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斋初学集 - 第 109 页/共 115 页
壬寅，上驻金陵。曹良臣以所部来附。
按至正壬寅，顺帝二十二年，即龙凤八年也。庚午诏书：持兵负固于两间，可观望而不观望，乃来归者，良臣居其次。黄金《录》以为在金陵、安丰两主之间，非也。太祖方以龙凤记年，开国承制，安得自命两主，如黄金所云耶？当是时，小明王都安丰，张士诚已降元，构兵安丰，与察罕相应，次年即有安丰之围。良臣聚兵立堡，不走张氏而走金陵，此所谓持兵两间，可观望而不观望者也，岂容以金陵、安丰为言？小明王自亳徙安丰，已而为张氏所困。自安丰徙滁，其势日蹙，依吾太祖以仅免耳，岂有方张之势，可与金陵称两大者，而嘉其择主自拔耶？俗儒不达时务，误解诏书，不足采也。
壬寅六月，元中书平章察罕帖木儿遣使来致书。
按察罕破汴梁，下山东，江南震动。我太祖遣使通好，察罕亦致书相答。已而有张昶、马合谋之来，察罕为之也。上曰：“察罕书辞，欲以甘言啖我。”所谓甘言啖我者，即荣禄大夫江西行中书省平章之命也。元使以航海来，淹留逾年，而察罕被刺之问亦至矣。野史所谓太祖闻察罕死遂不受命者是也。太祖闻察罕死，叹曰：“天下无人矣。”又曰：“元朝不达世变，尚敢遣人扇惑我民？”察罕之死，所关系岂不重哉！刘辰《国初事迹》大书其事，无所隐避。国史虽多微词，亦不尽没其实。参互之可以考见，辰又云：太祖以孤军独守，别无趋向，成败当听其自然。在后灭陈擒张，信知天命有归。即位后，始图中原。然吾以为察罕一死，天意灼然归我明矣。呜呼！帝王之兴，岂不有天命哉！圣祖极推重察罕，即位后幸汴梁，特遣使往祭。厥后洪武九年，宋濂奉敕撰《方国珍神道碑》，历数一时群雄，皆直书其名，而于察罕则云齐国李忠襄王察罕，保河雒。其严重之如此，非本于圣祖之意，当时史臣，宁敢轻奖亡国之臣，以干圣怒耶？或曰：圣祖《祭忠襄文》，颇多讥评之语，亦非圣祖之初意也。
戊戌二月，明玉珍破嘉定，尽有川蜀之地。
按《元史 顺帝纪》：辛丑五月癸丑，四川明玉珍陷嘉定等路，李思齐遣兵击败之。《实录》本传载在戊戌岁，则相去四年矣。玉珍之绝友谅，称陇蜀王，在庚子岁，而《元史》记于壬寅五月；其称帝改元在壬寅岁，而《元史》记于癸卯正月；至玉珍之攻陷云南，在癸卯十二月，而《元史》记于壬寅之三月。其错互不一如此。盖《元史》修于洪武元、二陇蜀未入职方之时，而《实录》则平夏之后本其《载记》而存之也。断以《实录》为正。
癸卯三月，上率右丞徐达等击安丰。
黄伯生撰《诚意伯行状》云：中书设御座，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庆贺礼。公骂曰：“彼牧竖耳，奉之何为？”遂不拜。《实录》及本传皆不载此事。是时上方奉龙凤正朔，承制行事，文成不应孟浪若此。或云：在癸卯克安丰之后。于事理为近。刘辰《国初事迹》云：张士诚攻安丰，刘基谏曰：“不应轻出，若救出来，发付何处？”此则文成不奉龙凤之本谋也。
癸卯四月，陈友谅攻洪都。元帅牛海龙、万户程国胜等皆战死。后俱配享洪都功臣庙。
《实录》记戊子之战，与朱善《安定侯神道碑》大略相同。但《实录》以为韩成等先战死，张定边方犯御舟。《碑》则以为定边犯御舟之时，成等咸与格斗。御舟既脱，而成等以援绝死之也。《碑》所记比《实录》为核。《实录》又于韩成下脱国胜偕死事，则以癸卯四月误载国胜与牛海龙俱死洪都之事也。国胜与牛海龙夜劫友谅营，牛中流矢死，程泅水得脱，径达金陵，从太祖亲征，死鄱阳湖，南昌城中不知也。次年甲辰，追录诸臣，南昌报程与牛俱死，得与祀赠侯。饶州又以国胜死康山事来上，又得与祀赠伯。当时事冗，不暇两相参订也。《实录》载国胜与海龙俱战死，盖据南昌所上国胜死事状也。甲辰立庙，国胜两得与祀，而《实录》则于两庙皆佚其名。后是有建议祀典重复，遂罢程豫章之祀。厥后有司又并罢康山之祀。修《会典》者亦因之，沿袭至今，国胜遂不复预两庙之祀矣。国史失于考核，遂成祀典百世之误，宜亟正之。
癸卯秋七月丁亥，与友谅师遇于康郎山。戊子，焚寇舟二十余艘，彼军杀溺者甚众，我指挥韩成、元帅宋贵、陈兆先等皆死。
高阳侯韩成之死于鄱阳也，定远黄金著《开国功臣录》，以为成当太祖危急时，服御袍对敌自沉。史家竞传之，比于纪信之诳楚。而《实录》纪此战，则云彼军杀溺者甚众，我指挥元帅宋贵、陈兆先等亦战死。国史故多讳辞，然以成之忠烈如此，一切抑没而不书，难乎其为实录矣。丰城朱文恪公善撰《安定伯程国胜神道碑》纪其事最详。盖当御舟胶浅，张定边奋前直犯之时，事势惶急。成与国胜、兆先等方左右格斗，及定边中矢，援舟骤进，御舟以水涌得脱，而成等反绕出敌舰之后，援绝而死。然则成等致命之时，定边之势已，御舟之厄已脱矣，宁有代死诳汉之事耶？且康山之役，与荥阳不同。羽围荥阳久，汉军乏食，汉祖计无所出，故纪信画诳楚之策，遂得以乘间遁去。康山之战，两军相持，雌雄未决，卒然有冕服代死之事，耳目瞀乱，军心尽解，我将何以自固？决机于两阵之间，我知其不出于此矣。《录》又言上念成效死，祀诸臣于康山，以成为首。按《实录》，中书省列进康山功臣，成在第三，居丁普郎、张志雄之次。《大明会典》载饶州忠臣庙在康郎山，祀枢密同知丁普郎、张志雄等三十五人，成实未尝首祀于康山也。成若代死，则必首祀。成不首祀，则不代死。黄金之徒，并为妄矣。又朱善《安定伯碑》云：皇帝追念南昌暨康郎前后死节之臣，追爵故万户程国胜安定伯，与梁国公赵德胜、济阳郡公丁普郎等一体庙祀。盖南昌庙以梁国为首，康山庙以济阳为首，其位次甚明，俗说流传既久，好事者遂造为首祀之言以实之，久而莫有知其非者。俗语不实，流为丹青，岂不信哉！此邦有许生重熙，好谭国朝典故，尝为余言；韩成诳汉，事诬也。余因许生言，为著其始末如此。成化二十一年，学士张元祯撰《重修康山庙记》，犹以丁普郎为首。正德中，御史唐龙刻《群忠录》于江西，成遂俨然首列，而济阳反抑置第十三。今之祀典，遂据此为差次，则舛误甚矣，有识者宜厘正之。
友谅骁将张定边欲犯上舟。舟适胶浅，遇春从旁射中定边，定边舟始却。俞通海来援，舟进水涌，上舟遂脱。遇春舟亦胶浅，上麾兵救之。有败舟顺流而下，触遇春舟，舟亦脱。
鄱阳之战，开平射中张定边，脱御舟于险，其功最巨。《实录》纪在七月戊子，朱善撰程国胜《神道碑》，其系日亦同。宋文宪开平《神道碑》但记射中定边，而胶沙脱险，则书于八月壬戌禁江口，相去一月余矣。鄱阳之役，两军相持，我军殊死力战，莫甚于戊子、己丑、辛卯三日。至禁江口则彼以战败归，而我为邀击之师，其大势非前日比矣。御舟胶浅，及开平力战之事，其当在戊子无疑也。又宋文宪《张中小传》云：己丑战湖中之康郎山，常忠武王深入，虏舟数四围之。其势甚危险，以为不可救，中曰：“勿忧也，亥时当自出。”如期果出，连战辄大胜。按己丑之战，六舟深入，疑陷没而旋出者，俞通海、廖永忠、张兴祖、赵庸等也。《实录》不载，开平《神道碑》亦但记胶沙脱险，而不及深入陷没之事，知《铁冠传》误也。宋文宪记事最为详核，且开平《碑》《铁冠传》共记一事，出一人之手，而彼此错互，史家记载之难如此。
郭英以谨重见信，从攻陈友谅于鄱阳，有功。
郑晓《今言》曰：嘉靖十六年，郭勋欲进祀其祖英于太庙，乃仿《三国志》俗说及《水浒传》，为《国朝英烈传》，言生擒士诚，射死友谅，皆英之功。传说宫禁，鼓动听闻。已乃疏乞祀英于庙庑。按《实录》，上闻张铁冠言友谅死，乃遣乐人具牲酒往祭，以觇其死生。未几，有降卒来奔，言友谅在别舸中流矢，贯睛及颅而死。当是时，友谅之死，我军尚未知。既死而降卒始来告，何以知此矢之出于英乎？杨文敏撰英《神道碑》云：友谅中流矢死，有言公之功者，上问之。公曰：“天威神算，臣何有焉？”上益重之。文敏此碑，以其孙玄之请，据其家传次第之。盖友谅既毙，军中流传，或言此出矢于某某。郭氏家传，亦不过载此疑似之词，以夸示后世。而勋遂张皇其事，以乞侑享之典，亦文敏之言启之也。英既有此大勋，圣祖又亲问之，乃三年论功，不得封侯，而待十七年平云南之役，有是理耶？刘三吾撰《陕国公神道碑》云：彭蠡之战，戒严所部，人百其勇，友谅计蹙，中流矢死。以三吾序陕国之事参互观之，则集矢之勋，其不出于营国，亦晓然矣。又按俞本《记事录》云：友谅度不能支，出首箭窗中，呼从船，而白船已至，箭铳交发，友谅左太阳中箭。须臾陈氏卒泅水报曰：“友谅死矣。”上大悦，谕众曰：“友谅中箭而死，将士之功，胜于赤壁走曹瞒远矣。稠人难辨射中者，均给重赏，以劳汝等。”俞本以骑士从征，其记录最确。以此益知文敏丰碑之文，出于傅会，不足信也。按郭勋以贵幸，欲骤进其祖配享，一时诸臣，严词驳正，可谓能举其职矣。诸疏援据虽详，亦多未核。至以永乐间之不得与享为言则非也。英之功以配享太庙，则有愧矣，岂不得进于鸡鸣山二十一人之列乎？白沟河之役，曾亲逆成祖颜行。身死之日，赠恤有加，已为厚幸矣，又敢望庙食乎？以此为言，宜勋之不心服也。然则如之何？曰：罢太庙之侑享，而入祀于鸡鸣之两序，斯当矣。
癸卯五月，置礼贤馆。
按刘辰《国初事迹》：杨宪奏朱文忠在金华，用诸儒干预公事。上提等至京，诛屠性、孙履而及许元、王天锡发充书写。此事《实录》及行状俱不载。以家传考之，壬寅十一月，召入京都，则刘辰所记发充书写之日也。发书写未几，即有儒台之授，又与许元、王天锡俱入礼贤馆。刘辰所记，盖不谬也。而国史以为用文忠之荐入礼贤馆，盖文忠没后，家传特美其词，而国史因之也。
甲辰三月，汤和破士诚杨山水军，升平章政事。
记杨山之战有二。以为癸卯破士诚兵于杨山拜中书左丞者，碑及本传也。以为甲辰三月击败杨山水军升平章政事者，《实录》也。癸卯则云：逐其将莫将军，获甲首五百级。甲辰则云擒刘文学等四十九人，风船六艘。功次各异，岂两战而各记之耶？抑一战而互记之耶？《实录》与本传每自相矛盾若此。洪武元年《兼太子谕德诰》曰：出迎敌阵，夺姑苏之卒千艘；保障东郊，请阳羡之区十载。任于左辖，升以辨章。则辨章之升，以杨山之胜明矣。碑及本传又以为甲辰年，会开平救长兴，超迁辨章，此又与《实录》互异也，按开平救长兴在辛丑十一月。甲辰年开平征武昌，下庐州即会宁河讨江西。长兴之役，岂有分身在行间，和与会师合战耶？断以《实录》所载，会长兴侯夹击为正，而中山辨章之命，亦当在杨山之役，不在长兴，一从《实录》，而碑与本传削之可也。
甲辰冬，追封胡大海为越国公。
胡大海殁之明年癸卯，立庙于婺城。又明年甲辰，追封越国。命下，方孝孺代宋濂撰新庙碑。碑用龙凤纪年，盖甲辰岁太祖为吴王时作也。首称皇帝手秉黄钺，屯兵和阳，其为尊称我太祖明矣。又云：夏四月，又从王破宣城，所谓王者，指吴王也。所从之王，即我太祖也。不称帝，不称上，而称王，纪实之词也。此后则皆改而称上矣。当是时，我太祖虽专征四方，然犹用龙凤名号，承制封拜。甲辰之追封越国，用龙凤之制也。碑所载上闻公之死，震悼弗置，降旨褒赠者，圣旨耶？令旨耶？抑后事而追记之，非当时本称耶？今皆不可考矣。若所云皇帝手秉黄钺，屯兵和阳云云，则洪武改元，革除龙凤之后，史家追改之，断非旧文，无可疑者。家有旧版《逊志斋文集》，摩娑此一行，楮墨莫糊，剞劂之痕迹宛然，二百年来改窜之遗迹，犹可想见。呜呼！隐、桓之间，秦、楚之际，若存若亡，可为叹息者多矣。姑识之，以质于好学深思者。
洪武元年五月，汤和师克延平，执陈友定送京师。
方孝孺撰东瓯《神道碑》云：师至延平，主帅陈友定怙险横甚，令其副出城降，观望持两端。王虏之以归，东南海上晏然。
按《实录》：友定誓众死守，见势穷蹙，于省堂按剑仰药饮之。赖正孙等以城降。友定死而复苏，械系送京师，不屈，斩之。碑乃云令其副出降，观望持两端，诬矣。赖正孙之降，在友定仰药之后，安得谓友定使之？《实录》、汤和本传，削去此数语，亦以其非信史也。
初学集卷一百三
○《太祖实录》辨证（三）
洪武元年九月，陶安卒。
（黄金诸书，皆称安追封姑孰郡公。考《实录》本传，但追封其祖父、父为姑孰公，祖母、母为夫人。此安为江西参政时事，安固未尝赠公也。安本集载诰词甚明。又安妻喻氏追封姑孰郡夫人，继妻陈氏封姑孰郡夫人，俱有诰文。安之署衔，则止云中奉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耳。洪武二年追赠刘基祖、父爵皆永嘉郡公，妻封永嘉郡夫人。基时官御史中丞。盖国初推恩之制如此。
洪武三年七月，中书省左丞杨晔伏诛。
按《实录》；杨宪嗾侍御史刘炳劾奏汪广洋，又教炳诬奏刑部侍郎左安善。上下炳于狱。太史令刘基尽发宪奸状及诸阴事，令群臣按问伏诛。然则劾奏杨宪者刘基也。而《开国功臣录》则以为李善长。按刘辰《国初事坟》云：杨宪为御史中丞，太祖尝曰：“杨宪可居相位。”数言李善长无大才。胡惟庸谓善长曰：“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宪因劾汪广洋不公不法，李善长奏排陷大臣放肆为奸等事，太祖以极刑处之。又云：杨宪、凌说、高见贤、夏煜尝言李善长无宰相材。太祖曰：“善长虽无宰相材，与我同里，自我起兵事我，涉历艰险，勤劳簿书，功亦多矣。我既为君，善长当为相，盖用勋旧也。今后勿言。”按国初太祖用勋旧相李善长，胡惟庸以乡曲相依附。而杨宪辈新进喜事，专务搏击，善长等皆畏之。太祖亦曰：“有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则宪等气焰可知。宪等数言善长无相材，居然有蔡泽欲代应侯之意。故善长乘其排陷广洋，激上之怒而亟剪之。善长非欲援广洋也，以自救也。刘诚意则因凌说之弹善长，为善长解于上前，且又尝言宪不宜相耳。行状云：公与宪素厚，亦不载发宪奸状之事。《实录》诚意本传云：宪等欲诬陷基，未及发而伏诛。故知尽发宪奸状及诸阴事者，善长也，非诚意也。此国史之误，当以《国初事迹》正之。善长与惟庸结党相比，盖已有年。庚午之祸，肇于此矣。
洪武三年，诏天宁寺禅僧祖阐、瓦官教僧克勤护送日本僧祖来还国。
宋文宪《送无逸勤公序》与《实录》记僧祖阐、克勤奉使日本事互相发明。序云：日本疑祖来乞师中国，欲拘辱之。无逸力争得免。据《实录》，祖来为良怀所遣。良怀方以窃据被逐，日本疑祖来，因疑护送祖来归国者，此其情也。序又云：王欲延阐住持天龙寺，先遣无逸还，无逸再三以死争之。日本既以祖来疑中国，其请住持，虽曰延之，实则拘留耳。此即圣谕所谓拘留二载，及十四年遗书所谓加以无礼者也。无逸归，见上端门，备陈其故。阐亦附奏岛夷不知礼义，微勤，臣不能再睹天颜矣。此《实录》所载今年五月，去舟才还，备陈本国事体云云也。所载白金文绮之赐，皆与《实录》同。上顾侍臣言：“勤一沙门，乃能不辱君命。”谕其父华毅，使冠巾出仕。则日本之于阐、勤，以拘留始，以惭服终，盖克勤之力居多，安得谓二僧攘赵秩奉使之功？洪武六年，克勤官考功监丞，见《实录》。十年，高皇帝手诏谕山西布政司华克勤，见御制文集。《皇明驭倭录》谓野史之言皆僧徒粉饰，误也。《实录》主存大体，故纪载颇略。赖《文宪集》稍志一二。高皇帝御制诗见于文宪跋，甚确。文宪身在禁林，岂肯附会僧徒，与国史抵牾耶？日本之崇佛，自唐已然。临济一宗，流传最盛。圣祖遣僧化导，有微权焉。万历初，虏王求僧及经，江陵命宣大巡抚勿拒，且云经必有高皇御制序文，方可与之。呜呼！知圣祖之微权者，江陵也。
洪武四年十二月，追赠汪兴祖为东胜侯。
按黄金《开国功臣录》，兴祖以洪武三年封东胜侯。人有言其过者，上弗与诰券，令仍以都督职从征自效。四年死于蜀，命省部议封赠，授以原封铁券。《实录》于洪武三年十一月，大封功臣，纪封侯者凡二十八人，不及兴祖。是年十二月，又封薛显为永城侯，谪居海南，亦不记兴祖封侯不与券之事。但于四年十二月赏平蜀功之后，记追封兴祖为东胜侯及载其诰文而已。本传记追封兴祖，与《实录》同。合国史前后观之，则兴祖之侯，出于追赠，无可疑者。然《公侯铁券式》所载封兴祖《制词》，首尾完备，确然可据，又不得以《功臣录》为诬也。考洪武二十三年诏书，条列所在随军征讨累有战将之功，未有总兵之名。而论旧封者十九人，东胜侯汪兴祖居第十。诏书所条列，凡追赠者皆不与焉。此三年先封之明证也。况又有铁券可据耶？《昭示奸党第二录》载德胜男张宣云：东胜侯已前那里不曾厮杀？洪武二年投北来降的人，被别人杀了，却将东胜侯贬上海南去，不是因四川厮杀，那里肯取他回来？以此招推之，则所谓封侯后，人有言其过者，言其杀降之过也。封侯而不与券，谪居海南，亦如薛显之例。次年乃以征蜀召还，令从征自效也。显于五年正月以征和林召还，则兴祖之召还，又先于显也。兴祖封侯之后，以有过而夺券，及其从征死事，则尽复原封，以授其子。《实录》独书追赠，又稍节约其诰文，尽没三年封侯之实，斯可谓脱误之极矣。然则以铁券核之，三年封侯，当为二十九人，并永城为三十人，不当云二十八人也。不然，则或以十二月与永城并封而同贬，不当并其封而削之也。今幸有券文诏书，可以考证，不然，未有不据国史而刊别录者矣。国史之不足征如此。又按俞本《皇明记事录》，洪武三年大封功臣，第二十二人开国辅运推诚柱国晋王府左相东胜侯汪兴祖。俞本所载，与《功臣铁券式》合，又可以证《实录》之阙。
洪武八年三月，德庆侯廖永忠卒。
德庆侯廖永忠之卒也，《实录》为之立传，备书其功次与其卒之岁月，而又曰：上赙遗之甚厚，以其子权袭爵。史家因之无异词矣。刘辰《国初事迹》载永忠以僭用龙凤不法等事处死。王世贞《史乘考误》援据洪武十年圣祖戒谕勋臣之词，与永乐中纪纲狱辞，有廖永忠开国功臣僭犯被诛之语，谓刘辰所载为不诬。于是永忠之被诛始著，而人皆以国史之书法为有隐矣。余偶读《通鉴博论》记丙午年事云：是岁，廖永忠沉韩林儿于瓜步。大明恶永忠之不义，后赐死。《博论》盖洪武二十九年宁宪王奉敕编定。既成，表上之，镂版内府。其书实我圣祖所注意者。然后知永忠之被诛，虽为其僭侈犯上，实以沉韩林儿之故也。滁阳即世，上方孤军无倚，渡江以来，声势翕合，实有藉于龙凤。开省称王，承制行事，十余年不改。姑苏之役，犹称皇帝圣旨、吴王令旨。圣祖何嫌于奉龙凤哉？安庆之围，圣祖拒刘基之谏，躬擐甲胄，出之水火之中。圣祖何汲汲焉若是哉？丙、丁之间，大命既集，彼一牧竖耳，其何能为？圣公既死，光武犹怜而葬之，且存其祀，盆子亦食均输税以终其身。圣祖何难于待韩氏而必欲剪灭之哉！永忠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虑，一旦沉林儿以逢上指，论功之日，使所善儒生窥瞰上意，可谓果于诬上而巧于要君矣。圣祖对廷臣讼言之，以逆折其邪心，厥后卒以不义赐死。圣祖之心事，百世而下昭然如日月之中天，永忠有掩面于地下而已，岂不愚而可怜哉！然则圣祖之诛永忠也，何以不明正厥辟而以僭犯为词？曰：念其兄也，念其功也。正其辟，则弗可以袭矣。杀其罪以存其嗣，忠厚之道也。高帝之诛丁公也，不遑录其后。光武之封子密也，不及正其辜。我圣祖之于永忠，斯所谓义之尽仁之至也欤？于国史则讳之，于《博论》则彰之，其又何居？曰：国史之讳之，为一时也。《博论》之彰之，为万世也。曰沉韩林儿于瓜步，曰大明以永忠为不义，后赐死。于林儿则书其名，于大明则纪其号，于永忠则正其罪，曰不义，曰赐死，其词简而该，其义博而严。愚以为此非宁宪王之书法，而圣祖之书法也。《博论》之修，其即我圣祖之作《春秋》也欤？然则今之史家，刊落龙凤之事，使元、宋之际不得比于《秦楚之月表》，此后世媚臣腐儒之所为，而岂圣祖之志也哉！
洪武十年三月，复永城侯薛显所食禄。
按：永城以始封时削禄，至十年三月全给，《实录》载之甚明。王世贞《功臣表》乃云七年加千石，误也。《实录》凡列侯禄千五百石者，七年增千石，盖谓唐胜宗等。是时显全禄未给，当不在此例也。显坐胡党，见于庚午诏书及《实录》本传甚明，而《表》以为二十六年追论蓝党国除。世贞以熟习典故自负，往往无所援据，凿空杜撰，聋瞽后世，以为无从驳正，而姑妄为之说也，岂不异哉！
洪武十一年，靖海侯吴祯卒。
靖海之功，不减于江阴。其殁也，恩礼备至。而《实录》不为立传，仅附数语于江阴之后而已。今考庚午诏书，靖海死后，亦坐胡党，国史之阙传，岂为是耶？然公侯坐胡党者，诏书所列，先后二十二人，独靖海之子忠袭封不替，岂靖海之功大而罪未著，圣祖特宥之耶？凡庚午诏书坐胡党者，皆不得祀鸡鸣山功臣庙，今得与享东序者，亦惟靖海一人。
按：庚午诏书载通胡谋逆者公侯二十二人，生者上刑，死者孥戮，不待言矣。其有死而子仍袭侯者，靖海也。子不袭而弟仍袭侯者，南安也。身死而子得降指挥者，六安也。皆所谓已死不知其反之由者也，如六安之例，其子降指挥者，宣德也。所谓为胡、陈所诱，朝廷于礼无欠者也。详圣祖备条乱臣之意，一则涉于疑似，一则近于胁从，于罪为稍轻，故其子孙幸免参夷，得及宽政。若荥阳、汝南、永嘉之类，反状著明，负罪深重，则其后必无噍类，虽欲为愍隶而不可得矣。哀哉！
十二年正月，宜春侯黄彬往临清练兵。
彬不知其所终。考《实录》不书卒之例，知其非令终也。考庚午诏书及《奸党录》，知其坐胡党也。《开国功臣录》云：十二年练兵临清。召还后数年卒。郑晓《异姓诸侯传》云：练兵临清，后坐胡党，上念其未尝失朝廷礼，宥之。数年卒。郑氏不见庚午诏书全文，误以彬等之坐党在十三年，故傅会以为上曲宥之。不知彬等党事，皆发于二十三年，诏书所谓“朝廷于礼无欠”者，谓朝廷待彬未尝失礼，岂谓彬未尝失朝廷礼哉？郑氏之误解，近于郢书燕说，而大书特书，标于史传，疑误后人，岂非大缪哉！王世贞《功臣表》书十七年薨，亦未足据也。
洪武十二年十二月，中书右丞汪广洋贬海南，自缢卒。
废丞相汪广洋敕，见高皇帝御制文集。《实录》所载，与御制文集同，但稍文其辞耳。敕云：遣人追斩其首，特赐敕以刑之。而《实录》云：广洋得书惭惧，遂自缢卒。又云：坐事贬海南，死于道。乃知凡《实录》所书自经赐死，皆史臣有隐之词，非事实也。《实录》广洋本传云：至是御史中丞涂节言：诚意伯刘基遇毒死，广洋宜知状。上问广洋云云。广洋贬死在十二年之十二月，盖此时涂节已上变告惟庸。惟庸等当亦下吏。其狱成伏诛，则在十三年之正月耳。据《昭示奸党录》诸招，广洋实与惟庸合谋为逆，而上但以坐视废兴诛之。盖此时胡党初发，其同谋诸人，尚未一一著明也。国初讳诛为废，曰废丞相汪广洋者，盖诛之也。
洪武十三年正月，御史中丞涂节告左丞相胡惟庸与御史大夫陈宁等谋反。
自洪武八年以后，惟庸与诸公侯约日为变，殆无虚月。或候上早朝，则惟庸入内，诸公侯各守四门；或候上临幸，则惟庸扈从，诸公侯分守信地。皆听候惟庸调遣，期约举事。其间或以车驾不出而罢，或以宿卫严密不能举事而罢，皆惟庸密遣人麾散，约令再举。见于《奸党三录》者，五年之中，期会者无虑二百余。噫！亦危矣！诸公侯多宿将，惟庸辈亦文法老吏，一旦举事，如中风狂走，朝堂攘臂而大言，道涂连袂而抗议，岛夷草地，交关密约，流佣厮养，参预秘计，夜集晓散，会比期门，彼挽此推，号同邪许。此岂非天厌其恶，神夺其鉴，乘舆无触瑟之惊，庙门鲜ㄚ服之恐，使之贯盈败露，自取灭亡也哉！如其不然，则爰书具在，岂无傅致一时？反状已明，抑或传疑百世？后之君子，摩挲简牍，必有俯仰心悸，徨涕流者矣。为撮其要辞。胪列如左：
嘉靖中，赠故大监云奇为司礼太监，以其守西华门发胡惟庸谋逆也。南京城西华门内，有大门北向，其高与诸宫殿等，后堂甍栋具在，曰旧丞相府，即胡惟庸故第。前有眢井，即所谓醴泉出，邀上临幸，伏甲谋不轨者也。云奇之事，国史野史，一无可考。嘉靖中，朝廷因中人之请而加赠，何孟春据中人之言而立碑。王世贞《旧丞相府志》据国史以驳之，其辨甚正。第亦疑惟庸私第不当在禁中，而未有以核其实也。余考《奸党第二录》载卢仲谦招云：洪武九年秋，太师令金火者引仲谦同仪仗户耿子忠等往见丞相，前去细柳坊胡府门首。又汝南侯火者寿童招云：胡丞相在细柳坊住，与我官人住近，尝与丞相往来饮酒。则惟庸私第在细柳坊明矣。按《洪武京城图志》，广艺街在上元县西，旧名细柳坊。一名武胜坊。又考《街市图》，广艺街在内桥之北，与旧内相近。此惟庸私第不在禁中之明证也。世贞云：高帝初下金陵，以元御史台为中书省，后为吴王，徙居旧内，而别立中书省。按《实录》，丙申，上入金陵，居富民王彩帛家。七月，诸将奉上为吴国公，以元御史台为公府，置江南行中书省，上兼总省事。丙午八月，拓建康城。初旧内在建康旧城中，因元南台为宫，稍庳隘，上乃命刘基等卜地，定新宫于钟山阳。戊申正月，自旧内迁新宫。《一统志》云：旧内城在京城中，元为南台地。本朝既取建康，首宫于此。比皇城大内宫殿成，此称为旧内。然则旧内则元御史台也。世贞谓上为吴王徙居旧内。误也。又云：省中丞相以下至六尚书侍郎，当各有堂阁。按：洪武元年命置六部，固云国家之事，总之者中书，分理者六部，不闻六部皆属中书省为省中僚属也。世贞疑五部五府，即故中书省大都督府之遗址，而又云：上下金陵，即有此省府及台，自当与旧内相近。其后改卜大内，居都城左偏一隅，不应预建省府及台于宫之两傍。夫上为吴王居旧内，则省府当近旧内。及既即大位，改筑新宫，则省府当近大内。此不待辨而明者。《洪武京城官署图》，宗人府五部，在承天门外御街之东，五府太常寺在承天门外御街之西。志刻于洪武二十八年，上诏礼曹绘图锓梓。以今之五部五府推之，则昔之省府，其不与大内相远亦明矣。第未知即此地否耶？俟详考之。
初学集卷一百四
○《太祖实录》辨证（四）
洪武十三年正月，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陈宁谋反，词连李善长等。赐惟庸、宁死，善长勿问。二十三年五月，御史劾奏善长大逆罪状。廷讯得实，善长遂自经；赐陆亨等死。
按《洪武实录》：十三年正月，涂节告胡惟庸、陈宁等谋反，事连李善长及吉安侯陆亨等。上命群臣更讯得实，赐惟庸、宁死。群臣又请诛善长、仲亨等，上曰：“此皆吾初起腹心股肱，吾不忍罪之，其勿问。”至二十三年五月，有告元臣封绩为惟庸通朔漠讯，得反状，及善长私书。刑官请逮善长。诏勿问。会善长家奴卢仲谦等，亦发善长素与惟庸交通状。上命廷讯得实。召善长诣奉天门，抚遣归第。善长遂自经。此国史所纪善长得罪之始末也。尝窃疑善长以元勋国戚，结党谋叛，罪不容于死。业已更讯得实，群臣劾奏请诛，其义甚正，而上以勋旧曲赦之。十年之内，宠寄不衰，有是理乎？纵上厚待之，善长独不愧于心，引嫌求退乎？吉安、平凉皆戆勇武夫，置之勿问犹可也。事露之后，上独无纤芥之疑，而出镇专征，委以重寄不一而足乎？仲亨之谋逆，以初起时股肱见贷。当时公侯，谁非丰沛故人，亦欲为仲亨所为，其孰能禁之乎？涂节等之上变，已经更讯。后十年再命廷谳，始致辟焉。将初辞犹未尽，而后狱乃致详乎？抑前之更讯者无左验，而后之具伏者乃定案乎？缓之十年，发之一日，劾奏者攘臂于先，而举首者接踵于后。天下后世不能不致疑于斯狱也，可知已矣。今以《昭示奸党录》考之，庚午五月之诏，与善长等之招辞，胪列备载，乃知惟庸之谋逆，发于十三年。善长弟侄之从逆，发于十八年。而善长与吉安、平凉诸公侯之反状，直至二十三年四月，始先后发觉也。国史所记，其失实于是乎不可掩矣。上手诏云：三十九年已被瞒过。三十八年善长招云：十三年奸党事发，侥幸不曾发露。十八年弟李四被毛向糖说出胡党免死，发崇明安置，不曾推问善长情节。则善长之反状，二十三年以前未尝发觉，晓然无可疑者。惟其如是，故十年之中，韩公之恩礼弥隆，列侯之任使如故。一朝发觉，而逮问相错，诛夷殆尽，此事理之可信不诬者也。不知永乐初史局诸臣，何不细究爰书，而误于纪载若此？窥其大指，不过欲以保全勋旧，揄扬高皇帝之深仁厚德，而不顾当时之事实抑没颠倒，反贻千古不决之疑，岂不缪哉？国初《昭示奸党》凡三录，冠以手诏数千言，命刑部条列乱臣情辞，榜示天下，至今藏贮内阁。余得以次第考之，而厘正如左：
一、《实录》：刑官请逮善长。诏弗问。下善长从子佑、伸于狱，廷讯得实。上召善长于右顺门，抚慰遣归，善长乃自杀。是善长始终未尝下狱也。按太祖手诏云：敕锦衣诣置所提到亲弟侄，令九衙门共审，发觉知情缘由。则逮问者善长之弟存义，存义之长男伸与李存贤之子仁也。已而命刑部备条乱臣情辞，则首列善长招辞，而次及存义与其子伸。善长倘终不下狱即讯，则法司何所援据，而有一名李善长之招乎？又按营阳家人小马招云：今年闰四月内，闻知李太师下。盖指二十三年之闰四月也。此非善长下狱之明证乎？俞本《皇明本记》云：国老太师李善长为逆党事伏诛，妻女子弟并家人七十余口悉斩之。然则善长之不下狱与归家自经，盖亦史臣有隐之辞，非事实也。又云：上不得已下佑、伸于狱。上曰：“吾欲赦佑等死，以慰太师。”群臣不可，佑即惟庸之婿也。李存义招云：十八年，次男李佑，被人告发，钦蒙免死，发崇明安置。存义与伸俱免死安置，则佑之不免死明矣。刑部但列存义、伸、仁三招而不及佑，二十三年必无佑尚在之理。此必国史之误也。王世贞撰《韩公传》，于十三年书云：遂止诛存义，并赦佑。尤为失实无据。
一、《实录》：惟庸以兄女妻善长从子佑。善长之弟存义，佑之父也。惟庸令存义阴说善长。善长惊悸曰：“尔言何为者？若尔，九族皆灭。”存义惧而去。十余日，惟庸又令存义告善长：“事成，当以淮西地封为王。”善长本文吏，用计深巧，虽佯惊不许，然心颇以为然，又见以淮西之地王己，终不失富贵，且欲居中观望，为子孙计，乃叹息起曰：“吾老矣，由尔等所为。”存义还告。惟庸喜，因过善长。善长延入，惟庸西面坐，善长东面坐，屏左右，款语良久，人不得闻，但遥见颔首而已。按《实录》所载与上手诏及善长、存义等招，大略相同。手诏之罪善长曰：李四以变事密告，善长中坐默然而不答。又十日，弟仍告之，方乃有言。皆小吏之机，狐疑其事。以致胡、陈知其意，首臣既此，所以肆谋奸宄。善长自招，一云：寻思难答应。一云：这事九族皆灭。一云：我老了，你每等我死时自去做。皆徘徊顾望，一无坚决之语。其所云：这件事若举，恐累家里人口；这事急切也做不成。以此含糊不举。此则其本情也。惟庸反谋已久，谋欲善长为己用，兄弟子侄，宾客朋旧，下及僮仆厮养，举皆入其彀中。善长昏姻谊重，家门虑深，目瞪口去，宛转受其笼络而不能自拔，卒委身以殉之。以霍子孟之忠，明知显之邪谋，欲自发举，不忍犹与，以酿身后之祸。而况可责之于善长乎？坐此族灭，岂为不幸哉？庚午诏书，条列善长罪状，不过曰：平昔以吏心自处，默然不答，以致胡、陈知其意。所据者，善长与存义、伸、仁四招而已。其他家奴妇女一切招辞，牵连错互，虽胪列之以示天下，而手诏皆不及焉。盖圣祖之意，亦未必尽以为允也。呜呼！亦可哀矣哉！
一、国史序善长与惟庸谋反情事，皆援据当时狱辞。第按《昭示奸党录》条列善长诸招，则亦有未尽核者。盖洪武十年九月，惟庸以逆谋告李存义，使阴说善长，未得其要领，乃使其旧人杨文裕许以淮西地封王。是年十一月，惟庸亲往说善长。善长犹趑趄未许。即国史所记惟庸西面坐，善长东面坐者是也。然此时善长未许。至十二年八月，存义再三往说，善长始有我老了，你每自做之语。今乃尽削去前后曲折，谓惟庸使存义说善长，善长不为动，更令以淮西地啖之，即叹息而起，遂自往面订逆谋。譬如赋诗，取义断章，岂可以为折狱定罪之法乎？惟庸过善长密语，据善长自招，则云知道了；据火者不花之招，则云善长怒骂李四，惟庸即去。正圣祖所谓小吏之心，狐疑其事也。今乃云良久人不得闻，遥见颔首。国史叙事，盖用太史公《淮阴》诸传之法，可谓妙于揣摩矣。以言乎实录，则犹有间也。
一、《实录》：善长家奴卢仲谦等发善长与惟庸往来状。惟庸为宁国知县，善长荐为太常少卿，惟庸以黄金三百两谢之。及惟庸欲谋反，善长阴遣家奴耿子忠等四十人从惟庸。惟庸皆厚与金帛，以古剑谢善长，且言此回回国所献者。又以玉酒壶、玉刻龙盏、蟠桃玉杯奉善长。按《昭示奸党录》所载招辞，有云龙凤年间，举荐惟庸为太常司丞，以银一千两、金三百两为谢者。此太师火者不花之招也。有云：洪武八年，太师在凤阳盖宫殿。三月间，胡丞相来点凤阳城池。丞相解剑赠太师，云是回回国所出，名木樨花并铁剑，不问甚么甲，层层透。十三年六月，太师命不花碎此剑。亦不花之招也。有云：洪武十二年八月，丞相家二舍以千金宝剑送太师。至第三日，二舍人令人抬木匣一个，有小玉壶瓶一个，玉盘盏二副，玉龙头大盏一个，玉马盂一个，玉盘一个，桃样玉盏二个，摆起来恰好一卓子。太师朝回，逐件看过，喜欢收了。至第二日，太师朝回往谢。酒间，丞相说：“玉器不打紧，我明日淮西地面盖起王府，拨五十家行院与你做家乐，那时才是富贵。”十三年，胡党事发，太师令脱脱火者将玉器并剑打碎，掷在河里。此火者来安之招也。有云洪武九年秋间，太师早朝回，唤家人卢仲谦及仪仗户陈进兴、耿子忠等四十人，各赏钞七十贯。至晚，太师又说胡丞相要几个人用，你们去根他，重赏赐你。即令金火者引仲谦等去细柳坊门首。李四官人引见丞相，丞相每人与银十两，又说：“你每是太师家里有用的人，常根我做贴身伴，当扶助我成得事业，教你每都做大官人。”仲谦等喜允，一向跟随本官出入，时常与李太师家商量事务。十三年，胡党事发，仲谦与陈仲良逃回太师家躲避。此卢仲谦等之招也。《实录》所载狱辞，大抵援据各招，约略相合。第据诏书及善长等招，善长虽与惟庸结姻，初未知惟庸反情。十年十月，惟庸使善长故人杨文裕说善长，许以割淮西地王之。善长方心动。至十二年八月，李存义来言，犹再三坚拒。而仲谦之招，以为善长遣往从惟庸，乃在九年之秋。果尔，则惟庸之反状，善长已明知之，且使其家人仪仗户杂然往助，惟庸又何以惟恐善长之不就己，而使其故人子侄宛转游说耶？又云：洪武八年十月内，太师常去胡丞相家商议，太师云：“若谋反，必要几个大公侯同谋。”如此则众公侯之从惟庸，皆善长主谋使之也。乃其身顾重自犹豫，不肯决然同事耶？仲谦又招云：洪武九年，太师使伴当耿子忠请吉安、淮安、临江、营阳、平凉、永嘉六侯吃茶。太师云：“我请你到胡丞相家商量谋反事务。”善长文吏奸深，何至矢口狂悖，如病易丧心者所为？岂仲谦等诸招，与夫杂出于家奴妇女之口者，亦有不足尽信者耶？或谓善长巧伪舞文，掩匿其通谋之状，而以狐疑观望，曲自抵讳，冀上怜而贳之。然以太祖之圣明，岂不能洞见其隐，而但据其抵谰之辞，以播告天下哉？核善长之罪状者，当以庚午诏书及善长、存义四招为正。如国史据拾仲谦诸招以傅爰书，则情事舛驳，疑信错互，千载而下，回翔翻阅，必有反抉谪其罅漏，为善长讼冤者矣。姑书之以俟后世焉。
一、《实录》：胡惟庸谋乱，密遣元臣封绩使于元主。惟庸诛，绩惧不敢归。蓝玉于捕鱼海获绩，善长匿不以奏。至是有告之者，捕下狱，讯得反状及善长私书。庚午诏书谓耿忠、於琥在宁夏时，听胡、陈分付，送封绩往草地通信，后破胡营，获封绩，二人反情，由是发觉。初不及善长私书及匿不以闻事也。以《昭示奸党录》考之，则云洪武二十三年，善长于京民合迁之内，朝给长姊杨阿李，暮给次姊王阿李，明日又给亲人丁斌。朕见其深奸，提伊亲弟侄，令九衙门共审，供发知情缘由。善长自招云：今年不合将应迁逆民数内，给付姐姐，及将亲人丁斌妄奏。致蒙送问，供出李四缘由。蒙提李四到官，供出善长前项缘由。则善长之事，由丁斌发觉明矣。按丁斌者，扬州高邮人，西安护卫百户周祥之义男也。周祥有胆勇，系张氏同佥归附，出入胡丞相门下，参预谋议，得升本卫千户。祥在京师，尝以其女原奴许配丞相之子。洪武八年，祥殁于西安。斌与祥之子周，食贫无以为生，因太师从子神舍、吉安侯妻舅石敏与其婿黄质引见丞相。丞相讯知祥已死，为之叹惜，遂命袭职，除杭州卫；留斌出入门下，如祥在时。一日，斌与李神舍往候丞相。丞相与太师弟李四在西轩闲坐。丞相谓李四曰：“周千户在时，曾以女许配吾子。今吾子俱有妇矣，汝侄神舍尚未娶。吾为主婚，以周氏女娶神舍何如？”李四遂命神舍拜谢。七月，斌义姊遂归神舍。神舍者，李存贤之次弟，仁之亲弟，而太师之从子也。斌自此与李四叔侄侍丞相饮酒。丞相每告戒，令齐心举事，事成，富贵不小。斌等心识之，不敢泄。十三年，胡党事败，斌惧祸逃杭州，往依周。二十三年二月，李神舍先为事处决。斌复来神舍家，闻石敏、黄质等事发，欲逃归。未果，为法司逮问。此丁斌招辞之大略也。由此观之，则李四父子之反形，因丁斌而发觉；善长之逆情，又因李四父子而供吐，其不为封绩手书之故明矣。国史于善长一狱，不胜舛误。即所记台臣前后论劾，凛如秋霜，要亦史臣以己意文致其词，未必当时白简果如此也。封绩爰书，详具于后，其词亦未尝连善长。
一、封绩招云：绩系常州府武进县人。幼系神童，大军破常州时，被百户掳作小厮，拾柴使唤。及长，有千户见绩聪明，招为女婿。后与妻家不和，被告发，迁往海南住坐。因见胡、陈擅权，实封言其非为。时中书省凡有实封到京，必先开视。其有言及己非者，即匿不发，仍诬罪其人。胡丞相见绩所言，有关于己，匿不以闻。诈传圣旨，提绩赴京，送刑部鞠问，坐死。胡丞相著人问说：“你今当死，若去北边走一遭，便饶了你。”绩应允。胡丞相差宣使送往宁夏耿指挥、居指挥、於指挥、王指挥等处。耿指挥差千户张林、镇抚张虎、李用转送亦集乃地面，行至中路，遇达达人爱族保哥等，就与马骑，引至火林，见唐兀不花丞相。唐兀不花令儿子庄家送至哈剌章蛮子处，将胡丞相消息，备细说与，著发兵扰边。我奏了，将京城军马发出去，我里面好做事。按封绩招词甚详，绝不及善长私书，则善长事发，非为有人首沙漠之故，又居可知也。通胡手迹，此善长大逆不道第一公案。圣祖不以列手诏，刑部不以入爰书，而国史罗缕书之，独何所援据哉！以圣祖所条示为案，而力刊《实录》之误，可也。《实录》又云：封绩，河南人，故元臣来归，命之官不受，遣还乡，又不去，谪戍于边。故惟庸等遗书遣之。按绩本武进人而曰河南，童稚被掳，身为厮养，而曰元臣来归，且所记遣戍遗书之故，与绩招无一语相合者。国史之不足征，一至于此。
一、诏书云：于京民合迁之内，朝给长姊杨阿李，暮给次姊王阿李，明日又给亲人丁斌。善长招云：不合将应迁逆民数内姐姐给亲及将亲眷丁斌妄奏。《实录》云：京民通惟庸作乱者，法当徙边。善长受奸民赃，奏请数给其亲。《九朝野记》则云：京民为逆，﹃其半，迁其半于化外。善长复请免其党数人，按善长二姐家及丁斌，皆惟庸党，合迁化外者。善长奏请免之，致将丁斌提问。若云以合迁京民奏给其姊及丁斌，恐无此理，当以《野记》为是。因诏书出自圣制，文义奥古，故《实录》误解耳。又如诏书云：陆仲亨年十七，持一斗麦藏草间。朕呼之曰：“来。”盖以罪状仲亨，著明其负恩忘旧，而《实录》援引，以为上对群臣曲赦仲亨之语，则不啻背驰矣。国史之多误如此。
一、太师妻朱氏招云：洪武十二年十月，听得李六十（即李仁）和太师说：“我有得多少人，和汤大夫处借些人。”太师自去请汤大夫前厅饮酒，太师说：“你的军借三百名与我打柴。”汤大夫说：“上位的军，不是我的军，我如何敢借与你。”酒散，太师对李六十说：“上位气数大，便借得军，也无军器，且慢慢理会。”（此招与《实录》相合）。
一、太师妻樊氏招云：洪武十一年六月，太师为救仪仗户事，上位恼李太师，著人在本家门楼下拿去察院衙门。丞相奉旨发落归家。爷儿三个在前厅哭，发狠：“我做著一大太师，要拿便拿。”当月第三日，丞相来望太师说：“不是我来发落你，上位怎么肯饶你？”
火者不花招云：洪武七年十月，李太师钦差往北平点树，回到瓜州。胡丞相差省宣使来说：“圣旨教你回凤阳住。”太师抱怨说：“我与上位做事都平定了，到教我老人家两头来往走。若是这等，事业也不久远。”八年三月，钦取太师回京。不数日，太师往告诉胡丞相：“上位如今罚我这等老人，不把我做人。”
太师管田户潘铭招云：太师于洪武八年凤阳盖造宫殿，差往兴原转运茶。与陈进兴说：“许大年纪，教我运茶，想只是罚我。”九年三月回家，对胡丞相说：“许大年纪，教我远过栈道去，想天下定了，不用我。”（俞本《纪事录》：七年十二月，善长奉旨差诣汉中府，清理茶政，秦州、河州访察马政。上嘱曰：“卿到陕西使曾跟朕小厮两个跟前用，不要使宣使奏差。朕与汝银二百五十两，买酒肉与小厮吃，只教也支廪给，休扰那驿家。”）
太师仪仗户孙本招云：洪武九年七月，李太师对延安侯说：“我为盖凤阳府宫殿不好，上位好生怪我，教我无处安身。”吉安侯说：“我每都去胡丞相家商量。”
仪杖户闻保儿招云：十年三月，丞相对太师说：“上位这几日有些恼，为凤阳盖宫殿不如法。”太师说：“这等教我怎么好？”丞相说：“太师，我这等事也觑的小可。”以上诸招，皆善长平日怨望圣祖之事，国史所不载者。
一、太师火者来兴招云：洪武九年六月，胡丞相教人送一柜钞与太师。丞相云：“我抬这钞，不是与别人。你收拾些好伴当与我。”太师说：“我与你这伴当，不要与人知道。”当日太师拨伴当陈进兴、耿子忠等四十名送胡丞相。丞相云：“你常常跟著我，等至十二年二月初一日下手。”（与卢仲谦招同。九年六月收拾伴当，约至十二年二月举事，何期会之蚤若此？）
又招：六年三月，胡左丞问太师：“我和你说的话，如今怎的？”太师说：“已知道了。明日有淮安侯管各门，约四月十二日点定人马下手。”（见淮安事中。时华云龙在北平，所约者小淮安侯华中也，恐无掌管各门之事。）
又招：洪武九年二月，胡丞相问梳头待诏许贵：“我要使你和太师老官人说些话，你敢说么？”许贵说：“我敢说。”丞相说：“我要和太师商量大逆的勾当。”（岂有大逆勾当使梳头待诏传说之理，似未可信。）
太师妻樊氏招云：洪武七年，胡丞相到太师家拜年节。丞相说：“天下的事，都在我手里掌著。我如今要作歹，你爷儿从不从？”太师说：“看丞相几时下手？我每爷儿也从。”九年十月，丞相约太师：“二十日下手，你著两个儿子，四官人、六官人爷儿各自领人。”
又招：八年八月十五日，胡二舍对太师说：“如今事都成了，有李四还在江那边，取他爷儿五个回来，交付人与他领。”太师即便使人取回。（李四与丞相结姻在洪武九年，岂有八年八月先取回领军之理。）
太师妻朱氏招云：洪武八年六月，太师伴当陈千户斫了胡丞相淮西坟上树。上位宣太师来问，脑揪太师赤脚走一遭。太师归家说：“我跟了上位许多年，听胡丞相说，便这等揪我。”李四说：“却又我说不差，你听我说，从了他，那里有这等事？”太师点头。（此亦在李四与惟庸未结姻之时，恐未足信。（）
李四妻范氏招云：洪武五年十一月，男李佑回家说：“今日早我父亲和太师、延安、吉安四人在胡丞相家板房里吃酒，商量要反。”范氏道：“可是真个？你吓杀我。”李佑回说：“是真了。”
又招：八年九月，李四回家说：“我早起和汪丞相、太师哥在胡丞相家板房吃酒，商量谋反，我也随了他。”范氏骂李四：“你发风，你怎么随他？”李四说：“我哥哥随了，我怎么不从他？”（善长既与惟庸再三面议反事，何以至十二年犹狐疑未决耶？（）
已上诸招，皆所谓杂出于家奴妇女之口，虽经刑部条示，而诏书皆未之及者也。三录所载，未可更仆数，姑存其梗概。
一、太师仪仗户周文通招云：洪武十六年五月初五日，太师坐前厅，“叫火者家人小厮都来听我发放。已前事务不成了，你每大小休要出去唱言。如今暗行人多，我好时小厮每都好，不好时都不好，出外小心，在家勤谨，休要说闲话。”小厮每都起去。
卢仲谦招云：洪武二十一年，仲谦到定远看太师新盖房子。仲谦跪说：“别公侯家都盖得整齐，大人如何不教盖得气象著？”太师说：“房子虽盖得好，知他可住得久远？”仲谦说：“大人有甚么事？”太师说：“你不见胡党事至今不得静办，我家李四每又犯了，以此无心肠去整理。”仲谦回说：“好歹不妨。”
仪仗户孙本招云：十九年十月，孙本去定远县见太师房屋不整齐。太师说：“李四见在崇明，胡党不息，不知我如何？”孙本说：“有甚么事？”
家人倪定住招云：十三年十月，太师在家饮酒，六官人和太师说：“已前和胡家商量的事，怕久后牵连我一家。”李二官人说：“父亲做太师，哥哥做驸马，料著我家无这等事。”
仪仗户赵猪狗招云：十六年六月，太师请延安侯饮酒。延安侯说：“我每都是有罪的人，到上位根前，小心行走。”太师说：“我每都要小心，若恼著上位时，又寻起胡党事来，怕连累别公侯每。”十七年五月，太师说：“上位寻胡党又紧了，怎么好？”吉安侯说：“上位不寻著我，且由他。”
十四年正月，平凉侯请太师饮酒。平凉侯说：“我每都是胡丞相作反的人，若上位寻起来，性命都罢了。”太师说：“早是也不来寻我。”平凉侯说：“若不寻著，我每且躲一躲，不要出头罢了。”
已上诸招，皆胡党发后，善长惶恐惧祸之事。观其告戒同党，晓谕僮奴，屏足掩耳，惴惴如不终日。至于凤阳第宅不事修葺，且有知他可住得久远之语，且悔且惧。其于善长情事，可谓逼真矣。他招谓善长欲为惟庸报仇，或云十六年谋之济宁，或云十八年谋之平凉，又谋之平凉侯男，或云十九年谋之吉安、营阳，或云二十一年谋之延安。善长老吏负罪，而心悸惟恐人知其影响，尚敢攘臂怒目，切切然谋为人报必不可报之仇也哉？爰书所列，此其最为失真者，断而削之可也。
一、祝允明《九朝野记》云：二十三年五月初二日，以肃清逆党，命刑部尚书杨靖备条乱臣情词。播告天下。上口诏几四千言。梅纯《备忘录》云：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十七年，定功臣次第，又异于前。郑晓《异姓诸侯传序》云：洪武三年冬，大封功臣。十七年，定功臣次第，与前稍异，功高望重，连岁总兵者八人云云。二十三年五月，肃清逆党，命刑部尚书杨靖条示天下，上口诏几四千言。按庚午诏书，载于《九朝野记》者，首尾阙落，仅存其半。郑晓作《异姓诸侯传》，多援据此诏，第未见全文，概有舛错。其序云：十七年，定功臣次第。二十三年，肃清逆党。此大缪也。功臣次第，即定于肃清逆党之榜，岂有两诏乎？如曰功臣次第为十七年所定，则蓝玉之进封凉国在二十一年十二月，此诏何以不称永昌而先称凉国耶？舳舻、航海，以二十年封，开国、全宁、西凉以二十一年封，又何以备列耶？郑氏之失考甚矣。黄金《开国功臣录》云：二十三年春，榜列勋臣五十七人，李善长犹居首。不知此诏在二十三年之五月，正善长等参夷之日。其榜列勋臣，所谓刑人于市，与众弃之者也，岂以是优异善长等耶？《昭示奸党第三录》载营阳侯杨火者招云：洪武二十三年五月，内舍人杨达读录榜文，想伊父五次卖阵，我兄弟又有大罪，本年六月，钦差官来察理旨意。观此招，则肃清逆党之诏，其榜列在二十三年五月明矣。《昭示奸党》诸录，则又次第刊布，未必在一时也。此诏《实录》失载，几于湮没，今幸藏┑内阁，开国勋臣之事，其强半犹可考见。孔子二代之伤，公羊三世之论，君子不能不为之慨叹云。
一、善长子祺尚太祖长女临安公主。《开国功臣录》云：永乐元年，卒于江浦。《史翼》云：洪武中以善长罪，囚于家。建文初，赦出，守江浦。北兵入，投水自溺。按大明主婿祺卒于洪武二十二年己巳。《开国功臣录》诸书皆缪也。大明主婿，永乐间编纂仁祖、太祖及亲王主婿谱牒，其可征信无疑，余故援以正之。又按《昭示奸党录》载李太师家教学贡颖之招云：洪武十六年，颖之见党事不绝，仍投李太师家，教李驸马舍人读书。二十一年，跟李驸马往凤阳定远县住。则知祺以二十一年还定远，次年卒，亦当在定远，不在江浦也。使二十三年祺尚在，亦必不免。太祖大义灭亲，岂不能以欧阳伦之法处之耶？祺之得前死为幸，而韩公之后，其得存者必鲜矣。哀哉！
初学集卷一百五
○《太祖实录》辨证（五）
洪武十三年九月，永嘉侯朱亮祖病卒。
《实录》记亮祖之殁，以为病卒。而高皇帝《圹志》则曰：朕怒而鞭之，父子俱亡。亮祖父子之死，高皇帝未尝讳也。《实录》云：上亲制《圹志》，仍以侯礼赐葬。后有读御制文集者，则可考而知之矣。亦所谓讳而不没其实者与？亮祖在镇不法，为道同所论列，上虽怒之，亦但知其为胡惟庸所使，擅专贪取而已。二十三年正月，其次子昱始以胡党事提问，则知亮祖之坐胡党，亦发于二十三年也。郑晓《异姓诸侯传》云：罢职居江宁，又坐胡党，十三年卒。影响傅会，似是而实非，不可以不正。太祖于朱文正云鞭后而故，于朱亮祖亦云朕怒而鞭之。父子俱亡，盖皆毙于杖下也。太祖不讳，而国史概从讳词，何哉？
十三年四月，改封胡美为临川侯。
胡美，《实录》不载所终。《开国功臣录》《异姓诸侯传》俱云二十六年卒。王世贞《功臣表》云：二十六年，坐蓝党论死，国除。今按高皇帝手诏，则美于洪武十七年以犯禁伏诛。而据吴也先之招，原系临川侯火者，十七年本官为事拨李太师家，其证佐甚明。是知诸书皆缪，而《功臣表》蓝党之说，尤为无稽。又按郑晓《异姓诸侯传》云：十三年，董建潭王府，后坐党事，二十六年卒。美于十七年伏诛，而胡党之发露，则在二十三年，相去已七年矣。郑所记甚缪，今并正之。
洪武十三年七月，复封郑遇春为荥阳侯。
按遇春与陆亨、唐胜宗俱以多起驿马，降充指挥，发山西捕四达子。此洪武八九年间事，见于庚午诏书及《奸党录》诸招者也。《实录》略载仲亨事，而不及胜宗。遇春独于十三年七月书复封郑遇春为荥阳侯，而不详其谪降之故。惟十年五月，番酋寇凉州，书指挥郑遇春击却之。六年书荥阳侯郑遇春仍守朔州。而十年书指挥者，盖遇春夺爵之后，降为指挥守凉州也。考之诸招，仲亨三侯，俱以八年责降，九年复爵。诏书亦云：期年取回复爵。遇春家人杨保儿招亦云：九年回京。《实录》书遇春之复爵乃在十三年，何也？九年复爵，则十年又何以书指挥也？岂《实录》前后错互，其不书于八年九年者为脱略，而书于十年十三年者为赘误耶？《开国功臣录》亦记十三年复封，与《实录》合。郑晓《异姓诸侯传》则云：坐累夺爵，逾年复侯。郑所据者，盖庚午诏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