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义证 - 第 101 页/共 231 页
策问时有两种方式：策问内容不公开，被推选举荐来应试的人碰到什么问题回答什么，称为「射策」，也就是抽签答题；「
对策」则题目公开，同时考问许多人，根据每人的答卷来比较优劣。
〔三〕 《礼记射义》：「故天子之大射，谓之射侯。射侯者，射为诸侯也。射中，则得为诸侯；射不中，则不得为诸侯。」
〔四〕 《注订》：「据此，议之别体盖有二：一为对策，二为射策。然无论其为对为射，皆对类也。《诏策》篇之策，所以异于此者，以其非对也。显有不同，是所应知。」
〔五〕 《礼记王制》：「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郑注：「不征，不给其繇役。造，成也。能习礼则为成士。」
《斟诠》：「但在此处用非其义，应作『造就人才』解。《王制》又云：『乐正崇四术，立四数，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乡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郑注：『顺此四术，而教以成是士也，皆以四术成之。』」
《周礼地官》乡大夫职曰：「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郑注：「贤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艺者。」郑司农云：「兴贤者，谓若今举孝廉。兴能者，谓若今举茂才。」范注：「选事犹言兴能；考言犹言兴贤，有德者必有言也。」《注订》：「选事者，因事以选才；考言者，较言以用事也。」
斯波六郎：「『选事』者，谓以事功选之；『考言』，谓以言论考之。……此之『古之造士，选事考言』，疑与《汉书成帝纪》鸿嘉二年诏之『古之选贤，傅纳以言，明试以功』有关。」
《斟诠》：「所谓『选事考言』即『考德艺兴贤能』之义。又《礼记文王世子》：『凡语于郊者，必取贤敛才焉。或以德进，或以事举，或以言扬。』……孔疏：『……或以事举者，事次德者，虽无德而解世事，或吏治之属，亦举用之也。或以言扬者，次事也，扬亦进举之类。互言之，虽无德无事，而能言语应对，堪为使命，亦举用之。』是所谓『选事考言』，亦即『以事举以言扬』之说。」
《文体明辨》卷三十四「策问」类引此数语作：「按古者选士，询事考言而已。汉文中年，始策贤良。」
〔六〕 《玉海》卷六十一引注「中年」为「十五年」。
《文体明辨序说》「策问」类：「按古者选士，询事考言而已，未有问之以策者也。汉文中年，始策贤良，其后有司亦以策试士，盖欲观其博古之学，通今之才，与夫剸剧解纷之识也。」
〔七〕 范注：「《汉书文帝纪》：『十五年九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补注》引周寿昌曰：『此汉廷策士之始，前此即位二年，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未闻举何人。至是始以三道策士，而晁错以高第由太子家令迁中大夫。』」《汉书晁错传》：「后诏有司举贤良文学士，错在选中。上亲策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错对曰：……对策者百余人，唯错为高第，由是迁中大夫。』对策文在本传。」
〔八〕 「俊乂」，贤能的人。《尚书皋陶谟》：「俊乂在官，百僚师师，百工惟时。」传：「才德过千人为俊，百人为乂。」《校注》：「《汉书儒林传赞》：『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书》伪《太甲上》：『旁求俊彦。』枚传：『旁，非一方。』又伪《说命下》：『旁招俊乂。』」
〔九〕 《玉海》卷六十一引，句下注：「公孙弘。」
黄注：「《平津侯传》：公孙弘使匈奴还报，不合上意，病免归。元光五年，诏征文学，国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征儒士各对策，百余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公孙弘对策见《汉书平津侯传》。
《校注》：「《尚书尧典》：『畴咨，若时登庸。』孔传：『庸，用也。』」
《斟诠》：「吕祖谦云：『登庸者，大用之意。』」
〔一○〕《玉海》卷六十一于本句下注云：「儿宽以射策为掌故。」
《校注》：「汉代射策以甲科入仕者，颇不乏人。《汉书匡衡传》：『衡射策甲科，以不应令，除为太常掌故。』《马宫传》：『以射策甲科为郎。』《翟方进传》：『以射策甲科为郎。』《何武传》：『以射策甲科为郎。』《王嘉传》：『以明经射策甲科为郎。』」
《斟诠》：「《汉书儒林传》：『平帝时，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三十八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
〔一一〕《注订》：「此语举出对策于议虽为别体，其特点则专在选贤矣。」
《文体明辨序说》「策」类：「按《说文》云：『策者，谋也。』《汉书音义》曰：『作简策推问，例置案上，在试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谓之射策。若录政化得失显而问之，谓之对策。』刘勰云：『射策者，探事而献说也，以甲科入仕。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以第一登庸。皆选贤之要术也。』夫策士之制，始于汉文，晁错所对，蔚为举首。自是而后，天子往往临轩策士，而有司亦以策举人，其制迄今用之。」
观氏之对，验古明今〔一〕，辞裁以辨，事通而赡，超升高第，信有征矣〔二〕。仲舒之对，祖述《春秋》〔三〕，本阴阳之化，究列代之变，烦而不慁者〔四〕，事理明也。公孙之对，简而未博，然总要以约文，事切而情举〔五〕，所以太常居下〔六〕，而天子擢上也。杜钦之对〔七〕，略而指事〔八〕，辞以治宣，不为文作〔九〕。及后汉鲁丕，辞气质素〔一○〕，以儒雅中策，独入高第。凡此五家，并前代之明范也。
〔一〕 《校证》：「『验古明今』，元本、传校元本、冯本、汪本、畲本、张之象本、两京本、谢钞本、吴校本作『验古今』，谢云：『今上当脱一字。』王惟俭本作『考验古今』。梅徐校本作『证验古今』，其后诸本皆从之。《玉海》作『验古明今』。案《玉海》是。《奏启》篇云：『酌古御今。』《事类》篇云：『援古证今。』句法正同，今据补正。《体性》篇『摈古竞今』，《通变》篇『竞今疏古』，句法亦同。」
〔二〕 梅注：「《汉书》：孝文时，太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还因上书称说。诏以为太子舍人，门大夫，迁博士。又上书。上善之，于是拜错为太子家令。是时匈奴强，数寇边，上发兵以御之。错上言兵事。后诏有司举贤良文学士，错在选中。对策者百余人，唯错为高第。」按此见《晁错传》。
吴讷《文章辨体序说》「策」类：「按《说文》：策者，谋也。凡录政化得失，显而问之，谓之对策，考之于史，实始汉之晁错，遇文帝恭谦好问之主，不能明目张胆以答所问，惜哉！」
《汉书错传》：「上诏有司举贤良文学士。错在选中。上亲策诏之。……时贾谊已死，对策者百余人，惟错为高第，由是迁中大夫。」范宁《谷梁传集解序》：「《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杨疏：「辩谓说事分明；裁谓善能裁断。」《诔碑》篇：「桓彝一篇，最为辨裁矣。」晁错请徙民实边，守边备塞，援古证今，剖析利害，规划制度，颇为周密，所以称之为「事通而赡」。
〔三〕 《玉海》卷六十一于本句下注云：「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策凡三道。」梅注：「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按此见《汉书董仲舒传》，对策文在本传。
《文章辨体序说》「策」类：「唯董仲舒学识醇正，又遇孝武初政清明，策之再三，故克罄竭所蕴，帝因是罢黜百家，专崇孔氏，以表章《六经》，厥功茂焉。」
范注：「《汉书武帝纪》：『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董仲舒对策不知在何时。案仲舒对策，请罢斥百家，竟成举首；故丞相卫绾希旨，奏罢贤良之治百家言者。又《仲舒传》言武帝即位，仲舒以贤良对策举首，是其对策在武帝即位之建元元年甚明。」
〔四〕 「慁」，通混，混杂，紊乱。按《汉书董仲舒传》载仲舒对策曰：「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以下又征引《春秋》，究论列代之治乱，武帝在制诰中也称赞他说：「今子大夫明于阴阳之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董仲舒的对策很长，而且旁征博引，牵涉的面很广，然而条理分明，所以说「烦而不慁」。
周注：「烦而不慁：文繁而不乱。《汉书董仲舒传》：『仲舒以贤良对策。』第一策说：『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因此主张勉力行善，施行教化，以求天的瑞应福禄。第二策说：德教未行，由于不素养士而官吏暴虐为奸，因此主张『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使『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第三策说：『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所以要『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五〕 梅注：「《汉书》：弘少时为狱吏，有罪，免。家贫，牧豕海上。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武帝初即位，招贤良文学士。是时弘年六十，以贤良征为博士。使匈奴，还报，不合意，上怒，以为不能，弘乃移病免归。元光五年，复征贤良文学，菑川国复推上弘。弘谢曰：『前已尝西，用不能罢。愿更选。』国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册诏诸儒，弘对策。时对者百余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召入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按此见《公孙弘传》。
王金凌：「《汉书》本传所载公孙弘对策，只在文末引尧禹、桀纣证成其说，其余皆直陈治道，所以称『简而未博』。」
郭注：「对策言『天人之道』，『吉凶之效』，『水旱』之由，『仁义礼知四者之宜』，『天命之符』，『人事之纪』，皆极简要，所以说『简而未博』，又说『总要以约文，事切而情举』。」「事切」，指内容切中事务的症结。「情举」，情意高举，谓情意表达明显。
〔六〕 「太常」，官名。秦置奉常，汉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掌宗庙礼仪。汉代的太常兼管选试。
〔七〕 梅注：「《汉书》：成帝时有日蚀地震之变，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士。合阳侯梁放举钦，钦上对云云。」按此见《杜钦传》。
《训故》：「《汉书》：杜钦字子夏，京兆人。元（应作成）帝时，有日蚀地震之变，诏举直言。合阳侯举钦。夏，又诏诣白虎殿对策。钦专攻上身与后宫，而实阴为王氏地云。」见《汉书》本传。钦有《举贤良方正对策》与《白虎殿对策》。
〔八〕 范注：「略而指事，谓不详答上问，而篇末切指成帝好色之事。」按杜钦对策末云：「臣闻玩色无厌，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则爱宠偏于一人；爱宠偏于一人，则继嗣之路不广，而嫉妒之心兴矣。如此，则匹妇之说不可胜也。唯陛下纯德普施，无欲是从，此则众庶咸说，继嗣日广，而海内长安。万事之是非，何足备言！」《
玉海》卷六十一于本句下注云：「又谷永杜邺直言策。」
〔九〕 《注订》：「钦对策中有『臣闻玩色无厌，必生好憎之心』云云，指成帝好色之病，以致寡嗣，虽属对策，而有讽谏之雅，故彦和有『略而指事』，『不为文作』之言也。『不为文作』，文指对策，以讽谏之意出乎篇题以外也。」
〔一○〕《校注》：「丕，黄校云：『元作平，朱改。』……按《三国志吴志阚泽传》裴注引《吴录》曰：『以字言之，「不」「十」为「丕」。』《玉篇》一部：『丕或作。』《五经文字》：『丕，石经作。』盖原作『鲁』，后因误『』为『平』耳。何本、谢钞本作『丕』，未误。」
梅注：「《后汉书》：鲁恭弟丕，性沈深好学，兼通《
五经》，以《鲁诗》、《尚书》教授，为当世名儒。肃宗诏举贤良方正，大司农刘宽举丕。时对策百有余人，唯丕在高第，除为议郎。」
黄注：「《鲁丕传》：丕字叔陵，兼通《五经》，为当世名儒。肃宗诏举贤良方正，刘宽举丕，时对策者百有余人，惟丕在高第，关东号之曰『《五经》复兴鲁叔陵』。」
《札记》：「袁宏《后汉纪》十六载丕举贤良方正对策文，如左：
「『政莫先于从民之所欲，除民之所恶，先教后刑，先近后远。……精诚之所发，无不感浃。吏多不良，在于贱德而贵功，欲速，莫能修长久之道。古者贡士，得其人者有庆，不得其人者有让。是以举者务力行，选举不实，咎在刺史二千石。《书》曰：天工人其代之。观人之道，幼则观其孝顺而好学，长则观其慈爱而能教，设难以观其谋，烦事以观其治，穷则观其所守，达则观其所施，此所以核之也。……制度明则民用足。刑罚不中，则于名不正。正名之道，所以明上下之称，班爵号之制，定卿大夫之位也。狱讼不息，在争夺之心不绝。法者，民之仪表也，法正则民。吏民凋弊，所从久矣，不求其本，浸以益甚。吏政多欲速，又州官秩卑而任重，竞为小功，以求进取，生凋弊之俗。救弊莫若忠。故孔子曰：孝慈则忠。治奸诡之道，必明慎刑罚。孔子曰：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说以犯难，民忘其死。死且忘之，况使为礼义乎？』」从这里可以看出它风格「儒雅」，「辞气质素」。大概是直书所见，未加整理修饰之故。《论语泰伯》：「出辞气，斯远鄙倍矣。」《史记鲁仲连传》：「辞气不悖。」「辞气」犹语气，指语言风格。
魏晋以来，稍务之丽，以文纪实，所失已多〔一〕，及其来选，又称疾不会〔二〕，虽欲求文，弗可得也。是以汉饮博士，而雉集乎堂；〔三〕晋策秀才，而兴于前〔四〕；无他怪也，选失之异耳〔五〕。
〔一〕 《注订》：「纪实不以事理，徒恃文饰也。故云『所失已多』。」
〔二〕 《训故》：「《晋书》：元帝时，以天下丧乱，远方孝秀，不复策试，到即除署。既经略粗定，乃诏试经，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其后孝秀莫敢应命，有送至京师，皆以疾辞。」按此见《孔愉传》附《孔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