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缦堂读书记 - 第 4 页/共 15 页

阅金氏《礼说》。诚斋学过筠轩，而好出新意，果于自用，于郑君注说不能细心体会，轻加排斥，故所论著多异先儒，按之全经，往往不合；然其思力精锐，固近时之矫矫也。 　　光绪丙戌（一八八六）九月二十三日 　　◎礼经释例（清凌廷堪） 　　阅《礼经释例》。此书条综贯穿，已无遗谊，惜其未及申释制体之由，俾人知等威节文，俱有精意。注疏以下诸说，反复推明，觉繁重之仪，实本简易，尤有益于来学。余老且病，不能为矣！ 　　光绪壬午（一八八山）十月二十八日 　　◎三礼通释（清林昌彝） 　　林字惠常，侯官人，道光己亥举入。咸丰三年进所箸《三礼通释》二百八十卷于朝，赏教授。伯寅言其师陈颂南侍御尝谓此书乃侯官林一桂所撰，惠常为其弟子，攘而有之。及进书得官，其师之子，欲讼其事，惠常贿之，始得解。侍御正人，又同乡里，所言必不妄。其书同治三年刻于广州，毛督部鸿宾为助一千五百金，其《海天琴语录》中载之。观其《衣讠隐山房诗集》及《琴语》，绝无学问，必不能成此经学巨编。其通释中闲采及今人桂浩亭等说，盖稍有附益者。惠常自言受业于陈恭甫，又为一桂弟子，口耳传授，亦有一知半解，足以欺人也。近代窃人之书效郭象故智者，传泽之《行水金监》，出于归安郑元庆，见《全谢山集》、《邓芷畦墓志》；赵翼之《廿二史记》，出于常州一老诸生，武进阳湖人多能言其姓字；王履泰之《畿辅安澜志》，出于戴东原，见《段茂堂集》，任子田（大桩）之《字林孜逸》，出于了小稚（杰，）忘出何书；毕秋帆之《释名疏证》，出于江艮庭；梁章钜之《文选旁证》，出于陈恭甫。任毕皆非不能著书者，《释名疏证》以江氏在毕幕府，为之属稿，非攘窃者比。若梁与林，则成闽人之惯技矣。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十月二十八日 　　阅《三礼通释》，共二百八十卷，分一千二百门，为释二百三十卷，为圆五十卷，首天文，终丧服，大恬发明郑学，而博采自汉迄今诸家之说，多所辨正，亦时匡裨郑义，体例略似陈氏礼书，而确守古训，不同陈氏之好出新意，诚礼学之钜观，不朽盛业也。前有历城毛寄云总督（鸿宾）湘阴郭筠仙巡抚（嵩焘）两序及自撰论略二十八则，冠以上谕及礼部奏议，进书呈词。其书浩博无涯涣，穷年不能殚也。 　　十月二十九日 　　林惠常《三礼通释》中论枨阑甚详，亦主贾《疏》二阑之说，而驳王文简门止一阑有六证之非。 　　光绪丙子（一八七六）十二月十三日 　　夜阅林惠常《三礼通释》论闱阈一条，力主贾《疏》及焦理堂之说，而痛驳江氏永、江氏声、王氏引之三家，然王氏六证，义据精深，林氏逐条强驳，多枝游之辞，实非王氏敌也。 　　十二月十五日 　　林氏《三礼通释》卷十二，释辟厩泮宫校序庠，卷十三释视学养老之礼，其论《王制》西郊为四郊之误，《说文》厩下飨饮，泮下飨射，即乡饮乡射，皆申段驳顾。然段氏之学，固非顾所能及，而此事则以顾说为长。顾氏《周立学古义考》，分晰天子诸侯之大学小学为一类，乡学州序党序遂学为一类，及郑氏立四代之学为一义，大《戴》五学为一义，王肃刘芳崔灵恩等创论四郊四学为一义，引据谨严，语极分明。段氏虽博辩纵横，词锋四出，终不免强改经注，以成其说。林氏证引甚繁，尤多意必之辞。顾氏谓若四郊有学，则大学在中，郑《注》何以云或尚西或尚东无尚中之说？林氏驳之，以为上西上东乃注家之言，非经有明文。案《王制》曰：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郑《注》皆学名也，异者四代相变耳，或上西，或上东，或贵在国，或贵在郊。是则所谓上东者，明指夏之东序，周之东胶，或贵在国也。所谓上西者，明指虞之上庠，殷之右学，所谓或贵在郊也。安得谓经无明文乎？又顾氏谓虞庠在国之西郊，与《大学》在郊互见，一为周制小学，一为殷制大学，同在西郊。林氏驳之，以为殷之大学即右学，《王制》何不云右学虞庠皆在国之西郊为径直乎？案《王制》虞庠在国之西郊句，紧承养庶老于虞庠句，作《王制》者正以上文上庠下庠东序西序右学左学东胶，皆明系以所在之方，可知其地，惟虞庠不系方，故足以在国之西郊一句，时方言周制，安得横加以右学二字乎？（顾氏以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为殷制，而周时为诸侯之制，若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为周天子之制，两不相干，未尝谓周天子西郊更有右学也。）礼经坠佚，古制半湮，学校明堂，尤滋聚讼。要以周立四代之学言之，东胶养国老者，周学也；东序小学正诏学干戈羽龠者，夏学也；瞽宗大师诏春诵夏弦者，殷学也；三者皆大学，在国中。虞庠小学在西郊，此为立四代之学。若谓四郊皆有虞庠为成均，何以周于虞学独立四处乎？且既有乡学遂学，而又四郊分立四学，不嫌重赘乎？况东郊南郊北郊之学，未尝一见于经传，而蔡氏《明堂月令论》引《易传》、《太初篇》云天子朝入东学，昼入南学，哺入西学，暮入北学。（蔡中郎集作暮入西学，少北学一句。惠定宇氏明堂大道论据柳子厚四门助教壁记引夕入西学莫入北学，以为夕当作哺，是也。）又引《礼记》古文明堂之礼曰日出居东门，日中出南门，日侧出西闱，日入出北闱，蔡氏以四学皆在太学明堂，与《大戴》、《保傅篇》所谓帝入东学入西学入南学入北学入大学者合。夫郑注《王制》郊在乡界之外，则为远郊百里，刘芳引王肃《注》天子四郊有学，去都五十里，若谓四学分在四郊，岂有夫子一日行四百里或八百里者乎？有以知四郊之义不可通矣。 　　光绪戊寅（一八七八）五月十一日 　　阅《三礼通释》，其后附图五十卷，于天文亩步甚详，而于宗庙丧服皆太略，又其图虽兼综诸家，而时出肛决，亦往往不可信。 　　十一月二十八日 　　阅《三礼通释图》，其中据陈氏《礼书》及近儒程易畴焦理堂张皋文诸家颇不少。亦有采时人者，如曰陈庆镛定桂文灿定，又有曰宁德韩信同定者，未知何时人。又有曰龚景瀚定，景瀚闽人，亦不知所著何书也。其图有重出者，有绘而未成者，有所题非所圆者，且有图无说者十之九。又绘事未工，或时染坊刻礼书之陋习。 　　十一月二十九日 　　阅江慎修《乡党图考》焦理堂《群经宫室图》张皋文《仪礼图》林惠常《三礼通释》所载宫室图，皆以为大夫士亦有东西房，房皆有北堂，以郑君谓大夫士止东房西室为非。然窃以为郑说不可易。即以贾谊言一堂二内证之，亦明是东房西室，二内者，谓在堂之内也。若亦如诸侯有中室及左右房，则为三内矣。林氏谓堂之左右为东西箱，即东西夹，以郑君谓东西堂（即东西箱。）后之室为东西夹者为误，尤属武断。 　　十二月十五日 　　阅《三礼通释》中论隅阿雉一条，牵引众说，出入无主，又多误字。如云以高一丈广三丈为雉，此为不易之论，不必取六尺为板八尺为雉之说。案诸家从无有言八尺为难者，必是字误。又云，郑又云雉长三丈，是误以堵为雉也。案此语不可解。雉长三丈，郑君《诗笺》、《周礼》、《匠人注》、《礼》、《坊记注》、《尚书大传注》皆同，安得云以堵为难？且惠常既云广三丈为雉，不易之论，广即长也，（匠人注，度高以高，度广以广，疏引尚书大传郑注作度长以长，长广一也。惟左传正义引异义，板广二尺，广字作高字解。）何又以郑言雉长三丈为误？足见林氏此书，全是钞集而成。 　　光绪己卯（一八七九）闰三月十八日 　　◎月令 　　《月令》所言天子十二月所居之处，郑康成注谓在大寝。其四仲月及土令所居，即明堂五室。其孟季月所居之左个右个，即四室之偏，仍合乎五室之制。但其说固有不可通者。《考工记》谓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郑注或举宗庙，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周制。然则三者不过异地而同制耳，非宗庙即正寝，正寝即明堂也。天子明堂为受觐及宗祀之所，自在国之南郊，太庙在王宫之左，其路寝则在路门之内，为天子每日听政之所，虽或可称明堂，然断不可称太庙。而《月令》四仲月皆言居太庙，此可疑一也。《月令》既称路寝为明堂，乃何以又有青阳总章元堂三名，与明堂相配，一似各因四时方位、而明堂但以象夏令得名者，尤他书所不经见。此可疑二也。王者必居南面，而元堂则必北向矣，殊乖向明出治之义。（此本汪氏说。）此可疑三也，汪氏辟其有五谬，予所疑者则有此三事，当俟博考以就正于通儒焉。 　　咸丰辛酉（一八六一）六月初六日 　　◎蔡氏月令（清蔡云辑） 　　阅蔡氏云所辑《蔡氏月令》。云字立青，吴县人，钱竹汀弟子，嘉庆甲子优贡生。其书共二卷：上卷为《明堂月令论》，从《续汉志》刘昭注中录出者；次为《月令章句》，乃刺取《独断》及郑氏《月令注》刘氏《续志》注陆氏《释文》孔氏《正义》、《初学记》、《艺文类聚》、《北堂书钞》、《通典》、《白帖》、《太平御览》诸书所引中郎遗文断句，附以疏证。下卷为《月令问答》，从《中郎集》及《说郛》本录出者。次附以《月令集证》，乃采取古今及近儒之言《月令》者，以证《月令》非秦制。条理秩然，可以推见中郎一家之学。其《章句》中辨正经文数字，如孟春之月鸿雁来，据《吕氏春秋》、《淮南子》作候雁北。此因郑注止言今《月令》鸿皆为候而不言来北字之异，则《戴记》经文本亦作北也。王厚斋《困学纪闻》已言之。还反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据陆氏释文《唐石经》及《吕氏春秋》作还乃，以《正义》引夏秋冬皆作还乃，则知经文本亦作还乃也，（夏秋冬同。）《御定石经》、《考文提要》已言之。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据注疏及《东京赋》作参保介御之间，段氏玉裁已言之。仲夏之月仲冬之月处必掩身，据注疏及《吕氏春秋》皆作处必掩为句，严氏可均、卢氏文招已言之，（掩当从吕氏春秋作。）孟秋之月坏垣墙，据《正义》、《释文》及《白帖》（秋门、墙壁门，）皆作坏墙垣，阮氏元《校戡记》已言之。此皆蔡氏述前人说已有定论者也。仲春之月玄鸟至至之日，据《初学记》引《月令章句》作玄鸟至之日；《毛诗》、《生民》传玄鸟至之日云云，《疏》云皆《月令》文；《说文》乙部引《明堂月令》以及《续汉志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左传正义》、《周礼疏》、《通典》、《白帖》、《太平御览》引《月令》，皆作玄鸟至之日。冈考孔《疏》此段标经起止云自玄鸟至之日至高之前；又仲秋玄鸟归《疏》云玄鸟至不为仲春之候，则经文本作玄鸟至之日，不重至字作两句甚明也。仲夏之月以定晏阴之所成，据《疏》引《章句》晏谓（谓本作为字，误，蔡氏改正。）以安定阴阳之所成，因谓中郎训晏为安定，则经无定字可知；释义兼阴阳，则经有阳字可知。拟经文本作以晏阴阳之所成，与仲冬一例。阴阳方争，一埃其定，一安其成，义皆蒙上，此二字可称精心卓识矣。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十一月二十二日 　　◎郑氏昏礼（汉郑玄） 　　汉郑仲师撰郑氏《昏礼》，有百官六礼辞及赞言，其书久佚，今从《艺文类聚》、杜氏《通典》所引参互录之。云礼物以玄缥，羊腐清酒白酒粳米蒲苇卷柏嘉禾长命缕胶漆五色丝合欢铃九子墨金钱禄得香草凤皇舍利兽鸳鸯受福兽鱼鹿乌九子妇阳燧丹青女贞。其赞曰：物之所象者，玄象天，缍象地。羊者祥也，群而不党，跪乳有义。雁候阴阳，待时乃举，冬南夏北，各得其所。清酒降福，白酒欢之由。亢米馥芬，婚礼之珍。稷米粢盛，稷为天官（此句据太平御览卷八百四十所引，然文义不类，疑是误引。）蒲众多性柔，苇柔之久。卷柏卷曲附生，嘉禾须禄，长命之缕，女工所制，缝衣延寿，（缺二字。）为例。胶能合异类。漆内外光好。五色丝章采屈伸不穷。合欢铃音声和谐。九子之墨，藏于松烟，本性长生，子孙圆边。（此四句据北堂书钞卷一百四所引，通典引作九子墨长生子孙，古人引书多节取其字，而以意联合隐括之。此云子孙圆边者，当是圆啬之误，高同帛。）金钱为质，所历长久，金取和明，钱用不止。（此四句据太平御览卷八百二十六所引，通典引作金钱和明不止。）禄得香草为吉祥。凤皇雌雄伉合。舍利为兽，兽而能谦，礼义乃食，口无讥愆。（此四句据太平御览卷九百十三所引，通典引作舍利兽廉而谨。案舍利即今之猞猁，亦狐类。）鸳鸯鸟，雌雄相类，飞止相匹，鸣则相和。受福兽，体恭心慈。鱼处渊无射。鹿者禄也。乌知反哺，孝於父母。九子妇有四德。阳燧成明安身。丹为五色之荣，青为色首，自东方始。女贞之树，柯叶冬生，寒凉守节，险不能倾。案自凤皇以下，盖皆绣绘之象。赞言《艺文类聚》作谒文赞。古人六礼，如《仪礼》所载宾主答问之辞，皆别为书署，偕以通谒，谓之谒文。其礼物胥家致于女家者，每事皆为韵语，以题记之，谓之赞言。其语多取吉祥，古雅可诵，惜所引不全耳。（所辑诸书，皆据玉函山房本。） 　　同治甲戌（一八七四）正月二十三日 　　◎昏礼辨正（清毛奇龄） 　　夜阅毛西河《昏礼辨正》。中以纳采问名据《仪礼》士昏礼谓二礼一日并行，只以一使将事。问名乃问女所命之名，及其生之年月日，但曰问名者，举一以该二也。郑《注》谓问母姓者非。又谓纳徵即纳聘。昏礼自纳采至亲迎皆奠雁，惟纳徵用币者，以雁乃蛰物，非礼物。又据《谷梁》谓纳采问名纳徵请期祗四事，无纳吉之礼，问名后不当又纳吉。以命卜当在纳采之前，卜亦不必告女家。皆援据甚确。 　　又谓《曾子问》妇三月而后庙见姑成妇之说，乃指舅姑已亡者。若舅姑在，则妇至之夕，舅姑迎之，登堂交拜，行宾主之礼，然後帅以谒庙。次日质明，上堂行妇见礼，谓之成妇，不必三月始庙见也。尤足发千古之蔽。西河说经，虽有无道秦之讥，然其明快直捷处，往往如是。 　　至其谓尔时越俗，妇至不谒庙，不拜舅姑，牵妇入房，合卺就寝，直同野合。至请召宾客简帖，不曰三日庙见，则曰儿媳某日行庙见礼，以凶丧之礼行之於常，则我山会两邑皆向无此风，闻萧山亦不如此，或当日彼邑人有行之者耶？吾乡昏礼，大端多合于古，先之以行媒，多请士友戚好为之，皆备礼盛治具相迎送，继以过帖，或副以银币，曰传红，即纳采也。将娶则请庚，即问名也。继以过礼，亦曰行聘（俗语曰发盘。）即纳徵并请期也。惟亲迎之礼鲜行者，妇至则胥先出迎交拜；古以舅姑为主人，今以胥为主人。质明，（古昏礼以昏，今天下亦多成礼于夕，独吾越以子时至辰时为昏期，此最失礼。）胥导以见庙，乃见舅姑于堂，又以次见夫族内外少长，是夕始合卺同枕席焉。 　　咸丰庚申（一八六○）十月初八日 　　阅毛西河《昏礼辨正》、《辨定祭礼通俗谱》、《丧礼吾说篇》、《曾子问讲录》诸书，虽蔑弃无儒，不特掊击注疏，痛诋朱子，至谓《礼记》由秦汉人掇拾，多不足信，《士礼》亦战国以后俗儒所为，怪诞不经，其恣悍已甚；然博辨不穷，不可谓非辩才绝出也。其力辨今世子死孙称承重之非，墓祭之近古，纸钱即明器，今市中所货千张，皆作刀布形，最为近古；上香即古之炳萧，乐之有喇叭洒捺，即汉晋之铜角，乐部之所谓横吹，《周礼》之六同，郑注谓以铜为管曰同，尤近于古。《士丧礼》有楔齿缀足几之非；殡在西墙下之非；大夫殡去车、以棺著地、士殡掘地埋棺之非，吊丧有哭无拜礼、主拜宾、宾不答，皆足以匡古今之失。所定祭礼亦实在可行。其言昏礼须庙见后始配合，三年丧宜三十六月，虽于古无徵，多为通儒所驳，然亦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也。四库只收《辨定祭礼通俗谱》，余皆附存目，尤深斥《其丧礼吾说篇》，谓颠舛乖谬，莫过于是。然其谓丧服有齐衰，无斩衰，及父在不当为母期年、父母不当为长子三年等，诚为钜谬。其言丧礼立重诸儒所说近于非理，因谓重即铭旌，所以识别死者，即所以依神，故重有主道，重之为言幢也，童童然也，则颇有名理。若如旧说旧圆，诚不知何所取义也。 　　光绪了亥（一八八七）十月初五日 　　◎丧礼经传约（清吴卓信） 　　近人吴顼儒《丧礼经传约》仅十一叶，间有小注，可谓简之至矣。然有不当详而详，不当略而略者，如练与小祥，虽同在十三月而为两祭两事，小祥为杀哀之制，练为除服之节，小记所谓祭不为除丧也。而吴氏乃曰十三月而小祥，期乃练也，略不分晰。期丧之有樟，惟父在为母及为妻，而吴氏乃曰：十五月而樟，期丧也；壹似凡期服皆有樟者。此等大节目尚不能全，亦太约矣。而备述《檀弓》兄弟之子犹子一节经文，此人人所读者，又详所不必详也。 　　光绪戊寅（一八七八）十一月初十日 　　◎飨礼补亡（清诸锦） 　　阅秀水诸氏锦《响礼补亡》，寥寥数叶，闻后来有补之者，尚未见及，然其辨疏皆谨慎不苟。 　　咸丰庚申（一八六○）十月十三日 　　◎求古录礼说（清金鹗） 　　阅金氏《求古录礼说》。其《天子四庙辨》、《星辰说》、《屋漏解》、《楼考》、《冬祀行辨》、《夏礼尚文辨》，皆实能发古人之隐。以星为五星，辰为二十八宿，日月所会之十二次，申明《周礼》、《大宗伯》郑注之义，极为精璃。《屋漏解》言《丧大记》所云甸人取所彻庙之西北靡，薪用爨之，谓庙后之西北靡人所罕至，檐下可以积薪，供祭祀爨嬉，不得亵用，丧礼取以炊浴、所以神之也。旧说或以靡为门扉，或以扉为屋檐，皆谓抽取屋材。刘熙谓撤毁室之西北隅以示不复用，孔冲远以庙为正寝，谓主人已死，此堂无复用，皆悖于理。慈铭案：以新死而遽彻毁屋材以爨，理所必无。金氏以靡为隐处，以彻为取，即取所积之薪，尤前人所未发。惟以屋漏为即《诗》、《豳风》之向礼，《明堂位》之达乡，似犹无坚据。（案云：取所彻者。以庙靡所积之薪，本甸人所供，主人新死后，甸人已先发庙薪以待，至此而取之，故曰取所彻也。） 　　光绪丙戌（一八八六）六月初二日 　　◎夏小正 　　观杨濠叟所书《夏小正》经文，其二月来降燕乃睇下增一室字。案《大戴礼》各本及傅崧卿本并注所引《关本》、《集贤本》、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本、王氏《玉海》本皆无室字。惟传文卢氏《雅雨堂本》作睇者盼也，盼者视可为室者也，百鸟皆曰巢，室六也。（诸本此三字皆作突穴取三字，突本突作突，穴作亢，庄氏述祖谓些三字是衍文，孔氏广森谓取字是其字之误。）与之室何也，掺泥而就家入人内也。（孔氏云，与之犹谓之，正月傅其必与之兽义同。慈铭案，与犹许也，鸟皆曰巢，而此独许之室为异也。掺即操字。）卢本之说，皆出于惠定宇氏，其言本宋本虽未可信，然亦必有据。以传文推之，似经文当有室字。又七月斗柄县在下则旦，于则旦上增参中二字，而于八月末去参中则旦四字。案《新唐书》、《历志》载《大衍术议》，一行推《夏小正》躔宿以八月参中则旦为失其传，孔氏谓盖本七月经文，写者失之，误缀八月之末，遂于七月末复衍则旦二字，是所改亦有本。又十月初昏南门见，（集贤本无见字，庄氏因之。）其下云，织女正，北乡则旦，改作初昏；织女正，北乡南门，见则旦。案《大衍术议》亦疑十月定星方中南门昏伏，不当言见。庄氏谓十月初昏南门不见而记南门者，圣人以天地之心为心，南门有不见之时，天之明威，无不见之时也，其说甚曲。吼氏谓初昏为一事，南门见为一事，初昏者，始令民昏姻也；南门见者，见于晨也。南门以九月末始见，十月旦已在隅，此记候之晚者。然正月云初昏参中，四月云初昏南门正，六月云初昏斗柄正在上，文法一例，不应此处独异。且记旦见南门，何不于九月中时而于十月隅时，是其说亦非，此改亦不知所本。又十有一月啬人不从下，有于是时也万物不通八字。案传文啬人不从，不从者弗行于时月也，万物不通，诸家多读弗行于时月也为句，孔氏谓当读行字绝句，于时月也万物不通二句，经文别为一事，时即是字，于时月也，犹《月令》之屡言是月也；万物不通，即《月令》之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天地不通，闭塞而成冬也。其说甚确。此所增与孔氏说合。《玉海》本啬人不从下亦有万物不通一句。惟诸本皆作于时月也，此作于是时也，则无此句法。又十有二月鸣弋，此作鸣蔫，案弋不知何鸟？金氏履祥《通监前编》谓当作鸢，庄氏谓当作隼，皆以为脱半而成弋。然《说文》无鸢字，《诗》、《小雅》、《四月》匪鹑匪鸢，《说文》作匪辙匪鹭，《正义》本作鹗，而亦引《说文》作鹭。（今本注疏亦同。释文作鸢以专反，盖后人所改。）孔氏谓盖此记已经隶写，以鹭作鸢，后又误脱其半，则此鹭字正同孔说。又《小正》于十一月十二月两云陨麋角，传文于十一月云阳气至始动，于十二月云阳气旦（传本作且。）睹也。《礼记正义》谓节气早则十一月解，节气晚则十二月解。孔氏广森引姜上均曰，旦睹犹言明见也，向始动，今明见，始终之辞，其说皆牵强。庄氏谓十二月再记陨麋角者，戒失闰，所以示持盈守成，故于终篇著之，说尤迂曲。傅氏谓十二月是衍文，《大戴》误为之传者是也。今此于十二月作陨麋角，则谬之甚矣，岂并《月令》以下诸书俱未读耶？濠嗖名沂孙，字咏春，常熟人，道光癸卯举人，官安徽凤阳府知府。其人不以学著，而篆法高古，一时无两，实出邓完白之上。此是辛巳闰七月所书，去其卒时不过两月，用笔浑厚，尤近《石鼓》，中用古文，亦多不苟。书已刻石，世所传贵，余以《小正》经文足为大法，自乡无哲傅子骏给事别出后始有专本，而近儒说者纷酝，多出肛定，因附论其得失，并指杨书之是非，使学者毋惑焉。 　　光绪癸未（一八八三）十一月初九日 　　◎夏小正补传（清朱骏声） 　　阅朱丰芭《夏小正补传》。朱氏精于形声、训诂，故推阐古人文字，颇有创解。其解之兴五日翕望乃伏，传曰五日也者、十五日也，谓望读为坚。古以五月十五日为五日节，故《淮南》高诱注五月望作枭羹。《文子上德篇》詹诸辟兵寿尽五月之望。读为，蜓，守宫也，在壁曰蜓，在灿曰蜥易。世称它蝎之类，五日节必伏，兴者生也。此说为前人所未发。 　　光绪己丑（一八八九）二月初一日 　　◎古经服纬（清雷铸） 　　阅《古经服纬，通州雷氏蹲所撰，其子学淇注释。书分上中下三篇，共为二十四则，取冠服内外上下吉凶之制，采掇经传，条分件系，辨其名色，明其等威，颇切于日用。注亦详尽博赡，惟好异先儒，轻改旧说，时涉肛决而不可信。同时凌次仲撰《礼经释例》，任幼植撰《小儿服释例》，皆确守古训。雷氏父子，素不与东南诸儒接，盖皆未见其书。然贯串淹洽，正亦考古者所不能废也。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七月十三日 　　◎五服释例（清夏燮） 　　《仪礼》、《丧服经》、《斩章》为人后者疏引雷氏云：此文当云：为人后者，为所后之父。阙此五字者，以其所后之父或早卒，今所后其人不定，或后祖父，或后曾高祖，故阙之，见所后不定故也。又传曰：为所后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注云：若子者，为所为后之亲如亲子。疏云：为所后者之祖父母，则死者祖父母当己曾祖父母，齐衰三月也。妻谓死者之妻，即后人之母也。夏氏燮《释例》云：为人后者，为其所后之祖，即父卒为祖后者服斩之例也。传言若子，但言所后之祖父母，不及所后之父母，盖以此为人后者，因所后之父已卒，来为祖后，故经但言为人后者以统之。雷氏所云犹是经之第二义。盖凡经言为父后者，皆父卒之称，若父在，不得直云为后也，故言所后之祖父母，而不及父母者，非逸也。慈铭案，雷氏之意，谓经文特阙此五字，以见所后之不定，本非谓逸也。盖经文为人后者四字，关乎天子诸侯，虽以兄继弟，以从父继从子，（如唐宣宗之继武宗，金卫绍王之继章宗。）以从祖继从孙，（如晋简文帝之继哀帝。）皆为人后之义，皆服斩也。圣人之经，立意深远，雷氏谓见所后之不定，亦所包甚广，不特士之继宗子者，为祖后为曾祖高祖后，当服斩也。至傅文为所后者之祖当读句，父母读句，为所后者之祖即曾祖，关乎高祖以上也，为所后者之父母，即祖父母也。疏连读祖父母为句者，非。夏氏误遗传文所后者之者字，遂误认为所后之祖父母矣。夏氏又云其不及所后（案后下当增一者字。）之曾祖父母何也？盖曾祖父母齐衰三月服之尽者，而此所后（案后下亦当有者字。）之曾祖父母于为人后者，为高祖父母，故经不见高祖父母之服也。郑谓高曾同服。今不据。慈铭案：郑君谓高祖亦齐衰三月，此必汉儒相传孔门之微言，高不可易者。曾者，重也，曾，（俗作层。）索也。故入庙之称，虽于始祖，亦曰曾孙。《诗》称成王为曾孙，《书》称武王为曾孙，（见墨子兼爱篇中云：昔者武王将事太山隧。传曰，太山有道，曾孙周王，所谓传者，盖周书中语也。东晋伪尚书武成篇袭之。）《左传》蒯聩自称曾孙，皆非对曾祖之辞。曾孙以下之称同，可知曾祖以上之服同也。盖人多有及见高祖者，既不可无服，则齐衰三月以下，将何服乎？故即高祖以上推之，凡及见者，皆齐衰三月，则为人后者，如受之曾祖，当服重若子，即推之高祖以上，亦皆然也。夏氏用王肃之说，谓高祖无服者不可通。至云：父卒始有为后之称，援为长子三年。传文将所传重下一将字，可知未传重者不称为后，足补先儒所未及。 　　光绪丁亥（一八八七）十一月初三日 　　●经部 春秋类 　　◎春秋 　　《春秋》昭元年，晋荀吴率师败狄于大原。《公羊传》云，此大卤也，曷为谓之大原？地物从中国，邑人名从主人。何氏《解诂》云：古史文及夷狄之人皆谓之大卤，而今经与师读皆谓之大原。地物从中国者，以中国形名言之，所以晓中国，教殊俗也。此地形势高大而广平，故谓之大原。邑人名从主人者，不若地物有形名可得正，故从夷狄辞言之。《谷梁传》云，中国曰大原，夷狄曰大卤，号从中国，名从主人。又《谷梁》襄五年仲孙蔑卫孙林父会吴于善稻。传云，吴谓善伊谓稻缓，号从中国，名从主人。范氏《集解》云，夷狄所号地形及物类，当从中国言之，以教殊俗。人名当从其本俗言。又昭五年叔弓帅师败莒师于贲泉，狄人谓贲泉失台。号从中国，名从主人。又《公羊》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床，传云此取之宋其谓之郜鼎何？器从名，地从主人。《谷梁》云，郜鼎者，郜之所为也；曰宋，取之宋也；以是为讨之鼎也。孔子曰，名从主人，物从中国，故曰郜大鼎也。慈铭案，《公》、《谷》于此屡发传者，七十子所受夫子之微言，正名之学也。地物从中国者，如东曰夷，西曰羌，南曰蛮，北曰狄，其字皆有义，此中国名之，非彼所自名也。肃慎之矢，越裳之难，以及《周书》、《王会解》所言义渠之，渠叟之犬，规规之麟，西申之凤，其矢也雉也也犬也麟也凤也，亦皆从中国之名，非彼所自名也。此地物从中国也。邑人名从主人者，如东则曰朝鲜，曰乐浪，曰秽貊，曰辰韩；西则曰林氏，亦曰央林，亦曰于陵，曰渠搜即渠叟，曰康，曰侥；南则曰瓯，曰僬侥，曰共人，曰自深，曰旁春：北则曰匈奴，曰撮狁，亦曰獯鬻，曰肃慎，亦曰稷慎，亦曰息慎，其名皆无义，从其国自名名之，其音或转而无定。故楚之封本曰荆，书曰荆州，《诗》曰蛮荆，曰荆舒，此中国之所名也，楚则其所自名也，后即从而称之。推之而句吴也，于越也，皆其所自名也，其后能以名自通于上国，则止曰吴曰越。《公羊》定五年传云，于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此邑名之从主人也。人名则如介之葛卢也；长狄之侨如也；戎之驹支也；即莒之渠丘也，犁比也，庚舆也；吴之寿梦诸樊余祭等也；越之句践也，适郢也，勋与也；其名皆无义，皆其所自名也，此邑人名从主人也。鲜虞者，其国名也；白狄者，中国号之也；中山者，因其地形名之也。瞍瞒者，其国名也，长狄者中国号之也。能以其名通于中国，则楚之吴之越之；不能以其名通于中国，则狄之而已，不称其国名也。寿梦一名乘，诸樊一名谒，阖闾一名光，此以其名之通于中国者也，然《春秋》于寿梦不书吴子乘者，吴未能以名通中国也。于阖闾书吴子光者，能以名通于中国，故进之也。王莽改匈奴曰降奴，改其单于名皆一字，此莽之愚。魏太武改柔然曰蠕蠕；宋齐梁称魏为索虏，魏称宋齐梁为岛夷，此当日诸国君臣之妄也；皆不知《春秋》之义者也。金太祖太宗及诸王，皆别一名以同诸华，此金之速变旧俗，故其弱易，其亡亦速。南宋于金始君事之，后父事之，伯叔父事之，而境内之文，则概斥为虏。其先于辽也亦早为兄弟之国，是辽于宋如楚吴越之名通上国矣。金于宋始则如共主，后则如盟主矣，而宋人纪载皆虏之，是妄而无耻，皆不知《春秋》之义者也。是皆夫子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者也。乌呼！今之与西洋交也，其物皆从中国号之也，其地则不从中国，不从主人，而概曰各国也，记载文移，讳莫如深，不敢直称其国名，而举首一字以名之。记载则曰某国，文移则曰大某，是岂《春秋》之所及料者哉。至《春秋》昭元年之文，《左氏经》作大卤，传作大原，大卤者，今甘肃之固原直隶州旧属平凉府，《汉志》之安定郡卤县也，（此当从宋氏翔凤过庭录之说，锺氏文蒸谷梁补注驳之，非。）本狄地，则邑名当从主人作大卤矣。地者据其大言之，如曰夷曰狄是也；邑者据其小言之，各国有方言，即以名其邑，如今之土名。中国亦有方言，故邑名地名，多不可解，非止四夷也。凡如越之御儿椭李，皆方言也，即诸暨余暨余姚上虞，亦方言也。后来地志，强以文义傅会之，后人之陋也。会稽为扬州之山镇，地之大名也，故有文义可绎，所谓号从中国也。《左氏春秋经》古文也，故作大卤，后之经师，以地形知之，读曰大原，三传皆同，而《公》、《谷经》亦作大原，此《公》、《谷》非亲受于孔门，其经至汉始著竹帛，皆今文，固不如《左》氏之显证也。至善稻吴地也，善与伊，稻与缓，皆声之相转；善稻伊缓皆方言，吴之所自名，无义可绎，急言之则曰善稻，缓言之则曰伊缓，译音无定字，亦所谓邑名从主人，非中国谓之善稻，吴谓之伊缓也。贲泉者鲁地也，狄人谓之失台，失台当从杨疏作矢胎，段氏玉裁谓读贲为矢，犹今俗语谓粪为矢，矢胎狄语之贲泉也。至郜大鼎则史之常文，其鼎本郜所作，而取之宋，则曰取郜大鼎于宋，此古今通语，本无经恬也。二传曲求经文，无理而发难，自龋ɡ缠，如石五六之比，遂亦以孔子名从主人物从中国之言傅之，于是有谓中国指鲁言者，有谓主人指后所属者，异说滋纷，皆二传琐屑之病。而以郜大鼎及大原两传观之，则《谷梁》明见《公羊》之文而从之，刘逢父谓《谷梁》在《公羊》之后者是也。 　　光绪癸未（一八八三）九月初一日 　　◎春秋集传辨疑（宋陆质） 　　阅陆质《春秋集传辨疑》，其书大半肛说，然其驳《左》氏固多妄，然其驳《公》、《谷》则颇近实，以《公》、《谷》亦多肛说也。文笔峭简，非宋以后所能。 　　光绪庚辰（一八八○）十月二十七日 　　◎春秋别典（明薛虞畿） 　　阅《春秋别典》十五卷，守山阁本，明海阳诸生薛虞畿字舜祥讠巽，其弟虞宾补辑成之。依《左传》十二公世次，采辑史子各书之事涉《春秋》者条录件系，其凡例谓《国语》、《公谷》、《檀弓》以既列于经而不录，管晏二子以太繁而略删，庄列诸家以寓言而节取，体例颇有斟酌，搜集亦云繁富。后有朱竹姹跋，言钞撮具见苦心，而阶其各条之末，不疏原书，为明人之积习。金山钱氏谓其所采约六百余事，《说苑》一书居三之一，其余杂出于《大戴礼》、《韩诗外传》、《逸周书》、《战国策》、《史记》、《吴越春秋》《列女传》、《家语》、《孔丛子》、《管子》、《晏子春秋》、《墨子》、《庄》、《列》、《韩非》、《吕览》、《淮南》、《春秋繁露》、《新书新序》、《抱朴子》诸书，而误收《晋语》二条，编次亦有先后倒置及脱漏舛错，然其用心可谓勤矣，因为之逐条补注出处。有一条而兼取两书或三书者，依文之节次一一注之；有事与书同而文句小异者。或别有所据，或以意增损，则注云某书文小异。其显然谬误者，则附案于下。薛氏此书，虽所采无奇秘之籍，然有益于学者不浅。钱氏注之，更为完密。窃谓此与孙渊如氏《孔子集语》两书，当并梓之家塾，为读经者所必需也。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二月初六日 　　◎春秋阙如编（清焦袁熹） 　　阅焦袁熹《春秋阙如编》，犹困学楼旧藏物也。值乱，弟辈偶携出，遂以得存。是书凡七卷，止于成公八年，而后附以《读春秋》十一则，共为八卷。《四库书目》极称之，谓近代说《春秋》者，以此为最。然《春秋》舍左氏《传》，则无从下手。袁熹欲一空附会穿凿之说，而不信《左传》，谓其多诬，概以圣人修《春秋》，不过仍旧史之文，直书而义自见，无所褒贬，则当日亦何所容其笔削？又何以游夏莫赞一辞乎？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者，谓于事本阙者则阙之耳，非谓史必以阙为美也。故曰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袁熹以此命名，便为不知《春秋》之义。其中议论，多景（俗作影）附迁就，自相凿枘。于三传之说，忽信忽疑，进退无据，盖凭私自用，而又济以学究迂腐之识。观其孙锺璜之跋，谓袁熹尝言《春秋》以啖助赵匡陆质三家为最优，则其识趣可知矣。袁熹本以时文小题名家，其书固无足取。《四库书目》虽纪河间总其事，然为之者非一人。河间于经学本疏，今提要所论三礼极精，皆出于戴东原氏之手，余经馆臣分纂。如此书提要，尽由不学之人所为，不足为定论也。 　　同治丁卯（一八六七）六月二十六日 　　◎三正考（清吴鼐） 　　阅吴大年《三正孜》，分上下两卷，大约据元儒张氏以宁、明儒李氏濂之说，参取诸家，以驳胡武夷蔡九峰之谬论。而于元儒则引赵氏访，国朝则引顾氏炎武、陈氏廷敬、蔡氏德晋说为多。上卷条列三代以前建朔及改时改月之证，冬可为春之辨，商周分至不系时之辨，三正通于民俗之说，下卷条驳何邵公程伊川胡康候蔡季陈止齐程敬叔（端学）吕泾野说之误，皆疏通证明，言简而，诚如《四库提要》所言，篇帙无多，而引证详明，判百年纷纭□曷之论，于经学深有功焉。惟信《伪古文尚书伊训》、《大甲篇》，申明其两十二月之说，而反以李川父疑之为非。又以唐虞为皆建寅，而以郑康成谓尧正建子，舜正建丑为无据。案《尚书正义》引郑注尧正建丑，舜正建子，盖三正为寅丑子迭嬗，故孔冲远推郑意，以为女娲建丑，神农建子，黄帝建寅，少嗥建丑，颛顼建子，帝兽建寅；而马融注《甘誓》怠弃三正，云建子建丑建寅，则以尧为建子，舜为建丑，似违其次，不若郑说为惬。吴氏既误以马说为郑说，又以唐虞夏为皆不改朔，殊为失孜耳。吴名鼐，无锡人，乾隆丙辰进士，官工部主事，顾栋高序。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正月二十一日 　　◎春秋说略（清郝懿行） 　　阅郝氏《春秋说略》。郝氏书以《尔雅义疏》为最精，其用力亦最久，儒者推为此书绝学，几出邵氏《正义》之上。其书阮仪徵先刻入《学海堂经解》，至咸丰辛亥故两江总督陆建瀛始刊版单行于江宁。癸丑陷城，遂毁焉，故流传绝少。《春秋说略》多主左氏《传》，而时有所匡正。其持议在涵泳经文，自得其旨，不必强立义例，一洗自来以法家解经之蔽，亦可谓卓然独立者矣。 　　咸丰辛西（一八六一）正月十八日 　　◎春秋朔闰表发覆（清施彦士著） 　　游厂阅市，见有崇明施彦士朴斋所著《春秋朔闰表发覆》四卷，首有与张丹邮太守（作楠）往复书数通。（按书眉有附记：张丹祁吾浙金华人，嘉庆戊辰进士，朴斋，道光辛巳举人，出吾乡汤文端之门。）其书多正陈厚耀之误，固专门学也。又《历代编年大事表》一卷、《推春秋日食法》二卷，买之不成，因倚椟观逾时而罢。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正月二十一日 　　◎春秋古经说（清侯康） 　　阅番禺侯君谟孝廉（康）《春秋古经说》共二卷。经文以左氏古文为主，而辨公谷之异文。谓公谷得于口授，远不若左氏明箸竹帛之可信，而公羊又出于谷梁之后，尤多臆说，人名地名之误，皆乖事实，条系而辨之，说经铿铿，皆有坚据，较趟氏坦之《异文笺》、臧氏寿恭之《左氏古义》更为守之笃而论之精，世之左袒《公羊》者无容置喙矣。 　　光绪甲申（一八八四）十一月二十五日 　　◎春秋三传异文释（清李富孙） 　　阅李香子《三传异文释》，凡《左传》十卷，《公羊》、《谷梁》各一卷。其书龋ō典注疏及子史诸书所引文字异同，附以石经旧椠，皆折衷是非，证明其义，大要以《说文》为主，以雅训为辅，专于形声通假，求其指归，采掇近儒，颇为赅密。书成于赵氏《春秋异文笺》之后，故于君氏尹氏等大端之异，皆置而不论，盖可为读《左》氏者小学之助矣。蒋氏别下斋所刻诸书，惟李氏兄弟所著三种，有功经学，其余皆短书小集，无甚重轻。如《石门碑晔》，乃嘉庆中诸城王春林（森文）署陕西略阳县知县时于褒城县石门道中摸拓摩崖石刻，自汉杨孟文《石门颂》以汔宋人题名，凡二十五种；或别写释文，或缩临真迹，而附以《游石门记》及略杨白崖之《甫阝阁颂碑考》，写刻精工，足为清玩。其曰酵者，汉碑以当释字也。又《箕田考》，乃朝鲜人西原韩久庵（百谦）所著，以朝鲜平壤城外田分四区，区皆七十亩，为田字形，谓是箕子遗法，合乎殷人井田七十而助之制。《峡石山水志》乃雍正中海宁蒋担斯《宏仁》记其峡石镇西山之胜，前有于越陈梓序，谓由吴门及海昌，中间数百里原野平敞，而巍然隆起，乃有峡川两山，独高于横殳，骚人墨客，遂借以游憩。又谓尝于秋霁登智标浮图，望吾越中诸山，澹烟一抹，白鸟双去，其语题目佳境，颇有小品胜致，盖亦能文之士，惜其字里颠末，不可考矣。两山者，审山（亦名沈山。）紫微山也。 　　光绪乙亥（一八七五）十一月二十日 　　◎春秋异文笺（清赵坦） 　　阅赵宽夫《春秋异文笺》。其说多主左氏，于古人文字借通用，考证颇博。 　　同治丙寅（一八六六）三月十五日 　　◎春秋述义拾遗（清陈熙晋） 　　阅陈熙晋《春秋述义拾遗》。其首一卷辨杜氏《集解》序注疏之说，自卷一至卷八依传文之次，共一百四十三条，末一卷为河间刘氏《书目考》，又缀以《隋书》、《儒林传》。其每事先标举经文，附以杜注，然后顶格录刘氏《述义》语，皆采自《正义》，又低一格列《正义》说及古今诸家说，后加案曰，以折衷之，亦间有驳刘氏说者。论颇平允，而考证未博，颇有空言，文义近于批抹家者。其为鲁夫人一条，不知传文本无曰字，为即曰也。每条下多附监利龚绍仁评语，尤为非体。 　　光绪乙酉（一八八五）七月初四日 　　◎春秋繁露（汉董仲舒） 　　阅《春秋繁露》，抱经堂本，凡十七卷八十二篇，最为足本。近儒赵敬夫钱溉堂卢召弓等校之者十三家，然尚有讹错不可读者。《玉杯》、《竹林》、《玉英》三篇，名皆与其文不类，《俞序》篇名，尤不可解，自由后人掇拾分裂所致。又全阙者三篇，并其名亦失之。董子之学，由《公羊》、《春秋》根极理要，旁通五行，可以见之施用。此书所载如《求雨》、《止雨》两篇，盖三代相传古法，非同术数，后儒昧于阴阳，遂轻议之。岂知圣人之言天道，多以事之近者求之。如《周礼》、《月令》所称，皆有至义，固不可为少见多怪者道也。其说《春秋》，尤独得精意，何氏《公羊》之诂，多出于此。欧阳永叔讥其王者大一元之说，惑于改朔；黄东发讥其以王正月之王为文王，及宋襄公由其道而败之语，于理不驯；此皆《公羊》家语，非董子所瓶。至程文简讥其辞意浅薄，则猖狂之言，更不足论矣。 　　同治丙寅（一八六六）三月初九日 　　读《春秋繁露》第七十七《循天之道篇》，校正数条，坩记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