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伪经考 - 第 4 页/共 39 页

《长孙氏说》二篇。 　　《江氏说》一篇。 　　《翼氏说》一篇。 　　《后氏说》一篇。 　　《杂说》四篇。 　　《安昌侯说》一篇。 　　《五经杂议》十八篇。石渠论 　　《尔雅》三卷，二十篇。张晏曰「尔，近也；雅，正也。」 　　《小雅》一篇，《古今字》一卷。 　　《弟子职》一篇。应劭曰：「管仲所作，在《管子》书。」 　　《说》三篇。 　　凡《孝经》十一家，五十九篇。 　　《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汉兴，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之，各自名家。经文皆同，唯孔子壁中古文为异。「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诸家说不安处，古文字读皆异。师古曰：「桓谭《新论》云‘《古孝经》千八百七十二字，今异者四百余字。’」 　　按：《孝经》传授不详所自始，故有朱子《刊误》之疑。又未明《左氏》之为歆所窃伪，以《孝经》中「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言思可道，行思可乐，德义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是以其民畏而爱之，则而象之」与《左传》同，不知《左传》之袭《孝经》，反疑《孝经》之袭《左传》，于是孔门真传之书反疑为伪矣。考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对篇》：河间献王问温城董君曰「《孝经》曰‘夫孝，天之经，地之义’，何谓也？」《汉书匡衡传》：衡上疏曰「《大雅》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孔子着之《孝经》首章。」若《吕氏春秋》、陆贾《新语》、刘向《说苑》，皆有援据。《孝经钩命决》云「孔子在庶，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公羊叙疏》引西汉儒者言之凿凿，以为出于孔子固非。《困学纪闻》引晁氏云「当是曾子弟子所为书。」又引冯氏云「是书当成于子思之手。」今按其文称曾子，而末引《诗》《书》，与《坊记》《表记》《缁衣》相近似，必孔门之故书雅记，晁氏所云，殆亦近之。《四库提要》以魏文侯有《孝经传》，而信为七十子遗书，则误矣。文侯《孝经传》，《汉志》不录，此与《子夏易传》皆伪书，不足据。《隋志》谓为「河间人颜芝所藏，汉初，芝子贞出之，凡十八章」，不知所自出，疑未必确。然而江翁、后仓等所传，渊源深远。刘歆既伪造古文，必欲使经艺咸有古文而后止，不必有他义也，《孝经》与《易》《论语》，皆不过颠倒改易文字以自异。然据桓谭之言，《孝经》仅千八百七十一字，异者乃四百余字，「何许子之不惮烦」也！共王无得古文之事，为歆伪撰，辨已见前。而歆必以《孝经》古孔氏一篇为首，托之孔安国，亦犹伪造《古文尚书》之故智耳。桓谭尝问学于歆，专守古学者，不足据也。因有古孔氏之故，遂有安国之传，安国之传亡逸于梁世，而刘炫之伪《孝经孔传》出焉，亦与王肃伪《古文书》同，则非歆所及知矣。然《志》不云古文有孔氏说，而许叔重遣子冲《上说文书》，并上《孝经孔氏古文说》，则歆又伪作孔氏《孝经古文说》。《志》不详之，犹歆有《易》费氏《章句》、费氏《分野》而《志》不叙也，或作于定《七略》后也。然则伪《孔传》之妄，亦歆之作俑矣。其余流别，山阳丁晏《孝经征文》辨之甚了，今不详。 　　《尔雅》一书，张稚让《上广雅表》以为周公所作。然刘歆《西京杂记》云：「郭伟以谓《尔雅》周公所制，而《尔雅》有‘张仲孝友’，张仲，宣王时人，非周公之制明矣。尝以问杨子云，子云曰‘孔子门徒游、夏之俦所记，以解释六艺者也。’家君以为《外戚传》称‘史佚教其子以《尔雅》’。《尔雅》，小学也。又《记》言孔子教鲁哀公学《尔雅》。《尔雅》之出远矣，旧传学者皆云周公所记也。‘张仲孝友’之类，后人所足耳。」按：《尔雅》不见于西汉前，突出于歆校书时，《西京杂记》又是歆作，盖亦歆所伪撰也。赵岐《孟子题辞》谓「文帝时《尔雅》置博士。」考西汉以前皆无此说，唯歆《移太常书》有孝文诸子传说立学官之说，盖即歆作伪造以实其《尔雅》之真。详《经典释文纠谬》及歆《与杨雄书》称说《尔雅》，尤为歆伪造《尔雅》之明证。歆既伪《毛诗》《周官》，思以证成其说，故伪此书，欲以训诂代正统。所称子云之言，史佚之教，皆歆假托，无俟辨。然子云本受歆学，或为歆所绐耳。孔子教鲁哀公学《尔雅》之说，有《大戴礼小辨篇》：公曰「寡人欲学《小辨》，以观于政。」子曰「尔雅以观于古，足以辨言矣。」足证。然哀公以人君观政，孔子乃教以读《尔雅》训诂、禽鱼、草木之文，非唯迂远，实不通矣。《论语》：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又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以此推之，《小辨》所谓「尔雅」，必称大、小《雅》也，故足以辨言观政。张揖《上广雅表》「孔子曰：‘尔雅以观于古，足以辨言矣。’」王念孙《疏证》云「《大戴礼》卢辨注云：‘尔，近也，是依于《雅》《颂》。’是卢氏不以‘尔雅’为书名。按彼文云‘循弦以观于乐，尔雅以观于古。’谓循乎弦，尔乎雅也。」然则刘歆盖因而附会之耳，幸有歆说在，犹可互证。《汉书王莽传》：莽奏征「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盖皆歆所伪窜，藉莽力以行其书。《尔雅》与《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并征，其俱为歆伪无疑。《经典释文序录》称「注者有犍为文学、刘歆、樊光、李巡、孙炎凡五家。」然则歆既伪撰，又自注之，自歆以前未尝有。其「犍为文学」无有姓名，亦歆所托，则徐敖传《毛诗》、庸生传《古书》之故态也。考《尔雅训诂》，以释《毛诗》《周官》为主。《释山》则有「五岳」，与《周官》合，与《尧典》《王制》异；《王制》「五岳视三公」，后人校改之名也《释地》「九州岛」与《禹贡》异，与《周官》略同；《释乐》与《周官大司乐》同；《释天》与《王制》异；祭名与《王制》异，与《毛诗》《周官》合。若其训诂全为《毛诗》，间有「敏拇」之训，「羕长」之释。《释兽》无「驺虞」之兽，《释木》以「唐棣」为「栘」，时训三家以弄狡狯。然按其大体，以陈氏《毛诗稽古编》列《尔雅毛传异同》考之，孰多孰少，孰重孰轻，不待辨也。盖歆既遍伪群经，又欲以训诂证之而作《尔雅》，心思巧密，城垒坚严，此所以欺绐百代者欤！然自此经学遂变为训诂一派，破碎支离，则歆作俑也。 　　或据《周易》「《师》，众也，《比》，辅也，《震》，动也，《遘》，遇也」皆与《尔雅》合，《丧服传》亲属称谓与《释亲》合，《春秋元命包》云「子夏问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为始何」《尔雅序》正义引与《释诂》合，而信之。不知歆纲罗其真以证成其伪，然后能坚人信，况《易杂卦》亦歆所伪哉！郑玄、张揖、郭璞之徒为其所谩，不亦宜乎！ 　　孙氏星衍《尔雅释地四篇》后叙云：「《尔雅》所纪，则皆《周官》之事。《释诂》《释言》《释训》，则《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及《训方氏》‘掌诵四方之传道」也；《释亲》则《小宗伯》‘掌三族之别以释亲疏’；《释宫》亦《小宗伯》‘掌辨宫室之禁’也；《释器》‘其緵罟谓之九罭’云云，则《兽人》‘掌罟田兽，辨其名物’；‘肉曰脱之’云云；则《内饔》‘辨体名肉物’；‘黄金谓之璗’云云，则《职金》‘掌凡金玉锡石之戒令，辨其名物之媺恶’；‘金镞翦羽谓之鍭’云云，则《司弓矢》‘掌六弓四拏八矢之法，辨其名物’也；‘珪大尺三寸谓之玠’云云，则《典瑞》‘掌王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一染谓之縓’云云，则《典丝》‘掌丝人而辨其物’也；《释乐》则《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阴阳之声’也；《释天》则《眂祲》‘掌十辉之法，以观妖祥辨吉凶’，又《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辨其吉凶’，又《甸祝》《诅祝》之所掌也；其旌旗则《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巾车》‘掌公车之政，辨其旗物而等叙之’也；《释地》《释丘》《释山》《释水》，则《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岛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又山师、川师、邍师之所掌也；《释草》以下六篇，亦《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山师、川师‘辨其物与其利害，而颁之于邦国，使致其珍异之物’；又《土训》‘地道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诏地求’也；又《仓人》‘掌辨九谷之物’，《龟人》‘掌六龟之属，各有名物皆在’也；《释畜》则《庖人》‘掌共六畜、六兽、六牲，辨其名物’；其马属则《校人》‘掌王马之政，辨六马之属’；鸡属则《鸡人》‘掌其鸡牲，辨其名物’也。昔鲁哀公欲学《小辨》以观于政，孔子告之《尔雅》，其意在是。是周公之着《尔雅》，为在《周礼》前。《周礼》之名物必以《尔雅》辨之也。」观此说，知《尔雅》与《周官》符合，其同为伪书易明矣。 　　歆云「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故既作《尔雅》后，复作《小尔雅》《古今字》。按：隋、唐《志》皆云「《小尔雅》一卷，李轨解。」唯《宋中兴书目》「《小尔雅》一卷，孔鲋撰，十三章。」见《玉海》四十四自后《宋史艺文志》同。晁公武《郡斋读书后志》云「见于孔鲋书。」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小尔雅》一卷。《汉志》有此书，亦不著名氏。《唐志》有李轨解一卷。今《馆阁书目》云‘孔鲋撰’。盖即《孔丛子》第十一篇也。」国朝宋翔凤《小尔雅训纂序》曰「今之为康成学者，恒谤讥此书，以为不合郑君，同乎俗说。然还按《诗》《礼》，乃郑君之改易古文，非《小尔雅》之偭违经义。据其后以疑其前，明者之所不取也。汉之经师，咸有家法，唯有小学，义在博通。就今所传杨子云、刘成国、张稚让诸家之作，多资旁采，尟获所宗，比之墨守，殆有殊途。至于此书，则依循古文，早见凌杂，檃括以就，源流合一。」今以宋氏《小尔雅训纂》逐条按之，无一字出于古文伪经之外者，盖与《尔雅》同为刘歆伪撰。《古今字》当亦出于一手，门人陈千秋曰：《尚书释文》引贾逵说：「俗儒以锊重六两，《周官》剑重九锊，俗儒近是。」按逵所谓「俗儒」之说，即出《小尔雅》。逵，刘歆古文之干城，何忽诋为「俗儒」？然逵以其与《周官》合，故以为近是。是即《小尔雅》与《周官》出于一手之明据，逵特偶驰骋其辞耳至自尊而窜附「孝经家」，抑亦妄矣。宋氏之说，足以卫《小尔雅》；不知更足以证刘歆之伪也。至宋人以为孔鲋撰者，盖五代之乱，此书已佚，而伪造《孔丛》者尝刺取以入其书，宋人又就《孔丛》录出之，故当代书目遂题为孔鲋所撰，则展转附会，歧中之歧，殆不足辨也。 　　《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亡六篇矣 　　《八体六技》。 　　《苍颉》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历》六章，车府令赵高作；《博学》七章，太史令胡母敬作 　　《凡将》一篇。司马相如作 　　《急就》一篇。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 　　《元尚》一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 　　《训纂》一篇。杨雄作 　　《别字》十三篇。 　　《苍颉传》一篇。 　　杨雄《苍颉训纂》一篇。 　　杜林《苍颉训纂》一篇。 　　杜林《苍颉故》一篇。 　　凡「小学」十家，四十五篇。入杨雄、杜林二家三篇 　　《易》曰「上古结绳以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扬于王庭」，言其宣扬于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汉兴，萧何草律，亦着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古制，书必同文，不知则阙，问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无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盖伤其寖不正。《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是时始建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杨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杨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苍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故》，并列焉。 　　《论语》《学记》《经解》《庄子》《史记》叙六经皆不他及，诚以孔子所笔削，虽《论语》《孝经》不能上列，况其它乎？小学者，文史之余业，训诂之末技，岂与六经大道并哉！六艺之末而附以「小学」，伪《尔雅》《小雅》《古今字》本亦小学，而附入《孝经》，此刘歆提倡训诂，抑乱圣道，伪作古文之深意也。按《内则》「十年出就外傅、学书计。」《尚书大传》「十有三年始入小学、二十入大学。」盖与《内则》俱卿、士之礼。《尚书大传》又云「十五始入小学、十八入大学。」此士庶人之礼也。唯《大戴保傅篇》「年八岁而出就外舍、束发而就大学。」则太子之礼，非卿、士、庶人所能比也。「保氏六书」之说，条理甚备，唯古书绝不之及。唯许慎《说文》、郑康成注《周官》称焉，然皆出歆之传，盖创造于歆而伪附于《周官》者也。《左传》「止戈为武，反正为乏」，盖歆所伪窜，郑渔仲攻之，识盖高矣。然歆亦非能创为之。盖事、形、声、意，通以转、假，古人所本有，名义条例，歆之所发明。倘其自着一书，发明六例，岂不甚善？唯伪托于经，则不得不恶而辨之也。其云「萧何草律，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六体中有古文、奇字，信如歆言，则其时吏民皆识古文，古文之学何以不兴？且许慎、卫恒、江式之流，咸以为古文绝于秦、汉，何也？盖缪篆、虫书，以摹印章、书幡信则或有之。《八体六技》盖歆所伪撰。《史籀》十五篇，盖犹是周入小学之书，唯与歆所伪之壁中古文异体，故歆称萧何律之六体及甄丰之校六书，皆有古文、奇字而无籀，其抑之可见。盖秦篆文字出于《史籀篇》，《史籀》为周之文，而为汉今文之祖。歆之抑之，亦犹言《易》则尊费氏而抑施、孟、梁丘，言《春秋》则右左氏而左公、谷也。 　　《苍颉》虽为秦篆，然上原《史籀》，当为文字正体。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时王莽柄国，尊信刘歆，此百数人被征者，必皆歆之私人，奉歆伪古文、奇字之学者也。刘歆工于作伪，故散之于私人，假藉莽力征召贵显之，以愚惑天下。如古文经传，授之私人，及王莽奏征天下通「《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者诣公车，至者千数，皆其故智也。杨雄之好奇字，盖为歆所惑而受歆学者，《法言》《太玄》并用伪经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易《苍颉》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盖歆征其私人以绐杨雄，又假杨雄之名使编《训纂》以绐天下，其术甚巧，杨雄有知，应悔为其所卖也。班固续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固所谓「六艺」者，歆之《毛诗》《逸书》《逸礼》《周官》《左氏春秋》《尔雅》《月令》之伦，其伪古文皆取之。《史籀》十五篇，建武已亡其六。《苍颉》五十五章，每章六十字。然则西汉《苍颉》篇三千三百字。相如《凡将》、史游《急就》、李长《元尚》皆《苍颉》正字，唯《凡将》颇有出，当不多，兼有复字。盖汉时《苍颉篇》本合《苍颉》《爰历》《博学》之书为之，故有复字；李斯、赵、胡各自着书，本不相谋，则复字当必多，是并无三千三百字之数矣。西汉六艺群书当备集矣，此为周、秦相传之正字也。而杨雄、班固所增凡一百三章，以六十字一章计之，共六千一百八十字，骤增两倍之数。《苍颉》本皆今字，歆复使杜林作《训故》，窜以古字、古训，于是《苍颉》亦有乱于古学者矣。故云「《苍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盖以歆授意杜林窜入古学之本为正也。许慎绍贾逵之传，主张古学，《说文叙》云「九千三百五十三文。」殆兼《苍颉篇》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杨雄、班固所续一百三章六千一百八十字，共九千余字而成之。于是真伪之字，淄渑混合，不可复辨。《说文叙》中只举《苍颉篇》《训纂篇》，未及班书，读者未了。按班固死于永元四年，《说文》成于十二年，《说文》「隍」下引班说，可见许采班书。《新唐书艺文志》「班固《在昔篇》一卷，《太甲篇》一卷」，即十三章也，惜《说文》中不可尽别白矣于是周、汉相传之正字，尽为歆所增乱，而不可识矣。吁！雄、固、许慎失之于愚，而歆变乱先王之正文，其罪又浮于李斯矣。今唯据《急就篇》择籀文及西汉今文经之逸文汇存之，而以西汉前金石文字辅证之，或可存周、汉经艺正字之大概焉。 　　凡文字之先必繁，其变也必简。故篆繁而隶简，楷、真繁而行、草简。人事趋于巧便，此天智之自然也。以造文之始，必多为笔墨形象，而后其意始显。及其通用，但使为记号，而已可共晓。今泰西文自巴比伦文字而变为犹太，再变为希腊，又变为拉丁，然后为今法文。英文又从法文而变之，以音纪字，至简者也；拉丁之字稍繁焉。侍郎郭嵩焘使其地，得其三千年前古文字，皆是象形，与中国钟鼎略同。然则文字未有不始于繁，而终于简者也。今古文反简，籀文乃繁，桂馥云「故小篆于籀文则多减，于古文则多增。如‘云’字，古文也，小篆加雨为‘云’；‘渊’字，古文也，小篆加水为‘渊’；王筠曰「**始是古文，一象形，一会意，令人一望而知其物。颠倒*字，又断其两曲以成‘二’字，遂成‘云’矣。水字横书之，破其崖岸，列之两旁，遂成‘渊’矣。此作字者欲其整齐，不顾偭规错矩也，岂得为古文哉？」‘矛’字，古文也，小篆加入为‘保’。《颐部》云「篆文「颐」从「页」。徐锴曰：籀文「颐」从「沓」。然则‘颐’为古文，‘沓’为籀文，‘颐’为小篆。」然则古文改繁为简，因小篆而作可知。桂馥又云「《说文叙》云：‘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此可知大篆不施于书册也。」王筠曰「今之书册，固不知几经改易，然‘其’‘盘’‘灾’三字皆籀文，‘敢’‘弃’二字亦由籀文小变之。‘遬’字见《礼记》，此亦有所承，非尽后人改用籀文也。」且周既有籀书，何以复作古文？必不然矣。即有一二奇字，亦是列国妄改，不合于《史籀》之正者也。桂馥又云「《说文》谐声，多与《诗》《易》《楚辞》不合。」如确是三代古文，则应相合。益以知其伪也。 　　按文字之流变，皆因自然，非有人造之也。南、北地隔则音殊，古、今时隔则音亦殊。盖无时不变，无地不变，此天理也。然当其时、地相接，则转变之渐可考焉。文字亦然。《志》称「《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则非歆之伪体，为周时真字，断断也。子思作《中庸》，犹曰「今天下书同文」。则是自春秋至战国，绝无异体异制，凡史载笔、士载言，藏天子之府，载诸侯之策，皆籀书也。其体则今之《石鼓》及《说文》所存籀文是也。子思云然，则孔子之书六经，藏之于孔子之堂，分写于齐、鲁之儒皆是。秦之为篆，不过体势加长，笔画略减，如南北朝书体之少异。盖时、地少移，因籀文之转变，而李斯因其国俗之旧，颁行天下耳。观《石鼓》文字与秦篆，不同者无几，不止如王筠所谓「其」「盘」「灾」「敢」「弃」，知经文上承籀法也。王筠深于六书，故能发出。深于许慎而能攻许慎。如柳子厚深于《国语》而作《非国语》，杨雄深于《离骚》而作《反骚》，所谓蠹生于木而还食其木也今秦篆犹存者，有《郎邪刻石》《泰山刻石》《会稽刻石》《碣石门刻石》，皆李斯所作，以为正体，体并圆长；而秦权、秦量即变方匾。汉人承之而加少变，体在篆、隶间。以石考之：若《赵王上寿刻石》为赵王遂廿二年，当文帝后元六年；《鲁王泮池刻石》当宣帝五凤二年，体已变矣，然绝无后汉之隶也。至《厉王中殿刻石》，几于隶体，然无年月，江藩定为江都厉王，尚不足据。左方文字莫辨，《补访碑录》审为「元凤」二字，而《金石萃编》疑为「保」「岁」「庶」等字，则「元凤」固不确也。《金石聚》有《凤凰画象题字》，体近隶书，《金石聚》以为元狩年作，江阴缪荃荪谓当从《补访碑录》释为元康，则晋武帝时隶也。《麃孝禹碑》为河平三年，则同治庚午新出土者，体亦为隶，顺德李文田以为伪作，无疑也。《叶子候封田刻石》为始建国天凤三年，亦隶书，嘉庆丁丑新出土，前汉无此体，盖亦伪作。则西汉未有隶体也。降至东汉之初，若《建平郫县石刻》《永光三处阁道石刻》《开通褒斜道石刻》《裴岑纪功碑》《石门残刻》《郙阁颂》《戚伯着碑》《杨淮表纪》，皆以篆笔作隶者。《北海相景君铭》，曳脚笔法犹然。若《三公山碑》《是吾碑》，皆由篆变隶、篆多隶少者，吴《天发神谶》犹有此体。若《三老通碑》《尊楗阁记》为建武时碑，则由篆变隶而隶多篆少者。以汉钟鼎考之：唯《高庙、都仓》《孝成、上林》诸鼎有秦篆意，《汾阴、好峙》则有秦权意。至于《太官钟》《周杨侯铜》《丞相府漏壶》《虑俿尺》《若食官钟铭》《绥和钟铭》，则体皆扁缪，在篆、隶之间矣。今《焦山陶陵鼎铭》，其体方折，与《启封镫》及《王莽嘉量》同为《天发神谶》之先声，亦无后汉之隶体者。以瓦当考之，秦瓦如「维天降灵甲天下、大万乐当」、「嵬氏冢当」、「兰池宫当」、「延年瓦」、「方春萌芽」等瓦，为圆篆。至于汉瓦，若「金」字、「乐」字、「延年」、「上林右空」、「千秋万岁」、「汉并天下」、「长乐未央」、「上林甘泉」、「延寿万岁」、「高安万世」、「万物咸成」、「狼千万延、宣灵万有、喜万岁」、「长乐万岁」、「长生无极」、「千秋长安」、「长生未央」、「永奉无疆」、「平乐阿宫」、「亿年无疆」、「仁义自成」、「揜衣中庭」、「上林农宫」、「延年益寿」，体兼方圆；其「转婴柞舍」、「六畜蕃息」及「便」字瓦，则方折近《郙阁》矣。盖西汉以前无熹平隶体，和帝以前皆有篆意。其汉砖有「竟宁建平」、秦阿房瓦「西凡二十九六月官」七字，纯作隶体，恐不足据。盖自秦篆变汉隶，减省方折，出于风气迁变之自然。许慎《说文》叙诋今学，谓「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諠称秦之隶书为苍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盖是汉世实事。自苍颉来，虽有省改，要由迁变，非有人改作也。《志》乃谓「秦时始建隶书，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许慎又谓：「程邈所作。」盖皆刘歆伪撰古文，欲黜今学，故以徒隶之书比之，以重辱之。门人陈千秋说其实古无「籀」、「篆」、「隶」之名，但谓之「文」耳，创名而抑扬之，实自歆始。且孔子「五经」中无「籀、篆、隶」三字，唯伪《周官》「隶」字最多，则用《庄子》《韩非子》者。又「卿乘篆车」，此亦歆意也。于是「篆」、「隶」之名行于二千年中，不可破矣。夫以「篆」、「隶」之名承用之久，骤而攻之，鲜有不河汉者。吾为一证以解之。今人日作真书，兴于魏，晋之世，无一人能指为谁作者，然则风气所渐移，非关人为之改作矣。东汉之隶体，包氏世臣以为蔡中郎所变，然《王稚子阙》《嵩高铭》《封龙山碑》《乙瑛碑》挑法已成，特中郎集其成耳。然汉隶中有极近今真楷者，如《高君阙》「故益州举廉丞贯」等字「阳」、「都」字之「邑」旁，直是今真书，尤似颜真卿。考《高颐碑》为建安十四年，此阙虽无年月，当同时也。《张迁表颂》，其笔画直可置今真楷中。《杨震碑》似褚遂良笔，盖中平三年者。《子斿残石》《正直残石》《孔彪碑》亦与真书近者。至《吴葛府君碑》，则纯为真书矣。若吴之《谷朗碑》，晋之《郛休碑》《枳阳府君碑》《爨宝子碑》，北魏之《灵庙碑》《吊比干文》《鞠彦云志》《惠感、郑长猷、灵藏造象》，皆在隶、楷之间，与汉碑之《是吾》《三公山》《尊楗阁》《永光阁道》刻石在篆、隶之间者正同，皆转变之渐，至可见也。不能指出作今真书之人，而能指出作汉隶者，岂不妄哉？后人加出「八分」之说，又指为王次仲作，益更支离。然蔡文姬述父邕语曰「去隶八分取二分，去小篆二分取八分。」张怀瓘曰「八分减小篆之半，隶又减八分之半。」刘氏熙载曰「汉隶可当小篆之八分，是小篆亦大篆之八分，正书亦汉隶之八分。」于古今转变之故，颇能发明。通于此义，则知自孔子时之「文」，三变至今日而犹存，未尝有人改作之，唯歆窜乱之耳。夫籀、篆之体，有承变而无大异，虽以歆之颠倒妄谬，亦不过谓「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孔子手写之经，自孔鲋、孔襄传至孔光十余世不绝，别有秦、魏之博士贾山、伏生及鲁诸生手传之本，师弟亲授，父子相传，安得变异？则汉儒之文字，即孔子之文字，更无别体也。子思谓「今天下书同文」，则许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分为七国、文字异形」，江式表谓「其后七国殊轨，文字乖别，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蠲罢不合秦文者」，卫恒《四体书势》谓「及秦用篆书，焚烧先典而古文绝」，皆用刘歆之伪说，而诞妄之讏言也。古文、奇字本于钟鼎，今《说文》所载，古文千余，无奇字，盖即《八体六技》之书。许慎说经皆从古学，则是尽见古文。刘歆以古文之体写其伪经，然字数不过千余，其中又多刘歆所伪造，则三代金石异文亦仅矣。 　　凡中世承平，右文渐盛，则金石渐兴，宋之刘敞、黄长睿，欧阳《集古》、明诚《金石》皆然。明及国朝，此风弥扇，而伪钟鼎、伪碑版遂蜂涌其间。京师市贾皆擅此技，山东贾人且开炉专铸古铜，正不独《岣嵝之碑》为杨慎伪撰、「垂露」诸体为梦英伪作，其余「吉日癸巳」之刻、《比干铜盘》之铭亦然。且即有三代文字，历世既邈，又字多异体，势难尽识，不出于勉强傅合，则必将杜撰伪作。故谈金石学者，未有不自欺而附会者也。汉自武、宣后，郡国山川往往出彝鼎，士人渐有好之。当时上好符瑞，方士媚上伪为之，真者殆无一二。且道家兴于汉、魏，后作为符篆诸体，虞集识之，凡七十余体，则方士所伪造应不少。《汉书郊祀志》「美阳得鼎献之，张敞好古文字」，按鼎铭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赐尔旗鸾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丕显休命。’」盖当时识古文者唯有敞。然今所见鼎铭皆出于王命，而书体绝异，此鼎铭不知何体？歆「古文」二字大体从此撰出，其以《左传》附于张敞亦以此。然恐张敞识古文字,亦歆所杜撰耳。杨雄、刘歆皆以绝特之学兼好奇字，如近世金石大盛，硕学之徒罕有不通之者。其许慎云「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则当时实有奇字，于是杨雄好之，而作《训纂》。侯芭、歆子棻皆从问之，亦歆所为也。歆既好博德通，多搜钟鼎奇文以自异，稍加窜伪增饰，号称「古文」，日作伪钟鼎，以其古文刻之，宣于天下以为征应。以刘歆之博奥，当时不能辨之，传之后世，益加古泽。市贾之伪，不易辨其伪作，况歆所为哉！许慎谓「鼎彝即前代之古文。」古文既伪，则鼎彝之伪，虽有苏、张之舌不能为辨也。歆窥其时学者破碎，枝叶丛蔓，说五字之文至二三万言，乘其空虚，挟校书之权，藉王莽之力，因以伪文写伪经，别为《八体六技》以惑诱学士，昭其征应。《说文》序称「孝平时，征爰礼等百余人，说文字于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亡新居摄，使大司甄丰等校文书，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三曰‘篆书’，即小篆；四曰‘佐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又称「壁中书者，鲁共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然《史记》共王无得古文事，张苍传授亦歆伪托，则是实无古文。歆既位国师，为王莽所尊信，爰礼、杨雄、甄丰皆其私党，杜林事莽，亦其私人，王璜、涂恽受其古文伪《书》，徐敖、陈侠受其《毛诗》，皆藉歆力擢至贵显。两次诏求古文、奇字，集之王庭，天下学者耳目咸为所涂，几以为真壁中古文矣。杜林为张敞外孙，既夙有师承，易于托附，故西州漆简为东汉伪古文书之胎祖，而复为《苍颉》《训纂》《苍颉故》以乱旧文。贾逵传父徽所受涂恽之学，和帝中受诏修理旧文，传之许慎，今所传《说文》是也。《汉志小学》诸书，见近人所辑，仅得十一于千百，然半为歆所窜定者。许慎主张古学，其文字九千三百五十三。封演《闻见记》：「后汉和帝时，始获七千三百八十四字；安帝时，许慎特加搜采，九千之文始备。」和帝时或未数班固书也。其书自古文、籀文外，小篆诸体亦皆自古文变出，其说经说礼皆古说，则纯乎歆之伪学也。当是时，古文之学最盛，扶风曹喜工篆，而曰「小异斯法而甚精巧。」蔡邕采之为古文杂形，诏于太学立石碑，刊载五经，题书楷法多是邕书。后开鸿都，诸方献篆，书画奇能莫不云集，于时张揖着《埤苍》《广雅》《古今字诂》，陈留邯郸淳亦与揖同时，博古开艺，特善《苍》《雅》、八体、六书，又建《三字石经》于汉碑之西。又有京兆韦诞、河东卫觊，并能古文篆，皆述歆、慎之余波。于是《说文》《字林》《三苍》《尔雅》盛行，为「小学」之轨则。唐世立之于学官，以课试天下之士，于是歆、慎之学统一天下，尊无二上矣。 　　凡六艺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着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至于五学，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 　　《诗》虽有三家，其归一也；《书》皆出于伏生；《礼》皆出于高堂生；《易》皆出于商瞿，尤无异论；《春秋》出于公羊、谷梁；经传纯全，安得谓为「乖离」？歆伪为古文，不攻旧说之乖，无以见新学之是。是时古文之出，孔光、龚胜、师丹、公孙禄及诸博士皆不从之，故歆又以学者为不「阙疑」，「安其所习，毁所不见」为大患，皆歆抑真今、崇伪古之微言也。 　　《六艺略》之作伪，略见于此。而其大端有五罪焉：一，颠倒六经之序。《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序，孔子手定；孔门旧本，自《经解》《庄子》、史迁无不以《诗》为首，《书》次之，《易》后于《诗》《书》《礼》《乐》而先于《春秋》，靡有异说。辨见前而歆以《易》为首，《书》次之，《诗》又次之。后人无识，咸以为法，自是《释文》《隋志》宗之，至今以为定制。倒乱孔子六经之序，其罪一。二，西汉以前但有博士之经，即秦火不焚之本、孔氏世传不绝之书，无阙文亦无异本也。歆伪作古文以窜易六艺，或增或改，诸经皆遍，以其伪古经文加于孔子今文经之上。如《易经》本上下二篇，而云「《易经》十二篇」，此歆所增改者也。「《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经》二十九卷」，上《古文经》者，歆作也；下《经》者，博士传孔子之《经》也。「《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上《古经》，歆伪也；下《经》，博士传孔子之《经》也。「《论语》古二十一篇，《齐》二十二篇，《鲁》二十篇」，《论语》古，歆伪也；齐、鲁《论》者，七十子所传也。「《孝经》古孔氏一篇，《孝经》一篇」，《古孔氏》者，歆伪定也；《孝经》者，博士所传孔门之旧也。以己伪经加孔子真经上，悖谬已极，其罪二。博士传孔子学者，《诗》止齐、鲁、韩三家，《礼》止高堂生十七篇，《乐》止制氏，《春秋》止公、谷二家。歆伪为《毛诗》《逸礼》《周官大司乐章》及《乐记》《左氏传》，于是论议之间，斥三家《诗》「取杂说非本义」「《士礼》不备，仓等推而致于天子」「制氏《乐》仅知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公、谷二家口说失真」，诋之唯恐不至，而盛称其伪作之书。后人无识，竟为所惑，孔子真经微而几亡，伪经盛行。其诬毁篡圣，大罪三。六经皆孔子笔削，包括天人，至尊无并。虽以《论语》《孝经》之美，《王制》《经解》《学记》《庄子》《史记》不以并称。至于「小学」，尤为文史之末技，更无可与经并列者。歆伪作古文以写伪经，创为训诂以易经义，于是以《论语》《孝经》并六艺，又以伪作之《尔雅》《小尔雅》厕《孝经》家，自是六经微言大义之学亡，孔子制作教养之文绝。自后汉以来，训诂形声之学遍天下，涂塞学者之耳目，灭没大道，其罪四。六经笔削于孔子，礼、乐制作于孔子，天下皆孔子之学，孔子之教也。歆思夺之，于《易》则以为文王作上、下篇，于《周官》《尔雅》以为周公作。举文王、周公者，犹许行之托神农，墨子之托禹，其实为夺孔子之席计。非圣无法，大罪五。歆作伪经，定《七略》，其罪如此，不知天下后世犹甘尊信之否乎？ 　　《论语》：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孟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又：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荀子非十二子篇》「是子张氏之贱儒也；是子夏氏之贱儒也；是子游氏之贱儒也。」而《儒效篇》发大儒之效尤详。《礼记儒行篇》「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欤？’」《庄子秋水篇》「知儒、墨之自然而相非，则趣操睹矣。」《徐无鬼篇》「庄子曰‘然则儒、墨、杨、秉四与夫子为五。’」《墨子公孟篇》「程子曰‘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韩非子显学篇》「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太史谈论「六家」指要：「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见《史记太史公自序》《史记酷史传序》「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郦生传》「沛公不好儒，未可以儒上说也。」诸子、传记所言「儒」皆如此，不能遍举，仅每家择录一、二耳凡所云「儒」者，皆与异教对举而言。盖孔子改制后，从其学者皆谓之「儒」。故「儒」者，譬孔子之国号，如高祖之改国号为汉，太宗有天下之号为唐，艺祖有天下之号为宋，皆与异国人言之。至于臣民自言，则云「皇朝」「圣朝」「本朝」「国朝」，人自明之，不待称国号也。孔子之学，秦时已立博士。《史记秦始皇本纪》云「非博士官所职，敢有藏《诗》《书》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则博士以《诗》《书》为职可知。《贾山传》：「祖父祛，为魏时博士。」则秦、魏亦从孔子之教。意自子路居卫，曾子居鲁，子贡居齐，子张居陈，子夏居西河，澹台子羽居楚，七十子各「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虽以七国之无道，盖无不从孔子之教矣。老、墨后起，揭帜与孔子争；而义理精密，大势已成，终不能敌。而道日尊，名日盛，故战国诸子，名、法、农、战，蜂涌并兴，莫不欲夺孔子之席，日与孔子为难。高祖入鲁，以太牢祀孔子，亦以其一时教祖，因而尊之。至于文、景，虽好黄、老，博士仍具官待问。然诸子之言纷然淆乱，孔子之道虽大行，仍与诸教相杂，未能别黑白而定一尊，犹文王之化行江、汉，三分有二，未大一统也。至武帝时，董仲舒请「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绝勿进；丞相田蚡亦好儒术，公孙弘请广厉学官之路，立太常博士弟子，设甲乙科；元帝时郡国遍立校官。于是天下仰流，百川赴海，共归孔子之学，则天下混一，诸家息灭，无复「儒」、「墨」之可对言，亦无九流之可并立。故太史公特为孔子立《世家》，其《赞》曰「言六艺者，折衷于夫子，可谓至圣矣！」于《周本纪》《十二诸侯年表》《列国世家》，皆特书「孔子卒」，盖尊为一统共主也。其七十子，则立《仲尼弟子列传》以尊之。其后学以孟、荀为大宗，亦立传焉。斯真史迁之高识别裁也。太史谈之以「儒」列于「六家」者，谈本老学，其时未绝异教，故以「儒」与「道」、「墨」班，犹辽、夏之人乐与宋并称，夜郎欲与汉比，亦其宜耳。若史迁即不尔。至于向、歆之世，则天下之受成于孔学者，久以六经为学，教出于一，既无异论，亦无异学，凡义理、文字、书册莫不统焉。歆之编《七略》也，既独尊六艺为一略，统冠群书以崇孔子，犹编《汉书》者之尊高祖为《本纪》，编《宋史》者之尊艺祖为《本纪》矣。即七十子后学者如子思、孟子、孙卿，犹高祖之有文、景、武、昭，艺祖之有真、仁、英、神也；不尔，亦与七十子同为宗室诸王也。其后学若陆贾、贾谊、董仲舒之徒，则其将相大臣也。编书之例与编史之例同，则七十子后学者，亦宜为《五宗世家》《萧曹世家》之比，宜附于《本纪》之后，不与《外夷列传》班者也。屈原之文皆引经艺，亦陈良之俦传仲尼之道者，则「诗赋家」亦古《诗》之流。以《太史公书》附《春秋家》后例之，亦宜附《诗家》之末。然勿混正统，则与《兵书》《数术》《方技》各分为略，附于六经七十子后学记之后，如《文苑》《方术》之各立专传，尚无不可。唯名、法、道、墨者，本各自为教，如汉之有匈奴、西域，宋之有辽、夏、金、元，自为异国，不相臣服。史家于《文苑》《方术》之下立《外夷传》，俾其事得详而其体不与中国敌，体裁至善也。循斯为例，则名、法、道、墨诸家，其道不能废者，宜为「异学略」，附于《七略》之末，如《晋书》之有《载记》，乃为合作也。今歆编《七略》，以儒与名、法、道、墨并列，目为「诸子」，外于六艺，号为「九流」，是陈寿之《三国志》，崔鸿之《十六国春秋》，萧方等之《三十国春秋》也。且「儒」者，孔子之教名也，既独尊孔子之六经，而忽黜其教号、弟子与衰灭之教并列，则是光武修汉高之实录，而乃立《汉传》《匈奴传》《西域传》《西南夷传》并列，俾文景武昭、萧曹绛灌与冒顿、乌孙、身毒齐类而并观；高宗修宋艺祖之实录，而又立《宋传》《辽传》《夏传》《金传》《元传》，俾真、仁、英、神、赵普、曹彬、韩琦、富弼之伦与耶律德光、耶律休哥、阿骨打、赵元昊、成吉斯齐类而并列。有是史裁，岂不令人发笑哉！且九流之中，唯道、墨与儒显然争教，自余若「农家」之学，则《书》存《无逸》，《诗》存《七月》《生民》，非「农」而何？《论语》言「正名」，《易系》「明罚勅法」，非名、法而何？《典》重「授时」，《礼》贵《筮日》，非「阴阳家」而何？若夫为命之重，刍荛之采，则「纵横家」、「小说家」何尝不兼纳之其中？今乃以之与儒并列，而皆以为出于古先一官之守。夫「儒家」，即孔子也，七十子后学者，即孔子之学也。其中如《系辞》《丧服传》《公羊传》之类，附经已久，七十子之书与孔子不能分为二学也。以七十子之学仅出于司徒之一官，足以顺阴阳、明教化而已。则是孔子之教，六经之学，仅得司徒一官，少助教化，其它则无补。而十家之术，虽「纵横」、「小说」反复鄙琐，亦得与孔子之道「犹水火之相生而相灭，仁义之相反而相成，宜各舍短取长，折衷之以备股肱之材」。不知歆何怨何仇于孔子，而痛黜之深如此？出之异教之口犹可，出于歆家承儒业者，岂不大异哉！孔子之道，范围天下，子思所谓「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譬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歆乃公然贬之，大书《七略》以告天下。千古谤圣毁贤，无如此极，非狂禅之呵佛骂祖比也。考歆终日作伪，未必有甄综九流之识，盖为操、莽之盗汉，非为金、元之灭宋也。特自伪《周官》，欲托身为周公以皋牢一切，故兼收诸子，以为不过备我学一官、一识之守，因痛抑孔子，以为若而人者，亦仅备一官守，足助顺阴阳、明教化而已，阳与之，实所以夺之者，至矣！唐人尊周公为先圣，而以孔子为先师，近世会稽章学诚亦谓周公乃为集大成，非孔子也，皆中歆之毒者。但群蒙谤日，终不能以只手遮天，孔子之道自尊也。唯自歆列「儒家」于诸子，而叙七十子于其中，后世因之。自荀勖《中经簿录》，隋、唐《经籍》《艺文志》以下，至国朝《四库全书总目》，莫不从之。传仲尼之正统者，仅列九流之一家；讲「小学」之伪文者，乃为六经之附庸，颠倒悖逆，至于此极！二千年中，云霾雾塞，如堕深阱，未有人变易之者，天下尚有公是邪？宜乎为孔子之学者日衰也。《传》曰「见无礼于君者，如鹰之逐鸟雀。」今大声疾呼，以当鸣鼓之攻，别采群书为《七十子后学记》，以附六经之后，以备孔门之学。庶学者知所严崇兴起，而革刘歆以「儒」平列九流之逆说。其详见《七十子后学记凡例》，今不及。 　　歆抑儒家于九流，其谬固如此。而后之修史者，自班固以下，以《儒林》别立列传，皆囿于歆之邪说。夫《史记》之立《儒林传》，盖武帝以前百数十年间，孔子之学未一统，伏生、申公之伦皆独抱遗经，经略方新，而反侧未靖，《史记》纪其行事，特揭「儒者」之号以表异之，事之宜也。若至武帝厉学官、置博士之后，孔子之后淹有四海，而犹拘拘以「儒」自表，无乃悖乎？后汉儒术尤盛，将相皆出其中，与朝皆儒，别立《儒林》，尤为无理。尤可异者，《宋史》为尊朱子，以《儒林》《道学》分为二传，薄孔子教名而不居，别为异论以易之，已如守成之主无故而自更国号矣。而近世仪征阮元，更附会以《周官》「师以道得民，儒以艺得民」之说。夫「儒者」之名，始于孔子，一统之号，臣庶所尊，抑之为「艺」而以「道」专属于师，又以师、儒不过我法中系民之一，抑先圣之大道，以自尊其渎乱不验之术。试问非儒何以为师？非道何以为儒？似此出于异教之口，已为可怪。歆贬洙、泗之国号，斥尼山之教术，而犹有尊信之者，此真离经畔道之尤者也。自汉迄明，其立《儒林传》，皆名不正、言不顺之大者，今并纠于此以正大义焉。 　　 　　 　　 　　汉书河间献王鲁共王传辨伪第四 　　按：古学惑人最甚、移人最早者，莫若《汉书》。自马融伏东阁受读后，六朝、隋、唐传业最盛。二千年来，学者披艺受学，即便诵习，先入人心，积习生常，于是无复置疑者，古学所以坚牢不可破也。余读《史记河间献王、鲁共王世家》，怪其绝无献王得书、共王坏壁事，与《汉书》绝殊。窃骇此关六艺大典，若诚有之，史公何得不叙？及读《儒林传》，又无《毛诗》《周官》《左传》，乃始大疑。又得魏氏源《诗古微》、刘氏逢禄《左氏春秋考证》，反复证勘，乃大悟刘歆之作伪。而卒无以解《汉书》也，以为班固校书，本从古学而然耳。今按葛洪《西京杂记》，谓：「《汉书》本刘歆作，班固所不取不过二万许言。」刘知几《史通正史篇》亦谓刘歆续《太史公书》，即作《汉书》也。盖葛洪去汉不远，犹见《汉书》旧本，乃知《汉书》实出于歆，故皆为古学之伪说，听其颠倒杜撰，无之不可。其第一事，则伪造河间得书、共王坏壁也。后人日读古文伪经及《汉书》，重规叠矩，掩蔽无迹。故千载邈邈，群盲同暗室，众口争昼日，实无见者，岂不哀哉！重之曰：歆造伪经，密致而工；写以古文体隆隆，托之河间及鲁共。兼力造《汉书》，一手掩群蒙。金丝发变怪，百代争讧讻。校以《太史公》，质实绝不同。奸破覆露，霾开日中。发得巢穴，具告童蒙。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至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从而游。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丽以闻，曰「王身端行治，温仁共俭，笃敬爱下，明知深察，惠于鳏寡。」大行令奏「《谥法》曰‘聪明睿知曰献。’宜谥曰‘献王’。」 　　《史记河间献王世家》云「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为河间王……二十六年卒。」《汉书》本传同今按：景帝立十六年，自前二年下数二十六年，为武帝元光五年；《太史公书》讫于天汉三年，上数至元光五年献王之卒，凡三十三年，则太史公远在河间之后也。 　　《太史公自序》称「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则天下凡有佚书出者，史迁莫不见之。故《自序》云「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罔罗天下放失旧闻、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自序》又曰「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则山东诸儒之学，盖皆详访而熟讲之矣。 　　今考《史记河间献王世家》，但云「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之游」十九字，下即叙卒。若如《汉书》所叙，献王得书等于汉朝，史迁好学，不应绝不一叙。至于得《周官》、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尤为艺林殊功重事，何以史迁于《献王世家》绝不一叙？而总括六艺作《儒林传》，遍详诸经，于《诗》则鲁、齐、韩，于《礼》则唯有高堂生《士礼》，于《春秋》则公羊、谷梁，未尝知天下有所谓《毛氏诗》《周官》《左氏春秋》者，何哉？若谓河间虽得古文先秦旧书，而史迁不获见之，则史迁少讲业齐、鲁之都，《毛氏诗》《左氏春秋》既立博士，山东诸儒从之游者必皆熟闻。迁生后三十余年，亲与山东诸儒讲业，岂有六艺大业不获一闻其名者？又身为太史，百年之间，《诗》《书》间出，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毛诗》《左氏春秋》，河间既立博士，彰明显彻，自必集于太史公，何以不获一见？且左氏之书，则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汉书司马迁传赞》叙其作《史记》所援据之书，亦曰据《左氏国语》与《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皆为叙事之书。可知左氏之书，分国为体，并非编年而为《春秋》作传。故《儒林传》叙《春秋》之学，有《公羊》《谷梁》而无《左氏》，以其纪事而不释经，与《春秋》绝不干预。《太史公自序》尊《春秋》至矣，其为《世家》《列传》多据《左氏》，其熟精《左氏》至矣。使《左氏》有经文释义，史迁博达，宜扶微学，何昧昧焉诬其为《国语》，置之与《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同列，而黜之于《公羊》《谷梁》之外哉？其事至明，浅学者一加详考，未有不失笑其纰漏嗤黠者也。 　　歆阴窜易左氏《国语》为编年而以为《春秋传》，伪为《周官》以改《礼》学，又伪《毛氏诗》以证之。以传记引《逸书》数十篇，易于伪托，先为古文《书》，于是以所伪作书皆号为古文。至《易》所传，尤彰彰无可下手，则为《费氏易》以为古文以影射之。左氏突出公、谷之外，恐人不信，又伪邹氏、夹氏俱为传，以映带遗书之多焉。既挟校书之权，作为《七略》，肆其窜附矣，犹恐无可征信，于是缉《尔雅》、作《汉书》，以一天下之耳目。见《史记河间献王世家》有「好儒学」三字，以为藩王之力能购书也，于是将生平伪撰之书一举而附于《河间传》中，以证成其真而阴灭其迹。故史迁仅言献王「好儒学」，歆即云「修学好古」，以其伪作古文伏之矣；以己之出于欺也，则云「实事求是」矣。国朝经学家动引河间之「实事求是」，而不知为歆谩语也于是首叙金帛之招善书，次叙四方道术、先祖旧书之多奏，三叙其得书之等于汉，盖汉秘府本无其书，必云河间等于汉，乃可立也四叙淮南好书，以影射而实其事。郑重重复，叙之又叙，而后乃云「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于是直以其伪着之《周官》《毛氏诗》《左氏春秋》为曾立博士，而以《儒林传》应之。于是证佐分明，无可摇动，而伪书行，丰蔀数千年，人人皆在其裈中而莫能窥之矣。 　　共王初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钟磬琴瑟之声，遂不敢复坏，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 　　按：《史记鲁共王世家》无共王坏孔子宅得古文经传事。史迁好学，又为太史，天下遗文古事毕集，不应共王得古文经传而不知其事、不见其书。正与《献王传》同，皆歆之伪窜者也。本传但云「得古文经传」，不着何经。《艺文志》称「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则共王与献王同得《尚书》《礼记》。然即使献王在武帝初，共王在武帝末，相距数十年，则献王之《古文尚书》应大行，何以山东诸儒未尝有之，俟共王得书后，而孔安国乃传之哉？其自相矛盾，作伪日劳，抑可概见。且按以共王本传，二十八年而薨，为元光六年，正在武帝初年，下距巫蛊事将四十年，不知安国何以久不献也？其诬妄支离，不待辨矣！ 　　据《艺文志》《刘歆传》《河间献王传》，《古文书》《礼》《礼记》，共王与献王同得，而皆不言二家所得之异同，岂残缺之余，诸本杂出，而篇章文字不谋而合？岂有此理！其为虚诞，即此已可断。然《艺文志》又言「《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依刘敞校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是《古文礼》淹中又得。淹中及孔氏所得，与十七篇同一相似，同一多三十九篇，不谋而同，绝无殊异。焚余之书，数本杂出，而整齐画一如是，虽欺童蒙，其谁信之！而欺绐数千年，无一人发其覆者，亦可异也。 　　 　　 　　 　　汉书儒林传辨伪第五 　　歆修《六艺略》，既尽窜伪经遍布其中矣，无如伪书突出，师授无人，将皆疑而莫之信也。于是分授私人，依附大儒，伪造师传，假托名字，弥缝其隙，密之又密，所以深结人信者在此。然范升已谓左氏师授无闻矣。案经久远，无不破露，今发其覆，作伪之劳，不足供一哂也。独是毛亨、毛苌，以无是、子虚窃两庑特豚之祀，崇德大典，等于儿戏。刘歆有知，应笑天下愚儒固易欺绐耳。今将其伪造源流，条辨于左。 　　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学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周道既衰，坏于幽、厉，「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陵夷二百余年而孔子兴。以圣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乃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于是应聘诸侯以答礼行谊。西入周，南至楚，畏匡，厄陈，奸七十余君。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究观古今之篇籍，乃称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也。」又曰：「周监于二世，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于是叙《书》则断《尧典》，称《乐》则法《韶舞》，论《诗》则首《周南》。缀周之《礼》，因鲁《春秋》，举十二公行事，绳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获麟而止。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皆因近圣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仲尼既没，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黜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犹弗废。至于威、宣之际，孟子、孙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陈涉之王也，鲁诸儒持孔氏礼器往归之，于是孔甲为涉博士，卒与俱死。陈涉起匹夫，驱适戍以立号，不满岁而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搢绅先生负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禁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及高皇帝诛项籍，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遗化，好之国哉！于是诸儒始得修其经学，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奉常，诸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然后喟然兴于学。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遑庠序之事也。孝惠、高后时，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时颇登用，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母生、于赵则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 　　《儒林传》文，大概用史迁之旧而稍加增窜。一事，「缀周之《礼》」，《史记》无此语。十七篇盖孔子所作，非《周礼》也，歆欲藉以实《周官》耳。二事，「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史记孔子世家》有此语，无「为之传」字。《易辞》皆孔子作，歆欲改为文王作上下《经》、孔子作《十翼》，故云「为之传」，此微意而暗窜于此者。三事，「六学从此缺矣」，秦焚六经未尝亡缺，辨见前。歆既杜撰于此，复窜《史记》中以实之。四事，六经之序，先《诗》，次《书》，次《礼》《乐》，以《易》《春秋》终之，辨见前。歆既思易旧说，于《七略》改之。今复改云「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乃及《诗》，所以遂其说也。然不敢遽及古文诸伪经，亦可见其有畏忌之心，或忽略之意。谚所谓「千虚不如一实」也。 　　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及秦禁学，《易》为筮卜之书独不禁，故传授者不绝也。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着《易传》数篇。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元光中征为大中大夫；齐即墨成，至城阳相；广川孟但，为太子门大夫；鲁周霸、莒衡胡、临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 　　丁宽，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项生从田何受《易》，时宽为项生从者，读《易》精敏，材过项生，遂事何。学成，何谢宽。宽东归，何谓门人曰「《易》以东矣。」宽至雒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景帝时，宽为梁孝王将军，距吴、楚，号丁将军。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宽授司郡砀田王孙，王孙授施雠、孟喜、梁丘贺，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 　　《传》称「田何授雒阳周王孙，丁宽至雒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按：周王孙名氏不见于《史记》，而丁宽读《易》精敏，学成东归，何至曰「《易》以东矣」，是宽已尽何之道，为传道弟子，余子莫及。周王孙古义，其传自何邪？则宽当知之。其非传自何邪？则正如赵宾之小数，隐士之异说，宽为何高弟，岂有为所惑而从而受之之理？推其特提「古义」二字，实欲托于本师，以为其费氏之根柢。其它或当有传费氏源流，文隐不可见耳《艺文志》首列《易传》周氏二篇，杨何、王同、丁宽皆在其下，犹群经之皆先序古文经也。又有《蔡公》二篇，注云「事周王孙」，蔡公无名字爵里，犹毛公、贯公、胶东庸生也。何之古义不授诸王同、丁宽、服光，而独授诸周王孙，犹孔安国之古文不授诸儿宽、司马迁，而独授诸都尉朝也。《古五子》十八篇、《古杂》八十篇之目，及《汉书律历志》所引《古五子》之文，皆所伪造以映带古学者，其作伪同一术也。 　　施雠，字长卿，沛人也。沛与砀相近，雠为童子，从田王孙受《易》。后雠徙长陵，田王孙为博士，复从卒业，与孟喜、梁丘贺并为门人。谦让，常称学废，不教授。及梁丘贺为少府，事多，乃遣子临分将门人张禹等从雠问。雠自匿不肯见，贺固请，不得已乃授临等。于是贺荐雠「结发事师数十年，贺不能及」。诏拜雠为博士。甘露中，与五经诸儒杂论同异于石渠阁。雠授张禹、郎邪鲁伯。伯为会稽太守，禹至丞相。禹授淮阳彭宣、沛戴崇子平，崇为九卿，宣大师空。禹、宣皆有传。鲁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郎邪邴丹曼容，着清名。莫如至常山太守。此其知名者也。繇是施家有张、彭之学。 　　孟喜，字长卿，东海兰陵人也。父号孟卿，善为《礼》《春秋》，授后苍、疏广，世所传《后氏礼》《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以《礼经》多，《春秋》烦杂，乃使喜从田王孙受《易》。喜好自称誉，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诸儒以此耀之。同门梁丘贺疏通证明之曰「田生绝于施雠手中，时喜归东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赵宾好小数书，后为《易》，饰《易》文，以为「箕子明夷」，阴阳气亡箕子，箕子者，万物方荄兹也。宾持论巧慧，《易》家不能难，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为名之。后宾死，莫能持其说。喜因不肯认，以此不见信。喜举孝廉为郎、曲台署长，病免，为丞相掾。博士缺，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皆为博士。繇是有翟、孟、白之学。 　　梁丘贺，字长翁，郎邪诸人也。以能心计为武骑，从大中大夫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杨何弟子也。房出为齐郡太守，贺更事田王孙。宣帝时，闻京房为《易》明，求其门人，得贺。贺时为都司空令，坐事论免为庶人。待诏黄门，数入说教侍中，以召贺。贺入说，上善之，以贺为郎。会八月饮酎，行祠孝昭庙，先驱旄头剑挺堕坠，首垂泥中，刃乡乘舆车，马惊。于是召贺筮之：「有兵谋，不吉。」上还，使有司侍祠。是时霍氏外孙代郡太守任宣坐谋反诛，宣子张为公车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庙，居郎间，执戟立庙门待上至，欲为逆。发觉伏诛。故事：上常夜入庙，其后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贺以筮有应，繇是近幸，为大中大夫、给事中，至少府。为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终官。传子临，亦入说为黄门郎。甘露中，奉使问诸儒于石渠。临学精熟，专行京房法。郎邪王吉通五经，闻临说，善之。时宣帝选高材郎十人从临讲，吉乃使其子郎中骏上疏，从临受《易》。临代五鹿充宗君孟为少府。骏御史大夫，自有传。充宗授平陵士孙张仲方、沛邓彭祖子夏、齐衡咸长宾。张为博士，至扬州牧、光禄大夫给事中，家世传业。彭祖，真定太傅。咸，王莽讲学大夫。繇是梁丘有士孙、邓、衡之学。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会喜死，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丁将军，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房以明灾异得幸，为石显所谮诛，自有传。房授东海殷嘉、河东姚平、河南乘宏，皆为郎、博士。繇是《易》有京氏之学。 　　按：《传》深诋孟氏学之矫诬，以为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诈言田生独传者。又诋京、焦为隐士之说而托之孟氏、异于田何。近人惠氏栋、王氏鸣盛、张氏惠言主张汉《易》者，皆诋班固不通，用梁丘贺之单辞，皆非实录。惠氏并主张赵宾改「箕子」为「荄滋」，而又自改为「其子」，读为「亥子」，见《周易述》其妄不待言。番禺陈氏澧又主费氏。诸家之辨虽有是非，皆未中肯綮也。卦气消息之说，以《坎》《离》《震》《兑》为四正卦，以《干》《坤》二卦附之于六十卦之列，分主六日七分。其于圣人首《干》《坤》为天地之义，似有难解。然所出甚古，西汉纬书及经说皆然。盖陵夷至于战国，儒术既绌，儒者无由自进。言仁义则人主惮闻之，而祸福吉凶者，人主之所畏也。故说《春秋》者附会灾异，说《尚书》者附会五行，说《易》者附会阴阳，以耸动人主而求售其术。自邹衍「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禨祥度制，推而远之……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史记孟子荀卿传》为阴阳消息之学所萌芽。及秦皇、汉武好神仙祷祠，方士并进，故《史记封禅书》称「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着《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无忌、正伯侨、充尚、羡门子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驺衍以《阴阳之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今以《汉志》考之，「《易》家」有「《杂灾异》三十五篇，《神输》五篇，图一。」师古曰：「刘向《别录》云‘《神输》者，王道失则灾害生，得则四海输之祥瑞’。」此已为京房灾异所始矣。「阴阳家」有《宋司星子韦》三篇，《公梼生终始》十四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杂阴阳》三十八篇。「五行家」有《泰一阴阳》二十三卷，《黄帝阴阳》二十五卷，《黄帝诸子论阴阳》二十五卷，《诸王子论阴阳》二十五卷，《太玄阴阳》二十六卷，《三典阴阳谈论》二十七卷，《阴阳五行时令》十九卷，《务成子灾异应》十四卷，《十二典灾异应》十二卷，《钟律灾应》二十六卷，《钟律丛辰日苑》二十二卷，《钟律消息》二十九卷，《黄钟》七卷，《刑德》七卷。」「耆龟家」有《周易》三十八卷，《大筮衍易》二十八卷，《于陵钦易吉凶》二十三卷，《易卦八具》等书，实其所祖。本为阴阳占卜之书，诸儒欲以术动时主，故附之入《易》义耳。于是大儒若董仲舒，亦专以灾异说《春秋》，传「开阴闭阳以求雨，开阳闭阴以止雨」之术，《春秋繁露求雨》《止雨》两篇盖或有别传。后儒者争以怪迂之说动人主。眭孟言「大石立，僵柳起，汉当传国。」虽被诛，而宣帝既立，事有征验，子亦为郎。夏侯始昌明于阴阳，「先言柏梁台灾日，至期日果灾。」其族子胜，从始昌受《尚书》及《洪范五行传》，说灾异。昌邑王数出，胜当乘舆谏曰「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出欲何之？」是时，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昌邑王，光让安世，以为泄语。安世实不言，乃召问胜。胜对言「在《洪范传》曰：‘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下人有伐上者，恶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谋。」光、安世大惊，以此益重经术士。京房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好钟律，知音声。永光、建昭间，西羌反，日蚀，又久青亡光，阴雾不精，房数上疏，先言其将然，近数月，远一岁，所言屡中，天子说之。翼奉以五际说《诗》。俱见《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盖以占验祸福动人主，汉时「五经家」皆然，京房应时而起，托之于《易》以行其说，或孔门有是而附益之。盖本「五行家」灾异占验、钟律消息而作，其称焦延寿者，是否假托未可知。汉人欲行其说，无不依托于经，如《公羊传》之「母以子贵」，《左氏传》之「其处者为刘氏」，皆汉儒窜入以重其经。犹佛氏之起，以咒术治鬼神猛虎毒蛇。于是人皆敬畏之，而其道以行。《传灯录》所载二十八祖及晋之佛图澄、梁之陆法和皆是。今西藏红教犹其绪余。开国之始，神丛狐鸣，西汉灾变之学，亦其类也。至于王莽，尤尚谶学。光武染其余风，以谶立王梁为司空，桓谭、郑兴攻谶则谴责，杨厚、郎顗占验有应则尊显无伦。《史记六国表》引「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魏相称「东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其说所出，源流深远，然仍是读《易》别录之书，于圣人之经无预焉。唯与《说卦》「《震》，东方也；《离》也者，南方之卦也；《兑》，正秋也；《坎》者，正北方之卦也」其义同。于是为孟、京学者借口之祖。唯《法言问神篇》《易》损其一，「蠢者知阙焉。」《论衡正说篇》「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所谓「逸《易》」，《隋志》以为即《说卦》，此杨雄、王充所见西汉旧说，则《说卦》必焦、京学者所传授。《易纬干凿度》《稽览图》或为其学者所附会，其消息辟卦并同。「五行家」有《钟律消息》，则「消息」二字所本，或亦本为《易》义也。张衡谓纬书起于哀、平间，则《易纬》固在京房后，其用《京易》无足疑也。故《后汉书方术传》曰「其流又有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之术。」益可见为数术杂占之学。孟、京俱言卦气、消息、辟卦、杂气，李鼎祚《周易集解》、惠栋《易汉学》所引可见则孟、京二家似出于一，然孟氏实有出于田王孙者。《汉书艺文志》「《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此乃得之田何者。又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此则《易》家《候阴阳灾变》。孟氏传之焦、京，或焦、京所托，今所传卦气、六日、七分之学是。焦循《易图略》亦有此说若虞氏自奏称「五世传《孟氏易》」，见《三国志》本传注而纳甲之说全用《参同契》；自奏言「郡吏陈桃梦道士予臣《易》六爻吞之。」见《三国志》本传注诞妄无稽，然益见仲翔得自道士异教之学。惠栋、张惠言等知辨宋人《先天之图》出于道家，不知《卦气纳甲之图》亦出方士、道士之所传，齐、楚佩剑，皆未得也。然源流既远，且西汉博士之说，非刘歆所伪。别见《易汉学辨》，今不详。 　　《孟易》虽言灾变，然梁丘贺以筮近幸，与《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诸人正同。是贺亦候灾变，不独喜有之，贺安能以改师法责喜？传云云者，盖西汉以后，施、梁丘稍微而孟、京最盛，歆欲以费氏夺而易之，故诬辞巧诋耳。观其下云「刘向以为诸家皆祖田何、杨叔、丁将军，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托之孟氏，不相与同。」则不以为孟氏异于施、梁丘氏，而仅以为京氏异于孟氏。盖前主攻孟，后主攻京；攻京之时，并忘其攻孟之言矣。矛盾如此，岂不哀哉！又歆欲代孟、京之统，故以孔子《十翼》厌胜之，而痛诋灾变之非；其继不能遂，乃袭取其说而改其面目，敷衍支离，抑又甚焉。是心劳日拙之明效矣。 　　费直，字长翁，东莱人也。治《易》为郎，至单父令。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郎邪王璜平中能传之。璜又传《古文尚书》。 　　高相，沛人也。治《易》，与费公同时，其学亦亡章句，专说阴阳灾异，自言出于丁将军。传至相，相授子康及兰陵毋将永。康以明《易》为郎，永至豫章都尉。及王莽居摄，东郡太守翟谊谋举兵诛莽，事未发，康候知东郡有兵，私语门人，门人上书言之。后数月，翟谊兵起，莽召问，对受师高康。莽恶之，以为惑众，斩康。繇是《易》有高氏学。高、费皆未尝立于学官。 　　《费氏易》为刘歆伪撰，辨见前。其云「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考《后汉书儒林传》，陈元、郑众、马融、郑玄、荀爽皆传《费氏易》者。今以《周易集解》考之，其说采卦气、消息、辟卦、世应、飞伏，郑氏独传爻辰，主分野、互卦之说。按分野之说，《周官》《左传》《国语》有之，杂见于《汉书天文、地理志》，并移以说《易》，皆歆所创也。钱氏大昕曰：「康成初习京氏《易》，后从马季长受费氏《易》。费氏有《周易分野》一书，其爻辰之法所从出乎？」《潜研堂文集答问》得其所自出矣。《经典释文序录》云「费直《章句》四卷，残缺。」则费氏有说，明矣。其所伪作《费氏易》，盖深攻孟、京，力主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上、下《经》，据孔子以折诸家，又因《系辞》而造「之卦」、「互卦」之例，荀悦《汉纪》云：「臣悦叔父故司空爽，着《易传》，据爻象承应阴阳变化之义，以十篇之文解说经意。」杂窜之于《左传》，又窜之于《史记》以易旧说。如《左传》庄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若是者数条。又凡卦筮须有所指，《周官》《左传》《国语》并言「分野」，故又以「分野」之说窜入卦筮。然则费氏《章句》《周易分野》皆歆所作于《七略》奏上之后，故《七略》无之；或歆自匿其《章句》，授之弟子而不着之欤？王弼之《易》亦出费氏，盖弼祖其「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上、下《经》」之说，故扫尽象数，独标卦爻承应之义，其说大行，以传此言为之本故也。是至于今犹歆之伪《易》也。然《易》之经文亡恙，以为脱去「无咎」、「悔亡」，特歆崇古抑今之伪说耳。以《彖》《象》《系辞》说《易》，还孔子之旧义，虽出刘歆之说，然歆内主张爻辰、分野以为卜筮；《十翼》解经，特其假借之言，实非歆学也。且实光明无弊，不必以人废言。于今学扫《说卦》之伪文，于古学删康成之野象，歆矫伪六经之罪，于《易》差可末减乎！至「十篇」之说，《史记》不着，《孔子世家》及《说卦》，盖刘歆窜入者。《序卦》《杂卦》二篇，义理薄浅，王充、《隋志》以为后得。《杂卦》「《师》，众也；《比》，辅也；《震》，动也；《遘》，遇也。」与歆伪《尔雅》合，盖亦歆所伪造者。尔后《十翼》之说所由出也与？《高氏易》，辨见《艺文志》。 　　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遭巫蛊，未立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都尉朝授胶东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谷梁春秋》为博士、部刺史，又传《左氏》。常授虢徐敖。敖为右扶风掾，又传《毛诗》，授王璜、平陵涂恽子真。子真授河南桑钦君长。王莽时，诸学皆立，刘歆为国师，璜、恽等皆贵显。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霸辞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时大中大夫平当、侍御史周敞劝上存之。后樊并谋反，乃黜其书。 　　古文之伪，辨见《艺文志》。其传授源流，亦歆伪托也。史迁所引篇目，无一出今文外者；今《史记》所说，与今文无不合者，其伪决矣。孔安国授之儿宽，今文欧阳、大小夏侯皆出于宽，则皆出于安国，何欧阳、大小夏侯无一人闻十六篇之书说，而都尉朝独闻之？何安国之偏而都尉朝之幸也邪？博士同出一师，而百余年无一人说及古文及都尉朝事，何其疏也？安国传宽，宽传欧阳生，子世世相传至曾孙高，高孙地余犹当宣帝时为博士，论石渠，高三传乃至龚胜，则八传矣。见《儒林传》又安国再传为简卿，三传为大夏侯胜，五传乃至孔光。见《儒林传、孔光传》又安国四传为小夏侯建，七传乃至赵玄。见《儒林传》玄，哀帝时御史大夫，孔光为太师，是时名儒光禄大夫则安国八传之龚胜也。以今学经八传而至胜，都尉朝再传而至胡常，即当哀、平之世矣，即云老寿，何相去之远乎？徐敖者，则传《毛诗》之人，王璜者，则传费氏《易》之人，胡常者，又传《左氏》之人，盖皆歆私人也。伪撰姓名亦不能多撰，虑其泄漏，故于古人则河间、鲁共、孔安国，于时人则胡常、徐敖、王璜，并遍传古学诸经者。但安国之本出于共王，不识河间诸古文经，齐、鲁诸儒何遂无传耳？作伪终有弥缝不密之时也。歆为国师，璜、恽贵显，此其昭昭也。胡常、徐敖，惜不及少待，然陈侠、萧秉皆为王莽讲学大夫，盖传其学无不贵显者。歆盖假借莽力以行其学者也。汉世尊经，故多伪经之人。河内女子之《说卦》《泰誓》《逸礼》为之始，张霸《百两》为之中，刘歆述其余风为之终而集其大成。云「霸采《左氏传》《书序》为作首尾」者，实则歆采霸伪《书》而作《书序》，并窜之入《左氏传》耳。 　　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长卿授解延年。延年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陈侠，为王莽讲学大夫。由是言《毛诗》者本之徐敖。 　　《史记河间王世家》《儒林传》无《毛诗》，此是铁案，南山可移，此文不可动者也。歆为《汉书》，处处称献王，所以实《毛诗》《周官》之事，辨见《艺文志》。其云毛公者，真托于「无是公」者也。毛公定乐，而《毛诗》乃不知《诗》之为乐章，以《草虫》入于《采苹》《采蘩》之中，又以《楚茨》《甫田》为刺幽王。投壶、雅歌诗有《伐檀》《白驹》而毛公不知，恶在其传《诗》乎？徐敖受《尚书》于胡常，常是成、哀间人，而为毛公三传弟子。考之三家之传，皆七八传乃至王莽世，盖作伪者仍不能妄援广引也。《移博士书》云「博问人间唯有赵国贯公」，殆即长卿，又以为传《左氏传》者，皆歆杜撰也。徐敖盖歆私人，受歆伪经者，《后书》称「谢曼卿受《诗》于陈侠」，此歆所传者欤？其详见《毛诗伪证》。若毛公分为二人，有大有小，名亨、名长，又名苌，此则歆之重儓，又歆所未知者。 　　尹更始为谏大夫、长乐户将，又受《左氏传》，取其变理合者以为《章句》。传子咸及翟方进、琅邪房凤。咸至大司农，方进丞相，自有传。 　　房凤，字子元，不其人也。以射策乙科为太史掌故。太常举方正，为县令都尉，失官。大司马票骑将军王根奏除补长史，荐凤明经通达，擢为光禄大夫，迁五官中郎将。时光禄勋王龚以外属内卿，与奉车都尉刘歆共校书，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纳之，以问诸儒，皆不对。歆于是数见丞相孔光，为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唯凤、龚许歆，遂共移书责让太常博士，语在《歆传》。大司空师丹奏歆非毁先帝所立。上于是出龚等补吏，龚为弘农，歆河内，凤九江太守，至青州牧。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萧秉君房，王莽时为讲学大夫。由是《谷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学。 　　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大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子长卿为荡阴令，授清河张禹长子。禹与萧望之同时为御史，数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书数以称说。后望之为太子太傅，荐禹于宣帝，征禹待诏，未及问，会疾死。授尹更始，更始传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授黎阳贾护季君，哀帝时待诏为郎。授苍梧陈钦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将军。而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 　　刘氏逢禄《左氏春秋考证》曰「《张苍传》曰‘好书律术’，曰‘习天下图书计籍，又善用算律术’，曰‘苍尤好书，无所不观，无所不晓，而尤邃律术’，曰‘着书十八篇，言阴阳律术事’而已，不闻其修《左氏传》也。盖歆以汉初博极群书者唯张丞相，而律术及谱五德可附《左氏》，故首援之。《贾生传》曰‘能诵《诗》《书》属文’，曰‘颇通诸家之书’而已，亦未闻其修《左氏传》也。盖贾生之学，疏通知远，得之《诗》《书》，修明制度，本之于《礼》，非章句训故之学也。其所著述，存者五十八篇，《大都篇》一事，《春秋篇》九事，《先醒篇》三事，《耳痹篇》一事，《喻诚篇》一事，《退让篇》二事，皆与《左氏》不合，唯《礼容篇》一事似采《左氏》，二事似采《国语》耳。盖歆见其偶有引用，即诬以为‘为《左氏训故》授赵人贯公’，又曰当孝文时，‘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贯公当即毛公弟子贯长卿，歆所云‘贯公遗学，与秘府古文同’者也，曰‘贾生弟子’则诬矣。《张敞传》曰‘本治《春秋》，以经术自辅其政。’其所陈说，以《春秋》讥世卿最甚，君母下堂则从傅母，皆《公羊》义，非‘尹氏为声子’、‘崔杼非其罪’、‘宋共姬女而不妇’之谬说也。《萧望之传》曰‘治《齐诗》’，曰‘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其《雨雹对》以‘季氏专权卒逐昭公’，《伐匈奴对》以大士匄‘不伐丧’，亦皆《公羊》义。石渠《礼论》，精于礼服，未闻引《左氏》也。‘善《左氏》’、‘荐张禹’，亦歆附会。要之，此数公者，于《春秋》《国语》未尝不肄业及之，特不以为孔子《春秋传》耳，歆不托之名臣大儒，则其书不尊不信也。」 　　按：歆古文之学，其传授诸人名皆歆伪撰，而其发端则自左氏始。左氏书藏于秘府，人间不易见，自非史迁、刘向之伦不可得读也。汉世重六经，以《春秋》为孔子笔削，尤尊之。于时《公羊》盛行，《谷梁》亦赖宣帝追卫太子之所好得立于学，歆思借以立异，校书时发得左氏《国语》，乃「引传解经」，见《楚元王传》自为《春秋》之一家。刘歆校书为王莽所举，尹咸校数术，殆党附于莽、歆者，房凤则王根所荐者，王龚则外戚，非经师也。是四人者共校书，凤、龚所校不知何书，尹咸校数术，其经术不如歆可知；歆又挟权宠，故房凤、王龚、尹咸咸附之也。孔光、龚胜、师丹皆大儒，知其伪，故不肯助也。考孔光号称依阿，而不肯助，盖光曾叔祖安国、祖延年、父霸为孔子传经之世嫡，未尝闻此，故不肯助也。若孔氏确有古文，安得不助歆哉？诸古文为伪经，此可为一铁案也。师丹劾之，公孙禄以为「颠倒五经」，诚不妄矣。歆既以《左氏》附于尹咸，故托所出于尹更始。所谓「章句」者，盖歆所伪托也。因伪造张苍、贾谊、张敞、刘公子，又托贾谊为《传》训故。所云「贯公」者，歆《移书》所谓「传问民间，唯赵国贯公学与此同」也；所云「河间献王博士」，则《献王传》所谓「立《左氏春秋》博士」、《移博士书》所谓「皆有符征，外内相应」也；所云「贯长卿」者，即传《毛诗》之人也；所云「征禹待诏，未及问会疾死」者，犹孔安国《尚书》「遭巫蛊难未及施行」，盖实无其事也；所云「胡常」者，传庸生之《古文尚书》以授传《毛诗》之徐敖者也；常又从江博士受《谷梁》，授梁萧秉君房，其果有是人为歆之所付嘱，抑为歆伪托？皆不可知。要「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犹「言《毛诗》本之徐敖」，护、敖皆为歆私人而已，「本之刘歆」则自不能诬耳。歆诸经皆托之于人，唯《左传》则任之于己，以《左传》为歆立伪经之根本，故不能托之人也。考胡常无论为真与否，即以此传质之，其弟子萧秉为莽讲学大夫，与尹咸、翟方进并受《左氏》于尹更始，则是元、成间人，与歆同时者也。徐敖从之受《古文尚书》，益少后矣。胡常于安国《古文》，自都尉朝、胶东庸生本三传于贯长卿，《春秋左氏》传自张禹、尹更始亦三传徐敖，既后于胡常，敖传《毛诗》，自贯长卿下仅解延年一传，抑何其乖舛乎？合而观之，其作伪之迹，故为错互，如见肺肝矣。《谷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之学，恐亦刘歆所伪为也。《传》文叙谷梁氏之学，忽插入尹更始、房凤之《左氏》，恐亦歆之原文，而自「房凤字子元」至「青州牧」，或孟坚因而添入者欤？ 　　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支叶繁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谷梁春秋》。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一经之说至于百余万言，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字，繁冗至此，其去丁将军之《易说》仅举大谊、甲公之《诗训》犹有阙疑，滋蔓支离抑已甚矣！杨雄《法言》曰「今之学也，非独为之华藻也，又从而绣其鞶帨。」《寡见篇》盖为通人所厌久矣。歆窥见此旨，造作古文而扫除今学，杜、贾扇其风，马、郑扬其波。迄汉、晋之间，令学尽灭，下迨唐、宋，扫地无余。昔之数百万言者，穿穴于遗文中仅得万一，虽歆伪乱之罪固不容诛，亦禄利之徒不知大谊，繁其章条，穿求崖穴，有以贻口实而藉寇兵也。嗟夫！西汉学者譊譊自尊之时，岂知百余年间之亡灭哉！今之学者，尊圣人之经而不求之经纬天人、体察伦物之际，而但讲六书，动成习气，偶涉名物，自负《苍》《雅》，叩以经典大义，茫乎未之闻也。徐干《中论》曰：「凡学者大义为先，物名为后，大义举而物名从之。然鄙儒之博学也，务于物名，详于器械，考于诂训，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以获先王之心。此无异乎女史诵诗、内竖传令也。故使学者劳思虑而不知道，费日月而无成功。」《治学篇》迂滞若是，欲不亡灭，其可得乎！此亦识者所为远念也。 　　 　　 　　 　　汉书刘歆王莽传辨伪第六 　　王莽以伪行篡汉国，刘歆以伪经篡孔学，二者同伪，二者同篡。伪君、伪师，篡君、篡师，当其时一大伪之天下，何君臣之相似也！然歆之伪《左氏》在成、哀之世，伪《逸礼》、伪《古文书》、伪《毛诗》，次第为之，时莽未有篡之隙也，则歆之畜志篡孔学久矣。遭逢莽篡，因点窜其伪经以迎媚之。歆既奖成莽之篡汉矣，莽推行歆学，又征召为歆学者千余人诣公车，立诸伪经于学官，莽又奖成歆之篡孔矣。篡汉则莽为君，歆为臣，莽善用歆；篡孔则歆为师，莽为弟，歆实善用莽。歆、莽交相为也。至于后世，则亡新之亡久矣，而歆经大行，其祚二千年，则歆之篡过于莽矣。而歆身为新臣，号为「新学」，莽亦与焉。故合歆、莽二传而辨之，以明新学之伪经云。 　　刘歆传 　　歆，字子骏，少以通《诗》《书》能属文召见成帝，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河平中，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向死后，歆复为中垒校尉。哀帝初即位，大司马王莽举歆宗室有材行，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贵幸。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语在《艺文志》。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时，诏向受《谷梁春秋》，十余年，大明习。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歆亦湛靖有谋，父子俱好古，博见强志，过绝于人。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歆数以难向，向不能非间也，然犹自持其谷梁义。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兴，圣帝明王，累起相袭，其道甚着。周室既微，而礼乐不正，道之难全也如此。是故孔子忧道之不行，历国应聘。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乃得其所；修《易》序《书》，制作《春秋》，以纪帝王之道。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重遭战国，弃笾豆之礼，理军旅之陈，孔氏之道抑，而孙吴之术兴。陵夷至于暴秦，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是遂灭。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书。至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时师传读而已。《诗》始萌牙。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故诏书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闵焉。」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及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藏、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识者之所惜闵、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今圣上德通神明，继统扬业，亦闵文学错乱，学士若兹，虽昭其情，犹依违谦让，乐与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诏，试《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衔命，将以辅弱扶微，与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废遗。今则不然，深闭固距而不肯试，猥以不诵绝之，欲以杜塞余道，绝灭微学。夫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此乃众庶之所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数家之事，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其古文旧书皆有征验，外内相应，岂苟而已哉！夫礼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犹愈于野乎？往者博士《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然孝宣皇帝犹复广立谷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义虽相反，犹并置之。何则？与其过而废之也，宁过而立之。《传》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志其大者，不贤者志其小者。」今此数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义，岂可偏绝哉！若必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 　　其言甚切，诸儒皆怨恨。是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歆移书，上疏深自罪责，愿乞骸骨罢。及儒者师丹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广道术，亦何以为非毁哉？」歆由是忤执政大臣，为众儒所讪，惧诛，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后复转在涿郡，历三郡守。数年，以病免官。起家复为安定属国都尉。会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与歆俱为黄门郎，重之，白太后。太后留歆为右曹太中大夫，迁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红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历，着《三统历谱》。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颖叔云。及王莽篡位，歆为国师，后事皆在《莽传》。 　　按：班固浮华之士，经术本浅，其修《汉书》全用歆书，不取者仅二万许言，其陷溺于歆学久矣。此为《歆传》，大率本歆之自言也。《左氏春秋》至歆校秘书时乃见，则向来人间不见可知。歆治《左氏》乃始引传文以解经，则今本《左氏》书法及比年依经饰《左》缘《左》，为歆改《左氏》明证。此必叔皮及西汉遗老之言，则从前传不解经可知。若如《别录》，经师传授详明如此，见《左传正义》一则向不非之，而不待歆校书乃见矣，知《别录》亦伪书也。云歆从尹咸、翟方进「质问大义」，此与《儒林传》叙左氏师传自贾谊至尹更始，皆歆伪造渊源，犹《古文书》之孔安国、都尉朝，《毛诗》之毛公、贯长卿、解延年、徐敖也。按《翟方进传》云「受《春秋》积十余年，经学明习，徒众日广，诸儒称之。」又云「方进虽受《谷梁》，然好《左氏传》……其《左氏》则国师刘歆……师也。」方进虽习《春秋》，实非《左氏》，歆既重其名位，又必托所由来，称父「向不能非」。既诬其父，又诬其师，可谓绝无人心者矣。尹咸本同校书者，然但校数术，经学必不如歆，足见其伪。公羊、谷梁即卜商，别有说。然七十子口传《春秋》，汉世无异义。马迁据《左氏》以修史，而《儒林传》不称其释经，最为确证。左氏即亲见孔子，于传经无与。且着书在获麟五十年之后，而其好恶，黜孔父、泄冶之节而奖郑庄之礼，谓果与圣人同乎？《论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是《古论语》伪文，歆所窜入以昭符应者。歆遍伪群经之术皆如此，并不得以光武名秀，歆亦名秀，嘉新公为刘歆，祁烈伯亦为刘歆，以左丘明为有二人也。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曰：「左氏仅见夫子之书及列国之史，公羊闻夫子之义。见夫子之书者盈天下矣。闻而知之者，孟子而下，其唯董生乎！」歆既湛靖，乘父向既没，独任校书，无人知秘府之籍，因得借秘书而行其伪。汉世《春秋》之学最盛，歆思自树一学，校书得左氏《国语》，以为可借之释经以售其奸，不作古字古言，则天下士难欺，故托之古文。此歆以古文伪经之始也。既已伪《左传》矣，必思征验乃能见信，于是遍伪群经矣。然移太常之文，仅欲立《左氏春秋》暨《逸礼》《古文尚书》三学，犹未及《毛诗》，本传并未及《周官》。盖歆以《毛诗》《周官》作伪太甚，未敢公然露于众也。然歆虽挟上旨欲行其私，加以挟制，辞气甚厉，而忽立伪书，博士之不对，龚胜、师丹之怒，固也。西汉博士，凡大儒皆由此出，其学原出孔氏，不能欺谬之也。「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独称贾生者，以歆附会为《左氏》先师也。然谊为李斯再传弟子，其书未有一字及《左传》也。 　　鲁共王得《逸礼》《古文尚书》，河间献王亦得《周官》《逸礼》《古文尚书》，而《毛诗》《左氏传》且立博士，《移书》何以不兼称献王？共王薨于武帝元朔元年，下至征和二年凡三十八年，巫蛊事乃起，数十年间孔安国何以不献？且安国蚤卒，何得及巫蛊事乎？《艺文志》《儒林传》何以但称安国献《书》，不及《逸礼》？歆既辅弱扶微，冀得废遗，何以移文但争三事，不并争《毛诗》，《周官》且一字不及也？其抵牾凿枘，合观之可见。其《逸礼》三十九篇，《书》十六篇。辨见《艺文志》。 　　《春秋经》自公羊、胡母生相传，绝无「脱简」，若人间《左氏春秋》，原是《国语》，亦非有「间编」。歆托之秘府、托之古文，妄谓学官「学残文缺」。所谓「经或脱简」者，歆乃欲增续《春秋》也。「传或间编」者，歆欲比附《春秋》年月，改窜《国语》也。 　　「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贯公，即歆所称传《毛诗》之贯长卿；庸生，即传都尉朝《古文尚书》者，皆歆伪托。即有其人，盖亦歆私党，歆之授意者也。 　　「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歆以高堂生传十七篇多士大夫礼，故其《逸礼》皆为明堂、巡狩之礼。故《艺文志》云「犹愈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此乃其作伪之微旨也。「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博士传自孔门，师师相传，可为孔子之学铁案。先秦、三代，竹帛之外，兼赖诵说而传，使《尚书》不止二十八篇，伏生专门之学，虽其本既亡，可以诵而补之。三百五篇之《诗》，十一篇之《春秋》，皆兼赖诵说而传，则孔子删《书》二十八篇之为全书，无可疑也。史迁《儒林传》不述左氏，今据西汉博士之学以得孔子之全经，赖有歆述博士之言为可信。其余不经歆校改者，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