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学案 - 第 393 页/共 437 页

所贵乎读书者，欲其因古圣贤之言，以明此理存此心而已。此心之不存，此理之不明，而口圣贤之言，其与街谈巷议、涂歌里谣等之为无益。 　　读书当知书之所以为书，知之必好，好之必乐，既乐则书在我。苟至此，虽不读，可也。 　　宋三百年，礼儒臣，尚经训，虽季世，家法犹未替。 　　孝岂易能哉！圣门之以孝名者，曾子也。其门人尝问：「夫子可以为孝乎﹖」而曾子以「参安能为孝」答。曾子之父，圣门高弟，乐道亚于颜子。曾子之事亲，极其孝矣，而孟子仅以为可。岂谓曾子之孝为有余哉！盖子之身所能为者，皆其所当为也，是以曾子终身战兢，惟恐或贻父母羞辱，逮于启手足之际，然后自喜其可免，于此见孝行之难也。 　　古今人言静字，所指不同，有深浅难易。程子言「性静者可以为学」，与诸葛公言「非静无以成学」，此静字稍易，夫人皆可勉而为。周子言「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与庄子言「万物无足以挠心故静」，此静字则难，非用功圣贤学者，未之能也。《大学》「静而后能安」之静，正与周子、庄子所指无异。朱子以心不妄动释之，即孟子所谓「不动心」也。孟子之学，先穷理知言，先集义养气，所以能不动心。《大学》之教，穷理知言则知止，集义养气则有定，所以能静也。能静者，虽应接万变，而此心常如止水，周子所谓动而无动是也。安则素其位而行，无入不自得之意。 　　（梓材谨案：此下有一条，移入《濂溪学案》《太极图说》后。） 　　墓焉而体魄安，庙焉而神魂聚，人子之所以孝于亲者，二端而已。何也﹖人之生也，神与体合；而其死也，神与体离。以其离而二也，故于其可见而疑于无知者，谨藏之而不忍见其亡；于其不可见而疑于有知者，勤求之而如或见其存。藏之而不忍见其亡，葬之道也；求之而如或见其存，祭之道也。葬之日，送形而往于墓；葬之后，迎精而反于家。方其迎精而反于家也，一旬之内，五祭而不为数，惟恐其未聚也。及其除丧而迁于庙也，一岁之内，四祭而不敢疏，惟恐其或散也。家有庙，庙有主，祭之礼，于家不于墓也。墓也者，亲之体魄所藏，而神魂之聚不在是，以时展省焉，省之礼非祭也。　　　　 　　诸经序说 　　《易》，羲皇之《易》，昔在羲皇，始画八卦，因而重之为六十四。当是时，《易》有图而无书也。后圣因之作《连山》，作《归藏》，作《周易》，虽一本诸羲皇之图，而其取用盖各不同焉。三《易》既亡其二，而《周易》独存，世儒诵习，知有《周易》而已。羲皇之图，鲜获传授，而沦没于方技家，虽其说具见于夫子之《系辞》、《说卦》，而读者莫之察也。至宋邵子始得而发挥之，于是人乃知有羲皇之《易》，而学《易》者不断自文王、周公始也。今于《易》之一经，首揭此图，冠于经端，以为羲皇之《易》，而后以三《易》继之，盖欲使夫学者知《易》之本原，不至寻流逐末，而昧其所自云尔。 　　《连山》，夏之《易》。《周官》太卜掌三《易》，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或曰神农作《连山》，夏因之，以其首《艮》，故曰《连山》，今亡。 　　《归藏》，商之《易》。子曰：「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干》焉。」说者以《坤》、《干》为《归藏》。或曰，黄帝作《归藏》，商因之，以其首《坤》，故曰《归藏》，今亡。 　　《周易》，《上、下经》二篇，文王、周公作；《彖辞》、《象辞》、《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传十篇，孔子作。秦焚书，《周易》以占筮独存。《汉志》《易》十二篇，盖《经》二《传》十也。自魏、晋诸儒分《彖》、《象》、《文言》入《经》而《易》非古，注疏传诵者，苟且仍循，以逮于今。宋东莱吕氏始考之以复其旧，而朱子因之，第其文阙衍谬误，未悉正也。今重加修订，视旧本为精善，虽于大义不能有所损益，而于羽翼遗经，亦不无小补云。凡十三卷，今存。（以上《易序录》。） 　　谢山《读草庐易纂言》曰：「草庐着《易纂言》，累脱■而始就。其自言曰：『吾于《易》书，用功至久，下语尤精。其象例皆自得于心，庶乎文、周《系辞》之意。』又曰：『吾于《书》有功于世为犹小，吾于《易》有功于世为最大。』及愚谛观其书，如以《大传》所释诸卦爻辞为《文言传》之错简合作一篇，芟《震》《彖辞》『震来虩虩』八字为爻辞所重出，增『履者礼也』一句于《序卦传》，俱未免武断之失。而《坤》之二以『大不习』句，《师》之初以『以律不臧』句，《小畜》之四以『去惕出』句，《履》之上以『考祥其旋』句，皆未见其有所据也。若改《屯》初之『盘桓』为『盘桓』，《师象》之『丈人』为『大人』，《否》二之『包承』为『包羞』，而以『亿丧贝』为后世意钱之戏，则经师家亦岂有信之者！然则草庐之所以为自得者，殆其所以为自用也。世所传朱枫林《卦变图》以十辟六子为例，实则本诸草庐云。」　　 　　又《答董映泉问草庐易纂言外翼书》曰：「草庐于诸经中，自负其《易纂言》之精，而《外翼》则罕及之，所以揭曼硕奉诏撰《神道碑》不列是书，而《元史》本传俱失载焉。考《草庐年谱》，至治二年壬戌，如建康，定王氏义塾规制。十月还家，《易纂言》成。天历元年戊辰，《春秋纂言》成。二年己巳，江西省请考校乡试，辞疾不赴，《易纂言外翼《成。草庐于《易》自云：『累脱■而始就，而犹有未尽，于是有《外翼》之作。』又考《草庐行状》，《外翼》十二篇，曰卦统，曰卦对，曰卦变，曰卦主、曰变卦，曰互卦，曰象例，曰占例，曰辞例，曰变例，曰易原，曰易流，则是书之卷第也。姚江黄梨洲征君着《学易象数论》，中引草庐《先天互体圆图》，在《纂言》中无之，当即系十二篇之一。征君于书，无所不窥，不知及见是书而引之邪﹖抑展转出于诸家之所援据邪﹖草庐之《易》，愚所不喜。至于先天互体之例用圆图，创作隔八缩四诸法，以六十四卦互成十六卦，以十六卦互成四卦而止，为汉、魏诸儒所未有，然实支离不可信。总之，宋人误信先后天方圆诸图，以为出自羲、文之手，而不知其为陈、邵之学故也，而《行状》谓草庐于《易》自得之妙，有非学者所能遽知，而通其类例以求之者，皆于《外翼》具之。此固出于弟子推其先师之语，然惜其完书不得见于今，以一一为之辩正也。《草庐行状》，虞学士道园作。《年谱》，危学士云林作。」 　　（云濠谨案：草庐《易纂言外翼》，谢山以不见完书为惜。朱竹垞检讨《经义考》云：「见昆山叶氏，而亦未详篇目。惟《四库书目经部易类》载有《易纂言外翼》八卷，下注《永乐大典》本。」） 　　《尚书》二十八篇，汉伏生所口授者，所谓《今文书》也。伏生，故秦博士。焚《书》时，生壁藏之。其后兵起流亡。汉从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八篇，以教授于齐、鲁间。孝文时，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欲召生，时年九十余矣，不能行。诏太常遣掌故错往受之。生老，言不可晓，使其女传言教错。齐人语多与颍川异，错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夫此二十八篇，伏生口授而错以意属读者也，其间缺误颠倒固多，然不害其为古《书》也。汉、魏数百年间，诸儒所治，不过此耳。当时以应二十八宿，盖不知二十八篇之外犹有书也。东晋元帝时，有豫章内史梅赜增多伏生《书》二十五篇，称为孔氏壁中古文，郑冲授之苏愉，愉授梁柳，柳之内兄皇甫谧从柳得之，以授臧曹，曹授梅赜。赜遂奏上其书。今考传记所引古《书》，见于二十五篇之内者，郑玄、赵岐、韦昭、王肃、杜预辈并指为「逸书」，则是汉、魏、晋初诸儒曾未之见也。故今特出伏氏二十八篇如旧，以为汉儒所传，确然可信，而晋世晚出之《书》，别见于后，以俟后之君子择焉。 　　《书》二十五篇，晋梅赜所奏上者，所谓《古文尚书》也。《书》有今文古文之异，何哉﹖错所受伏生《书》，以隶写之，隶者，当世通行之字也，故曰今文。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壁中所藏，皆科斗书，科斗者，仓颉所制之字也，故曰古文。然孔壁中真《古文书》不传。后有张霸伪作《舜典》、《汩作》、《九共》九篇、《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汤诰》、《咸有一德》、《典宝》、《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目为《古文书》。汉《艺文志》云，《尚书经》二十九篇。《古经》十六卷二十九篇者，即伏生《今文书》二十八篇及武帝时增伪《泰誓》一篇也。《古经》十六卷者，即张霸伪《古文书》二十四篇也。汉儒所治，不过伏生《书》及伪《泰誓》共二十九篇尔。张霸伪《古文》虽在，而辞义芜鄙，不足取重于世以售其欺。及梅赜二十五篇之《书》出，则凡传记所引《书》语、诸家指为「逸书」者，收拾无遗，既有证验，而其言率依于理，比张霸伪《书》辽绝矣。析伏氏《书》二十八篇为三十三，杂以新出之《书》，通为五十八篇，并《书序》一篇，凡五十九，有孔安国传及序，世遂以为真孔壁所藏也。唐初诸儒从而为之疏义。自是以后，汉世大小夏侯、欧阳氏所传《尚书》止二十九篇者，废不复行，惟此孔壁传五十八篇孤行于世。伏氏《书》既与梅赜所增混淆，谁复能辨！窃尝读之，伏氏书虽难尽通，然辞义古奥，其为上古之《书》无疑；梅赜所增二十五篇，体制如出一手，釆集补缀，虽无一字无所本，而平缓卑弱，殊不类先汉以前之文。夫千年古书，最晚乃出，而字画略无脱误，文势略无龃龉，不亦大可疑乎﹖吴才老曰：「增多之《书》，皆文从字顺，非若伏生之《书》，诘曲聱牙。夫四代之书，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定为二体，其亦难言矣。」朱仲晦曰：「《书》，凡易读者皆古文，岂有数百年壁中之物，不能损一字者﹖」又曰：「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伏生偏记其所难，而易者全不能记也﹖」又曰：「孔《书》至东晋方出，前此诸儒皆未见，可疑之甚。」又曰：「《书序》，伏生时无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汉人文字，只是后汉末人。」又曰：「《小序》决非孔门之旧，安国《序》亦非西汉文章。」又曰：「先汉文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极轻。」又曰：「《尚书》孔安国传，是魏、晋间人作，托安国为名耳。」又曰：「孔《传》并《序》皆不类西京文字，气象与《孔丛子》同是一手伪书，盖其言多相表里，而训诂亦多出于《小尔雅》也。」夫以吴氏、朱子之所疑者如此，顾澄何敢质斯疑，而断断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为古《书》，则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故今以此二十五篇自为卷帙，以别于伏氏之《书》。而《小序》各冠篇首者，复合为一，以置其后；孔氏《序》亦并附焉；而因及其所可疑，非澄之私言也，闻之先儒云尔，凡四卷。今存。（以上《书序录》。）　　　 　　谢山《读草庐书纂言》曰：「宋人多疑《古文尚书》者，其专主今文，则自草庐始。是书出世，人始决言《古文》为伪，而欲废之，不可谓非草庐之过也。近世诋《古文》者日甚，遂谓当取草庐之书列学宫以取士，亦甚乎其言之矣！竹垞亦不信《古文》，不敢昌言，而谓草庐之作尚出权辞。噫！权辞也，而轻以之训后世哉！」　　 　　《诗》，《风》、《雅》、《颂》凡三百十一篇，皆古之乐章。六篇无辞者，笙诗也，旧盖有谱以记其音节而今亡。其三百五篇，则歌辞也。乐有八物，人声为贵，故乐有歌，歌有辞。乡乐之歌曰《风》，其诗乃国中男女道其情思之辞，人心自然之乐也，故先生采以入乐，而被之弦歌。朝廷之乐歌曰《雅》，宗庙之乐歌曰《颂》，于燕飨朝会享祀焉用之，因是乐之施于是事，故因是事而作为是辞。然则《风》因诗而为乐，《雅》、《颂》因乐而为诗，诗之先后，于乐不同，其为歌辞一也。经遭秦火，乐亡而《诗》存。汉儒以义说《诗》，既不知《诗》之为乐矣，而其所说之义，亦岂能知诗人命辞之本意哉！由汉以来，说三百篇之义者，一本《诗序》。《诗序》不知始于何人，后人从而增之。郑氏谓《序》自为一编，毛公分以置诸篇之首。夫其初之自为一编也，《诗》自《诗》，《序》自《序》，《序》之非经本旨者，学者犹可考见。及其分以置篇之首，则未读经文，先读《诗序》，《序》乃有似诗人所命之题，而《诗》文反若因《序》而作，于是读者必索《诗》于《序》之中，而谁复敢索《诗》于《序》之外哉！宋儒颇有觉其非者，而莫能断也。至朱子始深斥其失而去之，然后足以洗千载之谬。尝因是舍《序》而读《诗》，则虽不烦训诂而意自明；又尝为之强《诗》以合《序》，则虽曲生巧说而义愈晦，是则《序》之有害于《诗》为多，而朱子之有功于《诗》为甚大也。今因朱子所定，去各篇之《序》，使不淆乱乎《诗》之正文，学者因得以《诗》求《诗》，而不为《序》说所惑。若夫《诗》篇次第，则文王之二南而间有平王以后之诗；成王之《雅》、《颂》而亦有康王以后之诗；变雅之中而或有类乎正雅之辞者，今既无从考据，不敢辄更。至若变风强入乐歌，而未必皆有所用；变雅或拟乐辞，而未必皆为乐作，其与《风》、《雅》合编，盖因类附载云尔。《商颂》，商时诗也；《七月》，夏时诗也，皆异代之诗，故处《颂》诗、《风》诗之末。《鲁颂》乃其臣作为乐歌以颂其君，不得谓之风，故系之《颂》。周公居东时诗，非拟朝廷乐歌而作，不得谓之《雅》，故附之《豳风》焉。（《诗序录》。）《春秋经》十二篇，《左氏》、《公羊》、《谷梁》文各不同。昔朱子刻《易》、《书》、《诗》、《春秋》于临漳郡，《春秋》一经止用《左氏》经文，而曰《公》、《谷》二经所以异者，类多人名地名，而非大义所系，故不能悉具。窃谓三《传》得失，先儒固言之矣。载事则《左氏》详于《公》、《谷》，释经则《公》、《谷》精于《左氏》。意者《左氏》必有按据之书，而《公》、《谷》多是传闻之说，况人名地名之殊，或由语音字画之舛，此类一从《左氏》可也。然有考之于义，确然见《左氏》为失，而《公》、《谷》为得者，则又岂容以偏徇哉。呜呼！圣人笔削鲁史，致谨于一字之微，三家去夫子未久也，文之脱谬已不能是正，尚望其能有得于圣人之微意哉！汉儒专门，守残护缺，不合不公，谁复能贯穿异同，而有所去取。至唐啖助、赵匡、陆淳三子，始能信经驳传，以圣人书法，纂而为例，得其义者十七八。自汉以来，未闻或之先也。观赵氏所定三《传》异同，用意密矣，惜其予夺未能悉当。间尝再为审订，以成其美。其间不系乎大义者，赵氏于三家从其多，今则如朱氏意，专以《左氏》为主。傥义有不然，则从其是，《左氏》虽有事迹，亦不从也，一断诸义而已。呜呼！属辞比事，《春秋》教也，今欲因啖、赵、陆三氏遗说，博之以诸家，参之以管见，使人知圣笔有一定之法，而是经无不通之例，不敢随文生义，以侮圣言。顾有此志而未暇就，故先为正其史之文如此。若圣人所取之义，则俟同志者共讲焉。（《春秋序录》。）　　　　 　　谢山《读草庐春秋纂言》曰：「草庐诸经，以《春秋纂言》为最，惜其开卷解『春王正月』，尚沿陈止斋、项平甫二家之谬，盖稍立异于胡《传》而仍失之者。」　　　　 　　《仪礼》十七篇，汉高堂生得之以授瑕丘萧奋，奋授东海孟卿，卿授后仓，仓授戴德、戴圣。大戴、小戴及刘氏《别录》所传十七篇，次第各不同。尊卑吉凶，先后伦序，惟《别录》为优，故郑氏用之，今行于世。《礼经》残缺之余，独此十七篇为完书，以唐韩文公尚苦难读，况其下者！自宋王安石行新经义，废黜此经，学者益罕传习。朱子考定《易》、《书》、《诗》、《春秋》四经，而谓三《礼》体大，未能叙正。晚年欲成其书，于此至惓惓也，《经传通解》，乃其编类草■，将俟丧祭礼毕而笔削焉，无禄弗逮，遂为万世缺典。每伏读而为之惋惜。窃谓《乐经》既亡，经仅存五。《易》之《彖》、《象传》本与《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诸传共为《十翼》，居上下经二篇之后者也，而后人以入卦爻之中。《诗》、《书》之序，本自为编，居《国风》、《雅》、《颂》、《典》、《谟》、《誓》、《诰》之后者也，而后人以冠各篇之首。《春秋三经》、《三传》，初皆别行，《公》、《谷》配《经》，其来已久，最后注《左氏》者又分《传》以附《经》之年。何居夫《传》文、《序》文与《经》混淆，不惟非所以尊《经》，且于文义多所梗碍，历千百年而莫之或非也，莫之或正也。至东莱吕氏于《易》，始因晁氏本定为《经》二篇、《传》十篇。朱子于《诗》、《书》，各除篇端小序，合而为一，以置《经》后；《春秋》一经，虽未暇详校，而亦剔出《左氏》经文，并以刊之临漳。于是，《易》、《诗》、《书》、《春秋》悉复夫子之旧。五经之中，其未为诸儒所乱者，惟二《礼经》。然三百三千，不存盖十之八九矣。朱子补其遗缺，则编类之初，不得不以《仪礼》为纲，而各疏其下。脱■之后，必将有所科别，决不但如今■本而已。若执■本为定，则《经》之章也，而以后记、补、传分隶于其左，与《彖》、《象传》之附《易经》者，有以异乎﹖否也﹖经之篇也，而以传篇、记篇、补篇错处于其间，与《左氏传》之附《春秋经》者有以异乎﹖否也﹖夫以《易》、《书》、《诗》、《春秋》之四经既幸而正，而《仪礼》一经又不幸而乱，是岂朱子之所以相遗《经》者哉！徒知尊信草创之书，而不能探索未尽之意，亦岂朱子之所望于后学者哉！呜呼，由朱子而来，至于今将百年，以予之不肖，犹幸得私淑其书，用是忘其僭妄，辄因朱子所分《礼经》，重加伦纪。其《经》后之记，依《经》章次秩序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旧，附于篇终。其十七篇次第，并如郑氏本，更不间以他篇，庶十七篇《正经》，不至杂糅二戴之《记》中。有《经》篇者，离之为《逸经》。礼各有义，则《经》之《传》也，以戴氏所存，兼刘氏所补，合之而为《传》。正《经》居首，《逸经》次之，《传》终焉，皆别为卷而不相紊。此外悉以归诸戴氏之《记》。朱子所辑，及黄氏《丧礼》、杨氏《祭礼》，亦参伍以去其重复，名曰《朱氏记》，而与二戴为三。凡周公之典，其未坠于地者，盖略包举而无遗。造化之运不息，则天之所秩，未必终古而废坏，有议礼制度考文者出，所损所益，盖百世可知也。虽然，苟非其人，礼不虚行，存诚主敬，致知力行，下学而上达，多学而一贯，以得夫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心，俾吾朱子之学，末流不至为汉儒学者事也。澄也不敢自弃，同志其尚敦勖之哉！ 　　《仪礼逸经》八篇，澄所纂次。汉兴，高堂生得《仪礼》十七篇。后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古文礼经》于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间献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与《仪礼》正同，余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谓之《逸礼》。哀帝初，刘歆欲以列之学宫，而诸博士不肯置对，竟不得立。孔、郑所引《逸中溜礼》、《褅于太庙礼》、《王居明堂礼》，皆其篇也。唐初犹存，诸儒曾不以为意，遂至于亡。惜哉！今所纂八篇，其二取之《小戴记》，其三取之《大戴记》，其三取之郑氏《注》。《奔丧》也、《中溜》也、《褅于太庙》也、《王居明堂》也，固得《逸礼》三十九篇之四。而《投壶》之类，未有考焉。疑《古礼》逸者甚多，不止于三十九篇也。《投壶》、《奔丧》篇首与《仪礼》诸篇之体如一。《公冠》等三篇虽已不存，此例盖作《记》者删取其要以入《记》，非复正经全篇矣。《投壶》，《大、小戴》不同，《奔丧》与《逸礼》亦异，则知此二篇，亦经刊削，但未如《公冠》等篇之甚耳。五经之文，殆皆不完，然实为《礼经》之正篇，则不可以其不完而摈之于《记》，故特纂为《逸经》，以续十七篇之末。至若《中溜》以下三篇，其经亡矣，而篇题仅见于注家片言只字之未泯者，犹必收拾而不敢遗，亦「我爱其礼」之意也。　　　 　　《仪礼传》十篇，澄所纂次。按《仪礼》有《士冠礼》、《士昏礼》，《戴记》则有《冠义》、《昏义》，《仪礼》有《乡饮酒礼》、《乡射礼》、《大射礼》，《戴记》则有《乡饮酒义》、《射义》，以至燕聘皆然，盖周末汉初之人作，以释《仪礼》，而戴氏钞以入《记》者也。今以此诸篇正为《仪礼》之传，故不以入《记》，依《仪礼》篇次，萃为一编。文有不次者，颇为更定，如《射义》一篇，迭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之射，杂然无伦，厘　之为《乡射义》、《大射义》二篇。《士相见义》、《公食大夫义》则用清江刘原父所补，并因朱子而加考详焉。于是《仪礼》之经，自一至九经，各有其传矣。惟《觐义》阙，然《大戴朝事》一，实释诸侯朝觐天子及相朝之礼，故以备觐礼之义，而为《传》十篇云。　　　 　　《周官》六篇，其《冬官》一篇阙，汉《艺文志》序列于礼家、后人名曰《周礼》。文帝尝召魏文侯时老乐工至，因得《春官大司乐》之章。景帝子河间献王好古学，购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遗书得之，藏于秘府，礼家诸儒皆莫之见。哀帝时，刘歆校理秘书，始着于录，略以《考工记》补《冬官》之阙。歆门人河南杜子春能通其读。郑众、贾逵受业于杜。汉末马融传之郑玄，玄所注，今行于世。宋张子、程子甚尊信之。王安石又为《新义》。朱子谓此经周公所作，但当时行之，恐未能尽，后圣虽复损益可也。至若肆为排抵訾毁之言，则愚陋无知之人耳。《冬官》虽阙，以《尚书》《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杂于《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官，列于司空之后，庶乎《冬官》不亡，而《考工记》别为一卷，附之于经后云。　　　　 　　《小戴记》三十六篇，澄所序次。汉兴，得先儒所记礼书二百余篇，大戴氏删合为八十五，小戴氏又损益为四十三，《曲礼》、《檀弓》、《杂记》分上下；马氏又增以《月令》、《明堂位》、《乐记》；郑氏从而为之注，总四十九篇，精粗杂记，靡所不有。秦火之余，区区掇拾，所谓存十一于千百，虽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遗制，圣贤之格言，往往赖之而存。第其诸篇出于先儒著作之全书者无几，多是记者旁搜博采，剿取残篇断简，会萃成编，无复诠次，读者每病其杂乱而无章。唐魏郑公为是作《类礼》二十篇，不知其书果何如也，而不可得见。朱子尝与东莱吕氏商订三《礼》篇次，欲取《戴记》中有关于《仪礼》者附之《经》，其不系于《仪礼》者，仍别为《记》。吕氏既不及答，而朱子亦不及为，幸其大纲见于文集，犹可考也。晚年编校《仪礼经传》，则其条例与前所商订又不同矣。其间所附《戴记》数篇，或削本篇之文，而补以他篇之文。今则不敢，故止就其本篇之中科分栉剔，以类相从，俾其上下章文义联属，章之大指，标识于左，庶读者开卷了然。若其篇第，则《大学》、《中庸》程子、朱子既表章之，以与《论语》、《孟子》并而为四书，固不容复厕之《礼》篇，而《投壶》、《奔丧》，实为礼之正经，亦不可杂之于《记》。其《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六篇，正释《仪礼》，别辑为《传》，以附《经》后。此外犹三十六篇，曰《通礼》者九，《曲礼》、《内则》、《少仪》、《玉藻》通记大小仪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专记国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丧礼》者十有一，《丧大记》、《杂记》、《丧服小记》、《服问》、《檀弓》、《曾子问》六篇记丧，而《大传》、《间传》、《问丧》、《三年问》、《丧服四制》五篇，则丧之义也。曰《祭礼》者四，《祭法》一篇记祭，而《郊特牲》，《祭义》、《祭统》三篇，则祭之义也。曰《通论》者十有二，《礼运》、《礼器》、《经解》一类，《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一类，《坊记》、《表记》、《缁衣》一类，《儒行》自为一类，《学记》、《乐记》，其文雅驯，非诸篇比，则以为是书之终。呜呼！由汉以来，此书千有余岁矣，而其颠倒纠纷，至朱子始欲为之是正，而未及竟，岂无望于后之人与！用敢窃取其义，修而成之，篇章文句，秩然有伦，先后始终，颇为精审，将来学礼之君子，于此考信，或者其有取乎！非但为戴氏之忠臣而已也。 　　谢山《读草庐礼记纂言》曰：「《礼记》为草庐晚年所成之书，盖本朱子未竟之绪而申之，用功最勤。然愚尝闻之王震泽，谓：『四十九篇虽出汉儒，戢而就，流传既久，不宜擅为割裂颠倒』。有心哉斯言！朱子可作，亦不能不心折者也。草庐所纂，以卫正叔《集说》为底本。予少尝芟订正叔之言，已及过半，后取《纂言》对之，则已有先我者矣。古人之著书，各有渊源如此。」 　　《大戴记》三十四篇，澄所序次。按《隋志》《大戴记》八十五篇，今其书阙前三十八篇，始三十九，终八十一，当为四十三篇，中间第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及六十一，四篇复阙，第七十三有二，总四十篇。据云八十五篇，则末又阙其四；或云止八十一，皆不可考。窃意大戴类萃此记，多为小戴所取，后人合其余篇，仍为《大戴记》，已入《小戴记》者，不复录，而阙其篇，是以其书冗泛，不及小戴书甚，盖彼其膏华，而此其渣滓尔。然向或间存精语，不可弃遗。其与《小戴》重者，《投壶》、《哀公问》也。《投壶》、《公冠》、《诸侯迁庙》、《诸侯衅庙》四篇既入《仪礼逸经》，《朝事》一篇又入《仪礼传》，《哀公问》，《小戴》已取之，则于彼宜存，于此宜去。此外犹三十四篇。《夏小正》犹《月令》也。《明堂》犹《明堂位》也。《本命》以下《杂录》，事辞多与《家语》、《荀子》、《贾》、《傅》等书相出入，非专为记礼设。《礼运》以下诸篇之比也，《小戴》文多缀补，而此皆成篇，故篇中章句罕所更定，惟其文字错误，参互考校，未能尽正，尚以俟好古博学之君子云。（以上《三礼序录》。）　　　 　　《汉艺文志》：「《孝经古文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孝经》一篇，十八章。长孙氏、江翁、后仓、翼奉、张禹传之，各自名家。经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为异。」《隋经籍志》：「《孝经》，河间人颜芝所藏。汉初，芝子贞出之。又有《古文孝经》与《古文尚书》同出，孔安国为传。刘向以颜本比古文，除其繁惑。而安国之本，亡于梁。至隋，秘书监王劭访得《孔传》，河间刘炫，因序其得丧，讲于人间，渐闻朝廷。儒者皆云炫自作之，非孔旧本。」邢昺《正义》曰：「《古文孝经》，旷代亡逸。隋开皇十四年，秘书学生王逸于京市陈人处得本，送与著作郎王劭，以示河间刘炫，仍令校定。炫遂以《庶人》章分为二，《曾子敢问》章分为三，又多《闺门》一章，凡二十二章，因着《古文孝经稽疑》一篇。」唐开元七年，国子博士司马贞议曰：「《今文孝经》是汉河间王所得颜芝本，至刘向以此校古文，定一十八章。其古文二十二章，出孔壁，未之行，遂亡其本。近儒辄穿凿更改，伪作《闺门》一章，文句凡鄙，又分《庶人》章从『故自天子』以下别为一章，以应二十二之数。」朱子曰：「《孝经》独篇首六七章为本经，其后乃传文，皆齐、鲁间儒纂取《左氏》诸书语为之。传者又颇失其次第。」澄按夫子遗言，惟《大学》、《论语》、《中庸》、《孟子》所述，醇而不杂，此外传记诸书所载，真伪混淆，殆难尽信，《孝经》亦其一也。窃详《孝经》之为书，肇自孔、曾一时问答之语，今文出于汉初，谓悉曾氏门人记录之旧，已不可知。武帝时，鲁共王坏孔子宅　，于壁中得《古文孝经》，以为秦时孔鲋所藏。昭帝时，鲁国三老始以上献，刘向、卫宏盖尝手校。魏、晋以后，其书亡失，世所通行，惟《今文孝经》十八章而已。隋时，有称得《古文孝经》者，其间与今文增减异同，率不过一二字，而文势曾不若今文之从顺，以许氏《说文》所引，及桓谭《新论》所言，考证又皆不合，决非汉世孔壁中之古文也。宋大儒司马公酷尊信之，朱子《刊误》亦据古文，未能识其何意。今观邢氏《疏》说，则古文之为伪，审矣。又观朱子所论，则虽今文，亦不无可疑者焉。今特因朱子《刊误》，以今文古文校其同异，定为此本，以俟后之君子云。（《孝经序述》。） 　　◆草庐讲友 　　太学王先生科 　　王科，字子纯，乐安人。宋末，贡补国学。草庐尝曰：「耆儒宿学如吾子纯者，寥寥若晨星。」 　　编修虞井斋先生汲 　　虞汲，蜀人，郡庵之父也。尝为黄冈尉。宋亡，自海上还，隐于临川之崇仁，礼义忠信，乡里信之。与吴伯清为友，伯清称其文清而醇。晚稍起家教授，有知人之鉴，于诸生中识鲁参政子翚、欧阳承旨原功而深期之。以国史院编修致仕。（参《赵东山集》。） 　　（梓材谨案：先生后赠四川参政，沧江先生刚简之后也。沧江二子，伯礼部尚书，仲兵部侍郎。兵部三子，仲从龙子三人，伯即先生。尚书无子，以先生继宗事，殆以从孙而继从祖者。《道园行状》称沧江为曾祖，实则沧江乃先生曾祖也。） 　　（云濠谨案：赵东山为《雍公行状》，以先生为尚书之孙。欧阳圭斋为《雍公神道碑》则云：「尚书无子，而从祖渠州有子六人，长兵部直宝文阁三子，仲子朝请郎通判惠州从龙子汲，长而贤，乃以为后，是为井斋先生。」是即先生也。） 　　◆草庐同调 　　文靖贡云先生奎（父士瞻。） 　　贡奎字仲章，宣城人。父士瞻，（梓材案：《万姓统谱》作士浚，今据《马石田集》正之。）力学砥节，宋亡，遂不仕。尝作义塾以待四方学者，乡人甚尊敬之。晚而生先生。天资颖敏，容仪端重，十岁便能属文。长益博综经史。仕元，为齐山书院山长，历授江西儒学提举，敷明性理之学，诸生皆竦听不懈。迁集贤直学士。卒，谥文靖。（参《姓谱》。） 　　山长黄资中先生泽（附李溉之。） 　　黄泽，字楚望，其先资州内江人。父仪可，累举不第，随兄骥予官九江，蜀乱，不能归，因家焉。先生生有异质，慨然以明经学道为志，好苦思，屡致成疾，疾止复思，久之，如有所见，作《仰高钻坚论》以自广。蜀人治经，必先古注疏，先生于名物度数，考核精审，而义理一宗程、朱，作《易春秋二经解》、《三礼祭祀述略》。成宗大德中，署江州景星书院山长。已移洪州东湖书院，受学者益众。初，先生屡梦见夫子，以为适然，既而梦夫子手授所校《六经》，字画如新，由是深有感发，始悟曩昔所解多徇旧说为非是，乃作《思古吟》十章，极言圣人德容之盛，上达文王、周公。秩满归，闭门授徒以养亲，不复仕。尝谓去圣久远，经籍残阙，传注家率多附会，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识求之，故议论虽多，而经旨愈晦，必积诚研精，有所悟入，然后可窥见圣人之本。乃揭《六经》中疑义千有余条，以示学者。既乃尽悟失传之旨。自言每得之幽闲寂寞、疾病无聊之际，及其久也，则豁然无不贯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以前，沿而下之，凡邃古之初，万化之原，载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发蒙，如示诸掌。然后由羲、农以来，下及春秋之末，帝德王道，皆若身在其间、而目击其事者。于是《易》、《春秋》传注之失，《诗》、《书》未决之疑，《周礼》非圣人书之谤，凡数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涣然冰释，各就条理。近代覃思之学，推为第一。吴草庐尝观其书，以为生平所见明经士，未有能及之者。然先生雅自慎重，未尝轻与人言。学士李溉之奉使过九江，愿执弟子礼受一经，先生谢曰：「以君之才，辍期岁之功，何经不可明，然不过笔授其义已耳。若余则当百艰万苦之余，乃能有见，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溉之叹息去。或问先生：「自秘如此，宁无不传之惧﹖」曰：「圣经兴废，上关天运，岂区区人力所致邪！」初，先生在家时，郡守寓公犹有能敬重先生者，待以学校宾师之礼，月致米六斛、钞三十千。盖国初贤守，设此以奉前代寓公之无归者。先生敬共奉持，菽水欢然。又十余年，而二亲相继终，先生年近六十矣。数经岁大祲，家人采木实草根疗饥。行部有蔡副使者，考学粮之籍，谓先生一耆儒耳，月廪削其三之二，先生晏然曾不动其意，惟以圣人之心不明，而经学失传，若己有罪为大戚。至正六年卒，年八十七。（从黄氏补本录入。） 　　九江经说 　　《易》起于数，因子设卦，因卦立象，因象起意，因意生辞，故孔子曰：「《易》者，象也，立象以尽意。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圣人言《易》之为教如此，《易》不可废象，明矣。由象学失传，汉儒区区掇拾凡陋，不足以得圣人之意，而王辅嗣忘象之说兴，至邢和叔则遂欲忘卦弃画，虽以近代巨儒继作，理学大明，而莫能夺也。（《忘象辩》。） 　　象有一卦之象，有一爻之象，或近取诸身，或远取诸物，或以六爻相推，或以阴阳消长而为象者，学者犹可求也。然有象外之象，则非思虑意想所能及矣，而况于立例以求之乎﹖李鼎祚缀缉于王氏弃掷之余，朱子发后出而加密，丁易东继之而愈详，圣人立象之妙终不可见。（《象思》。） 　　象学既明，则因象以得意，因意以得辞。阴阳消长有一定之几，上下贵贱有一定之分，善恶吉凶有一定之则，位之当者，孔子无由独言，其非卦与爻之小者，文王、周公固不谓之大，然后知三圣人之《易》，一而已矣。若舍象而求，则人自为《易》，不期于异而自异。（《辨同论》。以上《易说》。） 　　《春秋》有鲁史书法，有圣人书法，而近代乃有夏时冠周月之说，是史法与圣法俱失也。（《元年春王正月辩》。） 　　说《春秋》有实义，有虚辞。不舍史以论事，不离传以求经，不纯以褒贬疑圣人，酌时宜以取中，此实义也。贵王贱霸，尊君卑臣，内夏外夷，皆古今通义，然人自为学，家自为书，而《春秋》迄无定论，故一切断以虚辞。（《笔削本旨》。） 　　说《春秋》，须先识圣人气象，识得圣人气象，则一切刻削烦碎之说自然退听矣。其但以为录实而已者，则《春秋》乃一直史可修，亦未为知圣人也。（以上《春秋说》。 　　《易》象与《春秋》书法废失之由，大略相似，苟通其一，则可触机而悟矣。盖古者占筮之书，即卦爻类物取象，悬虚其义，以断吉凶，皆自然之理，乃上古圣神之所为也，文王、周公作《易》，特取一二立辞以明教。自九簭之法亡，凡簭人所掌者，皆不可复见，而象义隐微，遂为百世不通之学矣。鲁史记事之法，实有周公遗制，与他国不同，观韩宣子之言可见。圣人因鲁史修《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不能赞一辞，则必有与史法大异者。然曰其文则史，是经固不出于史也。今鲁史旧文亦不可复见，故子朱子以为不知孰为圣人所笔，孰为圣人所削，而《春秋》书法亦为历世不通之义矣。（《易象春秋说》。） 　　六官所掌，皆修唐、虞、夏、商已行之事，虽有因革损益，或加详密，而大体不能相远，非周公创为之制也。古今风俗之事体不同，学者不深考世变，而辄指其一二古远可疑者，以为非圣人之书，此不难辨。独其封国之制，与《孟子》不合，则所当论。盖《孟子》所言，因殷之制，《周官》乃周家之制也。计武王兴周，殷诸侯尚千有余国，既无功益地，亦无罪削地，此当仍其旧封，百里之下为三等。如《孟子》之说，乃若周公、太公有大勋劳，及其余功臣，当封爵，与夫并建宗亲，以为藩屏，岂可限以百里之法哉！自当用周制耳。诸侯恶其害己而去其籍。是书当世学者鲜得见之，则周家一代之制，虽《孟子》亦有不能详也。（《周礼说》。） 　　祭法，虞、夏、商、周皆以禘郊祖宗为四重祭。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祭天地，以喾配，即圆丘方泽是也。郊祀上帝，以后稷配。建寅之月，南郊祀感生帝以祈谷也，四时祀五天帝于四郊以迎气也。祖禘喾以后稷配，尊始祖之所自出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总配五天帝也。其后则祖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宗武王于明堂，以配五帝。凡此，皆郑氏义也，故《周礼》《大司乐》注以圆丘、方泽、宗庙为三禘，盖天神、地示并始祖之所自出为三大祭，皆五年之禘也。郊次圆丘，社次方泽，宗次祖，皆常岁所举之祭也。东迁，土蹙财匮，大礼遂废，所修惟郊社二祭，故圆丘、方泽二禘，传记亦罕言之，非浅闻所及矣。《周礼》有「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之文，天地主于一，故称祀；上帝、四望非一神，故称旅。肃欲以圆丘为郊，可乎﹖《司服》，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既曰「亦如之」，则五帝之祀与昊天上帝非一祭矣。肃欲混之，可乎﹖《孝经》称严父配天，又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易》《豫卦》曰：「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上帝亦天神也。肃欲废五天帝而以五人帝当之，可乎﹖昆仑者，地之顶；神州者，地之中，皆天地之所交也。地示主昆仑、神州，非是设此二祭，乃求神于二处。大地神灵莫测，不知神之在彼乎﹖在此乎﹖故求之于彼，亦求之于此也。康成以方泽主昆仑，北郊主神州。北郊不见于经，误分为二，王氏由此并昆仑、神州为一祭，而遂以北郊为方泽，可乎﹖若郑氏知乐九变之祭为禘，而不言及喾，又以为禘小于袷，此则其失也。故断之曰，郑氏深而未完，王肃明而实浅。晋武帝，肃外孙也，故用其说，并方圆二丘而祀南郊，历代无所因袭，而《周礼》天神地示人鬼极盛之祭，遂为古今不决之疑矣。（《辩王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