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 第 74 页/共 103 页
台谏言苏轼策题诗谤附
元祐元年十二月壬寅[1]，左司谏朱光庭言：『学士院试馆职策题云：「欲师仁宗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媮，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臣不识其意，流人于刻。又称「汉文宽大长者，不闻有怠废不举之病；宣帝总核名实，不闻有督察过甚之失。」臣以为仁宗之深仁厚德，如天之为大，汉文不足以过也。神考之雄才大略，如神之不测，宣帝不足以过也。后之为人臣者，惟盛扬其先烈，不当更置之议论也。今来学士院考试官不识大体，以仁祖难名之盛德、神考有为之善志，反以媮刻为议论，独称汉宣之全美，况谓仁祖、神考不足以师法，不忠莫大下焉。伏望圣慈察臣之言，物奋睿断，正考试官之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策题，苏轼文也，诏特放罪。光庭又言：『轼罪不当放。』其言攻轼愈竣，且称轼尝骂司马光及程颐。轼闻而自辨曰：『臣切闻谏官言臣近所撰试馆职人策问，有涉讽议先朝之语。臣退伏思，臣之所谓偷刻者，专指今之有官有司及监司、守令不能奉行，恐致有此病，于二帝何与焉?至于前论周公、太公，后论文帝、宣帝，皆是为文引证之常，亦无比拟二帝之意。况此策问第一第二首，邓温伯之词；末篇乃臣所撰，三首皆臣亲书进入，蒙御笔用第三首。臣愚意岂逃圣鉴?若有毫发讽议先朝，则臣死有余罪。伏愿少回天日之照，使臣孤忠，不为众口所铄。』诏追回放罪指挥。或言朝廷谓光庭所言非是，将逐去之。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恐遂逐光庭，则所损益大[2]，乃各上疏论轼不当置祖宗于议论之间，犹未显斥，其有讥讽意也。疏入，不报。殿中侍御史吕陶言：『苏轼所撰策题，盖设此问，以观其答，非谓仁宗不如汉文、神考不如汉宣帝也。朱光庭指以为非，亦太甚矣。今士大夫皆曰程颐与朱光庭有亲，而苏轼尝戏薄程颐，亦以光庭为程颐报怨，而屡攻苏轼。审如所闻，则光庭固已失之，而轼亦未为得也。且轼荐王巩为不知人，戏程颐为不慎言。举此二者罪之则当也，若指其策问为讥议二圣，欲深中之，以报亲友之私怨，诚亦过矣。』又言：『明堂降赦，臣僚称贺讫，两省官欲往奠司马光。是时程颐言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岂可贺?」赦才了却，往吊丧，坐客有难之曰：「孔子言哭则不歌，即不言歌则不哭。今已贺赦了却，当往吊丧，于礼无害。」苏轼遂戏程颐云：「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上众皆大笑。结冤之端，盖自此始，轼非无过也。』
二年正月辛酉[3]，傅尧俞、王岩叟相继上疏，论苏轼不当置祖宗于议论间，其意欲以救朱光庭也。既皆不报。是日，岩叟、尧俞又各上疏论之。乙丑[4]，诏：『王岩叟、傅尧俞、朱光庭以苏轼撰试馆职策题不当，累有章疏。今看详得是非讥讽祖宗，只是论百官有司奉行有过，令执政召逐人面谕，更不须弹奏。』庚午，翰林学士苏轼言：『臣近以试馆职策问为台谏所言。臣所不敢深辨，盖以深辨而求去，是不欲去也。今者圣明已察其实，而臣四上章，四不允，非独朝廷知臣无罪可放，臣亦自知无罪可谢也。今言臣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数十，而圣断确然，申明其无罪。德音一出，天下颂之，史册书之。臣自闻命以来，一食三叹，一夕九兴，身口相谋，未知死所。然臣所撰策问，似亦有罪。若不实言，是欺陛下也。臣昔于仁宗朝制科，举所进策论、所答圣问，大抵皆劝仁宗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及事神宗，蒙召对访问，退而上书数万言，大抵皆劝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也。臣区区不自度量，常欲希慕古贤可否相济，盖如此也。伏覩二帝临御以来，圣政日新，一出忠厚，大率多行仁宗故事，天下翕然衔戴恩德，固无可议者。臣私忧过计，常恐百官有司矫枉过直，或至于媮，而使神宗励精核实之政渐致隳坏，深虑数年之后，驭吏之法渐宽，理财之政渐疏，备边之计渐弛，则意外之忧，有不可胜言者。臣窃忧之，故辄用此意撰上件策问，实以讥讽今之朝廷及宰相、台谏之流，欲陛下览之，有以感动圣意，庶几兼行二帝忠厚励精之政也。台谏若以此言臣，朝廷若以此罪臣，则斧钺之诛，其甘如荠。今乃以为讥讽先朝，则亦疏而不近矣。愿因臣此言警策在位，天下幸甚！若以其狂妄不识忌讳，虽赐诛戮，死且不朽。』辛未，傅尧俞、王岩叟入对，论苏轼策题不当。尧俞既读札子[5]，太皇太后曰：『此小事，不消得如此，且休。』对曰：『此虽数句言语，缘系朝廷大体，不是小事，须合理会。』又曰：『苏轼更不是讥讽祖宗。』对曰：『若是讥讽祖宗，则罪当死。臣等不止如此论列，既止是于思虑言词失轻重，有伤事体，亦合略有行遣云云。』岩叟因于袖取轼所撰策题，就帘前指陈。未终，帘中忽厉声曰：『更不须看文字也!』岩叟又进读札子，帘中极不以为然。尧俞曰：『如此，则是太皇太后主张苏轼。』又厉声曰：『太皇太后何故主张苏轼?又不是太皇太后亲戚也！』岩叟曰：『陛下不主张苏轼，必主张道理。愿于道理上断事。适蒙宣谕：言官有党。臣等不知有党无党，但只据事之是非论列，陛下亦只当看事理如何云云。』遂下至台中。尧俞与岩叟待罪，乃同奏曰：『臣等今月十八日奏事延和殿，蒙宣谕，谓臣等党附谏官朱光庭，弹奏翰林学士苏轼撰试馆职策题不当事。臣等误承厚恩，上辜任使，更不敢诣台供职，伏俟谴斥。自十九日，各家居。』已而却降出尧俞、岩叟札子付三省。己亥，三省进呈傅尧俞、王岩叟论苏轼札子。执政有欲降旨明言轼非者，太皇太后不听，因曰：『轼与尧俞、岩叟、光庭皆逐!』执政争以为不可。丙子，诏：『苏轼所撰策题即无讥讽祖宗之意，又缘自来官司试人，亦无将祖宗治体评议者。盖学士院失于检会，札与学士院令知。苏轼、傅尧俞、王岩叟、朱光庭各疾速依旧供职。』盖从右仆射吕公著之议也。同知枢密院范纯仁亦言：『苏轼止是临文偶失思虑，本非有罪。闻言者未已，盖此事或闻因小有言，恐致交相攻讦，流弊渐大。望圣慈深察，召来宣谕之意，只乞以朝廷本置谏官、盖为补朝廷阙失及奸邪害政，今人臣小过，本无邪心，谏官不须深论。若其引咎求去，则云朝廷不欲以小事去言官，尔等当共成朝廷之美，则必不敢更有他说。』
十二月壬寅，监察御史杨康国言：『臣昨于朝堂，见百官聚首，共议学士院撰到召试廖正一馆职策题，问王莽、曹操所以攘夺天下难易，莫不惊骇相视。其时臣未有言责，无缘上达，徒自震恐寒心而不忍闻也。此必无人为陛下言不可状，致朝廷尚稽窜责。臣今幸遇圣恩，擢置言路，岂敢畏避缄默，偷安窃禄，有孤陛下任使之意哉?』撰策题者，苏轼也。甲辰，监察御史赵挺之奏曰：『苏轼专务引纳，轻薄虚诞，有如市井俳优之人，以在门下，取其浮浅之甚者力加论荐。前日十科，乃荐王巩；其举自代，乃荐黄庭坚。二人轻薄无行，少有人比。王巩虽已斥逐补外，庭坚罪恶尤大，尚列史局。按：轼学术本出《战国策》苏秦、张仪从横揣摩之说，近试学士院廖正一馆职，乃以王莽、袁绍、董卓、曹操篡汉之术为问。此数人者，忠臣烈士之所切齿而不忍言，学士大夫之所忌讳而未常道。今二圣在上，轼代王言，专引莽、卓、袁、曹之事，及求所以篡国迟速之术，此何义也?考其设心，罪不可赦。使轼得志，将无所不为矣。』
三年正月丁卯，侍御史王觌奏：『苏轼去冬学士院试馆职策题，自谓借汉以喻今也。其借而喻今者，乃是王莽、曹操篡国之难易，缙绅见之，莫不惊骇。轼习为轻浮，贪好权利，不通先王性命道德之意，专慕战国纵横捭阖之术，此前日策题所以亏损国体而惊骇群听者，非偶然过失也。若使久在朝廷，则必立异妄作，以为进取之资；巧谋害物，以快喜怒之气。或未欲深罪轼，即宜迁与一郡，稍为轻浮躁竞之戒。』
三月辛未，苏轼言：『臣伏思念顷在登州召还，至备员中书舍人以前，从无人言，只从参议役法，及蒙擢为学士后，便为朱光庭、王岩叟、贾易、韩川、赵挺之等攻击不已，以至罗织语言，巧加酝酿，谓之诽谤。未入试院，先言任意取文，虽圣主知臣无罪，然窃自惟，盖缘臣赋性刚拙，议论不随，而宠禄过分，地势亲迫，故致纷纭，亦理之当然也。臣只欲坚乞一郡，则是孤负圣知，上违恩旨。欲默而不乞，则是与台谏为敌，不避其锋，势必不安。今既未许请郡，臣亦不敢远去左右，只乞解罢学士，除臣一京师闲慢差遣，如秘书监、国子祭酒之类，或乞只经筵供职，庶免众人侧目，可以少安。』
四月辛巳，轼对于内东门小殿。既奉旨，太皇太后忽宣谕轼曰：『官家在此。』轼曰：『适已起居矣。』太皇太后曰：『有一事要问内翰：前年任何官职?』轼曰：『汝州团练副使。』曰：『今为何官?』曰：『臣备员翰林，充学士。』曰：『何以致此?』曰：『遭遇陛下。』曰：『不关老身事。』轼曰：『必是出自官家。』曰：『亦不关官家事。』轼曰：『岂大臣荐论耶?』曰：『亦不关大臣事也。』轼曰：『臣虽无状，必不别有干请。』曰：『久待要学士知此事：神宗皇帝之意，当其饮食，而停筯看字，则内人必曰：「此苏轼文字也。」皇帝忽时称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学士而上仙耳。』轼哭失声，太皇太后与上左右皆泣，已而命坐赐茶，曰：『内翰直须尽心事官家，以报先帝知遇。』轼拜而出，撤金莲烛送归院。
十月已丑，翰林学士兼侍御苏轼言：『臣近以右臂不仁，两目昏暗，有失仪旷职之忧，坚乞一郡。伏蒙圣慈降诏不允，遣使存问，赐告养疾。恩礼之重，万死莫酬。然臣终未敢起就职事者，定亦有故。臣与故司马光虽贤愚不同，而交契最厚。光既大用，臣亦骤迁，在于人情，岂肯异论?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实以为未便，不免力争。而台谏诸人希合光意，以求进用。及光既殁，则又妄意陛下以为主光之言，结党横身，以排异论，有言不便，约共攻之。其后又因刑部侍郎范百禄与门下侍郎韩维争议刑名，欲守神宗故事，不敢以疑法杀人。而谏官吕陶又论维专权用事[6]。臣本蜀人，与此两人，实是知旧，因此韩氏之党一例疾臣，指为川党。御史赵挺之在元丰末通判德州，而著作郎黄庭坚方监本州德安镇。挺之希合提举官杨景棻意，欲于本镇行市易法，而庭坚以谓镇小民贫，不堪诛求。公文来往，士人传笑。后挺之以大臣荐召试馆职，臣实对众言：「挺之聚敛小人，岂堪此选?」又挺之之妻父郭概为西蜀提刑时，本路提举官韩玠违法虐民，朝旨委概体量，而概附会隐庇。臣弟辙为谏官，劾奏其事。玠、概并行黜责。以此挺之疾臣，犹出死力。臣二年之中，四遭口语，发策草麻，皆谓之诽谤，未出省榜，先言其失士，以至臣所荐士，例加诬蔑，所言利害，不许相度。近日王觌言：胡宗愈指臣为党；孙觉言：丁隲云是臣亲家。臣与此两人有何干涉?而于意外巧搆曲成，以积臣罪，欲使臣挠推于十夫之手，而使陛下投杼三至之言。外廷之人，具晓此意。臣若不早去，必致倾危。伏望圣慈念臣为臣之不易，哀臣处此之至难，始终保全，措之不争之地，特赐指挥，检会前奏，早赐施行。』
四年三月丁亥，翰林学士苏轼为龙图阁学士、知杭州，从轼请也。既踰月，轼言：『臣近以臂疾，坚乞一郡。已蒙圣恩差知杭州，臣初不知其他，但谓朝廷哀怜衰疾，许从私便。及出朝参，乃闻班列中纷然指言：近日台官论奏臣罪状甚多，而陛下曲庇小臣，不肯降出，故许臣补外。臣平生愚拙，罪戾固多，至于非义之事，自保必无。只因任中书舍人日，行吕惠卿等告词，极数其凶慝，而弟辙为谏官，深论蔡确等奸回。确与惠卿之党布列中外，共仇疾臣。今日复因臣言郓州教授周穜以小臣而为大奸，故党人共死力，搆造言语，无所不至。使臣诚有之，朝廷何惜窜逐，以示至公?若其无之，臣亦安能以皎然之身，而受此暖昧之谤?伏望圣慈尽将台谏官章疏付有司，令尽理根治，依法施行。所贵天下晓然知臣有罪无罪，自有正法，不是陛下屈法庇臣，则虽死无所恨矣!』
四月癸卯，给事中赵君锡奏：『苏轼乞外任，遂除杭州，虽圣恩优渥，待轼不替，而中外之望，觖然解体。何者?轼之文追扳六经，蹈籍班、马，自成一家之言。国朝以来，惟杨亿、欧阳修数人而已。今轼飘然去国，则憸人奸党必谓朝廷稍厌直臣，奸臣且将乘隙，侵寻复进，实系消长之机。伏望收还轼所除新命，复留禁林，仍侍经幄，以成就太平之基。』
元祐六年正月丙戌，龙图阁学士、知杭州苏轼为吏部尚书。
二月癸巳，龙图阁直学士、吏部尚书苏轼为翰林学士承旨，而苏辙除尚书右丞。辙言：『臣幼与兄轼同受业，先臣薄祜早孤，凡臣之官学，皆兄所成就。今臣蒙恩，与闻国政，而兄轼亦召还[7]，本除吏部尚书，复以臣故，改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尤不遑安。况兄轼文学政事皆出臣上，臣不敢远慕古人举不避亲，只乞寝臣新命，得与兄轼同备从官，竭力图报，亦未必无补也。』不听。
五月丁丑，龙图阁直学士、前知杭州苏轼言：『臣始缘衙前差役利害，与孙永、傅尧俞、韩维争议，因亦与司马光异论。光不以此怒臣，而台谏诸人逆探光意，遂与臣为仇。臣又责疾程颐之奸，未常假以色词，故颐之党人，无不侧目。自朝廷废黜大奸数人，而其余党，犹在要近，阴为之地，特未发耳。小臣周穜，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飨，以尝试朝廷。料穜草芥之微，敢建此议，必有阴主其事者，是以上书逆折其奸锋，乞重赐行遣，以破小人之谋，因此党人尤加忿疾。其后又于经筵极论黄河不可回夺利害，且上疏争之，遂大失执政意。积此数事，恐别致祸患云云。伏望圣慈察臣至诚，特赐指挥执政检会累奏，只作亲嫌回避，早除一郡。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犹欲驱使，或除一重难边郡，臣不敢辞避，报国之心，死而后已!』庚辰，翰林学士承旨苏轼兼侍读。
六月丙午，诏苏轼撰《上清储祥宫碑》。
八月己丑，侍御史贾易言：『谨按：尚书右丞苏辙云云。其兄既立异以背先帝，尚蒙恩宥，全其首领，聊从窜斥，以厌众心。轼不自省循，益加放傲。既先帝厌代，轼则作诗自庆，曰：「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此身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书于扬州上方僧寺，自后播于四方。轼内不自安，则又增以别诗二首，撰诗板于彼，复倒其先后之句，题以「元丰八年五月一日作」，而语诸人曰：「我托人置田，书报已成，故作此诗。」且田极小事，而至「野花啼鸟亦欣然」哉?又先帝山陵未毕，人臣泣血，号慕正剧，轼以买田而欣跃如此，其义安在?谓此生无事，以年逢大有，亦有何说乎?是可谓痛心疾首而莫之堪忍者也。后于策题，又形讥毁，言者固常论之。又作《吕大防左仆射制》，犹更悖慢，其词曰：「民亦劳之，庶臻康靖之期。」识者闻之，为轼股慄。夫以熙宁、元丰之政，百官修职，庶事兴起。其间不幸兴利之臣希冀功赏，不无掊克，是乃治世之失，何至比于周厉王之时?《民劳》、《板》、《荡》之诗，刺其乱也。先朝行免役为良法，及陛下复行差役，轼则以免役为便民，至敢矫称先帝之意，欲用免役羡钱尽买天下负郭良田，以给役人。向使朝廷轻信而行之，则必召乱，赖言事者排其谬妄，圣明察见其倾邪，故斥其说而不用也。其在杭州，务以暴横立威，故决配税户颜章兄弟，皆无罪之人，今则渐蒙贷免矣。既而专为姑息，以邀小人之誉，兼设欺蔽，以窃忠荩之名。如累年灾伤不过一二分，轼则张大其言，以甚于熙宁七八年之患，比年饥馑疾疫，人之死亡者十有五六，岂有更甚于是者?又尝建言以兴修水利者，皆为虚妄无实。而自为奏请浚治西湖，乞赐度牒卖钱雇役，间亦不免科借居民什器、畚锸之类，虐使捍江厢卒筑为长堤，于湖中以事游观，于公私并无利害。监司畏忌，无敢触其锋者，况敢检按其不法耶?今既召还，则盛引贪利小人相与创言。圣眷隆厚，必求外补，非首相不可留也。原轼、辙之心，必欲兄弟专国事，纳蜀人分据要路，复聚群小，俾害忠良，不亦怀险诐、覆邦家之渐乎?伏望圣慈鉴观用人得失，所系轻重，赫然发于睿断，特行斥免，天下幸甚!』辛卯，宰臣、执政于延和殿帘前具言易疏前后异同之语，退复具奏，言易不惟摇动朝廷政事，阴以中群怨之愤。乃诏与易外任，后旨以本官知寿州。
壬辰，诏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苏轼为龙图阁学士、知颍州。先是，御史中丞赵君锡言：『先帝上仙，轼作诗，台章乞正典刑。』侍御史贾易相继言之，易与轼皆得外补。君锡又言：『臣昨论苏轼于先帝上仙之初，作诗喜幸，乞正典刑。及贾易劾轼之罪，不可使之补外。事体至大，并未蒙施行。臣伏以前日蔡确之事，坐不言与救解，自宰臣以下，罢黜者凡八人，是朝廷深责臣子之背公死党，使天下明知无礼于君者，不可不急击而去之也。今贾易愤轼之负恩怀怨，首先弹劾，而言才出口，反蒙贬逐，岂非与前日行事大相违戾乎?盖蔡确无礼于太皇太后，与轼无礼先帝，其罪一也。确则流窜遐荒，轼则一切不问。太皇太后不行此事，将何以教天下之为母者?皇帝不行此事，将何以教天下之为子者?有臣怀悖逆之心，形容于言词如此，而朝廷不能亟正其罪，将何以教天下之为臣者?伏望二圣质以近事，早赐睿断，以解释天下之非议。』后数日，轼人见，言：『臣弟辙与臣言，赵君赐、贾易言臣于元丰八年五月一日题诗扬州僧寺，有欣幸先帝上仙之意。臣今省忆此诗，自有因依，合具述陈。臣于是岁三月六日，在南京闻先帝遗诏，举哀挂服了当，迤逦往常州。自是新经大变，臣子之心，孰不忧惧?至五月初间，因往扬州竹西寺，见百姓父老十数人，相与道旁语笑。其间一人以两手加额，云：「见说好个少年官家。」其言虽鄙俗不典，然臣实喜闻百姓讴歌吾君之子出于至诚。又是时臣初归耕常州，盖将老焉。而淮浙间所在丰熟，因作诗云：「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盖喜闻此语，故切记之于诗，书之当途僧舍壁上。若稍有不善之意，岂敢复书壁上，以示人乎?又其时去先帝上仙已及两月，决非「山寺归来始闻」之语。事理明白，无人不知。而君锡等辄挟私情，公然诬罔。伏乞付外施行，稍正国法，所贵今后臣子不为仇人无故加以恶逆之罪。』从之。
轼于八月初八日始上此章，是日即以题诗事令轼具析。君锡亦以是日罢中丞，今并附初四日。
甲午，侍御史贾易出知寿州，以犯祖名，改庐州。乙末，御史中丞赵君锡为天章阁待制、吏部侍郎。先是，右正言姚勔论君锡本无风节，偶至从班，昵近少年，追遊戚里。昨除中宪，内外骇闻。及领职以来，雷同低昂，无所建明。称秦观才美，既极荐论，及属官有言，施行陈首，取舍反覆，贻笑多士。谏议大夫郑雍论君锡倾邪柔佞，风节不立，供职之初，即言百僚见执政官谒禁，盖向来宰相欲求自便，故设此禁。君锡观望言此，朝廷目为赶客中丞，在台中惟持两可。昨朝廷方用臣言按王巩不检事，君锡素与巩杯酒相从，独不言巩，仍诣船别之。望断自宸衷窜逐，以警在位。又论贾易，以为君锡弱易强。君锡荐秦观，既除正字，易弹秦观无行，不可以污文馆。君锡即自劾，盖出于易劫持也。易初论苏轼题诗怨谤，君锡亦相继论轼。太皇太后不悦，谕三省曰：『君锡全无执守。』乃诏君锡复为吏部侍郎。及三省进呈，太皇太后曰：『君锡非有罪，但无执守耳。』吕大防曰：『诚如圣谕。大抵贾易强，君锡弱，为所劫制也。』它日，枢密院奏事已，韩忠彦问赵君锡：『贾易罢，不知因依，岂非为言苏轼否?』太皇太后曰：『是也。辄将题诗事诬轼。先帝三月上仙，轼五月题诗，猥云轼别有意。似此，使人何可当也。目前事不言，却寻许多时事言，显是捃拾。初，贾易言相次，君锡被贾易使之，亦言轼，幸无事，乃似此生事。』忠彦曰：『君锡素无执持，臣从旧识之，大抵不能违人情耳。』王岩叟进曰：『君锡虽无执持，然亦非助恶之人。』又曰：『闻贾易昨来除命出圣意?』太皇太后曰：『初不因人荐。』岩叟曰：『此人有风望。』忠彦曰：『陛下亦必是闻此擢用，乃误陛下任使。』岩叟又曰：『贾易除侍御史日，中外翕然称当。及来，闻京师百司官望而畏之。台谏官虽得如此有风望者，今罢去，士论甚以为惜。进退人太速，亦人主所当慎。愿陛下留意，别除丞、杂，犹所当慎。』太皇太后曰：『极当慎也，须求老成。』忠彦曰：『宜择忠厚者。』岩叟曰：『求得中道者用之，乃善。』己亥，诏朝散郎贾易改知宣州，御史中丞赵君锡为天章阁待制、知郑州。
七年三月。初，颐在经筵，归其门者甚众，而轼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党、川党之论。二党虽道不同，而互相排毁（详见《程颐》）。
台谏言程颐川洛党并贾易附
元丰八年十一月丁巳，乡贡进士程颐为汝州团练推官、充西京国子监教授，以门下侍郎司马光、尚书左丞吕公著及西京留守韩绛荐其学行，故有是命。
元祐元年闰二月甲辰，汝州团练推官、西京国子监教授程颐为承奉郎、秘书省校书郎。先是，王岩叟奏曰：『伏见西京国子监教授程颐，学极君子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纯粹。早与其兄颢，俱以德名于时。陛下方欲用而颢卒，贤士大夫，无不为之咨嗟，以为朝廷之恨。今者幸陛下起颐而用之，臣愿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礼，择所以处之之方，而使高贤得为陛下尽其用，则所愿不独颐一人而已，四海潜光隐德之士，皆将相招而为朝廷出矣。』
二月丁卯，程颐言：『蒙恩授宣德郎、校书郎，自昨蒙恩授西京国子监教授，方再辞免。准朝旨，令乘递马赴阙。祇命而未获进见，遽有此除。伏望圣慈令臣人见，所降告命，不敢当受。』诏程颐许朝见，仍令上殿。
己卯，门下侍郎司马光言：『程颐本以布衣，守道不仕。昨朝廷除幕职官西京教授，颐固辞。及朝廷诏赴阙，除宣德郎、校书郎，颐又辞。卑官在经筵者，惟有崇政殿说书。若以新所除官充崇政殿说书，足以超擢。』辛巳，宣德郎、秘书郎程颐为通直郎、崇政殿说书。既上殿（十四日辞恩命乞进见），即以经筵命之。颐面辞，不许。退而具奏，言：『大率一日之中，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寺人宫女之时少，则自然气质变化，德器成就。』又曰：『臣以为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为重?』御史中丞刘挚言：『颐之辞逊不已，而陛下恩命有加，臣恐颐于处辞受之际义有难安者，闻颐方辞恩旨，乞降指挥，依颐所乞，成就其节，止授以初官之命，既使得以禄养其亲，又使受之有义，免于似是之谤。』颐卒留经筵，挚所言不用。
四月辛亥，户部言：『按旧例，侍读、侍讲、说书请给一同，其说书程颐未敢依侍读、侍讲例支破。』诏程颐职钱特添作三十贯。
八月癸卯，通直郎、充崇政殿说书程颐兼权判登闻鼓院。颐再辞之（再辞据颐集。从违当考。本传乃无此）。诏不带职官充侍读、侍讲、崇政殿说书，其请俸依职事官例支见钱。颐在讲筵，常质钱使。或疑未得禄，问之，乃自供职，后不曾请俸。诘户部，户部索前任历子。颐言：颐起草莱，无前任历子。其意以朝廷待士，便当廩人继粟、庖人继肉也。即令户部自为出历子。户部初欲折支，执政谓馆阁官皆请见钱，岂有经反折支?又检例，久无崇政殿说书，故户部只欲折支，今始给见钱。
十二月，苏轼尝骂程颐（见台谏言苏轼)。
二年七月乙丑，左司谏吕陶上疏论朋党，其略曰：『今韩维之客程颐之死党，犹指张舜民之事以攻臣。』又曰：『程颐素不与文仲往还，忽谒文仲，盛称贾易所言之事。』（详见韩维争机务）
八月辛巳，朝奉郎、右司谏贾易知怀州。自苏轼以题策事为台谏官所言，而言者多与程颐善。颐、轼既交恶[8]，其党迭相攻。易建言请并逐二人，又言吕陶党助轼兄弟，而文彦博实主之。语侵彦博及范纯仁。太皇太后怒，欲竣责易。吕公著言：『易所言颇切直，惟诋大臣为太甚，第不可复处谏列耳。』太皇太后曰：『不责易，此亦难作，公等自与皇帝议之。』公著曰：『不先逐臣，易责命亦不可行。』争久之，乃止罢谏职。既退，公著谓同列曰：『谏官所论得失未足言，顾主上方富于春秋，异时将有进导谀之说以惑上心者。当此之时，方赖左右力争，不可预使人主轻厌言者也。』于是吕大防、刘挚、王存私相顾而叹曰：『吕公仁者之勇，乃至于此!』通直郎、崇政殿说书程颐罢经筵，权同管勾西京国子监。左谏议大夫孔文仲言：『颐人品纤污，天资险巧。贪黩请求，元无乡曲之誉；奔走交结，常在公卿之门。不独交口褒美，又至连章论奏。一见而除朝籍，再见而除经筵。臣顷任起居舍人，屡侍讲席，观颐陈说，全无发明。上德未有嗜好，而尝启以无近酒色；上意未有信向，而尝开以勿用小人。岂惟劝导以所不为，实亦矫欺以所无有。如陛下咳嗽罢讲，及御迩英，学士以下侍讲读者六七人，颐官最小，乃越次独候问圣体，横僭过甚，益无职分。臣居京师近二年，颐未尝过臣门。臣比除台谏官，即来访臣，先谈贾易之贤，又贺与易同官，遂语及吕陶事，曰「吕陶尝补司谏，命已久阁，今闻复下，何也?如此，则贾明叔必不安职矣。」明叔者，指贾易字也。臣答曰：「何以言之?」颐曰：「明叔近有文字攻陶之罪，已数日矣。今陶设为司谏，明叔畏义知耻者也，言既不行，其辞去决矣。公能坐观明叔之去乎?」臣曰：「将如之何?」颐曰：「此事在公也。公之责重也。」推颐之言，必是与陶有隙，又欲讽臣攻陶助易也。伏望论正颐罪，倘未诛戮，且当放还田里，以示典刑。』御史中丞胡宗愈亦言：『先帝聚士以学，教人以经。三舍科条，固已精密，且一切仍旧，因深斥颐短，谓不宜使在朝廷。』先是，颐赴讲，会上疮疹，不坐已累日。退诣宰相，问曰：『不上御殿，知否?』曰：『二圣临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当独坐。且上疾而宰相弗知，可为寒心。』翌日，吕公著等以颐言奏，遂诣问疾。上不悦，故黜之。
此据旧录稍删润之，但削去『颐流俗，雅为群奸所知。如是，言者以为间乱黜之，非其罪』等语。新录、《辨诬》云：颐知上疾而告于宰相，斯未为过。而言者乃以腾口为罪，又取市井间语以加之，甚矣，今删去。按：史官但当录其实以劾颐，颐亦坐是黜，安可没而不书?若辨其是非，则付来者可也。
颐因三上章，乞纳官归田里，不报。又乞致仕，亦不报。
九月庚申，侍御王觌奏：『苏轼、程颐向缘小忿，深结仇怨。于是颐、轼素相亲善之人，亦为之更相诋讦，以求胜势，若决不两立者，乃至台谏官一年之内，章疏纷纭，多缘颐、轼之故也。前日颐罢，而言者及轼，故轼乞补外。既降诏不允，寻复进职经筵，而又适当执政大臣有阙，士大夫岂得不忧?虽臣亦为朝廷忧也。轼自立朝以来，咎愆不少，然其文采，后进少及。陛下若欲保全轼，则且勿大用之，庶几使轼不及于大悔吝。』
十月甲申[9]，知怀州贾易责知广德军。易既罢职，翰林学士苏轼、中书舍人苏辙皆乞补外，诏不允。于是辙言：『易谢表皆谓以忠直获罪，而指言群臣谗邪罔极，朋党滔天。上下不交，忠良丧沮。至引《周易》「履霜坚冰」。不早辨之，言以为戒，欲使朝廷原心定罪，便行诛戮。其间有云苏辙持密以告人，志在朋党，而害正臣，非台谏。凡易所言，不敢条析论奏，惟有言臣一节，理当辨明。易虽顷为谏官，今出守郡，则不当复以风闻言事[10]。其言臣以密告人，伏乞朝廷取问密状。如所言有实，臣甘俟朝典。』于是御史交章论易人才庸下猥蒙，朝廷不次拔擢，以为谏官，而易惟谄事程颐，默受教戒，颐指气使，若驱家奴。颐于人物少有爱憎，易乃抗章为之毁誉。附下罔上，背公死党。伏望早赐指挥降黜，以惩朋党之风。诏贾易已罢言职，不合于谢上表内指名论事，故有是责。
旧录云：御史交章论易谢表文过。按：此时胡宗愈为中丞，王觌为侍御史，丰稷为殿中，赵挺之方蒙赵屼为监察。不知言者为谁?按：六月二十八日注：则御史，或御吏蒙也。交章，当考。
五年正月庚寅，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言：『大中大夫致仕程珦身亡，一子颐，素蕴学行，尝为迩英讲官。今其父亡，窘于丧事。伏望特赐矜悯，优其赙恤。』知河南府韩缜、翰林学士承旨苏颂等相继有请。诏赐绢二百疋，所属葬日，量行应副。
六年五月丁丑，苏轼言：『臣素疾程颐之奸，未尝假之以色词。』（见《苏轼诗谤》）
七年三月丁亥，三省进呈程颐服阙欲除馆职、判登闻鼓院，太皇太后不许，入以为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初，颐在经筵，归其门者甚众，而苏轼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党、川党之论。二党道不同而互相排毁，颐竟罢去。及进呈除目，苏辙遽曰：『颐入朝恐不肯静。』太皇太后纳其言，故颐不复得召。乙巳，殿中侍御史吴立礼言：『窃见丁忧服阙人前通直郎程颐除授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进职无名，颇骇士论。按：颐当元祐初，用大臣论荐，始除幕职官，充西京教授。意卑小官，初乃固辞。及朝廷再以通直郎、崇政殿说书召之，即欣然就命。盖其志在躁进，故辞卑居尊，速冀显达。』又曰：『备位经筵，辄敢以师臣自处，欲求坐讲。是时台谏官孔文仲上章斥其狂妄，固不能逃陛下知人之明，即行显黜。前谪居西京，欲使之退思自省，今既免丧除服，还其旧任足矣，一旦宠擢无名，优进儒馆之职，将何以惩戒妄人，耸劝多士?』
四月丙寅[11]，吴立礼又言：『按：颐素履非正，狂妄躁进。言其内行，则娶甥以为妻；论其沽名，则索隐而行怪。以游说为事业，以排闼为功能。邪说诡词，足以乱政。兼颐昨以罪谴谪，会未满秩，即丁父忧，朝廷因其除服免丧，躐进儒馆之职，可谓异恩。既上章求避，不自以宠渥逾分恳辞优命，而乃望望不足，自欲归就田里。夫人臣进退，固有大义，苟无意仕禄，自当求致王事，以礼而去，未闻去就轻易，率尔要君。苟不明正典刑，何以惩戒在位?』己卯，礼部侍郎兼侍讲范祖禹言：『臣伏见元祐之初，陛下诏程颐对便殿，自布衣除通直郎，充崇政殿说书。天下之士，皆谓得人。虽真宗之待种放，不是过也。陛下用颐，实为希阔之美事。才及岁余，即以人言罢之。颐之经术行诣，天下共知。司马光、吕公著与颐相知二十余年，然后举之。此二臣非为期罔，以误圣听者也。颐在经筵，切望皇帝陛下进学，语及繁多。颐草茅之人，一旦入朝，与人相接，不为关防，未习朝廷事体，迂疏则有之。又谓颐欲以故旧倾大臣，台谏官王岩叟、朱光庭、贾易，皆素推服颐之经行，故不知者指为颐党。颐匹夫也，有何权势动人，而能倾大臣、役台谏?如颐之贤，乃足以辅导圣学。至如臣辈，叨备讲职，实非敢望颐也。臣久欲为颐一言，怀之累年，犹豫不果，使颐受诬罔之谤于公正之朝。臣每思之，无不恨也。今臣已乞去职，若复召颐劝讲，必有补圣明，臣虽终老在外，无所憾矣！』
五月甲申，监察御史董敦逸言：『切见左通直郎、直秘阁程颐辞免职名表谢云：「不用则已获罪，明时不能取信于上。」又有「道大难容，名高毁甚」之语，怨躁轻狂，不可缕数。臣按：颐起自草泽，劝讲经筵，狂浅迂疏，妄自尊大。当时有所建议，人皆以为笑谈，而又奔走公卿之门，动摇言路。陛下圣明，察其疏谬，止令罢职，亦朝廷之宽恩也。颐近因丧服除，朝廷以职名加之，舆议沸腾，皆云虚授。今颐犹不自揆，肆为狂言，至引孟子、伊尹以自比，又自谓得儒者进退之义，惑众慢上，无甚于此。伏望朝廷追寝新命，以协公论。』丙戌，诏程颐许辞免直秘阁、权判西京国子监、管勾崇福宫。颐初表言：『臣昨被责，出为外官，夙夜靡遑，惟是内省。始蒙招致之礼，旋为斥逐之人，将何颜以立朝?当自劾而引去。至于五请而后听，岂可力辨以求伸?遂且从容，以须替罢。未至任满，遽丁家艰。思无忝于所生，惟坚持于素节。未终丧制，已降除书。上体眷恩，内生愧惧。伏念臣志存守道，识昧随时，俗所忌僧，动招谤毁。昨蒙擢任，既以人言而被黜，为朝廷羞矣。今复授以职任，适足重为朝廷羞，无所益于明时，徒取笑于后世。伏望圣慈矜察愚诚，追寝恩命。臣昨因丁忧，既已告去，今来所降告命，不敢祇受，已于河内府寄纳。伏乞朝廷检会臣前来五次奏陈，特降指挥，许归田里。』诏不许。颐又言：『伏念臣力学有年，以身任道，惟知耕食以求志，不希利达以干时。陛下诏起臣于草野之中，面授臣以讲说之职，臣切恩之，以讲学待人主，苟得致人主以尧、舜、禹、汤之道，则天下享唐、虞、夏、商之治。儒者逢时，孰过于此?于是幡然有许国之心，在职岁余，凡夙夜毕精竭虑，盖非徒为辨词，解释文义，惟欲积其诚意，感通圣心，庶交发志之孚，方进沃心之论。实冀不传之学，复明于今日；作圣之效，远继于先王。自二年春，后来臣每进说，陛下尝肯首应。臣知陛下圣资乐学，诚自以为千载之遇也。不思道大则难容，节孤者易踬。入朝见嫉，世俗之常态[12]，名高毁甚，史册之明言。如臣至愚，岂免众口?不能取信于上，而欲为继古之事，成希世之功，人皆知其难也。臣何狂简，敢尔觊幸?宜其获罪明时，见嗟公论。志既求于事道，义当尽于为臣。既屡恳而未从，俄遭忧而罢去。衔恤既终于丧制，退休当遂于初心。岂舍王哉忠恋之诚，虽至不得已也，去就之义当然。自惟衰迈之躯，得就安闲之地。闿今传后[13]，更有望于残年；行道致君，甘息心于圣世。岂期矜贷，尚俾甄陞，恩虽甚隆，义则难处。前日朝廷不知其不肖，使之劝学，人主不用，则亦已矣。若复无耻，以苟禄位，孟子所谓「是为垄断」也。儒者进退，当如是乎?臣非苟自重，实惧上累圣明，使天下后世谓朝廷特起之士，乃贪利苟得之人，甚可羞也，况朝廷乎?臣无可受之理，敢冒万死，上还恩命。伏乞检会臣前后累奏，特赐指挥。』既有崇福之命，颐即承领敕牒，第称疾不拜，假满百日，亟寻医，讫不就职。
校勘记
[1]壬寅 原本作『庚子气据《长篇》卷三九三改。
[2]所损 原本『损』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九三改。
[3]辛酉 原本作『乙卯』，据《长编》卷三九四改。
[4]乙丑 原本作『甲子』，据《长篇》卷三九四改。
[5]既读 原本『读』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九四补。
[6]吕陶 原本二字中间衍一『维』字，据《长编》卷四一五删。
[7]兄轼 原本『轼』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五五补。
[8]颐轼 原本『轼』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四补。
[9]甲申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四○六补。
[10]则不当 原本『则』字作墨丁，《长编》卷四○六无此字，今据文意补。
[11]四月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四七二补。
[12]常态 原本『态』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七三补。
[13]闿今 原本『闿』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七三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零四
哲宗皇帝
张舜民罢言职
元祐二年四月甲辰，诏张舜民特罢监察御史，依前秘阁校理、权判登闻鼓院，仍令赴馆供职。先是，舜民言：『夏人政乱，权归梁氏已久。自秉常死，挟乾顺专横滋甚。去年虽数遣使入朝，然权臣争权，传闻多端，乾顺存亡未可知，朝廷未宜递加爵命。近差封册使刘奉世等及所赐金帛，愿勿遣，缘大臣有欲优假奉世者，为是过举。且起居郎，天子近臣，不宜屈节属羌。今戎心桀骜，宜且加兵问罪。』大臣，指文彦博也。三省、枢密院奏：『舜民谓文彦博照管刘奉世，遂差充夏国封册使。勘会差奉世即非文彦博照管，故舜民有是责。』御史中丞傅尧俞言：『舜民因论边事，言文彦博照管刘奉世失实罢言职。切以朝廷置御史，盖虑下情壅塞，开广聪明[1]，故许风闻言事，所谓言之者无罪，而闻之者足以戒也。今舜民一言不当，便夺官改差遣，于舜民何损?而无益陛下，亦非彦博所敢安者。伏乞速赐追还，以叶《易》不远复之义。』侍御史王岩叟言：『谨按：舜民疏中引文彦博照管刘奉世之语，非出自撰，乃是收采众论，闻之朝廷，此盖言事官常体[2]，复有何罪?伏望特回圣意，还舜民言职，使忠臣义士得尽其心以事陛下，而众庶之情不壅于上闻，不胜幸甚!』殿中侍御史孙升、监察御史上官均、韩川皆言舜民不当罢。升言：『舜民所论彦博得于传闻，不敢隐默，以负朝廷。使令其言是，所宜虚心行之；其言非，苟无邪枉附会之意，亦当家其疏直无他，以开谏争之路。今以一言之失，遽行罢黜，臣窃恐自是言者以舜民为戒，权臣过慝，不敢复言。愿还舜民职任，以安士论。』右谏议大黜夫梁焘言：『御史者，守法度、持纪纲之官。人主或有阙失，犹直言正论，至于犯颜逆耳，无所回忌。臣下过失，安得畏避不言哉[3]？今者御史敢言之公议[4]，便一夫不快之私心，非公朝之盛事也。愿还御史，示天下以纳谏求助，消权臣朋比之患，尊朝廷而公天下也。』左司谏朱光庭言：『舜民有正直之节，司马光贤之，荐充馆职。陛下擢置御史，士论皆以为得人。今视职才两月，正直之节未获少伸，一言不合大臣，已闻罢职，窃为陛下惜之!望还舜民旧职，以尽其效。』右司谏王觌亦以为言，俱不报。
五月癸丑，诏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同举监察二人。尧俞、岩叟等言：『臣先准敕同举监察御史，遂荐承议郎张舜民，伏蒙除授。近者舜民因言事罢职，差判鼓院。臣等以舜民居官有补，被黜无名，清议沸腾，不以为允。累章论奏，乞陛下特赐优容，许归言职，上以全国体，下以息人言。臣等日俟开纳施行。其监察御史阙，难别举官。所有敕二道，不敢祇受。』己未，御史中丞傅尧俞、谏议大夫梁焘、侍御史王岩叟、司谏朱光庭、王觌、御史孙升、韩川论张舜民不当罢御史，累奏不绝。庚申，诏三省、枢密院召台谏官赴都堂，宣谕曰：『朝廷选任卿等为耳目之官[5]，正要别白是非，视听无惑，故自来章奏，多所允从。今张舜民所言不当，岂止言文彦博主张刘奉世一事?且如建言乞问罪夏国事，或从其言，岂不为国生事?今只令解罢言职，盖恐将来更有论奏，难于取信。若复留言职，恐误视听。今将舜民所奏示卿等，宜详悉之。』尧俞等皆不受命，退而奏疏言：『臣等详阅舜民章奏，云今臣所奏请，不是欲兴师问罪，亦非要终了不封，只乞止使人不必如此遄速。此语甚明，别无他意，惟欲朝廷审慎而已。伏望圣慈更加省览，则舜民之过，且蒙恕矣。伏乞降臣等前后疏付三省公议，早赐施行。』右仆射吕公著虑言者将激上意，致朝廷有罪言者之失，乃奏曰：『伏见陛下自临政以来，开广言路，登用直臣，纳谏之盛，近古未有。然台谏官数人例各供职日久，前后言事既多，不能一一尽忠。欲乞稍与优迁，令解言职，更择有名望学识臣僚，使备谏诤。如此，则陛下于言职之臣，可以全其恩意，不至骇动物听。』癸亥，手札付吕公著：『览卿奏，以台谏官供职日久，欲稍与优迁，令解言职，更择有名望学识臣僚，使备谏诤。详卿忠意，深月嘉叹[6]。宜先具可罢言职人名开坐[7]，除拟次第，密具实封进入。』公著即依旨条上。明日后，降手札数条付公著，问可否，且言不须别作文字，只于逐条下贴出奏人。复数日，尧俞等皆遽迁，盖用公著之言也。
丁卯，中大夫、守尚书右丞刘挚为尚书左丞，朝散大夫、守兵部尚书王存为中大夫、守尚书右丞。戊辰，朝奉郎、起居舍人孔文仲为左谏议大夫，承议郎、大理少卿杜纯为侍御史，朝请郎、殿中侍御史吕陶为左司谏，朝奉郎、兵部员外郎贾易为右司谏，监察御史韩川、上官均并为殿中侍御史，承议郎、侍御史王岩叟为起居舍人，朝奉郎、左司谏朱光庭为左司员外郎，殿中侍御史孙升差知济州，右谏议大夫梁焘为集贤殿修撰、知潞州。先是，焘于省中面诘给事中张问，以谓：『朝廷近以大臣罢御史，当乎?』问曰：『不当。』焘曰：『言者论之，是乎?』问曰：『当如此。』焘曰：『给事既知罢御史为非，又以言者为是，初不驳正之，何也?』问曰：『是有台谏。』焘曰：『朝廷命令之出，间有失当，初则有舍人缴纳，中则有给事封驳，至成命已行，公议不以为然，谏官、御史乃论之。今给事不举封驳之职，乃曰「自有台谏」，如此，焉用给事乎?』问引咎。焘诮问贪禄不去，不知世所谓差耻。及宰相遣使召台谏官至都堂听诏，焘约同列曰：『必以张御史当继求对。』至宰相而出手诏，果以舜民事示言者。焘同御史与宰相执政辨论久之，同知枢密院事范纯仁曰：『台谏出入，乃是朝廷常事。』焘曰：『枢密之言失矣。先文正以正直闻天下，不谓枢密以朝廷罢直臣为常事，此非公论所宜出，固非焘所愿闻也。』门下侍郎韩维曰：『且重惜国体。』焘曰：『台谏论不当因大臣罢天子耳目之官，正谓重惜国体，使纲纪正而朝廷尊者，御史之任也。斥去台谏正论之臣以紊纪纲，曰「重惜国体」，非所论也。』上章请对。明日面谕，至伏地恳谏，退即居家待罪。孙升再劾张问，引焘『不知廉耻』等语，于是批旨付三省曰：『岩叟、光庭、觌、川等久在言路，多所规益，宜稍迁擢。焘于禁省诟同列，升朋附焘，宜罢。』于是岩叟皆递迁，而升、焘有是命。尚书左丞刘挚言：『臣伏自罢去言职，待罪都省以来，不复以章疏论事者，盖以谓职在执政，苟有所见，自当与同列佥议进对，显奏公言而行之，不当私有密请。乃有不得已之事，须至一言冀效。方一十五日，吕公著送示内降批旨，罢谏官梁焘等，或稍迁，或移易，或免黜者共十数人。臣窃料陛下必以近日张舜民事，言者救谏，纷纷不已。舜民轻言以及元老，一失也；议者欲慰大臣而罢御史，又一失也；言者知救舜民以全言路，而不能体圣朝优礼元老之意，又一失也。今朝廷又从而移罢台谏，则恐不止于三失。而朝廷之失，最处其大者也。此臣所以夙夜傍徨，深为之惜也。今成命已行，臣不敢尽乞改正，所以区区言之者，非独为数人，盖所惜者，朝廷事体耳。数内孙升、梁焘，外议皆以为责之太重。臣欲望圣慈详酌，宽此二人之责，还其责任，以救言路，以扶忠臣之气。』丁丑，手诏付吕公著曰：『岩叟不能自为为朝廷论事，而多计会已下之官，符同论列，及荐张舜民不当，欲行黜责。然以前后论事颇多，不欲深罪难为，授起居舍人。今因坚请外补，欲除与一直集贤院、提点刑狱差遣，于恩礼不为不优也。如中理，则持批岩叟再乞外补状付外施行，卿相度如何，却封进入。』公著言：『岩叟近日言张舜民诚为过，但自来台谏，亦是相率论事。今若因其坚乞，补与除直龙图阁、知藩郡。近时朱服、满中行皆自起居舍人，因有人言，如此除授。』又批付公著曰：『王岩叟在言路日浅，虽有除命，比朱服、满中行不曾赴职。卿相度于龙图阁下一等职任拟定，实封进入。』竟以岩叟为直集贤院。然故事，知杂、侍御史无为提点刑狱者[8]，乃除知齐州。
六月戊子，御史中丞傅尧俞罢知陈州。王岩叟既辞起居舍人，以直集贤院知齐州，尧俞乃言，与岩叟事始末同，愿并罢中丞补外，故有是命。壬辰，承议郎、秘阁校理张舜民通判虢州。
七月乙丑，吕陶上疏论朋党（见《韩维解机政》）。
韩维解机政吕陶附
元祐二年七月壬戌，御札付中书省曰：『门下侍郎韩维尝面奏范百禄任刑部侍郎所为不正，及有非理事十余件。经今多日，疑无奏牍。及今开具闻奏，却称须候讨寻。
御集《赐韩维手札》：『卿向日延和殿奏，待与范百禄理会十数事，可只今开具进入。』不知是何月日，今附此。
夫辅臣奏劾臣僚，当刊章疏，明论曲直，岂当但口陈，意欲无迹?既无明文，何异奸谗?维为辅臣，不正如此，将何赖焉?可罢门下侍郎，守本官分司南京，仍放辞谢。』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吕公著上疏言：『维昨与范百禄争论刑名等事，若以为性强好胜则有之，亦未见奸邪事迹。若以奏劾臣僚当有章疏，则自来大臣造膝密论，亦未常须有章疏。此来批语所罪，未足以宣示四方。兼维素有人望，久以直言废弃。陛下始初清明，方蒙收用，忽然峻责，罪状未明，虑必有仇嫌之人飞语中伤，以惑圣听。况五六十年来，执政大臣不曾有此降黜，中外闻之，无不惊骇，自此人情不敢自安。伏望稍回圣虑，其批降指挥，见只在臣处收掌，听候圣旨。』
是日晚[9]，中批付吕公著曰：『览卿所奏为罢韩给事，不惟性强好胜，今日观维族人知识，布在要津，与卿孰多?以此人多不平维之强横。若俟其有请而后罢，则今后朝廷何敢行事?纪纲自此不复振也。卿更详度，作文字进人。』中书侍郎吕大防亦上奏曰：『臣窃详韩维忠谠有素，士望甚高。陛下自初临政，擢维于沉滞之中，委以柄用，贤士大夫，莫不称颂盛德，为之相庆。一旦忽以奏事差失，遽行遣责，恐非所以风示四方、开接众正之体。』中批付吕大防曰：『览卿所奏韩维事，维为大臣，臣僚罪恶，自当行公，岂有口陈而已者?此不为罪，为何耶?宜依已降指挥施行。日后果有臣僚诵言营救，必当重行贬窜。』癸亥，公著上奏曰：『昨日两札子论列韩维不当责降事，伏蒙圣慈特降批旨，稍霁威严，仍令臣更详度，作文字进入者。臣所以区区论奏，盖以韩维于兄弟中最有美誉，亦别无奸邪显状。若诏命一出，恐必致四方讥议。臣伏思陛下自去春以来，包容蔡确等，使自引去，独于韩维小能稍忍耶?伏乞圣慈少留神虑，其元降到指挥谨同封进入。』是日，中批付公著曰：『卿所奏韩维兄弟中最贤[10]，以兄弟推之，则粗有虚名。若考实，则未闻维之欺罔[11]，宜在不赦。然以卿累言，更不欲重责，止令其罢门下侍郎，与一知州差遣。卿宜先定一州郡，实封进入，降出文字施行。』公著即上奏：『拟上邓、襄两郡，及令带资政殿大学士，更乞裁酌。』甲子，诏韩维除资政殿大学士，知邓州[12]，然犹用前责词。公著乃与中书侍郎吕大防同奏曰：『此大事也，更乞访问。』太师文彦博、同知枢密院范纯仁言：『今韩维未闻别有大过，不候封章陈请，遽然逐去，必有奸人密行谗诉，上误圣聪，致陛下用贤不终，使大臣失进退之节，实恐正人失望，有亏圣政。伏望陛下深加睿思。臣与韩维亦沾姻戚，既欲上俾圣化，虽避嫌自安，更乞圣慈遍询文彦博、吕公著以下诸大臣，则知维之邪正。』中书舍人曾肇封还韩维词头，具状曰：『臣伏思韩维所言，若百祿果有不正及非理事迹，则维言为当，罪在百祿；百祿无之，则维不为无罪。伏望陛下质以公议，则是非自见。所有告词，臣未敢修撰。』太皇太后批付肇曰：『辅臣奏劾臣僚，岂有案牍不具，徒口奏而已哉?盖是出于容易，谓予听览可欺也。以此罢其职，岂谓与范百祿较正是非，然后为有罪耶?且依前降指挥，作文字施行。』肇复具奏曰：『臣前奏乞令韩维指陈范百祿所为不正及非理事迹者，非欲令维与百祿较正是非，正欲核维之欺君与不欺君耳。若维所陈皆中百祿之病，则是维与执政敢为朝廷别白邪正是非，真得大臣体，虽案牍不具，出于口奏，岂可谓之欺哉?古者坐而论道，谓之三公，岂具案牍为事哉?今陛下责维徒口奏而已，遂以为有欺君之意，臣恐命下之日，人心眩惑，以谓陛下以疑似之罪而逐大臣，恐陛下威德不为无损。』不报，先是，左司谏吕陶累章论：『维怙势任情，阴窃威柄，方陛下垂帘听政，不宜使大臣如此专恣。若不早赐罢免，邪计必行，邪党必胜，非朝廷之福。』
《陶家传》云：五上章论维。然未见陶五章。《实录》称御史论维多除用亲属，盖指陶也。陶论维除用亲属，亦不一章。及维罢免时，陶已为谏官，不为御史矣。不知《实录》所称御史果何人?上官均自殿院与陶同日徙他官，均固尝论维，但其章弗存耳。今依《陶家传》略有此数语，更须考详。今徽录《均传》亦不载尝有章劾维，奏议亦无。
及是，又言：『伏闻有旨差维知邓州，此陛下深得制御大臣之术，耸动四海，慑服万方。自古圣君英主，无以过此。宗社幸甚!天下幸甚!然曾肇敢封还词头者，盖肇向忝中书舍人，累有臣僚弹奏，维为肇力主张之，今日肇以此报德耳。臣又风闻肇与韩族议为婚姻，若果如此，圣明更赐审察。』
乙丑，左司谏吕陶为京西转运副使，殿中侍御史上官均为比部员外郎。先是，御史杜纯、右司谏贾易等缘张舜民事劾陶、均面欺同列，而陶自请补外，上疏论朋党曰：『臣起自疏远，无左右之助。陛下擢于众人之中，付以言责之任，感慨自誓，恨无以报万一。然臣尝为谏官、御史，当尊朝廷、肃臣下、谨名分、正纪纲、远比周，然后为称职，故遇事必言，不暇恤己，抵牾同列，亦既多矣，违戾权贵，亦已甚矣。顷因程颐不严君臣之分，欲就别殿说书，臣以谓礼贵防微，事宜戒渐，名分一替，实生厉阶，乃封章论其不可。奏削方上，而陛下已晤其失，有旨改正，则是颐之妄请，不待臣言而陛下已辨也。臣于颐素无嫌怨，所论奏者，乃职事耳，非欲沮颐而伸己也。同舍缘此反目相视，不啻仇敌，阴怀睚眦，伺隙求报。未几，张舜民罢职，台谏纷然，共议营救，亦欲率臣同人文字。臣既思虑短暗，始欲救之，遂诺长贰，以谓可言。既而再思，理有不可。其后全台具疏，力来强臣，臣乃详论舜民之言不可从，舜民之罪不当救，面却其请，不敢雷同。及至召赴三省宣谕，其人各以为恨，怀怨愈深，意欲使臣不可独逸，遂形恶奏，上浼圣聪。仰赖陛下睿圣天纵，照见邪隐，朋党不攻自破，孤臣获全。今韩维之客程颐之死党，犹指舜民之事以攻臣，是朋党之势复作，而朝廷可欺，乃天下之深忧也，臣安可忍默不辨而去哉?。今政令得失及生民之利害，必有大于舜民之事者，而不先言之，乃汲汲言臣者，非他也，其一则贾易为程颐报怨也，其一则杜纯以此悦韩维也。韩缜误神宗之政事，韩宗师忝秘阁之除命，韩宗儒秽恶之迹，郭茂惇赃贪之罪，臣累尝弹劾，则维之憾臣亦深矣。彼杜纯者与韩氏为婚姻，则纯之言臣以为悦韩维，迹状亦明矣。至于贾易为颐之党，则士大夫无不知之。今二人者，不知何词以罪臣也?谓臣已尝出言欲救舜民，既而不救，有反覆之罪乎?是不许臣深思，而欲臣苟合也。谓臣见同官罢职，不出力以救之，为薄于风义乎?则事固有轻重，理固有取舍，不可执一而言也。臣之罪止于此，而言者源源未绝，必欲臣废逐而后已。臣深痛朋党之弊至于斯也，伏望陛下哀怜矜照，罢臣言职，免使纷纭之议烦惑天听。臣不胜幸甚，』又言：『杜纯至台以来，朝廷累送刑名公事付台定夺，纯独持深议，意务在杀，与胡宗愈等各状论奏，近日阿表之事是也（阿表事当考），此亦可见其附韩维矣。贾易既与臣异，又欲率孔文仲上殿论奏，文仲拒之。程颐素不与文仲往还，忽谒文仲，盛称贾易所言之事，因以言诱文仲，欲令言之。文仲深不平其说，此朋党可见矣。』又言：『所除台官赵挺之乃邢恕妻兄，从程颐学。因杜纯得为御史，以颐与臣之故，亦必言臣，惟陛下幸察。』易凡五状言吕陶，其略云：『傅尧俞、王岩叟近尝弹陶为不曾论列张舜民，而面欺同列，言已有文字，蒙降朝旨，令其分析。传闻吕陶不自引咎，尚敢毁诬忠良，以为强横，逼使言事。如果其然，何陶之小人，而无忌惮，一至于此!且尧俞、岩叟亮直一心，求以报国，天地鬼神，固亦鉴其诚意。措绅士大夫苟有知者，孰不称其贤而深惜其去?而陶也诡谲奸人，安然履位。按陶习尚卑凡，猥同市井，包藏深阻，险于山川。托朋附以自安，怀机穽而难保。』及是，陶与均罢言职，陶外补而均内徙。
两人俱罢言职，均内徙而陶外补，盖易攻陶特甚，或由此。出命不同，均曲折，当考。赵挺之除御史在六月二十八日。
戊辰，辽使辞[13]，吕公著于便殿复论责韩维事。是日，内批付公著曰：『卿适奏改韩维词头，欲作何意?』公著即具奏，乃诏中书省：『韩维告词宜作均劳逸。』意舍人苏辙实为之。辛未，正议大夫、守门下侍郎韩维为资政殿大学士、知邓州。
新、旧录并书御史论维多除用亲属，故罢，独不称御史姓名。按：论维多除用亲属，有吕陶章疏可考，然当时罢维，乃专坐口陈范百祿过恶而不具文字。《吕公著家传》及吕大防家所藏御札并曾肇奏议载其事甚详，不知旧录何故都不取，而新录又因之?
八月庚子，新知邓州、资政殿大学士韩维知汝州。维解机政出，而其兄绛言其病瘁，请汝州以便医，故有是命。
王觌罢谏职
元祐三年五月癸亥[14]，右谏议大夫王觌言：『胡宗愈自为御史中丞，论事建言，多出私意。与苏轼、孔文仲各以亲旧为比周，力排不附己者，而深结同于己者。操心颇僻，如此岂可以为执政?』内批：『王觌论列不当，落谏议大夫，与外任差遣，仍不得带职。』其日戊午也。
十二日也。觌章当求全本增入。觌有章疏，乃独无此，当考。
翼日己未[15]，吕公著言：『臣与王觌旧不相识，在前朝及陛下临政之初，并不曾荐举。但见觌自任言责以来，凡言数事，最为稳当。今来若止为论列胡宗愈，便行责降，未必协众情。其内降指挥，臣与吕大防、范纯仁等商量，亦未敢行下。伏乞陛下特与包容，更加圣虑裁酌。』后二日辛酉，公著与大防、纯仁再论于帘前，太皇太后曰：『胡宗愈有何罪?司空与司马丞相皆亲尝荐之。』公著曰：『宗愈在先朝诚有直声，然自任中执法，颇为浮议所惑，所言事多不协众望。』刘挚进说甚力，太皇太后厉声曰：『若有门下侍郎为奸邪，甘受之否?』挚顿首谢曰：『陛下审察毁誉如此，天下幸甚！然朝廷当顾大体，胡宗愈亦非所愿。』文彦博曰：『刘挚言事，愿赐采纳。』太皇太后意犹未解。是日，公著与文彦博及大防、纯仁等面论[16]。纯仁退而上疏曰：『臣昨与吕公著等，并今日与彦博等两次帘前奏陈[17]，乞宽王觌之罪，盖欲假借台谏，使人人敢言。其心止于如此，更无他意。侧闻圣训以谓朋党甚多，宜早施行，恐于卿等不便。以臣愚见，朝廷本无朋党，只是善恶邪正，各以类分。陛下既用善人，则匪人皆忧难进，遂以善人相称，举者皆指以为朋党，所以臣等不避违迕，视缕开陈，罄竭愚诚，冀回天意。臣若面从顺旨，则是苟容之臣，何足以副陛下之求?何足以处群臣之右?又况彦博、公著等是累朝旧人，陛下留在左右，辅翊皇献，未常有阙，今日岂有雷同罔上，庇护当人?盖其爱君之心与臣无异，惟在陛下深加采纳。所有元降出贬王觌官文字，臣未敢签书，更乞圣心熟虑。』又奏：『臣曲谢日已曾奏闻，昔先臣与韩琦、富弼，蒙仁皇同时用为执政，三人各举所知，引用忠良，有匪人之不得进者造谤语，指为朋党，先臣与韩琦、富弼皆得补外，所用之人，类遭贬逐。当时搆谤之人皆欣快相贺曰：「且得一网打尽!」此事未远，众人犹知，亦可以为朝廷深戒。』因录进欧阳修《朋党论》。
此据曾肇墓志。
中书舍人曾肇言：『臣今月十八日吏房送到词头，五月十三日奉内降指挥：王觌言事不当，与一外任合人差遣，不得带职。十八日，三省同奉圣旨差知润州者。臣承乏近侍，理未有安，合具敷奏。臣伏见陛下临政以来，开广聪明，大启言路，拂意逆耳，诋讦狂妄，常人之情，所不能闻者，莫不虚心克己，温辞色以受之。故如觌者，身在言责，有所闻见，不得不为陛下尽言而无隐也。陛下未以其言为然，犹当宽大含容，未宜遽弃。觌之一身出入内外不足以重轻，而陛下言路之通塞、人情之屈屈，在此一举，臣不得不为陛下虑也。伏望陛下以觌所论质之公议，苟其言可取，固当行之；无足采，亦愿陛下容之度外，使天下之人知朝廷不罪人言，始终如一。所有制词，未敢修撰。』庚午，承议郎、右谏议大夫王觌直龙图阁、知润州。尚书右丞胡宗愈上表乞罢，改除闲慢差遣。诏答曰：『朕开奖言路，通达下情，虽许风闻，犹当核实，岂以无根之语，轻摇辅政之臣?朕方驭众以宽，退人以礼，加之美职，付以大邦。朕既无负于听言，卿亦何嫌而避位?衹服乃事，毋自为疑[18]。』苏轼之词也。监察御史赵挺之奏：『王觌因言执政而罢，朝论以觌任职，皆为觌负屈。伏愿追改责觌之命。』又言：『臣僚多言胡宗愈之失，今朝廷独责觌，上论尤以为疑。』
编类章疏五月二十五日、三十日事附此。
监察御史杨康国奏：『一二年来，陛下略不复假言路。去年逐张舜民，今岁又罢王觌，皆缘论及执政，而岁岁逐谏官、御史。伏乞追寝罢觌之命。』
邓温伯再入翰苑
元祐二年八月申辰，翰林学士承旨邓温伯以母丧去位。
五年二月己卯，知亳州、龙图阁学士邓温伯为翰林学士承旨。中书舍人王岩叟封还词头，言：『温伯赋性憸柔，巧于附会。元丰之末，已在翰苑，交结蔡确，求固宠祿。及陛下践祚之始，褒嘉大臣。是时王珪实位上相，温伯草珪麻制曰：「预定议于禁途。」及为确词，则曰：「尤嘉定议之功。」轻重之间，包蓄奸意，阴受邪说，以攘王珪之美。侥幸异日，操心不忠，莫大于此。及确之败，罪状方露，适在忧制，未正典刑。昨者外除，尝有天官之命，门下封驳，就改亳州，搢绅之间，已有疑论。今方累日，遽复禁林，非惟邪正之混淆，实恐赏罚之差惑。伏乞收还除命，别选贤才，庶远奸人，以隆圣德。』诏以次舍人郑雍撰词。既而给事中郑穆再封还告命，不听。御史中丞梁焘等相继论列，亦不听。岩叟又言：『臣近封还温伯词头，蒙指挥以次舍人撰词。缘其日亦是臣当直，退而自省：苟非臣疏谬，无此处分。若犹冒处，义实难安。伏望圣慈矜察，特许罢职，以适愚分。』诏不允。岩叟又言：『今温伯之用，以邪乱正，有害治体。臣所以辄敢封还，冀以忠良，易此柔佞，而蒙不回初命，徙改词臣，则是臣滥居职分，无补圣时，莫伸守官之义，有愧代言之责。伏望圣兹检会臣前奏，早赐俞允。』居两月，岩叟竟徙官。
四月丁酉，诏：『龙图阁直学士邓温伯提举醴泉观兼侍读，其翰林学士承旨告缴纳。』温伯告命既出，言者论驳不已，故有是诏。王岩叟又封还词头，奏曰：『臣昨封还温伯除翰林承旨词头，伏奉指挥，以次舍人撰。臣以所言无取，两乞罢职，未蒙俞允。今日别承温伯改除侍读词头，臣亦不敢辄行，缘臣本论人才之邪正，不争职名之高下。伏以陛下富于春秋，以进学为急，正当慎择正人，日侍经帏。以辅养圣德之时，而进邪佞，以置左右，臣窃惧焉。伏望收还新命，俾易善藩，庶不累日新之命，获闻至公之论。』诏以温伯知南京，既而后从初命。辛丑，诏邓温伯依三月十四日命除翰林学士承旨，其四月二日提举醴泉观兼侍读除命勿行。始，太皇太后谕执政，令以温伯知南京，既而曰：『且记取，便与迁。』及退，右丞许将谓同列曰：『帘中语殊未婉顺，盍再将上?』中书侍郎傅尧俞和之，吕大防以为然。时郑雍闻王岩叟再封还词头，亦上疏乞辨邪正，曰：『朝廷顷除温伯为学士承旨，而众言交攻，一旦改命，乃使日侍天子左右，得以纳说。臣不知温伯为邪而退之?或以为无过而用之也?』于是执政并雍疏进呈，卒从初命，而有是诏。雍所撰承旨告犹在阁门，乃徙温伯拜受。左谏议大夫刘安世言：『臣伏见朝廷除温伯为翰林学士承旨，初则中书舍人缴还词头，继又给事两次封馼。臣窃谓至公之朝，必无遂非之理。迁延累日，未敢论列。比闻传报，前命复下，搢绅相顾，莫不失色。臣再三思之，不得其说。及观告词，乃知陛下以扳附之故，遂加恩宠。臣独疑其不然，须至辨正。前代创业之主经纶草昧，乃有豪杰之士用为佐命之臣，谓之扳附可也；继体之君，或由储贰，或自藩邸，春官王府，咸备僚属，以其有保傅之恩，调护之效，谓之扳附亦可也。恭惟陛下初自妙龄，未惶出阁，诞膺天命，遽登宸极，中间温伯虽曾掌笺记，何尝得望清光，而遂以扳附加之，显为非据。』又言：『温伯资禀奸邪，贪附权利。熙宁中，王安石、吕惠卿势均力敌，更相倾陷，温伯始终反覆，出入两党，巧搆侧媚，情态万状。元丰间蔡确用事，悉心付托，召自成都，置之翰苑。及陛下纂承天极，褒赏辅弼，温伯草王珪麻制则曰：「预定议于禁途。」为确命词曰：「尤嘉定议之功。」臣闻太皇太后之立孙、神宗皇帝之与子，上当天意，下符人望，圣心先定，不假外谋，考经稽古，无一不合。确实何力，敢贪天功?』
五月庚寅[19]，御史中丞梁焘、权户部尚书、左谏议大夫刘安世为中书舍人。焘等并以乞罢邓温伯承旨除命不从，辞所迁官，不拜。诏遣中使谕焘[20]，促令受告[21]，仍押赴省供职。焘既谢，即言过坤成节上寿讫当请外，而安世以病卧家讫，辞之。
六月辛丑，侍御史孙升、殿中侍御史贾易言：『温伯朋邪不忠，止知文奸言以阴附蔡确，不顾传制命以欺惑后世。温伯有负国欺天之罪，中外共知。』己酉，御史中丞苏辙言：『臣窃见近者执政进拟邓温伯为翰林学士承旨，除命一下，而中书舍人不肯撰词，给事中封还诏书，御史全台、两省谏议汹汹，经月不定，而执政之意确然不回。温伯既仍旧就职，而言者并获美迁，是以公议皆谓朝议自知其非，但重于改作而已。』
七月丁亥，侍御史孙升言：『凡命制词者，比其臣为稷、契、伊、周，则其君为尧、舜、汤、武，不言可知矣。今温伯既比蔡确为周勃诛诸吕、定刘氏，则未审以何后比方圣上也?岂不知有所嫌哉?又曰：「及在受遗之列，尤嘉定议之功。安辑庶邦，有若召公之老；可属大事，莫如周勃之忠。」此言确受遗事也。此皆叙事之词，不可无实也。伏望陛下以臣所论宣付大臣，早定邪正是非，庶他日奸臣无以藉口。』癸卯，中大夫、门下侍郎刘挚言：『自三两月以来，士大夫汹汹于下，造作语言，更相窥伺，人心不安，皆将温伯及焘等去住阴卜朝廷意旨，才见温伯就职，便谓朝廷有意动摇政事，邪佞之党无不欣然得意；见焘等罢言职，便谓疏薄谏诤，从来忧国之臣，莫不疑惧。去留之际，中外便生观望，动摇事机，无甚于此。』
六年二月癸巳，翰林学士承旨邓温伯为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先是，温伯撰兴龙节祝寿词，用『负黼康、凭玉几』等字，殿中侍御史岑象求劾温伯非所当用以祝寿。适象求差人别试所，侍御史孙升又继论之。章三上，寻有诏复召朱光庭为给事中，刘安世为中书舍人。及除苏轼吏部尚书，太皇太后谕执政，令兼承旨。于是温伯有是命。
校勘记
[1]聪明 原本作『□聪』，据《长编》卷三九九改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