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校释 - 第 56 页/共 58 页
变复之家不推类验之，空张法术惑人君。明雩。
他是属于自然主义一派的道家的，说见下。但他嫌当时的自然学派也不注重效验的方法。他说：
道家论自然，不知引物事以验其言行，故自然之说未见信。自然。
他又说：
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知实。
他的方法的根本观念，只是这「效验」两字。他自己说：
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空言虚语，虽得道心，人犹不信。……唯圣心贤意，方比物类，为能实之。薄葬。
我们若要懂得王充说的「效验」究竟是什么，最好是先举几条例：
（例一）儒者曰：「日朝见，出阴中。暮不见，入阴中。阴气晦冥，故没不见。」如实论之，不出入阴中。何以效之？
夫夜，阴也，气亦晦冥。或夜举火者，光不灭焉。……火夜举，光不灭，日暮入，独不见，非气验也。
夫观冬日之入出，朝出东南，暮入西南。东南西南非阴，古以北方为阴。何故谓出入阴中？
且夫星小犹见，日大反灭，世儒之论虚妄也。说日。
（例二）雷者，太阳之激气也。……盛夏之时，太阳用事，阴气承之。阴阳分争，则相较轸，较轸则激射。激射为毒，中人，辄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坏。人在木下屋间，偶中而死矣。何以验之。
试以一斗水灌冶铸之火，气激裂，若雷之音矣。或近之，必灼人体。天地为炉大矣，阳气为火猛矣，云雨为水多矣，分争激射，安得不迅？中伤人身，安得不死？……
雷者，火也。何以验之？这两句，今本倒置，今以意改正。以人中雷而死，即询其身，中头则须发烧燋，中身则皮肤灼，临其尸，上闻火气，一验也。道术之家以为雷烧石色赤，投于井中，石焦井寒，激声大鸣，若雷之状，二验也。人伤于寒，寒气入腹，腹中素温，温寒分争，激气雷鸣，三验也。当雷之时，雷光时见，大若火之耀，四验也。当雷击时，或燔人室屋及地草木，五验也。
夫论雷之为火有五验，言雷为天怒无一效，然则雷为天怒，虚妄之言。雷虚。
古文「效」与「验」可以互训。广雅释言：「效，验也。」吕览察传篇注、及淮南主术注，验，效也。王充的效与验也只是一件事。效验只是实验的左证。这种左证，大略可分为两种：（一）是从实地考察本物得来的。如雷打死人，有烧焦的痕迹，又有火气，又如雷能燔烧房屋草木，都属于这一种。（二）是本物无从考验观察，不能不用譬喻和类推的方法，如阴中气可举火，又可见星，可以推知日入不是入阴气中；又如用水灌火能发大声，激射中人能烧灼人，可以推知雷为阴气与阳气的激射，这都属于第二类。第一种效验，因当时的科学情形，不容易做到。只有天文学在当时确能做到了。医学上的验方也是如此。王充的书里，用这种实地试验的地方，比较的很少。他用的效验，大都是第二种类推的效验。他说的「推类验之」与「方比物类」都是这一类的效验。这种方法，从个体推知个体，从这物推知那物，从名学上看来，是很容易错过的。但是有时这种类推法也很有功效。王充的长处在此，他的短处也正在此。
这种重效验的方法，依我看来，大概是当时的科学家的影响。但是科学家的方法固然注重证验，不过我们要知道证验是科学方法的最后一步。科学方法的第一步是要能疑问。第二步是要能提出假设的解决。第三步方纔是搜求证据来证明这种假设。王充的批评哲学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倡这三种态度：疑问，假设，证据。他知道单有证验是不够用的，证验自身还须经过一番评判，方纔站得住。例如墨家说鬼是有的，又举古代相传杜伯一类的事为证验。墨子明鬼篇。王充驳道：
夫论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闻见于外，不诠订于内，是用耳目论，不以心意议也。夫以耳目论，则以虚象为言；虚象效，则以实事为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墨议不以心而原物，苟信闻见，则虽效验章明，犹为失实。失实之议难以教，虽得愚民之欲，不合智者之心。薄葬。
这一段说立论的方法，最痛快，最精彩。王充的批评哲学的精神，只是注重怀疑，注重心意的「诠订于内」。诠订就是疑问，就是评判。他自己说论衡的方法是：
论则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虚之事，辄立证验。对作。
看他先说「考之以心」，后说「效之以事」，可见他的方法最重心意的诠订，效验不过是用来帮助心意提出的假设，使他立脚得住。不曾诠订过的证验，王充说：「虽效验章明，犹为失实。」有时诠订已分明，便可不须再求证验，也能成立。例如汉儒说上古圣王太平之世，厨房里自生肉脯，像一种蒲扇摇动生风，寒凉食物，使他不腐败，故名萐脯。王充驳道：
太平之气……能使厨自生肉萐，何不使饭自蒸于甑，火自燃于灶乎？……何不使食物自不？何必生萐以风之乎？是应。
儒者又说尧时有蓂荚夹阶而生，月朔生一荚，至十五日而十五荚；十六落一荚，至月晦落完。王充驳他道：
夫起视堂下之荚，孰与悬历日于扆坐旁，顾辄见之也？天之生瑞，欲以娱王者，须起察乃知日数，是生烦物以累之也。且荚，草也。王者之堂，旦夕所坐。古者虽质，宫室之中，草生辄耘，安得生荚而人得经月数之乎？同上。
儒者又说尧时有草名屈轶，生于庭，见了佞人便能指出。王充驳道：
夫天能故生此物以指佞人，不使圣王性自知之，或佞人本不生出，必复更生一物以指明之，何天之不惮烦也？……经曰：「知人则哲，惟帝难之。」人含五常，音气交通，且犹不能相知；屈轶，草也，安能知佞？如儒者之言是，则太平之时草木踰贤圣也。同上。
王充书里这一类的怀疑的批评最多，往往不用证验，已能使人心服。有时他的怀疑或假设，同普通的信仰相去太远了，不容易使人领会信从，那时他方纔提出证验来。如上文所引「日不入阴中」及「雷者火也」两个假设。
总之，王充在哲学史上的绝大贡献，只是这种评判的精神。这种精神的表现，便是他的怀疑的态度。怀疑的态度，便是不肯糊里胡涂的信仰，凡事须要经我自己的心意「诠订」一遍，「订其真伪，辨其虚实」，然后可以信仰。若主观的评判还不够，必须寻出证据，提出效验，然后可以信仰。这种怀疑的态度，并不全是破坏的，其实是建设的。因为经过了一番诠订批评，信仰方纔是真正可靠的信仰。凡是禁不起疑问的信仰，都是不可靠的。譬如房屋建在散沙上，当不住一阵风雨，就要倒了。
汉代的许多迷信都挂着「儒教」的招牌。许多极荒谬的书，都假托儒家所谓圣人做的。这种虚妄诈伪的行为，和当时人迷信假书的奴性，引起了王充的怀疑态度。王充明明的说当时有许多书是假造的。他说：
世信虚妄之书，以为载于竹帛上者，皆圣贤所传，无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讽而读之。睹真是之传与虚妄之书相违，则谓短书不可信用。汉代的古书，长二尺四寸，后出新书篇幅减短，仅长一尺，故名短书。看论衡正篇说。……夫世间传书诸子之语，多欲立奇造异，作惊目之论，以骇世俗之人；为谲诡之书，以着殊略之名。书虚。
他又说：
才能之士好谈论者，增益实事，为盛溢之语；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听者以为真然，说而不舍；览者以为实事，传而不绝。对作。
他不但怀疑那些假造的书，并且攻击当时儒生说经的种种荒谬。他说：
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妄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辞语。苟名一师之学，趋为师教授，及时早仕，汲汲竞进。不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正说。
我们知道当时经师的荒谬，便知道王充说的「五经并失其实」，并非过当的责备。正说篇引当时说经家的话：「春秋二百四十年者，上寿九十，中寿八十，下寿七十，孔子据中寿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又：「尚书二十九篇者，法北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怪不得王充要痛骂。
王充不但攻击当时的经师，就是古代的圣贤，也逃不了他的批评。他有问孔、非韩、刺孟三篇，我们可引他对于孔子的态度作例：
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夫贤圣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安能皆是？……案贤圣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者，世之学者不能知也。……凡学问之法，不为无才，难于距师，核道实义，证定是非也。……世之解说说人者，非必须圣人教告乃敢言也。苟有不晓解之问，造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问孔。
我们虽不必都赞同他的批评，有许多批评是很精到的，例如他批孟子「王何必曰利」一节。但这种「距师」、「伐圣」的精神，是我们不能不佩服的。
王充生平最痛恨的就是当时的天人感应的儒教。从前天文学还在幼稚时代，把人类看作与天地并立的东西，把人看得太重要了，人类遂妄自尊大，以为「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皆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董仲舒语。善政可招致祥瑞，恶政必招致灾异。汉书天文志说的「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响之应声」，可以代表这种迷信。王充所以能打破这种迷信，大概是受了当时天文学进步的影响。天文家测候天象，渐渐的知道宇宙有无穷的大，人类在这个大宇宙之中，真算不得什么东西。知道了人类的微细，便不会妄自尊大，妄想感动天地了。正如王充说的：
人在天地之间，犹蚤虱之在衣裳之内，蝼蚁之在穴隙之中。蚤虱蝼蚁为逆顺横纵，能令衣裳穴隙之间气变动乎？……天至高大，人至卑小。筳不能鸣钟，而萤火不爨鼎者，何也？钟长而筳短，鼎大而萤小也。以七尺之细形，感皇天之大气，其无分铢之验，必也。变动。
天文学的进步，不但打破人类妄自尊大的迷误，又可使人知道天行是有常度的，是自然的，是不会受人事的影响的。王充说：
在天之变，日月薄蚀。四十二月，日一食。五六月，月亦一食。五六月，湖北局本作「五十六月」。按说日篇云：「大率四十一二月日一食，百八十日月一蚀，蚀之皆有时。」故改正。西汉天文家测定五个月又二十三分之二十为一个月食之限，故知「五十六月」必误也。食有常数，不在政治。百变千灾，皆同一状，未必人君政教所致。治期。又寒温篇：「水旱之至，自有期节，百灾万变，殆同一曲。」与此同。
这种议论，自然是天文学发达时代的产物。古代荀子也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王充的话，竟可算是荀子的天论新得了科学的根据。
王充说：「日月食有常数，不在政治。百变千灾，皆同一状。」王充对于一切灾异，都持这个态度。我们只能举一条最痛快的驳论，不能遍举了。他说：
世之圣君莫若尧、汤。尧遭洪水，汤遭大旱。如谓政治所致，则尧、汤恶君也。如非政治，是运气也。运气有时，安可请求？世之论者，犹谓「尧、汤水旱，水旱者时也。其小旱湛，皆政也。」假令审然，何用致湛？……世审称尧、汤水旱，天之运气，非政所致。夫天之运气，时当自然，虽雩祭请求，终无补益。而世又称汤以五过祷于桑林时，立得雨。夫言运气，则桑林之说绌；称桑林，则运气之论消。世之说称者，竟当何由？救水旱之术，审当何用？明雩。
以上所述，大半都是侧重批评破坏一方面的。王充的绝大贡献就在这一方面。中国的思想若不经过这一番破坏的批评，决不能有汉末与魏、晋的大解放。王充的哲学是中古思想的一大转机。他不但在破坏的方面打倒迷信的儒教，扫除西汉的乌烟瘴气，替东汉以后的思想打开一条大路；并且在建设的方面，提倡自然主义，恢复西汉初期的道家哲学，替后来魏、晋的自然派哲学打下一个伟大的新基础。
我们且看王充哲学的建设方面。
自从淮南王失败后，自然派的哲学被儒教的乌烟瘴气遮住了，竟不能发展。祗有道家的一小支派——炼金炼丹的神仙家——居然与天人感应的儒教拉得拢来，合成汉代儒教的一部分。汉武帝与刘向便是绝好的例。但道家理论一方面的天道自然观念，与天人感应的儒教根本上不能兼容，故无人提倡。直到王充起来，他要推翻那天人感应的迷信，要打破那天人同类的天道观念，（Anthropomorphism）不能不用一种自然的天道观念来代他。试看他的谴告篇说：
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黄、老之家论说天道，得其实矣。变复之家，损皇天之德，使自然无为转为人事，故难听之也。
看这寥寥的几句，可见王充的天道论与他的反对迷信是有密切关系的。又可见他的天道论是从道家哲学里面产生出来的。物势篇说：
儒者论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夫妇合气，非当时欲得生子，情欲动而合，合而生子矣。夫妇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然则人生于天地也，犹鱼之于渊，虮虱之于人也，因气而生，种类相产。万物生天地之间，皆一实也。……天地合气，物偶自生矣。……何以验之？如天故生万物，当令其相亲爱，不当令之相贼害也。或曰：「五行之气，天生万物。以万物含五行之气，五行之气更相贼害。」曰：「天自当以一行之气生万物，令之相亲爱，不当令五行之气反使相贼害也。」或曰：「欲为之用，故令相贼害。贼害，相成也。……金不贼木，木不成用；火不烁金，金不成器，故诸物相贼相利，含血之虫相胜服、相啮噬、相啖食者，皆五行气使之然也。」曰：「天生万物欲令相为用，不得不相贼害也，则生虎狼蝮蛇及蜂虿之虫皆贼害人，天又欲使人为之用耶？……凡万物相刻贼，含血之虫则相服，至于相啖食者，自以齿牙顿利，筋力优劣，动作巧便，气势勇桀。若人之在世，势不与适，力不均等，自相胜服。以力相服，则以刃相贼矣。夫人以刃相贼，犹物以角齿爪牙相触刺也。力强，角利，势烈，牙长，则能胜；气微，爪短，则诛；胆小，距顿，则服畏也。人有勇怯，故战有胜负。胜者未必受金气，负者未必得木精也。物势。
看这一大段的主意，只是要推翻当时天人同类的「目的论」。（Teleology）老子、庄子、慎到、淮南子一系的哲学，无论怎样不同，却有一点相同之处，就是不承认天是有意志的，有目的的。王充也只是攻击一个「故」字。淮南子说的「智故」、「故曲」，现在俗话说的「故意」，即是故字的意义。天地是无意志的，是无目的的，故不会『故』生人，也不会『故』生万物。一切物的生死变化，都是自然的。这是道家哲学的公同观念。王充的自然哲学和古代的自然哲学不同之处，就在王充受了汉代思想的影响，加上了一个『气』的观念。故说：「因气而生，种类相产，万物生天地之间，皆一实也。」故说：
试依道家论之。天者，普施气。……夫天之不故生五谷丝麻以衣食人，由同犹。其有灾变不欲以谴告人也。物自生而人衣食之，气自变而人畏惧之。……如天瑞为故，自然焉在？无为何居？自然。
自然主义的天道观解释万物的生长变化，比那目的论的天道观满意得多了。王充说：
草木之生，华叶青葱，皆有曲折，象类文章。谓天为文章，复为华叶乎？宋人或刻木为楮叶者，三年乃成。孔子曰：「使地三年乃成一叶，则万物之有叶者寡矣。」如孔子之言，万物之叶自为生也。自为生也，故生并成。如天为之，其迟当若宋人刻楮叶矣。观鸟兽之毛羽，毛羽之采色，通可为乎？……春观万物之生，秋观其成，天地为之乎？物自然也？如谓天地为之，为之必用手，天地安得万万千千手，并为万万千千物乎？诸物之在天地之间也，犹子在母腹中也。母怀子气，十月而生，鼻、口、耳、目、发、肤、毛理、血脉、脂腴、骨节、爪齿，自然成腹中乎？母为之也？偶人千万，不名为人者，何也？鼻口耳目，非性自然也。自然。
这一段论自然主义和目的论的优劣，说得明白。我们试想一个有意志的上帝，在这个明媚的春光里，忙着造作万物，「已拼腻粉涂双蝶，更着雌黄滴一蜂」，杨诚斋诗。请问这种宇宙观能使我们满意吗？即使有人能承认这种目的论的天道观，即使有人能承认这个「无事忙」为造化者，那么，天地之间万物互相残杀，互相吞吃——大鱼吃小鱼，人又吃大鱼，蚊虫臭虱又咬人——难道这都是这个造化者的意志吗？
王充的自然论一方面要打破一个「故」字，一方面要提出一个「偶」字，故是目的论，偶是因缘论。故他再三说「人偶自生」，「物偶自生」，偶即是无意志的因缘凑合的。他说：
长数仞之竹，大连抱之木，工技之人裁而用之，或成器而见举持，或遗材而遭废弃。非工技之人有爱憎也，刀斧之加「之加」二字，湖北本作「加」字，今依下文改。有偶然也。蒸谷为饭，酿饭为酒。酒之成也，甘苦异味；饭之熟也，刚柔殊和。非庖厨酒人有意异也，手指之调有偶适也。调饭也，殊筐而居；甘酒也，异器而处。虫堕一器，酒弃不饮；鼠涉一筐，饭捐不食。夫百草之类，皆有补益。遭医人采掇，成为良药；或遗枯泽，为火所烁。等之金也，或为剑戟，或为锋铦。同之木也，或梁于宫，或柱于桥。……幸偶。
凡人操行有贤有愚，及遭祸福，有幸有不幸。举事有是有非，及触赏罚，有偶有不偶。并时遭兵，隐者不中。同日被霜，蔽者不伤。中伤未必恶，隐蔽未必善，隐蔽幸，中伤不幸。幸偶。
王充把天地间一切现象和一切变化都看作无意识的因缘偶合，这种幸偶论，一方面是他的自然主义的结果，一方面又是他的命定论的根据。道家本是信命定说的。儒家虽然注重人事，但孔子的天道观念也是自然主义，如「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也信天道自然无为，故儒家信「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孟子也是信命天论的。儒家只有一个荀子不信命。看他的天论与非相篇。老、庄一系没有不信命的。庄子更说得详细。墨家信仰一个有意志又能赏善罚恶的天，故不能不反对有命说。墨子说：
执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赏，命固且赏，非贤故赏也。上之所罚，命固且罚，非暴固罚也。」……今用执有命者之言，则上不听治，下不从事。上不听治则政乱，下不从事，则财用不足。墨子非命上。
汉代的儒生要造出一种天人感应的宗教来限制当时的君权，故不能不放弃「原始的儒教」的天命论，换上墨教的「天志」论。古代儒教的天命论，是如孟子说的「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万章篇。孟子又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尽心篇。这种命定主义与道家「化其万化而不知其禅之者，焉知其所终，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正没有一点分别。汉代的新儒教表面上也信天命，但他的天命已不是孟子「莫之致而至，殀寿不贰」的命，乃是孟子最反对的那个「谆谆然命之」的天命。这种「谆谆然命之」的天命论，并不是儒家的遗产，乃是墨家的信条。汉代一切春秋派、洪范派、诗派、易派的天人感应论，都含有这个有意志，能赏罚，能用祥瑞灾异来表示喜怒的天帝观念。
王充因为要推翻这「谆谆然命之」的天命，故极力主张那「莫之致而至」的命。他说命有两种：（一）是禀气厚薄之命，（二）是所当触值的命。气寿篇。分说如下：
第一，禀气的命。「夫禀气渥则其体强，体强则其命长，气薄则其体弱，体弱则命短」。气寿。「人禀元气于天，各受寿夭之命，以立长短之形。……用气为性，性成命定。体气与形骸相抱，生死与期节相须。形不可变化，命不可加减」。无形。这一种命，王充以为就是「性」。故他说：「用气为性，性成命定。」他又解释子夏「死生有命」一句道：「死生者，无象于天，以性为主。禀得坚强之性，则气渥厚而体坚强，坚强则寿命长，寿命长则不夭死。禀性软弱者，气少泊而性羸窳，羸窳则寿命短，短则夭死。故言有命，命即性也。」命义。这一种命，简单说来，只是人受生的时候，禀气偶然各有不同。人所受的气，即是性，性即是命，这种命是不可加减的。
第二，触值的命。这一种是从外面来的。人禀气也许很强，本可长寿，但有时「遭逢外祸累害」，使他半途夭折。这种外来的累害，属于触值的命。王充说：「非唯人行，凡物皆然。生动之类，咸被累害。累害自外，不由其内。……物以春生，人保之；以秋成，人必不能保之。卒然牛马践根，刀镰割茎，生者不育，至秋不成。不成之类，遇害不遂，不得生也。夫鼠涉饭中，捐而不食。捐饭之味与彼不污者钧，以鼠为害，弃而不御。君子之累害，与彼不育之物，不御之饭，同一实也。俱由外来，故为累害。修身正行，不能来福；战栗戒慎，不能避祸。福祸之至，幸不幸也。」累害。王充这样说法，把祸福看作偶然的遭逢，本是很有理的。参看上文引的幸偶篇。可惜他终究不能完全脱离当时的迷信。他解说「富贵在天」一句话道：「至于富贵所禀，犹性所禀之气，得众星之精。众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富贵象则富贵，得贫贱象则贫贱，故曰在天。……贵或秩有高下，富或赀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小大之所授也。」命义。这种说法，便远不如触值遭逢说的圆满。富贵贫贱与兵烧压溺，其实都应该归到外物的遭逢偶合。王充受了当时星命骨相迷信的影响，他有骨相篇，很赞成骨相的迷信。故把富贵贫贱归到星位的尊卑大小，却不知道这种说法和他的逢遇、幸偶、累害等篇是不兼容的。既说富贵定于天象，何以又说福祸由于外物的累害呢？
王充的命定论，虽然有不能使人满意的地方，但是我们都可以原谅他，因为他的动机只是要打破「人事可以感动天道」的观念。故他极力提倡这种「莫之致而至」的命定论，要人知道死生富贵贫贱兵烧压溺都是有命的，是不能改变的。他要推翻天人感应的宗教，故不知不觉的走到极端，主张一种极端的有命论。
不但人有命，国也有命。王充这种主张，也是对于人天感应的灾异祥瑞论而发的。他说：
世谓古人君贤则道德施行，施行则功成治安；人君不肖，则道德顿废，顿废则功败治乱。……如实论之，命期自然，非德化也。……夫贤君能治当安之民，不能化当乱之世。良医能行其针药，使方术验者，遇未死之人得未死之病也。如命穷病困，则虽扁鹊末如之何。……故世治非贤圣之功，衰乱非无道之致。国当衰乱，贤圣不能盛；时当治，恶人不能乱。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治期。
这种极端的国命论，初看了似乎很可怪，其实只是王充的有命论的自然趋势。王充痛恨当时的天人感应的政治学说，故提倡这种极端的议论。他的目的只是要人知道「祸变不足以明恶，福瑞不足以表善」。治期篇中的话。他这种学说，也有很精采的部分，例如他说：
夫世之所以为乱者，不以贼盗众多，兵革并起，民弃礼仪，负畔其上乎？若此者，由谷食乏绝，不能忍饥寒。夫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然则温饱并至而能不为善者希。……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礼丰义重，平安之基立矣。故饥岁之春，不食亲戚；穰岁之秋，召及四邻。不食亲戚，恶行也；召及四邻，善义也。为善恶之行，不在人质性，在于岁之饥穰。由此言之，礼义之行，在谷足也。案谷成败自有年岁，年岁水旱，五谷不成，非政所致，时数然也。必谓水旱政治所致，不能为政者莫过桀、纣，桀、纣之时宜常水旱。案桀、纣之时无饥耗之灾。灾至自有数，或时返在圣君之世。实事者说尧之洪水，汤之大旱，皆有遭遇，非政恶之所致；说百王之害，独为有恶之应，此见尧、汤德优，百王劣也。审一足以见百，明恶足以招善。尧、汤证百王，至百王遭变，非政所致。……五帝致太平非德所就，明矣。治期。
这是一种很明了的「唯物的历史观」。最有趣的就是，近世马克思（Marx）的唯物史观也是和他的「历史的必然趋向说」是相关的；王充的唯物观也是和他的「历史的命定论」是在一处的。
这种国命论和班彪一流人的王命论大不相同。班彪生公历三年，死四五年。生当王莽之后，眼见隗嚣、公孙述一班人大家起兵想做皇帝，故他的王命论只是要人知道天命有归，皇帝是妄想不到的。故他说：
帝王之祚，必有明圣显懿之德，丰功厚利积累之业，然后精诚通于神明，流泽加于生民，故能为神所福飨，天下所归往。未见运世无本，功德不纪，而得崛起此在位者也。世俗见高祖兴于布衣，不达其故，以为适遭暴乱，得奋其剑，游说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乱臣贼子者也。……夫饿馑流隶，……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贵，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处哉？故虽遭罹阨会，窃其权柄，勇如信、布，韩信、黥布。强如梁、籍，项梁、项籍。成如王莽，然卒润镬伏锧，烹醢分裂，又况幺尚不及数子，而欲闇于天位者乎？……英雄诚知觉悟，畏若祸戒，……距逐鹿之瞽说，审神器之有授，毋贪不可几，……则福祚流于子孙，天禄其永终矣。班彪王命论。
这种王命论是哄骗那些野心的豪杰的。王充的国命论是规劝那些迷信灾异祥瑞的君主的。我们知道他们当时的时势，便可懂得他们的学说的用意。懂得他们的用意，便能原谅他们的错谬了。
论衡校释附编五
论衡版本卷帙考
〔日本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卷二〕 论衡二十五卷。残。宋光宗时刻本。附明修本、通津草堂本、程荣本。今所通行明万历程荣刻三十八种汉魏丛书本，以嘉靖通津草堂本为蓝本；通津本根原于宋椠明成化修本；明修本则又基于是书。自宋椠明成化修本极多伪误，后来诸本皆沿其谬。又加之以明人妄改增删，故有脱一张而强接上下者；有不可句者。诸子颇多粗本，论衡则其一也。是书左右双边，半页十行，行十九、二十、二十一字。界高七寸一分五厘，横五寸。卷端题「论衡卷第几」。「王充」。次行以下列篇目。版心记刻工氏名王永、王林、王政、王存中、王玺、徐颜、徐亮、徐彦、陈俊、陈明、李宪、李文、赵通、高俊、许中、方佑、杨昌、朱章、宋端、张谨、周彦、刘文、卓宥、卓宄、卓佑、潘亨、毛昌、洪新、洪悦、毛奇、梁济等。卷中凡遇宋讳「完、慎、贞、桓、征、惩、匡、筐、胤、朗、竟、境、恒、让、墙、玄、鲧、弦、泫、殷、弘、煦、构、敬、惊、树、竖」等字，皆阙末笔，盖光宗时刻本也。后人遇宋讳阙画，乃加朱围，盖王山僧徒之所为也。论衡一书，以是书为最善。乃如累害篇「污为江河」下，宋本有「矣，夫如是，市虎之讹，……然而太山之恶，君子不得名，毛」四百字，此一张，今跳在命禄篇中，宜改装也。宋椠明成化修本、嘉靖通津草堂本及程荣、何允中诸本俱阙，盖明修本偶脱此一叶，通津本之所据，即佚兹一张，首尾文句不属，浅人乃不得其意，妄改「毛」字为「毫」字，以曲成其义耳。爱日精庐藏书志所载元刊明修本、元至元刊本并有，今据秘府宋本补录。是书纸刻鲜朗，字字员秀，脱胎于鲁公，更觉有逸致，宋本之存于今日者，当奉是本为泰、华矣。狩谷掖斋求古楼所收，后归于况斋冈本缝殿之助。闻诸本村正辞氏，况斋之病将殁，属之于门人本村正辞氏，且捺一小印以为左券，卷首所捺小圆印即是也。后十洲细川润次郎先生介书肆琳琅阁而获之，是书遂升为秘府之藏。惜阙第二十六以下。案宋椠明成化修本者，首有目录，体样一与前记宋椠本同。半版十行，行二十字。界长六寸九分，幅四寸七分五厘，长短不齐。其出于明时修版者，缝心上方有「成化九年补刊」字。比宋椠高短三分，横减四分五厘。通津草堂本之称，以其版心有「通津草堂」四字。起是嘉靖中袁褧所刻。首有嘉靖十年春三月吴郡袁褧引。体式行款，与明修本相同。但界长六寸四分，幅四寸七分，是为异耳。卷末题曰：「周慈写。」案嘉靖袁褧刻十一行本六家文选，世所称以为精绝，秘府收三通。亦有「周慈写」三字。宜乎是书笔画遒劲，可以接武于文选。程荣本者，万历中程荣所校，首有万历庚寅虞淳熙及戊子沉云揖序。世多有之，故不详说。
〔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四子类〕 论衡三十卷，宋刻本。余聚书四十余年，所见论衡，无逾此本。盖此真宋刻元修明又增补残损版片者，故中间每页行款字形各异。至文字之胜于他本者特多。其最著者，卷首至元七年仲春安阳韩性书两纸，第一卷多七下一叶。余之佳处不可枚举，近始于校程荣本知之。程本实本通津草堂本，通津草堂本乃出此本，故差胜于程荣本。其最佳者，断推此为第一本矣。通体评阅圈点出东涧翁手迹，「言里世家」，其即此老印记乎？俟与月霄二兄质之。宋廛一翁。
〔孙星衍平津馆鉴藏记二〕 明版论衡三十卷，题「王充」二字，末有庆历五年杨文昌序，称：「先得俗本七，率二十七卷。又得史馆本二，各三十卷。然后互质疑讹。又为改正涂注凡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九字。」此本即从杨本翻雕。每叶二十行，行二十字。板心下有「通津草堂」四字，末卷后有「周慈写，陆奎刻」六字。收藏有「嘉靖己未进士夷斋沈瀚私印」朱文方印。
〔叶德辉郋园读书记〕 论衡三十卷，题「王充」二字，明嘉靖乙未苏献可通津草堂刻本。半页十行，行二十字，版心下有「通津草堂」四字。后有「周慈写，陆奎刻」。明本中之至佳者。卷一累害篇「垤成丘山，污为江河」下缺一叶，约四百字。其它明刻如程荣汉魏丛书本、何镗汉魏丛书本缺叶同。因南监补刊元至元本早缺此叶，无从校补也。元本为绍兴路儒学刊。余从归安陆存斋心源皕宋楼所藏本钞补之。行字数目与此本恰合。孙星衍祠堂书目着录，平津馆鉴藏书籍记亦详载此本版式行字，而不及缺叶，但未细阅耳。
〔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十〕 论衡三十卷，汉王充撰。明通津草堂仿宋本。正德辛巳南监补刊本。嘉靖乙未吴郡苏献可刊本。钱震泷本。汉魏本。坊刊本。抱经有校宋本。张金吾云：论衡明刊元修本目录后有「正德辛巳四月吉日南京国子监补刊完本」记。卷一累害篇「垤成丘山，污为江河」下一页，通津草堂以下诸本俱缺。又元至元刊本残帙一卷，其书合两卷为一卷，凡十五卷，缺六至十五。半页十二行，行二十四字。「垤成丘山，污为江河」下一页不缺。
〔悼厂过录杨校宋本题记〕 宜都杨惺吾氏所校论衡凡五册，册各六卷，系汉魏丛书程荣本，卷首有虞熙序，卷末为杨文昌后序，用宋本与通津本互校，校文俱用朱墨书于眉端，间亦提及坊本及广汉魏丛书本作某字者。通卷点读，时有是正。卷首有杨氏印像，右角上端有长方阳文朱印，文曰：「星吾七十岁肖像。」左角下端有正方阴文朱印，文曰：「杨守敬印。」每册第一叶俱钤有阴文「宜都杨氏藏书记」七字章，于眉端右角。
通卷无题跋，唯卷首目录之末，题「宋椠本每半叶十行，行或十九字，或二十或二十一字。版心有刻手姓名。缺笔□□□□□□□□□□□□□□戍□。明刊本版心有『通津草堂』四字，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凡改正，皆系宋本，不悉出也。」云云。今悉迻录于此本。
杨氏观海堂书，收归国务院。民七、十二月新会梁启超致书大总统徐世昌，请将杨书捐赠松坡图书馆。徐赠二百七十六箱与之，余者尚有书目四册，不下数千卷，仍存国务院图书室。今岁经清室善后委员会索回，暂储景山西街大高殿。因助教胡文玉先生之介绍，往迻录一过，凡四日始告竣事。
杨氏所校宋本，与予三年前在历史博物馆所校论衡残本，行款缺笔，一一相符，更足证该馆所藏者确系宋椠也。
十五年三月十二日，全书录竟，因题记焉。四月十六日，始书于此。 悼厂自记
〔朱宗莱校元至元本题记〕 七年夏，从硖石蒋氏借得元至元本校勘一过。其书合两卷为一卷，凡十五卷，每卷首标曰：「新刊王充论衡卷之几。」半页十二行，行二十四字。「垤成丘山，污为江河」下一页不缺。然其中讹字甚多，疑是当时坊本。蒋氏藏本又多缺叶烂字。
蒋氏所藏元本论衡，其书合两卷为一卷，凡十五卷，半页十二行，行二十四字。与独山莫氏所称元至元本行款合。后有某氏跋，首尾烂损。又有干道丁亥五月二十八日番阳洪适景伯跋，亦破缺不完。意是元本而覆干道本者与？篇中空缺讹脱之字，于行二十四字者，为参差不齐，然合诸行二十四字乃多在同列，岂其所据宋本为行二十字者与？（陆心源群书校补云：元至元绍兴路总管宋文瓒覆宋十五卷本，每页二十行，行二十字，则蒋氏藏本为覆至元本无疑。莫氏所言至元本行款殆误也。十月十二日。）瑞安孙氏尝据元本校程荣本，今观其所谓元本作某者，虽十六七与此合，而讹脱之字，此尤为多，岂元本本不止一本，而此又元本中之最下者与？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校录竟，附识于此，以俟考定。
〔隋书经籍志杂家〕 论衡二十九卷。后汉征士王充撰。
〔旧唐书经籍志杂家〕 论衡三十卷。王充撰。
〔唐书艺文志杂家〕 王充论衡三十卷。
〔宋史艺文志杂家〕 王充论衡三十卷。
〔唐马总意林三〕 论衡二十七卷。注：「王充。」周广业注曰：「隋志二十九卷，唐志三十卷。今存卷如唐，惟阙招致一篇。此云『二十七卷』，未详。」按：宋杨文昌曰：「俗本二十七卷。」与马氏所见本合。
〔宋王尧臣崇文总目杂家〕 论衡三十卷。王充撰。
〔宋尤袤遂初堂书目杂家〕 王充论衡。
〔宋王应麟玉海六十二〕 唐志杂家，王充论衡三十卷。隋志二十九卷。今本亦三十卷，八十五篇，逢遇第一至自纪八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