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 第 79 页/共 103 页

[7]或河道变移 原本无『或河道』三字，义未足，兹据《长编》卷四五一补。 [8]只开 原本『只』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一五补。 [9]费用 原本『用』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一五补。 [10]修闭 原本作『终闭』，据《长编》卷四三三改。 [11]朝廷疑惑 原本作『□议惑』，据《长编》卷四三三改补。 [12]凿收 原本『凿』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三八补。《长编》原注云：『「凿收」二字，疑误。』 [13]侍御史 原本『御史』下衍『大夫』二字，据《长编》卷四三九删。 [14]利害 原本脱『利』字，据《长编》卷四三九补。 [15]北外 原本『北』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四八补。 [16]丙戌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四五四补。 [17]式假 原本『式』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八一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十二 哲宗皇帝 回河下 　　绍圣元年正月丁亥，左司谏虞策言：『今岁大河水入德清军城，一城生聚，被害者众，盖是水司失于豫备。若选臣僚与熟于河事之人子细行视，必可以见得将来水势所向紧慢，于逐处州县镇城预作堤防，免公私仓卒受患。』诏令都水监丞郑佑等，并本路安抚司及转运司、提刑司相度闻奏。先是，都水使者吴安持奏：乞塞梁村口，缕张包口，开清丰口以东鸡爪河。三省即令安持与北京留守相度施行。时苏辙以祈谷宿斋，不与也。吕大防为山陵使，行有日矣。辙见大防于待漏，语及河事。大防直视曰：『此大事，不可不慎!』辙曰：『诚然，公亦宜慎之!』范纯仁旧不直东流议。辙告纯仁曰：『当与微仲议定，乃令西去。』纯仁曰：『命已下，奈何?』辙曰：『事有理，谁敢不从?』即议于皇仪门外，而再降指挥，使都水监与本路安抚、转运、提点刑狱司议可，即一面施行；有异议，疾速闻奏。纯仁始意与大防比，至是乃相信服。戊子，三省言：『权河北路转运副使赵偁言：恩、冀旧河既已淤淀，内黄、宗城不可复塞，而阚村一带，乃大河所行之道。欲乞才候冰消，即开阚村等三河门，使伏槽之水就不顺直，却行开浚澶渊故道，准备分播涨水。』是时水衡锐意回河，论奏以千百数，诏率下转运司议。同列多畏恐，不敢正言，或以不知河事为鮮，偁独居中持议，不少假借，每沮却之，因复上河议。其略曰：『自顷有司回河几三年，工费搔动，半于天下。复为分水，又四年矣。古所谓分水者，因河流，相地势，导而分之，盖其理也。今乃横截河流置埽，约以扼之，开浚河门，徒为渊潭，其状可见。况故道千里，其间又有高处，故累岁涨落，辄复自断。臣谓当完大河北流两堤，复修宗城弃堤，闭宗城口，废上下约，开阚村河门，使河流端直，以成深道。聚三河工费以治一河，一二年可以就绪，而河患庶几息矣。』八年二月，本官议以北流浅小，可为软堰权闭，涨则决之。偁上议曰：『臣窃谓河事大利害有三：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也；东流分水，患水不能行也；宗城河决，患水不能闭也。是三者能去则为利，未能去则为害。今不谋此，而议欲专闭北流，止知一日可闭之例，而不知异日既塞之患；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为力，而不知阚村方涨之势，未可并以入东也。请俟涨水伏槽，观大河全盛之势，以治东流、北流可矣。』于是诏罢软堰。五月。水官又请进梁村上下约束狭河门，偁争不能得。既涉涨水，遂壅而溃，南犯德清，西决内黄，东干梁村，北出阚村、宗城决口，复行魏店。北流因淤遂断，河水四出，坏东郡浮梁，幅员数百里，纵横散漫，漂庐舍，败冢墓，遗民之仅免者，老弱聚金堤上，哀号之声，数里不绝。是年冬，水官又请因河狭浅，权堰断，使水势入孙村口。明年，偁又上言：『壅水为患者验甚明，臣尝进愚议，正谓引也。今有司又欲迁德清，并浚清丰诸口归纳故道。臣渭河过孟津，初行平地，必须全流，乃成河道。禹之治水，自冀北抵沧、棣，始播为九河，以其近海而无患。世有司回河、分水，八年之间，二渠分流，功卒不就，其势可见，奈何又欲派分之邪?河自横垄、六塔、商胡小具，百年之间，皆从西决，盖河徙之常势也。先帝睿断，灼见河势，且鉴屡闭屡失之患，因顺其性，使之北行，此万世策也。自有司置埽创约，横截河流，回河不成，因为分水。初决南宫，再决宗城，三决内黄，亦皆西决，则地势西下，较然可见。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势，戾水性，臣未见其能就效也。臣请开阚村河门，修平乡、钜鹿埽、焦家等堤，浚澶渊故道，以备涨水。如此，则五利全而河患息矣。』偁即数建河议，水官方未能屈，或遗以甘言说偁曰：『回河，上意也。公毋固执，恐自贻祸。』傅曰：『人臣当官而行，惟职是视，安敢妄测主意，以负国也?』水官又请权堰梁村，缕断张包等河门，闭内黄决口，开鸡爪疏口地回河东流，于是诏遣中书舍人吕希纯、殿中侍御史井亮采乘传相视，且会逐司定议。偁议以为：『回河，大利害也。八年之间，役费不赀，已试久矣，要当果决。今又欲权堰缕断为首取之议，不敢同也。张包一带，即阚村旧河，中间空缺，距西堤七八十里。就使回河悉为缕断，安能御大河之冲哉?且东流阔处无二百步，益以涨水，何可胜纳?去岁尝开鸡爪十五余丈，未几生淤，形势可见。一月东流，既不容北流，又悉闭上壅，横溃之患，何可胜言哉?请先导张包，以存北流，修西堤，以备涨水，因其顺决。水流既通，则河将自成矣。』是时独东路提刑上官均与偁议合，而众相论难，累日不决。乃诏周视东北流，较形势，审利害，会逐司诘之曰：『将浚鸡爪，以决东河于北流，可乎?』漕、宪曰：『可，第无益耳。』又曰：『将不塞张包，以存北流于东流，可乎?』水衡曰：『不可。张包存则东流败矣。』于是时诏使者曰[1]：『审耳。则水之趋北，势也，奈何逆之?』由是从倡议，奏请存张包而治北流。既施行矣，会中格[2]，复罢。偁太息谓其子曰：『河无事，妄扰之耳。议者每以侵害塘泺上惑朝廷，曾不知北流断则塘泺遂淤矣。北流尚存，则恩、冀、沧、景悉为河南地。以河为限，此大利也。元祐之末，浮梁几危。绍圣之初，竟漂败之，西警广武，南抵澶渊。吾谓不上壅则下溃，既已信矣。不三数岁，恐河无安定之理，谁当复为上言之乎?』又大名府路安抚使许将言：『大河东流，的确利害。度今之利，若舍故道，止从北流，则虑下流已湮，而上流横溃，力害益大。若直闭北流，东徙故道，则复虑受水不尽，而破堤为害。窃谓宜因梁村之口以行东，因内黄之口以行北，而尽塞诸口，以绝大名诸州之患。俟春夏水大至，乃观故道，足以受之，则内黄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则梁村之役可止。定其成议，则民心固，而河之顺复有时，可以保其无害。』诏令吴安持、郑佑与本路安抚、转运、提刑司官从长相度，具图保明闻奏。既有未便，亦各具利害来上。辛丑，三省言：『大河累年利害未决，近又权都水使者吴安持与大名府路安抚使许将及河北转运副使赵偁议论各不同，虽已令安持、都水监丞郑佑与本路监司从长相度，虑更有异议，奏请往复二诏差中书舍人吕希纯、殿中侍御史井亮采乘驿放朝辞[3]，限三日往北京，取索都水监及本路安抚、转运、提刑司所陈黄河利害文字同议。如议论归一，即依前降指挥施行；如有异议，即仰吕希纯、井亮采定夺，具图状保明闻奏。先是，范纯仁面奏：『许将双行梁村、内黄口，事理稍便。』吴安持亦以为然。即诏安持一面施行。苏辙曰：『大河之势，东高西下。去年北京留守蒲宗孟以都城口危，乞于西岸增筑马头二百步，约水向东。朝廷指挥水官与安抚、提刑司保明，如委得北流、东流、上流别无疏虞，然后施行，逐司遂乞減马头一百步。然是秋涨水，为马头所激，转射东岸，漂荡德清军第一埽，为害最大。及涨水稍落，不能东行，却倒射西岸。恐须令逐司共议，乃得其实。』上曰：『此事不小，当合众人议之。』然已降指挥，越二日，三省奏事罢，上特宣谕曰：『黄河利害，非小事也。宜遣两制以上官二人按行相度。』范纯仁等皆曰：『河上夫役将起，方议遣官，恐稽留役事。』苏辙曰：『臣去年尝乞遣官按行，是时太皇太后以为水官只在河上，犹不能保河之东西。今骤遣人，亦难决。』上曰：『此事非细事，但使议论得实，虽迟一年，亦何损?』于是专遣希纯、亮采往视。 　　二月己酉，都水使者吴安持、都水监郑佑言：『勘会堰梁村缕断张包，闸内黄决口。疏口地，开鸡爪河凡五事。乞据疏内相度同议。已得归一者，便听一面施行。今相度定夺黄河利害所相度逐件事理，可以先次兴工，即一面施行。』丁巳，相度定夺黄河利害所言：『看详都水监所奏，乞权堰梁村，缕断张包等河门，闸内黄决口于窦家港。上下多疏口地，及开鸡爪河等五事。除梁村水口，据大名府路安抚、河北路都转运司、提刑司、都水监官、北外丞司状并称合行堰断，同议已得归一，本所相度，可以先次兴工。已牒逐司，一依前降朝旨，一面施行讫。』己未，吕希纯、井亮采归自河上。极以北流为便。方施行，而签书枢密院刘奉世援旧例，乞与河议。奉世，文彦博、吴充门下士也，常以北流为非。丙寅，三省、枢密院同进呈吴安持所画河图及利害。范纯仁曰：『昨专遣吕希纯、井亮采躬亲行河，决定利害，宜用其言，不可复从水官之说。』上曰：『希纯等行河，不及一月而还，止到大名，未尝至恩、冀，恐有所不尽也。』韩忠彦等曰：『吕希纯等所上河议，亦未可施行。』又以监察御史郭知章奏，乞专委水官任河事。上曰：『河事固当专付之水官，失职则责之可也。』希纯、亮采之议寻格。 　　三月壬申，相度定夺黄河利害所奏：『本所寻亲到北京元城县孙村口及馆陶县堤埽相视一带水势，次到梁村张包口及内黄县蒲潘口相北流水势。考之前世河流次第，及广行询访利害，大抵北流势顺下，故河道常欲趋北，前后所施行人工不少，故见今水流分路颇多。今来逐司议论不同者四事，惟张包河门等最为要切。安抚司、都水监之意，欲于缕断处，仍起堤三十里，以防夺动大河；转运之意，欲存留以为北流。下河所陈利害。本所契勘：东流自梁村西下，至孙村水口一十六里有余，见今伏槽，水势约八九分，已来行流，然河身皆自人力所开，大段窄狭，其阚村埽乃元祐三年所置，本欲横截大河，使之东去。自阚村埽至内黄下埽，空缺者七十余里，张包河乃在其间，虽即今水势浅小，然去北之势，极为顺便。但自决大吴口，后来累年之间，北流堤防全不修葺，即自难以便依转运、提刑司所请。张包等河门不行，缕断流，待涨水之出，仍乞闸内黄决口，凿开九里堤，使水势无壅。其东行亦依安抚司、都水监所请，疏口地、开鸡爪河，以助东流之水势。保明委是诣实。』是日癸酉，诏都水使者王宗望疾速前去提举照管措置，务要于向下州军别无疏虞，候将来涨水，见得河势行流次第，令都水监具的确利害，保明闻奏。 　　四月乙巳，都水使者王宗望言：『躬亲相视得东流水势已及八九分，张包河一支，即日減落，水势甚微。上件河门若不断闭，窃虑向去涨水不测，牵夺大河水势向西，冲刷河门，愈更深阔。已牒大名府，都大与本地分都大修闭，限十日毕工去讫。』 　　六月丙申，都水使者王宗望等言：『措置回河，自阚村以下至内黄下埽，缕堤七十里，所用薪刍为数不少，除将年计物料那融分擘外，其上件七十里[4]，见为七节修治，每节各管一十里。今约度每节添置梢草四十万束，乘此秋成计置，每束约用钱三十五文，计九万八千贯。合取朝旨应副，及乞差官措置。』并从之。 　　七月辛丑，广武埽危急。诏都水使者王宗望亟往广武埽提举救护。丁巳，上谕执政，命吴安持与王宗望同力督作（广武埽，详见《导洛》）。 　　八月壬午，诏差权工部侍郎吴安持前去都大提举开修新河等功役，及令南外丞李伟、勾当洛口王维同管开修。 　　九月己未，三省、枢密院同李仲、王宗望欲开迎阳港河、闭燕家河门、引水入澶州故道。章惇曰：『欲委吴安持相度。』曾布曰：『河防兴役不一，劳人伤财，不可不慎。若非灼然有利，此役未可遽兴。』上亦以为不足开，安焘亦以为然。惇曰：『曾布在河北，颇知河事。』又曰：『河遂以东，而下流壅遏，未成河道。兼堤防未完，须疏治下流及增固堤防，不尔，恐未免上流衡决之患。』布曰：『既如此，不若且于下流用功。故道恐未易修。吴安持好兴作，其言未必可用。安持前后于河防枉用功力，不必□，以至縻费提刑司封桩钱万数。盖缘当时议论不一，而安持辈务欲约大河归东流，致德清军横流垫溺，公私财力困弊。』遂指图中燕家河门，乃是初决者小吴□□□。惇曰：『元丰中，任河势顺流，未尝用工，却无事。』焘曰：『容臣开陈。』因言：『大河北流，过钓台下流深阔处入界河。若更变移近北，即流入北地河，在敌境，则自可为桥梁度河，中国更无限隔之处。所以文彦博辈议欲回东流，但不敢漏此意。』布曰：『古今有欲引河注之北地者，如河不变移，趋北则已，果然，亦非人力所能回也。』韩忠彦曰：『但责水官。』上曰：『然。』遂批送安持相度云云。 十月己巳，工部言：『都水使者王宗望等状：自阚村已下，至栲栳堤七节河门并塞闭了当，全河悉已东还故道，更无北流之水。欲乞下王宗望疾速相度移拨。北流者大，巡河使臣、人兵、物料往彼分置增充，准备枝梧，庶免噎凌之患[5]。』从之。丁酉，都水使者王宗望言：『大河自元丰溃决以来，东、北两流利害极大，十年纷争，国论不决，水官无所适从。伏自奉诏以来，凡经九月，上禀成算，遂断北流，以除河患。望下臣等奏付史官，以纪绍圣临御以来圣明独断，致此成绩。』诏宗望等具析修闭北流部额官等功力、等第以闻。 此十月十三日工部云云。十一月十五日，当并王宗望事迹：绍圣元年为都水使者，朔部目河决，而东北流之议兴。宗望有请于朝，遂塞张包、樊郡等河，自阚村已下至栲栳堤七节河门，并皆闭塞，创筑金堤七十里，尽障北流，使全河之水东还故道。又设为经画，自阚村南下直至海口，逐一相视，补筑新堤防，及淤浅河道增修，低级疏修疏浚，虽盛夏涨潦，更无壅决之患。二年，上嘉其劳，进阶三等，授中散大夫，除直龙图阁、河北都转运使。未数月，擢工部侍郎，进阶三等。在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十一月己酉，权工部侍郎吴安持言：『准朝旨相度开浚澶州故道，分減涨水。按：澶州本是河行旧道，顷年曾乞开修。』其时以东、西地形高仰，未可兴功，欲乞且行疏导燕家河，仍令所属先次计度合增修一十一埽所用功料。诏令都水监候来年将及涨水月分，先具利害以闻。癸丑，三省、枢密院言：『元丰八年，知澶州王令图议乞修复大河故道。元祐四年，都水使者吴安持因纾南宫等埽危急，遂就孙村口为回河之策。及梁村进约，东流孙村口窄狭，德清军等处皆被水患。今春，王宗望等于内黄下埽闭断北流，至涨水时，犹有三分北流水势，然上流诸埽已多危急，下至将陵埽[6]，决坏民田。近据王宗望等奏，大河自闭塞，阚村而下，及创筑新堤七十余里，已尽闭北流，全河之水东，还故道。向下地形已高，水行不决。今既闭断北流，将来盛夏大河涨水，全归故道下，惟旧堤多有损缺怯薄处[7]，势有可虞。至于阚村而下所缉新堤，亦恐未易枝梧全河涨水。兼京城上流多处埽岸[8]，虑有壅滞冲决之患。』诏权工部侍郎吴安持、都水使者王宗望、监丞郑佑疾速前去计会。北外监丞司自阚村而下，直至海口以来，逐一相视，应新旧堤防及淤浅河道，今如何增修疏浚，将来盛夏，不致壅滞冲决。候过涨水无虞，即据昨来所闭北流之功等第推赏，仍先具结绝事状以闻。如向去因措置不当，致有冲决，为公私大患，亦当考察事实，重作施行。乙卯，左司谏张商英言：『臣伏见今年已闭塞黄河北流，都水监长贰交章称贺，或乞付史官，则是河水已归故道，只消修完堤埽，以防将来冲决之患而已。近闻使者王宗望、外监丞李伟却乞开澶州故道分水，工部侍郎吴安持乞候涨水土則去相度，缘开澶州故道，若不与今来东流底平，则才经水落，立见淤塞。若与今来河底平，则从初自合闭口回河，用功九年，费财动众。吴安持称候涨水相度，乃是悠悠之谈。前年涨水并今来涨水，各至澶州、德清军界，安持首尾九年，岂得不见?更欲延至明年涨水，乃是狡兔三穴，自为潜身之计，非公心为国事也。况立春渐近，调夫及时，不早定议，又留后说。邦财民力，何以枝持?访闻先朝时水官孙民先、元祐六年水官贾种民各有河议[9]。望取索照会，召前后本路监司及经历河事之人与水官诣都堂，一处反复诘难，务取至当经久可行，定议归一，免见年年遇涨水，则乞候霜降水落；遇霜降水落，则乞候涨水。以有限之财，事无涯之功。』是日，曾布因商英言河事，极陈：『近岁调夫，多至于率钱，民力重困。既切责水官以河事，必大有须索。今京东、河北皆饥歉流亡，河役不可责办民力。』安焘曰：『河已东流，不可复易。』布曰：『河既已东，无已议者[10]，大河非人力可回。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也，但因其势而顺导之则可矣。东流固未可保其无患，不可不责水官用心照管。若既复故道，则当使如小吴未决以前悠久可保，不可使岁有水患也。』众皆曰：『旧亦有决溢。』布曰：『先帝在位几十年，河决者三四，未尝岁为患也。』枢密院再对，布复陈：『安焘屡言东流不可更议，臣等本无此意，但未敢保其无患，须责水官以不可败事也。兼夫役不可尽责民力，须朝廷应副尔。』既对，韩忠彦谓布曰：『厚卿疑子宣，以子开尝以回河为非，故亦主北流之言。』布曰：『诚不晓事，未至于此。使大河已东，必欲徙之北流，以便于开之论，此言果可伸乎?』复数日，布又言：『吴安持论河事既被督责，计穷辞屈，真情尽露。兼所言先留北堤四十里泄水，以为先有此论。韩忠彦具知其说。当时安持以谓河须东流，须闭北流，乃可成功，但以范纯仁、苏辙主北流之论，故且为此说以诱之，无其肯听。今乃执此言以逃责，更为期罔。』上曰：『安持若以王宗望尽闭北流为非，当时何不言?』布曰：『安持为工部侍郎，乃其职事，何待今日方言北流不可尽闭?陛下固已察见其奸言矣。』上欣纳。退至都堂，安持等来禀河事，因反复久之。布谓章惇曰：『何惜二十万未应副?将来若败事，秋毫无所假借。』安持又言：『酾二渠为便。』布曰：『若然，则是北流是?东流是?』安持曰：『须以渐闭。』布曰：『然则几何年可了?』安焘云：『只为昨降文字以东流为非，故如此纷纷。』布曰：『本不以东流为非，亦不敢以北流为是，但不敢保东流无患尔。主东流者乃罪人，主北流者亦罪人。国事但欲取之当尔[11]，东、北何择焉?』翌日，同呈安持札子。布曰：『计穷辞屈，奸言尽露。』安焘曰：『安持先曾有文字欲留四十里。』布曰：『如韩忠彦所闻，乃是欺罔反复。』安焘曰：『布改定札子，以东流为非。』布曰：『臣尝以谓用偏见主东流、北流者皆罪人。臣素不顶河事，于此持心实平直，于东、北流无所主，但欲处国事当尔。』焘曰：『谁不平直?』上曰：『执偏见诚不可！』反覆久之，布又言：『札子乃章惇所草，臣尝改定，云新缕七十里堤，未委可与不可捍御将来涨水，及虑上流有壅滞冲决之患，缘公私之忧不细，不可不预为经画。此语恐亦合道。至于众论所疑，无不削□。』惇曰：『昨日已谕水官，人夫、物料极力应副。若将来败事，水官亦无所假贷。』上曰：『当如此。』甲子，左司谏张商英言：『伏闻权工部侍郎吴安持近诣三省、枢密院禀议河事，在都堂喧悖，略无仪矩。始以母老为辞，又以须得二十万夫、千万刍梢乃可往，厉声云：「水官岂可不为自全之计！」按：安持主张河事八年，今日开口为自全之计，即前后欺罔，不攻自破。缘章惇、曾布是王安石门人，吴安持是王安石女壻，又是安持男女姻家，致安持恃此亲戚恩旧，敢肆侮慢，使庙堂之体陵夷。如此，何以耸天下之具瞻，为首僚之表式哉?安持首鼠两端，必图再用。欲乞下有司薄责：自充都水使者至今，前后费用若干?人兵、钱粮、梢草兴得是何功利?从初主意，为是东流?为是北流?若主东流，因何十六河不曾闭塞?下流堤埽不曾修筑?若主北流，因何年进马头，水人孙村口?若以孙村口分減水势，因何八年用功，今年浅淀，却于窦家港等处行水?明正案牍，具列情状。检会六塔河李仲昌等例，先次责降施行，仍自今年开塞北流以后，专责王宗望、郑佑，候过涨水取旨当罢。况此一事，上系朝廷休戚至大，下系生灵利病不小，大臣岂敢以亲党之故，置私意于其间?所有臣自供职后来论列章疏，亦乞检会，再赐采择。』 商英此章，据布《日录》，在十一月二十五日癸亥。今附本日。 　　乙丑，上以商英言安持章付枢密院，与三省同进呈。郑雍白上：『曾布尝诘责安持反复奸言，故安持对水官惧后命，不敢不为自全之计，亦无喧悖状。』上曰：『安持果安石婿?』韩宗彦曰：『蔡卞友婿。』布曰：『人臣何敢用私意庇人，变乱是非，以误国事!』上曰：『此无可行者。』遂罢。 　　二年十月甲申，三省、枢密院言：『绍圣元年，命权工部侍郎吴安持、都水使者王宗望、监丞郑佑，自阚村而下直至海口，相视应新旧堤防及淤浅河道增修疏浚，可使将来盛夏，不至壅滞冲决为患。即据向所闭北流之功，当言等第推恩。如向去措置不当，致有冲决，为公私大患，亦当考察事实，重作施行。』诏：『以大河东流，軔请大夫、都水使者王宗望为右中散大夫，朝奉大夫、工部侍郎吴安持为朝请大夫，候过来年涨水，东流无虞，更加旌赏。若致决溢，仍旧滋长河患，当议施行。』 　　四年十二月乙未，诏朝议大夫郑佑、承议郎李仲各迁一官，仍減三年磨勘。内郑佑依四年法比折。朝请郎黄恩转一官，并赏治水功也。又诏減三年磨勘，仍依四年法比折。又诏郭知章、李伟、王孝先各遷一官，中散大夫王令图赠左中散大夫，赏首建言主回河功也。 元符二年六月己亥，河决内黄口，东流断绝。 此据元符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工部状追书[12]。绍圣史官专主北流之议，至东流断绝，乃不正言其日月，盖奸臣意别有主[13]，于记述则未详细耳。 　　七月丁巳，诏水部员外郎曾孝广诣河北路相度措置河事。孝广尝为南外都水丞，迁都水监丞，不主东流之议。及是河决内黄，故使孝广按行，因得申其素志。 八月甲戌，诏大河水势十分北流，将河事付转运司，责州县共力救护北河堤岸。寻又诏东流各着埽分照管勾当。戊子，监察御史石豫言：『窃闻阚村水涨，其势不至湍悍。若加救护，可无决溢之患。而有司坐视不救，意谓上流决溢则下流減杀。盖河口易以闭塞，侥幸逃责，以到今日，全河北流，滄浸人户田苗，成此大患。望根究诣实，重行朝典，以戒欺罔。』诏王祖道体究以闻。 旧录于此下云：河顺下北流，先帝已降诏旨，而豫以为欺，则误矣。新录辨云：大河流溢非细，微可隐之事。既按视之，必得其实。若果如豫言浸民田庐，则黜责以戒欺罔宜矣。今不论事之虚实，而即以豫言为误，盖私意也。今删去十九字。 　　九月庚子，左司谏王祖道言：『请先正吴安持、郑佑、李仲、李伟之罪，投之远方，以明先帝北流之志。』诏令工部检详东流建议及董役之人，以名闻奏。 十二月乙巳，水部员外郎曾孝广言：『大河见行滑州、通利军之间苏村埽。今年两经危急。请自苏村埽危急处，候来年水发之时，乘势开埽导河，使之北行，以顺其性，下合内黄县西行河道，永久为便。』从之。 导洛广武埽附 元丰八年五月庚子，诏提举汴河堤岸可隶都水监。 旧录云：先帝导洛入汴，缮完戎器，于无事之日，皆专置司，事得以举。至是归之有司。新录辨曰：导洛水、造军器，此非人君必躬必亲之事。先帝既置司，何常不归之有司邪?始则专置一司，得以核实。事既就，当有统属，故各归所隶，是亦先帝之意也。自『先帝导洛』至『归之有司』二十九字，并删去。 　　元祐二年冬，始闭汴口。 　　据绍圣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蔡京云云，并三年正月李仲云增入。元祐四年冬未，梁焘奏议当考。 　　四年十二月甲子，御史中丞梁焘言：『臣愚尝求世务之急，得导洛通汴之实。始闻其说则可喜，及考其事则可惧。窃以广武山之北，即大河故道，河尝往来其间，夏秋涨溢，每抵山下。旧来洛水至北流人于河，后欲导洛，以趋汴梁，乃乘河未涨，就嫩滩之上，峻起东、西堤，辟大河于北，壤其地以引洛水，中间缺为斗门，名通舟楫，其实导河，以助洛水之浅涸也。洛水本清，而今则常黄流，是洛不足以行，而汴所以能行者，附大河之余波也。增广武三埽之备，竭京西所有，不足以为支费。转运司每干于朝廷，势不能不为之应副。窃计自缘清汴之费，其失无虑数百万计，从来上下习为期罔之奸。朝廷惑于安流之说，税屋之利，恬然不以为虑，而殊不知新涉疏弱，力不能制悍河，水势一薄则澜漫溃散，将使怒流循洛而下，直冒京师[14]，其患岂胜言邪?此其大可惧者是耳。以数百万日增之费，养异时京师万一之患而已矣。夫岁倾重费以坐待其患，何若折其奔冲以除其害哉?为今之计，宜复为汴口依旧引大河一支，启闭以时，还祖宗百年以来润国食民之赐，诚为得策。汴口复成，则免广武溢注，以长为京师之安，省数百万之费。以纾京西生灵之困。牵大河水势，以鮮河北决溢之灾；便东南漕运，以蠲重载留滞之弊。时节启闭，以除蹙凌之苦；通江淮八路商贾大舶，以供京师之饶，为甚大之利者六，此不可忽也。准拆去两岸舍屋，尽废僦钱，为害者一而甚小，所谓损小费以去大害也。臣之所言，特其大略尔。至于考究本末，措置纤悉，在朝廷择通习前后之臣者付之，无牵浮议，责其成功。伏望圣慈面诏大臣，商择而施行之。事系国体，愿留宸念。』 　　绍圣元年十月辛丑[15]，广武埽危急。诏都水使者王宗望亟往广武埽提举救护。壬寅，上谓辅臣曰：『广武埽危急，阁去洛河不远，须防涨溢，下灌京师。已遣中使往视之。』辅臣出图及状以奏曰：『此由黄河北岸生滩，欲水势趋南岸。今时止已止，河必減落。然已下水官与洛口官同行按视，为签堤及去北岸嫩滩，令河顺直，则无患矣。』都水监丞冯忱之言[16]：『广武埽危急，水势刷塌堤岸。欲乞筑澜水签堤一道。』诏令冯忱之、李伟、郭茂恂相度，从长措置。戊申，诏差入内高品黄汝贤往广武等埽传宣抚问，救护大河堤埽。官吏、役兵给赐银合茶药、缗钱有差[17]。庚戌，权京西转运使郭茂恂言：『洛水暴涨，已开涟口开放水，有灵蛇见，土人以为河流将平之验。』诏令差官到祭，寻京西转运司、都水丞、南外丞言：『河流渐顺，别无黄水透入洛河，于清汴可保无虞。』癸丑，诏差权工部侍郎吴安持乘传往广武埽及洛口措置救护。甲寅，都水使者王宗望奏：『广武埽已刷塌地步阔远，塌透大堤须修卷埽岸，役兵数少，特乞在京壮役广固共三千人，并下京东都大司，于缘汴装卸入内，除府界、泗州外，告差刷南京界以下装卸一千人，并吏部差有心力使臣取押。内广固壮役，差云贝装卸东京、淮南各一员，依例支破递马驿券，兼程前来。其人兵限使臣到，并一日内起发，及令本处支借附带合用锹杵等赴役。』御批：『除广固指挥不差外，余可并依所奏，日下便与处分。』丁巳，上谕执政：『闻河埽久不修，故几坏者数处，鱼池、原武、阳武皆已遣水官乘传疾置护役。昨日报洛水又大溢，注于河。若广武埽坏，大河与洛水合而为一，则清汴不通矣。京都漕运殊可忧。宜亟命吴安持与王宗望同力督作，苟得不坏，过此亦须藉置为久计。安持强干可倚，其促安持往营度之。』皆对曰：『但雨止，则可无虞。臣等谨奉命，退当召安持至政事堂，以圣意谕之。』壬戌，吴安持言：『广武第一埽危急，即自决口与清汴绝近，缘河、洛之南去广武山千余步，地形稍高，自巩县东七里店至洛口不满十里，可以别开新河，引导洛水近南行流，地步至少，用功甚微。』诏吴安持等再行相度，如果利便，即计的确工料，结罪保明已闻。 　　八月丙子，以权户部侍郎吴安持为权工部侍郎。安持等言：『广武埽危急，刷埽堤身二千余步，与清汴绝近，接洛河之南。去广武南五六百步或千余步，地形稍高，自巩县东七里店至见今洛口，约不满十余里，可以别开新河，引导河水近南行流，地步至少，用功甚微。都水使者王宗望行视并开井筒各称利便外，其南筑大堤，功力浩大。乞下合属官司，别相度保明。』从之。辛巳，都水监言：『河势紧急，缘阳武埽逼近京城，请速那官，同共提举固护。』诏差开封府推官赵越疾速前去救护。王午，诏差权工部侍郎吴安持前去都大提举开修新河等工役，及令南外丞李伟、勾当洛口王维同管开修。 　　九月乙丑，曾布再对，陈：『河防不可轻动，枉费财用。如吴安持见开洛河，外议未以为当。用夫四十五万，若洛水小，引水傍山无益。若泛涨，自当就下，径入黄河，岂肯如人意傍山而入汴?』上颔之。 　　十月己巳，权工部侍郎吴安持言：『洛口别开新河，引导洛水近南行流。已毕工放水。乞除提举官员外，自余官吏，相度节次存減。』 　　十二月甲午，户部尚书蔡京言：『本部财用，皆自东南漕运，以充岁计。今年上供物数，十无二三到者。而汴流今已闭口，臣责到提举汴河堤岸杨炎壮，称自元丰二年导洛通汴，至兀祐元年，八年之间，不曾闭口，如遇冬寒，差兵行冻，并不失事。乞依元丰条例。』从之。 二年正月戊戌，宣政使宋用臣言：『昨自元丰二年四月内导洛通汴，六月成功放水，四时行流不绝。遇冬凌结，即督责沿河官吏打拨通流，并无壅遏。自元祐二年，每遇冬深，便行闭塞，使河流涸竭。殊不究当日导通之意。欲乞于正月内择日开拨，放水归河，永不闭塞，四时流通。如遇凌结，止可将西五斗门減放，节限水势，如惠民河行流，则自无壅遏之患，于国家有万世源源不绝之庆。』从之。 校勘记 [1]使者 原本无『者』字，据《长编拾补》卷九补。 [2]中格 原本『中』字作两墨丁，据《长编拾补》卷九补『中』字。 [3]乘驿 原本作『弃驿』，据《长编拾补》卷九改。 [4]上件 原本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补。 [5]噎凌 原本『凌』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一补。 [6]将陵埽 原本『陵』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一补。 [7]怯薄 原本『怯』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一补。 [8]多处 原本作『言处』，《长编拾补》卷十一仅做『处』，兹据文意补『多』字。 [9]贾种民 原本脱『民』字，据文意补。 [10]无已 原本『已』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一补。 [11]取之 原本『之』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一补。 [12]此据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五○一补。又『追』字，原本作墨丁，据《长编》卷五○一补。 [13]奸臣 原本作『□目』，据《长编》卷五○一改补。 [14]直冒 原本『冒』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三六补。 [15]绍圣 原本无此二字，据文意补。按：元祐后为绍圣，故此元年当为绍圣元年。以其无 　　年号，故《长编拾补》未予辑录。《长编拾补》卷一○有『绍圣元年七月癸卯，都水丞冯忱之言云云。』本节下文又有都水监丞冯忱之，可以为证。 [16]都水监丞 原本『都水』下衍一『使』字，据《宋史·职官志》删。按：宋代水官除都水使者外，其属官均不带『使』字。 [17]给赐 原本『给』字作墨丁，据文意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十三 哲宗皇帝 立后废后附 　　元祐五年六月辛丑，太皇太后宣谕宰臣吕大防等曰：『皇帝春秋渐长，将来纳后仪式，曾令入内内侍省检寻天圣二年纳郭皇后、景祐元年纳光献皇后行礼之次第，各为年深，并无据□[1]，兼其时只是降制进册，不曾御殿，礼甚简略。有司故事，必有存者，可以讲寻。』大防等乞退而讨论。 　　六年七月乙丑，宰臣吕大防等言纳后仪注。太后太后曰：『取其便近事，不必拘泥古昔。』大防等曰：『长秋久未建立，中外极不遑安。外间谓在京臣僚之家，皆蒙取索家状，惟高、向二族独未取索，众议深以为郁。』太皇太后曰：『采择近百余家，犹未有契合者。高家不闻有人，向家亦曾取索，尚未供到。然此非小事，固难轻议。』大防等曰：『太皇太后深自损抑。圣德高远，固非臣等所能拟议。然为国家计，则自当付之公议。况自古选后，多出勋戚之门，汉之阴、邓是也。而当时亦不以为嫌。』太皇太后曰：『若是神宗皇帝时，则无不可。今若自诏外家，诚亦非使。』 　　八月己丑，三省进呈《纳后六礼议制》。太皇太后曰：『近向家供到，未有相当者。高家诸女，少得合相法者，或有疾病，未应采择。』又云：『选后当以贤德为先，不在姿质。固知如此，然人家子女养于闺阁，贤与不贤，人安得悉知?选择之际，惟见门阀与人物耳。此事亦系其人之福，力可胜也。』 　　七年三月庚戌，礼部言：『据太常寺修撰到《纳后仪注》，命使、纳采、问名、纳吉、纳成、告期、发册、奉迎。尚宫导皇后诣福宁殿之大次以俟，至日晡后，皇后车入宣德门，礼直官、通事舍人前引，侍中跪奏中严，内侍转奏，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御福宁殿，宫人侍卫如常仪。尚宫引皇后出，次诣殿庭之东，西面立。尚仪跪奏外办，请皇帝降坐，礼迎，尚宫前引，诣庭中之西南，东面揖皇后以入。皇帝导皇后升自西阶，入室，各就榻前立，尚食跪奏食具，皇帝揖皇后皆坐。尚食以馔进，皇帝及皇后皆食三饭。尚食以酒进，皇帝、皇后俱受爵饮。尚食以馔从，再饮如初，三饮用卺如再饮。尚仪跪奏礼毕，皇帝、皇后俱兴。尚宫请皇帝御常服，尚寝请皇后释礼服入幄。次日，以礼朝见太皇太后、皇太后，参皇太妃如宫中仪。』诏依。 　　四月。初，三省、枢密院进呈太史局勘婚文字，吕大防曰：『虽云勘婚，先须门阀，于门阀中勘乃可。』王岩叟曰：『不取于勋德之家，无以服人心。』久之乃定[2]。二月乙卯，太皇太后始宣谕云：『近选得九家十女，惟孟家最可，但长三岁，然年颜殊未及。』王岩叟曰：『不知是正出否?』应曰：『王广渊女嫁孟在生此女。』大防等因言：『只恐为勘婚，又难成就。』太皇太后曰：『今台官郑雍、杨畏、谏官虞策、姚靦总有文字，乞不用阴阳之说，亦欲与公等评薄，更不勘验，如何?』皆极赞美。后两日，遂进呈纳后不当勘婚并孟家审察选召札子。枢密院再对，太皇太后问忠彦等：『亦闻孟家子细否?』对曰：『孟在善人小官，门户静，别无事。』又宣谕曰：『不欲选于贵戚家，政恐其骄，骄即难教。』忠彦曰：『如孟在等人家，自然不骄，亦须易教。不在富贵中生，则必谨畏。』太皇太后曰：『然。』及是月甲寅，太皇太后宣谕：『孟家女人内，能执妇礼。可降制，立为皇后。』大防奏曰：『俟择日。』应曰：『今日明日皆好，只就明日降制。』王岩叟曰：『太皇太后宜降一手书付学士院，庶于事体为顺。』从之。又诏及后家故事，大防曰：『汉时赐予厚。』应曰：『汉时远，且说唐时。』大防曰：『唐时不见。』又问本朝，大防曰：『有之，但都无文学，必是出于内库。若不赐予，必作债。』退聚都堂，召范百禄、梁焘，谕以今日降手书及于制中要见奉母命之意。又今国史院检《孟元传》送学士院，乃拟手书草稿进入。戊午，手书曰：『吾近以皇帝年长，中宫未建，历选诸臣之家，参求贤德，故马军都虞候、赠太尉孟元孙女，阀阅之后，以礼自持，天姿端靖，雅合法相。宜立为皇后。付学士院降制施行。典礼并依已降指挥』】己未，内出制书，立故马军都虞候、眉州防御使、赠太尉孟元孙女为皇后、仍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己卯，王岩叟取历代皇后事迹可以为法者，编成一书[3]，名曰《中宫懿范》上之。戊戌，上御文德殿发册，及命使奉迎皇后。己亥，百官表贺于东上閤门。 绍圣三年九月甲寅，上批：『皇后孟氏纵欲失德，密搆奇邪，上则不足以懿范内令，下则不足以章明妇顺。朕躬禀皇太后、皇太妃圣旨，恭奉玉音，可废居道馆，仍赐四字仙师号并法名，仰三省、枢密院同定。』丙辰，御延和殿，见宰臣执政官，诏曰：『皇后孟氏旁惑邪言，阴挟媚道，迨从究治，验佐甚明，狱辞具孚，覆案无爽。朕夙夜恻怛，寝食靡宁，难以私恩，而屈大义。躬禀两宫慈训，恭被玉音，失德若斯，将来何以母仪万邦，上承宗庙?可上皇后宝册，废居瑶华宫，赐号「华阳教主玉清妙静仙师」，赐紫，法名冲真。其居处供帐、服用、廪给之类，务从优厚，称朕所以始终待遇之意。』初，后朝谒景灵宫讫事，就坐之，嫔御皆立侍，刘婕妤独背立帘下。后阁中人陈迎儿喝曰：『绰开！』婕妤背立如故。迎儿退归，有不平语，繇此阁中皆忿。冬至日，会朝隆祐宫，俟见于他所。后所御坐朱髹金饰。宫中之制：惟后乃得之。刘婕妤在他坐，意象颇怩，其从行者为易坐，制与后等，众皆侧目。有不能平者，故传喝曰：『皇太后出!』后云所坐，婕妤亦起立，寻各复所，或已彻婕妤坐顿于地。婕妤怼，不复朝，泣而去，且诉于上。时内御郝随用事，谓婕妤曰：『毋以此戚戚，愿早为大家生子，此坐终当为婕妤有耳。』会福庆公主病，后有姊釐颇知医，常已后危疾，以故出入掖廷，投公主药弗效，乃取道家治病符水以入宫。以示后，后变色问曰：『此何从来?』釐对以实。后曰：『六姊宁不知中禁严密，与外舍异耶?』戒令存之。俟上至，言所以然。已而上过视公主疾，后持以告上，上曰：『此亦人情之常耳。』后即取符爇于前，宫禁相传厌魅之端作矣。方公主病革，忽有纸钱在旁。后顾视，颇恶忌之，意自婕妤所遣人持来，益有疑心。未几，后养母听宣夫人燕氏及尼法端与供奉官王坚以左道为后祷祠，事闻，诏入内押班梁从政、勾当御药院苏珪即皇城司鞠之，坚坐以家所藏雷公式示法端，又以所得南方枫木同法端即光教院造式，作后祷祠，有『所厌者伏、所求者得』等语，式成，恐门户几察，以生枣覆之而入；法端坐与坚同造式，又尝令坚求闾巷间所谓驴驹媚、蛇雾、叩头虫者，欲以进后，令佩往上寝殿，燕氏坐上过后阀作欢喜字，烧符取灰，将置茶中以进。会上不欲茶而止。又用和水以洒御路，冀上数来；又令坚绘刘婕妤像，以大钉钉其心，又欲取五月中瘵死宫人烧尸灰置刘寝，几其以此疾患死，又取七家针各一，烧符置刘阁中，皆以厌况，卒无验。狱成，侍御史董敦逸录问，遂诏废后，降后父庆州防御使、提举中太一宫兼集禧观在为荣州刺史、添差邓州总管。王坚、法端、燕氏皆处斩，凡所连逮，以等第定罪，经由失察官贬秩、赎金有差。先是，上谕辅臣曰：『始因陈迎儿者造为语言，激怒中宫。』众皆曰：『然。』上曰：『已杖脊逐之矣。』诏狱初起，禁中被逮几三十人，箠楚甚峻，皆宦官、宫妾柔弱之人。暨录问，罪人过庭下者气息仅属，或肢体己毁折，至有无舌，无一人能声对。敦逸秉笔，疑未下，郝随从旁以言胁之。敦逸畏祸，不能刚决，乃以奏牍上。盖宰相章惇迎合于外，而随挤排于内，莫有敢异议者。既降案付三省、枢密院约法，惇会执政李清臣、曾布、许将、蔡卞及刑部官徐铎等议，或谓：『雷公式未成，以造作不如法，及茶未进，恐不可处极典。』曾布曰：『驴媚、蛇雾是未成否?』众皆矍然。布仍谕法官：『但当守法。』法官遂执议坚等三人皆处死。是日，上谕辅臣曰：『朕待后有礼，不意其所为如此。朕日夜怵惕，至为之废寝食。今日之事，诚出于不得已。』上言及此，恻怛见于颜色。臣惇、臣清臣、臣布、臣将、臣卞奏曰：『废后，大事也。臣等见案辞如此，不敢复有开陈。陛下为社稷宗庙大计，诚出于不得已。愿少宽圣心，以幸天下。』其后上颇有悔悟意，尝曰：『章惇坏我名节。』故元符末皇太后复后位号者，推上遗意而行之也。 《新录辨诬》曰：绍圣中，章惇为相，挟奸固宠，交结嬖倖，动摇中宫，故昭慈圣献后之废，天下冤之。其案词所坐事，有至猥亵闾巷不为者。当时宦侍治狱于掖庭，宫妾辈被掠诬服，旧录遂据而书之，岂不虚损懿德哉?公采摭事迹[4]，削旧文，以辨诬谤，皆有所从，谨条画之附于后，庶后来有可考，亦足少慰在天之灵矣。自『上批』至『称朕所以待遇之意』已上，并旧《实录》文，全载二诏。自『初，后朝谒景灵宫』至『繇此閤中皆忿』已上，系曾布《日录》所载，今删润修入，以见事因。自『冬至日』至『终当为婕好有尔』已下，系修撰官臣某绍兴八年秋八月七日陛对，面闻今上皇帝。圣谕及昭慈圣献皇后诬谤甚悉。如易坐上借之事[5]，皆昭慈亲言之。圣谕又曰：『绍圣中宫之废，外则章惇，內则郝随，二人之罪甚大，非哲宗本意也。命辅臣载于时政记矣。』今亦参考添修于后。自『会福庆公，王病』至『厌魅之端作矣』已上，并系孟忠厚所称亲闻于昭慈圣献皇后之事，本馆见修《宣仁圣烈皇后传》始末，用高世则所供事实。绍圣中宫厌魅之冤，其端止坐于后姊六夫人持符以治福庆之疾耳。今据实修润。自『方公主病革』至『益有疑心』已上，系修撰官臣某陛对，所闻圣谕，分据实修入。自『未几后养母听宣夫人燕氏』至『贬秩赎金有差』已上，用旧《实录》所载燕氏等罪。按及参合曾布《日录》所载按词书之。旧录所载，多上诬昭慈、王坚、燕氏等厌魅事。凡涉刘婕妤者，皆删去不书，此可见当时史官用意奸邪，欲罔天下后世，使不知事所从起也。今除去诬谤昭慈太甚之语，止云某人坐某事，以见按词中所通事迹。其后有『捶楚甚峻』之诬，则从政、珪等锻炼诬罔之罪明矣。自『先是，上谕辅臣』至『杖脊逐之』已上，用曾布《日录》修入，以卒前所载陈迎儿事。自『诏狱初起禁中』至『无敢有异议者』已上，系曾布《日录》所载。布记掖廷秘狱甚详，其言逮系几千人，与今自所劾皆宦官、宫女柔弱之人[6]，皆其本语。又载孔元宿端王宫[7]，夜闻棰楚声甚峻，则是可为从政锻炼之证明甚。至录问时，罪人无舌事，士大夫素皆相传，孟忠厚自说亦同。元符末，黄策上书，其言与所传正相符合，今并採用其语。如曰『宰辅迎合于外，郝随挤排于內』，盖与今上皇帝宣谕史臣之意合，其可信明矣。自『既降按付三省、枢密院约法』至『坚等三人皆处死』已上，并曾布《日录》所载。法官初欲从轻，因布言，故三人卒处死。后元符初欲复后位号，章惇数以此语持布就重，法官不敢违，布乃曰：『如此，当时何以不言议罪论法?莫须是宰相否?』然则废后之举，惇罪固大，布亦预焉。布自述其过于《日录》中，故表而出之。自『是日，上谕辅臣』至『愿少宽圣心，以幸天下』已上，并从旧录所载上语及宰执等语。自『其后董敦逸奏』至『上乃然之』已上，并系曾布《日录》所载。敦逸录问于前，而论奏于后，言固不足赎过矣。上初欲逐敦逸甚锐，宰相以理开陈，遂止。蔡卞激怒之辞至切，弗听也。虽古明君听言之美，何以加此?后元符末复后位号，太后谓辅臣曰：『先帝末年，颇有悔意。』由此观之，使当时辅弼、侍从、台谏皆得贤臣，引义交争，则上意之回必矣，惜乎群公皆为将迎之说，及事已，但能交口言：『惟愿少宽圣心，以幸天下耳。』其罪可胜诛也哉?自『后上颇有悔悟意』至『推上遗志而行之也』已上，用黄策元符中所上书修入，策坐此书，为蔡京所恶，入邪党[8]，上尤甚惜[9]，羁置还郡。其载哲廟语章惇『坏我名节』，当时耳目所安，事必非妄，又可见人主悔悟之实，故采而书之。 　　殿中侍御史陈次升言：『以皇后孟氏旁惑邪言，险邪媚道，迨从究验，证佐甚明，而陛下能断大义，不牵私恩，奉承两宫慈训，废皇后孟氏为华阳教主，降诏以告中外，命下之日，士庶惶恐，咸谓后无可废之罪，而陛下废之，或相与为之咨嗟弹指，良可骇也。盖以所治之狱不经有司，虽闻追验证佐，而事迹秘密。朝廷之臣，犹不预闻，士庶惶惑，固无足怪。臣窃谓自古推鞫狱讼，皆付外廷，未有宫禁自治、高下付阉宦之手。陛下但见案牍之具耳，安知情罪之虚实?万一冤滥，为天下后世讥笑。臣欲乞陛下亲选在廷侍从或台谏官公正无所阿附之人专制院，别行推勘，庶得实情。如后之罪在所不容，虽废之，人无怨言。今事不经有司，狱成宦官，此天下人心不能无疑也。伏望圣慈特降睿旨施行，不胜幸甚!』 　　十月壬戌，侍御史董敦逸上疏，论瑶华不当废，其略曰：『瑶华之废，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诏下之日，天为之阴翳，是天不欲废之也；人为之流涕，是人不欲废之也。』且言：『尝录问狱事，恐得罪天下后世。』不报。丁丑，侍御史董敦逸又奏疏论瑶华不当废。上批付三省。堂史白章惇等，欲与枢密院同上。翌日既对，上怒曰：『敦逸不可更在言路!』曾布与章惇、许将皆言：『愿陛下且函容。』且言：『此事只宜静，不可令闹。敦逸罢黜，则从官、言官必有议论，恐更纷纷。』上曰：『不过是同类！』蔡卞见上怒，且意坚，遂言：『须贬黜，乃可别白是非。敦逸录问了却许多时，方有议论。』惇曰：『敦逸文字中亦云十月六日曾有章疏。』布曰：『陛下亲揽政事，方欲开广言路，以来忠言谠论。兼祖宗以来，言事官虽狂妄，多不肯加罪。陛下以天地之度函容四海，何必与敦逸较曲直?亦何必于此须别白是非?』上曰：『言事官贬责不少。』惇曰：『言外廷事不当，故可贬。』上曰：『常安民亦贬与知军。』布曰：『且乞函容。臣非敢违戾，但恐上累圣德。』卞又曰：『敦逸云恐得罪天下后世。他既得罪，则陛下当如何?』布曰：『臣等固不敢以敦逸之言为当，固知其无理趣，但冀圣意且函容耳。』惇曰：『臣观其文词，殊无伦理，皆不可晓。』又云：『乞详酌施行，不知令朝廷如何施行?若便罢黜，诚恐众论纷纷，却聒噪朝廷。』许将亦再三陈述，言：『愿陛下且函容，不尔，成小子之名矣。』布曰：『此事施行已久，幸无议论。今乃以敦逸一言，致众人纷纷，极未便。』布又言：『欲因孟在贬，略以狱辞告中外，使人知中宫失德之状。』惇、将亦助布，言以为当然。卞曰：『且与一知州。』布曰：『知州与知军何异?』因怒目视卞云：『若贬敦逸，而众人更有议论，何以处之?』卞无以对，徐曰：『众人莫与敦逸不同，却可恕。』布曰：『此论不当，不可。』上又曰：『须知军。』清臣遂言：『领圣旨。』布厉声诘清臣，且曰：『臣未敢奉诏！』清臣曰：『且与罚金。』布曰：『此尤无义理。若罚金，更不若罢黜。』惇亦以为然。上怒曰：『三省与一知军。』布少退，惇徐曰：『且乞函容。』将亦言：『恐未可行。』布见二人皆不变，遂复助之。上意稍解，曰：『且休。然必不已，待再有文字行遣。』布与惇皆称善。 　　元符二年八月戊寅，贤妃刘氏生皇子。 　　九月丁未，诏立贤妃刘氏为皇后。 　　闰九月乙未，皇子薨。 　　 配飨 　　元祐元年四月己亥[10]，礼部言：『太常寺状：真宗皇帝、仁宗皇帝、英宗皇帝配飨功臣，并于山陵前下两制定议当寺。谨按：唐配飨功臣，如肃宗以苗晋卿、裴冕，宪宗以裴度、高崇文、李愬，皆多历岁年，方诏配飨。及国家配飨功臣，太祖皇帝以赵普、曹彬，太宗皇帝以薛居正、潘美、石熙载，并咸平二年制下。所有将来神宗皇帝神主祔庙，所议功臣配飨，今参详故事在前，缘仁宗皇帝配飨功臣，系于山陵前下两制定议，英宗皇帝配飨功臣，系在山陵后降朝旨，以大司徒韩琦、太师曾公亮配飨。今来神宗皇帝神主祔庙，配飨功臣，合自六曹尚书以下至待制以上，及太常、秘书省长贰同议。』从之。 　　五月辛丑，礼部言：『祖宗神御，并合塑配飨功臣侍立。太祖神御前塑赵普、曹彬，太宗神御前塑薛居正、石熙载、潘美，真宗神御前塑李沆、王旦、李继隆，仁宗神御前塑王曾、曹玮、吕夷简。神宗神御前，侍臣乞先行议定本庙配享功臣修塑。如未议定，请依例权塑侍臣一员。』从之。戊申，吏部尚书孙永等议：『按《尚书》「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恭惟神宗皇帝以上圣之资，恢累圣之业，尊礼故老，共图大治。伏见司徒、赠太尉、谥文忠富弼秉心直谅，操术闳远，历事三世，计安宗社。熙宁初访落，眷遇特隆，匪躬正色，进退以道，爱君之志，虽没不忘。以配享神宗皇帝庙庭，实为宜称。』诏从之。初议或欲以吴充，太常少卿鲜于侁曰：『勋德第一，惟富弼尔。本朝旧制，虽用二人，宜如唐朝止用郭子仪故事，只以弼一人配享。』议遂定。 　　三年十二月甲午，江宁府右司理参军、郓州州学教授周穜罢归，用右正言刘安世、翰林学士苏轼言也。安世言：『臣伏见周穜上书，乞以故相王安石配飨于神宗皇帝庙庭，中外喧传，颇骇群听。臣闻天圣中，钱惟演尝请以庄献明肃太后、庄懿太后并享真宗庙室，以希帝意。是时御史中丞范讽劾惟演擅议，遂落平章事，罢归本镇。臣窃谓惟演位兼将相，言之未为太过，而责之如此之重者，乃所以严宗庙也。今穜以疏远微贱之臣，怀奸邪观望之志，陵蔑公议，妄论典礼。使安石功德茂著，实从配飨，在穜之分，犹不当言，而况辅政累年，曾无善政，残民蠹国，流弊至今，安可侑食清庙，传之万世?如穜狂僭，岂宜轻贷?伏望陛下以《春秋》之法诛其始意，重行窜殛，以明好恶。』轼言：『臣先任中书舍人日，敕举学官。臣曾举江宁府右司理参军周穜，蒙朝廷差充郓州州学教授。近者窃见穜上疏言朝廷当以故相王安石配飨神宗皇帝。谨按汉律：擅议宗庙者弃市。自高后至文、景、武、宣，皆行此法，以尊宗庙，重朝廷，防微杜渐，盖有深意。本朝自祖宗以来，推择元勋重望、始终全德之臣，以配食列圣。盖自天子所不敢专，必命都省集议，其人非天下公议所属，不在此选。奏议既上，诏云「恭依」，册告宗庙，然后敢行。其严如此，岂有既行之后，复使疏远小臣即出私意，以议所配?若置而不问，则宗庙不严，而朝廷轻矣。窃以安石平生所为，是非邪正，中外具知，难逃圣鉴。先帝久亦知之，故置之闲散，终不复用。今以散青苗等法而废退安石党人吕惠卿、李定之徒，至于学校贡举，亦已罢，斥佛老、禁止《字说》，大义已定。行之数年，而先帝配飨已定用富弼，天下翕然，以为至当，穜复何人，敢建此议?意欲以此尝试朝廷，渐进非说，阴唱群小，此孔子所谓行险徼幸、居之不疑者也。而臣忝备侍从，谬于知人，比引此人，以汙学校，若又隐而不言，则罔上党奸，其罪愈大。谨自劾以待罪。伏望圣慈特敕有司，议臣妄举之罪，早赐责降，以儆有位。』 　　六年二月辛丑，诏以富弼预配飨功臣，其遗表恩泽，特许奏异姓一名，余人无得引例。弼子绍庭请奏甥，故有是诏。 　　绍圣元年四月甲寅，诏故观文殿学士、集禧观使、守司空、荆国公、赠太傅王安石配飨神宗皇帝庙庭（余见《尊王安石》）。 二年二月丙寅，诏罢富弼配飨神宗庙庭。初，元祐定弼配享，天下以为宜。至是，谓弼得罪先帝，罢之。翌日，曾布对，上即问布：『已罢富弼配飨，何如?』布曰：『臣自元祐中闻之，固已讶其不当。弼最不为先帝所悦，乃以配食，事亡如事存，义所未安。先帝经营政事，以王安石为相，君臣相得之际，近世之所未有。舍安石而用弼，岂先帝之心哉?但元祐之人偏执己见，不恤义理之所为耳。』 校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