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东日记 - 第 39 页/共 55 页

印版，《笔谈》以为始于冯道奏镂五经，柳玼〈训序〉又云：「阅印版小学书，则印版非始于五代矣。意其唐十不过少有一二，至五代刻五经后始盛，宋则群集皆有也。然版本最易得而藏多，但未免差讹。故宋时试策，以为井卦何以无缘，正为闽书落刻，传为笑柄。我朝太平日久，旧书多出，此大幸也，亦惜为福建书坊所坏。盖闽专以货利为计，但遇各省所刻好书，闻价高即便翻刊，卷数目录相同，而于篇中多所减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半部之价，人争购之。近如徽州刻《山海经》，亦效闽之书坊，只为省工本耳。呜呼！秦火焚而六经不全，势也。今为利而使古书不全，为斯文者宁不奏立一职以主其事，如上古之有学官，或当道于闽者，深晓而惩之可也。[72] 　　福建因为书坊发达，业者竞争激烈，往往不择手段，盗印别家图书，专以货利考虑，而出现类似诈欺读者的手法，所以万历三十一年（1603）刻的《前唐十二家诗》在封面页上署明：「闽城琅嬛斋板，坊间不许重刻。」至于刻书大户余象斗也在自己出刊的《八仙传》〈引〉文内说： 　　不俗斗自刊华光等传，皆出予心胸之编集，其劳鞅掌矣！其费弘巨矣！乃多为射利者刊，甚诸传照本堂样式，践人辙迹，而逐人尘后也。今本坊亦有自立者固多，而亦有逐利之无耻与异方之浪棍，迁徙之逃奴，专欲翻人已成之刻者，袭人唾余，得无垂首而汗颜，无耻之甚乎！故说。 　　三台山人仰止余象斗言（天一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 　　余氏在此说明自己纵使出刊与别人内容相同的书籍，无论如何的抄袭，或者重刻金陵等书板，也必在形式上稍作加工，绝对不照他人原来样式，以免招徕『践人辙迹，逐人尘后』之讥讪。可是却有一些不用心的书肆，专袭别人余唾，美工上并未稍尽心力；还有一类无耻射利之辈及非本地的浪棍，仗着天高皇帝远，鞭长莫及的侥幸心理，翻刻自己的心血结晶，直让他伤痛淌血。最可恶的是离开自家书肆而出去自立门户的佣雇工人，暗中学得书肆内一招半式的产业技术和商业机密，居然跟自己打起擂台竞争，直让自己恨得牙痒痒的徒呼奈何！从《万用正宗不求人全编》三十五卷余氏自白云： 　　坊间诸书杂刻，然多沿袭旧套，采其一，去其十；弃其精，取其粗。 　　本堂近得此书，名为《万用正宗》者，分门定类，俱载全备，展卷阅 　　之，诸用了然。 　　似乎说明其刻必比别人完善，然而在第卷十六的牌记却题云：「万历新岁谷旦乔山堂刘少岗绣」，是因收购别人的版片？还是盗版的残痕，看来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其实这也不只福建书坊如此，其它地方的文化市场也没两样，如《智囊》就称说：「吴中镂书多利，而甚苦翻板。」常郡书林何敬塘所梓行的《皇明三元考》（至万历四十六年止1618）即云：「张衙藏板，不许翻刻。」浙江一地依然如此，如了一道人良甫（王征）梓金尼阁《西儒耳目资》封面页题云：「武林李衙藏板，翻刻必究。」及「严少萱发行。」杭州横秋阁本《鬼谷子》也题署：「虎林嘉树里张衙发行，翻刻千里必究。」张氏的白雪斋新刊《吴骚合编》也刻署了：「虎林张府藏板，翻刻千里必究。」等字样，在在说明从南到北，书商的盗版风气极为猖獗。民间如此，官方也是一样，如明刻本的《大明万历七年岁己卯大统历》，其牌记上说：「钦天监奏准印大统历日颁行天下，伪造者依律处斩，有能告捕者官给赏银五十两，如无本监历日印信，即同私历。」简直是用立法的方式来禁制盗版的行为。 　　三、删节原本杂奏成篇 　　有些情况是在别家出版以后，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于是每将其它书店已出版的原书给予删节，只存故事的情节梗概，减少刻工和纸墨印料。如《水浒传》历经六百余年之流传刊印，在版本上留下不少问题，不但有繁本、简本之分，繁本中又有简本，简本系统中也有繁本，其错综复杂情况，马幼援等《水浒》专家已多所证明，至今却还无法说清全般的谜样，那么当日的消费读者又从何加以分辨。有的则是杂凑一些篇章文字，看似加长故事的情节，却是又臭又长[73]，直让消费大众误认这些多出来的文字才是真正的全本小说，甚至在原本上增加一些内容或性质不太搭调的篇章，增添另类的文字。如《说郛》、《万锦情林》、《国色天香》、《燕居笔记》、《稗海大观》等小说类书的编辑方式尽皆如此。就以《万锦情林》一书的数据来源而论，可以看出它是《国色天香》的选编本，传奇文部份共选了〈钟情丽集〉、〈张于湖记〉、〈白生三妙传〉、〈觅莲传记〉、〈浙湖三奇传〉数篇，杂类也是出自书中的〈戛玉奇音〉、〈山房日录〉、〈快睹争先〉、〈台阁金声〉、〈搜奇览胜〉、〈士民藻鉴〉、〈珠渊玉圆〉等门类篇目，形成这书的主体部份。然后增入《剪灯新话》、《剪灯余话》中的几篇传奇文和《辍耕录》中的杂类，以及一小撮时事与《艳异篇》的部份篇章，成就六卷本的全部内容，若论其实，只是抄撮别人的东西，混合成书。当然也有可能取录于已经存有的《风流十传》，但既与《国色天香》诸门类如此近似，显然非它书所能取代。可是余氏编辑时，完全删去《国色天香》各类所冠篇名，似有故意隐瞒读者之嫌，不无可议。因此，对于原材料的任意增删改写可说是明代编书和刻书的特有风气，也是通俗作品之常态。耐人寻味的是余氏在盗袭原书内容后，还故意附加评语，作为自己加工的模样，如《万锦情林》内以下数则： 　　〈奚奴温酒〉末附余仰止先生评曰: 　　吁！彼女流贱隶耳，一事精至，便能动人，亦其专心致志而然。士君 　　子之学，为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而不能至于当然之极者，视彼 　　有间矣！ 　　〈归妇吟〉附余仰止先生评曰： 　　固虽刘氏有莫大之幸，而王亦仁人矣！ 　　〈夫妇同棺〉余仰止先生评曰： 　　春儿生长寒微，不闲礼节，尚知夫妇大义如此，顾世之名门巨族，动以 　　衣冠自眩，往往有夫骨未寒，而求匹之念已煎于中者，岂不为春儿万世 　　之罪人也与！ 　　〈虎祸〉也有余仰止先生评曰： 　　当颠沛患难之际，乃欲以八人之智而陷一人之愚，其用心亦险矣！天道 　　果梦梦耶？ 　　乍看之下，以上数则直似余仰止先生的评语，然而那是《辍耕录》各篇篇末原来已经存在的文字，余氏仅作语气的连续而窃据原文，作成自己加工过的模样，以别于取用之书，似此一流的书商，也非少数几个。另有假托官府刊刻而题「本衙藏版」者，或「书贾移他书进表，置之卷端，欲以官书取重。」[74]更有编印者搞不清楚状况，而在一书里头前后矛盾的现象，如《绣像后唐全传》为封面原题，目录却讹作《新刻增异说唐后传》，正文又作《增异说唐秘本后传》，一书三名，何是何非，恐怕书肆本身都无法判别；至于英德堂刊《玉茗堂批点绣像南北宋志传》，也仅刊了南宋部份，这岂非挂羊头，卖狗肉，欺骗读者的行为。更有颠倒时代，窜入无关内容者，如建邑书林杨氏清江堂刻的《续编资治宋元纲目大全》二十七卷，商辂撰，书内题：「后学庐陵刘友益书法」、「后学新安汪克宽考异」、「后学慈湖王幼学集览」、「后学建安冯智舒质实」、「建邑书林杨氏清江堂新刊」，明明成书于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的东西，却将在商辂之前据朱子《通鉴纲目》所作的作品拦入，其不合理处不辨自明。[75]尤其前面引述明郎瑛谈到闽地书商专以「货利为计」，破坏行规，凡遇各省所刻好书价高，便自行翻刻，卷数目录完全相同，篇中却多所减去又不明说，使一部止半部之成本，这等行为直是不道德的商业手段。 　　伍、书肆的倒闭与结束营业 　　文化市场或知识经济与一般的经济市场稍有不同，就内部而言，文化思潮往往左右了文化的消费型态与消费风气；从读者的消费心理来看，一种熟滥而失去刺激的产品，总难引起读者的购买欲望，这种喜新厌旧的习气可是古今读者的通病。因此，文化产品如果不适当的调整，发行多了之后，不但会使读者产生不良的消化与反胃，也促使有限的文化市场发生了排挤效应和滞销行为，若从文化产品所具的外部特性，只要购买一部书籍，终其一生便没理由再另购第二部。没闲没钱的时候，也可暂时不买，没有迫切性，甚至也可以到小说租赁店及亲朋好友处借阅。不像其它民生急需品，今天消费，明天还是需要消费，而且是常态性的必需消费，不能假贷。也因这些特殊因素，使文化市场在同一作品或同一类型的作品，在产量过剩的时候，以及竞争过份激烈的情况下，小额资本的出版商得不到经营利润时，又不堪长期亏损，于是不得不退出市场，结束营业，而把生产模具盘点转售于同业。例如汲古阁可是有明一代的刻书大户，其所刻《丹渊集》四十卷，原为吴建先剞劂，至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虽梓而不能印行，渐入蠹鱼之腹，毛晋遂挈而归，理其残缺，重新授梓，才能广传于世。[76]可是自己生产的版片，在其子孙接手之后，也流散四处，郑德茂曾有〈汲古阁刻板存亡考〉一文给予说明。[77]另有书坊名称虽然不同，却并存于一书的情况，如：《全像北游记玄帝出身传》、《新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酉阳硅古奇编》、《医学正传》八卷、《大明一统治》九十卷、《新刊全相二十四尊得罗汉传》、《陈先生选释国语辩奇旁训评林》二卷、《新刊明医秘传济世奇方万痾必愈》十一卷、《新刻出像音注刘汉卿白蛇记》二卷、《新编古今事文类聚》二百三十六卷、《新刊正文对音捷要琴谱真传》六卷、《新刊古今名贤品汇注释玉堂诗选》八卷、《新刻癸丑科翰林馆课》四卷、《国朝名公翰藻超奇》十四卷、《新栔郑孩如先生精选史记旁训句解》八卷、《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昭代典则》二十八卷、《全像海刚峰居官公案传》四卷、《新刻校古本历史大方通鉴》二十一卷首一卷、《郑南皋集选》七卷、《清睡阁快书》十种十五卷、《新刊徐文长先生评唐传演义》八卷九十一节、《唐会元精选批点唐宋名贤策论文粹》八卷、《儒门事亲》十五卷、《幼科全书》十四卷、《伤寒六书》六卷、《针灸甲乙经》十二卷等书，都存有两家书坊名号，在在说明这些书的版木前后历经二家以上，有过转手贩卖的行为，才补刻或挂上另一家书坊名号。[78]这种书肆盛衰的情况，尤以金陵、建阳两地发生最为常见，如余氏双峰堂、周曰校万卷楼、唐氏富春堂、新安无勉学等转售之例甚多。凡此，都是书籍版木转售的明证，小说之例更多。例外的是因为旧版模糊，一些资金雄厚的书肆重新集资刊印新本，而把旧版贱卖，余氏刊刻之书偶有此等情况，则在力保商业信用，似此行为又不能同日而语了。 　　陆、结论 　　本篇只是从出版市场的经营和消费型态上探讨问题的初始阶段，也是拙著《从商品经济看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中的一个小章节，试图就文学现象赋予不同以往的诠释角度，在资料收集上颇不容易；对于产品的种种研究，目前也正处在详细的统计分析阶段，希望能以量化数据的模式用来说明文学或小说市场上的诸多问题。然而勿论如何，要了解掌握有明一代的总体经济与个体经济间的关系后，才有可能把明代出版业这一个体经济体影响到文学上的诸多问题给予正确的厘清和评估，也是本文有待扩充以及加深之处。至于纯就出版业之个体经济而言，目前存在的部分史料及图书能否十足反映当时的出版文化和现象，我们实在没有多大的把握，主要是世界公私立图书馆及个人的藏书没有充分的反映在图书纪录上，一般纪录的不过是作者和书名，并非针对我们需要而编录，纵使有些图书经过部分专家学者的检视纪录，也不过九牛一毛，微不足道。再者，书籍藏地遍天下，在无法集中一处对勘比较之下，难免仅窥一隅，而想作整体论述，困难 　　度不言而喻。况此等图书，目前皆已列入善本图书，检阅时困难重重，费时费力又费钱，这才是学者遇到的最大困难。因此，在这所知有限的材料上进行推敲论述，所得出的结论难免还有不足的地方或错误之处。只能就手上已经掌握的材料论述，却已经可以约略看出当日的书肆虽然不似今天出版事业体的庞大规模，仍然能够充份说明书坊已有小型资本手工业的经济规模型态，且在市场上展现了企业特有的经营手法和营销策略，若持与今日所知见的大型企业相比，已无多大的差异，只在规模上的大小和现代化的进程与否而已。 　　后记： 　　本篇论文完成于三年前，其后多方阅读，须待补苴数据甚多，尤其沈津〈明代坊刻图书之流通与价格〉刊登于1996年6月《国家图书馆馆刊》第1期第101～118页，提及明代坊刻图书之流通与价格等珍贵史料，都是第一手的见闻，可供参考论述者不少。陈学文亦有〈论明清江南流动图书市场〉一文载于1998年《浙江学刊》第6期，提及光绪《乌程县志》卷二十九引用《湖录》中的文字，记录书船出乌程织里及郑港、淡港等村落，明中叶如花林茅氏、晟舍凌氏闵氏、汇沮潘氏、雉城臧氏，广储签帙。旧家子弟好事者，往往以秘册镂刻流传。于是织里诸村民，以此网利，购书于船。南至钱塘，东抵松江，北达京口，走士大夫之门，出书目袖中，低昂其值，所至每以礼接之。客之未座，号为书客，间有奇僻之书，收藏家往往资其搜访。这等极为珍贵记载，应当改写入文。至于潘建国 〈南北书肆与古代通俗小说〉一文，刊载于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之《国学研究》第七卷第421～446页，也有部分可资参考之处。又王佩琴 〈明清通俗小说的发展特质与发展倾向：从印刷出版的技术与市场谈起〉一文，载于《书目季刊》第三十五卷第三期第17～31页，对于大木康及矶部彰教授之大作在书价的见解上，存有质疑。凡此数文，应该重加摄取，改写或增入旧作之中，然因已经最后一校，为求不再更动太多的版面，且还不至于影响本文之论述，只好略记如上，暂作补述。 　　《元佑秘阁续法帖》云：「元佑五年庚午四月，秘省乞以淳化阁帖所未刊前代遗墨入石，有旨从之。至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辛巳八月毕工，历时十一年，费缗钱一十五万乃成。」 　　沈 津 〈明代坊刻图书之流通与价格〉《国家图书馆馆刊》1996年第1期民国85年06月 第101～118页 　　■104页清朱彝尊《镌紫溪苏先生会纂历朝纪要指南纲鉴》二十一卷首一卷 　　■106页《镌紫溪苏先生会纂历朝纪要指南纲鉴》二十一卷首一卷，明苏浚辑，明万历四十年（1612）熊冲宇种德堂刻本，十册。扉页刻「锓紫溪苏先生标题纲鉴纪要。种德堂。纲鉴一书，坊间混刻多矣。其间纲目不备，旨意不详，实乃□□□□□（字佚去）下。今紫溪苏先生留意删补纲鉴，全备标题，旨意精详，以为举业一助云。命本堂楷书精梓，一字无讹，四方君子买者，玉石辨焉。请认种德堂为记。万历壬子岁秋月谷旦，熊冲宇谨曰」。 　　■106页《镌紫溪苏先生会纂历朝纪要指南纲鉴》二十一卷首一卷，明苏浚辑，明万历四十年（1612）熊冲宇种德堂刻本，十册。扉页刻「锓紫溪苏先生标题纲鉴纪要。种德堂。纲鉴一书，坊间混刻多矣。其间纲目不备，旨意不详，实乃□□□□□（字佚去）下。今紫溪苏先生留意删补纲鉴，全备标题，旨意精详，以为举业一助云。命本堂楷书精梓，一字无讹，四方君子买者，玉石辨焉。请认种德堂为记。万历壬子岁秋月谷旦，熊冲宇谨曰」。 　　■107页四川省图书馆藏《新刊玉堂周易本义》四卷附总图筮议卦名一卷，明万历张闽岳新贤堂刻本。其书扉页刊「玄赏易经本，本堂四书五经悉经校雠再四，与坊刻鲁鱼亥豕者径庭，海内应多玄赏焉。新贤堂张闽岳识。」 　　■107页又上海图书馆藏《新刻御颁新例三台明律招判正宗》卷首一卷，明舒化等辑，明末建邑余象斗双峰堂刻本。其扉页刊「坊间杂刻明律，然多沿袭旧例，有琐言而无招拟，有招拟而无告判。读律者病之。本堂近锓此书，遵依新例，上有招拟，中有音释，下有判告、琐言，井井有条，凿凿有据者了然。买者可认三台为记。双峰堂余文台识。」 　　■107页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锲旁注事类捷录》十五卷，明邓志谟撰，明书林余彰德萃庆堂刻本。扉页刊「书史亦浩瀚矣，不索其要领而读之，譬之理丝者无绪，棼焉乱也。又譬之涉远者无指南，多歧途也。兹编穷古今天地民物而总之，名曰事类捷录。披却导窽，有庖丁之技，走线穿珠，夺天孙之巧。繁而能约，简而能工，诚后学晬盘，举业快捷方式也。买者幸具只眼。萃庆堂识。」 　　■107页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萃庆堂刻《刻注释艺林聚锦故事白眉》十卷，也为邓志谟辑。扉页告白曰：「古人之事，法戒存焉，观兴备焉，讵云灾木，第坊间刻者，非略而不详，则混而失序，博览君子，兴嗟不便久之。迩闻许先生首编故事白眉，分门别类，搜罗无遗，藏为家珍。余走币求锓，以公四方，愿明公共鉴。萃庆堂余泗泉谨白。」 　　■107页 《文选》之目录后有广告云：「金台书铺汪谅，见居正阳门内西第一巡警更铺对门。今将所刻古书目录列于左，及家藏古今书籍不能悉载，愿市者览焉。翻刻司马迁正义注解史记一部；翻刻梁昭明解注文选一部；翻刻黄鹤注杜诗一部；翻刻千家注苏诗一部；翻刻解注唐音一部；翻刻玉机微义一部；翻刻五经直解一部；刘寅进士注，俱宋元版。重刻名贤丛话诗林广记一部；重刻韩诗外传一部，十卷（韩婴集）；重刻潜夫论，汉王符撰，一部；重刻太古遗音大全一部；重刻臞仙神奇秘谱一部；重刻诗对押韵一部；重刻孝经注疏一部，俱古版」。末题「嘉靖元年十二月望日，金台汪谅古板校正新刊」一行。 　　■107页 明万历四十年（1612）书林安正堂刘双松所刻《新板全补天下便用文林妙锦万宝全书》三十八卷（藏哈佛燕京图书馆），其书即为刘双松元人所辑。每类一图，颇精。扉页刻「全补文林妙锦万宝全书，兹书本堂原有编科，已有大行。近因二刻板朦，不便命工绣梓，乃恳双松刘君删旧补新，摘粹拔尤，海内识者，靡不称羡。迩来，嗜利棍徒，假票溷卖，翻刻不备，不惟观者无益，且令用者有误。于是，三刻真本，中刻名真万宝全书，票用双松印记，买者查有姓号，方不误认。谨白。书林安正堂刘双松重梓。」 　　末又有荷盖莲座牌记，刻「万宝全书一册，本堂已经编刻，大行天下，近因板朦，仍恳名家删繁补新，命工重梓。命阅是书，匪惟令观者醒心，亦且大有裨于便用耳。本堂因被棍徒翻刻删削，不便假票包封，真伪难明，于是中刻真万宝全书，名前缀用葫芦书为记，海内君子宜留心鉴焉。大明万历岁次壬子孟冬之吉，书林安正堂刘氏双松谨启。」 　　■107页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的二部《食物本草》，在广告制作上各有特点。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世庆堂刻本《食物本草》七卷日用本莫三卷的扉页上，刻「镌王宇泰合订东垣食物本草，斯集乃内府秘书，本坊近觅真本，复恳翰林王宇泰先生，严加参订校雠，犁正鲁鱼亥豕，以便士庶知饮食调养法门，口却病延年之秘诀，识者辨之。世庆堂梓行。」 　　■108页 明末南城翁少麓刻本《食物本草》二十二卷首一卷，扉页上刻「镌救荒食物本草纲目，内附急救蛊毒良方。是集乃济世鸿书，厚生急务，实李濒湖先生参补东垣旧辑也。搜罗品物，数倍前编，撷览见闻，诠详后【吉吉】。录形象以别真赝，着出产以明优劣，精图绘以救凶荒，尽烹调以备制度，立类分门，题纲注目，诚有裨日用，无忝编摩。鉴者宜从饮食之恒，知尊性命之正云。南城翁少麓梓行」。 　　■108页 明末清初的贯华堂，曾刻有不少小说、戏曲，著名的有《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七十五卷等。其《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八卷，笔者曾见有扉页云：「沈旭轮先生云，古人远游者归，必以彼中土产珍奇之物饷其亲昵，如俞安期见槟榔树、陆平原遥铜雀台，辄皆以不得相致为恨也。今巷有人从苏州来，而不惠我虎丘茶一罐、圣叹书一部，我真不能无憾于尔也。苏州文起堂识。」 　　■108页 崇祯间翁少麓所刻的《卜筮全书》十四卷（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扉页刻「卜筮全书，阐易斋删补。是书旧本烦溷无绪，深为学者之病。今本坊敦礼百愚先生（按即姚际隆），删其俚谬，益以珠玑，自启蒙而达玄奥，颇得升堂入室之阶梯。海内百家，谅能剖决。南城翁少麓梓行。」 　　■109页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锲王氏密传叔和图注释义脉诀评林快捷方式统宗》八卷，为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书林刘朝管安正堂刻本，除扉页外，又刻有十三名医图，「计伏羲皇帝、神农炎帝、轩辕黄帝、天师歧伯、太乙雷公、神圣王扁鹊、医圣张仲景、国医王叔和、皇甫仕安、报璞子葛洪、良医华陀生、真人孙思邈、药王俞慈藏。」 　　■109页 武林徐象橒（字孟雅）曼山馆也为万历间名肆，其刻《唐荆川先生纂辑武编》，姚文蔚序云：「象橒为吾亡友徐三雅子，其言曰士之子堂为士，不肖以贫故营什一，鬻书为业，庶几，往来皆士人耳。焦先生（竑）怜而欲振之，每出秘藏以资匮乏。杀青斯竟，载之兼两，白拈乌攫，无可奈何。而焦先生施不倦也。复惠此编使流通，以继荆川先生之志。」 　　■109页 明景泰刻本《白衣大悲五印心陀罗尼经》一卷，莫刻「差到处州府青田县前急递铺内，见此经发心，请回家侍奉。于丁亥年十二月五日果生一男，有此灵验法，通同妻连氏一娘，今用净财刊板印施，次冀万保，合人口遇诸事吉昌如意者。」 　　又有莲座荷盖牌记云：「大明国京都顺天府大兴县靖恭坊居，佛信官孔祥、室人纪氏妙德，于正统十三年五月内，因病患不安，吾申（神）保佑，恭对三宝前，同发诚心，印施『五印心陀罗尼经』一千卷，用保平安吉祥如意者。景泰元年七月日散施。」 　　■109页 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陶恩刻本《佛说高王观世音经》一卷，末刻荷盖莲座牌记，「内织染局佥书官弟子陶恩奉佛，因为本官御马监掌印太监陈宪偶遭缧绁之中，弟子谨发虔心印造《高王观世音经》一千卷，保佑本官早得解脱此难，永保平安。嘉靖岁次丙寅仲春吉日施。」牌记外又刻「东四焊楼北边灵床胡衕沈家印行。」 　　■110页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云：「在明本中，连只标定价的也不多见。仅金阊书坊舒冲甫刊《封神演义》（万历）标明『每部定价纹银贰两』。安正堂梓《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大全》一百二十五卷（万历三十九年），标明『好纸板，每部价银壹两正』。可见建本比苏本便宜，故销路较广。杭城李衙刊发《月露音》，『每部纹银八钱，如有翻刻，千里究治』」。 　　■110页 清黄六鸿《福惠全书》卷六〈钱谷部、地丁搭钱〉云：「地下钱粮，七分征银，三分搭钱，原为流通国宝起见，制钱十文，作纹银一钱。」 　　■110页 《大明一统志》九十卷，明李贤、万安等纂修。明万历十六年（1588）杨氏归仁斋本。此书藏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共十六册。其扉页刻《大明一统志。御制新颁。刘双松重梓》。并钤有「□□□安正堂松记」印，及「每部实价纹银参两」木记。 　　■111页 《新编古今事文类聚》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书林刘双松安正堂刻本。藏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共三十七册。其扉页刻「宪台校正官板古今事文类聚大全。安正堂刘元初重梓」。另有荷盖莲座牌记，刊「万历岁次丁未季冬月书林安正堂刘双松梓」。及「每部实价纹银参两」木记。 　　■111页 晚清叶德辉《书林清话》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刘氏安正堂《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大全》一百二十五卷价银一两整 　　■111页 明黄凤池辑《黄氏画谱》八种八卷藏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万历天启间集雅斋、清绘斋刻本，扉页题：「新镌五言唐诗画谱，集雅斋藏板」并镌：「每部实价纹银伍钱」木记。 　　■111页 艾思仁提及哈佛大学塞克勒美术馆藏《新镌五言唐诗画谱》及《新镌梅竹兰菊四谱》「每部定价纹银五钱」 　　■111页 明末清初萧云所绘《离骚图》，收入民国复印件《喜咏轩丛书》，扉页刊：「枣板绣梓，刷印无多，今包刻价，壹钱五分。纸选精洁者，每部贰钱柒分五厘。用上品墨屑，并刷工食费柒分五厘，共纹银五钱。今发兑每部壹两，为不二价也。装订外增贰钱。书林汤复识。」 　　■111页 艾思仁观海楼书斋藏明末清音馆据万历四十年本翻刻《诗余画谱》不分卷，扉页刻「清音馆藏板」，「每部纹银捌钱」。 　　■111页 明张学礼等辑《考古正文印薮》五卷，万历十七年（1589）刻钤印本，扉页有「墨刷朱砂印，上白供单纸，宋笺壳衣，责力绫套，每部价银壹两贰钱」。又刻「历观先代诸家印谱，及我皇名诸世家所藏古印，惟武陵顾氏为犹富。隆庆辛未间，作谱廿册传之。原印仅千余方，名曰『集古印谱』，亦一时奇观也。旋即增为七千有奇，未加校择，翻为木刻，更名『印薮』，海内始有鱼目混珠之叹矣。今予兹选，皆目及秦汉真文合于六义者，勒之铜石，印于月楮，与好古者共之。万历己丑春仲中和道人识。」 　　■112页 明来行学辑《宣和集古印史八卷、秦玺考一卷》万历二十四年（1596）来氏刻钤印本，美国会图书馆藏，扉页云：「宝印斋监制宣和印史，夹连四，棉纸墨刷，珊瑚朱砂，衣责力绫套，藏经笺面。定价官印一套，纹银一两五钱；私印二套，纹银三两。绝无模糊、剞邪、破损，敢悬都门，自方吕览。恐有赝本，用汉配双印印记，慧眼辨之。来行学颜叔识。」 　　■112页 　　潘建国 〈南北书肆与古代通俗小说〉《国学研究》（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第七卷 第421～446页 　　■422页。乾隆三十四年（1769），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记录了三十家书肆名称。 　　声遥堂、唐氏嵩□堂、李氏名盛堂、郑氏带草堂、李氏同陛阁、曾氏宗圣堂、李氏圣经糖、曾氏聚秀堂、二酉堂、文锦堂、文绘堂、宝田堂、京兆堂、荣锦堂、经腴堂（皆李氏）、郑氏宏文堂、徐氏英华堂、傅氏文茂堂、曾氏聚星堂、周氏瑞云堂、金氏文粹堂、徐氏文华堂、李氏先月楼、周氏宝名堂、周氏瑞锦堂、韦氏鉴古堂、周氏焕文堂、陶氏五柳居、刘氏延庆堂、李氏博古堂。 　　■422页。民国元年（1911），缪荃孙《琉璃厂书肆后记》，记录书肆三十一家。 　　石氏光文楼、曹氏文宝堂、徐氏宝文斋、饶氏善成堂、刘氏大文糖、二酉堂（旧）、聚星堂（旧）、张氏宝华、张氏修文堂、韩氏翰文斋、谭氏正文斋、李氏宝名摘、杨氏勤有堂、崔氏书业堂、丁氏肄雅堂、常氏萃文堂、马氏文琳堂、魏氏益文堂、李氏酉山堂、刘氏会经堂、魏氏文贵堂、李氏宝森堂、李氏文华堂、吴氏宝珍斋、魏氏宝经堂、乔氏同雅堂、阎氏同好堂、王氏三槐堂、乔氏同立堂、刘氏聚珍堂（原名天绘阁）、某氏宝书堂。缪 　　■422页。1914年，缪荃孙《琉璃厂书肆后记附录》 　　赵氏弘远堂、黄氏修文堂、孔氏晋华书局、张氏文益书局、丁氏有益堂、丁氏容录堂、刘氏松筠阁、马氏槐荫山房、楼氏文盛堂、张氏孔群社、魏氏文友堂、直隶书局、程氏弘道堂、陈氏来熏阁、崔氏维古山房、郭氏文雅堂、殷氏保古斋、张氏同古堂、岳氏修本堂、刘氏会文堂、刘氏九经堂、崔氏鸿宝阁、丁氏文英阁、郭氏鉴古堂、于氏述古堂、胡氏玉生堂、赵氏文焕堂、丁氏敬业堂。 　　■424页。晚清叶德辉《书林清话、吴门书坊之盛衰》，考得干嘉时期吴门书肆24家： 　　胥门经义斋（胡立群）、庙门五柳居（陶延学）、山搪萃古斋（钱景凯）、郡城学余堂、玄庙观前学山堂、墨林居、玄庙观东闵师德堂、府东敏求堂、臬署前玉照堂、文瑞堂、臬辕西中有堂、醋坊桥崇善堂、郡东王府基周姓墨古堂、阊门横街留【田井】堂、阊门书业堂、阊门文秀堂、金阊门外桐泾桥头芸芬堂、紫阳阁朱秀成书坊、葑门大观局、遗经堂、酉山堂、本立堂、王府基高姓书摊、胡苇洲书肆。 　　■425页。《吴县为重渐书业公所兴工禁止地匪借端阻挠碑》（1874），载《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三联书店，1959。 　　供奉梓潼帝君，为同业订正书籍讨论删原之所。并同业中异乡思伙，如有在苏病故，无力回乡者，代为埋葬狮山义冢等项事宜。 　　■425页。阿英《苏州书市》（1938），记载苏州书市的分布情况： 　　苏州书市有三中心，自察院场至饮马桥一段护龙街，为旧书肆集中地。自察院场至玄妙观，为新书市场。自玄妙观广场折入牛家滨，为小书摊。护龙街东段，东大街，大华路，闾邱坊巷，亦各有一二家，最为著名者有以下16家： 　　文学山房、松石斋、存古斋、来青阁、适存庐、觉民书店、艺芸阁、宝古斋、灵芬阁、集成、勤益、琳琅阁、振古斋、欣赏斋、来晋阁、大华书店。 　　■427页。光绪《乌程县志》卷二十九引《湖录》，转引自陈学文《论明清江南流动图书市场》载《浙江学刊》1998年第6期。 　　书船出乌程织里及郑港、淡港诸村落，吾湖明中叶如花林茅氏、晟舍凌氏闵氏、汇沮潘氏、雉城臧氏，将广储签帙。旧家子弟好事者，往往以秘册镂刻流传。于是织里诸村民，以此网利，购书于船。南至钱塘，东抵松江，北达京口，走士大夫之门，出书目袖中，低昂其值，所至每以礼接之。客之未座，号为书客，间有奇僻之书，收藏家往往资其搜访。 　　■431页。 　　上海较为大型的书店亦在全国各地设立分店，如总店设在上海福州路棋盘街口的中华书局，分别在北京、天津、保定、直隶（石家庄）、张家口、奉天、吉林、长春、绥化、济南、东昌、烟台、太原、开封、郑州、西安、南京、徐州、杭州、温州、兰州、南昌、安庆、长沙、衡州、常德、沙市、汉口、武昌、成都、重庆、福州、厦门、广州、潮州、汕头、桂林、梧州、云南、贵阳、刑台、新加坡等42处设立分局。 　　总馆设于上海棋盘街中市的商务印书馆，亦分别在京师、天津、奉天、龙江、太原、济南、西安、开封、成都、重庆、泸州、汉口、长沙、常德、南昌、杭州、福州、广州、潮州、芜湖等20处设立分馆。 　　■432页。 　　日本蓬左文阁藏《按鉴演义全像列国评林》，扉页有四行小字云：《列国》一书，乃先族叔翁余邵鱼按鉴演义纂集。惟板一付，重刊数次，其板蒙旧。象斗校正重刻全像批评，以便海内君子一览。买者须认双峰堂为记，余文台识。 　　■433页。清余治《得一录》卷十一之一，转引自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外省书友来苏兑换者，先将捆单交崇德书院司月查明，如有应禁书籍，即行交局销毁。 　　大新板每块一百文，大旧板每块七十文，片头新板每块八十文，片新板每块六十文，旧板每块五十文，滩头小片每片二十文，唱本板每板三十文，书本照批价洋银对扣，倘有模糊不全者，照数减半，抄本每十页五文，每页以四百字为准。 　　■438页。朱遂翔《杭州旧书业回忆录》称： 　　民国五年（1916），上海有古书流通处之创设，主人为海盐陈立炎，颇有阅历，初出书目，但无订价，仍以讨价还价之方式行之，至第二期书目，各书始有定价，凡同行或熟人及图书馆向购可打九折，门市则无折扣。 　　■438页。陈乃干《上海书林梦忆录》： 　　自中国书店目录标明定价后，力求与外埠主顾通信交易，嗣后来青阁、抱经堂等继起仿效，渐次造成通信交易之习惯。 　　■438页。抱经堂老板朱遂翔称： 　　杭州出书目最早者，为余之抱经堂书局，开始即逐步标明售价，以示毋欺。 　　数年后营业蒸蒸日上。 　　各同业以利之所在，亦皆纷出书目，从事竞争。 　　在上海方面，以「蟫隐庐及中国书店所出之书目为最好，且最完备，每年出一次，日本人购者为多。富晋书舍及来青阁等书店亦先后继起，发刊书目；而彼时之北京书目，都不凯南寄，因定价较高，恐南来购书受其影响也。自此以后，南北书店皆有书目，亦皆有定价，其价格率互相参考而订定之。」 　　朱遂翔《杭州旧书业回忆录》，载张静庐主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下卷，中华书局，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