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文集 - 第 21 页/共 53 页
何也？道德者行也，而非言也，苟欲言道德也，则其本原出于良心之自由，无古无今无中无外，无不同一，是无有新旧之可云也。苟欲行道德也，则因于社会性质之不同，而各有所受，其先哲之微言，祖宗之芳躅，随此冥然之躯壳，以遗传于我躬，斯乃一社会之所以为养也。一旦突然欲以他社会之所养者养我，谈何容易耶？窃尝举泰西道德之原质而析分之，则见其得自宗教之制裁者若干焉，得自法律之制裁者若干焉，得自社会名誉之制裁者若干焉。而此三者，在今日之中国能有之乎？吾有以知其必不能也。不能而犹云欲以新道德易国民，是所谓磨砖为镜、炊沙求饭也。吾固知言德育者，终不可不求泰西新道德以相补助，虽然，此必俟诸国民教育大兴之后，而断非一朝一夕所能获，而在今日青黄不接之顷，则虽日日闻人说食，而已终不能饱也。况今者无所挟持以为过渡，则国民教育一语，亦不过托诸空言，而实行之日，终不可期，是新道德之输入，因此遂绝望也。然则今日所恃以维持吾社会于一线者何在乎？亦曰：吾祖宗遗传固有之旧道德而已。（道德与伦理异，道德可以包伦理，伦理不可以尽道德。伦理者或因于时势而稍变其解释，道德则放诸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者也。如要君之为有罪，多妻之非不德，此伦理之不宜于今者也：若夫忠之德，爱之德，则通古今中西而为一者也。诸如此类，不可枚举。故谓中国言伦理有缺点则可，谓中国言道德有缺点则不可。）而“一切破坏”之论兴，势必将并取旧道德而亦摧弃之。呜呼，作始也简，将毕也巨。见披发于伊川，知百年而为戎。
毋曰“吾姑言之以快一时”云尔。汝之言而无力耶，则多言奚为；汝之言而有力耶，遂将以毒天下。吾愿有言责者一深长思也。
读者其毋曰：今日救国之不暇，而哓哓然谈性说理何为也。诸君而非自认救国之责任也，则四万万人之腐败，固已久矣，而岂争区区少数之诸君。惟中国前途，悬于诸君，故诸君之重视道德与蔑视道德，乃国之存亡所由系也。今即以破坏事业论，诸君亦知二百年前英国革命之豪杰为何如人乎？
彼克林威尔实最纯洁之清教徒也。亦知百年前美国革命之豪杰为何如人乎？彼华盛顿所率者皆最质直善良之市民也。亦知三十年前日本革命之豪杰为何如人乎？彼吉田松阴、西乡南洲辈，皆朱学、王学之大儒也。故非有大不忍人之心者，不可以言破坏；非有高尚纯洁之性者，不可以言破坏。虽然，若此者，言之甚易，行之实难矣。吾知其难而日孜孜焉，兢业以自持，困勉以自勖，以忠信相见，而责善于友朋，庶几有济。若乃并其所挟持以为破坏之具者而亦破坏之，吾不能为破坏之前途贺也。吾见世之论者，以革命热之太盛，乃至神圣洪秀全而英雄张献忠者有焉矣，吾亦知其为有为而发之言也。
然此等孽因，可多造乎？造其因时甚痛快，茹其果时有不胜其苦辛者矣。夫张献忠更不足道矣，即如洪秀全，或以其所标旗帜，有合于民族主义也，而相与颂扬之。究竟洪秀全果为民族主义而动否，虽论者亦不敢为作保证人也。王莽何尝不称伊、周，曹丕何尝不法禹、舜，亦视其人何如耳？大抵论人者必于其心术之微。其人而小人也，不能以其与吾宗旨偶同也，而谓之君子。如韩侂胄之主伐金论，我辈所最赞者，然赞其论不能赞其人也。其人而君子也，不能以其与吾宗旨偶牾也，而竟斥为小人。王猛之辅苻秦，我辈所最鄙者，然鄙其事不能抹煞其人也。
尚论者如略心术而以为无关重轻也，夫亦谁能尼之，但使其言而见重于社会也，吾不知于社会全体之心术，所影响何如耳。不宁惟是而已，夫鼓吹革命，非欲以救国耶？人之欲救国，谁不如我，而国终非以此“瞎闹派”之革命所可得救，非惟不救，而又以速其亡。此不可不平心静气而深察也。论者之意，必又将曰：非有瞎闹派开其先，则实力派不能收其成。此论之是否，属于别问题，兹不深辩。今但问论者之意，欲自为瞎闹派，且使听受吾言者悉为瞎闹派乎？恐君虽欲自眨损，而君之地位固有所不能也，即使能源，而举国中能瞎闹之人正多，现在未来瞎闹之举动亦自不少，而岂待君之入其间而添一蛇足也，而更何待君之从旁劝驾也。况君之言，皆与彼无瞎闹之资格者语，而其有瞎闹之资格者，又非君之笔墨势力范围所能及也。然则吾侪今日，亦务为真救国之事业，且养成可以真救国之人才而已。
诚如是也，则吾以为此等利口快心之言，可以已矣。昔曹操下教，求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彼其意，岂不亦曰吾以救一时云尔。
而不知疾风所播，遂使典午以降，廉耻道丧，五胡迭侵，元魏凭陵，黄帝子孙势力之坠地，即自兹始。
此中消息，殆如铜山西崩，洛钟东应，感召之机，铢黍靡忒。
呜呼，可不深惧耶！可不深惧耶！其父攫金，其子必将杀人，高C城C中高髻，四方必高一尺。今以一国最少数之先觉，号称为得风气之先者，后进英豪，具尔瞻焉，苟所以为提倡者一误其途，吾恐功之万不足以偿其罪也。古哲不云乎：“两军相对，哀者胜矣。”今日稍有知识稍有血性之士，对于政府而有一重大敌，对于列强而复有一重大敌，其所以兢兢业业蓄养势力者宜何如？实力安在？吾以为学识之开通、运动之预备，皆其余事，而惟道德为之师。无道德观念以相处，则两人且不能为群，而更何事之可图也。
自起楼而自摧烧之，自莳种而自践踏之，以云能破坏则诚有矣，独惜其所破坏者，终在我而不在敌也。曾文正者，近日排满家所最唾骂者也，而吾则愈更事而愈崇拜其人。吾以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彼惟以天性之极纯厚也，故虽行破坏可也；惟以修行之极严谨也，故虽用权变可也。故其言曰：“扎硬寨，打死仗。”
曰：“多条理，少大言。”曰：“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彼其事业之成，有所以自养者在也；彼其能率厉群贤以共图事业之成，有所以孚于人且善导人者在也。吾党不欲澄清天下则已，苟有此志，则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夫以英、美、日本之豪杰证之则如彼，以吾祖国之豪杰证之则如此，认救国之责任者，其可以得师矣。
吾谓破坏家所破坏者，往往在我而不在敌，闻者或不慊焉。盖倡破坏者，自其始断未有立意欲自破坏焉者也，然其势之所趋多若是。此不徒在异党派有然也，即同党派亦然。此其何故欤？窃尝论之。共学之与共事，其道每相反，此有志合群者所不可不兢兢也。当其共学也，境遇同，志趣同，思想同，言论同，耦俱无猜，谓相将携手以易天下。
及一旦出而共事，则各人有各人之性质，各人有各人之地位，一到实际交涉，则意见必不能尽同，手段必不能尽同。始而相规，继而相争，继而相怨，终而相仇者，往往然矣。
此实中西历史上所常见，而豪杰所不免也。谚亦有之：“相见好，同住难。”
在家庭、父子、兄弟、夫妇之间，尚且有然，而朋友又其尤甚者也。
于斯时也，惟彼此道德之感情深者，可以有责善而无分离，观曾文正与王璞山、李次青二人交涉之历史，可以知其故矣。读者犹疑吾言乎，请悬之以待足下实际任事之日，必有不胜其感慨者。夫今之志士，必非可以个个分离孤立，而能救此濒危之国，明也。其必协同运动，组成一分业精密、团结巩固之机体，庶几有济。吾思之，吾重思之，此机体之所以成立，舍道德之感情，将奚以哉！将奚以哉！
且任事者，最易漓汨C汩C人之德性，而破坏之事，又其尤甚者也。
当今日人心腐败达于极点之时，机变之巧，迭出相尝，太行孟门，岂云巉绝。曾文正与其弟书云：“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倒把自家学坏了。”以文正之贤，犹且不免，而他更何论也。故在学堂里讲道德尚易，在世途上讲道德最难。若夫持破坏主义者，则更时时有大敌临于其前，一举手，一投足，动须以军略出之，而所谓军略者，又非如两国之交绥云也。在敌则挟其无穷之威力以相临，在我则偷期密约，此迁彼就，非极机巧，势不能不归于劣败之数，故破坏家之地位之性质，尝与道德最不能相容者也。是以躬亲其役者，在初时或本为一极朴实极光明之人，而因其所处之地位、所习之性质，不知不觉，而渐与之俱化，不一二年，而变为一刻薄寡恩、机械百出之人者有焉矣，此实最可畏之试验场也。然语其究竟，则凡走入刻薄机诈一路者，固又断未有能成一事者也。此非吾摭拾《宋元学案》上理窟之空谈，实则于事故上证以所见者所历者，而信其结果之必如是也。夫任事者修养道德之难既若彼，而任事必须道德之急又若此，然则当兹冲者，可不栗栗耶，可不孳孳耶！《诗》曰：“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息息自克，犹惧未能挽救于万一，稍一自放，稍一自文，有一落千丈而已。
问者曰：今日国中种种老朽社会，其道德上之黑暗，不可思议，今子之所论，反乃偏责备于新学之青年，新学青年，虽或间有不德，不犹愈于彼等乎？答之曰：不然。彼等者，无可望无可责者也，且又非吾笔墨之势力范围所能及也。中国已亡于彼等之手，而惟冀新学之青年，致死而之生之，若青年稍不慎，而至与彼等同科焉，则中国遂不可救也。
此则吾哓音瘏口之微意也。
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
（1902年2月8日）
亘万古，袤九垓，自天地初辟以迄今日，凡我人类所牺息之世界，于其中而求一势力之最广被而最经久者，何物乎？
将以威力乎？亚历山大之狮吼于西方，成吉思汗之龙腾于东土，吾未见其流风余烈，至今有存焉者也。将以权术乎？梅特涅执牛耳于奥大利，拿破仑第三弄政柄于法兰西，当其盛也，炙手可势，威震环瀛，一败之后，其政策亦随身名而灭矣。然则天地间独一无二之大势力，何在乎？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
今且勿论远者，请以近世史中文明进化之迹，略举而证明之。凡稍治史学者，度无不知近世文明先导之两原因，即十字军之东征与希腊古学复兴是也。夫十字军之东征也，前后凡七役，亘二百年，（起一千0九十六年，迄一千二百七十年。）卒无成功。乃其所获者不在此而在彼。
以此役之故，而欧人得与他种民族相接近，传习其学艺，增长其智识，盖数学、天文学、理化学、动物学、医学、地理学等，皆至是而始成立焉；而拉丁文学、宗教裁判等，亦因之而起。此其远因也。中世末叶，罗马教皇之权日盛，哲学区域，为安士林（Anselm，罗马教之神甫也。）
派所垄断，及十字军罢役以后，西欧与希腊、亚刺伯诸邦，来往日便，乃大从事于希腊语言文字之学，不用翻译，而能读亚里士多德诸贤之书，思想大开，一时学者不复为宗教迷信所束缚，卒有路得新教之起，全欧精神，为之一变。此其近因也。其间因求得印书之法，而文明普遍之途开；求得航海之法，而世界环游之业成。凡我等今日所衣所食、所用所乘、所闻所见，一切利用前民之事物，安有不自学术来者耶？此犹曰其普通者，请举一二人之力左右世界者，而条论之。
一曰歌白尼（Copernicus，生于一四七三年，卒于一五四三年。）
之天文学。泰西上古天文家言，亦如中国古代，谓天圆地方，天动地静。
罗马教会，主持是论，有倡异说者，辄以非圣无法罪之。当时哥仑布虽寻得美洲，然不知其为西半球，谓不过亚细亚东岸之一海岛而已。及歌白尼地圆之学说出，然后玛志仑（Magellan，以一五一九年始航太平洋一周。）始寻得太平洋航海线，而新世界始开。今日之有亚美利加合众国，灿然为世界文明第一，而骎骎握全地球之霸权者，歌白尼之为之也。
不宁惟是，天文学之既兴也，从前宗教家种种凭空构造之谬论，不复足以欺天下，而种种格致实学从此而生。
虽谓天文学为宗教改革之强援，为诸种格致学之鼻祖，非过言也。
哥白尼之关系于世界何如也！
二曰倍根、笛卡儿之哲学。中世以前之学者，惟尚空论，呶呶然争宗派，争名目，口崇希腊古贤，实则重诬之，其心思为种旧习所缚，而曾不克自拔。及倍根出，专倡格物之说，谓言理必当验事物而有征者，乃始信之。及笛卡儿出，又倡穷理之说，谓论学必当反诸吾心而自信者，乃始从之。此二派行，将数千年来学界之奴性，犁庭扫穴，靡有孑遗，全欧思想之自由，骤以发达，日光日大，而遂有今日之盛。故哲学家恒言，二贤者，近世史之母也。倍根、笛卡儿之关系于世界何如也！
三曰孟德斯鸠（Montesquien，法国人，生于一六八九年，卒于一七五五年。）之著《万法精理》。十八世纪以前，政法学之基础甚薄，一任之于君相之手，听其自腐败自发达。及孟德斯鸠出，始分别三种政体，论其得失，使人知所趣问。又发明立法、行法、司法三权鼎立之说，后此各国，靡然从之，政界一新，渐进以迄今日。又极论听讼之制，谓当废拷讯，设陪审，欧美法廷C庭C，遂为一变。又谓贩卖奴隶之业，大悖人道，攻之不遗余力，实为后世美、英、俄诸国放奴善政之嚆矢。其他所发之论，为法兰西及欧洲诸国所采用，遂进文明者，不一而足。孟德斯鸠实政法学天使也。其关系于世界何如也！
四曰卢梭（Rousseau，法国人，生于一七一二年，卒于一七七八年。）
之倡天赋人权。欧洲古来，有阶级制度之习，一切政权、教权，皆为贵族所握，平民则视若奴隶焉。
及卢梭出，以为人也者生而有平等之权，即生而当享自由之福，此天之所以与我，无贵贱一也，于是著《民约论》（SocialContact，）大倡此义。谓国家之所以成立，乃由人民合群结约，以众力而自保其生命财产者也，各从其意之自由，自定约而自守之，自立法而自遵之，故一切平等。若政府之首领及各种官吏，不过众人之奴仆，而受托以治事者耳。自此说一行，欧洲学界，如旱地起一霹雳，如暗界放一光明，风驰云卷，仅十余年，遂有法国大革命之事。自兹以往，欧洲列国之革命，纷纷继起，卒成今日之民权世界。《民约论》者，法国大革命之原动之也；法国大革命，十九世纪全世界之原动力也。卢梭之关系于世界何如也！
五曰富兰克今（Franklin，美国人，生于一七0六年，卒于一七九0年。）之电学，瓦特（Watt，英人，生于一七三六年，卒于一八一九年。）
之汽机学。十九世纪所以异于前世纪者何也？十九世纪有缩地之方，前人以马力行，每日不能过百英里者，今则四千英里之程，行于海者十三日而可达，行于陆者三日而可达矣，则轮船铁路之为之也。昔日制帽、制靴、纺纱、织布等之工，以若干时而能制成一枚者，今则同此时刻，能制至万枚以上矣。伦敦一报馆一年所用之纸，视十五世纪至十八世纪四百年间所用者，有加多焉，则制造机器之为之也。美国大统领下一教书，仅一时许，而可以传达于支那，上午在印度买货，下午可以在伦敦银行支银，则电报之为之也。凡此数者，能使全世界之政治、商务、军事，乃至学问、道德，全然一新其面目。而造此世界者，乃在一煮沸水之瓦特（瓦特因沸水而悟汽机之理。）与一放纸鸢之富兰克令（富氏尝放纸鸢以验电学之理）。二贤之关系于世界何如也！
六曰亚丹?斯密（AdamSmith，英国人，生于一七二三年，卒于一七九0年。）之理财学。泰西论者，每谓理财学之诞生日何日乎？即一千五百七十六年是也。何以故？ 盖以亚丹斯密氏之《原富》（InquiryintotheNatureandCausesoftheWealthofNations，此书侯官严氏译），出版于是年也。此书之出，不徒学问界为之变动而已，其及于人群之交际，及于国家之政治者，不一而足。而一八四六年以后，英国决行自由贸易政策（FreeTrade），尽免关锐，以致今日商务之繁盛者，斯密氏《原富》之论为之地。近世所谓人群主义（Socialism），专务保护劳力者，使同享乐利，其方策渐为自今以后之第一大问题。亦自斯密氏发其端，而其徒马尔沙士大倡之，亚丹?斯密之关系于世界何如也！
七曰伯伦知理（Bluntschili，德国人，生于一八0八年，卒于一八八一年。）之国家学。伯伦知理之学说，与卢梭正相反对者也。虽然，卢氏立于十八世纪，而为十九世纪之母；伯氏立于十九世纪，而为二十世纪之母。自伯氏出，然后定国家之界说，知国家之性质、精神、作用为何物，于是国家主义乃大兴于世。前之所谓国家为人民而生者，今则转而云人民为国家而生焉，使国民皆以爱国为第一之义务，而盛强之国乃立，十九世纪末世界之政治则是也。而自今以往，此义愈益为各国之原力，无可疑也。伯伦知理之关系于世界何如也！
八曰达尔文（DarwinCharles，英国人，生于一八0九年，卒于一八八二年。）之进化论。前人以为黄金世界在于昔时，而末世日以堕落，自达尔文出，然后知地球人类，乃至一切事物，皆循进化之公理，日赴于文明。前人以为天赋人权，人生而皆有自然应得之权利，及达尔文出，然后知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非图自强，则决不足以自立。达尔文者，实举十九世纪以后之思想，彻底而一新之者也。是故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政治法制之变迁，进化也；宗教道德之发达，进化也；风俗习惯之移易，进化也。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
故进化论出，而前者宗门迷信之论，尽失所据。教会中人，恶达氏滋甚，谓有一魔鬼住于其脑云，非无因也。此义一明，于是人人不敢不自勉为强者、为优者，然后可以立于此物竞天择之界。无论为一人，为一国家，皆向此鹄以进，此近世民族帝国主义（NationalImperialism，民族自增植其势力于国外，谓之民族帝国主义。）所由起也。
此主义今始萌芽，他日且将磅礴充塞于本世纪而未有已也。虽谓达尔文以前为一天地，达尔文以后为一天地可也。其关系于世界何如也。
以上所列十贤，不过举其荦荦大者。至如奈端（Newton，英人，生于一六四一年，卒于一七二七年。）之创重学，嘉列（Guericke，德国人，生于一六0二年，卒于一六八六年。）怀黎（Boyle，英人，生于一六二六年，卒于一六九一年。）之制排气器，连挪士（Linneus，瑞典人，生于一七0七年，卒于一七七八年。）之开植物学，康德（Kant，德国人，生于一七二四年，卒于一八0四年。）之开纯全哲学，皮里士利（Priestley，英人，生于一七三三年，卒于一八0四年。）之化学，边沁（Bentham，英人，生于一七四七年，卒于一八三二年。）之功利主义，黑拔（Herbart，生于一七七六年，卒于一八四一年。）之教育学，仙士门（St．Simon，法人），喀谟德（Comte，法人，生于一七九五年，卒于一八五七年。）
之倡人群主义及群学，约翰弥勒（JohnStusrtMill，英人，生于一八0六年，卒于一八七三年。）之论理学、政治学、女权论，斯宾塞（Spencer，英人，生于一八二0年，今犹生存。）之群学等，皆出其博学深思之所独得，审诸今后时势之应用，非如前代学者，以学术为世界外遁迹之事业，如程子所云“玩物丧志”也。以故其说一出，类能耸动一世，饷遗后人。
呜呼，今日光明灿烂、如茶如锦之世界何自来乎？实则诸贤之脑髓、之心血、之口沫、之笔锋，所组织之而庄严之者也。
亦有不必自出新说，而以其诚恳之气，清高之思，美妙之文，能运他国文明新思想，移植于本国，以造福于其同胞，此其势力，亦复有伟大而不可思议者。如法国之福禄特尔（Voltaire，生于一六九四年，卒于一七七八年），日本之福泽谕吉（去年卒），俄国之托尔斯泰（Tolstoi，今尚生存。）诸贤是也。福禄特尔当路易第十四全盛之时，惄然忧法国前途，乃以其极流丽之笔，写极伟大之思，寓诸诗歌院本小说等，引英国之政治，以讥讽时政，被锢被逐，几濒于死者屡焉，卒乃为法国革新之先锋，与孟德斯鸠、卢梭齐名。盖其有造于法国民者，功不在两人下也。福泽谕吉当明治维新以前，无所师授，自学英文，尝手抄《华英字典》一过，又以独力创一学校，名曰庆应义塾，创一报馆，名曰《时事新报》，至今为日本私立学校、报馆之巨擘焉，著书数十种，专以输入泰西文明思想为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