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观汉记 - 第 7 页/共 61 页
〔一二六〕“上封功臣皆为列侯”，此句至“即授印绶”诸句原无，类聚卷五一引，今据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所载，将此段文字连缀于建武二年正月下。聚珍本把此段文字移入丁恭传内，无所依据。
〔一二七〕“古帝王封诸侯不过百里”，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云：“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过百里，下三十里”。
〔一二八〕“故利以建侯，取法于雷”，“雷”字御览卷一九八引同，书钞卷四七引作“周”。按“雷”字是，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作“雷”。李贤注云：“易屯卦震下坎上，震为雷，初九曰‘利建侯’，又曰‘震惊百里’，故封诸侯地方百里，以法雷也。”
〔一二九〕“闻”，类聚卷五一引无此字，聚珍本有，御览卷一九八引亦有，今据增补。
〔一三０〕“制郊兆于城南七里，北郊四里”，此二句原作“制郊祀于城南”。御览卷五二七引云：“上都雒阳，制兆于城南七里，北郊四里。”今据增改。聚珍本与御览卷五二七引同，惟“上”字作“故帝”二字。
〔一三一〕“为圆坛”，此下三句原无，玉海卷九四引云：“光武于雒阳城南为圆坛，天地位其上，皆南面西上。”今据增补。姚本、聚珍本皆未辑此段文字。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云；“立郊兆于城南，始正火德。”李贤注引续汉书云：“制郊兆于洛阳城南七里，为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皆在坛上。”
〔一三二〕“时以平旦，服色、牺牲尚黑”，此二句原无“时以”六字，聚珍本有，御览卷五二七引亦有，今据增补。
〔一三三〕“季夏黄色”，此句至“云台致敬祭祀礼亦宜之”诸句，原仅有“郊祀帝尧以配天，宗高祖以配上帝”二句，且“宗”下又脱“祀”字。今据御览卷五二七引增补。聚珍本亦有此段文字，末句作“云台致敬祭祀之礼仪亦如之”。
〔一三四〕“汉刘祖尧”，原脱“尧”字，聚珍本有，今据增补。
〔一三五〕“宜令”，此二字原误倒，今据聚珍本乙正。
〔一三六〕“至不能救”，此句聚珍本作“不敢救”。后汉纪卷四云：“浮远，不能救。”四库全书考证云：“按是时浮为幽州牧，彭宠攻浮于蓟，则宠为客，浮为主，非浮远至也。范书云：‘帝读檄，怒曰：“营相去百里，其势岂得相及。”宠果大破隆军，浮远，遂不能救。’最得其实，本书‘至’字疑衍。”按“至”字与“不能救”三字作一句读，文义可通。考证误以“至”字与上文连读，遂疑“至”字为衍文。
〔一三七〕“咸曰上神”，后汉纪卷四云：“吏还说上语，皆以为神也。”
〔一三八〕“南越献白雉”，此句原无，稽瑞引云：“光武建武二年，南越献白雉。”今据增补。
〔一三九〕“光武征秦丰，幸旧宅”，此二句原无，聚珍本有，文选卷四张衡南都赋李善注、玉海卷一七五亦引，今据增补。聚珍本注云：“范书帝纪及岑彭传，春三月，帝自将南征。夏四月，破斩邓奉。五月，还宫，令岑彭等南击秦丰。秋七月，大破于黎丘。至冬十月，乃幸舂陵。此牵连书之，殊未明晰。”
〔一四０〕“上幸舂陵，祠园庙，大置酒”，此事类聚卷三九、御览卷五二六亦引，字句相同。书钞卷一六引“置酒旧宅”四字，当为同一事。
〔一四一〕“以皇祖皇考墓为昌陵”，此下三句原无，聚珍本有，御览卷五五七亦引，今据增补。
〔一四二〕“因以舂陵为章陵县”，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云：“六年春正月丙辰，改舂陵乡为章陵县。世世复傜役，比丰、沛，无有所豫。”此盖牵连后事言之。文选卷四张衡南都赋李善注亦引此句，文字微异。
〔一四三〕“隗嚣上书，报以殊礼”，此二句原无，聚珍本有，书钞卷九亦引，今据增补。书钞卷一一引“待以殊礼”四字，与此为同一事。范晔后汉书隗嚣传云：“建武二年，大司徒邓禹西击赤眉，屯云阳。禹裨将冯愔引兵叛禹，西向天水，嚣逆击，破之于高平，尽获辎重。于是禹承制遣使节命嚣为西州大将军，得专制凉州、朔方事。及赤眉去长安，欲西上陇，嚣遣将军杨广迎击，破之，又追败之于乌氏、泾阳间。嚣既有功于汉，又受邓禹爵，署其腹心，议者多劝通使京师。三年，嚣乃上书诣阙。光武素闻其风声，报以殊礼，言称字，用敌国之仪，所以慰藉之良厚。”
〔一四四〕“一石”，书钞卷一五六引作“一斗”。
〔一四五〕“天下野谷旅生，麻菽尤盛”，编珠卷四、类聚卷八五亦引此文。“旅”，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上李贤注云：“寄也。不因播种而生，故曰旅。”类聚卷八五引作“旋”，误。
〔一四六〕“其”，聚珍本作“为”，文选卷三四枚乘七发李善注引亦作“为”。
〔一四七〕“野谷生者稀少，而南亩亦益辟矣”，稽瑞引云：“光武建武二年，野蚕自茧，披于山阜，民收其利，其后耘蚕稍广，二物渐息。”与此文字出入较多。又引云：“光武建武二年，野谷橹生。五年弥多。”“橹”当作“稆”，与“旅”字古通。“五年弥多”句，诸书皆未引征。
〔一四八〕“建武五年”，此句至“赐博士弟子有差”诸句原无，聚珍本有，御览卷五三四引，今据增补。
〔一四九〕“诸生吏子弟”，其上原有“宫”字，系衍文，聚珍本无，书钞卷八三、类聚卷三八引皆无此字，今据删。
〔一五０〕“野谷弥多”，此句原无，稽瑞引云：“光武建武二年，野谷橹生，五年弥多。”今据增补。“橹”乃“稆”之讹，上文注已有说。
〔一五一〕“吴汉下朐城”，平定董宪、庞萌，见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后汉纪卷五。
〔一五二〕“取此两子置度外”，范晔后汉书隗嚣传云：“六年，关东悉平。帝积苦兵间，以嚣子内侍，公孙述远据边陲，乃谓诸将曰：‘且当置此两子于度外耳。’”
〔一五三〕“至”，此字原脱，从文义来看，当有此字。聚珍本有，今据增补。
〔一五四〕“简练臣下之行”，书钞卷七引“简练臣下”四字。
〔一五五〕“吏民惊惶”，后汉纪卷五云：“每幸郡国，见父老掾吏，问数十年事，吏民皆惊喜。”
〔一五六〕“上犹以余间讲经艺”，“讲”字书钞卷一四引作“谋”，误。书钞卷一０三、类聚卷五八引云：“光武数召诸将，置酒赏赐，坐席之间，以要其死力。当此之时，贼檄日以百数，忧不可胜，上犹以余间讲经艺。”御览卷五九七、永乐大典卷二０八五０引同，惟脱“赏”字。
〔一五七〕“署曰‘公孙皇帝’”，范晔后汉书公孙述传云：“述亦好为符命鬼神瑞应之事，妄引谶记。以为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明汉至平帝十二代，历数尽也，一姓不得再受命。又引录运法曰：‘废昌帝，立公孙。’括地象曰：‘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谓西方太守而乙绝卯金也。……又自言手文有奇，及得龙兴之瑞。数移书中国，冀以感动众心。帝患之，乃与述书曰：‘图谶言“公孙”，即宣帝也。代汉者当涂高，君岂高之身邪？乃复以掌文为瑞，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贼臣乱子，仓卒时人皆欲为君事耳，何足数也。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当早为定计，可以无忧。天下神器，不可力争，宜留三思。’署曰‘公孙皇帝’。述不答。”
〔一五八〕“到朝廷凡数十见”，范晔后汉书马援传云：“前到朝廷，上引见数十。”李贤注云：“东观记曰凡十四见。”通鉴卷四一胡三省注引同。
〔一五九〕“材直惊人，其勇非人之敌”，此二句书钞卷一四引作“才直惊人，勇非人敌”。
〔一六０〕“校”，书钞卷一四引作“受”。
〔一六一〕“反复胜也”，据范晔后汉书马援传，隗嚣听信马援之言，遂遣长子恂入质。而此记载隗嚣遣子入侍在马援之言以前，彼此歧异。
〔一六二〕“代郡太守刘兴将数百骑攻贾览”，此句至“以为国家坐知千里”诸句原无，文选卷四０任昉奏弹曹景宗李善注引有，今据增补。聚珍本亦有此段文字，字句微异。书钞卷七引，仅有“坐知千里”四字。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六年六月载；“代郡太守刘兴击卢芳将贾览于高柳，战殁。”又卢芳传云：建武“六年，芳将军贾览将胡骑击杀代郡太守刘兴”。
〔一六三〕“又旧制上书以青布囊素裹封书”，此句书钞卷一三六引作“上书以青布制囊素裹封书”。
〔一六四〕“报”，原误作“执”，聚珍本作“报”，今据改。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亦作“报”。
〔一六五〕“尘”，聚珍本同，注云：“太平御览作‘属’。”是聚珍本辑者所用御览与影宋本御览字异。按作“尘”作“属”，于义均通，而以“尘”字义长。文选卷一五张衡思玄赋李善注；“尘，久也。”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作“尘”。
〔一六六〕“上书”，聚珍本同，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作“尚书”。
〔一六七〕“刮玺”，聚珍本同，注云：“太平御览作‘引经’。”与影宋本御览字异。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作“刮玺”。
〔一六八〕“常以日出时”，“日”字下原衍一“日”字，聚珍本无，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亦无，今据删。
〔一六九〕“其余以俟中使者出报”，此句聚珍本作“其余禺中使者出报”，字有脱误，当以御览卷九０所引为正。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作“其余遇中使者出报”，亦有讹脱。
〔一七０〕“所见”，聚珍本脱，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亦脱。
〔一七一〕“诏诰天下令薄葬”，“诏”字下原衍“有”字，聚珍本无，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亦无，今据删。
〔一七二〕“八年闰月”，此年闰四月。
〔一七三〕“五郡”，原误作“五部”，聚珍本不误，今据改。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八年“闰月，帝自征嚣，河西大将军窦融率五郡太守与车驾会高平”。李贤注：“五郡谓陇西、金城、天水、酒泉、张掖。”后汉纪卷六云：建武闰四月，“窦融与五郡太守将步骑数万、辎重五千两与上会第一”。第一属高平县。
〔一七四〕“入”，聚珍本同，注云：“太平御览作‘西’。”聚珍本辑者所用御览与影宋本御览字异。
〔一七五〕“出城餐糗糒”，“餐”字下原衍“粮”字，聚珍本无，今据删。范晔后汉书隗嚣传云：建武“九年春，嚣病且饿，出城餐糗糒，恚愤而死”。李贤注云：“郑康成注周礼曰：‘糗，熬大豆与米也。’说文曰：‘糒，干饭也。’”
〔一七六〕“腹胀死”，此下聚珍本有以下一段文字：“十一年，幸章陵，修园庙旧宅田里舍。”注云：“文选李善注作‘过章陵，祠园庙’。”按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云：“十一年……三月己酉，幸南阳；还，幸章陵，祠园陵。”后汉纪卷六云：“十一年春三月己酉，上幸南阳，过章陵，祠园庙。”通鉴卷四二云：“十一年春三月己酉，帝幸南阳，还幸章陵，庚午，车驾还宫。”皆不言修园庙旧宅田里舍。初学记卷二四引东观汉记云：“建武十七年，幸章陵，修园庙旧宅田里舍。”显然，聚珍本所辑是据初学记，把十七年事误系于十一年。范书光武帝纪十七年载：冬十月“甲申，幸章陵，修园庙，祠旧宅，观田庐，置酒作乐，赏赐。……。乃悉为舂陵宗室起祠堂。……。十二月，至自章陵”。事又见通鉴卷四三。初学记所引与范书、通鉴完全相合。又光武帝在建武十一年幸章陵，来去匆匆，未能久停，不可能修园庙旧宅。而十七年幸章陵，停留两月之久，故有时间修园庙旧宅。聚珍本编次失误，可以肯定无疑。又按文选卷四张衡南都赋李善注引东观汉记云：“建武中，更名舂陵为章陵，光武过章陵，祠园庙。”此所引乃东观汉记光武帝纪建武三年文，已见前。聚珍本在此引李善注所引为注，舛乱失次。
〔一七七〕“入犍为界”，聚珍本注云：“范书帝纪，吴汉伐公孙述，出师实在十一年十二月。下‘入犍为界’云云，乃在次年正月，方是十二年事，此盖通始事言之。”
〔一七八〕“诏书告汉直拥兵到成都”，此“成都”乃“广都”之误。后汉纪卷六云：“汉入犍为界，诸县多城守。诏令汉直到广都，据其心腹，诸城自下。汉意难之。既进兵广都，诸城皆降。”可为确证。
〔一七九〕“独言朝廷以为我缚贼手足矣”，此句文义不明，必有脱文。
〔一八０〕“遣轻骑至成都，烧市桥”，此为拔广都后事，上文叙事未完。范晔后汉书吴汉传云：“入犍为界，诸县皆城守。汉乃进军攻广都，拔之。遣轻骑烧成都市桥，武阳以东诸小城皆降。”
〔一八一〕“成都十万人，不可轻也”，原无下句。此二句聚珍本作“成都十万余众，不可轻也”，今据补下句。范晔后汉书吴汉传云：“帝戒汉曰：‘成都十余万众，不可轻也。’”
〔一八二〕“且”，范晔后汉书吴汉传作“但”。
〔一八三〕“移徙辄自坚”，此叙事未完。据范晔后汉书吴汉传、后汉纪卷六所载，此下有吴汉违诏兵败事，被引书者删去。
〔一八四〕“下诏让吴汉副将刘禹曰”，此句文选卷五二魏文帝典论李善注引作“上诏让汉曰”。后汉记卷六作“诏让吴汉、刘尚曰”。按范晔后汉书吴汉传云：汉“副将武威将军刘尚”。李贤注云：“东观记、续汉书‘尚’字作‘禹’。”
〔一八五〕“婴”，文选卷五二魏文帝典论李善注作“孩”，与范晔后汉书公孙述传同。
〔一八六〕“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此二句原无，聚珍本有，文选卷五二魏文帝典论李善注、王应麟急就篇补注卷三亦引，今据增补。“家有弊帚，享之千金”，为民间习语，言人各自以其所有为善。
〔一八七〕“放麑”，韩非子说林云：“孟孙猎得麑，使秦巴西持之归，其母随之而啼，秦巴西弗忍而与之。孟孙归，至而求麑，答曰：‘余弗忍而与其母。’孟孙大怒，逐之。居三日，复召以为其子傅。其御曰：‘曩将罪之，今召以为子傅，何也？’孟孙曰：‘夫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又载淮南子人间训、说苑贵德。“啜羹”，战国策魏策云：“乐羊为魏将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遗之羹，乐羊坐于幕下而啜之，尽一杯。文侯谓□师赞曰：‘乐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赞对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谁不食？’乐羊既罢中山，文侯赏其功而疑其心。”
〔一八八〕“矣”，聚珍本注云：“太平御览作‘且’。”与影宋本御览字异。
〔一八九〕“名都王国”，聚珍本同，书钞卷一三九、类聚卷九三、文选卷一四颜延之赭白马赋李善注、玉海卷一四八引亦同。御览卷三四二、事类赋卷一三引无“名都”二字。书钞卷三一两引，一引作“屠耆国”，一引作“屠耆”。
〔一九０〕“马以驾鼓车，剑以赐骑士”，书钞卷一五、卷一二二亦引此事。
〔一九一〕“手不持珠玉”，书钞卷八引“不持珠玉”四字，与此相合。
〔一九二〕“公孙述故哀帝时”，此下有脱文。按范晔后汉书公孙述传云：“公孙述，字子阳，扶风茂陵人也。哀帝时，以父任为郎。……述性苛细，察于小事。敢诛杀而不见大体，好改易郡县官名。然少为郎，习汉家制度，出入法驾，銮旗旄骑，陈置陛戟，然后辇出房闼。”由此可以推知下文大意是说述哀帝时为郎，习见汉家制度，据蜀时，以数郡之地备汉家威仪。
〔一九三〕“益州乃传送瞽师、郊庙乐、葆车、乘舆物”，“郊”字原误作“交”，“乐”字下又脱“器”字。聚珍本作“郊”，亦脱“器”字。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云：“益州传送公孙述瞽师、郊庙乐器、葆车、舆辇，于是法物始备。”
〔一九四〕“下县吏无百里之繇”，此下二句书钞卷一五亦引。
〔一九五〕“十三年”，此句至“封孔子后孔志为褒成侯”诸句原无，聚珍本有，御览卷二０一亦引，今据增补。“十三年”，御览引误作“建武二年”。
〔一九六〕“殷绍嘉公为宋公，周承休公为卫公”，聚珍本注云：“范书帝纪，建武二年，封周后姬常为周承休公，五年，封殷后孔安为殷绍嘉公，至是改封。”
〔一九七〕“越裳献白兔”，此句原无，稽瑞引云：“光武建武十三年，越裳献白兔。”今据增补。
〔一九八〕“封孔子后孔志为褒成侯”，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十四年载：“夏四月辛巳，封孔子后志为袖成侯。”李贤注：“平帝封孔均为褒成侯。志，均子。古今注曰志时为密令。”
〔一九九〕“十五年，诏曰”，此二句至“聚人遮道啼呼”诸句原无，聚珍本有，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亦引有此段文字，惟无“十五年，诏曰”五字，今据增补。
〔二００〕“聚人遮道啼呼”，聚珍本注云：“范书帝纪：十五年，‘诏下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十六年，‘河南尹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又刘隆传：‘天下垦田多不以实，户口年纪互有增减。十五年，诏下州郡检覈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号呼。隆坐征下狱。’此所载诏文未完。”
〔二０一〕“十七年”，此句至“起居平愈”诸句原无，聚珍本有，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亦引，仅无“十七年”三字，今据增补。书钞卷九六、卷一三九，御览卷七四一亦引此段文字，字句皆较简略。
〔二０二〕“上以日食避正殿”，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十七年载：“二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二０三〕“幸章陵”，此下二句原无，初学记卷二四引，今据增补。聚珍本误置于建武十一年。
〔二０四〕“凤皇至”，此句至“留十七日乃去”诸句原无，初学记卷三０引，今据增补。“至”，聚珍本作“五”，御览卷九一五引同，类聚卷九九引作“出”。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十七年十月载：“甲申，幸章陵，修园庙，祠旧宅，观田庐，……有五凤凰见于颍川之郏县。”
〔二０五〕“高八九尺”，御览卷九一五引同。姚本作“高八尺”，六帖卷九四、万花谷后集卷四０、合璧事类别集卷六二、玉海卷一九九、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引亦作“高八尺”。聚珍本作“高八尺九寸”，类聚卷九九引同。
〔二０六〕“盖地数顷”，此上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引有“行列”二字。
〔二０七〕“商贾重宝”，此句至“道无拾遗”诸句原无，聚珍本有，文选卷四九干宝晋纪总论李善注亦引，今据增补。此句上李善注引又有“建武十七年”五字。
〔二０八〕“单车露宿”，书钞卷一五引此一句。
〔二０九〕“十九年”，此句至“其上尊号曰中宗”诸句原无，聚珍本有，惟“光武”二字作“帝”。御览卷八九引亦有此段文字，仅无“十九年”三字。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云：“十九年春正月庚子，追尊孝宣皇帝曰中宗。”
〔二一０〕“一岁”，类聚卷三九引作“一年”。
〔二一一〕“陛下识知寺舍”，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云：“风俗通曰：‘寺，司也。诸官府所止皆曰寺。’光武尝从皇考至南顿，故识知官府舍宇。”
〔二一二〕“眴”，原误作“□”，聚珍本作“眩”，御览卷七四一引亦作“眩”，按“眴”与“眩”，二字通。
〔二一三〕“广室”，御览卷七四一引作“庙室”。按当作“广室”。范晔后汉书阴兴传李贤注云：“洛阳南宫有云台广德殿。”通鉴卷四三胡三省注云：“余谓广室者，寝殿也。据晋书元帝纪有司奏太极殿广室施绛帐，帝令夏施青练帷，冬施青布，则广室之为寝殿明矣。”
〔二一四〕“甘露降四十五日”，此句原无，聚珍本有，今据增补。按御览卷一二引云：“光武帝时，甘露降四十五里。”又卷八七二引云：“光武时，甘露降四十五日。”合璧事类卷一九引同。所引皆未明言具体年代，范晔后汉书、后汉记、通鉴诸书亦未载降甘露事，聚珍本系于建武二十年，不知何据。
〔二一五〕“二十五年”，此下三句原无，聚珍本有，类聚卷九五亦引，今据增补。御览卷九一二引作“建武二十五年，乌桓诣阙朝贺，献貂皮”。
〔二一六〕“乃自益其俸”，此句聚珍本作“今益其俸”，王先谦后汉书光武帝纪集解引作“□今益其奉”。
〔二一七〕“初作寿陵”，此句至“乃令陶人作瓦器”一段文字原引作“四月，始营陵地于临平亭南。诏曰：‘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迭兴之后，亦无丘垄，使合古法。今日月已逝，当豫自作。臣子奉承，不得有加。’乃令陶人作瓦器”。而御览卷五五七引云：“二十六年春正月，初作寿陵，将作大匠宝融上言：‘园陵广袤，无虑所用。’帝曰：‘古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车茅马，使后世之人不知其处。太宗识终始之义，景帝能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独完其福，岂不美哉！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陵地，裁令流水而已。’”卷九０又引云：“临平望平阴，河水洋洋，舟船泛泛，善矣夫！周公、孔子犹不得存，安得松、乔与之而共游乎！文帝晓终始之义，景帝所谓孝子也，故遭反覆，霸陵独完，非成法耶？”今综合各处所引增订。聚珍本所辑重复窜乱。“寿陵”，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云：“初作陵未有名，故号寿陵，盖取久长之义也。汉自文帝以后皆预作陵，今循旧制也。”
〔二一八〕“松、乔”，赤松子、王子乔，皆仙人。
〔二一九〕“陂池”，刊谬正俗卷五云：“陂池，东观汉记述光武初作寿陵，云‘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按陂池读如吊二世赋‘登陂陀之长阪’。凡陂陀者，犹言靡陀耳。光武言不须如前世诸帝高作山陵，但令小隆起陂陀然，裁得流泄水潦，不垫坏耳。今之读者谓为陂池，令得流水，此读非也。”
〔二二０〕“迭兴”，通鉴卷四四胡三省注云：“谓易姓而王者。”
〔二二一〕“上常自细书”，此为建武二十六年事。此句上原有“临平望平阴”至“霸陵独完，非成法耶”一段文字，详见注〔二一七〕。为避免与上文重出，今删去。
〔二二二〕“夜讲经”，书钞卷一二仅引此三字。
〔二二三〕“时城郭丘墟，扫地更为，上悔前徙之”，此三句原无，聚珍本有，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二十六年李贤注亦引，今据增补。聚珍本注云：“范书帝纪，建武十五年，徙雁门、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居庸以东。二十年，省五原郡，徙其吏人置河东。二十五年，南单于奉蕃称臣。二十六年，遣中郎将段郴授南单于玺绶，令入居云中。于是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郡民归于本土。遣谒者分将弛刑补理城郭。所谓扫地更为者此也。”此三句下聚珍本有“草创苟合，未有还人”二句。按“草创”云云二句，范晔后汉书赵□传李贤注引，今归入赵□传。
〔二二四〕“污七十二代”，书钞卷八引此五字。史记封禅书云：“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正义引韩诗外传云：“孔子升泰山，观易姓而王可得而数者七十余人，不得而数者万数也。”说文解字叙云：“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初学记卷九引桓谭新论云：“太山之上，有石刻凡千八百余处，而可识知者七十有二。”论衡书虚篇云：“太山之上，封可见者七十有二。”是知封太山、禅梁父有七十二家，此为通行说法。
〔二二五〕“三十二年”，此句至“勒石纪号”诸句原作“三十年，群臣复奏宜封禅。遂登太山，勒石纪号”。聚珍本同，惟“三十年”作“三十二年”。书钞卷九一引东观汉记光武纪云：“中元元年，群臣复奏言：‘登封告成，为民报德，百王所同也。’”今据聚珍本改“三十年”作“三十二年”，又据书钞卷九一所引光武纪增补“群臣复奏言”云云四句。此段文字御览卷五三六亦引，收入本书郊祀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