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 - 第 13 页/共 184 页
宋欧阳修曰：“谏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时之公议系焉。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谏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间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司马光曰：“古者谏无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无不得谏者。汉兴以来始置官，以天下之政、四海之众，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为任亦重矣。”
臣按：今世谏官虽无定职，然祖宗设立六科，实以言责付之，凡内而百司、外而藩郡，应有封章无有不经由者，矧列署内廷、侍班殿陛，日近清光，咫尺天颜，上无所于属，下有所分理，欧阳修所谓“争是非于殿陛之间”。今虽无此比，至于司马光所谓“天下之政、四海之众，得失利病萃于一官”，则今犹古也。然则是职也亦岂易得其人哉？必如光所谓择言事官当以三事为先，第一不爱富贵，次则重惜名节，次则晓知治体。必得如是之人以居谏官，则上而君德必有所助，下而朝政必无所缺矣。（以上谏官）
蔡襄告其君（仁宗）曰：“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为难。陛下深忧政教未孚、赏罚未明，群臣之邪正未分、四方之利害未究，故增耳目之官以广言路，群邪恶之必有御之之说，不过曰某人也好名也、好进也、彰君过也，或进此说正是邪人欲蔽天聪，不可不察焉。”
臣按：自古小人欲蔽人主之聪明，恐其耳目之官攻己过、发己私不得久安其位者，必假此三说以诳惑其君。其君不明，或信其说，以至于屏弃正言、疏远正人以驯致于危亡之地者多矣。听言者盍反思曰彼之言当欤否欤？己之过有欤无欤？彼之言果当，用之而有益于国，则其得敢言之名、进显要之位乃所固有者也，岂谓好哉？己之过果有焉，因之而不陷于恶，则彼有进忠之益而我有从谏之美，乃所谓善补过也，岂谓彰哉？以是而反求于心，则知其言真有益于己，虽无益焉亦未必有损也。为人上者惟恐其臣之不好名、不好进，吾不得以闻其过而改之耳，尚何咎之有哉？
苏轼言于其君（神宗）曰：“宋朝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圣人深意流俗，岂知擢用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余；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而养猫以去鼠，不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蓄狗以防盗，不以无盗而蓄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万世之防，朝廷纪纲孰大于此。纪纲一废，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臣始读此书疑其太过，以为鄙夫之患失不过备位以苟容，及观李斯忧蒙恬之夺其权则立二世以亡秦，卢杞忧怀光之数其恶则误德宗以再乱其心，本生于患失，其祸乃至于丧邦，孔子之言良不为过。是以知、为国者平居必有亡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人臣苟皆如此，言无不同，意无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人主何缘知觉，天下岂不殆哉？臣所谓存纪纲者，此之谓也。”
臣按：苏轼此言以为朝廷之纪纲专在于台谏，盖有见之言也。有志立纪纲以正朝廷安天下者，尚念之哉。
吕祖谦曰：“天子以一身之微处法宫之邃，百僚之邪正、吾躬之得失皆奚自而察之，于是设为耳目之官以司风宪之任，故一人不必用其聪、恃其明，举天下之事无不闻而见之。汉宣之时，萧望之迁谏议出补郡守，则亦民之师帅，非不美也，望之上疏且以出谏官以补郡守，所谓忧其末而忘其本。盖朝无诤臣则不知过，以是知台谏之选不容少缓。”
臣按：台谏之任非素禀刚正者未易居也，然人臣之禀性刚正者恒少，间有一二，或讷于言辞，或短于章疏，求其称是任者盖甚难也。幸而得其人，又使不得久居其位而迁之于外，此望之所以有忧末忘本之论也。虽然，为官择人迁而用之固犹可也，不幸而有奸邪小人处乎当道，恶其刚正不隐或至发己之阴私，假迁除以去之亦或有矣，有志于求谏者不可不知。（以上总论台谏）
以上论重台谏之任
卷九
▲清入仕之路
《周礼》：大司徒以乡三物（物，事也。三物，德、行、艺也）教万民而宾（敬之也）兴（举也）之，一曰六德，知（别是非）、仁（公无私也）、圣（通明也）、义（有断制）、中（诚实也）、和（无乖戾）；二曰六行，孝（善事父母）、友（善于兄弟）、睦（亲其九族）、姻（亲其外亲）、任（信于朋友）、恤（振于贫乏）；三曰六艺，礼（有五礼）、乐（有五乐）、射（有五射）、御（有五御）、书（有六书）、数（有九数）。
卿大夫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谓州长以下）与其众寡（谓无多少），以礼（谓行乡饮酒礼）礼（谓礼之也）宾之（以宾客之礼敬之）。厥明（明日也），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掌宗庙之实藏者），内史贰之（书其副本也）。
臣按：成周盛时用乡举里选之法以取士，然所以取士之法则奉大司徒之教而兴举之也。其教云何？所谓六德、六行、六艺是也。德存于心不可见，故考其行艺而书之，二十五家为闾，闾有胥，闾胥则书其敬敏任恤者；百家为族，族有师，族师则书其孝弟睦姻有学者；五百家为党，党有正，党正则书其德行道艺；二千五百家为州，州有长，州长则考其德行道义而劝之；万二千五百家为乡，乡有大夫，则于三年大比，考其果有六德六行而为贤、通夫六艺之道而为能，则是能遵大司徒之所教而成材矣。于是乡老及乡大夫帅胥、师、正、长之属，合闾、族、州、党之人，行乡饮之礼，用宾客之仪以兴举之，书其氏名于简册之中，献其所书于天府之上，谓之宾者以宾礼敬之而不敢忽也。虽然，岂但宾于乡而已哉？《易》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则在天子亦宾之矣。然不特此耳，及其登名天府之时，贤能之书一上九重之君，至尊至贵亦且屈万乘之尊以拜而受之。所以然者，岂非贤才之生，乃上天所遗以培植国家元气者乎？
《王制》：命乡论（谓述其德艺而保举之）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选择而用之也），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才过千人之谓），升于司徒者不征（征谓徭役）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造，成也），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
臣按：三代盛时仕进有二道，有由乡学而进者，有由国学而进者。乡学则掌于乡大夫而用之在大司徒，国学则掌于大乐正而用之在大司马。乡学所教之士，大夫论其秀者升之司徒则谓之选士，选者择而用之也，升之司徒既选而用之则不给徭役于乡矣。选士之中有不安于小成者，司徒又论而升之国学，则虽司徒之徭役亦不给矣。此二等皆谓之造士，造者成也，由选士而为造士，是乡学所进者，则用之为乡遂吏。由俊士而为造士，是国学所进者，则进之于大乐正，大乐正于是乎论其秀颖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大司马焉，是之谓进士也。既为进士，则大司马辨论其材之大小高下而官，使之举其贤者以告于王。既有一定之论然后授之以官，或以为司、士或以为内史之类，所谓官之也；既任其官然后予之以爵，或以为士、为大夫而进至于卿，所谓爵之也。有爵斯有位矣，其位既定然后颁之以禄，或食九人、或食八人，所谓禄之也。此三代乡里选用之法，而所谓进士者，盖以其成材将进于朝以用之故耳。后世取士不复此制，而亦以进士名，其原盖出于此。其名虽同，而其所以进之之实则不同也。
汉高祖诏曰：“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有贤者郡守自为劝勉，驾车遣之），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谓行状年纪也），有而弗言觉免（发觉免其官）。”
文帝十五年，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臣按：贤良极谏科始此。
孝武初，董仲舒对策曰：“臣愚以为，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后遂令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臣按：乡举、里选之法，后世所以不可行者，盖人情日伪，敢于为私以相欺，公于为党以相蔽，苟无试验之方、防察之政、纠举之法，而徒任人而不疑、信言而不惑，则情伪日滋而贤否不复可辨矣。仲舒所谓岁贡之法，贡其吏民之贤者尔。今所贡者则学校之士也，今贡者试不中有罚俸之比而无赏，然亦姑应故事而已。诚能振举祖宗之法而加严于学校之教、提调之罚、考试之方，亦足以得人致用也。
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臣按：孝廉科始此。
元光五年，征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计谓上计簿也，偕谓每岁郡国有上计之吏命与俱来也）。
臣按：今世科举，初场试士以五经、四书，即此习先圣之术；终场策士以时务，即此明当世之务；乡贡举人赴礼部者给脚力、廪给，即此续食计偕。
元朔元年，诏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壅于上闻也。二千石官长纪纲人伦，将何以佐朕烛幽隐、劝元元、厉烝庶、崇乡党之训哉？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其与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议，不举孝廉者罪。”有司奏议曰：“古者诸侯贡士，一适谓之好德（适谓德其人），再适谓之贤贤，三适谓之有功，乃加九锡。不贡士，一则黜爵，再则黜地，三则出爵削地毕矣。今诏书昭先帝圣绪，令二千石举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风易俗也。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奏可。
臣按：汉世去古未远，而贤能之士皆知自重而不肯自炫以求售，而上之所以待之者既厚而求之者亦切，出而仕者，有司既躬为之驾而县次续食俾与计偕，其不肯出者既悬赏以招人之荐又严法以罪人之不荐，虽无宾兴拜受之礼，犹存好贤敬士之心。后世严缪举之罚而限其途辙者则有之矣，未闻有不举之罚而责其荐扬者也。
元朔五年，诏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令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
臣按：汉制，郡国举士其目大概有三，曰贤良方正也，孝廉也，博士弟子也。贤良、孝廉举以任用似今之科目，博士弟子入补国学似今之岁贡。其察举考试之实不同，而其取士大略则相类也。
孝武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
臣按：射策者谓为难问疑义，书之于策，有欲射者随其所取得而释之，何武、萧望之、翟方进等皆以射策甲科为郎。孝宣本始元年，地震，诏内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
臣按：此因灾异举士之始，其后日食、星陨辄行之。元康四年，诏遣大中大夫循行天下，举茂材异伦之士。
臣按：此遣使行天下举士之始，其后或遣谏议大夫、或遣博士、或遣光禄大夫举茂材、特立、淳厚、直言，其名目不一。光武始诏三公、光禄勋、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材。
臣按：前此举士无常时，至此始岁一举。汉召信臣以明经甲科为郎。臣按：明经之科始见于此。
后汉顺帝时，尚书令左雄议改察举之法，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臣按：限年之法始于此。魏陈群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
臣按：魏始置中正，州郡县皆有之而以本处人充，俾区别所管人物，定为九等，吏部凭之授受。及其弊也，惟据阀阅，不辨贤愚，所以刘毅云“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士”。历晋南北朝至隋，选举之法皆用之，至开皇中方罢。
晋武帝诏州郡举秀异之才。刘宋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试。隋始置进士科。
臣按：此后世进士之科之始，盖始专以文辞试士也。夫三代以前乡举里选之法行，取士专以德行为本；汉制，孝廉、茂材等科皆命公卿、大夫、州郡举有经术德行之士，试以治道，然后官之；魏晋以降，所举秀、孝犹取经术，州郡皆置中正以品其才行，虽其立法未必尽善，然清谨之士犹知有所畏忌，不敢放恣，恐有言行之疵以为终身之累。至是隋有进士之举，始专试士以文辞，士皆投牒自进州里，无复察举之制矣。
唐制，取士之科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
臣按：唐科目虽曰多端，而其行之最久者进士、明经而已。然进士以声韵为学，不本经术；明经以帖诵为能，不穷义理，所谓德行者不复问矣。武后天授元年，策问贡士于洛阳殿，殿前试士自此始。
臣按：此后世临轩策士之始。玄宗开元中，令诸州贡举，省试不第愿入学者听。臣按：此下第举人入学之始。
宋之科目有进士、有明经，诸科常选之外又有制科，而进士得人为盛。神宗始罢诸科而分经义、诗赋以取士。宋太宗谓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
太平兴国九年，进士始分三甲，自是锡宴琼林苑。上因谓近臣曰：“朕亲选多士，殆忘饥渴，召见临问，观其才拔而用之，庶使田野无遗贤而朝廷多君子耳。”
臣按：历代科目得人惟宋为盛，盖以太宗留意科目，自是以后，天下士子争趋向之故也。
仁宗时，张方平知贡举，言：“文章之变与政通，今设科选才专取辞艺，士惟道义积于中、英华发于外，以文取士所以叩诸外而质其中之蕴也，言而不度则何观焉？迩来文格日失其旧，各出新意相胜为奇，朝廷屡下诏书戒饬，学者乐于放逸，罕能自还。”
嘉祐二年，亲试举人，凡与殿试者始免黜落。时进士习为奇僻，钩章棘句，浸失浑厚，欧阳修知贡举，痛裁抑之，浇薄之士不预选者多毁修，然自是文体亦少变。
臣按：文章关气运之盛衰，而科场之文为甚。盖科场之文乃一世所尚者，上以此取人以为一代辅治之具，下以此为业以为一生进用之阶，非徒取其能文而已。盖将因其文以叩其人心之所蕴、才之所能、识之所及，由是用之，将藉之以辅君泽民、修政立事，不苟然也。昔朱熹尝与其门人言及科举文字之弊，熹叹曰：“最可忧者不是说文字不好，这事大关世变。东晋之末，其文一切含胡，是非都没理会。夫东晋未以文取士，所谓文者出于众人之私作，未必人人同也，其祸且至于不可支持，况科举之文乃国之所以取士，士之所以为业者，其所关系岂不益大哉？苟非在上屡颁戒饬之诏、慎择主试之人，示之以趋向之方，付之以斡旋之柄，则文辞日流于卑弱而国势随之矣。”呜呼，可不念哉。
英宗以间岁贡士法不便，诏礼部三岁一贡举。臣按：此即成周三年一大比之制，自是遂为常制，至今日行之。
神宗时，王安石告其君曰：“今人才乏少，且其学术不一，异论纷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若谓此科常多得人，自缘仕进别无他路，其间不容无贤尔。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既而言者又谓古之取士皆本学校，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为于世。今欲追复古制则患于无渐，宜除去声韵对偶之文，使学者专意经术。于是改法，罢诗赋、帖经、墨义，士各占《易》《诗》《书》《周礼》《礼记》兼《论语》《孟子》，中书撰大义式颁行，试义者须通经有文采乃为中格，不但如明经、墨义粗解章句而已。
臣按：此后世经义之始。前此所谓明经者，试其墨书帖义，但取其记诵而已，未尝考其义理、求其文采也。王安石为人固无足取，及其自作三经，专用己说，欲以此一天下士子使之遵己，固无是理，然其所制经义之式至今用之以取士，有百世不可改者，是固不可以人废言也。及其所谓士当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切中今世学者习科举之弊。今世举子所习者虽是五经、濂洛之言，然多不本之义理、发以文采，徒缀缉敷演以应主司之试焉耳。名虽正理，其实与前代所习之诗赋无大相远也。欲革其弊，在择师儒之官，必得人如胡瑗者以教国学，慎主司之选，必得人如欧阳修者以主文柄，则士皆务实用以为学、本义理以为文，而不为无益之空言矣。他日出而为国家用，其为补益盖亦不小。
熙宁三年，亲试进士，始专以策，定着限以千字。
臣按：殿廷试士始于唐武后时，宋初沿之，然皆试以诗赋，至是神宗始试以策，至今用之。方是时，苏轼为编排官，见一时举人所试策多阿谀顺旨，乃拟一道以进，大略谓科场之文，风俗所系，所收者天下莫不以为法，所弃者天下莫不以为戒，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谄谀得之，天下观望，谁敢不然？风俗一变，不可复返，正人衰微则国随之。噫，观轼兹言，则知朝廷以言试士虽若虚文，而一时人心之邪正、国势之兴衰实关于此，识治体者不可不加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