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典故纪闻 - 第 2 页/共 27 页
前代朝贺皆用女乐，我太祖吴元年始革去不用。
太祖尝谓宪臣曰：“任官不当则庶事不理，用刑不当则无辜受害。辟之薅草莱者，施镈不谨必伤良苗；绳奸慝者，论法不当必伤善类。故刑不可不慎也。夫置人于箠楚之下，屈抑顿挫，何事不伏，何求不得？古人用刑，盖不得已，悬法象魏，使人知而不敢犯。辟之水火能焚溺人，狎之则必伤，远之则无害。水火能生人，亦能毙人。刑本生人非求杀人也。苟不求其情而轻用之，受枉者多矣。故钦恤二字，用刑之本也。”
太祖时除郡县官皆给道里费：知府五十两；知州三十五两；知县三十两；同知视知府五之三；通判推官五之二；州同知视府通判经历；州判视府同知半之；县丞主簿视知县半之；典史十两。著为令。又予文绮罗绢布，及其父母妻子，皆有差。盖谓初授官，不免假贷于人，或侵渔百姓，故欲其奉公，不得不先养其廉如此。
太祖因试将士，谕之曰：“汝等知弓力乎？其力但能至百步，百步之外，又加五步焉，不能入矣。故善射者求中于百步之内。则弓无败折之患。驭马亦然，其力能至百里，百里之外加十里焉，则马力疲矣。故善驭马者，常使其力有余而不尽，则马无蹶伤之失。况攻战之际，马功居多，平原旷野，驰骋上下，无不从志，克敌追奔，所向无前，皆在马力。若不善于调养，使其力乏，则临阵之际必至败事，无以成功矣。”因下令，将士不得私乘战马及载他物，违令者罪之。
太祖以久不雨减膳素食，谓近臣吴去疾曰：“予以天旱故，率诸宫中皆令素食，使知民力艰难。往时宫中所需蔬茹醯酱，皆出大官供给，今皆以内官为之，惧其烦扰于民也。”
吏有受赃者，事觉赴井死。太祖闻之，谕群臣曰：“彼知利之利，而不知利之害，徒知爱利，而不知爱身。人之愚孰有甚于此？君子闻义则喜，见利则耻；小人见利则喜，闻义不徙。是故君子舍生取义，小人则舍生为利，所为相反。今其人死不足恤。”其事可为世之贪污者戒。
太祖尝召浙西降将，谕之曰：“吾所用诸将，多濠、泗、汝、颖诸州之人，勤苦俭约，不知奢侈，非比浙江富庶，耽于逸乐。汝等亦非素富贵之家，一旦为将握兵，多取子女玉帛，非礼纵横，今当革去旧习，如吾濠、泗诸将，庶可常保爵位。若肆志一时，虑不顾后，虽暂得快乐，旋复丧败，何足为真富贵乎？”
吴元年七月己丑，雷震宫门兽吻，得物若斧形而石质。太祖命藏之。出则使人负于驾前，临朝听政则奉置几案，以祗天戒。
太祖谕群臣曰：“古之贤君，常忧治世。古之贤臣，亦忧治君。贤臣之忧治君者，君常安。明主之忧治世者，世常治。今土宇日广，斯民日蕃，而予心未尝一日忘其忧。诚以久困之民未尽苏息，抚绥之方未尽得宜，卿等能同予之忧乎？能同予忧，庶几格天心而和气可致矣。若窃位苟禄，于生民利病谩不加省，卒之祸败随至，不可得而救矣。可不惧哉！”
太祖一日祀山川毕，出斋次，顾谓世子等曰：“人情，贵则必骄，逸则忘劳，圣人所以戒盈满而谨怠荒。夫贵而不骄，逸而知劳，智周万物，心体众情，斯为人上之道。故天道下济而岁功成，人道克敏而德业著。历观往古，取法于上而治化于下者，皆由于此。今国家初定，民始息肩，汝能知其劳乎？能谙人情，则不至骄惰。今将士中夜而起，扈从至此，皆未食。汝可步归，庶谙劳逸，他日不致骄惰。”
太祖谓台省臣曰：“近代法令极烦，其弊滋甚。今之法令正欲得中，勿袭其弊。如元时条格烦冗，吏得夤缘出入为奸，所以其害不胜。且以‘七杀’言之，谋杀、故杀、斗殴杀，既皆死罪，何用如此分析？但误杀有可议者，要之与戏杀、过失杀亦不大相远。今立法正欲矫其旧弊，大概不过简严。简则无出入之弊，严则民知畏而不敢轻犯。尔等其体此意。”
太祖御白虎殿。谕群臣曰：“自古忠贤之士大概有三：辅国安邦，孜孜图治，从容委曲，劝君为善，君虽未听，言必再三。人君感悟而听用之，则朝廷尊安，庶务咸理。至于进用贤能，使野无遗逸，黜退邪佞，处置当法，而人不敢怨。此上等之贤也。博习古人之言，深知已成之事，其心虽忠于辅国，而胸中无机变之才，是古非今，胶柱鼓瑟，而强人君以难行之事。然观其本情忠鲠，亦可谓端人正士矣。屡遭斥辱，其志不怠，此亦忠于为国，乃中等之贤也。又有经史之学虽无不通，然泥于古人之陈迹，不识经济之权衡，胸中混然不能辨别，每扬言高论，以为进谏，竟不知何者宜先，何者宜后，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凡其谋事，自以为当而实不切于用，人君听之则以之自高，不听则谓不能行其言，既无益于国家，徒使人君有拒谏之名。然其心亦无他，不识时达变耳。此下等之贤也。予今论此三者，有识者自见耳。”
太祖谓省臣曰：“鞫狱当平恕，非大逆不道，罪止及其身。先王之政，罪不及孥，罚勿及嗣，忠厚之至也。自今民有犯者，毋连坐。”参政杨宪言：“民轻犯法，则犯者益众。”太祖曰：“民之为恶，犹衣之有积垢，加以浣濯，则可以复洁。污染之民，以善导之，则可以复新矣。夫威以刑戮而使民不敢犯，其为术也浅。且求生于重典，是犹索鱼于釜，得活甚难。凡从轻典，虽不求其生，自无死之道。”
太祖新建宫殿成，命儒士熊鼎编类古人行事可为鉴戒者书于壁间，又命侍臣书《大学衍义》于西庑壁间，曰：“前代宫室多施绘画，予用此以备朝夕观览，岂不愈于丹青乎？”国初建宫殿时，有言瑞州出文石，可琢以甃地者。太祖曰：“敦崇俭朴犹恐习奢，好尚华美岂不过侈？尔不能以节俭之道事予，乃导予以侈丽，夫岂予心哉！但构为宫室，已觉作者之劳，况远取文石，能不厉民乎？”言者大惭而退。
南京新造宫殿成。太祖谓中书省臣曰：“军士多有因战斗而伤残者，既不可备行伍，今新宫成，当设备御，可于宫墙外周围隙地多造庐舍，令废疾者居之。昼则治生，夜则巡警。因给粮以赡之，庶得有所养也。”
国初习元旧，俱尚右。至吴元年十月，太祖始命百官礼仪俱尚左。改右相国为左相国，余官如之。
太祖初置御史台，命汤和等为左御史大夫等官。谕之曰：“国家新立，惟三大府总天下之政。中书政之本；都督府掌军旅；御史台纠察百司。朝廷纪纲，尽系于此。而台察之任，实为清要。卿等当思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盖己不正则不能正人，是故治人者必先自治，则人有所瞻仰。毋徒拥虚位，而漫不可否，毋委靡因循以纵奸长恶，毋假公济私以伤人害物。《诗》云‘刚亦不吐，柔亦不茹。’此大臣之体也。”
太祖初命中书省定律令，谕之曰：“立法贵在简当，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晓。若条绪烦多，或一事而两端，可轻可重，使奸贪之吏，得以夤缘为奸，则所以禁残暴者，反以贼良善，非良法也。务求适中，以去烦弊。”故当时所定刑名条目，皆与臣下面议斟酌。其后条例日增，比拟日烦。轻重上下，惟凭奸吏之手。大失立法初意矣。
太祖遣世子、次子往临濠谒陵墓，谕之曰：“人情，习于宴安，必生骄惰。今使汝等于旁近郡县，游览山川，经历田野。因道途之险易，以知鞍马之勤劳；观小民之生业，以知衣食之艰难；察民情之好恶，以知风俗之美恶。即祖宗陵墓之所，访求故老，问吾起兵渡江时事，识之于心，以知吾创业之不易也。”于是择官辅导以行。
圜丘初成，太祖出观。时世子从行，因命左右导之，遍历农家，观其居处饮食器用。还，谓之曰：“汝知农之劳乎？夫农勤四体，务五谷，身不离畎亩，手不释耒耜，终岁勤动，不得休息。其所居不过茅茨草榻，所服不过练裳布衣，所饮食不过菜羹粝饭，而国家经费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处服用之间，必念农之劳，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之不至于饥寒，方尽为上之道。若复加之横敛，则民不胜其苦矣。故为民上者，不可不体下情。”
太祖指道旁荆楚谓世子曰：“古者用此为朴刑，盖以其能去风，虽伤不至过甚。苟用他物，恐致损生。此古人用心之仁，亦宜知之。”
太祖尝梦人以璧置于项，既而项肉隐起，微痛。疑其疾也，以药傅之，无验。后遂成骨隆然，甚异。
大将军徐达等北征屡捷。太祖遣人谕之曰：“闻将军已下齐鲁诸郡，中外皆庆。予独谓胜而能戒者可以常胜；安而能警者可以常安。戒者虽胜，若始战；警者虽安，若履危。夫屡胜之兵易骄；久劳之师易溃。能虑于败乃可以无败；能慎于成乃可以有成。必须关防谨密，常若临敌，勿坐懈怠，为人所乘。慎之，慎之！”按此谕，凡为将者不可不知。
太祖尝谓大理寺卿周祯曰：“律令之设，所以使人不犯法。田野之民岂能悉晓其意？有误犯者，赦之则废法，尽法则无民。尔等所定律令，除礼乐制度、钱粮、选法之外，凡民间所行事宜，类聚成编，直解其义，颁之郡县，使民家喻户晓。”祯等乃为《律令直解》以进，太祖览之，喜曰：“前代所行《通制条格》之书，非不繁密，但资官吏弄法，民间知者绝少，是聋瞽天下之民，使之不觉犯法也。今吾以《律令直解》颁行，人人通晓，则犯法者自少矣。”
太祖时，中书省臣有请科民间布囊运粮者。太祖曰：“国家科差，不可苛细，苛细则民不堪。今库中布不乏，为囊甚易，何用复取于民？”
太祖以诸子年渐长，宜习勤劳使不骄惰。命内侍制麻履行腾，凡出城稍远，则令马行其二，步趋其一。
徐达既下山东郡县，太祖即遣官往抚辑之。谕之曰：“百姓安否在守令，守令之贤以才德，有才则可以应变集事，有德则足以善治。然为治之道亦有难易，当天下无事，民狃于奢纵，治化为难。及更丧乱，斯民凋弊，抚绥尤难。元之所以致乱者，虽上失其操柄，亦州郡官吏不得其人。懦者不立，流于纵弛；强者急遽，发为暴横，以生乱阶。今新附之民，望治犹负疾者之望良医。医之术有攻治有保养，攻治者伐外邪，保养者扶元气。今民出丧乱，是外邪去矣。所望生养休息耳，即扶元气之谓也。有守令之寄者，当体予意，以抚字为心，毋重困之。”
太祖将告祀南郊，戒饣方百官曰：“人以一心对越上帝。毫发不诚，怠心必乘其机；瞬息不敬，私欲必投其隙。夫动天地感鬼神，惟诚与敬耳。人莫不以天之高远、鬼神幽隐而有忽心。然天虽高，所鉴甚迩；鬼神虽幽，所临则显。能知天人之理不二，则吾心之诚敬自不容于少忽矣。今当大祀，百官执事之人各宜慎之。”又谓李善长曰：“奉先思孝，祭神如在，诚敬无间，神灵其依。苟或有间，非奉先思孝之道也。”
太祖即位之前，以群臣推戴之意，告于上帝曰：“如臣可为生民主，告祭之日，帝祗来临，天朗气清；如臣不可，至日当烈风异景，使臣知之。”先是，连日雨雪阴霁，至正月旦雪霁，越三日省牲，云阴悉敛，日光皎然。至行礼，天宇廓清，星纬明朗，众皆忻悦。
元时诏书，首语曰“上天眷命”，太祖谓此未尽谦卑奉顺之意，始易为“奉天承运”，见人言动皆奉天而行，非敢自专也。
太祖因制太庙祭器，曰：“今之不可为古，犹古之不可为今。礼顺人情所贵，斟酌时宜。近世泥古，用笾豆之属以祭其先。生既不用，死而用之，似亦无谓。”于是制器用服御皆如事生之仪。
太祖谓侍臣曰：“朕念创业之艰难，日不暇食，夜不安寝。”侍臣对曰：“陛下日览万机，未免有劳圣虑。”
太祖曰：“汝曹不知，创业之初，其功甚难，守成之后，其事尤难。朕安敢怀宴安而忘艰难哉！”
太祖尝谕汤和曰：“军中之事，难于执一。惟当以德服人，必其负固弗顺，然后以威镇之。凡推德必先迩者，迩者远之所瞻；示威必先大者，大者小之所凭。迩服则远来，大慑则小惧。”又曰：“若欲人不违己，当使之以信；欲人成功，当任之以专。不信则令不一，不专则权有所分。”
太祖尝因宴群臣，谓之曰：“朕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广，生民之众，万机方殷，中夜寝不安枕，忧悬于心。”刘基对曰：“今四海一家，宜少纾圣虑。”太祖曰：“尧舜圣人，处无为之世，尚犹虑之。矧德非唐虞，治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脱于创残，其得无忧乎？夫处天下者，当以天下为忧。处一国者，当以一国为忧。处一家者，当以一家为忧。且以一身与天下国家言之，一身小也，所行不谨，或致颠蹶，所养不谨，或生疚疾。况天下国家之重，岂可顷刻而忘警畏耶！”
●卷二
太祖谕群臣曰：“吾观史传所载历代君臣，或聪明之君乐闻忠谠，而臣下循默奸谄不尽其诚者有之；或臣下不欺能抗颜直谏，而君上昏愚骄暴饰非拒谏者有之。臣不谏君，是不能尽臣职；君不受谏，是不能尽君道。臣有不幸，言不见听，而反受其责，是虽得罪于昏君，然有功于社稷人民也。若君上乐于听谏，而臣下善于进谏，则政事岂有不善，天下岂有不治？乃知明良相逢，古今所难。”
太祖初即位，中书议仿元旧制设中书令，欲奏以太子为之。太祖曰：“取法于古，必择其善者从之。元岂可法？且吾子年未长，学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礼师傅，讲习经传，博通古今，识达机宜，何必做中书令乎？”乃命钟同取《东宫官制》观之。因曰：“朕今立东宫官，取群臣勋德老成兼其职。老成旧人，动有典则。若新进之贤者，亦选择参用。”于是以李善长等皆兼东宫官，且谕之曰：“朕于东宫官属，不别设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盖军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令太子监国。若设府僚，卿等在内，事当启闻太子，或有听断不明，而与卿等意见不合，卿等必谓府僚导之，嫌疑将由是而生矣。”又曰：“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诘戎兵；召公告康王，告以张皇六师。此居安虑危，不忘武备。盖继世之君，生长富贵，昵于安逸，军旅之事多忽而不务，一有缓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
太祖谓群臣曰：“忠臣爱君，谠言为国。盖爱君者，有过必谏，谏而不切者非忠也；为国者，遇事必言，言而不直者亦非忠也。比来朕每发言，百官但唯诺而已，其间岂无是非得失？而无有直言者，虽有不善，无由以闻。自今宜尽忠谠，以匡朕不逮。若但唯唯，非人臣事君之义也。”
太祖谓刘基曰：“今天下已平，思所以生息之道，何如？”基对曰：“生息之道在于宽仁。”太祖曰：“不施实惠而概言宽仁，亦无益耳。以朕观之，宽仁必当阜民之财而息民之力。不节用则民财竭，不省役则民力困，不明教化则民不知礼义，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如是而曰‘宽仁’，是徒有其名，而民不被其泽也。”
太祖御东阁，与学士陶安等论前代兴亡之事。因曰：“丧乱之源，由于骄逸。大抵居高位者易骄，处逸乐者易侈。骄则善言不入而过不闻，侈则善道不立而行不顾。如此者，未有不亡。”
太祖谓宰臣曰：“朕每燕居，思天下之事，未尝一日自安。盖治天下犹治丝，一丝不理则众绪棼乱。故凡遇事必精思而后行，惟恐不当，致生奸弊，以殃吾民。以此不敢顷刻安逸。至于刑法，尤所关心，然此岂人所能独理？卿等皆须究心，庶几民无冤抑，刑狱清省。”
太祖尝谕胡廷瑞曰：“吾昔微时在行伍中，见将帅统驭无法，心窃鄙之。及后握兵柄，所领一军皆新附之士。一日驱之野战，有二人犯令，即斩以徇。众皆股栗，莫敢违吾节度。人能立志，何事不可为！”
太祖命诸将北征，谕之曰：“汝等师行，非必掠地攻城而已，要在削平祸乱，以安生民。凡遇敌则战，若所经之处及城下之日，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器，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民间或有遗弃孤幼在营，父母亲戚来求者，即还之。此阴骘美事，好共为之。”
应天府有滞狱逾半岁者。太祖闻之，惕然曰：“京师而有滞狱，郡县受枉者多矣。有司得人，以时决遣，安得有此？自今狱囚审鞠明白，须依时决遣，母使滞淹。”
太祖御奉天门，谓侍臣曰：“凡人之言，有忠谏者，有谗佞者。忠谏之言，始若难听，然甚有益，如药石之能济；谗佞之言，始若易听，然其贻患不可胜言。夫小人之为谗佞也，其设心机巧，渐渍而入。始焉必以微事可信者言于人主，以探其浅深。人主苟信之，彼他日复有言，必以为其尝言者可信，将不复审察，谗佞者因得肆志而妨贤病国，无所不至。自古若此者甚多，而昏庸之君卒莫之悟，由其言甘而不逆于耳故也。惟刚明者审择于是非，取信于公论，不偏信人言，则谗佞之口可杜矣。”
太祖尝谓御史大夫文原吉曰；“比来台臣久无谏净，岂朝廷庶务皆尽善，抑朕不能听受故尔嘿嘿乎？尔等以言为职，所贵者忠言日闻，有益于天下国家。若君有过举而臣不言，是臣负君；臣能直言而君不纳，是君负臣。朕每思，一介之士，于万乘之尊，其势悬绝，平居能言，临对之际，或畏避不能尽其辞，或仓卒不能达其意，故常霁色以纳之，惟恐其不尽言也。至于言无实者，亦略而不究。盖见秦汉以来，季世末主护短恶谏，诛戮忠直。人怀自保，无肯为言者。积咎愈深，遂至不救。夫日月之行，犹有薄食。人之所为，安能无过？惟能改过，便可成德。”原吉对曰：“陛下此心，即大禹好闻善言，成汤不吝改过之心也。言而无实，略不之咎，尤见天地之量。”太祖曰：“有其实而人言之，则当益勉于善；无其实而人言之，则当益戒于不善。但务纳其忠诚，何庸究其差错？”
太祖命翰林儒臣修《女戒》，谓学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为本，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使预政事。至于嫔嫱之属，不过备执事，侍巾栉。若宠之太过，则骄恣犯分，上下失序。观厉代宫闱，政由内出，鲜有不为祸乱者也。夫内嬖惑人，甚于鸩毒。惟贤明之主能察之于未然，其他未有不为所惑者。卿等为我纂述《女戒》及古贤妃之事可为法者，使后世子孙知所持守。”
太祖尝命制军士战衣表里异色，令各变更服之以新军号，谓之鸳鸯战袄。
国初中书省议役法，每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及顷者以别田足之，名曰均工夫。太祖曰：“民力有限，徭役无穷。当思节其力，毋重困之。民力劳困，岂能独安？自今凡有兴作，不得已者暂借其力。至于不急之务，浮泛之役，宜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