶竞进，却之则重拂其意，易之则责人以难，故往往以了酬应耳。
饶州有鄱阳白，长如一匹绢。元李氏藏古纸，长二丈余。今世有一种碧纸，亦长丈余，不知何处所造甚为钜丽，但烂涩不中书耳。
纸须白而厚，坚而滑；笔须健而圆，长而轻；墨须黑而有光；砚须宽而发墨。置之明窗净几，时书一二段《文选》、小说，亦人间至乐也。
昔人书字多用笺素，书于扇者盖少，故右将军书六角扇，老妪为之不悻。即宋、元人书画，见便面者，不一二也。今则以扇乞书者，多于纸矣。然元以前，多用团扇，绢素为之，未有折者。元初东南夷使者持聚头扇，人共笑之。国朝始用折扇，出入怀袖殊便。然汉张敞以便面拊马，则又似今之折扇也。
古人多用羽毛之属为扇，故扇字从羽。汉时乘舆用雉尾扇，周昭王时聚鹊翅为扇，诸葛武侯、吴猛皆执白羽扇，庾翼上晋武帝毛扇。今世辄以毛扇为贱品，上自宫禁，下至士庶，惟吴、蜀二种扇最盛行。蜀扇每岁进御，馈遗不下百余万，上及中宫所用，每柄率值黄金一两，下者数铢而已。吴中泥金，最宜书画，不胫而走四方，差与蜀Ψ埒矣。大内岁时每发千余，令中书官书诗以赐宫人者，皆吴扇也。
蜀扇，譬之内酒，非富人笥中，则妇女手中耳。吴扇，初以重金妆饰其面为贵，近乃井其骨，制之极精。有柳玉台者，白竹为骨，厚薄轻重称量，无毫发差爽，光滑可鉴，每柄值白金半两，斯亦淫巧无用者矣。
扇之有坠，唐前未闻。宋高宗宴大臣，见张循王扇，有玉孩儿坠子，则当时有之矣。盖起于宫中，不时呼唤，便于挂衣带间。今则天下通用，而京师合香为之者，暑月以辟臭秽，尤不可须臾去身也。
唐以前皆于扬州贡镜，以五月五日，取扬子江心水铸之。凡镜无它，但水清冽则佳矣。今之镜，北推易水，南数吴兴，亦以其水也，然易镜不迨湖镜还甚。
秦镜背无花纹。汉有四钉、海马、蒲桃。唐制鼻纽颇大，及六角菱花。宋以后不足贵矣。凡镜逾古逾佳，非独取其款识，斑色之美，亦可辟邪魅，禳火灾，故君子贵之。
今山东、河南、关中掘地得古冢，常获镜无数，它器物不及也，云古人新死，未敛，亲识来吊，率以镜护其体云，以防尸气变动；及殡，则内之棺中。有一冢中镜数百者，岁久为尸血肉所蚀，又为苔土所沁成红、绿二色，如朱砂、鹧鸪、碧钿诸宝相，斯为贵矣。其传世者，光黑如添，不能成红、绿也。然临淄人伪为之者最多。
洛阳人取古冢中镜破碎不全者，截令方，四片合成，加以柱而成炉焉，谓之镜炉。制则新也，而质实旧物，置之案头，犹胜馋鼎。
周火齐镜，暗中视物如昼；秦方镜，照人心胆；汉史良娣身毒镜，照见妖魅；隋王度镜，能却百病；唐叶法善铁镜，鉴物如水；长安任仲宣镜，水府至宝，为龙所夺；秦淮渔人镜，洞见五腑六脏；王宗寿镜，照见楼上青衣小儿。宋吕蒙正时，朝士有古镜，能照二百里；安陆石岩村镜，何楚言河朔镜，皆照十数里。徐铉镜，只见一眼。李士宁斩辕山镜，洞见远近。嘉中，吴僧镜，照见前途吉凶；孟蜀军校张敌镜，光照一室，不假灯烛。庆历中，宦者镜，背铸兔形，影在鉴中；卢彦绪镜，背有金花，承日如轮。近时金陵军人，耕田得镜半面，能照地中物，持之发冢掘藏，大有所得。又大中桥民陈某宅，垣中得长柄小镜，照之则头痛；持与人照，无不痛者。《庚巳编》载：“吴县陈氏祖传古镜，患疟者照之，见背上一物惊去，病即瘥。”余戊子岁在彭城，见卖镜者，其面如常，其背，照之则人影俱倒，斯亦异矣。
修养家谓梳为木齿丹，云：“每日清晨梳千下，则固发去风，容颜悦泽。”夫人一日之功全在于晨，晏眠早起，欲及时也，头梳千下，废时失事甚矣，纵能固发悦颜，何益？
笄，不独女子之饰，古男子皆戴之。《三礼图》：“笄士以骨，大夫以象。”盖即今之簪耳。范武子怒，文子击之以杖，折其委笄，盖童子未冠时也。
汉惠帝时，黄门侍中皆传脂粉。顺帝时，梁冀奏李固胡粉饰貌，搔头弄姿，曹子建以粉自传，何晏动静自喜，粉白不去手。盖魏、晋以前，习俗如此。夫妇人之美者，犹不假粉黛，况男子乎？
以丹注面曰的，古天子诸侯媵妾以次进御，有月事者，难以口说，故注此于面以为识，如射之有的也，其后遂以为两腮之饰。王粲《神女赋》曰：“施华的，结羽钗。”传玄《镜赋》：“点双的以发姿，非为程姬之疾明矣。”唐王建宫词：“密奏君王知入月，唤人相伴洗裙裾。”则亦无注的事也。潘岳《芙蓉赋》：“丹辉拂红，飞须垂的。”王敬美《早梅诗》：“晕落朱唇微有的。”则又借以咏花矣。
汉中山王来朝，成帝赐食，及起而袜系解，成帝以为不能也。于是定陶王得立。然文王伐崇，至凤凰之墟，而袜系解；武王伐纣，行至商山，而袜系解；晋文公与楚战，至黄凤之陵，而履系解；古之圣王，霸主皆有然者，何独中山王耶？
古人以跣为敬，故非大功臣，不得剑履上殿。褚师声子袜而登席，而卫侯怒。至于见长者必脱履于户外。曹公令曰：“议者以祠庙当解履。”则汉末犹然矣。
汉王乔为叶县令，每朝会，双凫飞来，网之得双鸟。卢耽为州治，中元会不及朝，化为白鹄，乃翔威仪，以帚掷之，得双履。南海太守鲍靓尝夜访葛洪，达旦乃去。人讶其往来之频，而不见车骑，密伺见双燕飞来，网之，得双履。此三事绝相类，而人但知双凫事也。
汉时着屐尚少，至东京末年始盛。应劭《风俗通》载：“延嘉中，京师好着木履。妇人始嫁，作漆画屐，五色采为系。后党事起，以为不祥。至晋而始通用。阮孚至自蜡之。谢灵运登山陟岭，未尝须曳离也。”想即以此当履耳。《晋书 五行志》云：“初作屐者，妇人头圆，男子头方。至大康初，妇人屐乃头方，与男无别。”此亦古妇人不缠足之一证。今世吾闽兴化、漳、泉三郡，以屐当趿，洗足竟，即跣而着之，不论贵贱男女皆然，盖其地妇人多不缠足也。女屐加以彩画，时作龙头，终日行屋中，阁阁然，想似西子响さ廊时也，可发一笑。
相手板法，出于萧何。或曰：“四皓后，东方朔见而善之。”天下事之不经，莫此为甚。宋庾道愍相山阳王休板，以为多忤，后密易褚彦回者。不数日，彦回对帝误称下官，大被谴诃。夫明帝猜忌忍虐之主，故休见疑，若遇平世明主，此笏能令人忤乎？唐李参军善相笏，休咎皆验。又有龙复本者，无目，凡象简、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禄年寿。宋初聂长史者，相丘峦三笏异用，而皆如其言也。然则《纪传》所载，不足徵耶？曰：精卜筮术，数者，藉物以起数，如管辂、郭璞之流耳，非专相笏也。使笏易地易人，则数又随之变矣。
董偃卧琉璃帐，张易之为母制七宝帐，王作翠羽帐，元载宠姬处金丝帐，唐武宗玳瑁帐，同昌公主设连珠帐，又大秦国金织成五色帐，有明月夜珠帐，斯条王国作白珠交结帐，侈靡极矣。然琉璃、玳瑁、玉石之属，岂堪作帐？当是鄣字之误耳。
孟光举案齐眉，解者纷然，亦大可笑事。古人席地而坐，疾则凭几，食及观书，则皆用案几，即今之桌子。案似食格之类，岂可便以几为案乎？汉王赐淮阴玉案之食，玉女赐沈义金案玉杯，石季龙以玉案行文书，古诗“何以报之青玉案。”汉武帝为杂宝案。贵重若此，必非巨物。杨用修以为碗，亦非也。且汉时皇后，五日一朝皇太后，亲奉案上食，高祖过赵，赵王敖自持案，进食甚恭，则古人之举案为常事，何独孟光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