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大事记讲义 - 第 10 页/共 21 页

三年六月，以包拯为御史中丞。拯言：“太子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祸孰大焉？臣行年七十且无子，所以乞建太子者，为宗庙万世计耳。” 六年五月，以司马光仍知谏院，上谨习疏。 皇佑五年五月，孙抃为御史中丞。谏官韩绛言：“抃非纠绳才，不可任风宪。”抃即手疏曰：“臣观方今士人趋进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为精神，以能讦人为风采， 给若啬夫者，谓之有议论；刻深若酷吏者，谓之有政事。谏官所谓才者，无乃谓是乎？臣诚不能也。”上察其言，趋令视事。 国初，官以定俸，实不亲职，有谏议大夫、司谏、正言，特以寓禄耳，故赴谏院者方得諌官，则諌官之权犹未重也。国初三院领外任而不任风宪，兴国中任风宪而不领言事，则台官之权亦未重也。端拱初，以补阙为司谏，以拾遗为正言，所以举谏官之职。天禧中置言事御史，所以举台官之职。然当时台谏之官虽重，而台谏之职未振也。自仁宗即位，刘中丞令台属各举纠弹之职，而后台谏之职始振。干兴元年刘筠为中丞，令台属各举纠弹之职。自孔道辅、范仲淹敢于抗夷简，唐介敢于抗彦博，一梁适之用事，则马遵率数人言之，一刘沆之得政，则张昪凡十七疏论之，而后台谏之权敢与宰相为敌矣。事实并见本门。是何台谏之职在国初则轻，在仁宗之时则重；在国初则为具员，在仁宗之时则为振职，何耶？盖仁祖不以天下之威权为纪纲，而以言者之风采为纪纲，故其进退台谏，公其选而重其权，优其迁而轻其责，非私之也。盖以立国之纪纲，实寄于此。百官除授，自执政以下皆付大臣进拟，而中丞、谏官必出于人主之亲擢，虽李迪、吕夷简之亲，亦不敢进拟谏官、御史，所以公其选也。自安石执政，以京官王子昭除御史，又以选人李定除谏官，则台谏皆出于宰相之除矣。台谏言事，许以风闻，不得穷诘，虽以执中、夏竦之佞，亦不敢与台谏争曲直，所以重其权也。自安石执政，行青苖之法，始命李常分析，举朝争之以为不可。助役之法行，又命杨绘分析，执政以为不可，则宰相得以夺台谏之权矣。台諌之权常存体貌，自唐介之外其余无贬斥者，不一二年，亦复召用，所以复其迁而轻其责也。自熙宁之初，始有罚金御史者。安石秉政，御史言事皆责其监当，而台谏之受责，自此始矣。仁祖以言者之风采为纪纲，而安石乃以大臣之威权为纪纲，甚矣！仁祖之心天地之寛，安石之心潢潦之量也。两朝台諌不同形容仁祖朝事纪纲甚振。 景佑二年，贬孙沔。先是，上疏言：“自孔道辅、范仲淹被黜之后，龎籍、范讽置对以来，凡在缙绅尽懐缄嘿，为监察御史以言废后事贬者，非仁祖之本心也，而夷简实赞之。諌官伏合，乃仁祖美意也，而夷简力沮之。此夷简入相之初，而国论为之一变也。” 嘉佑六年，欧阳修言，景佑中范仲淹言宰相吕夷简贬知饶州后，至今二十年，台谏未闻有规諌人主而得罪，臣故谓方今谏人主则易，言大臣则难。 范文正公以忤吕申公贬，而申公亦以文正罢；唐质肃公以忤文潞公贬，而潞公亦以质肃罢，仁宗退大臣以伸言者之气如此。然异时申公不惟不敢憾于文正，而西事之兴且与之戮力；出处见元昊门。潞公不惟不敢憾于唐质肃，而还朝之日必与之俱召而后敢入。大臣之能容言如此。圣君贤相仲台諌之气，唐介劾宰相文彦博，其后再入相，首荐唐介，复召用焉。 给事中 起居舎人 景佑三年十二月，严宣勅银台法。时宣勅札子多不经本司，李纮言：“若此，则封驳之职遂废。”乃诏宣勅非银司不行。 庆厯元年，以富弼知制诰。初，因侍臣刘从愿妻以后族出入禁中，一日削其国封，久之还封。富弼当草制，遂封还词头。后张可久自转运使改横行，欧阳修援弼例封还后，遂为常。 至和元年七月，解马遵、吕景初、吴中复等台职，知制诰蔡襄以三人者无罪，封还词头，改付他舎人，亦莫敢当者，遂用熟状降勅。中丞孙抃累疏争之，翰林学士吴宿因召对，亦乞留遵等，皆不报。 皇佑元年，杨懐敏除副都知，知制诰胡宿不草制，封还以闻。上疑宿职不当言，谓宰相曰：“有此故事否？”文彦博曰：“近来富弼以封还。”上意解。 司马光言：唐制诏书有不便者，门下得以封还。今门下虽有封驳之名，而诏书一切自中书下，非所以防过举也。 给舎主封驳，台谏主论列，其职均也。然给舎献替于先，台谏追救于后，命之未下，其正之也易；命之已下，其夺之也难。此给舎所以为重也。盖自庆厯间，遂国夫人之命，富弼当草制，封还词头，给舎之封驳昉于此矣。至其后胡宿援弼之例而驳杨懐敏、欧阳援弼之例而驳张可久，盖自是而其职与台谏均矣。给舎封驳于其先，其职尤难于台谏也。 嘉佑五年八月，苏洵试校书。初，欧阳修上洵所著书，韩琦善之，召试舎人院，再以疾辞。至是赵抃又荐之，乃就除。祖宗法度寛简，上之所作成激励者，有在科目之外，下之所以洗濯磨染者，亦不尽出于程文之中，故起孙明复于太山而处之胄监师儒之地，拔苏洵于眉山而处之容台礼合之中，起程颐于西洛而置之广厦细旃之上，则其所以特出一二以耸动天下者何如哉？此人才所以盛也。 两制 欧阳修在翰林，仁祖一日乘间取御合春帖子，读而爱之，问左右曰：“欧阳修之词也。”乃悉取帖阅之，叹曰：“举笔不忘规谏，真侍从之臣也。” 嘉佑六年六月，以王安石知制诰。去冬，除安石及司马光同修起居注，光五辞而后受，安石辞至七八月乃受，从是径迁知制诰，安石不复辞矣。 授以馆职而辞馆职，授以起居注而辞起居注，人皆服其逊。初授馆职、三司度支判官，因辞，命修起居注，又辞，至于嘉佑之除制诰、熙宁之除学士则不复辞。辞其小而受其大，人遂以前日之辞官者，荆公之诈也；今日之不辞者，荆公之奸也，未为深知荆公者矣。盖荆公以天下自任之志不减于范文正，而自是其规模广大，又非一官一职之所能尽，迨嘉佑之末，其实行已，足取信于人，熙宁之初其虚名已足以取信于君，固将以大有为于斯世，独惜夫志大而学非也。诛心之言。初，王安石名始盛，欧阳修亦善之，劝洵与游，洵曰：“吾知其人矣。”作《辨奸论》。 史馆 庆厯五年十一月，《国朝 要》成，王洙编修，自建隆至庆厯四年，凡一百五十卷。 嘉佑四年，欧阳修为更撰奏云：“比年以来，具员而废职，其所撰述，简缺遗漏，百不存一，至于事闗大体，皆畧而不书，欲乞岁终命宰相亲至史院检 ，纪録事迹内有不勤其事，隳官失职，奏行赏罚，其《日厯》、《时攻记》、《起居注》乞更不进命。” 馆阁 天圣六年，宰相张士逊请以其子为校勘。上曰：“馆阁，所以待天下之英俊，不可私授。”鲁宗道曰：“馆阁育天下英才，岂纨袴子弟得以处耶？”欧阳修告英宗曰：“今两府缺人，必取于两制，两制缺人，必取于馆阁，馆阁辅相育才之地。” 天圣六年，以范仲淹为秘合校理，尝移书执政曰：“周汉之兴，圣贤共理，使天下为富为寿数百年，则当时致君者功可知矣。周汉之衰，奸雄共起，使天下为血为肉数百年，则当时致君者罪可知矣。我宋之有天下，经营长育，以至太平，然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不知变者，其能久乎？倘相府思变其道，使天下为富为寿数百年，相府致君之功也；若使为血为肉数百年，亦相府负天下之过也。” 天圣三年，范仲淹为大理寺丞，上书请救文弊、复武举、重三馆之选、赏直谏之臣、革延赏之弊，且曰：“自古王者，外防夷狄，内防奸邪。夷狄侵国，奸邪败徳，奸邪之凶甚于夷狄之患。伏惟圣明，常好正直以杜奸邪，此至理之本也。”仲淹少有大节，慨然有志于天下，尝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所有为，必尽其力。”曰：“为之自我者，当如是，其成与否，有不在我者，虽圣贤不能必，吾岂敢必哉？”王曾见而伟之，及知仲淹乃晏殊客也，于是殊荐人充馆职。曾谓殊曰：“公实知仲淹，舎而荐此人乎？” 范仲淹之于庆厯，亦犹王安石之于熙宁也。仲淹革弊之规模，已具于天圣《上宰相书》及《上皇帝之书》；王安石变法之规模，已具于嘉佑中上书、熙宁初入对之日也。今观仲淹所言，穷则变，变则通，即安石变法之言也。其言兵久不用则武备不坚，即安石强兵之说也。其言士未曾教则贤才不充，即安石所谓教之非其道之说也。其言中外奢侈则国用无度，即安石所谓理财大抵无法之说也。其言百姓困穷则天下无恩，即安石所谓优恤农民之说也。其言人主纳逺大之谋久而成王道，纳浅末之议，久而成乱政，即安石欲法尧舜而不法太宗之说也。其言刑法之吏知丝发之轻重，钱榖之司举锱铢之利病，则徃徃谓之急务，或有条政教之源流议风俗之厚薄，陈圣贤之事业，论文武之得失，则徃徃谓之迂说，即安石所谓出而亲事不过有司之细故，未尝如古之有为之君，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天下之说也。把仲淹、安石对说，二人上书并见名臣言行録，以后转处说仲淹规模与安石大异。然所谓固邦本者，在于举县令、择郡守而已，非有遣使者置提举之扰也；厚民力在于复游散、去冗僣而已，非有青苖市易之扰也；重名器者，在于谨选举、严教育而已，非有新经、字说之谬也；备戎狄者，在于举将才、实边郡而已，非有置保甲、置将官之扰也；杜奸雄者，在于朝廷无过、生灵无怨，非有人言民怨之不足恤之议也。范仲淹移书执政中五事，彼其布置施设，皆有预定之规模，其与书生漠然不着于用者逺矣。由其所学有偏正，故所以用于天下者不同也。 庆厯三年九月，开天章阁令辅臣条对，赐坐给笔札，使疏急务。是时，帝方鋭意太平，范仲淹、富弼、韩琦等每进见必以太平责之，仲淹语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先后，且革弊于久安，非朝夕之所能也。”至是，仲淹退列十事奏，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不迁，内外官须满三年，在京官须满五年乃得磨勘；二曰抑侥幸，任子法弊，冗滥日增，请罢少卿以上干元节恩泽，正郎以下若监司遣任，须在职二年始得 子弟，大臣不得荐子弟任馆阁；三曰精贡举，诸路州军学皆置教授，其取士科进士，先论 ，后诗赋，兼通经义，发解者不封卷首，参考履行无阙者以名闻；四曰举官长，刺史县令多不得人，请委二府先选转运、提刑、大藩知州，次委二制、三司、卿史、台谏、监司举知州，知州举知县；五曰均公田，外官职田不均，吏禄薄不能安 ，请均其入而第给之；六曰厚农桑，请下诸路，令吏民言农田利害，选官治之，别定劝课之法，以减漕运；七曰修武备，请约府兵法，募畿甸强壮五方为卫士以助正兵；八曰减徭役，请省县邑，户少者为镇，其不应受役之兵悉归之农；九曰推恩信，蠲除逋负，而所在废格主恩，违者置于法；十曰重命令，百司建立法度，率尔颁行，旋复厘正，请先委政事之臣参议可以久行者，删去烦冗，裁为制勅。 富弼言契丹得燕蓟以北，拓拔得灵夏以西，其间豪杰皆为之用，我当视为劲敌，庶几可御。乃别为安边十三策，大畧以进贤退不肖、止侥幸去宿弊、及易监司之不才者。仲淹取班簿，视不才监司一笔勾去之，弼曰：“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是年十月，严监司选，此用仲淹、富弼之言也。定迁株格，此用仲淹所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也。 十一月，定馆职格，更补 法，此用仲淹所上十事“二曰抑侥幸”也；限职田，此用仲淹所上十事“五曰均公田”也；四年三月，诏州县立学，更定科举法，此用仲淹所上十事“三曰精贡举”也；五月减徭役法，此用仲淹所上十事“六曰减徭役”也。并系仁宗用仲淹之言。 四年六月，仲淹出宣抚陜西河东，八月富弼出宣抚河北，避夏竦之谤而出。时按察使多所举劾，人心不安， 子恩薄，磨勘法宻，侥幸不得，而朋党之论滋起矣。 九月，诏戒按察使苛刻，则是包拯言之也。十月，诏戒朋党苛刻。 五年二月，罢京朝官保任取迁法，从御史刘元瑜之请也。罢 补限年法，从余靖之言也。其庆厯三年制勿行。 三月，复科举旧制，制诰杨察言前所更令不便。 十月，转运罢兼按察，时执政攻范仲淹、富弼行事，故因肆赦以其过为烦扰无益事体罢之。 自李文靖、王文正当国以来，庙堂主安静之说，而弊事不革，积而至于庆厯，此当变之事也。自韩、范、富公之志不尽行，积弊相仍，极而至于熙宁，此又当变之时也。今观仲淹所上十事，与安石所变之法，合而论之。熙宁二年，遣使察农田水利，亦欲厚农桑也。熙宁三年，立更戍保甲法，亦欲以修武备也。四年更贡举法，亦欲以精贡举也。四月定选人改官条制，亦欲以明黜陟也。十月定奏补注官法，亦欲以抑侥幸也。以至行募役法，亦欲以减徭役也。建三舎法，亦欲以重学校也。均诸路田法，亦欲以均公田也。此是仲淹、安石同处。然国家自艺祖、仁宗，虽有漏缺败壊之处，而未有熟烂腐败之形。庆厯诸公之本 ，杜一隅、补一隙之智也。熙宁大臣，则以一隅之损而颓其四围，以一隙之漏而侵及于堂奥也。安石纷更，惜夫仲淹去则法变，而安石自罢相之后，熙宁七年罢相。安石之身虽去，而安石之法未尝不行。仲淹之法未及一年而变，安石之法至崇宁、大观而愈不变，仲淹得政之浅，而安石得君之专也。仲淹所引之君子未尽用，而安石所教之小人根固盘结而不可去也。妙论。 三司使 景佑元年五月，以程琳为三司使，诏自今三司在职未久，毋得非次更易，琳尤谨出入，禁中有所取，輙奏罢之，内侍言琳专，琳自直于上曰：“三司财赋，皆朝廷有也，臣为陛下惜耳。”上然之。 庆厯二年，王尧臣为三司使，始受命，言于上：“今国与民皆弊耳，在陛下任臣者如何，请自择僚属。”于是辟杜 十余人为判官，后果办治闻。 是岁，取三路未用兵前及用兵后出入财用之数 计以闻。 皇佑二年十二月，三司使田况以今财赋所入多于景徳而岁之所出又多于所入，因上《皇佑 计録》。此段讲义见真宗 计録。 嘉佑四年，以包拯为三司使。初，拯为中丞，弹三司，张方平罢，遂代以宗祈。拯复论祈，以拯代之，避位久之方出。 钱谷之职，非他官比。国初为三司使者，必选计相居之，位亚执政，自为计相，下而副使，又下而判官，至于子司之属，皆通知钱榖，而后除副使；位下待制，恩数同大卿监，各置判官二员，视转运使资序。又有三司判官六员，谓之子司，如磨勘司、冯由司之类。 当时三司皆得自择僚属，三司缺则以副使补之，副使缺则以判官代之，判官缺则选外之转运为之，所以专其职也。自元丰官制既行，户部尚书即昔之三司使也，左右曹侍郎即昔之三司副使也，户部及诸司之郎官即昔之三司判官也，然皆以为迁官之地，簿书之弊，犹不能救，不过按其数而督之，视其籍而収之，况望其较诸道有无、制国用之多寡哉？仁宗朝专其职，熙、丰主财之官迁变不常，更见真宗朝三司讲义。 嘉佑五年五月，以王安石为三司度支判官。安石献万言书，畧曰：“方今患在法度虽多而不合先王之政，所谓法先王之政，亦法其意而已。先王之于人才，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皆有其道。今州县有学而不能长育人才，大学之教诵说课试而已，故虽白首庠序，而不知从政之方，此教之非其道也。方今制禄皆薄，州县之吏月所得钱，多者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今天下常以困穷为患者，殆亦理财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通其变耳。诚能焉，虽增吏禄不足以伤经费，此养之非其道也。驱天下之士使为贤良进士，固有时而得才，然不肖者茍以此进，亦至乎公卿，因使推其类而聚之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此取之非其道也。今取既不以其道，至于任人，不问其徳之所宜，而问其出身之后先，不论其才之称否，而论其歴任之多少，以文学进者，且使之治财，又使之治狱，又转而使之治礼，宜其人才之难也。夫在其位非其人，而恃法以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此任之非其道也。夫教之养之，取之任之，一非其道，则败天下之人才，况兼四者而有之？朝廷有所施为变革，一有流俗侥幸之人不悦而非之，遂止而不敢为。夫法度立则人无独 其幸者，陛下诚有意于天下，则臣愿断之而已。” 安石变法之规模，亦畧见于此书矣，其大意则以立法度、变风俗为急。然安石谓先王之政法其意而已，而安石所立之法，则一一牵合于周礼而畧闗雎、麟趾之意，则其意果合先王乎？安石谓今之人才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皆非其道，而安石乃以《新经》、《字说》壊未用之人才，以《检正》、《习学》壊已用之人才，其果能得其道乎？至谓朝廷有所施为变革，一有流俗侥幸之人不悦则止而不能为，此后日勇于去君子、勇于塞人言、勇于任民怨，而为行新法之根本也。 庆厯八年三月，诏翰林学士、三司使、知开封府、御史中丞皆给笔札，即令坐以言时政。 幸龙图天章阁，此即九年三月开天章阁之意也。然至是富公、北范公、西韩公亦在外，时政之所急者，莫急于召此三人而已。 宗正司 睦宗院 景佑三年七月，置大宗正司。前年作睦宗院。 古者大学、小学，合亲疎而并教之，故祖宗世臣兼同姓、异姓而参用之。自汉世无教养之术，而刘徳、刘向之徒为权臣所忌而不用。至魏晋之朝，幽闭宗室，使人不得闻见，麦菽不辨，然后其心始安。可痛也！吾宋亲贤用仁，冠絶前代，然皇族鲜有闻者。置大司正特以统之也；作睦宗院特以亲之也。此安石所谓宗室无教训选举之实，未有合先王亲疎隆杀之宜。熙宁新法，议者纷纷，而置宗室一事，独无异议，其以是与？ 宋大事记讲义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宋大事记讲义卷十 宋 吕中 撰 仁宗皇帝 朋党 君子 小人 景佑三年五月罢仲淹禁越职言事时夷简秉政进者多岀其门仲淹忤夷简以天章阁待制知开封府旋贬饶州初仲淹因论建都事谓洛阳险固而汴为四战之地太平宜都汴有事必居洛阳夷简以为迂阔仲淹自还朝言事愈亟宰相使人讽之曰待制非口舌任也仲淹曰论思侍臣职余敢不勉乃命知开封府欲挠以烦剧处之弥月京邑肃然五月罢知饶州禁越职言事仲淹上百官图因指其次第曰如此为序迁如此为不次如此为公如此为私不可不察人曰汉成帝信张禹不疑舅家故终有王莽之乱今朝廷亦有张禹壊陛下家法指夷简。夷简辨于上前且诉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仲淹以文章辨折辞益切仲淹出知饶州独龙图学士李纮集贤校理王质饯之。 御史韩缜希宰相 请以仲淹朋党榜朝堂戒百官越职言事上从之。 集贤校理余靖上言陛下亲政以来三逐言事者尹洙言仲淹尝荐已不可茍免皆贬欧阳修贻书责髙若讷不能辨修亦贬详见台谏门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四贤指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一不肖斥若讷也。 寳元元年十月诏戒朋党初夷简逐仲淹踰年吕亦罢士夫为仲淹言者不已事涉朋党。 此仲淹之所以言事去也此夷简为相而国论为之再变也。 昔欧阳修言于仁宗曰自古人臣进谏有难有易人主不欲自闻其过而乐闻臣下之过大臣侧足畏罪于下于此之时諌人主者难言大臣者易若寛仁恭俭之主则动遵礼法自闻其失则从谏如流闻臣之过则务为优容言事者未及言而怨仇已结于其身矣于此之时谏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难自仲淹贬饶州后至今凡二十余年间逐台谏者多矣未闻有规谏人主得罪者臣故谓方今谏人主则易言大臣则难然嘉佑之前谏人主固甚易言大臣亦岂难哉仲淹以言夷简去而彦博亦以唐介罢介犹御史职也仲淹乃以待制知府而敢于言大臣则当时容养敢言之气可知矣。仁宗之时容养直言故敢于言大臣。 庆厯三年四月吕夷简归第蔡襄论之夷简罢相以枢宻使召夏竦寻代以杜衍同时富弼韩琦范仲淹在二府欧阳修等为谏官凡十八疏上乃罢竦。 石介作庆厯圣徳诗曰惟仲淹弼一 一契天实赉子衍长府兵事乃母蹶琦有竒骨可属大事重厚如勃惟修惟靖含中履洁并为陈言正色在列众贤之进如茅斯 大奸之去如距斯脱大奸指竦诗出孙明复曰子祸始于此矣时仲淹琦适在陜西还朝道中得诗仲淹抚股谓琦曰为此怪儿壊于事琦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如此必壊后石介卒竦言不死请发介棺。 七月范仲淹宣抚陜西先是谏官欧阳修言仲淹有宰相才不宜局在兵府愿罢王举正以仲淹代之上欲用为参政仲淹曰执政可由谏官得乎固辞不拜愿与韩琦迭出行边上因命仲淹宣抚是冬还阙以仲淹为参政弼为枢宻副使上使人谕弼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虏故也。 四年六月范仲淹宣抚陜西河东始仲淹以忤夷简放逐数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为朋党及夷简罢仲淹自陜西还朝天子倚以为重中外想望其功业而仲淹以感激眷恋以天下为己任与富弼日夜谋虑兴治太平然规模阔大论者以为难行闻天章阁上十事。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先是石介奏记于弼责以行伊周事夏竦怨介斥已又欲因是倾弼等乃使奸阴习介书改伊周曰伊霍撰废立诏仲淹弼始恐惧不安适有边奏仲淹因请行乃有是命。 仲淹出按西北边过郑州见吕夷简曰君此行正蹈危机仲淹未喻其 。 八月富弼宣抚河北避竦之谤以欧阳修为河北转运按察使上曰事茍宜闻无惜奏牍。 九月晏殊罢杜衍平章事。 十月谏官蔡襄罢出知福州荐进士周希孟为教授至学舎执经讲问为诸生率。 十一月治进奏院狱罢黜集贤校理苏舜钦等舜钦乃仲淹所荐其妻又杜衍女也少年能文章议论稍侵权贵 进奏院祠神舜钦鬻故纸公钱召妓女同席 宾客王洙宋敏求王益柔等或言益柔戱作傲歌于是王拱辰讽其属鱼周询等劾舜钦放肆狂率诋玩圣贤王洙等皆得罪拱辰方自喜曰吾一举网尽矣。 五年五月杜衍罢为相百二十日谏官孙甫罢二人皆为陈执中所譛以杜衍庇仲淹弼。 十月诏访石介存亡夏竦谓介诈死乃弼遣介结契丹起兵请发介棺以验杜衍在兖州保其必死提刑吕居简曰介死必有亲族门生 葬及棺殓之人令具军令状保之亦足应诏。 庆厯君子之盛固石介一诗发之也庆厯小人之祸亦石介一诗激之也何者君子小人之实不可以不辨而君子小人之名不可以太分有用君子之名则为小人者岂甘小人之名哉正人既指邪人为邪则邪人亦指正人为邪石介以大奸指夏竦所以激为朋党之赤帜也观仲淹之始去也夷简以朋党目之而诸贤以逐仲淹之再去也夏竦以朋党目之而诸贤亦为之再逐然仲淹始为夷简之所斥诸贤尚有左袒及为夏竦之所斥诸贤尽为倒戈盖夏竦用心惨于夷简实激于庆厯圣徳之诗也。 庆厯四年上与执政论及朋党事参政范仲淹曰方以类聚物以羣分自古以来邪正在朝未尝不各为一党在圣鉴之下耳诚使君子相朋为善于国家何害。 皇佑四年五月范仲淹薨仲淹内刚外和为政忠厚所至有恩邠庆之民皆画像立生祠其卒也哭如父。 初羣盗剽劫淮南将过髙邮知军晁仲约谕富民出金帛具牛酒徃迎之盗悦径去不为暴富弼议诛仲约仲淹宥之上卒从仲淹言弼曰今方患法不举法而方沮之何以整众仲淹曰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夫人主以诛杀他日手滑虽吾辈不能保弼终不为然及弼自河北出使还国门不许入未测上意比夜彷徨不能寐遶床叹曰范六尺真圣人也先儒论宋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观其所学必忠孝为本其所志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所有为必尽其力曰为之自我者当如是其成与否有不在我者虽圣贤不能必此诸葛武侯不计成败利钝之诚心也观其论上寿之议虽晏殊有不能晓尊太后门寛仲约之诛虽富弼有所不能知而十事之规模虽张方平余靖之诸贤有所不能识天章阁条十事。仁宗晚年欲大用之而范公已即世矣岂天未欲平治天下与。 严铨选 景佑二年二月杜衍判流内铨为中丞先是选补科格繁冗主判不能悉阅吏多受贿为奸衍既视事即勅力取铨法问曰尽乎曰尽矣乃阅视具得本末曲折明日晓诸吏母得升堂各坐曹 行文书铨事悉自予夺居月余声动京师后知审官院如判铨法。 天圣元年抑势要是岁引改官人李师锡荐主凡三十余人上知其为王徳用甥曰但荐势要使寒士何由进止令循资其后胡旦子宗尧以磨勘保官多亦止循资。 至和元年八月以贾黯判流内铨时太平日久乐于因循而铨衡徒具文而已黯始欲以风义救其弊泽在蜀三年不知父丧黯言于朝终身废归田里李亢入钱得官已而有私罪黙引去后应举及第积十岁乃自首黯言此律所谓罔冐也罢之。 景佑三年五月范仲淹上百官图曰任人各以其才如此则为序迁如此则为不次不可不察。 嘉佑二年五月诏举行磨勘法诏文武旧臣皆陈乞磨勘有伤廉节自今岁满令审官三班院举行之。 天圣二年吏部引对选人贾积善十四考无公私过失虽无举主特与改秩天圣元年县尉王得说多书考而无保任特与大理寺丞。 人言我朝任法而不任人信吏而不信士大夫然吾观贾积善无公私过失虽无举主特与改官李师锡以王徳用甥虽荐主凡三十人止令循资是铨选有定法而未尝拘于法也贾黯判流内铨则有三年不通父问而废归田里者杜衍权典铨选则裁制如法而文吏听行文书者是铨法受成于吏而未尝尽委于吏也故当时苏绅上疏审官之职宜择主判官付以事权或有异材许别论奏如 准判铨钱若水等三人以选人迁朝官此又不可以常法论而真得法外之意也。 试制科 行贡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