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伪经考 - 第 1 页/共 39 页

新学伪经考 康有为 　　 　　吾为伪经考凡十四篇，叙其目而系之辞曰：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阅二千年岁月日时之绵暧，聚百千万亿衿缨之问学，统二十朝王者礼乐制度之崇严，咸奉伪经为圣法，诵读尊信，奉持施行，违者以非圣无法论，亦无一人敢违者，亦无一人敢疑者。于是夺孔子之经以与周公，而抑孔子为传，于是扫孔子改制之圣法，而目为断烂朝报，六经颠倒，乱于非种，圣制埋瘗，沦于雺雾，天地反常，日月变色。以孔子天命大圣，岁载四百，地犹中夏，蒙难遘闵，乃至此极，岂不异哉！且后世之大祸，曰任奄寺、广女色，人主奢纵，权臣篡盗，是尝累毒生民、覆宗社者矣，古无有是，而皆自刘歆开之，是上为圣经之篡贼，下为国家之鸩毒者也。夫始于盗篡者终于即真，始称伪朝者后为正统。司马盗魏，嵇绍忠；曹节矫制，张奂卖，习非成是之后，丹黄乱色，甘辛变味，孤鸣而正易之，吾亦知其难也。然提圣法于既坠，明六经于闇曶，刘歆之伪不黜，孔子之道不着，吾虽孤微，乌可以已！窃怪二千年来，通人大儒，肩背相望，而咸为瞀惑，无一人焉发奸露覆，雪先圣之沈冤，出诸儒于云雾者，岂圣制赫闇有所待邪？不量绵薄，摧廓伪说，犁庭扫穴，魑魅奔逸，雺散阴豁，日黋星呀，冀以起亡经、翼圣制，其于孔氏之道，庶几御侮云尔。光绪十七年夏四月朔，南海康有为广厦记。 　　述叙既讫，乃为主客发其例曰：客问主人曰：伪经何以名之「新学」也？《汉艺文志》号为「古经」，《五经异义》称为「古说」，诸书所述「古文」尤繁；降及隋、唐，斯名未改。宜仍旧贯，俾人易昭。主人喟然曰：若客所云，是犹为刘歆所绐也。夫「古学」所以得名者，以诸经之出于孔壁、写以古文也。夫孔壁既虚，古文亦赝，伪而已矣，何「古」之云！后汉之时，学分今古，既托于孔壁，自以古为尊，此新歆所以售其欺伪者也。今罪人斯得，旧案肃清，必也正名，无使乱实。歆既饰经佐篡，身为新臣，则经为「新学」，名义之正，复何辞焉？后世汉宋互争，门户水火。自此视之，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贾、马、许、郑之学，乃新学，非汉学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新学」之名立，学者皆可进而求之孔子，汉宋二家退而自讼，当自咎其夙昔之眯妄，无为谬讼者矣。客又问主人曰：别伪文，正新名，既得闻命矣。主人所著《毛诗伪证》《古文尚书伪证》《古文礼伪证》《周官伪证》《明堂月令伪证》《费氏易伪证》《左氏传伪证》《国语伪证》《古文论语伪证》《古文孝经伪证》《尔雅伪证》《小尔雅伪证》《说文伪证》，既遍攻伪经，何不合作一书，沧海之观既极，犁靬之幻自祛，发蒙晓然，绝其根株？离而贰之，鄙犹惑诸。主人曰：伪经虽攻，然其蒂附深远，未能尽去也。百诗证王肃之伪《书》，而王《书》自行也；司马证刘炫之伪《传》，而刘《传》自传也。吾采西汉之说以定孔子之本经，亦附新学之说以证刘歆之伪经，真伪相校，黑白昭昭，是非攗攗，虽有苏张，口呿舌挢，无事麕聚于此，致启哓哓。客又问主人曰：主人之于文字，既攻许学之伪矣。然三古之真字不传，后世之野文日增，传流有绪，无如《说文》。虽乱淄渑，犹有寄君；若舍洨长，将何依因？主人曰：文字之别，有户有门，寻端绎绪，承变相因。若欲复篆，中隔汉隶，难逾此关。魏晋争乱，书体杂越，更难求真。唯开元之定今隶，为后世之矩绳，于今用之，正极为衡，《开成石经》《干禄字书》《九经字样》《五经文字》，依此写定，是师是承。其张、唐二本，如「桃桦」、「栞刊」，《说文》《石经》，两体并存。《九经字样》不言《石经》，然曰「经典相承」，即《石经》之类也考中郎刊正，本主今文；南阁稽撰，专宗古学。今尊《石经》，其诸雅正欤！门人好学，预我玄文：其赞助编检者，则南海陈千秋，最勤而敏也；其校雠讹夺者，则番禺韩文举、新会林奎也。 　　秦焚六经未尝亡缺考第一 　　史记经说足证伪经考第二 　　汉书艺文志辨伪第三上 　　汉书艺文志辨伪第三下 　　汉书河间献王鲁共王传辨伪第四 　　汉书儒林传辨伪第五 　　汉书刘歆王莽传辨伪第六 　　汉儒愤攻伪经考第七 　　伪经传于通学成于郑玄考第八 　　后汉书儒林传纠谬第九说文序纠谬附 　　经典释文纠谬第十 　　隋书经籍志纠谬第十一 　　伪经传授表第十二上 　　伪经传授表第十二下 　　书序辨伪第十三尚书篇目异同真伪表附 　　刘向经说足证伪经考第十四 　　 　　 　　 　　秦焚六经未尝亡缺考第一 　　按：后世六经亡缺，归罪秦焚，秦始皇遂婴弥天之罪，不知此刘歆之伪说也。歆欲伪作诸经，不谓诸经残缺，则无以为作伪窜入之地，窥有秦焚之间，故一举而归之。一则曰「书缺简脱。」《汉书艺文志》《楚元王传》一则曰：「学残文缺。」《汉书楚元王传》。又曰「秦焚《诗》《书》六艺从此缺焉。」《汉书儒林传》《史记儒林传》亦窜入又曰「秦焚《诗》《书》，书散亡益多。」《史记儒林传》窜入学者习而熟之，以为固然，未能精心考校其说之是非，故其伪经得乘虚而入。蔽掩天下，皆假校书之权为之也。 　　今据《史记》及诸传记条别证之如左： 　　三十四年，丞相臣斯昧死言「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集解》，徐广曰「一无‘法令’二字。」以吏为师。」制曰「可。」《史记秦始皇本纪》 　　按：焚书之令，但烧民间之书，若博士所职，则《诗》《书》、百家自存。夫政、斯焚书之意，但欲愚民而自智，非欲自愚。若并秘府所藏、博士所职而尽焚之，而仅存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是秦并自愚也，何以为国？《史记》别白而言之曰：「非博士所职藏者悉烧。」则博士所职，保守珍重，未尝焚烧，文至明也。又云「若欲有学，以吏为师。」吏，即博士也。然则欲学《诗》《书》六艺者，诣博士受业则可矣。实欲重京师而抑郡国，强干弱支之计耳。汉制「郡国计偕，诣太常受业如弟子」，犹因秦制也。夫博士既有守职之藏书，学者可诣吏而受业，《诗》《书》之事，尊而方长，然则谓「秦焚《诗》《书》，六艺遂缺」，非妄言而何？然而二千年之学者遂为所惑，虽魁儒辈出，无一人细心读书，祛其伪妄者，岂不异哉！ 　　或疑《始皇纪》云「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然则秦焚书之意，盖深忌士之学古，而专欲其学习法令，岂焚书之后尚有听习《诗》《书》之制？则所谓欲学者「以吏为师」，必为学法令明矣。释之曰：秦焚《诗》《书》，博士之职不焚，是《诗》《书》，博士之专职。秦博士如叔孙通，有儒生弟子百余人，诸生不习《诗》《书》，何为复作博士弟子？既从博士受业，如秦无「以吏为师」之令，则何等腐生，敢公犯诏书而以私学相号聚乎？「不师今而学古」，乃一时廷议之虚辞；至诣博士受《诗》《书》，则一朝典制。佐验显然，必不能以虚辞颠倒者矣。《朱子语类》亦有「秦只教天下焚书，他朝廷依旧留得」之说。见卷一百三十八 　　「古者天下散乱，莫能相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史记李斯传》 　　按：《秦始皇本记》云「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徐广曰「一无‘法令’二字。」以《李斯传》考之，云「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无「法令」二字。此为当时令甲，故史公录之无一字异。二文互证，然则「法令」二字为刘歆所窜乱者可见矣。徐广所见，犹是史公原本。《十二诸侯年表》云「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徐广曰「一云‘治国闻’」，亦是史公原本如此。然则《史记》若是之类，其为歆所窜者，皆可以此推之矣。 　　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能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按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史记秦始皇本纪》 　　按：秦虽不尚儒术，然博士之员尚七十人，可谓多矣。且召文学甚众，卢生等尊赐甚厚，不为薄也。坑者仅咸阳诸生四百六十余人，诬为「妖言」，传相告引，且多方士，非尽儒者。此亦汉钩党之类耳。钩党杀天下高名善士百余人，然郡国不遭党祸之士尚不啻百亿万也。伏生、叔孙通即秦时博士，张苍即秦时御史。自两生外，鲁诸生随叔孙通议礼者三十余人，皆秦诸生，皆未尝被坑者。其人皆怀蕴六艺，学通《诗》《书》，逮汉犹存者也。然则以坑儒为绝儒术者，亦妄言也。 　　二世皇帝元年：令群臣议尊始皇庙。群臣皆顿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虽万世世不轶毁。今始皇为极庙，四海之内皆献贡职，增牺牲，礼咸备，毋以加。先王庙，或在西雍，或在咸阳。天子仪，当独奉酌祠始皇庙。」自襄公已下轶毁。所置凡七庙。《史记秦始皇本纪》 　　此议与《谷梁》《王制》《礼器》《荀子》合。博士之议固存也。 　　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太史公曰「斯知六艺之归。」《史记李斯传》 　　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史记萧相国世家》 　　按：焚书在始皇三十四年，坑儒在始皇三十五年，始皇崩于三十七年七月，戍卒陈涉反于二世元年七月，李斯诛于二世二年七月，汉高祖入咸阳在二世三年十月。自焚书至陈涉反，凡四年，至高祖入关，凡六年；自坑儒至陈涉反，凡四年。至高祖入关，凡五年。坑、焚之后，尚有荀卿高弟「知六艺之归」李斯其人者为丞相，死于陈涉反后。坑、焚至汉兴为日至近，博士具官，儒生甚伙。即不焚烧，罪仅城旦，天下之藏书者尤不少，况萧何收丞相、御史府之图书哉！丞相府图书，即李斯所领之图书也。「斯知六艺之归」，何收其府图书，六艺何从亡缺？何待共王坏壁忽得异书邪？事理易明，殆不待辨。 　　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故孔子在陈，曰「归欤，归欤！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于是喟然叹兴于学。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史记儒林传》 　　按：《儒林传》言战国绌儒，然齐、鲁学者不废；又言高帝围鲁，诸儒讲诵习礼、乐不绝；又言圣人遗化，好礼、乐之国，于文学其天性也，汉兴，诸儒修其经艺，习大射、乡饮之礼，诸生弟子随稷嗣而定礼仪。高、惠、文、景虽不好儒，而博士之官仍具。以斯而观，凡抱礼器之孔甲，被围之诸儒，定礼之诸生，具官之博士，皆生长焚书之前，逃出于坑儒之外。所云「讲诵」，所云「经艺」，皆孔子相传之本。加有口诵，非城旦之刑、数年之间所能磨灭，必不至百篇之《书》亡其大半，《逸礼》《周官》《左传》若罔闻知也。然则焚书坑儒虽有虐政，无关六经之存亡。而伪经突出哀、平之世，固不足攻，即出共王、安国之时，亦不足攻矣。 　　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史记孔子世家》 　　按：诸儒讲礼于孔子冢，不过《乡饮》《大射》之篇，《儒林传》同。皆十七篇所有孔子之书藏于庙，自子思至汉凡二百余年不绝。而孔襄尝为孝惠博士，忠、武、延年、安国、霸、光皆传《尚书》为博士，所谓「传十余世，学者宗之」也。史迁读孔氏书，又尝观其藏书之庙堂及车服礼器，又讲业其都，未尝言及孔庙所藏之六经有缺脱，而叹息痛恨之。献王、共王、安国所得之古文，自《尚书》外，有《毛诗》《周官》《逸礼》《左传》，为孔氏世传之所无，未尝一赞美喜幸之。刘歆欲立古文，而孔光不助焉。然则孔氏之本具在不缺，无「古文」之名，亦无后出古文之《书》，至明矣。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书，多材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汉书楚元王传》 　　陈余者，亦大梁人也，好儒术。《史记陈余传》 　　张丞相苍者，阳武人也，好书、律、历。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而张苍乃自秦时为柱下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史记张丞相传》 　　郦生食其者，陈留高阳人也，好读书。骑士曰「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史记郦生传》 　　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斩心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着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着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史记陆贾传》 　　刘敬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室异。周之先自后稷，尧封之邰，积德累善，十有余世。公刘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马棰居岐，国人争随之。及文王为西伯，断虞、芮之讼，始受命；吕望、伯夷自海滨来归之。武王伐纣，不期而会孟津之上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遂灭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属傅相焉，乃营成周、洛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史记刘敬传》 　　叔孙通者，薛人也。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山东，使者以闻。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戍卒攻蕲入陈，于公如何？」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二世怒作色。叔孙通前曰「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示天下不复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二世喜曰「善。」尽问诸生，诸生或言「反」，或言「盗」。于是二世令御史按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诸言「盗」者皆罢之。乃赐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叔孙通已出宫反舍，诸生曰「先生何言之谀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几不脱于虎口！」乃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项梁之薛，叔孙通从之。败于定陶，从怀王。怀王为义帝，徙长沙，叔孙通留事项王。汉二年，汉王从五诸侯入彭城，叔孙通降汉王。汉王败而西，因竟从汉。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叔孙通之降汉，从儒生弟子百余人，然通无所言进，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弟子皆窃骂曰「事先生数岁，幸得从降汉，今不能进臣等，专言大猾，何也！」叔孙通闻之，乃谓曰：「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汉王拜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于是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遂与所征三十人西，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余人，为绵蕞野外。习之月余，叔孙通曰「上可试观。」上既观，使行礼，曰「吾能为此。」乃令群臣习肄。会十月，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大行设九宾，胪句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讙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叔孙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赐诸生。诸生乃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史记叔孙通传》 　　贾山，颍川人也。祖父袪，故魏王时博士弟子也。山受学袪所。《汉书贾邹枚路传》 　　贾生，名谊，雒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孝文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乃征为廷尉。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史记贾生传》 　　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景帝末为蜀郡守。《汉书循吏传》 　　右见《史记》《汉书》者，并伏生、申公、辕固生、韩婴、高堂生计之，皆受学秦焚之前，其人皆未坑之儒，其所读皆未焚之本；博士具官者七十，诸生弟子定礼者百余。李斯再传为贾谊，贾袪一传为贾山，皆儒林渊源可考者。统而计之：其一，博士所职六经之本具存，七十博士之弟子当有数百，则有数百本《诗》《书》矣，此为六经监本不缺者一；其二，丞相所藏，李斯所遗，此为六经官本不缺者二；其三，御史所掌，张苍所守，此为六经中秘本不缺者三；其四，孔氏世传，六经本不缺者四；其五，齐、鲁诸生六经读本不缺者五；其六，贾袪、吴公传六经读本不缺者六；其七，藏书之禁仅四年，不焚之刑仅城旦，则天下藏本必甚多，若伏生、申公之伦，天下六经读本不缺者七；其八，经文简约，古者专经在讽诵，不徒在竹帛，则口传本不缺者八。有斯八证，六艺不缺，可以见孔子遗书复能完，千岁蔀说可以祛，铁案如山，不能摇动矣。 　　 　　 　　 　　史记经说足证伪经考第二 　　经学纷如乱丝，于今有汉学、宋学之争，在昔则有今学、古学之辨。不知古学皆刘歆之窜乱伪撰也。凡今所争之汉学、宋学者，又皆歆之绪余支派也。经歆乱诸经、作《汉书》之后，凡后人所考证，无非歆说。征应四布，条理精密，几于攻无可攻，此歆所以能欺绐二千年而无人发其覆也。今取西汉人之说证之，乃知其伪乱百出。而司马迁《史记》，统六艺，述儒林，渊源具举，条理毕备，尤可信据也。察迁之学，得于六艺至深：父谈既受《易》于杨何，迁又问《书》故于孔安国，闻《春秋》于董生，讲业于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其于孔门渊源至近。孔子，一布衣耳，而于《周本纪》《十二国世家》，迁皆书「孔子卒」，因尊孔子为世家。《太史公自序》曰：「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孔子世家》赞曰「言六艺者皆出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自序》曰「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其预闻六艺，至足信矣。虽其书多为刘歆所窜改，而大体明粹，以其说与《汉书》相校，真伪具见。孔子六经之传，赖是得存其真。史迁之功，于是大矣。《儒林传》详传经之人，今以为主，而《孔子世家》《河间献王》《鲁共王世家》附焉。窜附之说，并辨于后。 　　孔子世家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语鲁太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亦以《春秋》。」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祀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尝为魏相。子慎生鲋，年五十七，为陈王涉博士，死于陈下。鲋弟子襄，年五十七，尝为孝惠皇帝博士，迁为长沙太守，长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国。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蚤卒。安国生邛。邛生驩。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只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史迁所述六经篇章旨义、孔氏世家传授、齐鲁儒生讲习如此。六经完全，皆无缺失，事理至明。史迁去圣不远，受杨何之《易》于父谈，问《书》故于安国，闻《春秋》于董生，讲业齐、鲁之都，亲登孔子之堂，观藏书礼器，若少有缺失，宁能不言邪？此为孔子传经存案，可为铁证。 　　河间献王世家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为河间王。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之儒多从之游。二十六年，卒。 　　鲁共王世家 　　鲁共王余，以孝景前二年，用王子为淮阳王。二年，吴、楚反。破后，以孝景前三年徙为鲁王。好治宫室、苑囿、狗马。季年好音，不喜辞辩，为人吃。二十六年，卒。 　　古文诸伪经，皆托于河间献王、鲁共王。以史迁考之，寥寥仅尔。若有搜遗经之功，立博士之典，史迁尊信六艺，岂容遗忽？若谓其未见，则《左氏》乃其精熟援引者，「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不容不见矣。辨详于下此为无古文之存案，并《儒林传》考之，古文经之出于伪撰，「铁案如山摇不动，万牛回首丘山重」矣。 　　儒林传 　　太史公曰：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母生，于赵自董仲舒。 　　申公者，鲁人也。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高祖于鲁南宫。吕太后时，申公游学长安，与刘郢同师。已而郢为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戊不好学，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为楚王，胥靡申公。申公耻之，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复谢绝宾客，独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余人。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疑者则阙不传。兰陵王臧既受《诗》，以事孝景帝，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乃上书，宿卫上，累迁，一岁中为郎中令。及代赵绾亦尝受《诗》申公，绾为御史大夫。绾、臧请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于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时已八十余，老，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辞，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太皇窦太后好老子言，不说儒术，得赵绾、王臧之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绾、王臧吏，后皆自杀。申公亦疾免以归，数年卒。弟子为博士者十余人：孔安国至临淮太守，周霸至胶西内史，夏宽至城阳内史，砀鲁赐至东海太守，兰陵缪生至长沙内史，徐偃为胶西中尉，邹人阙门庆忌为胶东内史。其治官民，皆有廉节，称其好学。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于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数。言《诗》虽殊，多本于申公。 　　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太后默然，无以复罪，罢之。居顷之，景帝以固为廉直，拜为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复以贤良征固。诸谀儒多疾毁固，曰「固老」，罢归之，时固已九十余矣。固之征也，薛人公孙弘亦征，侧目而视固。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自是之后，齐言《诗》皆本辕固生也。诸齐人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 　　韩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为常山王太傅。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淮南贲生受之。自是之后，而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韩生孙商，为今上博士。 　　按：申公为荀卿再传弟子，高祖至鲁，已能从师而见。辕固生至景帝时罢归，年九十余，当秦时，年已二十余矣。韩生为文帝博士，必为当时耆儒。三家盖皆读秦焚前书者。齐、鲁诸儒生千百，而三家所传，「其归一也」，其为孔子之传确矣。三家之外，史公无一字。此为孔子《诗》学存案，而后有舍三家而言《诗》者，其真伪可引此案决之。 　　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欧阳生教千乘儿宽。儿宽既通《尚书》，以文学应郡举，诣博士受业，受业孔安国。儿宽贫无资用，常为弟子都养，及时时间行佣赁，以给衣食。行常带经，止息则诵习之。以试第次补廷尉史。是时张汤方乡学，以为奏谳掾，以古法议决疑大狱，而爱幸宽。宽为人温良，有廉智自持，而善着书，书奏敏于文，口不能发明也。汤以为长者，数称誉之。及汤为御史大夫，以儿宽为掾，荐之天子。天子见问，说之。张汤死后六年，儿宽位至御史大夫。九年，而以官卒。宽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从容得久，然无有所匡谏；于官，官属易之，不为尽力。张生亦为博士。而伏生孙以治《尚书》征，不能明也。自此之后，鲁周霸、孔安国、雒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 　　按：伏生当孝文时年九十余，计当焚书时，年已六、七十矣。从始皇三十四年焚书之时上推，鲁灭于楚，当庄襄王元年，仅三十七年，正值春申君为相之时。荀卿自齐归春申君，伏生当其时已二三十岁矣，上距孟子亦不过数十年。齐、鲁诸儒生千百，而治《尚书》者唯伏生为首，藏书之禁仅数年，藏书之刑仅城旦，不能害也。然则伏生之《书》为孔子之正传，确矣。此为孔子《书》学存案。而后有舍伏生而言《书》者，其真伪可引此案决之。 　　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 　　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而鲁徐生善为容。孝文帝时，徐生以容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为容，不能通《礼经》。延颇能，未善也。襄以容为汉礼官大夫，至广陵内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皆常为汉礼官大夫。而瑕丘萧奋以《礼》为淮阳太守。是后能言《礼》为容者，由徐氏焉。 　　按：《礼》以高堂生为最本，而高堂生传《礼》凡十七篇。《孔子世家》所言诸儒习《乡饮》，《大射》在其中。《王制》所言冠、昏、丧、祭、乡、相见在其中。《礼运》《昏义》所言冠、昏、丧、祭、射、乡、朝、聘在其中。孔子传十余世不绝，诸生以时习《礼》其家，其为孔子之传确矣。此为孔子《礼》学存案。而后有舍高堂生之《礼》而言《礼》者，其真伪可引此案决之。 　　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齐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阳相。广川人孟但以《易》为太子门大夫。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 　　《易》不经焚，为完书，上自商瞿为嫡派，下至田何、杨何。太史迁为杨何再传弟子，其为孔子之传尤确矣。此为孔子《易》学存案。而后有舍田何、杨何而言《易》者，其真伪可引此案决之。 　　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今上即位，为江都相。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居舍着《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董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着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 　　胡母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母生。公孙弘亦颇受焉。 　　瑕丘江生为《谷梁春秋》。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长史，持节使决淮南狱，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弟子通者至于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而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 　　《春秋》但有公、谷二家。胡母生，孝景时为博士，且以老归矣，其传《春秋》必在秦前。上述《春秋》云「学者多录焉」，则齐、鲁诸生传《春秋》之盛可知。其为孔子之传确矣。此为孔子《春秋》学存案。而后有舍《公》《谷》而言《春秋》者，其真伪可引此案决之。 　　或疑诸经古文不列学官，以《儒林传》从功令、依博士叙之，其不列学官者自不能及。释之曰：若古文为真，《古文逸书》亦不列学官，而《儒林传》已言之。同为不列学官，于《古文逸书》则详之，于《毛诗》《逸礼》《周官》《左传》则略之，岂情理乎？此可一言断也。 　　按：史迁述六艺之序，曰《诗》《书》《礼》《乐》《易》《春秋》，凡西汉以前之说皆然。《论语》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又曰「《诗》《书》执《礼》，皆雅言也。」《王制》「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经解》「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庄子天运篇》「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徐无鬼篇》「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纵说之，则以《金板》《六弢》。」《天下篇》「《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列子仲尼篇》「曩吾修《诗》《书》，正《礼》《乐》。」又曰：「吾始知《诗》《书》《礼》《乐》无救于治乱。」《荀子儒效篇》「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商君书农战篇》「《诗》《书》《礼》《乐》。」《春秋繁露玉杯篇》「《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养，《易》《春秋》明其知。」诸所言六艺之序如是，皆以《诗》《书》为称首，无以《易》为先者，更无以《书》先《诗》者。《王制》「冬、夏教以《诗》《书》。」《秦本纪》「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举《诗》《书》者至繁，诚不胜数，聊举数条例之，从无异说。此为孔门六经之序存案，可为铁证。其有舍史迁《儒林传》而颠倒其序者，其真伪可引此案决之。又按：《史记外戚世家》「《易》基《干》《坤》，《诗》始《关雎》，《书》美厘降，《春秋》讥不亲迎。」《滑稽列传》「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太史公自序》：「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又曰「《易》着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帮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又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史公于此数条，皆有颠倒，此则行文无定之笔，于传经体式次叙无关者也 　　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着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化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昔西伯拘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着《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按：《汉书司马迁传》载迁《报任安书》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下云「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十二诸侯年表》云「表见《春秋》《国语》。」合此三条观之，如丘明兼作二书，太史公乃舍其《春秋》而称其《外传》，岂理也哉？或疑作《国语》者为左丘，作《春秋传》者为左丘明，分为二人，则《报任安书》明云「及如左丘明无目」，则明明左丘明矣。二人之说盖不足疑。《左传》从《国语》分出，又何疑焉？ 　　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篡其职。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 　　史迁叙六艺之旨，兼及其所受六艺之学，着书之由，见书之故，少则讲业齐、鲁之都，长则续纂太史之职，天下遗文古事咸集，不言孔氏有古文之逸经，则伪经之证殆不足辨也。 　　凡此数条，史迁所传孔子六艺之源流至足信者。凡《诗》三百五篇。其「四始」之义，以《关雎》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其《诗》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传之有鲁、齐、韩三家，无所谓《毛诗》者。其《书》，上纪唐、虞之际，无《舜典》，但有伏生今文二十八篇。其「八」字作「九」字，后人追改，辨见于下。以《鲁共王世家》考之，无所谓「壁中《古文尚书》」者。其《礼》，唯有高堂生所传十七篇，而无《逸礼》三十九篇、《周官》五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也。其《易》，则伏羲画作卦，文王重六十四卦，孔子系之辞，无以为周公作，亦无《说卦》《序卦》《杂卦》三篇。亦无《十翼》之说。传授人自商瞿至田何，再传至杨何，无所谓古文费氏也。其《春秋》，唯有《公羊》《谷梁》二家，无所谓《左氏传》也。经师皆先秦之遗民，去圣不远。经次与《经解》相合，证应无分。据以考孔子全经，具着于是。人共熟读，无由窜乱。故能条章明秩，如日中天，诚经学之象魏，先圣之护法，学士之瑰宝。今据之以攻古学，若发蒙焉，知《毛诗》《古文尚书》《逸礼》《周官》《费氏易》《左氏春秋》，皆伪经也。于以洗二千年歆、莽之伪氛，复孔圣传授之微言，皆赖于此。学者知其真者，乃能辨其伪者，悟于此义，思过半矣。《儒林传》虽粹然完书，然云「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又云「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又云「《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此三条是刘歆窜乱以惑人者。考六经之传，有书本，有口说。博士所职，孔庙藏书，是传本也。然吴佑写书，汗青盈车，其子辄以薏苡之谤为谏，则当时写本甚难，颇赖口说。伏生于《尚书》是其专门，即有百篇，皆所熟诵。当时《春秋》赖口说流传，《诗》则以其讽诵，皆至公羊寿、申公、辕固生、韩婴乃着竹帛。以故《公》《谷》二传，鲁、齐、韩三家《诗》，文字互异，良由口说之故。且古人字仅三千，理难足用，必资通假，重义理而不重文字，多假同音为之，与今泰西文字相近。譬由翻绎，但取得音，不能定字。一「英吉利」也，而可作「英圭黎」；一「法兰西」也，而可作「佛狼机」；一「西班牙」也，而可作「日思巴尼亚」。汉儒之尊，以其有专辄之权，得擅翻经之事。《诗》不过三百五篇，《书》不过二十八篇，为文甚简，人人熟诵，诚不赖书本也。若专赖壁藏之简而后二十九篇得存，则《诗》《春秋》未闻有壁藏之简，何以三百五篇之文，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得全乎？若谓《诗》有韵语，讽诵易存，《书》文聱牙，非简不存，则《春秋》及二传岂有韵语乎？故《隋志》之言曰「至汉，唯济南伏生口传二十八篇，又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献之。」曰「口传」，曰「二十八篇」，曰「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其说出《论衡》，此必今学家之说，足以破壁藏流亡失数十篇之谬，并足破伏生得二十九篇之误矣。今学以《尚书》二十八篇比二十八宿，以后得《泰誓》一篇比北斗，其说可据且伏生为秦博士，秦虽焚书，而博士所职不焚，则伏生之本无须藏壁而致亡也。知此，则壁藏亡失之说更不待攻，而二十八篇为孔子未经秦火之《书》愈明矣。云「二十九篇」者，盖《泰誓》后得，后人忘其本原，轻改《史记》「八」字为「九」字，必非史迁原文，并非歆窜原文。犹戴圣《礼记》本四十六篇，马融增三篇为四十九篇，而《后汉书》曹褒、桥仁传《礼记》皆四十九篇，盖亦后人追改之辞也。 　　难者曰：若谓孔子传《书》只二十八篇，则《史记》所引《书》篇名，《礼记》《左传》《国语》《孟子》《管子》《墨子》《尚书大传》所引《书》篇名非欤？释之曰：《书》经孔子所论定者，凡二十八篇。余则孔子所未定之《书》，犹《春秋》有已修之《春秋》、未修之《春秋》也，《诗》有删定之《诗》、已删之逸《诗》，本固不同。夫「血流漂杵」之虐，孟子不信《武成》，孔子岂肯存之乎？今所见逸诗三百余条，杂引于《礼记》《左传》、诸子，人人皆知其非三百五篇之《诗》，则《史记》及诸传记所引之《书》，岂可阑入孔子所定二十八篇之列乎？不疑逸《诗》，而疑删《书》，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且《汤誓》为今学，而墨子引之为「汤说」，凡三条，则百篇所无之名矣。如以「说」为文误，不应三条皆误；如以为异篇，何以《书序》无之？此类之疑尚多，不能悉数，其详见《书序辨伪》。二十八篇中，如《尧典》《禹贡》《洪范》《无逸》等文，经纬人天，试问《史记》《汤诰、太誓》之文厕于其间，能相称否？《汉志》之《周书》七十一篇、如《世俘解》之为《武成》等类，其或有孔子已删之《书》存焉，而史迁取之欤？要之，孔子定本之《书》，伏生传二十八篇，无数十篇之亡，亦无百篇之《序》，可断断也。若云「孔氏有《古文尚书》」，所谓「孔氏」者，《汉志》所谓鲁共王坏壁所得之《书》也，《史记》于《鲁共王世家》何以无之？且其时河间献王亦得古文《书》，同异若何？史公于《河间世家》何以无之？其详见《汉书艺文志辨伪》史公尊经，河间、鲁共有此巨典，岂其疏脱若是？若谓「安国以今文读之，《逸书》得十余篇」，则安国兄延年、延年子霸、霸子光世治《尚书》，应传古文，而刘歆欲立《古文尚书》，光不肯助，何也？安国《古文》传都尉朝，朝传胶东庸生，然安国又传儿宽，宽授欧阳生之子，世世传之，则今古文同出一师，何以今文无十余篇之《逸书》？且史迁尝从安国问《故》，而所闻亦无出二十八篇外者？夫《共王传》不着坏壁得书之事，孔光不助古文《书》之立，儿宽、司马不见《逸书》之文，则此条之为窜入，无可疑矣。 　　难者曰：《尚书大传》有引《九共篇》语，此伏生所述亡失篇之确据。而古文《逸书》有之，又十余篇与伏生合之，明征也。释之曰：《尚书大传》自宋不传，《经说》自刘歆后多窜伪。即不然，则伏生引已删之《书》目耳。《礼》十七篇之为足本，说已见上。此云「《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周礼》无可考，今《礼经》皆孔子所作，昔之具不具无可考。歆盖言其不具以为伪作地耳。至云「秦焚书多散亡」，辨见前篇。高堂生所传十七篇，除《冠》《昏》《相见》《丧》四篇外，余皆大夫、诸侯、天子之礼，安得曰「士礼」乎？歆伪作《明堂》《巡狩》等三十九篇《逸礼》及《周官》五篇，皆天子、诸侯之礼。其作《七略》，曰「犹愈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则此士礼，歆所改也。若《仪礼》之名，又述歆者改抑之辞，西汉前但曰《礼》而已。 　　难者曰：《儒林传》全篇粹完，若歆能窜入，则歆为《毛诗》《逸礼》《周官》《费易》《左传》，何不并窜之？释之曰：若歆能将诸伪经全行窜入，则证据坚确，吾诚无如之何，今日更无以发明其伪矣。但《史记儒林传》人人共读，若骤窜群经之名，诸儒骤起，按旧本而力争，则其伪更易露。唯略为点缀一二语，使无大迹，非唯不攻，且足为其征助矣。如王肃既伪《古文尚书》，而偏缺《舜典》一篇，又缺「粤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待姚方兴得于大桁头而后补之。其缀缉诸书，皆与原文少异，或增或漏，故示缺略。凡此皆作伪者之伎俩，欲使人疑信参半，而凭托既深，卒不能去，则其术售矣。古今作伪如出一轨，《儒林传》所以独窜《古文尚书》而不他及，犹《封禅书》之窜《周官》、《十二诸侯年表》之窜《左氏春秋》，皆于旁见侧出，以乱人耳目。作伪之诀皆如是，一经勘破，肺肝如见。今将刘歆窜乱之文条列于下： 　　古文八条 　　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五帝本纪》 　　《史记五帝本纪》，依《五帝德》《帝系姓》而作。古文如《周官》《左传》《国语》，则添出伏羲、神农、少昊，与《史记》大相违谬，何为忽以「古文」为「近是」，得无自相矛盾乎？其添设之迹，不攻自破。 　　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三代世表》 　　此言《谍记》与邹衍《终始五德》之传不同乖异，如何着得「古文」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