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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按：朱熹《律吕新书》序所谓“黄钟围径之数，则汉斛积分可考”者此也。《新书》之首章“律吕本原”论黄钟曰：“长九寸，空围九分，积八百一十分。盖天地之数始于一、终于十，其一、三、五、七、九为阳，九者阳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为阴，十者阴之成也。黄钟者阳声之始，阳气之动也，故其数九。分寸之数具于声气之元，不可得而见，及断竹为管，吹之而声和，候之而气应，而后数始形焉。均其长得九寸，审其围得九分，积其实得八百一十分，长九寸、围九分，积八百一十分，是为德本度量权衡，于是而受法，十一律由是而损益焉。”吁，自汉以来钟律之议纷纷靡定，蔡氏兹书一出而千古之论灼然不疑，所谓“断竹为管，吹之而声和，候之而气应，而后数始形焉”，此数言者真诚作乐定律之本也。 　　《淮南子》曰：规始于一，一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参物，三三如九，故黄钟之九寸而宫音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黄钟之数立。律之数六，分为雌雄，故曰十二钟，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为积分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黄钟大数立焉。 　　太史公曰：置一而九，三之以为法，实如法得长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黄钟之律。 　　《前汉志》曰：太极元气，函三为一。极，中也。元，始也。行于十二辰，始动于子，参之于丑得三，又参之于寅得九，又参之于卯得二十七，又参之于辰得八十一，又参之于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参之于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参之于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参之于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参之于酉得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参之于戌得五万九千四百四十九，又参之于亥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阴阳合德，气钟于子，化生万物者也。 　　蔡元定曰：“《淮南子》谓‘置一而十一三之，以为黄钟之大数’，即《律书》‘置一而九，三之以为寸法’者，其术一也。夫置一而九，三之既为寸法，则七三之为分法，五三之为厘法，三三之为毫法，一三之为丝法，从可知矣。《律书》独举寸法者，盖已于生钟，分内默具律，寸、分、厘、毫、丝之法而又于此律数之下，指其大者以明凡例也。一三之而得三，三三之而得二十七，五三之而得二百四十三，七三之而得二千一百八十七，九三之而得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故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以九分之则为二千一百八十七，二千一百八十七以九分之则为二百四十三，二百四十三以九分之则为二十七，二十七以九分之则为三。三者丝法也；九其三得二十七，则毫法也；九其二十七得二百四十三，则厘法也；九其二百四十三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则分法也；九其二千一百八十七得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则寸法也。一寸九分，一分九厘，一厘九毫，一毫九丝，以之生十二律，以之生五声二变，上下乘除，参同契合，无所不通，盖数之自然也。” 　　司马贞《史记索隐》注：黄钟八寸十分一，云律九九八十一，故云八寸十分一。 　　臣按：此即朱熹所谓“寸以九分为法，淮南、太史、小司马之法可推”者此也。元定之言曰：“黄钟九寸，以三分为损益，故以三历十二辰得一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为黄钟之实。其十二辰所得之数，在子、寅、辰、午、申、戍六阳辰为黄钟寸、分、厘、毫、丝之数，在亥酉未巳卯丑六阴辰为黄钟寸、分、厘、毫、丝之法，其寸、分、厘、毫、丝之法皆用九数，故九丝为毫，九毫为厘，九厘为分，九分为寸，为黄钟。盖黄钟之实一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数，以三约之，为丝者五万九千四十九；以二十七约之，为毫者六千五百六十一；以二百四十三约之，为厘者七百二十九；以二千一百八十七约之，为分者八十一；以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约之，为寸者九，由是三分损益以生十一律焉。”蔡氏所谓黄钟之实者如此，或者以谓算到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数何所用之？朱熹曰：“以定管之长短而出是声，考究其法当如是也。” 　　杜佑《通典》曰：十二律相生之法自黄钟始，三分损益下生林钟，林钟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吕，南吕上生姑洗，姑洗下生应钟，应钟上生蕤宾，蕤宾上生大吕，大吕下生夷则，夷则上生夹钟，夹钟下生无射，无射上生中吕，此谓十二律长短相生，一终于仲吕之法。又制十二钟以准十二律之正声，又凫氏为钟以律计，自倍半，以子声比正声则正声为倍，以正声比子声则子声为半。但先儒释用倍声有二义，一义云半十二律正律为十二子声之钟，二义云从于仲吕之管寸数，以三分益一上生黄钟，以所得管之寸数然后半之以为子声之钟。其为变正声之法者，以黄钟之管正声九寸，子声则四寸半。又上下相生之法者，以仲吕之管长六寸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万二千九百七十四，上生黄钟，三分益一，得八寸五万九千零四十九分寸之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六，半之得四寸五万九千零四十九分寸之二万五千九百四十八，以为黄钟，又上下相生以至仲吕，皆以相生所得之律寸数之半以为子声之律。 　　蔡元定曰：“此说黄钟九寸生十一律有十二子声，所谓正律，正半律也。又自仲吕上生黄钟，黄钟八寸五万九千□□四十九分寸之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六，又生十一律，亦有十二子声，即所谓变律、变半律也。正、变及半凡四十八声，上下相生，最得《汉志》所谓黄钟不复为他律役之意，与《律书》五声大小次第之法。但变律止于应钟，虽设而无所用，则其实三十六声而已，其间阳律不用变声而黄钟又不用正半声，阴吕不用正半声而应钟又不用变半声，其实又二十八声而已。” 　　臣按：朱熹所谓“变律半声之例，杜氏《通典》具焉”者，此也。元定之言曰：“律吕之数，往而不返，故黄钟不复为他律役，所用七声皆正律，无空积忽微。自林钟而下则有半声，自蕤宾而下则有变律，皆有空积忽微，不得其正。故黄钟独为声气之元，虽十二律八十四声皆黄钟所生。然黄钟一均，所谓纯粹中之纯粹者也。”八十四声，正律六十三、变律二十一，六十三者九七之数也，二十一者三七之数也，所引“黄钟不复与他律为役”者，盖以黄钟至尊无与为并，惟于本宫用正律，若他律为宫，则黄钟之为商、角、征、羽、二变者皆但用其变律，而正律不复与之为役也。 　　《通典》注曰：按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征，自殷以前但有五音，自周以来加文、武二声谓之七声，五声为正，二声为变，变者和也。 　　蔡元定曰：“宫与商、商与角、征与羽相去皆一律，角与征、羽与宫相去独二律，一律则近而和，二律则远而不相及，故宫、羽之间有变宫，角、征之间有变征，此亦出于自然，《左氏》所谓七音、《前志》所谓七始是也。然五声者正声，故以起调毕曲，为诸声之纲，至二变声则宫不成宫、征不成征，不比于正音，但可以济五声之所不及而已，然有五声而无二变亦不可以成乐也。” 　　臣按：此亦朱熹所谓“五声二变之数，杜氏《通典》具焉”者也。元定之言曰：“五声宫与商、商与角、征与羽相去各一律，至角与征、羽与宫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则音节和，相去二律则音节远。故角、征之间近征，收一声比征少下，故谓之变征；羽、宫之间近宫，收一声少高于宫，故谓之变宫也。角声之实六十有四，以三分之不尽一算，既不可行，当有以通之，声之变者二，故置一而两，三之得九，以九因角声之实六十有四，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损益再生变征、变宫二声，以九归之以从五声之数，存其余数以为强弱。至变征之数五百一十二，以三分之又不尽二算，其数又不行，此变声所以止于二也。变宫、变征，宫不成宫，征不成征，古人谓之和缪，又曰所以济五声之不及也，变声非正，故不为调也。其所谓和缪者，《淮南子》曰姑洗生应钟，比于正音，故谓和；应仲生蕤宾，不比于正音，故为缪。” 　　孔颖达《礼疏》曰：黄钟为第一宫，下生林钟为征，上生太簇为商，下生南吕为羽，上生姑洗为角；林钟为第二宫，上生太簇为征，下生南吕为商，上生姑洗为羽，下生应钟为角；太簇为第三宫，下生南吕为征，上生姑洗为商，下生应钟为羽，上生蕤宾为角；南吕为第四宫，上生姑洗为征，下生应钟为商，上生蕤宾为羽，上生大吕为角；姑洗为第五宫，下生应钟为征，上生蕤宾为商，上生大吕为羽，下生夷则为角；应钟为第六宫，上生蕤宾为征，上生大吕为商，下生夷则为羽，上生夹钟为角；蕤宾为第七宫，上生大吕为征，下生夷则为商，上生夹钟为羽，下生无射为角；大吕为第八宫，下生夷则为征，上生夹钟为商，下生无射为羽，上生仲吕为角；夷则为第九宫，上生夹钟为征，下生无射为商，上生仲吕为羽，上生黄钟为角；夹钟为第十宫，下生无射为征，上生仲吕为商，上生黄钟为羽，下生林钟为角；无射为第十一宫，上生仲吕为征，上生黄钟为商，下生林钟为羽，上生太簇为角；仲吕为第十二宫，上生黄钟为征，下生林钟为商，上生太簇为羽，下生南吕为角。是十二宫各有五声，凡六十声。 　　蔡元定曰：“声者所以起调毕曲，为诸声之纲领，《礼运》所谓还相为宫，所以始于黄钟，终于南吕也。后世以变宫、变征参而八十四调，其亦不考矣。” 　　臣按：朱熹所谓“变宫、变征之不得为调，则孔氏之《礼疏》因亦可见”者，此也。盖五声十二律旋相为宫止于六十，而后世乃参之以变宫、变征为八十四调，非古矣。 　　以上论乐律之制（中） 　 卷四四 　　▲乐律之制（下） 　　周敦颐曰：“古者圣王制礼法、修教化，三纲正、九畴叙，百姓太和，万物咸若，乃作乐以宣八风之气，以平天下之情，故乐声淡而不伤，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声莫不淡且和焉。淡则欲心平，和则躁心释，德盛治至，道配天地，古之极也。后世礼法不修，政刑苛紊，纵欲败度，下民困苦，谓古乐不足听也，代变新声，妖淫愁怨，导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贼君弃父、轻生败伦不可禁者矣。呜呼，乐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长怨。不复古礼不变今乐而欲至治者，远矣。” 　　朱熹曰：“古圣贤之论乐曰和而已，此所谓淡。盖以今乐形之，而见其本于庄正斋肃之意，故希简而寂寥耳。废礼败度，故其声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声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导欲而至于轻生败伦，愁怨故增悲而至于贼君弃父。古今之异，淡与不淡、和与不和而已。” 　　臣按：周子此言，盖谓复古礼然后可以变今乐。 　　程颐曰：“律者自然之数，先王之乐必须律以考其声。尺度权衡之正皆起于律，以律管定尺，以天地之气为准，非黍之比也。律取黄钟，黄钟之声亦不难定。世自有知音者，参上下声考之，自得其正，既得其正，将黍以实其管，看管实得几粒，然后推而定法可也。古法律管当实千二百粒黍，今羊头黍不相应，则将数等验之，看如何大小者方应其数，然后为正。胡先生定乐取羊头山黍，用三等筛子筛之，取中等者，特未定也。” 　　臣按：程氏此言，欲知音者考声上下以定黍。 　　张载曰：“声音之道与天地通，蚕吐丝而商弦绝，木气成则金气衰，乃此理自相应。今人求古乐太深，始以古乐为不可知。律吕有可求之理，惟德性淳厚者能知之。” 　　臣按：宋三儒之说，周氏以复古礼为先，程氏以考声音为正，张氏则以人之德性为本，三人者可谓穷本知变达乐之要者矣。且生当有宋全盛之时，天子锐意古乐而胡瑗、范镇、司马光辈方讲求钟律，遍访四方草泽以应诏，而三大儒者乃见遗焉。使当时若在讲求之列，其所次叙必有可观，古乐或有可复之理，惜哉！ 　　朱熹曰：“五声之序，宫最大而沈浊，羽最细而轻清，商之大次宫，征之细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论中声者不以角而以宫，何也？曰凡声，阳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则属于阴而未畅，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后属于阳而始和。故即其始而用之以为宫，因其每变而益上则为商、为角、为变征、为征、为羽、为变宫，而皆以为宫之用焉。是以宫之一声，在五行为土，在五常为信，在五事为思，盖以其正，当众声和与未和、用与未用、阴阳际会之中，所以为盛。若角则虽当五声之中而非众声之会，且以七均论之，又有变征以君焉，亦非五声之所取正也。然自其声之始和者推而上之，亦至于变宫而止耳，自是而上则又过乎轻清而不可以为宫，于是就其两间而细分之，则其别又十有二，以其最大而沈浊者为黄钟，以其极细而轻清者为应钟，及其旋相为宫，而上下相生以尽五声、二变之用，则宫声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声者或时出于其外，以取诸律半声之管，然后七均备而一调成也。黄钟之与余律，其所以为贵贱者亦然，若诸半声以上，则又过乎轻清之甚而不可以为乐矣。盖黄钟之宫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宫始之次而中少过也，应钟之宫始之终而中已尽也。诸律半声过乎轻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声之外，过乎轻清之甚，则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为乐者也。正如子时初四刻属前日、正四刻属后日，其两日之间即所谓始之始、中之中也。然则声自属阴以下，亦当默有十二正变半律之地以为中声之前段，如子初四刻之为者，但无声气之可纪耳。由是论之，则审音之难不在于声而在于律，不在于宫而在于黄钟，盖不以十二律节之，则无以著夫五声之实，不得黄钟之正，则十一律者又无所受以为本律之宫也。今有极论宫声之妙而无曰黄钟云者，则恐其于声音法制之间犹有所未尽也。夫以声音法制之粗而犹有未尽，则虽有黄帝、大舜之君，伶伦、后夔之佐，亦如之何徒手而可以议大乐之和哉？又有宫当配仁之说者，则以仁当四德之元而有包四德之义耳。夫仁，木行而角声者也，以之配宫则仁既不安而信亦失据矣。五行之序木为之始、水为之终而土为之中，土则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资，居中而应四方，一体而载万类者也，是则宫之统五声、仁之包五常，盖有并行而不悖者矣，何夺彼与此哉（以宫配仁，五峰胡氏说）。” 　　熹又曰：“古乐之亡久矣，然秦汉之间去周未远，其器与声犹有存者，故其道虽不行于当时，而其为法犹未有异论也。逮于东汉之末以接西晋之初，则已浸多说矣，历魏、周、齐、隋、唐、五季，论者愈多而法愈不定。爰及宋朝，功成治定，理宜有作，建隆、皇祐、元丰之间盖亦三致意焉，而和岘、胡瑗、阮逸、李照、范镇、马光、刘几、杨时诸贤之议终不能以相一也，而况于崇宣之季、奸谀之会（指蔡京辈）、黥涅之余（魏汉津）而能有以语夫天地之和哉？建阳蔡元定旁搜远取，巨细不捐，积之累年，乃若冥契，著为《律吕新书》，明白而渊深，缜密而通畅，不为牵合附会之谈，其言虽多出于近世之所未讲，而实无一字而不本于古人已试之成法。” 　　蔡元定曰：“律吕散亡，其器不可复见，然古人所以制作之意则犹可考也。太史公曰‘细若气，微若声，圣人因神而存之，虽妙必效’，言黄钟始于声气之元也；班固所谓‘黄帝使伶伦取竹，断两节间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又曰‘天地之风气正而十二律定’，刘昭所谓‘伏羲统阳气之初以为律法’，又曰‘吹以考声，列以候气，皆以声之清浊气之先后求黄钟者也’，是古圣人制作之意也。夫律长则声浊而气先至，极长则不成声而气不应，律短则声清而气后至，极短则不成声而气不应，此其大凡也。今欲求声气之中而莫适为准则，莫若多截竹以拟黄钟之管，或极其短、或极其长，长短之内，每差一分以为一管，皆即以其长权为九寸而度其围径，如黄钟之法焉，如是而更迭以吹，则中声可得；浅深以列，则中气可验。苟声和气应，则黄钟之为黄钟者信矣，黄钟者信，则十一律与度量衡权者得矣。后世不知出此而惟尺之求，晋氏而下则多求之金石，梁隋以来又参之黍，下至王朴，刚果自用，遂专恃参黍而金石亦不复考矣。夫金石真伪固难尽信，若黍则岁有凶丰、地有肥瘠、种有长短小大圆妥不同，尤不可恃，况古人谓子谷黍中者实其龠，则是先得黄钟而后度之以黍，不足则易之以大，有余则易之以小，约九十黍之长、中容千二百黍之实以见周径之广，以生度量权衡之数而已，非律生于黍也。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者，其亦求之声气之元而毋必之于黍则得之矣。” 　　又曰：“律者致中和之用，止于至善者也，以声言之，大而至于雷霆、细而至于蠛蠓无非声也；律则写其黄钟一声而已矣，虽有十二律、六十调，然实一黄钟也。是理也，在声为中声，在气为中气，在人则喜怒哀乐未发与发而中节也，此圣人所以一天人赞化育之道也。” 　　臣按：蔡元定作《律吕新书》，朱熹为之序曰：“其中所谓黄钟围径之法，则汉斛之积分可考；寸以九分为法，则淮南、太史、小司马之说可推；五声二变之数、变律半声之例，则杜氏之《通典》具焉；变宫、变征之不得为调，则孔氏之《礼疏》因亦可见。”臣既本朱氏此序，而引诸说，而附以元定之所参定者，既具于各条之下，至是剟取序文，而继以元定截竹为管以求中声之说，是则朱氏所谓“先求声气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尤所谓卓然者也。然此求其声气耳，而所谓均调节奏、被之管弦，蔡氏又欲别为乐书以究其业，今世无之，岂其后竟不克就耶？尚幸此《新书》之存以俟后世之圣君、贤相功成作乐者焉。虽然，此书之作虽由蔡氏，而皆本其师之意也，观朱氏与元定书曰：“但用古书、古语或注疏而以已意附其下方，甚简约而极周尽，学者一览可得梗概，其他推说之泛滥、旁证之异同不尽载也。”今即其书以观，无一不如其师所教者，所谓“甚简约而极周尽”者，一言以蔽之矣。其后朱氏又与其门人考订礼书，又定“钟律”、“诗乐”、“乐制”、“乐舞”等篇，皆聚古乐之根源，简约可观，而“钟律”分前后篇。其前篇凡七条，一曰十二律阴阳辰位相生次第之图，二曰十二律寸分厘毫丝数，三曰五声五行之象、清浊高下之次，四曰五声相生、损益先后之次，五曰变宫变征二变相生之法，六曰十二律正变倍半之法，七曰旋宫八十四声、六十调之图；其后篇凡六条，一曰明五声之义，二曰明十二律之义，三曰律寸旧法，四曰律寸新法，五曰黄钟寸分数法，六曰黄钟生十一律数法，大概率采元定所著更互演绎，尤为明邃。其“乐制”汇于王朝礼，其“乐舞”汇于祭礼。上下数千载，旁搜远绍，昭示前圣礼乐之非迂，以为后世作乐者之法则，后世有作者合二书而求之，思过半矣。 　　以上论乐律之制。臣按：礼乐之制作，其微也久矣，而乐为甚，非其情义之难明也，而其所谓制度者失其传焉耳。在汉之世，乐家有制氏，世在乐官，但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论者惜之。然唐宋以来，其精义之存于古典者，通经学古之士尚能因文以求义，或得其情于编简之中，若夫所谓铿锵鼓舞者则知之者盖已鲜矣。论礼者谓其数可知其义难知，盖是时度数详明，人所共习，所难知者其义理玄微者耳，故为是言。若就后世言之，则可学而知者义理耳，若夫名物度数非上智之资，岂能奋乎千载之下而逆探其遗文坠绪于千载之上也哉？且礼之行也文与器而已，然乐不徒文而又有其容，不徒器而又有其声，习学者既失其传、造作者又失其制盖非一日矣，一旦求之简牍之中，以不试之学而欲合古人之制，自非知礼乐之情之圣、有开物成务之才而妙达天人之理者，孰能与于斯哉？三代之制不可考已，孔子自卫反鲁之所正，仅云雅、颂而不及于制度，在圣人时，鲁之乐工击磬鼓鼗者逾河蹈海，孔门弟子皆详记于所录师说之中，非无意也。其意以为自是之后乐工散亡，非独无明乐义之圣贤，而并与其习乐器之贱工亦无之矣，后有作者其何所持循而复古制也哉？汉初古乐犹有存者，文帝资虽近道，而谦让未遑，武帝慨然有志于乐，然所好者世俗之所乐，非先王之所制也。魏用杜夔，隋用郑绎、何妥，宋用和岘、胡瑗、阮逸、范镇辈，非不留心于钟律也，然卒无所得焉，盖用其心于渺茫而无所从入之端故耳。孟子曰“圣人既竭耳力焉，然后继之以五声六律”，程子亦曰“有知音者参上下声考之，自得其正”，盖必求之吾之心思、竭乎吾之耳力，因其所易而后及其所难，因其所习而后及其所未达，为之以其渐，循之以其方，深造之以其道。《记》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今世古制无复存者，虽是述之其与作者之功何异，吾无圣人之天资而欲任圣人之创作，可乎？既不敢作而欲述之，又无可因而以为述之之地，不得已而就其所近而易者以求之，求之之道先从吾身始。晋人有言“丝不如竹，竹不如肉”，言渐近自然耳，黄帝取嶰谷之竹吹之以为黄钟之宫者，有由然也。六经之中，论乐之最先者莫先于《虞书》“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之四言，此万世论声乐之祖也。史亦称大禹声为律、身为度，孔子正乐亦以雅、颂得所为先，古之乐器无存，而存者亦多非古制，惟孔子所删三百篇之诗乃商周祭祀、燕享及房中所歌者，其篇章宛然三代之旧也，无所欠阙。《大戴礼》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晋志》亦云：“汉末杜夔传旧雅乐四曲，一曰《鹿鸣》，二曰《驺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声辞。”戴《记》颇有阙误，篇数不可考，汉末止存三篇而加以《文王》，不知其何自来也。其后改作新辞，旧曲遂废。至唐开元，乡饮酒礼其所奏乐乃有《鹿鸣》《四牡》《皇皇者华》《鱼丽》《南有嘉鱼》《南山有台》《关雎》《葛覃》《卷耳》《鹊巢》《采蘩》《采袴》十二篇之目，而其声亦不得闻矣。宋时有赵彦肃者，传此十二诗之谱，每句之中字皆叶以律吕，即开元遗声也。朱子既以载之《仪礼经传》中以为诗乐，且谓古声亡灭已久，不知当时工师何所考而为此，疑古乐有唱有叹，唱者发歌句也，和者继其声也，诗词之外应更有叠字、散声以叹发其趣。故汉晋之间旧曲既失其传，则其辞虽存而世莫能补，为此故也。若但如此谱直以一声叶一字，则古诗篇篇可歌，无复乐崩之叹矣。夫岂然哉？又其以清声为调似非古法，然古声既不可考，姑存之以见声歌之仿佛，以俟后之知乐者。噫，朱子非知乐者哉，而姑为是谦退之辞耳。大贤若朱子而不任其责，后世之人又孰有过于朱子者哉？人人皆为是言，则此乐直至天地之戍会，永无可复之期矣。虽然，与其不能尽复天地之纯全，而略得以见古人之仿佛，犹贤乎已。夫有之而不全，犹胜于全无而不有也。汉、唐以来，郊庙、燕享未尝不用乐，而乐之用或至于用郑卫之音，今吾稍存古人之意以仿古人之乐，虽不全于古而犹仿佛于古，岂不愈于郑卫之音也哉？程子曰：古人之诗如今之歌曲，古人之诗其音调不复可知已，而今之歌曲虽出时人之口，而亦有所沿袭，如向所谓十二诗，于《鹿鸣》等六诗云“黄钟清宫”，注云“俗呼正宫”；《关雎》等六诗云“无射清商”，注云“俗呼越调”。所谓黄钟清宫、无射清商，世俗固不知所以为声，而正宫越调之类，宋世所谓诗余、金元以来所传南北曲者，虽非古之遗音，而犹有此名目也。夫人能为之而闻之者亦能辨别其是否，诚因今而求之古，循俗而入于雅，以求古人之所仿佛者万，一天生妙解音乐之人如师旷、州鸠、信都芳、万宝常、王令言、张文收之辈，必能因其仿佛而得其纯全者焉。因声以考律，正律以定器，三代之乐亦可复矣，然如此之人岂易得哉？吁！必待后夔而后作乐，必待师旷而后听音，斯人不世出而乐之在天下不可一日无也，而音岂可不听哉？世无后夔、师旷，而后夔之心、师旷之耳则人人有也，万古如一日也。昔宋李照、胡瑗、阮逸改铸钟磬，徐复笑之曰：“圣人寓器以声，不先求其声而更其器，其可用乎？”其后卒无所成如复言，房庶亦言古乐与今乐本末不远，其大略以谓上古世质，器与声朴，后世稍变焉，金石钟磬也后世易之以方响，丝竹琴箫也后世易之以筝笛，笙匏也攒之以斗，埙土也变而为瓯。敔木也贯之以板，凡若此者八音之变也，亦犹大辂起于推轮、龙艘生于落叶，其变则然尔。古者食以俎豆，后世易以杯盘，簟席以为安，后世更以榻案，使圣人复生，不能舍杯盘、榻案而复俎豆、簟席也，八音之器岂异此哉？孔子曰“郑声淫”，岂其器不古若哉？亦疾其声之变耳。试使知乐者由今之器寄古之声，去惉懘靡曼而归之中和雅正，则感人心、导和气，不曰治世之音乎？然则世所谓雅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岂尽淫声哉？庶之此言虽非穷本之论，而不谓之知变不可也。《乐记》曰“穷本知变，乐之情也”，乐之本同而其变则异，同者其精者也，异者其粗者也，推其异而合之同，举其粗而归之精，则其体凝一矣。臣请明诏天下求知音律者，内而朝着、外而州郡，隐而草泽之士、贱而技艺之流，许其自陈及臣僚荐举，聚于一处，俾其各就所能，因其明处而各罄其所知，用今世所奏之乐、今日所歌之辞，度其腔调，按其节拍，先求世之所谓正宫、越调之类，以究古人清宫、清商之调，依俗法之所移换，寻古调之所抑扬，然后被之于丝、吹之以竹、宣之以金、收之以石，必俗器之调而后古器之即合，作于一堂之间而有和应之美，不徒协夫奏者之心而且谐之听者之耳，无间贤愚、贵贱一是同和，然后按古人钟律之法，即蔡元定之《律吕新书》、朱文公之《通解》“钟律”，依其说、按其法而讲究其所当然之则，与其所以然之故，筑室布灰如其候气之法，截竹为管以求黄钟之声，如所谓“或极其短或极其长，长短之内每差一分以为一管，皆即以其长权为九寸而度其围径如黄钟之法焉”，此则蔡氏截管候气之法也，若夫所谓度其围径者则未有定准焉。夫所列之管既已应气，可豫寻黍中者分为三等，先以一等实于是管之中，必须千二百粒适满其中无欠无余然后用之，有余欠者则用次等，次等不合又别用之，必同而后已，所实既同，然后因之以定尺、审度量、谨权衡焉。由是以制律吕、均声音、制乐器，先试以歌声齐箫声，以箫声定十六声，又以十六声而齐八器，声高者则抑而下之，声下者则引而上之，过于厉者平之，过于醲者淡之，逐器而调之，使其一器之中声律自然均调而无有参错，合器而协之，使其众器之间自然翕合而无相夺伦，无一器之不谐，无一音之不应。如此虽不能尽善尽美如古人之纯全，然通其变以穷其本，亦可以得古人之仿佛者矣，方之《章》《韶》《》《武》虽不可企及，然视后世之因循苟且者则有间矣。臣于钟律非所通晓，姑述所闻以俟当代之圣明任作述之大柄者焉。 　 卷四五 　　▲王朝之礼（上） 　　《通典》：周制，天子有四朝，一曰外朝，秋官朝士掌之；二曰中门，夏官司士正其位，朝夕视政；三曰内朝，亦谓路寝之朝，正朝视事毕，退适路寝听政；四曰询事之朝，小司寇掌其政以致万人而询焉。 　　臣按：天子路寝，门有五焉，其最外曰皋门，二曰库门（一作雉门），三曰雉门（一作库门），四曰应门，五曰路门（一作毕门）。皋门之内（或作外）曰外朝，朝有三槐、九棘，近库门有三府、九寺，库门内有宗庙、社稷，雉门外有两观连门，观外有询事之朝，在宗庙、社稷间，雉门内有百官宿卫之廨。应门内曰中朝，中朝东有九卿室为理事之处，所谓中朝即中门也，然不谓之朝而谓之门，意者堂宇深邃难于听对，每日常朝则御其门欤。今制，天子大朝贺、朔望行礼御正殿，常朝御门，与此合。 　　《周礼天官》：宰夫之职，掌治朝之法（治朝在路门外）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掌其禁令（禁谓止其非法，令谓使之有为）叙群吏之治（次序所治之事），以待宾客之令（令谓宾客未至而先为之具）、诸侯之复（报也，谓奏事者）、万民之逆（自下而上曰逆，谓上言者）。 　　郑玄曰：“治朝在路门之外，其位司士掌焉，宰夫察其不如仪。叙群吏之治者，常次叙群吏之职事，三者之来则应使辨理之。” 　　臣按：天官卿冢宰，其贰则少宰，少宰之次又有宰夫，王灊朝则冢宰赞听治而宰夫掌其治之法。所谓叙群吏之治，即今百司各奏所治之事也；待宾客之令，即今鸿胪引见藩府所遣使及外夷也；诸侯之复、万民之逆，即今通政司所奏事也。正公、卿、大夫、群吏之位，正之为言，疏谓察其不如仪者，即前代殿中御史之职，今轮御史纠仪也。古今委任之职不同，而朝廷之间所当为之令、所当禁之法则一而已。 　　《夏官》：司士正朝仪之位，辨其贵贱之等，王南乡（向明），三公北面东上（对上以东为尊），孤东面北上（位于右），卿大夫西面北上（位于左），王族故士（王之同族故为士而留宿卫者）、虎士（虎贲之士）在路门之右，南面东上（分立于右，面向外），大仆（侍御之长）、大右（即司右，勇士为军右者）、大仆从者（小臣祭仆之类）在路门之左，南面西上（分立于左，面向外）。司士摈（掌摈相之礼），孤卿特揖（逐人而揖），大夫以其等旅（免也）揖（卿大夫有上、中、下等，各随其等合众而揖），士旁三揖（士立于孤、卿、大夫之两旁，待其特揖、旅揖已讫，后即其处而揖之），王还（视朝毕将还也）揖门左，揖门右（王将还，用手揖退立路门左、右者）。大仆前（大仆向王前立而奏，复逆），王入，内朝皆退（王入路门，内朝者皆退）。 　　王安石曰：“此所谓治朝也。乡明以听天下者王，故王南乡；乡王而答之者三公，故三公北面；孤，佑王者也，故东面；卿大夫，佐王者也，故西面；王族故士、虎士、大仆、大右、大仆从者则从王者也，顺王所乡，故南面。” 　　臣按：此即《通典》所谓周制四朝之一，二曰中门者也。盖在路门之外，人君与群臣常朝之所，若今奉天门日朝是也。其司士略似今鸿胪寺卿，然公、孤、卿、大夫，每日朝参之臣也，王族故士、虎士、大仆、大右、大仆从者，侍卫执役之臣也。王族故士，宗室之有职任者也。虎士，虎贲氏掌先后王而趋以卒伍者也。大仆，掌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及掌诸侯复逆者也。大右即司右，掌群后之政令，凡勇力之士能用五兵属焉。大仆从者，有小臣掌公、孤、卿之复逆，有御仆掌群吏、庶民之复逆。当人君视朝之时，司士正其位以正朝仪，辨其等以定班次，王族故士以肺腑之亲而错居侍卫之间，虎贲士以武勇之选而趋走前后之列，掌服位者大仆也而兼司出入之大命，掌卒伍者司右也而实统勇力之士。朝廷之间，明明在朝，穆穆在位，所以乡明而听天下者，肃肃乎其严也，而左右前后之人所以环列而侍卫者，又皆亲信武勇之臣，所以防微威众者，又无所不备焉。当是时也，视是朝也，论道经邦，二公弘化者，固各尽其道，分职率属，敬官乱政者亦各理其事，凡天下诸侯与在朝卿士及内外之群吏、庶民，事之已行者有以复乎上，事之未行者有以逆乎上，则有大仆与其属之小臣、御仆以为之通达焉，若此者，乃成周盛时常朝之仪位也。然当天子视朝之际，臣下入朝之初，大臣则逐位而拜，群臣则逐列而拜，小臣则即其位而旁拜，左右侍从之臣则方有事而未暇也，故王于大臣则答以特揖之礼，于群臣则答以旅揖之礼，于小臣则于再揖之后向其旁而答之焉。听政既毕，王将还内而侍卫于门之左右者始行拜礼，王于是随其所在而左右揖之，可见隆古盛时以礼为治，位有尊卑而礼无不答也。秦不师古，始尊君卑臣而此礼废矣。 　　太仆（侍御之官，太仆其长也）掌正王之服位（王之吉服有六，所立有位，太仆正之使当其理），出入王之大命（出大命则宣之于外，入大命则纳之于内），掌诸侯之复逆（复有报乎上也，逆有言乎上也）。王朝则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建路鼓于大寝之门外而掌其政，以待达穷者与遽，令闻鼓声则速逆御仆与御庶子。王燕朝则正位（王与族人燕处则正其位）掌摈相（摈以助宾，相以助主），王不朝则辞于三公及孤、卿（王有故不朝则以告于大臣）。 　　臣按：太仆之官在周为侍御之长，所掌者灊朝之事也，后世则专以典牧马之政，失古意矣。周穆王命伯冏为太仆正，特作命书，所谓“侍御仆从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者也。正王之服犹后世行某礼当具冕服、某礼当具皮弁服是也，正王之位如后世行某礼当御正衙、某礼当御便殿是也，出之命王之诏敕也、入之命臣之奏报也，复者何事之已行者报之于上也、逆者何事之未行者言之于上也，凡此皆太仆之所掌。当王灊朝之初出，则出次而奏于王之前，以正其位次，有不当其位者正之，既正而退于侍卫之列，及王灊朝之将毕，又出次而奏于王之前，以见朝事之毕。凡夫灊朝之时有出入之大命、有复逆之奏报，在其位者则自掌之，在公、孤、卿及群吏、庶民者则其属分掌之而总之于己，使有所稽考而不至于遗忘，时以达之于上而分付于所司而施行焉，如正典则付之夏官、宪典则付之秋官之类也，然犹恐困穷者不能以自达而急遽之事不容以暂缓，而又设四面之鼓于寝门之外，俾大仆掌其政焉。由是观之，则人君之灊朝非但以严上下之分，而惟以通上下之情可知矣。然灊朝之政若后世付之鸿胪而属之礼部可也，今乃以属之司马，何耶？昔秦章邯使长史欣请事咸阳，留司马门三日不得见，邯遂降楚；赵充国戊申上奏，甲寅玺书报下，往还才七日，果以成功。兵事贵速而忌壅蔽，盖司马掌兵政而以其属司传奏则无壅遏故也，周人之意或出此欤？ 　　小司寇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聚也）万民而询焉（谋也），一曰询国危（有兵寇之难，谋所以安也），二曰询国迁（徙郡改邑），三曰询立君（君无适子，谋所以嗣）。其位（君臣与民所立之位），王南乡（天子南面），三公及州长、百姓北面（三公，乡老也），群臣西面（卿、大夫、士也），群吏东面（府史之类）。小司寇摈（揖之使前）以叙进而问焉（以次序而进之），以众辅志而弊谋（弊，断也。以众之谋辅王之志，又断之于王也）。 　　臣按：王朝有三，有内朝、有治朝、有外朝，治朝其常治事之位，内朝则退居之处也，外朝不常御，惟国家有非常之事然后御于此，致万民而询谋之焉，若夫常行之事则在治朝与群臣按古典而施行之也。《洪范》曰：“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诗》曰“询于刍荛”，此所谓“致万民而询焉”询及万民则卿大夫士皆在其中矣。国危则询之而求其所以安国之策，国迁则询之而求其所以徙国之方，立君则询之而求其所以嗣国之人，三者皆国之大政，必民心之所安、众论以为可然后行之。苟非遍访于人，人其不至于逆天理而拂人心也者几希。然其询之不于治朝而必于外朝者，以民之众且微，治朝之严与狭，非独不可使之亵入，亦恐不足以容之也。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外朝在库门之外），左九棘（朝之下其左树以棘，棘取其赤心而外刺也），孤、卿、大夫位焉，群士（上士、中士、下士）在其后；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府吏也）在其后；面三槐（朝之前有三槐，木槐取其黄中也），三公位焉，州长、众庶在其后；左嘉石，平罢（疲急）民焉；右肺石，达穷民焉。帅其属而以鞭呼趋且辟（用鞭呼朝者使趋焉，又为之辟也），禁慢朝（怠慢不敬）、错立（参错不齐）族谈（相聚而语）者。 　　臣按：外朝在库门之外，最居外者也，人君不常御，国家有大礼典则于此朝会而朝士掌其法，有大疑难则于此询问而小司寇掌其政。法者经常之制，政者权宜之事也。朝着之间有上下之位、有前后之次，入者必循序渐进而不可参差，立者必肃容守次而不可错乱，非奏对不言无，故不可聚而喧哗。故当人臣朝见之时，小司寇则摈而相之使之次第而进，朝士则帅其属而用鞭号呼以肃之，使之各趋其位而知所避焉，后世人君出警入跸而鸣鞭以肃众，其原盖出于此。 　　《礼记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视之，退适路寝听政，使人视大夫退，然后适小寝、释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