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 - 第 14 页/共 184 页

理宗御笔付知贡举杜范曰：“朕爰简儒彦，俾典文衡，凡尔攸司，宜鉴旧弊。一取一舍，惟公惟明，经学欲其深纯，词章欲其典则，言惟合理，策必济时，毋以穿凿缀缉为能，毋以浮薄险怪为尚。参稽互考，优劣自分，庶使贤俊毕登，以副朕新美治功之意。” 　　臣按：宋朝文弊至理宗时极矣，每遇大比，帝辄下诏崇雅黜浮，盖有以见夫士习之美恶形于文辞之浮雅，文辞之浮雅而实有关于气化之盛衰也。苏轼告神宗曰：“愿陛下明诏有司，试之以实学，博通经史者虽朴不废，稍涉浮诞者虽工必黜，则风俗稍厚，学术近正，庶几得忠实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风。”臣于今日亦然。 　　朱熹作贡举私议曰：“古者学校选举之法，始于乡党而达于国都，教之以德行道艺而兴其贤者、能者。盖其所以居之者无异处，所以官之者无异术，所以取之者无异路，是以士有定志而无他慕，早夜孜孜，惟惧德业之不修而不忧爵禄之未至。”又曰：“古者大学之教，以格物致知为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类通达、强立不反为大成。盖天下之事皆学者所当知，而其理之载于经者则各有所主也，今治经者类皆舍其所难而就其所易，仅穷其一而不及其余，若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诸史则该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变，皆不可阙者，而学者岂能一旦尽通？若合所当读之书而分之以年，试义各二道，诸经皆兼《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义各一道，论则分诸子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诸史及时务以次分年如经子之法，试策各二道，使治经者必守家法，答义者必通贯经文，条举众说而断以己意，有司命题必依章句，如是则士无不通之经、无不习之史而皆可用于世矣。” 　　臣按：朱熹之义虽未上闻而天下莫不称诵，以为后世贡举之法未有过焉者也。我太祖皇帝于开国之初即诏天下曰：“自洪武三年为始特设科举以起怀才抱德之士，务在经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质得中、名实相称，其中选者，朕将亲策于廷，观其学识、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学出众者待以显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者毋得与官。”至十七年，又命礼部颁行科举程式，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秋乡试，辰、戌、丑、未年春会试，士各专一经，皆兼《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四书，四书义主朱氏《集注》《章句》、《易》主程朱传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氏《集传》、《春秋》主三传及胡氏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肆我太宗皇帝修《五经四书大全》，《易》《诗》《书》如旧，惟《春秋》则宗胡氏，《礼记》则又加以陈澔《集说》焉。初场以初九日试四书义三道、本经四道，次场用十二日试论一道、诏诰表内科一道、判语五条，终场以十五日试经史时务策五道。初场及终场未能者，许减其二道。呜呼，本朝试士之制虽不尽用朱氏分年之议，然士各专一经，经必兼四书，一惟主于濂、洛、关、闽之说以端其本，又必使之兼明子史百家之言、古今政务之要，而以论、策试之，考其识见，本末兼该，文质得中，虽不尽如朱氏之说，实得朱氏之意于数百年之后矣。凡前代之科目如制科、秀才之类，一切废绝；前代之制度如诗赋、墨义之类，一切不用，可谓简而要、明而切，真可以行之于千万年而无弊矣。本朝科举参酌前代之制而取厥中，凡所谓明经、宏辞诸科一切革罢，惟有进士一科。洪武三年诏天下行省以是年秋八月开乡试，明年春二月礼部会试，其解额以五百人为率，会试取百人，而所试之文尚仍元制。至十七年始定今科试格式，十八年会试止录士子姓名、乡贯而未刻程文，录文自二十一年始也。自是三年一开科，取人无额，惟善是取。宣德改元始镌定额，两京十二藩（贵州、云南附）各随地产以差多寡而会试，如洪武初取士之数，又以北方学者文采不能自见，分南、北、中三数取人。正统壬戌于各布政司旧额上量增之，而会试则加以半。景泰初，诏除科额以复洪武、永乐之旧，寻复镌定，比旧额稍增，礼部试则临期取旨，自是遂为定制。夫自洪武甲子定为三岁一开科，至是三十余试矣，科场条贯日增日密，一切病弊尽革无余，惟程试之文气、进用之人才似乎有愧于前者，虽或气运之使然，习俗之流弊，然不可不知其故也。祖宗时其所试题目皆摘取经书中大道理、大制度关系人伦治道者，然后出以为题，当时题目无甚多，故士子专用心于其大且要者，其用功有伦序，又得以余力旁及于他经及诸子史，主司亦易于考校，非三场匀称者不取。近年以来，典文者设心欲窘举子以所不知，用显己能，其初场出经书题往往深求隐僻、强截句读、破碎经文，于所不当连而连、不当断而断，遂使学者无所据依，施功于所不必施之地，顾其纲领体要处反忽略焉。以此科场题目数倍于前，学者竭精神、穷目力有所不能给，故于策场所谓古今制度、前代治迹、当世要务有不暇致力焉者，甚至登名前列者亦或有不知史册名目、朝代前后、字书偏旁者，可叹也已。然以科额有定数，不得不取以足之，以此士子仿效成风，策学殆废，间有一二有策学者，又以前场不称，略不经目，人才所以不及前者，岂不以是哉？其录出以为程文者，又多萎薾粗浅、拘泥缠绕，不厌士心，录一出议论纷然，其所谓主意之说尤为乖缪，凡其所命之题专主一说谓之主意，殊不知圣经深远，非一人之见所能尽，理苟通焉斯在所取矣，何必惟已之同哉？士子志于必得，谓非合主司之意不可以取中，往往将圣经贤传之旨旁求曲说、牵缀迁就以合主司所主之意，此非独坏士习，其为圣经之蠹也甚矣。有司主此以出题，士子主此以为文，今日为士子既以此进身，异日为主司又以此取士，《宋史》所谓缪种流传，今日时文之弊殆类之也。然此又不但科试为然，而提学宪臣之小试殆又有甚焉者也，其所至出题尤为琐碎，用是经书题目愈多，学者资禀有限，工夫不能遍及，此策学所以几废，而科举所得罕博古通今之士也。正统、景泰以前所刻程文，皆士之亲笔，有司稍加润色耳，近日多是考官代作，甚至举子无一言于其间，殊非设科之本意。若夫考试之官，两京及会试皆出自朝命，乡试则方面官先期访请，洪武以来惟有学者是用，不问是何官职，虽儒士亦在所聘。后乃有建言专用教官者，其所礼聘无非方面之亲私，率多新进，士少能持守，一惟监临官是听，内外之权悉归御史，凡科场中出题、刻文、阅卷、取人皆一人专之，所谓弥封、誊录殆成虚设。谨按科场旧例，分帘内外以隔绝交通之弊，自帘以内考试官主之，自帘以外监试官主之，而提调官则兼总内外焉。然惟莅其事尔，而取人、刻文皆不得预，所以用巡按、御史为监临官者，特以纠察其不如法者尔。今宜敕有司，凡科场条贯必复祖宗之旧，所命题必光明正大、切于人情物理、关于彝伦治道者。小录所刻之文谓之程文，特录出为士子程式也，非用是以献上也。文有可为程式者则刻，无则否，或多或寡不必齐同，不许代举子作，如有欠阙繁冗，稍加笔削可也。经书题目，无甚凶恶字面不必回避。初场经义四条以通三条、书义三条以通二条为合格，否则不取；五策问目通以十事为率，非通五以上不在取数，会试则本数不足取别数足之，乡试则此经不足足以他经。凡解额惟限之不许过数，苟无足取者宁欠无足，通场全无然后短中求长，取以备数。如此，则科目所得者皆通经学古之士而适于世用矣。更乞申明旧制，在外乡试俱照会试及两京例，不设监临官，其巡按、御史止于科场外严加纠察，士子欲入场者专委提学宪臣考验而亦不许他官小试，凡百执事不许用进士、举人出身人员，恐有夤缘作弊。临晚给烛虽唐宋故事，然今科场代笔换卷多在昏暮，宜革去给烛而取减场，先期聘考试官必详加询访，不许徇私滥举，许御史纠治，惟有学行誉望者是取，不分有司。教职见任致事，仍乞申严帘内、帘外之限，不许通融出入，三日一宴之礼惟送酒瑽，不必宴会。考试官阅卷去取既定，先将所取中卷用其字号编定名第，一样三本，封号印记，其一留以自备，其二以授提调、监试官，至期比朱墨卷相同然后拆号，各照所编定字号填榜，不许更易。又于各经各存备卷三五卷，如所取卷有参错，即随经用所备卷依次补之。如此，庶几科场少弊，可以得人而复祖宗之旧矣。又考会试举人，往时入场者极多，不过二千人，今则积多已逾四千矣，窃恐数科之后日累日多，又不止此数。窃考宋欧阳修作《礼部唱和诗》序，谓宋制考校五十日，今制自初八日入场至二十日以后揭晓，不过十余日，卷多日少，恐不能无遗才，请下礼部议宽其日限而移殿试于三月望日，庶几考试者日力有余，得以尽其心力，精详文理，以为国家求才。（以上科举） 　　汉武帝时，太常孔臧等议，请太常博士置弟子，复其身。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 　　臣按：此太学生入仕之始。夫自汉置博士弟子，试通一艺者补以官，其后唐人有学馆生徒之设，宋人有三舍之制。今世岁贡生员，礼部奏于奉天门下，试中送国子监肄业，循资送吏部选用。本朝入仕之途科目之外，惟此为重，亦多得人。（此学校岁贡） 　　《周礼》：宰夫掌百官府之征令，五曰府（主蓄藏文书及器物者），六曰史（理文辞述事者），七曰胥（治文书之次叙，谓才智为什长者），八曰徒（趋走以应呼召者）。 　　臣按：《周官》之府、史、胥、徒即今之吏员也，所谓“庶人之在官者，与下士同禄”是已。是时未有进试之阶，至秦弃儒崇吏，汉因之，始有试吏入仕之途。考之史，若路温舒为县狱吏、丙吉为鲁狱吏、龚胜为郡吏、赵禹为佐史之类，则是吏员入官其来久矣。本朝入仕之途于科目、监生之外有吏员，凡在外藩、宪、卫、府、州、县任自辟举，以六年或三年为满限，至部分拨，在内诸司以三年为考，依资格叙用。（此吏员出身） 　　以上清入仕之路。臣按：我朝选举之制比汉、唐、宋为省，科举之外止有监学历仕、吏员资次二途以为常选，其他如经明行修、贤良方正、材识兼茂、楷书、秀才、童子之类皆兴废不常，惟任子祖宗虽有定数，然皆出自恩典，或与或否，近年三品以上子孙入监方有定例。故臣于入仕之路独详进士之科而兼及监生、吏员者，以当世之所重者在进士科，而此二途次之。窃惟本朝虽大，封拜百官亦未尝具服拜贺，惟于策士传胪之后，群臣致辞庆贺曰：“天开文运，贤俊登庸。”由是观之，则祖宗所恃以求贤辅治之具诚莫先于进士一科，是以百年以来凡明治体、建功业者皆自此途以出。《唐史》言方其取以辞章类若浮文而少实，及其临事施设、奋其事业隐然为国名臣者不可胜数，宋人亦言豪杰之士由之而进。夫唐宋取士以诗赋，多文而少实，尚足以得一时之豪杰以为名臣，况本朝取士之制本六经《语》《孟》之文，用濂、洛、关、闽之说，即汉人所谓经术、宋人所谓道学者也。为士者诚专心于此而有所得焉，上之人精择而谨取之，必名实相符、文质相称然后得预斯选焉，其所得之人才当不止于唐、宋而已也。 　 卷一○ 　　▲公铨选之法 　　《虞书》：禹曰：“敷纳以言，明庶以功，车服以庸。” 　　蔡沈曰：“敷纳以言而观其蕴，明庶以功而考其成，旌能命德以厚其报。” 　　臣按：试人之法有二，曰言、曰功而已。所谓言者，《礼记》所谓“或以言扬”是也；所谓功者，《礼记》所谓“或以事举”是也。进人不以言则无以知其所有之蕴，试人不以功则无以验其所行之实，苏轼曰：“尧舜以来，进人何尝不以言，试人何尝不以功。”是则以言功为用人之法，其来尚矣。 　　皋陶曰：“翕（合也）受敷（布也）施，九德（即上文”宽而栗“以下九事也）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师师（相师法也），百工惟时（及时趋事）。” 　　蔡沈曰：“德之多寡不同，人君惟能合而受之、布而用之，如此，则九德之人咸事其事，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乂，皆在官使。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治，唐虞之朝下无遗才而上无废事者，良以此也。” 　　臣按：德之在人，其总有九，而人之所得者则或得其一二、或得其三四、或得其五六七八之不同，所以有多有寡也。人君则随其多寡合而受之，既受之矣，由是随其大小长短施而用之，因才授任，或以为大夫、或以为诸侯。如是，则一德有一德之用，有其三者为大夫，有其六者为诸侯，而九者之德各用所长，而咸事其事矣。九德咸事，则在官者无非俊乂之士，是以寮采相联，更相师法，职任并列，争相趋赴，蔡氏所谓“唐虞之朝下无遗才、上无废事”，夫岂虚言哉？ 　　《周礼天官》：太宰以八法治官府，二曰官职（谓所治之事），以辨邦治；八曰官计，以弊（断也）邦治。 　　以八则治都鄙，三曰废置（有罪则废，有行则置），以驭其吏；四曰禄（俸也）位（爵也），以驭其士。 　　以八统诏王驭万民，三曰进贤（有德者进用之），四曰使能（有才者役使之），七曰达吏（吏谓在下位者，达谓进之于上）。 　　《夏官》：司士掌群臣之版（群臣之名皆书之版）以治其政令，岁登，下其损益之数（损益谓黜陟也，其数有多寡，每岁登之下之），辨其年岁与其贵贱，周知邦国都家县鄙之数、卿大夫士庶子之数，以诏王治。以德诏爵，以功诏禄，以能诏事，以久奠食。 　　臣按：《王制》曰：“司马论进士之贤，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司士，司马之属官也，故凡士之进于司马者皆司士掌其名数之版，版犹今之文册也。每岁之间，其人或损或益、其数有多有寡，益而多则登之，损而寡则下之，辨其年齿之壮老、著其历任之久近，大夫以上所谓贵也，士以下所谓贱也，咸于是乎辨焉。与夫天下之邦国、都家、县邑设官之数几何，内外之卿、大夫、士、庶子其任用之数几何，皆司士之所掌，以告于王而治之者也，今制则属之吏部文选所掌者即其事焉。古今之制不同而其事则一也。 　　汉制，郡县守相之高第者然后为二千石，二千石之有治行者然后为九卿，九卿之称职者然后为御史大夫。然张释之十年不得调、杨雄三世不徙官，盖未有资格之拘也。至成帝建始四年，始置常侍曹尚书一人主公卿、二千石曹尚书一人掌郡国，而选曹之制遂始于此。东汉之制，选举于郡国属功曹，于公府属东西曹，于天台属吏曹，尚书亦曰选部。 　　臣按：两汉铨选之法大要如此，是时犹未有资格也。 　　北朝魏崔亮为吏部侍郎，乃奏为格制，不问贤愚，专以停解日月为断。薛淑上言：“黎元之命系于长吏，若取年劳，不简贤否义均，行雁次若贯鱼，执簿呼名，一吏足矣，何谓铨衡？”书奏不报，魏之失人自亮始。 　　胡寅曰：“圣帝明王代天理物，莫急于求贤才而任使之。今夫抱关者启闭必以时，击柝者晨夕必有节，为委吏而会计不当则蓄积缺矣，为乘田而牛羊不息则刍牧缺矣。是皆小役细务，犹不可任非其才，若夫环数里而为县，县有令，环数百里而为州，州有守，所统凡几民、所治凡几事，乃不选择胜其任者畀之而付诸年格。夫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才者无几、不才者皆是也，不问其才，专以停解日月为断，是贤能、庸缪、奸凶之人相为升降，以率会之，贤能不能十一，其九皆民之蠹也。自崔亮制年格，后世袭以为常，更明君、硕辅亦众矣，而终莫之改，何也？其意以谓任人则易以私，任法则易以公，人不常得，不若一付之法犹为善也。审如是而善，则吏部一司不必置尚书、小宰及诸郎吏，第如薛淑之言，委之胥吏，按籍呼名，鱼贯而进，何不可之有。故善为天下者建官惟贤、位事惟能而从以信赏必罚，则太平可坐而致也。” 　　臣按：资格之说始于崔亮，史谓“魏之失才自亮始”。呜呼！亮为此格岂但魏之失人哉，自有此格以来世世用之，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以展其有用之才，其小人不幸而不得以蒙夫至治之泽，是皆亮作俑之尤也。胡寅之言明白详尽，有志于求才致治者尚鉴兹哉！ 　　唐文选则吏部主之，武选则兵部主之，皆为三铨之法，在尚书则典其一为尚书铨，在侍郎则分其二为中铨、东铨。其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取其体貌丰伟；二曰言，取其言辞辩正；三曰书，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优长。四者皆可取则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劳，五品以上不试，六品以下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 　　臣按：唐铨选以身、言、书、判择人，四者之中惟判为切用，盖非通晓事情、谙练法律、明辨是非、发擿隐伏不能为也，但其用骈俪语为拘耳。若其于身必取其丰伟、于言必取其辩正，则晏婴之貌不扬、裴度之形短小、周昌之期期、邓艾之口吃皆在所弃矣，虽以孔子之圣，犹谓“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况掌铨衡者皆中人之才哉？ 　　唐制，庶官五品以上制敕命之，六品以下则并旨授。 　　臣按：制敕所命者，盖宰相商议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盖吏部铨材授职然后上言，诏旨但画闻以从之而不可否者也。今制，四品以上及在京堂上五品官、在外方面官皆具职名取自上裁，五品以下及在外四品非方面者则先定其职任然后奏闻，亦唐制也。 　　张九龄言于玄宗曰：“古者刺史入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于私计甚自得也。臣愚谓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宜逐科定其资，凡不历都督、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不历县令虽有善政不得任台郎、给、舍，都督、守令虽远者使无十年任外。” 　　臣按：天下之势有内外，要必上之人均其内外之势而中持衡焉，使不至于偏重，外有治效擢之内职，内有实绩擢之外任，如是，则内外均矣。 　　玄宗疑吏部铨试不公，御史中丞宇文融密请分吏部为十铨，以礼部尚书崔颋等十人掌之，试判将毕，召入禁中决定，吏部尚书、侍郎皆不得预。吴兢表以为，“陛下曲受谗言，不信有司，非居上临人推诚感物之道。昔陈平、丙吉汉之宰相，尚不对钱谷之数、不问斗死之人，况大唐万乘之君，岂得下行铨选之事乎？” 　　臣按：君有君之职，臣有臣之职，君之职在乎任人，臣之职在乎任事，君不任人而自任则是君行臣职矣，君行臣职则是以一身而代百工之事，力有所不及、虑有所不周，日力有所不给，本欲以防一人之奸而适足以长百奸，本欲以虞一事之废而适足以致百废。是故人君为治，有一事则设一官，用一官则司一事，分曹而异局，委任以责成，盖以任之也专则其志不分于他务，责之也切则其心不敢以苟且，人君清心于上以照之，而又持之以公、守之以信，是以事无不治而功无不成。凡事莫不皆然，而况夫求贤审官，尤出治之要务，乌可信人言任己私而不责成于有司哉？唐玄宗乃以铨法散任于十人，专任乎一己而不信用有司，吴兢谓“非推诚感物之道”，臣亦谓非为君任人之法也。 　　开元十八年，裴光庭为吏部尚书，始作循资格而贤愚一概，必与格合乃得铨授，限年蹑级不得逾越，于是久淹不收者皆便之，谓之“圣书”，宋璟争之不能得。及光庭卒，萧嵩以为非求才之方，奏罢之，诏曰：“人年三十而出身，四十乃得从事，更造格以方正为差，若循新格则六十未离一尉，自今有异才高行听擢不次。”然有其制而无其事，有司守文奉式循资例如故。 　　臣按：汉董仲舒对策已谓古之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则年劳之说，汉已有之而未以为用人之法，至后魏崔亮、唐裴光庭始专以此立法。其为法也一付之无心，惟文移簿籍是稽、岁月先后是据，所谓铨量人物者徒建空名而已。宋人有言，贤才伏于下者资格碍之也，职业废于上者资格率之也，士之寡廉鲜耻者争于资格也，民之困于暴政虐令者资格之人众也，万事之所以刓弊、百吏之所以废弛、法制之所以颓坏而不救者皆资格之失也。 　　德宗时，协律郎沈既济言于其君曰：“近世爵禄，其失有四太，入仕之门太多、世胄之家太优、禄利之资太厚、督责之令太薄。臣以为当轻其禄利，重其督责。夫古今选用之法，其科有三，曰德也、才也、劳也，今吏部甲令虽曰度德居任、量才受职、计劳升叙，然考校之法皆在书判簿历、言辞俯仰之间，侍郎非通神不可得而知，则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书非才也，累资积考非劳也，苟执不失犹乖得人，况众流茫茫，耳目有不足者乎？盖非鉴之不明、择之不精，法使然也。王者观变以制法，察时而立政。前代选用皆州府察举，至于齐、隋署置多由请托，故当时议者以为与其率私不若自举，与其外滥不若内收，是以罢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此矫时惩弊之权法，非经国不刊之常典。臣请五品以上及群司长官，宰臣进叙，吏部、兵部得参议焉；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属听州府辟用，则铨择之任委于四方，结奏之成归于二部。必先择牧守然后授其权，高者先署而后闻，卑者听版而不命，其牧守将帅或选用非公，则吏部、兵部得察而举之，圣主明目达聪逖听遐视罪，其私冒不慎举者小加谴黜，大正刑典，责成授任，谁敢不勉？” 　　胡寅曰：“铨选年格之弊，有志于治天下者莫不以为当革而莫有行之者，岂皆智之不及欤？盖以自不能无私而度人之不能公也，自以不能知人而度人之亦不能知人也，故宁付之成法犹意乎拔十得五而已。纵未可尽革，如沈既济之论亦可救其甚弊，俾吏部守按籍成法，人才之贤否一不预焉，大则委宰臣叙进，下则听州府辟举，其徇私不称则吏部觉察、御史按劾，岂有不得人之患哉？虽然世无不可革之弊，以周、汉良法，崔亮、裴光庭一朝而废之，则崔亮、裴光庭所建何难改之有？为政在人，人存则政举矣，其本则系乎人君有爱民之意与否耳。” 　　陆贽言于其君（德宗）曰：“理道之急在于得人，而知人之难，圣哲所病。听其言则未保其行，求其行则或遗其才，校劳考则巧伪繁兴而端方之人罕进，徇声华则趋竞弥长而沈退之士莫胜，自非素与交亲备、详本末，探其志行、阅其器能，然后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饰貌者不容其伪。是以前代有乡里举选之法、长吏辟举之制，所以明历试广、傍求证行能息驰骛也。昔周以伯冏为太仆，命之曰：‘慎简乃僚，罔以巧言令色便僻侧媚，其惟吉士。’是则古之王朝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简僚属之明验也。后世舍佥议而重己权，废公举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时宰之意者则莫致焉，任重之道益微，进善之途渐隘，每须任使，常苦乏人，居常则求精太过，有急则备位不充。臣待罪宰相，即以上陈，求贤审官，粗立纲制，凡是百司之长兼副贰等官及两省供奉之职，并因察举劳效须加奖任者，并宰臣叙拟以闻，其余台省属僚请委长官选择，指陈才实，以状上闻。一经荐扬，终身保任，各于除书之内具开举授之由，得贤则进考增秩，失实则夺俸赎金，亟得则褒升，亟失则黜免，非止搜扬下位，亦可阅试大官，前志所谓‘达则观其所举’，即此义也。”又曰：“宰辅常制不过数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极，必不能遍谙多士、备阅群才，若令悉命群官，理须展转询访，若访于亲朋则是悔其覆车不易前辙之失也，若访于朝列则是求其私荐必不如公举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详择。恐不如委任长官，谨柬僚属，所柬既少，所求亦精，得贤有鉴识之名，失实当暗缪之责。况今之宰辅则往日台省长官也，今之台省长官乃将来之宰臣也，但是职名暂异，固非行业顿殊，岂有为长官之时则不能举一二属吏，居宰臣之位则可择千百具僚？圣人制事必度物宜，无求备于一人，无责人于不逮，尊者领其要，卑者任其详。是以人主择辅臣，辅臣择庶长，庶长择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择愈少，所试渐下故所举渐轻，进不失伦，选不失类，以类则详知实行，有伦则杜绝侥求，将务得人，无易于此。是故选自卑远，始升于朝者，各委长吏任举之，则下无遗贤矣；置于周行，既任于事者，于是宰臣序进之，则朝无旷职矣；才德兼茂，历试不逾者，然后人主倚任之，则海内无遗士矣。” 　　胡寅曰：“陆相所请简而易用、要而易守。” 　　臣按：陆贽此言，盖欲长官各举其属，然后付宰臣叙进之也。夫长官得其人则诚足以得人矣，苟非其人，恐不免有偏溺请属之私，是故其要尤在于叙进者之得其人也。必其举而不必其用，寓赏罚之柄于其间，斯善矣。 　　宋制，凡入试有贡举、奏荫、摄署、流外、从军五等，吏部铨惟注拟州县官幕职，文臣少卿、监以上中书主之，京朝官则审官院主之，武臣刺史、副率以上内职枢密院主之，使臣则三班院主之。其后典选之职分为四，文选曰审官东院、曰流内铨，武选曰审官西院、曰三班院。元丰定制而后铨注之法悉归选部，以审官东院为尚书左选、流内铨为侍郎左选、审官西院为尚书右选、三班院为侍郎右选。 　　臣按：宋铨选之法大略如此，然散主不一，更革不常。我朝文选则主于吏部，武选则主于兵部，自立国以来至于今日未尝有所更易，可谓一代之定法也。 　　太祖诏吏部南曹，以人才可付升擢者，送中书门下引验以闻。上虑铨衡止凭资历，或英才沈于下僚故也。 　　臣按：宋太祖此举可谓得操纵之法，人君诚能于常选之中不时拔擢，非独人才无所淹沈，而铨司亦知所惮而不敢不尽心也。 　　自真宗朝试身、言、书、判者第推恩，乃特诏曰：“国家核吏治而以四事程其能，爰命从臣精加详考以成资阙，为差拟率以为常。”后议者以身、言、书、判为无益，乃罢。神宗熙宁四年，遂定铨试之制，凡守选者岁以二月、八月试断案二，或律令大义五，或议三道，后增试经义。法官同铨曹撰式，考试第为三等，上等免选注官，优等升资，如判超格，无出身者赐之出身。自是不复试判，仍去免选恩格，若历任有举者五人，自与免试注官。 　　臣按：宋初承唐制，铨试亦用身、言、书、判，至熙宁四年始定铨试之制。守选者试断案，即今试行移之比，试律义即今试招拟之比，试经义即今试论策之比，然是时既试矣而又用人保举，岁试止于二月、八月。今制则循资序以进用，岁凡六选，至临选时乃试焉。臣窃以为国家用人，教养之于先而任用之于后，苟当进用之初而无铨试之法，则何以知其中之所蕴、才之所宜而校量以任用之哉？我朝铨试之法大略似宋，往者专考文移，设为假如以试之以观其判断处置，其所或试策或试论，又以观其学问、才识之所至也。夫人才有能有不能，或优于文学或长于政事，取其所长皆可任用，臣请兼夫三者而并试之，论、策、文移三者俱通为上，通二者为中，通一者为次中，俱不通者为下。既试之矣，然所试者其人品高下、才识能否未必皆称其所缺之员，故凡遇内外官有缺，铨曹必须依次排比，申达卿佐，预为校量，总会其当铨之官，必所试之人其才与官相称然后铨注，宜于一岁之间每季之首循其资次豫集应选之人，或一百或二三百，每月一集而试之，不待临选始试，恐取其一日之长，其中有侥幸假代者也。其所试之题或论或策或文移（文移如判断词讼、处置事宜、问拟罪名、催征钱粮、禁革奸弊之类，俱依行移体式立为案卷，或申呈，或关牒，或具本，或出榜，或作招拟弹章），不拘定时，遇本部有暇隙即署僚属为监试等名目，集监生而试之，弥封、巡监一如科试，既试，将所试卷批号等第附卷，凡入选监生必须五试然后入选，临选之日又必并试三题通以前累试者较之，上等为京朝府贰、州守之职，中等为县正、府倅之职，次中善于论策者为闲散之职、善于行移者为烦剧之职，下者为流外冗杂之职。如此，则用人不枉其才而庶官皆得人矣。 　　苏轼言于其君曰：“所贵乎人君者，予夺自我而不牵于众人之论也。天下之学者莫不欲仕，仕者莫不欲贵，如从其欲则举天下皆贵而后可，惟其不可从也，是故仕不可以轻得而贵不可以易致。此非有所吝也，爵禄出乎我者也，我以为可予而予之，我以为可夺而夺之。彼虽有言者不足畏也，天下可畏者赋敛不可以不均、刑罚不可以不平、守令不可以不择，此诚足以致天下之安危而可畏者也，我欲慎爵赏、爱名器而嚣嚣者以为不可，是乌足恤哉？近岁以来，吏多而阙少，率一官而二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无事而食也。且其莅官之日浅而闲居之日长，以其莅官之所得而为闲居仰给之资，是以贪吏常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大弊也。” 　　臣按：吏多而阙少，在宋时犹一官而三人共之，今待一官之阙不止三人也，将因其故而不问欤，则人才日积愈多，及其资次而用之已衰老矣，衰老之人志气消沮、筋力不逮，用如是之人以理务治民，而欲事妥民安，难矣。如一切汰而择之，则彼奔走仕途多历年岁，归无生计以度余生，往往至于颠连失所，况彼之所以衰老皆限于吾之资级使然，仁人君子固有所不忍也。苏轼所谓“彼虽有言亦不足畏”，呜呼，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无告，伊尹一夫不获以为己辜，况士乃天民之秀者，吾之立法不善，使之至于衰老而又弃之，是岂盛世之事乎？为今之计，必须调停之而使其入仕者有效用之实，汰退者无失所之叹，斯善矣。本朝入仕之途其大者有二，曰岁贡、曰科举，岁贡之法，每岁学校贡生员赴礼部，试中补国子监生，府学岁贡一人、州学三年二人、县学二年一人，以食廪先后为次，则在学校者已有资格也；科举则每三年一开科，中乡试者赴礼部，中试则授以官，不中者送监肄业以俟下举，屡不第者亦以监生资次入仕。科举有定额，岁贡有常数，学校贡举与吏部选调，其人才适足以相当而无甚有余不足之数。洪武、永乐以来，选用者未闻乏人，而需选者未闻淹滞，盖以祖宗法制一定而有司奉行，不敢有所更革也。近世言者悯士子之在学校者多衰老，乃开四十五岁入监之例，其后又因国计不足，立纳粟、上马、入监等名目，是于科、贡之外别开岐径，选用之调止于此数，而入仕之路比旧加多，其人才日积月累，遂致数倍于前。旧制，各司历事监生三阅月考过勤谨，附名选簿，仍留所司办事，临选方行取用，其实历日期有多至二三年者，后以坐监者数多，减历半年或一年即送吏部附选，给假家居，今有需次十年不得选者，积累既久，员数愈多，迨将及万，是以一时人才在监肄业之数少，在部听选之日多，臣恐积愈久而愈多，不止此数也。国家养才而不得用，及其用之皆衰老昏毛不能事事之人，此非独人才之病，其为国家之累也大矣。嗟夫，訚訚啾啾，黉舍至不能容，是乃国家人才之盛，若夫充积于选调，老死而不得一官，夫岂盛时所宜有哉？此非但士子之不幸也，夫国家之于人才，亦犹人家之于子弟，子弟白首而无室家，为父兄者则必为之忧虑，国家储养人才，白首乃不得沾一命为君相者，宁能不为之忧虑乎？所以忧而虑之者，非豫有以消息调停之不可也。消息调停，必使入仕者有及时效用之实，汰退者无后时失所之叹，斯可矣。然非在上者权其轻重、知其缓急，决然以必行而不以人怨为解，则虽有可以消息调停之策，亦不可行矣。古人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而臣亦云一人怨何如千万人怨，怨之于一时者比之怨之无穷已者，孰为多乎？盍思曰我国家所恃以为治者，人才也，今日用人必循资格，而人才需选者往往老于选调而不得及时以进用，及用之太半衰老矣，衰老之人志气消沮、筋力废弛，其不为身家、子孙计者无几，失今不为之所，犹七年之病而不求三年之艾也，则夫异日所用者皆衰老之人，衰老之人布满天下，而欲事理、民安，难矣。事不理、民不安，乱亡之兆也。且国家养士，将何为乎？为乎民而已。天下之民多乎？士多乎？说者乃独畏士之怨而不恤民之怨何哉？然则为今之计奈何？请敕吏部通算本部需选监生，自某年起至某年止总数若干人，见到部者若干，给假者若干，本部以一年为率，大约计用监生若干，通计其数至某年方才尽绝，而又通行天下布政司、府、州、县，查算听选家居监生若干，备细开具年甲、日期，造册申部。然后请旨选差卿佐有文学风力者赍敕诣各布政司，会同巡、按二司聚集听选监生于总会处，开场考试略如科试，初日于经书中出论一道试之，次日试时务策及行移各一道，三题全通者为上，通二者为中，通一者为下，全不通者为不中。其中者造册送部，依次选用，不中者为民。中者之中有不愿仕者，上等者遥授以京秩致仕，有文学者授以助教、学录之类，有政事者授以监事、序班之类，免其户丁三名差役；中等者授以在外八品职名，优免二丁；下等者赐以冠带，免其一丁，无丁者以本里内闲丁给之。其有未试之前告愿免试者，如下等之例。如此，则仕者得以效用而不仕者不致失所矣。虽然，此特一时不得已权宜救弊之策耳，是岂祖宗所以教养人才之初意哉？夫圣朝设立学校，选择师儒以教生徒，优以廪饩，免其差役，优游之以岁月，欲其成才以为国家之用，士子立志务学，底于成立，以图补报，是为不负作养之恩，顾乃苟延岁月，虚废廪给，至于衰迈尚不能措一辞，如此之徒上孤圣恩、下辱学校，虽加以成周简不肖之法，屏之远方，终身不齿亦不为过。但彼之所以衰老者，固由其不能奋发勉励之罪，然亦以我之昧于事体者妄开幸门，挤塞仕路，有以扼之故也。彼既自知其愆，不愿就试，姑为此一时不得已救弊之策，要之不可为训也。自此以后，凡科举历事一遵祖宗成法，于此二途之外不得别开入监门路，以复洪武、永乐之盛，则人才不至于淹滞贤，否不至于混淆矣。今日求贤为治之务，诚莫有急于此者。或曰如此则选途固清矣，其郡邑学校之中有生员年已近艾而未得出身者，何以处之？曰学校之中生员年已长大，不通文理者充吏为民，朝廷已有定例，惟夫学问有成，年岁长大，欲进之则资次未应，欲退之则学行可取，往往老死学校中，可惜也。窃见今吏部岁贡生员，初试中未到监者往往试选为教职，各有假手于人以图侥幸，不若就学校生员中稽考年四十五以上、食廪将及十年及曾历乡试六次入场者，命提学宪臣会同巡、按及藩、臬二司每五年一次考验，其中有通三场者试中，录其所试文字连人送部考试，仍令坐监一年，循次待阙，专用以为教职。如此，则学校之生徒亦无有老死不用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