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伪经考 - 第 2 页/共 39 页

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着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徐广曰：一云「治国闻者」也要删焉。《十二诸侯年表》 　　上云「着盛衰之大指」，其为「治国闻者」之要删无可疑，忽插「古文」二字，作何解？徐广所见，犹为原本。其余可推。 　　群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禅事，又牵拘于《诗》《书》古文而不能骋。《封禅书》 　　「群儒牵拘于《诗》《书》而不能骋」，则文从矣，插「古文」二字，其「古文」，何文邪？若即《诗》《书》邪？则已该之；其《逸礼》邪？则何不别举之乎？其为添窜，不待问矣！ 　　余读《春秋》古文。《吴世家》 　　《春秋》古文者，《左氏传》耳。《儒林传》《河间献王世家》无之。此忽出之，其为谰言易见。 　　则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仲尼弟子传》 　　「孔氏古文」者何？殆指鲁共王坏壁所得之古文《论语》也。无如《共王世家》无是事何！ 　　年十岁则诵古文。 　　……秦拨去古文。以上《太史公自序》 　　《史记贾生传》称「以能诵《诗》属《书》。」《汉书》东方朔亦称「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无言诵古文者。且古文者，如《索隐》以为《古文尚书》邪？如刘氏以为《左传》《国语》《世本》邪？则其妄已辨之矣。若秦只云烧《诗》《书》，何以云「拨古文」乎？其窜乱至显也。 　　诗书六条言《书序》者先焉 　　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三代世表》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孔子世家》 　　按：《书序》之伪，已详《书序辨伪》。或据此二条以为孔子有《书序》之证，不知为刘歆所窜入也。且《易》无《序》矣，而《孔子世家》之「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此「序」字在首，不得如《正义》作《序卦》解，当亦次序之辞。此「序《书》」即不伪窜，亦非今《书序》可知也。 　　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六国表》 　　歆云「藏人家」者，暗指古文而言，忘却博士之职不失也。 　　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伯夷列传》 　　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 　　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 　　礼二条 　　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以上《儒林传》 　　辨见前。 　　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封禅书》 　　《周官》一篇，《史记》自《河间献王世家》《儒林传》皆不着。一部《史记》无之，唯《封禅书》有此二字，其为歆窜入何疑焉！凡作盗，皆不敢于显明，而多尝试于幽暗也。 　　易三条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孔子世家》 　　按：《汉书艺文志》云「孔子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儒林传》云「费直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隋书经籍志》云「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隋志》之说出于《论衡》，此必王充曾见武、宣前本也。《说卦》：「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干》，劳乎《坎》，成言乎《艮》。」又曰「《震》，东方也；《离》也者，南方之卦也；《兑》，正秋也；《坎》者，正北方之卦也。」与焦、京《卦气图》合。盖宣帝时说《易》者附之入经，田何、丁宽之传无之也。史迁不知焦、京，必无之，此二字不知何时窜入。至《序卦》《杂卦》，所出尤后，《史记》不着。盖出刘歆之所伪，故其辞闪烁隐约，于《艺文志》着《序卦》，于《儒林传》不着，而以「十篇」二字总括其间。要之，三篇非孔子经文。《说卦》之伪，见《易汉学辨》；十篇之伪，见《艺文志辨伪》。 　　周太史过陈，陈厉公使以《周易》筮之，卦得《观》之《否》。贾逵曰：「《坤》下《巽》上《观》，《坤》下《干》上《否》。《观》爻在六四，变而之《否》。」按：六爻有「变象」，有「互体」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陈世家》，《田敬仲完世家》略同 　　初，毕万卜仕于晋国，遇《屯》之《比》。贾逵曰；《震》下《坎》上《屯》，《坤》下《坎》上《比》，《屯》初九变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后必蕃昌。」《晋世家》。《魏世家》略同 　　顾氏炎武《日知录》曰「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两体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谓之‘互体’。然夫子未尝及之，后人以‘杂物撰德’之语当之，非也。其所论‘二与四、三与五同功而异位’，特就两爻相较言之，初何尝有‘互体’之说？……《晋书》荀顗尝难锺会‘《易》无互体’，见称于世，其文不传。新安王炎晦叔尝问张南轩曰‘伊川令学者先看王辅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何也？’南轩曰：‘三家不论互体故耳。’……朱子《本义》不取‘互体’之说，唯《大壮》六五云：‘卦体似《兑》，有羊象焉。’不言‘互’，而言‘似’，‘似’者，合两爻为一爻，则似之也。然此又创先儒所未有，不如言‘互体’矣。《大壮》自三至五成《兑》，《兑》为羊，故《爻辞》并言‘羊’。」全氏祖望《经史问答》曰：「汉、晋诸儒无不言‘互体’者，至王辅嗣、锺士季始力排之，然亦终不能绌也。特是汉儒言‘互’，只就一卦一爻配象，未能探其所以然。至王伯厚作《郑康成易注序》始发之，谓‘八卦之中，《干》《坤》纯乎阴阳，故无互体。若《震、巽、艮、兑》分主四时，而《坎、离》居中以运。是以下互《震》而上互《艮》者，坎也；下互《巽》而上互《兑》者，《离》也。若《震、巽》分《干》《坤》之下画，则上互有《坎、离》；《艮、兑》分《干》《坤》之上画，则下互有《坎、离》；而《震、艮》又自相互，《巽、兑》又自相互，斯阴阳老少之交相资也。’愚再以十辟卦推之：五阳辟，以《震、兑》与《干、坤》合而成；五阴辟，以《巽、艮》与《干》《坤》合而成；乃《夬》《姤》近乎纯《干》，《剥》《复》近乎纯《坤》，故无互体。而《艮、兑》之合《干》《坤》也，为《临》，为《遁》，则下互有《震》《巽》；《震、巽》之合《干》《坤》也，为《大壮》，为《观》，则上互有《艮》《兑》。至《干》《坤》合而为《泰》，则下互《兑》而上互《震》；《干》《坤》合而为《否》，则下互《艮》而上互《巽》。《坎》《离》于十辟卦虽不预，而以《既、未济》自相互，是阴阳消长之迭为用也。盖伯厚八卦之旨，即‘中央寄王’之义也。愚所推十辟卦之旨，即‘六律还宫’之义也。是以朱子晚年谓从《左氏》悟得互体，而服汉儒之善于经说者，有自来矣。」按「互体」之说，实创于刘歆，经无之也。歆窜入《左传》，则惑人深矣。史公受杨何之《易》，必无之，盖亦歆所窜入也。若互体之谬，锺会发之于前，张南轩、顾亭林述之于后，可谓绝世之识，惜其不知《左传》为伪说。朱子卒亦惑之，全谢山更无论也。 　　春秋九条附《宋世家赞》一条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亦着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着书，不可胜纪。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着文焉。《十二诸侯年表》 　　按：今博士谓「左氏不传《春秋》」，《儒林传》述《春秋》有《公羊》《谷梁》，而无《左氏》。史迁征引《左氏》至多，如其传经，安有不叙？此为辨今古学真伪之铁案。孔子《春秋》之义法，唯七十子能传之，即《公羊》《谷梁》之说也。自非七十子，其不传明矣。此表骤言「左氏」，且称丘明为「鲁君子」「惧弟子各安其意，而失其真」，抑《公》《谷》而尊《左氏》如此！考文翁《孔庙图》《史记仲尼弟子传》，无左丘明名，且《左传》称「悼四年」。据《史记六国表》，悼公之薨在获麟后五十余年。则丘明在孔子后远矣。岂七十子学成德尊所存者不足据，而非弟子之丘明反足据乎？此又不待辨也。下杂叙《铎氏微》《虞氏春秋》《吕氏春秋》诸书，各体既杂而不类。又《吕后春秋》于十二诸侯年、月事无关，《虞氏春秋》在「儒家」，于十二诸侯年、月事亦必无关。以此例之，不过歆以《史记儒林传》彰着，难于窜乱，故旁窜于《十二诸侯年表》，以为《左传》之证。又多窜数书，故为繁重，以泯其迹。「安意失真」之说与《七略》同，其为歆言无疑义矣。 　　太史公曰：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灾祸不生，所求不匮。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扰，不可放物，祸菑荐至，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其后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废所职，而闰余乖次，孟陬殄灭，摄提无纪，历数失序。尧复遂重、黎之后，不亡旧者，使复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天疫。年耆禅舜，申戒文祖云「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观之，王者所重也。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天下有道则不失纪序，无道则正朔不行于诸侯。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禨祥废而不统。周襄王二十六年闰三月，而《春秋》非之。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邪于终。履端于始，序则不愆；举正于中，民则不惑；归邪于终，事则不悖。《历书》 　　考五帝，无少皞之说。《逸周书尝麦解》云「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寓，少皞以临四方。」又云「乃命少皞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按：蚩尤为古之诸侯，而少皞与蚩尤为二卿，同受帝命，则少皞亦古之诸侯，与蚩尤同。非五帝，更非黄帝之子，甚明。刘歆欲臆造三皇，变乱五帝之说，以与今文家为难，因跻黄帝于三皇，而以少皞补之。其造《世经》，以太皞帝、炎帝、黄帝、少皞帝、颛顼、帝喾、唐帝、虞帝为次，隐寓三皇、五帝之说。又惧其说异于前人，不足取信，于是窜入《左传》《国语》之中，一则曰：「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左传昭十七年》再则曰「少皞有四叔。」《左传昭十九年》三则曰「而封于少皞之虚。」《左传定四年》四则曰「及少皞之衰也。」《国语楚语》又伪作《月令》，以孟秋为「其帝少皞」。皆所以证成其《世经》之说，而不知其犹有《逸周书》遗文不能弥缝也。夫出于一己者，则较若画一；偶见他书者，辄判然不同，其为己所私造，尚待辨邪？歆又窜之《史记历书》中，曰「少皞氏之衰也」，即《国语楚语》之文。《史记》纪五帝用《大戴礼》《世本》之说，若《左传》《国语》有少皞事，史公于二书素所引用，何以遗之？其为伪窜，益无疑矣。如谓《本纪》据《大戴》，不兼他书，则八恺等说固兼《左传》矣。如《左》《国》有少皞，断无不兼及也。文十八年「少皞氏有不才子」，与缙云氏并称，缙云氏非古天子，则少皞未可遽以为天子，殆即《逸周书》所称之类。《五帝本纪》亦有此语，今皆不必断为窜伪 　　昔有过氏杀斟灌以伐斟寻，灭夏后帝相。帝相之妃后缗方娠，逃于有仍，而生少康。少康为有仍牧正。有过又欲杀少康，少康奔有虞。有虞思夏德，于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于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后遂收夏众，赐其官职。使人诱之，遂灭有过氏，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今吴不如有过之强，而句践大于少康，今不因此而灭之，又将宽之，不亦难乎！《吴世家》 　　《夏本纪》无夏中亡而少康中兴事。此何事也，而史公于述《本纪》若不知，而于《吴世家》乃叙之邪？其谬不待言。然此事亦非全无来历。《离骚》「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盖战国多杂说，史迁所谓「言不雅驯」者，歆入之于《左传》，并窜之于《史记》耳。《夏本纪》称禹后有斟寻氏，亦所自出也。但恐歆校诗赋，并《离骚》亦歆所窜入，不然，何此一事叙至十二句邪？ 　　四十六年，惠公卒，长庶子息摄，当国行君事，是为隐公。初，惠公适夫人无子，公贱妾声子生息。息长，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夺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为夫人，以允为太子。及惠公卒，为允少故，鲁人共令息摄政，不言即位。 　　按：《汉书王莽传》，莽奏曰「《尚书康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摄称王之文也。《春秋》‘隐公不言即位，摄也。’此二经，周公、孔子所定，盖为后法。」观此，知歆为伪撰《左传》书法，所以翼成王莽居摄而篡位者也，不闻《公》《谷》有是义。史迁闻《春秋》于董仲舒，述《儒林》无《左氏》。若真有《左氏》解经语，岂容没之？足见歆之窜伪也。 　　八年，与郑易天子之太山之邑枋及许田，君子讥之。二年，以宋之赂鼎入于大庙，君子讥之。比及葬，三易衰。君子曰「是不终也。」以上《鲁世家》 　　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马孔父，谓曰「先君宣公舍太子与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与夷也。」孔父曰「群臣皆愿立公子冯。」穆公曰「毋立冯，吾不可以负宣公。」于是穆公使冯出居于郑。八月庚辰，穆公卒，兄宣公子与夷立，是为殇公。君子闻之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其弟以成义，然卒其子复享之。」 　　十二年春，宋襄公为鹿上之盟，以求诸侯于楚，楚人许之。公子目夷谏曰：「小国争盟，祸也。」不听。秋，诸侯会宋公盟于盂。目夷曰「祸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于是楚执宋襄公以伐宋。冬，会于亳，以释宋公。子鱼曰「祸犹未也。」十三年夏，宋伐郑。子鱼曰：「祸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郑。襄公将战，子鱼谏曰「天之弃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楚人未济，目夷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公不听。已济未陈，又曰「可击。」公曰「待其已陈。」陈成，宋人击之。宋师大败，襄公伤股。国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于阨，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兵以胜为功，何常言与！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战为！」是年，晋公子重耳过宋，襄公以伤于楚，欲得晋援，厚礼重耳以马二十乘。十四年夏，襄公病伤于泓而竟卒。 　　三十七年。荧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忧之。司星子韦曰「可移于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于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岁。」景公曰「岁饥民困，吾谁为君！」子韦曰「天高听卑，君有君人之言三，荧惑宜有动。」于是候之，果徙三度。 　　太史公曰「《春秋》讥宋之乱，自宣公废太子而立弟，国以不宁者十世。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以上《宋世家》 　　按：《世家》叙宣公事，以为立弟成义，子复享之；叙襄公事，讥其得祸致怨。皆用《左氏》义。汉人之学皆有家法，何以同一《世家》，《赞》讥宣公之乱宋，褒襄公之礼让，独用公羊义？一文矛盾，何至于是！其为歆所窜入，最为易见。以此推之，《秦本纪》《鲁世家》之「君子」，亦为窜入无疑矣。《秦本纪》引「君子」凡二条，以其无关《春秋》书法，故不录。「分野」为歆伪撰，辨见卷十四。 　　 　　凡所引《史记》窜入诸条，皆确凿无可疑者。考《史记》一书，《太史公自序》称「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自完具。唯班固所见，已云「十篇有录无书。」《汉书艺文志》《司马迁传》而褚少孙补之，《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张晏说故《索隐述赞》云「惜哉残缺，非才妄续。」然自褚少孙后，续者尚多。《后汉书班彪传》「武帝时，司马迁着《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章怀注「好事者，谓杨雄、刘歆、阳城衡、褚少孙、史孝山之徒也。」《史通正史篇》云「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杨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若杨终之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后汉书杨终传》犹不数也。当成帝时，东平王宇以叔父之尊，上疏求《太史公书》，朝廷不与，《汉书东平思王传》则外人见者绝少，其唯刘歆肆行窜入，至易也。《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张晏曰「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成列传》。」则张晏见本，序目有《兵书》也。颜师古注《汉书司马迁传》曰「序目本无《兵书》，张云亡失，此说非也。」刘奉世曰「《兵书》即《律书》，盖当时有尔。」盖史迁有《兵书》无《律书》，师古据其所见歆本误言之，盖《律书》亦歆所窜补者也。赵氏翼论《史记》为后人增窜甚详，惜未知即为刘歆所窜，而频疑褚少孙耳，今全录于此： 　　 　　《廿二史箚记》【褚少孙补《史记》不止十篇】条云「《汉书司马迁传》谓：‘《史记》内十篇有录无书。’颜师古注引张晏曰‘迁没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成列传》，凡十篇。元、成间，褚少孙补之，文辞鄙陋，非迁原本也。」是少孙所补只此十篇。然细按之，十篇之外，尚有少孙增入者。如《外戚世家》增尹、邢二夫人相避不相见，及钩弋夫人生子，武帝将立为太子，而先赐钩弋死，又卫青本平阳公主骑奴，后贵为大将军，而平阳公主寡居，遂以青为夫等事。《田仁传》后，增仁与任安皆由卫青舍人选入见帝，二人互相举荐，帝遂拔用之等事。又《张苍申屠嘉传》后，增记征和以后为相者，车千秋之外，有韦贤、魏相、丙吉、黄霸，皆宣帝时也；韦玄成、匡衡，则元帝时也。此皆少孙别有传闻，缀于各传之后。今《史记》内各有‘褚先生曰’以别之。其无‘褚先生曰’者，则于正文之下另空一字以为识别，此少孙所补显然可见者也。又有就史迁原文而增改者。《楚元王世家》后叙其子孙有地节二年者，则宣帝年号也。《齐悼惠王世家》后叙朱虚侯子孙有至建始三年者，则成帝年号也。此则皆在迁后，而迁书内见之，则亦少孙所增入也。又《史记匈奴传》，太初四年，且鞮侯单于立。其明年，浞野侯亡归。又明年，汉使李广利击右贤王于天山，又使李陵出居延。陵败降匈奴，则天汉二年也。又二年，汉使广利出朔方，与匈奴连战十余日，广利闻家已族灭，遂降匈奴，则应是天汉四年事。然《汉书武帝纪》，天汉二年李陵降匈奴，与此传同；而广利之降则在征和三年，距天汉四年尚隔七年，殊属歧互。不知者必以史迁为及身亲见，与班固事后追书者不同，自应以《史记》为准。然征和元年巫蛊事起，二年太子斩江充，战败自杀；而广利之降，则以太子既死之明年。广利出击匈奴，丞相刘屈牦饯于郊外，广利以太子既死，属屈牦劝上立昌邑王为太子。昌邑王者，广利妹李夫人所生子，广利甥也。此语为人所告发，帝遂诛其家，广利闻之，乃降匈奴。是广利之降在卫太子死后，而太子之死实在征和二年。此等大事，《汉书本纪》编年记载，断无差误，则广利之降必不在天汉四年明矣。再以《汉书匈奴传》核对，则李陵降匈奴以前皆与《史记匈奴传》同。陵降后二年，广利出兵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无所得，乃引还，并未降匈奴也。又明年，匈奴且鞮侯单于死，狐鹿姑单于立，是为汉太始元年。狐鹿姑立六年，遣兵入寇上谷、五原、酒泉，汉乃又遣广利出塞，战胜追北，至范夫人城，闻妻子坐巫蛊事被收，乃降匈奴。计其岁年，正是征和三年之事，与《武帝纪》相合，则知《史记匈奴传》末所云天汉四年广利降匈奴者，非迁原本也。迁是时目击其事，岂有错年岁至此？盖迁所作传，仅至李陵降后二年广利出塞不利引还便止。迁《自叙》谓「讫于太初」，则并在陵降匈奴之前而褚少孙于数十年后，但知广利降匈奴之事，不复细考年代，即以系于天汉四年出兵之下，故年代错误也。可知《史记》十篇之外，多有少孙所窜入者。 　　【《史记》有后人窜入处】条云「《史记田儋传》赞忽言：‘蒯通辨士，着书八十一篇，项羽欲封之而不受。’此事与儋何涉，而赞及之？《司马相如传》赞谓‘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杨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讽一，犹驰骋《郑》《卫》之音，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余采其语可论者着于篇’云云。按：雄乃哀、平、王莽时人，史迁何由预引其语？此并非少孙所补，而后人窜入者也。《汉书相如传赞》正同，岂本是班固引雄言作《赞》，而后人反移作《史记》传赞邪？《外戚世家》叙卫子夫得幸之处，不曰‘今上’而曰‘武帝’，此或是少孙所改耳。」 　　 　　观瓯北所考《史记》之经后人窜乱，无足疑者。此外尚多，以文繁不复录，学者可观省而自得焉。 　　 　　汉书艺文志辨伪第三上 　　按：刘歆伪撰古经，由于总校书之任，故得托名中书，恣其窜乱。东汉主张古学，若贾逵、班固、马融、张衡、许慎之伦，皆校书东观者，其守古学弥笃，盖皆亲见中古文经，故惑之弥甚。通学之徒皆已服膺，其风灭天下，力固宜然。故原伪经所能创，考古学所以行，皆由《七略》也。《汉书》为歆所作，人不尽知；《艺文志》即《七略》原文，人皆知之。今将《艺文志》之《六艺略》条辨于先，则歆之伪尽见矣。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 　　按：《七略》之出于刘歆，此为明条。《六艺略》为歆专职，以承父向校经、传、诸子、诗、赋也，故尤得恣其改乱，颠倒五经也。秦火虽焚，而六经无恙，博士之职不改，孔氏世世不绝，诸儒师师相受，微言大义至今具存，以为「乖绝」及「书缺简脱，礼坏乐崩」，皆歆邪说，攻今学真经而创古学伪经也。且所谓「微言大义」，即孔子改制之学也：申公、辕固生、韩婴、伏生、高堂生、田何、胡母生、董仲舒，四百年传之不绝。自歆伪经出，托之周公，而后孔子之微言大义乃乖绝，实乖绝于歆也。《春秋》有公、谷而无左氏，更无邹、夹；《诗》有齐、鲁、韩，而无毛氏；《易》出于田何，施、孟、梁丘起于宣帝后，战国前安有数家之传？叙仲尼七十子后，即以己伪撰之经入之，以涂学者耳目。首倡秦焚而书简缺，言绝而诸家争，学者开卷，诵之习熟，弥满胸臆，此所以丰蔀二千年而莫之解也。刘向所撮录，大率为歆所改。今以刘向《新序》《说苑》《列女传》校之，说皆不同，知《七略》中无向说矣。其云「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移太常书》并以「书缺简脱」四字诬为诏书。考《史记》《汉书儒林传》皆载武帝制，只有「礼废乐崩，朕甚愍焉」八字。盖博士具官，未有进者，六艺之学，朝廷未重，故以为「礼废乐崩」，非谓「书有缺脱」也。《儒林传》制诏元文既无此语，则「书缺简脱」四字，为歆增加，以证佐伪经之说，明甚。刘歆伪撰古文，既妄以传授源流强诬古人，并诬其父，又诬其君，无忌惮之小人，亦至此乎！按古今总校书之任者，皆有大权，能主张学术，移易是非，窜乱古书。先征之今，国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群书纪昀主之，算法则戴震主之。而《四元玉鉴》为中国算学最精之术，戴震于《测圆海镜提要》云「按：立天元一法，见于宋秦九韶《九章大衍数》中，厥后《授时草》及《四元玉鉴》等书皆屡见之。」则戴震必见其书，而乃不为着录，盖欲独擅其术也。《提要》之及其目者，乃其不觉流露，不及校删者耳纪昀力攻朱子，述董亨复《繁露园集》之野言，讥《名臣言行录》不载刘元城者数条，其它主张杂学，所以攻宋儒者无不至，后生多为所惑。近世气节坏，学术芜，大抵纪昀之罪也。校书者心术若坏，何所不至！幸生当国家明盛，群书毕备，故不至大为窜乱。若刘歆挟名父之传，当新莽之变，前典校书之任，后总国师之权；加汉世书籍皆在竹帛，事体繁重，学者不从大师，无所受读，不如后世刻本流行，挟巨金而之市，则捆载万卷，群书咸备也。若中秘之藏，自非马迁之为太史，则班嗣之有赐书，杨雄之能借读，庶或见之，自余学者无由窃见。故歆总其事，得以恣其私意，处处窜入。当时诸儒虽不答，师丹、公孙禄虽奏劾，然天下后世则皆为所丰蔀而无由见日矣。孔子六经不亡于秦政之烧书，而乱于新歆之校书，岂不痛哉！王允谓「不可令佞臣执笔。」若校书之权任，尤先圣大道所寄，岂可使佞人为之哉？徒以二千年经学乖讹，有若聚讼，童年而搜研章句，白首不能辨厥要归，科罪刘歆，犹未当其狱也。 　　《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师古曰「《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 　　《易传周氏》二篇。字王孙也 　　《服氏》二篇。师古曰：「刘向《别录》云‘服氏，齐人，号服光’」 　　《杨氏》二篇。名何，字叔元，菑川人 　　《蔡公》二篇。卫人，事周王孙 　　《韩氏》二篇。名婴 　　《王氏》二篇。名同 　　《丁氏》八篇。名宽，字子襄，梁人也 　　《古五子》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说《易》阴阳 　　《淮南道训》二篇。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号九师说 　　《古杂》八十篇，《杂灾异》三十五篇，《神输》五篇，图一。师古曰：「刘向《别录》云：《神输》者，王道失则灾害生，得则四海输之祥瑞。」 　　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说》三篇；京氏、段嘉十二篇。苏氏曰「东海人，为博士。」晋灼曰「《儒林》不见。」师古曰：「苏说是也。嘉即京房所从受《易》者也，见《儒林传》及刘向《别录》。」 　　《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 　　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 　　《易》曰「伏羲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効，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兴，田何传之。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 　　按：《易》学为歆乱伪之说有三，而京、焦之说不与焉：其一，文王但重六爻，无作上、下篇之事，以为周公之作，更其后也；其二，《易》但有上、下二篇，无十篇之说，以为孔子作《十翼》，固其妄也；其三，《易》有施、孟、梁丘，并出田何，后有京氏为异，然皆今文之说，无《费氏易》。至有高氏，益支离也，今分辨于下： 　　《史记周本纪》「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日者传》「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法言问神篇》「《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问明篇》「文王渊懿也。重《易》六爻，不亦渊乎！」《汉书杨雄传》「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于是重《易》六爻。」此皆西汉前说辞之未着，若何而有上、下之篇，殊令人不可通晓。考马融、陆绩之说，皆以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见《周易正义》一此必有所受。《志》云「文王重六爻」，盖未敢骤改西汉旧说，以骇观听，而又云「作上、下篇」，则是明以为文王作《卦辞》矣。其辞闪烁，所谓「诬善之人，其辞游」也。其辨详《经典释文纠谬》。 　　此《志》叙周王孙、服光、杨何、蔡公、韩婴、王同诸《易》先师《传》皆二篇，《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然则《易》之《卦辞》《爻辞》《彖辞》《象辞》皆合，以其简帙繁重，分为上、下二篇。史迁《太史公自序》称《系辞》为「《易大传》」，盖《系辞》有「子曰」，则非出孔子手笔，但为孔门弟子所作，商瞿之徒所传授，故太史谈不以为经而以为传也。至《说卦》《序卦》《杂卦》三篇，《隋志》以为后得，盖本《论衡正说篇》「河内后得逸《易》」之事。《法言问神篇》「《易》损其一也，虽蠢知阙焉」，则西汉前《易》无《说卦》可知。杨雄、王充尝见西汉博士旧本，故知之。《说卦》与孟、京《卦气图》合，其出汉时伪托无疑。《序卦》肤浅，《杂卦》则言训诂，此则歆所伪窜，并非河内所出，宋叶适尝攻《序卦》《杂卦》为后人伪作矣。《习学记言》歆既伪《序卦》《杂卦》二篇，为西汉人所未见，又于《儒林传》云费直「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此云「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又叙《易经》十二篇，而托之为施、孟、梁丘三家，又于《史记孔子世家》窜入「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颠倒眩乱。学者传习，熟于心目，无人明其伪窜矣。诸家引孟、京注，间有及《说卦》《序卦》《杂卦》者，如非窜乱之条，即为后人附益之语，犹《左传正义》一引《严氏春秋》有「孔子与左丘明观书，丘明为传」之事耳，不足据也。夫《易》为未经焚烧之书，犹可托伪，而人无疑之者，况他经哉！然则天下人之被欺，固易易耳，若非藉马迁、王充之说，孔子之《易》几无复发明之日，亦危矣哉！ 　　按：西汉但有施、孟、梁丘、京氏《易》，费氏、高氏突出于哀、平之世，西汉诸儒无见之者。传之者王璜，即传徐敖《古文尚书》之人，其为歆所假伪付嘱，至易见也。其云「唯费氏经与古文同」，亦伪托也，务借以尊费氏而已。汉逮中叶，经业至盛，人用其私，多思伪撰。故《易》则有焦、京、赵宾以阴阳灾变为《易》；《书》则有《泰誓》、张霸《百两篇》；《礼》则有方士、明堂诸说。盖作伪者已多。刘歆之伪古文，发源于《左氏》，成于《周官》，遍伪诸经，为之佐证。独阙于《易》，遂剿焦、京之绪余，而变其面目，故曰「长于卦筮」，又曰「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盖歆以余力为之，凑成诸经古文耳。《后汉书儒林传》「陈元、郑众皆传《费氏易》，其后马融亦为其传。融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自是《费氏》兴。」《经典释文序录》曰「永嘉之乱，施氏、梁丘之《易》亡，孟、京、费之《易》，人无传者。马、郑之《易》，即《费氏易》，安得谓《费》无传？陆氏之说不足为据也是后汉末皆费氏学。而《释文》有《费直章句》四卷，岂后人所傅益欤？」然既曰「兴」，又曰「人无传者」，则必有说。今自马融、郑玄、荀爽、虞翻及王辅嗣注，皆费氏说，《三国志虞翻传》注载翻奏曰：「臣闻六经之始，莫大阴阳。」是歆六经首《易》之说也。「臣高祖父少治孟氏《易》，至臣五世。前人通讲，多玩章句，虽有秘说，于经疏阔。」是翻弃师法之征也。翻传又载翻《国语训注》，是翻盖治古学者。盖马、郑之后，费学大行，学者无不在其笼中，为其学者又人人异论。荀爽既殊于马、郑，翻又异于郑、荀，要之皆费氏之说。翻自言孟氏，盖假借之辞耳则今之《易》亦歆伪学也。呜呼！后世六学，皆歆之说，孔子之道于是一变，盖二千年矣。《儒林传》言高相「亦亡章句，专说阴阳灾异」。盖歆别有五行传之学，溢而为此。《传》又云「自言出于丁将军」，犹《毛诗》自谓子夏所传耳，亦犹《春秋》之故为邹氏、夹氏以影射耳，亦歆所为也。唯歆斥孟、京之伪，详《汉书儒林传辨伪》。 　　《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为五十七篇。师古曰「孔安国《书序》云‘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承诏作传，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郑玄《叙赞》云：‘后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 　　《经》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欧阳《经》三十二卷。师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传授者。」 　　《传》四十一篇。 　　欧阳《章句》三十一卷。 　　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 　　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卷。 　　欧阳《说义》二篇。 　　刘向《五行传记》十一卷。 　　许商《五行传记》一篇。 　　《周书》七十一篇。周史记。师古曰「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 　　《议奏》四十二篇。宣帝时石渠论。韦昭曰「阁名也，于此论书。」 　　凡《书》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入刘向《稽疑》一篇。师古曰：「此凡言‘入’者，谓《七略》之外，班氏新入之也。其云‘出’者与此同。」《易》曰「河出《图》，雒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篡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讫孝宣世，有欧阳、大小夏侯氏立于学官。《古文尚书》者，出于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 　　按：伏生所传二十八篇。伏生故秦博士，秦焚书，非博士所职悉焚，则博士所职不焚，然则伏生之《书》，为孔子所传之全经确矣。博士以《尚书》为备，以其传授有绪，故比之二十八宿也。欧阳、大小夏侯传今文者无异辞。而《史、汉儒林传》皆云「伏生求其《书》，独得二十九篇」者，《隋志》引《论衡》以为「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刘歆《移太常书》所谓「《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故经二十九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皆缘博士合《泰誓》于经中，并二十八篇数之，故为二十九也。歆欲以古文乱今学，故云「凡百篇而为之序」「秦燔书禁学」「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明《书》之不备，所以便其作伪也。歆不明白言之，又窜之于《史记儒林传》以惑人，以便于作伪而人不惊之也。《书序》之伪，别详《书序辨伪》中，今不详。 　　壁中古文之事，其伪凡十：秦虽焚书而六经不缺，孔氏遗书藏于庙中，世世不绝，诸儒以时习之。篆与籀文相承，无从有古文。孔襄为孝惠博士，孔忠、孔武并为博士，亦无从突出于共王之手。其伪一。按《史记鲁共王世家》无坏孔子壁得古文经事。史迁讲业齐、鲁之都，加性好奇，若有之，必详述之。其伪二。共王以景帝前二年即位，二十八年薨，为武帝元朔元年，乃武帝初年，《志》云「武帝末」，其伪三。自元朔元年至征和二年巫蛊事起，凡三十六年，武帝崇奖经学，搜访遗书，安国何为迟数十年致遭巫蛊之时？且安国蚤卒，何得至征和时遇巫蛊？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据荀悦《汉纪》「安国家献之」，然既献之，何以武帝久不立？欧阳氏不一言之？或据《外戚陈皇后传》元光五年，「女子楚服等坐为皇后巫蛊祠祭祝诅，大逆无道，相连及诛者三百余人。」其时安国正为博士。然此后都尉朝等仍可请，何不见也？其伪四。河间献王亦得《古文书》，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何以史迁不见？又此本何传，与共王出孰先后，本孰同异，增多几何，何以《志》不叙及？岂有亡失之余，遗书间出，而篇简文字不谋而合之理？其为伪造，即此已明。其伪五。孔安国以今文字读古文，纵有壁中书，安国亦仅识二十九篇耳，若何而知为多十余篇？其伪六。儿宽受业于安国，欧阳、大小夏侯学皆出于宽，则皆安国之传也。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则使确有古文，确多十六篇，欧阳、大小夏侯皆传之，则今古文实无异本矣。《儒林传》云「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凡此皆今文篇，无一增多篇者，所异者乃安国古文说耳。然古文所异在字，安国仍读以今文，更无说也。即安国确有其说，亦与儿宽同传，且今考史迁载《尧典》诸篇说实皆今文，以为古文者妄。其伪七。安国为得古文之人，为欧阳、大小夏侯之本师，经应全同，何以有脱简三、脱字数十、文字异者七百有余？其伪八。欧阳、大小夏侯既传安国学，则亦传古文学，何以无此十六篇，而都尉朝、胶东庸生独有之？其伪九。安国传《书》至龚胜者八传，至孔光者五传，至赵玄者七传。详《汉书儒林传辨伪》以今学经八传而至胜，古学经三传而至胡常，即当哀、平世矣。何相去之远乎？其伪十。 　　比附观之，盖不待辞之穷，而其伪已露矣。武进刘逢禄曰：《尚书今古文集解》「马融《书传序》称‘逸十六篇，绝无师说’，即《史记》云‘《逸书》得十余篇’、刘歆云‘《逸书》有十六篇’。《正义》载其目云：《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谟》十二，《弃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汤诰》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宝》十八，《伊训》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九共》九篇共卷，故十六篇。盖此十六篇亦《逸周书》之类，未必出于孔壁，刘歆辈增设之，以抑今文博士耳。东汉初治古文者卫、贾诸子，皆不为注说，故遂亡佚。要之据《舜典》《皋陶谟》序读之，则《典》《谟》皆完备，《逸书》别有《舜典》《大禹谟》《弃稷》，必歆等之伪也。」刘氏已能发歆之伪矣，然犹以为「亦《逸周书》之类，未必出于孔壁」，则仍为歆所谩也。《汉书律历志》全用刘歆《三统历》，其引《武成》，以《逸周书》考之，即《世俘解》也。《世俘解》云「维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国。」此叙以《武成》命篇之意；次云「唯一月丙午，《志》作壬辰」旁生《志》作「死」魄，若翼《志》作「翌」，下同日丁未，《志》作「癸巳」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纣。《志》作「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汉志》同；又云「越《志》作「粤」，下同若来二《志》作「三」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则《志》无此六字咸刘商王纣」，《汉志》同；又云：「时《志》作「唯」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志》无此二字燎于周。」《志》下有「庙」字《汉志》同；又云「若《志》无此字翼日辛亥，祀于《志》下有「天」字位，用钥于天位。《志》无此句越五日乙卯，武王《志》无此二字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汉志》同。其为歆窃取以为《武成》无疑。郑康成以为建武之际亡，见《正义》意歆以出于《逸周书》太显，又从而匿之邪？若此篇，刘逢禄以为亦《逸周书》之类，宜也。若《舜典》者，《书序》乃有之，伏生、《史记》并为《尧典》一篇，无二篇之说。陆氏《经典释文》云：「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奏上孔传《古文尚书》，亡《舜典》一篇，购不能得，乃取王肃注《尧典》从‘慎徽五典’以下分为《舜典篇》以续之。齐明帝建武中，吴兴姚方兴采马、王之注，造孔传《舜典》一篇，云于大{舟行}头买得，上之。梁武时为博士，议曰：孔《序》称伏生误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误。《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虽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梁武之言，虽证方兴之非真，实明伏本之不误。计歆所伪，当别有一篇。《序》云「虞、舜侧微，尧闻之聪明，将使嗣位，历试诸难，作《舜典》」，仍今《尧典》之义。赵岐《孟子注》云「孟子诸所言舜事，皆《舜典》及《逸书》所载。」意者歆窃《孟子》而为之。然《宋书礼志》载高堂隆引《书》「粤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建皇授政改朔」，此必歆所伪者。至于《汤诰》，窃于《殷本纪》。推此为例，则十六篇皆歆所偷窃伪造至明也。其《儒林传》都尉朝、胶东庸生、胡常、徐敖、王璜、涂恽、桑钦传学姓名，率皆伪撰。又以胡常传《左氏春秋》，徐敖传《毛诗》，王璜传费氏《易》，伪经师传授受，皆此数人。然云「王莽时诸学皆立，刘歆为国师，璜、恽等皆贵显。」其为歆所授意易见矣。要而论之，安国传业于儿宽，欧阳、大小夏侯出于宽，其门徒星罗云布于汉世，而未闻古文十六篇之异说。歆《移文》谓庸生学同古文，《隋志》谓安国私传其业于都尉朝，何朝、庸生之幸，而宽与司马迁之不幸邪？考其源流，殆不值一噱也。 　　「《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经》二十九卷。」《经》者，即伏生二十八篇并后得《泰誓》之本。《古文经》四十六卷，二十九卷外并得多十六篇，计之尚缺一卷，必合《序》数之乃足，然则《序》与十六篇同出无疑。欧阳、大小夏侯皆不言《序》，后汉古文大行，注《尚书》者遂皆注《序》，则《序》出于歆之伪古文明矣。详《书序辨伪》。 　　或曰：歆伪《书》《礼》《礼记》《周官》《左氏春秋》《论语》《孝经》皆古文，《毛诗》《费氏易》亦古文，凡后世号称为经者，皆歆伪经变乱先圣之典文，惑易后儒之耳目，其罪固不胜诛矣。歆所伪为古文者固不足信，凡《史》《汉》所号为古文者，举皆歆所窜附乎？应之曰：《汉书》为歆撰，不复据；《史记》所称，如《太史公自序》「年十岁则诵古文」、《十二诸侯年表》「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着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之类，或多窜附者也。其托之古文者，以西汉末金石之学大盛，张敞之后，若杨雄等皆好之。杨雄多识奇字，侯芭、刘棻等多从问之。《后汉书桓谭传》言：「谭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杨雄辨析疑异。」《杜林传》言「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虽遭艰困，握持不离身。」班固亦继杨雄续《苍颉》。其时雅才尚古，可见矣。盖承平既久，鼎彝渐出，始而搜罗，继而作伪，好古之风气皆然。古董之余，必生赝鼎。京师市贾能作伪碑伪迹，林下才士亦作伪字伪文，是故《岣嵝》《禹碑》出自用修之手，《荅苏武书》只为齐、梁之文；他若《孝经》孔传，刘炫所为；《子贡诗传》，丰坊所伪。大{舟行}断字，日本考文，日出不穷，更仆难数。以近世之风，推汉时之俗，伪篇《百两》，张霸为先驱；改定兰台，行货为后起。歆既好奇字，又任校书，深窥此旨，藉作奸邪，乃造作文字，伪造钟鼎，托之三代，传之后世，征应既多，传授自广。以奇字而欺人，借古文为影射，《左氏春秋》，乃其窜伪之始；共王坏壁，肆其乌有之辞。见传记有引未修之书篇，托为《逸书》以藏身；窥士礼之不达于天子，伪造《逸礼》以创制。遭逢莽篡，适典文章，内奖暗干，以成其富贵之谋；外藉威柄，以行其矫伪之学。上承名父之业，加以绝人之才，故能遍伪诸经，旁及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莫不伪窜。作为《尔雅》《八体六技》之书以及钟鼎，以辅其古文之体。于是学者咸惑，丰蔀千年，皆古文之为也。其云「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此歆由伪字而造伪训诂之由，其详见下文，此不详。若王肃之伪古文，则刘歆之重儓，张霸之螟蛉，近人多能言之。今但明其出于王肃，他不详。 　　《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应劭曰「申公作《鲁诗》，后仓作《齐诗》、韩婴作《韩诗》。」 　　《鲁故》二十五卷。师古曰「‘故’者，通其指义也，他皆类此。今流俗《毛诗》改‘故训传’为‘诂’字，失真耳。」 　　《鲁说》二十八卷。 　　《齐后氏故》二十卷。 　　《齐孙氏故》二十七卷。 　　《齐后氏传》三十九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