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典故纪闻 - 第 5 页/共 27 页
潞州贡人参。太祖谕之曰：朕闻人参得之甚艰，岂不劳民？今后不必进。”因谓省臣曰：“往年金华贡香米，朕命止之。遂于苑中种数十亩，计所入，亦足供用。太原岁进蒲萄酒，自今亦令其勿进。国家以养民为务，岂以口腹累人哉！尝闻宋太祖家法，子孙不得于远方取珍味，甚得贻谋之道也。”
太祖谓都督府臣曰：“自古贤君，皆安不忘危，治不忘乱。今重兵之镇，惟在北边，然皆坐食民之租税。将不知教，兵不知习，猝欲用之，岂能济事？且兵食一出于民，所谓农夫百养战士一，疲民力以供闲卒，非长策也。古人有以兵屯田者，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兵得所养而民力不劳，此长治久安之道。然必委任得人，庶不废事。今命尔等往彰德、济宁、真定等处，统理军政，凡镇守、屯田、训练之务，皆专之。”
洪武七年二月丁酉朔春分，当朝日，以是日日食，改于己亥日行礼，释奠先师孔子，亦改于次丁日。”
彰德府税课司有税及民间瓜菜柿枣畜牧饮食之物者，事闻，太祖曰：“古谓聚敛之臣甚于盗臣，正此等官吏也。”命执而罪之。
礼部尚书牛谅言：“古礼，凡大祀斋日，宰犊牛为膳，以助精神。”太祖曰：“大牢非常用，致斋三日而供三犊，所费太侈。夫俭可以制欲，澹可以顺性。若无节制，惟事奢侈，徒增伤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谅曰：“周礼古人所定，非过侈也。”曰：“周官之法，不行于后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其可哉？”
初大祀，既终献，方行分献礼。太祖以为未当。命学士承旨詹同与学士宋濂议，乃改定初献奠玉帛将毕，即分官行初献礼。亚献、终献皆如之。又谓古人祭用香烛，所以达道阴阳，以接神明。初无上香之礼，遂罢之。
太祖尝谓中书省臣曰：“天下一家，民犹一体，有不得其所者，当思所以安养之。昔吾在民间，目击其苦。鳏寡孤独饥寒困踣之徒，常自厌生，恨不即死。吾乱离遇此，心常恻然。故躬提师旅，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余年，若天下之民有流离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于代天之工，亦不能尽。其令天下郡县，访穷民无告者，月给以衣食，无依者，给以屋舍。”
山阳民有父得罪当杖而子请代者。太祖谓刑官曰：“父子之亲，天性也。然不亲不逊之徒，亲遭患难，有坐视而不顾者。今此人以身代父，出于至情。朕为孝子屈法，以劝励天下。其释之。”
太祖命御史台选国子生分教北方，谕之曰：“致治在于善俗，善俗本于教化。教化行，虽闾阎可使为君子；教化废，即中材或坠于小人。近北方丧乱之余，人鲜知学，欲求方闻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学诸生中，年长学优者，卿宜选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
太祖尝谓侍臣曰：“人君深居高位，恐阻隔聪明，过而不闻其过，阙而不知其阙，故必有献替之臣，忠谋之士，日处左右以拾遗补阙。言而是也，有褒嘉之美；言而非也，无谴责之患。故人思尽职竭其忠诚，无有隐讳。如此，则嘉言日闻，君德日新。令闻长世，允为贤明。若昏庸之主，吝一己之非，拒天下之善，全躯保禄之臣，缄默而不言。或畏威而莫谏，塞其聪明，昧于治理，必至沦亡而后已。由此观之，能受谏与不能受谏之异也。”
太祖谓侍臣曰：“举大器者，不可以独运；居大业者，不可以独成。故择贤任能，布列庶位，安危协心，盛衰同德。昔殷周之兴也，用伊尹、周公诸贤，故卜世永久，历祚灵长。秦、隋之季，弃群策于汉高，委英雄于唐主，独任其智，未几而亡。盖根疏者易拔，源浅者易涸。人君欲弘其德，惟当广览兼听，博达群情，则治益盛隆，道日光大矣。”
洪武八年，改建大内宫殿。太祖谓廷臣曰：“唐虞之时，宫室朴素。后世穷极侈丽，习尚华美，去古远矣。朕今所作，但求安固，不事华丽。凡雕饰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坚壮可传永久，使吾后世子孙守以为法。至于台榭苑囿之作，劳民费财，以事游观之乐，朕决不为。其饬所司，如朕之志。”
太祖与侍臣论用人之道，谓之曰：“金石之有声，击之而后鸣；舟航之能运，操之而后动；贤者之有才，用之而后见。然人之才智，有长于彼而短于此者，若因其短而并弃其所长，则天下之才难矣。”
洪武时南郊甘露降，群臣有献诗颂德者。太祖曰：“人之常情，好祥恶妖，然天道幽微莫测，若恃祥而不戒，祥未必皆吉；睹妖而能惩，妖未必皆凶。盖闻灾而惧，或者蒙休；见瑞而喜，反以致咎。何则？凡人惧则戒心常存，喜则侈心易纵。朕德不逮，惟图修省之不暇，岂敢以此为己所致哉！”
太祖谓太子、诸王曰：“汝等闻修德进贤之道乎？藻率杂佩，为身之容；恭逊温良，为德之容。见于外者，可知其内。古之君子，德充于内而著乎外，所以器识高明而善道日臻，恶行不见而邪僻益远。己德既修，自然足以服人，贤者汇进而不肖者自去。能修德进贤，则天下国家未有不治。不知务此者，鲜不取败。夫货财声色，为戕德之斧斤；谗佞谄谀，乃杜贤之荆棘。当拒之如虎狼，畏之如蛇虺。苟溺于嗜好，则必为其所陷矣。”
太祖命汤和等防边，谕之曰：“自古重于边防，边境安则中国无事。然虏人聚散无常，若边防不严，即入为寇，待其入寇而后逐之，则塞上之民必然受害。朕尝敕边将严为之备，复恐久而懈惰，特命卿等率众以往。众至边上，常存戒心，虽不见敌，常若临敌，则不至有失矣。”
洪武九年五月，将有事于方丘，适有晋王妃之丧，太祖命翰林官考古制以闻。学士宋濂等言：“按《王制》，丧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越绋而行事。宋真宗时有内丧，神宗当郊而丧未除，皆未尝废。夫郊社之礼，国之大事，圣人所重。虽有三年之丧，亦不敢废，所以示有尊也。”从之。
洪武时，日照知县马亮考满，州上其考曰：“无课农兴学之绩，而长于督运。”太祖曰：“农桑衣食之本，学校风化之原，此守令先务。不知务此，而曰长于督运，是弃本而务末，岂其职哉？”遂黜之。
洪武时，福建参政魏鉴、瞿庄笞奸吏至死，太祖赐玺书劳之曰：“自古天下之治乱，在于君臣之能驭不能驭耳。若君能驭臣，臣能驭吏，故治由此始；若君不能驭臣，臣无以驭吏，则乱亦由此始。或云胥吏小人，何预治乱，是大不然。吏诈则蠹政，政既隳矣，民何由安？朕所以著为令，欲使上官驭吏，严之以法。奈何贪官动为下人所持，任其纵横，莫敢谁何！所以政弛而民受枉。今丞相奏福建两参政致极刑于奸吏，朕闻兹事，当哉。故往谕之。尚慎终如始，乃能其官。”
太祖与侍臣论及古之女宠、宦官、外戚、权臣、藩镇、夷狄之祸，曰：“汉无外戚阉宦之权，唐无藩镇夷狄之祸，国何能灭？朕观往古，深用为戒。然制之有道，若不惑于声色，严宫闱之禁，贵贱有体，恩不掩义，女宠之祸，何自而生？不牵于私爱，惟贤是用，苟干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祸，何由而作？阍寺便习，职在扫除，供给使令，不假以兵柄，则无宦寺之祸。上下相维，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谨威福之下移，则无权臣之患。藩镇之设，本以卫民，使财归有司，兵必合符而调，岂有跋扈之忧？至于御夷狄，则修武备，谨边防，来则御之，去不穷追，岂有侵暴之虞？凡此数事，尝欲著书，使后世子孙以时观览，亦社稷无穷之利也。”
洪武时，刑部主事茹太素疏论时务累万余言。太祖令人诵之再三，采其切要可行者才五百余言。因叹曰：“朕所以求言者，欲其切于事情，而有益于天下国家。彼浮词者，徒乱听耳。”遂令中书行其言之善者，且定为建言格式，颁示中外，使言者陈得失，无烦文。
太祖尝谓中书省臣曰：“官员听选之在京者，久住客邸，日有所费，甚至空乏，假贷于人，昔元之弊政，此亦其一端。自今常选官，宜早与铨注，即令赴任。铨选之后，以品为差，皆与道里费。仍令有司给舟车送之，著为令。”
太祖谓省臣曰：“食禄之家与庶民，贵贱有等。趋事执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贤人君子，既贵其身，而复役其家，则君子野人无所分别，非劝士待贤之道。自今百司见任官员之家，输租外悉免其徭役。”
太祖曾敕中书省曰：“向荆、蕲等处水灾，朕寝食不安，亟命户部主事赵乾往赈之。岂意乾不念民艰，坐视迁延，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六月之交，方施赈济，民饥死者多矣。夫民饥而上不恤，其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之意，视民死而不救，罪不胜诛。其斩之，以戒不恤吾民者。”
临淄县丞王基言：“乞发山海之藏，以通宝路。”太祖召而诘之曰：“汝云发山海之藏，须人力乎？自发乎？况发之未必得，而劳人莫甚焉。昔唐太宗罪权万纪，为其言利而不进善也。汝之言，果导人君以善乎？”遂黜之。
有内使以久事内廷，从容言及政事者，太祖即日斥遣还乡，命终身不齿。因谕群臣曰：“自古贤明之君，凡有谋为，必与公卿大夫谋诸朝廷，而断之于己，未闻近习嬖幸之人得与谋者。况阍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际，声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结君心。而便嬖专忍，其本态也。苟一为所惑，而不知省，将必假威福窃权势以干与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于不可抑，由是而阶乱者多矣。朕尝以是为监戒，故立法。寺人不过侍奉洒扫，不许干与政事。今此宦者虽侍朕日久，不可姑息，决然去之，所以惩将来也。”
太祖谕中书省臣曰：“清明之朝，耳目外通；昏暗之世，聪明内蔽。外通则下无壅遏；内蔽则上如聋瞽。国家治否，实关乎此。朕常患下情不能上达，得失无由以知，故广言路以求直言。其有言者，朕皆虚心以纳之。尚虞微贱之人，敢言而不得言；疏远之士，欲言而恐不信。如此，则所知有限，所闻不广。其令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实封直达朕前。”
太祖尝谓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无为为藉口，纵恣荒宁，不亲政事。殊不知治天下者，无逸然后可逸。若以荒宁怠政为垂拱无为，帝舜何为曰‘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才阴，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且人君日理万几，怠心一生，庶务壅滞，贻患不可胜言。朕自即位以来，尝以勤励自勉，未旦即临朝，晡时而后还官，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观天象，见一星失次，即为忧惕；或量度民事，有当速行者，即次第笔记，待旦发遣。朕非不欲暂安，但祗畏天命，不得不尔。朕言及此者，恐群臣以天下无事，便欲逸乐，股肱既惰，元首丛挫，民何所赖？”
太祖造观心亭成，亲临幸焉。时致仕学士承旨宋濂来朝，召而语之曰：“人心易放，操存为难。朕酬庶务，罔敢自暇自逸。况有事于天地、宗庙、社稷，尢用祗惕。是以作为此亭，名曰观心，致斋之日，端居其中，吾身在是，吾心即在是。却虑凝神，精一不二，庶几无悔。卿为朕记之，传示来裔。”
太祖谓韩国公李善长曰：“人君聪明虽得于天性，然于物理，必察识而后知；于人情，必谙练而后熟。设若临事不熟，骤然决断，恐未尽善。既行之后，自觉其非，急欲改之，妨事亦已多矣。前者令皇太子躬听朝臣启事，欲以练习国政，恐听览之际，处置或有未当。自今诸司奏启，卿等二三大臣，更为参决可否，然后奏闻。”
太祖尝谓礼部臣曰：“《周书》有言：‘人无于水鉴，当于民鉴。’人君深居独处，能明见万里者，良由兼听广览，以达民情。胡元之弊，政专中书，凡事必先关报，然后奏闻。其君又多昏蔽，是致民情不通，寻至大乱，深为可戒。大抵民情幽隐，猝难毕达。苟忽而不究，天下离合之机系焉，甚可畏也。所以古人通耳目于外，鉴得失于民，有见于此矣。尔礼部其定奏式，申明天下。”
洪武十二年春正月，太祖合祀天地于南郊，自斋誓至祭之夕，天宇澄霁，星纬昭焕，祥风庆云，光彩烨煜。太祖大悦，敕中书省臣曰：“凡有国者，必以祀事为先。祀事之礼，起于古先圣王，其周旋上下，进退奠献，莫不有仪。然仪必贵诚，而人心叵测，至诚者少，不诚者多，暂诚者或有之。若措礼设仪，文饰太过，使礼烦人倦，而神厌弗享，非礼也。朕周旋祀事，十有一年，见其仪文太烦，乃以义更其仪式。合祀社稷既，祀神乃歆。今合祀天地，而上下悦，若有肹蚃，答于朕心。尔中书下翰林儒臣纪其事，以彰上帝皇祗之昭格。”
太祖御华盖殿，皇太子侍，谓曰：“尔看书，亦知古人为君之道否？君道以事天爱民为重，其本在敬耳。人君一言一行，皆上通于天，下系于民，必敬以将之，而后所行无不善也。盖善，天必鉴之；不善，亦必鉴之。一言而善，四海蒙福；一行不谨，四海惟殃。言行如此，可不敬乎！”
太祖与礼部尚书朱梦炎论治民之道，曰：“君之于民，犹心于百体，心得其养，不为邪淫所干，则百体皆顺令矣。苟无所养，为众邪所攻，则百病生焉。为君者，能亲君子远小人，朝夕纳诲，以辅其德，则政教修而恩泽布。若惑于怜邪，荒于酒色，怠于政事，则君德乖而民心离矣。天下安得而治！”
●卷四
太祖与侍臣论用人之道，曰：“人主以明为治，而不自用其明，当取众人以为明。众人之见，必广于一人。故用天下之贤才以为治，使天下之情幽隐毕达，则明无不照而治道成矣。苟自作聪明而不取众长，欲治道之成，不可得也。”
太祖与侍臣论治身之道，曰：“人之害莫大于欲，欲非止于男女宫室饮食服御而已，凡求私便于己者皆是也。然惟礼可以制之，先王制礼，所以防欲也，礼废则欲肆。为君而废礼纵欲，则毒流于民；为臣而废礼纵欲，则祸延于家。故修礼可以寡过，肆欲必至灭身。”
太祖谕中书省臣曰：“自今内外官致仕还乡者，复其家，终身无所与。其居乡里，惟于宗族序尊卑如家人礼，于其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则设别席，不许坐于无官者之下。如与同致仕官会，则序爵，爵同序齿。其与异姓无官者相见，不次答礼，庶民则以官礼谒见。敢有凌侮者，论如律，著为令。”
国初伶人皆戴青巾，洪武十二年始令伶人常服绿色巾，以别士庶之服。
太祖观《武帝纪》，顾谓翰林侍臣曰：“人君理财之道，视国如家可也。一家之内，父子不异赀，其父经营储积，未有不为子孙之计者。父子而异赀，家必隳矣。君民犹父子也，若惟损民以益君，民衣食不给而君独富，岂有是理哉？”
太祖尝与翰林待制吴沈论持身保业之道，曰：“安生于危，危生于安。安而不虑，则能致危；危而克虑，则能致安。安危治乱，在于能谨与否耳。”
太祖谓翰林侍臣吴沈曰：“人君治天下，进贤纳谏，二者真切要事也。真知贤者，能兴其国，何有不好？真知谏者，在于忠己，何有不纳？惟其知之不真，是以于己难入。若诚能好贤，则不待招徕而贤者自至；诚能纳谏，则不待旌赏而谏者毕来。”
太祖谓侍臣曰：“人言天子居至尊之位，操可致之权，赏罚予夺，得以自专。朕则不然，凡出一言，行一事，兢兢业业，惟恐上违天命，下拂人情。况赏罚予夺，国之大柄，一有爱憎忿戾于其间，则非大公至正之道。是以此心斯须不敢忽也。”
太祖尝谓皇太子、诸王曰：“吾持身谨行，汝辈所亲见。吾平日无优伶{执目}近之狎，无酣歌夜饮之娱，正宫无自纵之权，妃嫔无宠幸之昵。或有浮词之妇，察其言非，即加诘责，故各自修饬，无有妒忌。至若朝廷政事，稽于众论，参决可否，惟善是从。若燕间之际，一人之言，尤加审察。故言无偏听，政无阿私。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虑患防危，如履渊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犹恐不及。故与尔等言之，使知持守之道。”
太祖命群臣各举所知，谕之曰：“天下贤才未尝乏也。谓皋、夔、稷、契不复生，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天下之士，但世有升降，故才有等差耳。为人上者，能量才授识，则无施不可。盖士之进退，系乎国之治否，吾以一人之智，岂足以尽理天下？必赖天下之贤，然后足以有为。尔等宜体此意。”
太祖尝谓侍臣曰：“人主不能明断者，欲害之也。然明断亦不以急遽苛察为能，苟见有未至，反损人君之明。求之太过，则亏人君之量。”
洪武十三年六月，太祖谓户部臣曰：“曩者奸臣聚敛，深为民害，税及天下纤悉之物，朕甚耻焉。自今如军民嫁娶丧葬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尔户部其榜示天下，使其周知。”
洪武间，御史连楹劾应天府尹曾朝佐祭历代忠臣不具祭服有乖典礼。太祖顾问廷臣，吏部尚书阮畯言：“祭前代之臣，不具祭服，相承已久。”乃命翰林院考证以闻。翌日，翰林院奏，祭前代忠臣，便服行礼为宜。遂诏以为常式。
洪武十三年八月，制天下学校师生廪膳米人日一升，鱼肉监醢之类，皆官给之。
洪武时，御史劾溧水县祭社稷以牛醢代鹿醢，礼部言：“著令，凡祭物缺者，许以他物代。”太祖曰：“夫祭物所谓缺者，以非土地所产，溧水固有鹿，何得谓缺？是有司无诚心于祀神，而故为苟简也。夫百司所以能尽其职而理民事者，以其常存敬惧之心耳。今溧水之官于神犹怠忽之，则于人事又何惧焉？”命论如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