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 - 第 51 页/共 184 页
陈澔曰：“情见于乐之初而见其义之立，化成于乐之终而知其德之尊。君子听之而好善，感发其良心也；小人听之而知过，荡涤其邪秽也。故曰以下引古语结之。”
臣按：此章诸家皆以为论《大武》之乐，陈氏特以为通论乐与舞之理，如此末引古语所谓生民之道乐为大焉。盖动之以形者不若动之以声，喻之以事者不若喻之以理，不假之教条，无待于约束，潜销默化，自然相忘于不知不识之天，大哉乐乎，斯其至矣。
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子夏对曰：“今夫古乐，进旅（众也）退旅（进退齐一），和正以广，弦匏笙簧会守拊鼓（众乐待鼓而作），始奏以文（谓鼓），复乱（卒章）以武（铙也），治乱以相（拊也），讯（治也）疾（急也）以雅（乐器）。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今夫新乐，进俯退俯（行列杂乱），奸声以滥（不正），溺而不止，及优（俳优）侏儒（短小之人），釭（狝猴）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
臣按：子夏既别古乐、新乐之异以告文侯，而下又告之，以其所问者乃乐而所好者则音，而音有德音、溺音之不同，而总结之曰：“为人君者谨其所好恶而已矣，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民从之。”所谓好恶者，谓好古乐、恶新乐也。文侯不能谨其所好恶，好其所当恶，恶其所当好，听古乐则思睡，听新声则不知倦，好恶之不谨故也。谨之一言，其人君为治之本，岂但乐之一事乎？
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
陈澔曰：“言作乐者仿象其成功，故将舞之时，舞人总持干盾如山之立嶷然不动，此象武王持盾以待诸侯之至，故曰武王之事也；所以发扬蹈地而猛厉，象太公威武鹰扬之至也。乱，乐之卒章也。上章言复乱以武，言武舞将终而坐，象周公、召公文德之治，盖以文而止武也。”
臣按：此孔子因宾牟贾问武乐而答之也，先儒辅氏谓此三言说尽武乐之事。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陕，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
陈澔曰：“成者，曲之一终。初自南第一位而北至第二位，故云始而北出也。此是一成，再成则舞者从第二位至第三位，象灭商也。三成则舞者从第三位至第四位，极于此而反乎南，象克殷而南还也。四成则舞者从北头第一位却至第二位，象伐纣之后疆理南方之国也。五成则舞者从第二位至第三位，乃分为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缀谓南头之初位也，六成则舞者从第三位而复于南之初位，乐至六成而复初位，象武功成而归镐京，四海皆尊崇为天子矣。”
臣按：帝王之乐莫盛于《韶》《武》，孔子以之而并论而皆有尽美之称。《韶》以九成，《武》以六成，后世言文乐者宗《韶》、言武乐者宗《武》，皆所谓至矣尽矣，不可复加者也。《韶》乐之制备于《虞书》，《武》舞之义详于《乐记》，后世有志于帝王之乐者，尚有考于斯二者以为万世作乐之准。
《春秋传》：隐公五年，公问羽数于众仲，对曰：“天子用八（八八六十四人），诸侯用六（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四十六人），士二（士有功赐乐，二二四人）。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八方之风），故自八以下。”
臣按：舞佾之数惟天子得以尽物数，故以八为列。范祖禹所谓自上而下，降杀以两两之间，不可以毫发僭差也。
昭公二十年，晏子曰：“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济和五声亦如五味），一气（乐以气动，故居第一）、二体（舞有文武）、三类（风、雅、颂）、四物（四方之物以成器）、五声（宫、商、角、征、羽）、六律（黄钟、大蔟、姑洗、蕤宾、夷则、无射）、七音（宫、商、角、征、羽、变宫、变征）、八风（八方之风，条风、明庶风、清明风、景风、凉风、阊阖风、不周风、广冀风）、九歌（九功之事皆可歌也）以相成也（合此九者然后为乐），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密）疏（稀）以相济也（合此十者相济后和），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
臣按：晏子此言非专为乐也，借乐以喻人之和耳。然前九者尽乐之大纲，后十者备乐之要用，作乐者必本诸此然后无所遗，听乐者必达诸此然后无不通。
《国语》：周景王将铸无射，问律于伶（司乐官）州鸠（人名），对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声而量之以制，度律（度其长短）均（平也）钟，百官轨（道也）仪（法也），纪之以三（天、地、人），平之以六（律也），成于十二（十二律吕），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黄（中色）钟（聚也，阳气聚于此），所以宣养六气（阴、阳、风、雨、晦、明）、九德（即六府三事）也。由是第之，二曰大蔟（阳气太蔟达子上），所以金奏（太蔟正声为商，故为金奏）赞阳（赞佐阳气）出滞（发出滞伏）也；三曰姑洗（姑洁洗濯），所以修洁百物考神纳宾（合致神人，享宴纳宾）也；四曰蕤宾（阴气委蕤于上，阳气盛长于下，有似宾主），所以安靖神人，献酬交酢也；五曰夷则（夷，平；则，法），所以咏歌九则（九功之法则）平民无贰（疑贰）也；六曰无射（阳气收藏，万物无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轨仪也。为之六间（六间即六吕，在阳律之间）以扬沉伏（发扬滞伏之气）而黜（去也）散越（扬也）也，元间（阴系于阳以黄钟为主，故曰元间）大吕（天气成于黄钟，受之于大吕），助宣物也；二间夹钟（助阳钟聚），出四隙之细（四时间隙之气细微者）也；三间中吕，宣中气也；四间林（气盛也）钟，和展（审也）百事，俾（使也）莫不任（任职）肃（速也）纯（大也）恪（敬也）也；五间南（任也）吕，赞阳秀也；六间应（台也）钟，均利器用，俾应复也。律吕不易，无奸物也。细（细声谓角、征、羽）钧（调也）有钟（大为钟）无镈（小为镈），昭（明也）其大也；大（大声谓宫、商）钧有镈无钟，甚大无镈，鸣其细也（细则用大，以大平细；大则用小，以小平大。至则甚，大则独。鸣其细，细谓丝、竹、革、木）。大昭小鸣，和之道也。和平则久，久固则纯，纯明则终，终复则乐，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贵之。”
朱熹曰：“均只是七钧，如以黄钟为宫，便以林钟为征、太蔟为商、南吕为羽、姑洗为角、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征，这七律自为一钧，其声自相谐应。古人要合声先须吹律，众声皆合律方可用，后来人想不解，去逐律吹得。京房始有律准，乃是先做下一个，子母调得正了，后来只依此为准。《国语》谓之均，梁武帝谓之通，其制十三弦，一弦是全律。”
臣按：《国语》载伶州鸠对周景王之言，所以发明十二律之名义，居然可见考之。是时单穆公又告王钧音之说，有曰“先王之制钟也，大不出钧，重不过石，律度量衡于是乎生，小大器用于是乎出”，即此章立均出度之说也。均者钧钟也，以木长七尺，有弦系之以为钧，法用以度钟之大小、清浊也，汉大予乐有之。
《家语》：孔子曰：“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声以为节，流入于南不归于北。夫南者生育之乡，北者杀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温柔居中以养生育之气，忧愁之感不加于心也，暴厉之动不在于体也，夫然者乃所谓治安之风也。小人之音则不然，亢丽微末以象杀伐之气，中和之感不载于心，温和之动不存于体，夫然者乃所以为乱之风也。昔者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其诗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唯修此化，故其兴也勃然，德如泉流，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纣好为北鄙之声，其废也忽然，至于今王公大人举以为诫。夫舜起布衣，积德含和而终以帝；纣为天子，荒淫暴乱而终以亡。”
臣按：《家语》此章，孔子闻仲由鼓琴而发也，盖人心善恶皆于乐声见之，故孔子闻其琴声而为此言。既言乐必以中声为节，而又推其声有南北之异。南者生育之乡，舜歌《南风》之诗，其兴也勃然，含和而终以帝；北者杀伐之域，纣好北鄙之声，其废也忽然，暴乱而终以亡。人君之于音乐乌可以不谨其所好乐者乎？然舜非独帝也，当世化之皆有谐让之美；纣非独亡也，当世化之皆变靡靡之风。由是观之，声之有南北其来也远矣。今世乐部亦分为南北，北音自金、元始有之，世因谓宋世以来所遗之音，南音流于哀怨，北音极其暴厉。我国家复二帝三王之正统，而世俗所尚之音犹有未尽去者，所以奏中声之节，歌解愠、阜财之诗，一洗亢丽微末之习，不能无望于当代之英君谊辟云。
以上论乐律之制（上之下）
卷四三
▲乐律之制（中）
《论语》：子语鲁太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如也，绎如也以成。”
朱熹曰：“语，告也。太师，乐官名。时音乐废阙，故孔子教之。翕，合也。从，放也。纯，和也。愊，明也。绎，相续不绝也。成，乐之一终也。”
谢良佐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为乐。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浊、高下如五味之相济而后和，故曰纯如。合而和矣，欲其无相夺伦，故曰愊如。然岂宫自宫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联如贯珠可也，故曰绎如也以成。”
臣按：此孔子自卫反鲁正乐之时，所以告太师之言也。元许谦谓：“大要乐声翕合须要纯和，不可背戾。八音之中，金声最高，竹、革之声次之，匏音次之，丝音又次之，石音最低。作乐八音皆和，声声俱见，不可使声高掩声下者，故曰愊如。既各自要分晓，又恐声音不相合，意思不相联属，故又曰绎如。玩其本文，始、从、成是作乐始、中、终三节，翕及纯、愊及绎乃三节中之节奏，后世有作者当以圣人之言为法。”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朱熹曰：“《韶》，舜乐；《武》，武王乐。美者声容之盛，善者美之实也。舜绍尧致治，武王伐纣救民，其功一也，故其乐皆尽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逊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诛而得天下，故其实有不同者。”
臣按：朱熹谓：“《韶》《武》皆不可考，但《书》称德惟善政，至劝之以九歌，此便是作《韶》乐之本，所谓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是也。武王之《武》，看《乐记》便见，盖是象伐纣之事。所谓南者，自南而北伐纣也，气象便不甚和，《韶》乐只是和而已。”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朱熹曰：“不知肉味，盖心一于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乐至于如此之美，则有以极其情文之备，而不觉其叹息之深也。盖非圣人不足以及此。”
范祖禹曰：“《韶》尽美又尽善，乐之无以加此也，故学之三月不知肉味，而叹美之如此，诚之至、感之深也。”
臣按：大舜《韶》乐之作前无伦而后无继也，孔子生于舜千七百年之后，一旦闻而学之乃至于忘味，则在当时可知也。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朱熹曰：“鲁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卫反鲁。是时周礼在鲁，然《诗》学亦颇残阙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参互考订以知其说，晚知道终不行，故归而正之。”又曰：“前汉《礼乐志》云：‘王官失业，雅颂相错，孔子论而正之。’故其言如此。”
臣按：乐居六经中之一，其为用最为急者。孔子删述六经，其五者皆有成书，而乐独阙焉。其所以为乐者，其书不复可见，幸有此数言载于鲁《论》之中。然不徒曰乐而且谓乐正者，正之一言，盖有以见乐之在当时其错杂无伦、淫邪不正，实有赖于圣人之正定也。
颜渊问为邦，子曰：“乐则《韶》舞，放郑声。”
张载曰：“礼乐治之法也，放郑声、远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谨则法坏矣，虞夏君臣更相饬戒，意盖如此。”朱熹曰：“取其尽善尽美。放谓禁绝之。郑声，郑国之音。”
臣按：先儒有曰治道成于乐，郑声，乐之淫者，能摇荡人之性情以坏其成，故放绝之。大抵乐之为乐，虽备于声容，而其本原之所始则起于《诗》之言志。故圣人正乐以为常经，必使雅、颂之得所；取《韶》以立治法，必戒郑声之淫荡。后世有作，本九德之歌为九成之乐，用夫雅、颂之正而戒夫郑、卫之淫，则古乐不难复矣。
庄暴见孟子，曰：“暴见于王，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曰好乐何如？”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由古之乐也。”曰：“可得闻与？”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人。”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之音，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朱熹曰：“不与民同乐者，谓独乐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穷困也；与民同乐者，推好乐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好乐而能与百姓同之，则天下之民归之矣。”
范祖禹曰：“战国之时民穷财尽，人君独以南面之乐自奉其身，孟子切于救民，故因齐王之好乐开导其善心，深劝其与民同乐，而谓今乐犹古乐。其实今乐古乐何可同也？但与民同乐之意则无古今之异耳。”
杨时曰：“乐以和为主，使人闻钟鼓、管弦之音而疾首蹙頞，则虽奏以《咸》《英》《韶》《》无补于治也，故孟子告齐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臣按：昔人有言，春秋时虽伶官犹知奸声、淫乐为可耻，而战国之时则时君直以世俗之乐为可好，盖世变于是愈下矣。然去之百世之后，先王之古乐绝响而圣贤之格言犹存，深思而熟玩之，犹可以得其流风遗韵之仿佛也。后世人主诚因孔孟之言求作乐之本，乐之作也，必使其民欣欣然而有喜色然后为之，苟徒肆一已之乐而忘万民之忧，又不若不作之为愈也。当夫制作之后、播奏之时，慨然反思于心，曰吾之享此其与民同乐否乎？民得无闻之而有举疾首蹙沄相告者乎？必也好乐而与民同之，使其欣欣然有喜色。如此，则所作之乐虽不能备《韶》《》之音，而实得《韶》《》之意于千古之上矣。
《汉书志》曰：黄帝使伶伦自大夏（西戎之国）之西、昆仑之阴，取竹之解谷（一作嶰溪之谷）生（治也）其窍（孔也）厚（一有“薄”字）均（孔与肉等也）者，断两节间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制十二筒以听凤之鸣。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比（合也）黄钟之宫而皆可以生之，是为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气合以生风，天地之风气正，十二律定。
颜师古曰：“比，合也。可以比之，谓上下相生也。十二管皆生于黄钟之宫，故曰黄钟律吕之本。”
臣按：乐之作，始于黄帝命伶伦取嶰谷之竹生而空窍厚薄均者，断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制十二筒以听凤凰之鸣。其雄鸣为六律曰黄钟、太蔟、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雌鸣为六吕曰大吕、夹钟、中吕、林钟、南吕、应钟，此十二者皆以铜为管，转而相生。黄钟为首，其长九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盆一分、下生者损一分，于是文之以五声曰宫、商、角、征、羽，播之以八音曰金、石、土、革、丝、木、匏、竹，而大乐和矣。以之候气则埋之密室，上与地平，实以葭灰，覆以缇素，以候十有二月之中气，冬至气至则黄钟之管飞灰冲素，大寒以下各以其月随而应焉，而时序正矣。以之审度则以子谷黍中者九十，度黄钟之长而以一黍之广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而五度审矣。以之嘉量则以子谷黍中者千有二百，实其龠以井水准其概，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而五量嘉矣。以之谨权衡则以黄钟一龠千二百黍之重为十二铢，两之得二十四铢而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而五权谨矣。此黄钟所以为律吕之本，而天下万事万物皆由是而出焉。
《后汉书志》曰：宓羲作《易》，纪阳气之初，以为律法。建日冬至之声，以黄钟为宫、大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征、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征，此声气之元、五音之正也。又曰：截管为律，吹以考声，列以候气，道之本也。
臣按：声气之元一语，万世作乐者之大根大本也。作乐者不求之气与声而能有所成者，无此理也。
朱熹曰：“律历家最重元声，元声一定向下都定、元声一差向下都差者以此。”蔡邕《铜龠铭》曰：龠黄钟之宫，长九寸，空围九分。
汉斛铭文曰：律嘉量，方尺，圜其外（循四角规而圜之，其径当四寸有奇），庣（不满之处）旁九厘五毫（径尺四寸有奇之数犹未足也），幂百六十二寸（方尺幂百寸，圜其外每旁方水五寸，庣其旁约五寸），深尺，积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一寸幂百六十二寸，为容一斗；积十寸容一千六百二十寸，为容十斗）。
蔡元定曰：“嘉量方尺，所以起数也。汉斛容十斗，实二千龠，计一百六十二万分，为一千六百二十寸。”又曰：“嘉量之法，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石。一石积一千六百二十寸，为分者一百六十二万；一斗积一百六十二寸，为分者十六万二千；一升积十六寸二分，为分者一万六千二百；一合积一寸六分二厘，为分者一千六百二十，则黄钟之龠为八百一十分明矣。空围八百一十分，则长累九十黍，广容一千二百黍矣。盖十其广之分以为长，十一其长之分以为广，自然之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