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际恒文集 - 第 112 页/共 227 页

工入，升歌三终，主人献之；笙入三终，主人献之；间歌三终，合乐三终，工告乐备，遂出。一人扬觯，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乐而不流也。 　「一人」，荀子作「二人」。按：乡饮酒礼，立司正之前「一人举觯」，其后乃「二人举觯」，则此一人为是。(卷九九，页一九) 宾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众宾，少长以齿，终于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长而无遗矣。降，脱屦升坐，修爵无数。饮酒之节，朝不废朝，莫不废夕。宾出，主人拜送，节文终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乱也。 　乡饮酒记云「主人之赞者」「无算爵」，此云「沃洗者」，即主人之赞者也。无算爵在「旅酬」之后，则此言酬终于沃洗者，与乡饮酒礼亦互异矣。孔氏曰：「此乡饮酒之礼，若党正饮酒，一国若狂无不醉也。」按：此因党正有「国索鬼神而祭祀」之文，故以党正为蜡祭。若然，乡饮酒则安燕不乱，党正饮酒则尽醉若狂，先王何为独教乡而不教党乎？且党正、正齿位者，若尽醉至于狂，又安能正之？于此亦见周礼之诬，而郑孔援之者之妄矣。(卷九九，页二○-二一) 贵贱明，隆杀辨，和乐而不流，弟长而无遗，安燕而不乱，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国矣。彼国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乡饮酒之义，立宾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设介僎以象日月，立三宾以象三光，古之制礼也。经之以天地，纪之以日月，参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烹狗于东方，祖阳气之发于东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东，祖天地之左海也。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宾必南乡。东方者春，春之为言蠢也，产万物者圣也。南方者夏，夏之为言假也，养之、长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为言愁也，愁之以时察，守义者也。北方者冬，冬之为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圣乡仁，右义偝藏也。介必东乡，介宾主也。主人必居东方，东方者春，春之为言蠢也，产万物者也，主人者造之，产万物者也。月者三日则成魄，三月则成时，是以礼有三让，建国必立三卿。三宾者，政教之本，礼之大参也。 　说皆近迂。宾以天象之，以天子之位尊之，尤迂。朱仲晦曰：「魄者，月之有体而无光处也。故书言『哉生明』、『旁死魄』皆谓月二三日，月初生时也。凡言『既生魄』，即谓月十六日，月始阙时也。今此篇两言月三日而成魄，则是汉儒专门陋学，未尝读尚书之言耳。」刘氏曰：「以月魄思之，望后为生魄，然人未尝见其魄，盖以明盛则魄不可见，月之魄可见，惟晦前三日之朝，月自东出，明将灭而魄可见；朔后三日之夕，月自西将坠，明始生而魄可见。过此则明渐盛而不可复见矣。盖明让魄则魄见，明不让则魄隐。」愚按：不有朱驳之误，不见刘解之精，学者两阅之，始了然矣，故并载焉。(卷九九，页二二-二三) 燕义 　此燕义文，似释燕礼，然亦有不同处。其首节误入周礼之文，宜删之，说各详文下。(卷一○○，页一)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职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与其教治，别其等，正其位。国有大事，则率国子而致于大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则授之以车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军法治之，司马弗正。凡国之政事，国子存游卒，使之修德学道，春合诸学，秋合诸射，以考其艺而进退之。 　「掌其戒令」至末，周礼夏官诸子职文。按：小戴在元成之世，其时周礼尚未出，燕义既经小戴手定，且为小戴以前之文，自不应预引周礼也。而此有之者何？揆其故，必杜子春、郑众辈读燕义，见文中有庶子名，因文王世子有庶子之官，曰「庶子正于公族」与此庶子名同，又因周礼诸子与文王世子庶子之职同，遂妄以诸子为即此庶子，而书其文于篇首以符合之。郑氏误据其本，认为燕义之文而并注之耳。其非本篇原文极易见者有三：礼记他篇从无周礼之文，一也。此周礼序官之义，与燕义毫无交涉，二也。礼记诸义其发端语曰「昏礼曰」「聘礼曰」「乡饮酒之义」，此一节下曰「诸侯燕礼之义」正同，不应其前又有他文，三也。若其以周礼之诸子为即此庶子，尤谬。周礼诸子本袭文王世子「庶子正于公族」之职而易名为诸子，取庶、诸音近，盖因文王世子之庶子与燕礼燕义之庶子绝不同，故易之。后儒以周礼之诸子为文王世子之庶子可也，为燕礼燕义之庶子不可也。据周礼「诸子爵下大夫」，而燕礼云「献庶子于阼阶上，如献士之礼；献左右正内小臣，如献庶子之礼」，又云「峨则庶子执烛于阼阶上」，燕义「士庶子以次就位于下」，又云「士举旅行酬而后献庶子」。按：庶者，众也，乃卿大夫士之子未有爵命者，有大事则随父趋事于君所，后世之以子入卫者然，故燕礼燕礼皆以后于士、先于左右正内小臣，而为执役之事，如此则安得以此庶子为即诸子乎？其不可引周礼之文以释此明矣。从来解者率依文为解，或谓天子谓之诸子，诸侯谓之庶子本文明曰「古者天子之官，有庶子官」。或明知其与燕义无涉，而为之移于篇末焉。噫！千年梦梦，今始醒觉，岂不可叹哉？(卷一○○，页三-四) 诸侯燕礼之义：君立阼阶之东南，南乡尔；乡大夫皆少进，定位也。君席阼阶之上，居主位也。君独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适之义也。设宾主，饮酒之礼也。使宰夫为献主，臣莫敢与君亢礼也。不以公卿为宾，而以大夫为宾，为疑也，明嫌之义也。宾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礼之也。 　「公降席于阼阶之东南，南乡尔，卿大夫皆少进」，燕礼文。君席阼阶上者，燕礼「小臣设公席于阼阶上」是也。君独升立席上西面者，燕礼「宾与主人皆升自西阶」之时也。宰夫，即主人也。不以公卿为宾，而以大夫为宾者，燕礼记「与卿燕则大夫为宾」是也。宾入及庭，公降一等揖之，燕礼文(卷一○○，页六) 君举旅于宾，及君所赐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礼也。君答拜之，礼无不答，明君上之礼也。臣下竭力尽能以立功于国，君必报之以爵禄，故臣下皆务竭力尽能以立功，是以国安而君宁。礼无不答，言上之不虚取于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后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匮也，是以上下和亲而不相怨也。和宁，礼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义也。故曰：「燕礼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 　燕礼云：「公坐「坐」字下，原误衍「所」字，今删。取大夫所媵爵觯，兴以酬宾。宾降，西阶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辞。宾升，成拜。公坐奠觯，答再拜。」此与同。以下言「爵禄」「取民」皆从燕礼推广及之，亦不沾沾释其义也。(卷一○○，页八)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于下。献君，君举旅行酬而后献卿，卿举旅行酬而后献大夫，大夫举旅行酬而后献士，士举旅行酬，而后献庶子。俎豆、牲体、荐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贵贱也。 　上卿，上大夫；小卿，中大夫；大夫，下大夫也。燕礼云「卿席设于宾左」，宾左，宾东也。又云「大夫继宾以西」，宾西也。不言小卿，惟大射云「小卿宾西」可以为证。孔氏曰：「小卿次上卿者，燕礼『上卿在宾席之东，小卿在宾席之西』。大夫次小卿者，燕礼『大夫在小卿之西』，故燕礼云『继宾以西东上也』。」按：燕礼无小卿宾西之文，乃大射耳，故正之。「士庶子以次就位于下」，谓位在堂下也。孔述燕礼文而云「士庶子既受献，立于下」，亦非也。「俎豆、牲体、荐羞，皆有等差」燕礼记云：「唯公与宾有俎，卿无俎，大夫无脀。」是俎豆有等差也。又云：「羞膳者与执幕者，皆士也。羞卿者，小膳宰也。」是荐羞有等差也。孔氏谓「燕礼不载，无以言之」，亦非也，惟牲体等差无文耳，燕礼记云「其牲狗」，是狗体之等差也。(卷一○○，页九) 聘义 　此聘义亦多释聘礼，然聘礼是诸侯使使臣于邻国，此不尽属其事，又有聘礼所无者，则亦非专释聘礼也。后二章与聘义无涉，宜删之，各详下文。(卷一○○，页一一) 聘礼，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贵贱也。 　聘礼有「上介一，士介四」，据此文，则聘礼所言乃属诸侯，此通五等言之，固非专释聘礼也。礼器云「诸侯七介，大夫五介」，此云「侯伯五介，子男三介」，不同者，彼以亲行言之，此以使卿出聘言之也。周礼大行人「诸侯七介，子男五介」者，合礼器之说也。又云「凡诸侯之卿，其礼各下其君二等」者，合聘义之说也，而增以上公九人者，亦因聘义「上公七介」而云也。(卷一○○，页一二) 介绍而传命，君子于其所尊弗敢质，敬之至也。 　注疏据周礼司仪两君相见则交摈，臣聘于君则旅摈，「交摈」谓宾介上下相传，「旅摈」谓宾与上摈相对而语，然本文但言「介绍传命」，正不必以周礼纠缠解释耳。(卷一○○，页一四) 三让而后传命，三让而后入庙门，三揖而后至阶，三让而后升，所以致尊让也。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劳，君亲拜迎于大门之内而庙受，北面拜贶，拜君命之邕，所以致敬也。敬让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诸侯相接以敬让，则不相侵陵。 　「三让而后传命」，聘礼「宾至庙门，主人请事」时是也。「三让而后入庙门」，让主人庙受是也，但聘礼无三让之文。「三揖而后至阶，三让而后升」，聘礼「三揖至于阶，三让，公升二等，宾升西楹西东面」是也。「君使士迎于竟」，聘礼「君使士请事，遂以入竟」是也。「大夫郊劳」，聘礼「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劳」是也。「君亲拜迎于大门之内而庙受」，聘礼「宾致命，公左还北乡」时是也。孔疏此处引聘礼尚未合，今正之。「北面拜贶」，聘礼「公当楣再拜」时是也。(卷一○○，页一五) 卿为上摈，大夫为承摈，士为绍摈。君亲礼宾，宾私面、私觌，致饔饩，还圭璋，贿赠，飨食燕，所以明宾客君臣之义也。 　「卿为上摈」三句，聘礼文。「君亲礼宾」，聘礼「公拜送醴」是也。「宾私面、私觌」，聘礼「宾觌及宾面如觌币」是也，但顺文势以「私面」叙「私觌」之前耳。「致瓮饩」以下，皆同聘礼。周礼大行人「上公摈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盖因聘礼聘义言，诸侯主国待宾客有三摈，故以为王朝待宾客有五人、四人、三人之分，自不足据，然两义不同，任存其说犹可也。孔氏欲以聘礼聘义纽合周礼，谓摈者五人，则士为绍摈者三人；摈者四人，则士为绍摈者三人；摈者三人，则士为绍摈者一人，此孔氏之礼耳。吕与叔曰：「大行人五人、四人、三人，此王朝迎宾之摈也。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则主待宾客之摈，上公当三人，侯伯二人，子男一人。」此又执周礼以补聘礼、聘义，亦属杜撰。(卷一○○，页一六-一七) 故天子制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厉以礼。使者聘而误，主君弗亲飨「飨」字，原作「享」，依今本改。食也，所以愧厉之也。诸侯相厉以礼，则外不相侵，内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养诸侯，兵不用而诸侯自为正之具也。 　王制云：「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解者谓王制所云「诸侯聘天子」，此晋文襄霸时所制，说见本篇。此所云「诸侯自相聘」是已。然何以适相同？亦有可疑。按：聘礼篇末有「小聘」一节，则前文为「大聘」矣。然皆无比年三年之文，不但无其文，而其义亦别。聘礼篇首云「君与卿图事，遂命使者」，记云「久无事则聘焉」，若然，则非定为比年三年之制可知矣。今聘义之言如此，孰谓礼记之义专释仪礼之礼乎？(卷一○○，页一八) 主国待客，出入三积，饩客于舍，五牢之具陈于内，米三十车，禾三十车，刍薪倍禾，皆陈于外，乘禽日五双，群介皆有饩牢，壹食再飨，燕与时赐无数，所以厚重礼也。 　「出入三积」句，聘礼无。「五牢之具」、「米三十车」、「禾三十车」、「刍薪倍禾」、「？介皆有饩牢」，同聘礼。「乘禽日五双」，聘礼记云「乘禽日如其饔饩之数」，则上宾饔饩五牢，是五双也。「壹食再飨，燕与羞俶献无常数」，聘礼文，此亦同。(卷一○○，页一九) 古之用财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财如此其厚者，言尽之于礼也。尽之于礼，则内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诸侯务焉尔。 　藉「厚用财」以为内不陵、外不侵之计，此春秋战国时人之说，非可训也，聘礼止此。(卷一○○，页一九) 聘射之礼，至大礼也。质明而始行事，日几中而后礼成，非强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强有力者，将以行礼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饮也，肉干人饥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齐庄正齐而不敢解惰，以成礼节，以正君臣，以亲父子，以和长幼。此众人之所难，而君子行之，故谓之有行。有行之谓有义，有义之谓勇敢，故所贵于勇敢者，贵其能以立义也。所贵于立义者，贵其有行也。所贵于有行者，贵其行礼也。故所贵于勇敢者，贵其敢行礼义也。故勇敢强有力者，天下无事则用之于礼义，天下有事则用之于战胜。用之于战胜则无敌，用之于礼义则顺治，外无敌，内顺治，此之谓盛德。故圣王之贵，则谓之乱人。刑罚行？勇敢强有力如此也。勇敢强有力而不用之于礼义战胜，而用之于争于国，所诛者乱人也。如此则民顺治而国安也。 　此一章朱仲晦谓乡射之义，失次在此。徐伯鲁因而直改「聘射」聘字为乡字，皆非也。盖不知此为后人妄增，其云「质明而始行事，日几中而后礼成，非强有力者弗能行」，乃用礼器「子路为季氏宰」章中语，以言祭者移而言聘射也。又所云「饥渴不敢食饮」，不惟无与于聘，即乡射亦安有此；不惟无与于乡射，即大射亦安有此。若然，何必臆断为错简而且改聘字为乡字乎？此章既与聘义无涉，而其语尤多疵，宜删之。(卷一○○，页二○-二一) 子贡问于孔子曰：「敢问君子贵玉而贱？者何也？为玉之寡而？之多与？」孔子曰：「非为？之多，故贱之也，玉之寡，故贵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珪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 　此一章后人因聘义用圭璋，故书此论玉之文于后，第取其「圭璋特达」句义耳。与燕义之书周礼文于首者正同，虽无大悖，然亦无与聘义，并可删也。其论玉亦多附会语。(卷一○○，页二三) 丧服四制 　孔氏曰：「以上诸篇每篇言义，此不云丧服义，而云丧服四制者，以上诸篇皆记仪礼当篇之义，故每篇言义；此则记者别记丧服之四制，非记仪礼丧服之篇，故不云丧服之义也。」按：以上诸篇言义者于仪礼故多别说，而此篇虽明四制，反多合仪礼丧服之文，若但以篇名为义，便为记仪礼之义，篇名非义，便为非记仪礼之义，得非以皮相乎？ 　此篇为吾儒之言，较三年问不殊霄壤，列上帖。(卷一○○，页二四) 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入情，故谓之礼。訾之者，是不知礼之所由生也。夫礼，吉凶异道，不得相干取之阴阳也。 　谓訾礼者，指老庄也，故曰此篇为吾儒之言。礼止言吉、凶尽之矣，尚见典刑，周礼军、宾、嘉，直是妄添耳。(卷一○○，页二五)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为父斩衰三年，以恩制者也。 　丧服传言父「至尊」，此言「恩厚」，与之不同。然下云「父在为母齐衰，见无二尊也」，又主尊一边说，似相抵牾。古者于父母之丧皆言三年，近世变而与古同，此可主恩言，以父母之恩均重也。今既分别，则当言尊，不当言恩耳。(卷一○○，页二六-二七) 门内之治，恩揜义。门外之治，义断恩。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贵贵尊尊，义之大者也。故为君亦斩衰三年，以义制者也。 　贵贵尊尊，皆指君言。(卷一○○，页二七) 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练，毁不灭性，不以死伤生也。丧不过三年，苴衰不补，坟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终也，以节制者也。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天无二日，士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为母齐衰期者，见无二尊也。 　此节注疏属上节「节制」是也，盖母丧亦应三年，因父在以节制也，与权制义别。古文多参差不排，观下始死三日不怠，下又有制节之言可见。疏引皇氏、熊氏并属下「权制」，非也。或欲移于「权制者也」之下而自为一章，益妄已。(卷一○○，页二八) 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担主，或曰辅病。妇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备，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执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秃者不髽，伛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权制者也。 　「杖者」至「不能病也」，大意同丧服传而较彼详略有法。「秃者不髽」三句同问丧，然彼主哀言，此主权言，则彼义为胜矣。(卷一○○，页二九) 父母之丧，衰冠、绳缨、菅履，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练冠，三年而祥。比终兹三节者，仁者可以观其爱焉，知者可以观其理焉，强者可以观其志焉。礼以治之，义以正之，孝子弟弟贞妇，皆可得而察焉。 　二十五月而祥，此云三年，似凑合上三日三月以行文，然前文亦多言三年，与语、孟诸书合。(卷一○○，页三二) 礼，斩衰之丧，唯而不对；齐衰之丧，对而不言；大功之丧，言而不议；缌、小功之丧，议而不及乐。 　「礼斩衰之丧」以下引间传文，郑亦以其与杂记异，谓此与宾客，非是，说见间传。(卷一○○，页三三) 第四册 本册点校说明　 张晓生 姚际恒春秋通论十五卷，论旨一卷，春秋无例详考一卷。是他的九经通论之一。今缺卷十一至十三。另姚氏的序也缺第一叶。 根据姚氏序所署：「康熙四十六年(一七○七)丁亥秋七月」，可知此书作于诗经通论之后，是姚氏较晚的著作。此书清人各公私书目均未见着录，直至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由北平通学斋主人伦明于北平书肆购得一残钞本，此书方初现人世。伦氏当时除主持通学斋书店外，也为日资之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主管购书事宜，得书之后，伦氏即副钞一本，一交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一由己藏。伦氏所藏之本后归国立北平图书馆，现存大陆北京图书馆；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藏本于抗战胜利后移入中央研究院，并随之迁台，现存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此外，日本东京大学及京都大学各有一部据北京图书馆所收伦明藏本加以景照之本，又北京图书馆本身亦曾据伦明藏本再传钞一部普通线装钞本。 综上所述，可知中央研究院藏本及北京图书馆藏本为目前可见时代最早之本，亦较其它据以景照、传钞之本具校勘价值。然二本究竟何者为伦明初得之祖本？而祖本之钞成时代如何？则实难确知。所可知者，二本之避讳字均已及于清乾隆帝弘历之「弘」、「泓」等字，则祖本之钞成时代当亦不早于乾隆朝。 本次点校所据底本为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所藏钞本，再以日本东京大学景照北京图书馆藏本参校，尽可能改正其中讹脱衍夺之处。惟因可据数据有限，加以点校者自身学植浅陋，其中必仍有不少失误处，尚祈学者不吝指正。 凡例 一、本次点校所据之台湾中央研究院藏春秋通论残钞本，于校记中一律简称为「中研本」；东京大学景照北京图书馆藏春秋通论残钞本，于校记中一律简称为「北图本」。 二、春秋通论所引春秋经传原文及各家经解，若为直引，则以「　」号识之，若为约引，则仅施以标点，不加「　」号。 三、二本若字不同，而于文义皆通，则以「中研本」为主，另于校记中说明「北图本」之异字。 四、二本字不同，而其中一本字义较顺，则以义顺之本为主，再于校记中说明另本之字。 五、春秋通论原文，若引用春秋经传而有误者，则据春秋经传通行本径改，再出校记。 六、春秋通论于春秋经文有所阙漏时，则据春秋经通行本补正，并以[　]别之，出校记。 七、「中研本」若明显有误，而「北图本」不误，则据「北图本」改，出校记。若二本同有疑误之处，则一律保留原文，仅于疑误字下以(　)号注出可能之正字，再出校记。 八、「中研本」若有阙漏处，而「北图本」不阙，则据「北图本」补入，出校记。若二本同有疑阙之处，则以[　]号补入疑阙之字，再出校记。 春秋通论序 (前阙)书之旨亦隐而弗彰，不亦过与！妄夫目春秋为朝报，而春秋隐；愚夫尊之过高、求之过深，而春秋愈隐。然则春秋一经，有不亡于妄且愚之目者几希！故诸经之亡，皆亡于传注，而春秋为尤甚。何则？一经而有三传焉，又多乎哉！彼三传者，皆汉以上之书也，今之学春秋者，有离于三传者乎？有不求三传之异同，即以为毕春秋之能事者乎？愚谓不必求其异同，祇宜求其是非而已。三传之异同者，事也，其是非，则心也，事可异同，而是非之心必不可惑乱。公羊、谷梁闇于大义，纰缪滋多，不足深论，左氏书虽后出，事若先成，举世见其凿凿，率不敢于非议，间有卓识之士摘取而议之者，然终不出其范围，仍就其事以为论，而时形已见，方疑而忽信，此违而彼从，吾未见其可也。夫是非之心人所咸有，是则终是，非则终非，未有两岐于是与非之间者。尝考其书，其合理者人心自同，可不必论，若其解经之语，大半纰缪，与公、谷等而其叙事惟富，于文辞浮夸是尚，亦多失实，非果亲见当时策书而受经于圣人者。是以学者必宜舍传以从经，不可舍经而从传。韩昌黎云：「春秋五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当时有邹、夹二氏，故言五传，今不传。诚哉是言也。？自三传作俑以来，其流之弊大端有二：一曰例也，一曰常事不书也。例之一字，古所未有，乃后起俗字，执此一字以说春秋，先已误矣，而谓孔子尝执此一字以修春秋乎！使孔子执一例以修春秋，孔子既不若是之陋，乃据其所为例者求之，又多不合，孔子又不若是之疏。孔子裁定旧史以取其义，不过数大端，而其事已毕，如造化之因物付物，自然合理，何尝屑屑焉如经生家着一书、执一例以从事哉？呜呼！自例之一字兴，而唐王仲俺、宋朱仲晦无不以孔子自命矣。岂惟「惟」，中研本作「为」，今据北图本改。王与朱，执一例以往，人人皆孔子、户户有春秋矣，又何难焉！若夫常事不书之说，实起于公羊，而唐宋诸解经者靡不奉为龟鉴。夫以为常事不书，则春秋所书者必非常之事也。非常之事必以非礼也、非法也，非礼非法必皆讥皆贬也，于是明明得礼者必以为非礼，明明合法者必以为非法，深文罗织，罔顾是非，每条必砌成罪案，使孔子为法家峻刻之尤，而春秋且为刑书，为谤帖。嗟乎！谁毁谁誉之谓何，而诬圣人至是哉！由是竖儒自不知书，错解孟子「春秋天子之事」一语，谓孔子假南面之权，行赏罚之典，黜陟诸侯，进退百职，以匹夫而为天子，虽以天子之尊，亦不难贬而削之，是乱臣贼子孔子躬实自蹈，而又何以惧天下之乱臣贼子乎？诬圣灭经，罪大恶极。不知「春秋天子之事」云者，以其主于尊周室，明王法，用一国以该天下，犹曰「天子之事，非诸侯之事也」云尔。错解孟子一语，以致错乱孔子全经，则又三传之流弊至此为已极也。予用是发愤从事兹经，大破三传积习，而后起之邪说悉屏弗论，独摘孟子中所述「则丘窃取」之言反复深思，求其「取义」所在。此从来诸儒所略而弗道者，虽以蠡测海，自知不量，然竭其心智，亦或得其一二，非灼然人所共信者不敢妄云。次之则为「书法」。「书法」人亦言之，然究不出「例」与「常事不书」二者为说，安在其为「书法」也。盖「书法」虽不同于「取义」，亦必断自圣衷，出自圣笔，学者均不可略已。以是二者分别孔子之新意与鲁史之旧文，加诸标识，无徒混焉莫辨，一往求之过深，震惊为神奇不可知，而春秋之旨，或因是以彰焉，未可知也。彼昌黎之言，人畴不知，第以空言是托，求其束诸传而究遗经者，吾目中未见其书也。不揣狂悖，大？依斯言以成此编，不知有左，何论公、谷。全经前后起应，首尾贯穿，即微(征)「微」，二本同，疑当作「征」。左亦自坦然明白，不惟不用其解经之戾辞，而亦何藉其叙事之琐语邪！孤行一经，实自予始，质诸圣人，谅可无罪，世即有訾我者，亦弗恤也。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秋七月，新安首源姚际恒识。 春秋通论卷前 　　　　春秋论旨 　自古说春秋者，莫害于「例」之一字，予已着端于前序，兹更详之。例字始见于杜元凯释例，以左氏之例而释之也。其言曰：「传之义例，总归诸凡，皆显其异同，从而释之。」是例者，实创于左而发明于杜也。嗟乎！自有「例」之一字，而春秋之义始不明于天下矣。圣人据鲁史以修春秋，何尝先自定其例乎？其言曰：「其『义』则丘窃取」，不曰：「其『例』则丘窃取」也。圣人如化工然，变化日新，随物付形，无不各得。如门人问仁、问知、问君子、问为政，同一问而其答之也各异，初无一定之义，则其不尚例？可知矣。使圣人执一例以修春秋，何殊印板死格，尺寸不移，此冬烘之学规、胥吏之计簿，而乌足为圣人之书，可传于天下万世哉！且史者尤不可执一例以为之也。史以记事，事有万变，例岂能齐！此合而彼违，此同则彼异，必致疏漏多端，是自取败阙也。乃杜氏执例以求见其或合或否、或同或异，而例之说穷，于是无以处此，则又曰「变例」，后人因而为之辞曰「美恶不嫌同辞」，夫「例」者，一定不移之谓也，曰「变」，则不合之别名也，例既不合，则无例可知矣。「例」者，此为美辞，彼为恶辞之谓也，令美与恶同辞，则无例可知矣。是皆自缚自解，归于遁穷，究无说以处此，而世之人犹以例求春秋者何也？自有例之一字，而褒贬之说因以兴焉。春秋据事直书，而善恶自见，不惟孔子原无褒贬之心，而春秋实亦无所容其褒贬也。孔子不云乎「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自言其平日之存心也，岂其修春秋而反是，此所谓孔子原无褒贬之心也。若夫直书其事，如朝王、如救伐，此即是褒，不能加一字以褒之也。如弒君、如灭国、此即是贬，不能加一字以贬之也。若其它事，本无可褒贬者，则益不能加一字以褒贬之可知矣。乃执例者势不得不求其褒贬，求之不得，乃于书日、书月、书名、书字、书氏、书人、书爵、书国、书师，与其或不书以上者之类而求之曰此褒也、此贬也，是使圣人为巧佞之夫、险侧之辈，资文字为喜怒，借笔墨为讥弹，埋一字以中伤，砌数言以成案，意刻而文深，心危而语隐，即稍貌为长厚者，亦所深耻不为，而谓孔子为之乎？嗟乎！为其说者其亦思之否也，此所谓春秋实亦无所容其褒贬也。又自有例之一字，而「常事不书」之说因以兴焉。公、谷谓常事不书者何也！彼见春秋君、大臣、大夫子少善多恶，故少褒多贬，因为常事不书之说，则凡所书者皆贬也。不知孔子又云「如有所誉，其有所试」矣！圣人虽言无毁誉，然誉犹善于毁，故又言誉有所试，不更言毁，自见毁之必不可有矣。会若此，则是圣人纯有毁而无誉，不更失圣人之心乎！此因褒贬二字不能平施经中，乃侧重于贬，故又为常事不书之说也。凡此二邪说，皆例之一字启之，君子所以叹息痛恨于三传也。 史者，记事之书也，春秋即史也。既为史，则书其事即是褒贬。如史记为后代之书，以文辞是尚者，亦且直书其事，不以己说参入其间，己说乃别为论赞，而况春秋之一字不多设乎！则褒贬之说，春秋断断无矣。史以记事，则常事书，非常之事亦书，若独取非常之事书，而常事不书，何以为史？犹之独取常事书而非常之事不书，不可以为史也。则常事不书之说，春秋断断无矣。二说既无，则例亦无矣。此皆由世人习而不察，失记春秋为鲁史，而别以春秋为孔子之神异经、秘密藏故耳，今为道破，其亦可以醒悟焉。 近圣人之世莫过孟子，而孟子愿学孔子，故其言春秋亦最详。其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谓孔子主乎尊周、明文、武之道法，故虽一国诸侯之事，实天子之事也。于是述其言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我者，谓其尊周也；罪我者，谓尊周则诸侯之僭窃自见，恶其害己也。孟子又曰：「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此惟指春秋所书弒父与君者言之，谓书之则将流恶名于千戴，故惧也。其义皆明白显易，别无甚深奥。自宋人茫昧不解孟子之言，其于「天子之事」，有人焉，谓春秋只一个「权」子，因而有人焉，谓仲尼惇典庸礼，命德讨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于是使孔子为僭窃之人，其书为僭窃之书，而春秋亡矣。其于乱臣贼子惧，谓事事皆有贬，皆所以使之惧，每一事必锻炼成一大罪，求其所以诛乱贼之心而后已，虽明知诬罔，有所不恤，于是使孔子为法家之人，其书为法家之书，而春秋亦亡矣。予尝谓今日欲解春秋，必先解孟子，良不诬也。惟孟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此一语真孔子自言作春秋之要旨，而诸儒偏置而弗道，何也？盖以其不知其义之为何义也。夫义之所在，鲁史臣宁不知之？然必不能如圣人之至精至粹，故孔子于其合者仍之，其有未合者则以己意为之，所谓窃取之是也。后之人虽不能尽测，然其大者亦自显然可见，约而求之，岂无数端为世人之所可共信者。若其余，则不敢穿凿以失圣人正大之心，不敢繁多以没圣人谨严之意，爰是加诸标识，则春秋之眉目灿然略见，而圣人之心事亦或跃如于纸上矣。至于书法，固圣人之余事，亦宜标出，以别旧文，使人知为圣笔不可略也。吾见春秋书目，昔人有舍例从法之书，舍例是已，从法何不言从义乎，诚以书法犹属文辞，不足以尽春秋耳，愚主是二者以论春秋，质诸后世君子，其亦可不惑乎！ 春秋时去上古淳朴已远，其风不古，而人心之不淑亦已甚矣，故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则凡春秋所书会盟征伐之事，大抵皆属不善，故圣人据事直书，而不善自见，非贬之也。设使孔子为唐、虞史臣，则其所书皆善言善政，亦岂孔子褒之乎！故谓之「常事不书」，此最惑乱春秋、诬罔圣人之邪说。予谓史所记者，大事耳，如会盟征伐，必其有关于一国及天下之故而后书，若小事则有不胜纪矣，故而改之曰「小事不书」。 自古以例说春秋，予？为埽尽，惟标「取义」及「书法」二者。又「常事不书」之说，予改为「小事不书」，如是则春秋之旨庶可复明，圣人复起，当不易斯言。 予尝见世儒说春秋亦有埽例者，然所埽止胡传后起最不通之例，若公、谷之例则未能全埽，而左氏之例且不敢于轻议矣。又所辨论者，以此例之是驳彼例之非，而自为其例，究不出例之范围也。此由例之一字从来已久，深入其肺腑故耳。 古人间有以书法论春秋者，而取义则从无人及之。盖春秋以取义为大，不可混取义为书法，犹之不可混书法为取义也，须辨明始得。 取义必其真确无疑、灼然可共信者方敢标出，若臆度影响之见、似是而非者，？不敢妄标一字，以冒不知而作之罪。 春秋之有三传久矣，而左传尤如影之附形，学者顷刻不可离也。然予谓经有三传，经之所以滋晦也。公、谷之纰缪，世所尽知之，故且无论，而左氏之诬罔不实，世或未尽知之也。何则？公、谷言义，纰缪可以立见，左氏言事，其诬罔难以悬知。故世敢于辟公、谷而不敢于辟左氏，为此故也。近世季明德、郝仲舆辈亦知辟左，然旋辟而旋据之，终不能出左之范围，此非左之以事胜乎？予观左解经之语，亦大半纰缪，与公、谷同，而其事实与经抵牾者什之三四，然则经反非耶？故其事难以悬知者，亦以经知之而已。夫传以证经也，传不足以证经，安用传为？岂可舍经而从传哉！退之束传之言，盖亦发愤有见乎此。然第言之而未见有行之者，故予仿其意以着此编。经，未尝不可以见，而其会盟征伐，亦可合前后总观而得之？凡于一事必有首有尾，如蛛丝马，若夫传之繁文琐事、怪语夸辞，以及帏房猥迹，一切屏去，廓然以清，亦殊快人意，何必沾沾焉尽据其事以说经乎！且诸例实作俑于左，则其害经也尤大，又不可不知也。左氏固周人，但非亲见孔子，亦亲见国史也。故与经多抵牾。然以其为周人，其言亦时有可据者，故予于他经，凡后人说之不合者，则以左传正之，而于春秋，凡左传说之不合者，则以春秋正之。 左传虽出于张苍，然实显于刘歆，见歆移太常博士书。或因谓歆伪作，夫歆则安能作左传，岂不高了刘歆。 编中公、谷皆不置办，以不胜辨也。惟左氏有与经抵牾及诬罔不实者则辨之，以世未能不信左也。至于宋胡安国亦妄自称传，其纰缪已极，世人稍具心目者无不周知，又安用予辨为。故公、谷与胡氏？不之及，惟其中凡言礼制者似乎凿凿，实则皆枉撰无稽之言，间一及之，无俾世惑而已。安国传大？祖述程正叔，故朱仲晦称之，至今以行于世。又兼袭孙明复尊王发微，刘原父意林诸书，取其最纰缪者，并非全自撰者，又不可知其所由云。 刘原父春秋权衡专攻三传，盛名之书也。然吾观其攻左，惟在解经语，人亦多知其缪。又多辨杜注，杜注之荒缪亦何足辨，而彼皆沾沾以此为事，其切要处则鲜及之。若其攻公、谷则益无论，盖亦浅陋之书也。 李廉氏春秋会通专于详例，颇为害经，然正予破例可资以查核。 张洽氏集注，明初与胡传并用，亦以张为朱仲晦之门人，故其后专主胡而张废。予观此书与胡亦相伯仲，但缪妄不若之甚耳。 昆山新刊经解，春秋不下二三十种，佳者绝少，略可观者，吕大奎氏或问、程积斋或问而已。 黄东发解春秋语多有可观，闻见于他处，未见其全书也。 高拱氏春秋正旨一篇，议论甚正。 郝仲舆春秋解甚平庸，非左一帙，亦浅陋无当。其书专办楚之非夷，以己为楚人也，致(至)（「致」，二本同，疑当作「至」）为可笑。按：楚本蛮方，蛮与夷别，古南方皆蛮国，故孟子言南蛮，夷则远为外国也。郝于蛮夷且未辨，胡哓哓为？吴越亦蛮也，今江浙文采富丽且甲天下，人何尝以蛮少之？而其人亦何尝以蛮自歉邪？ 季明德春秋私考主于辟左，可为有识，然其自解则多武断，是其所短。至于考事必隐括颠末、贯穿前后，最为晓畅，宋明以来之说春秋者，未能有过之者也。 凡经书鲁君所行礼事，多春秋时之礼，春秋时之礼，即周礼也，故周礼虽亡，而赖春秋所书，犹可得其千百之什一。奈何诸儒误执「常事不书」之语，？为非礼书之，所以示讥，然则诸传及后人反知周礼，而春秋之君臣反不知乎？此由误执谬语以致曲说诬罔有所不恤耳。不知此乃大事所以书之，亦可为小事不书之证。 谓春秋书灾异不书祥瑞，然则孔子为幸灾乐祸之人矣。「有年」、「大有年」，即童稚亦知祥瑞，乃违心反说以为记异，其可恨如此甚矣。「常事不书」一语，流毒以至于此极也。 吾今始知后人解春秋，率皆推求一二字以为说者，亦无怪其然。何则？盖由于不知鲁史之旧文何在，圣人之取义何在、书法何在，不得不藉是以为解经话柄，若舍此，直无置喙地矣。 谓春秋委曲用心藏一二字为刺讥，此世之阴险薄夫所为，然则解春秋作如是观者，定是此一辈人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