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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贝勒至柏林观操，武弁刘庆恩堕马。庆恩者，湖北武备学生，福纳根汉之弟子也。福纳根汉时为接待官，欲藏其拙，为备车乘归。贝勒恶之。良弼曰：“人有豢马者，使行则行，使止则止，使速则速，使徐则徐，唯听用之，无不如志，谓之人骑马。虽有良马，任性而行，周旋不能，进退不可，谓之马驮人。庆恩非骑马，马驮庆恩耳，奚以责为。王之用人，骑马乎？抑马驮人也？”自是贝勒用人，趋于谗谄一派，而新学一流亦阴进矣。
清末王公当道者，惟庆邸用人但知财货，犹不脱本来面目，亦不至大为宗社殃咎。振贝子于唐蔚之，仅以为作官引导，学之惟肖，旋即弃去不用，犹传其父衣钵。洵、涛两贝勒、泽公，则非徒为利，而又自逞其才，故学生一派乘之而起。若辈接近邸第，把持部务，若似乎在王公及部员之间，生出一重障碍也者。至部则曰：“王爷、公爷之意也。”在邸则又曰：“部员非此不可。”因而上下其手，甚至潜施毒计，以覆其宗。革命之事，仍诸王公之自革而已。
泽公用武进盛尚书，有贝之财与无贝之才实兼收而并蓄。武进谙于财政，为是时第一流人物，有王者起，必来取法，钧衡重任，当之无愧。然泽公拥有汉冶萍股票，其暗号曰“如春”，谓帝泽如春也。虽不敢遽定为贿，抑无人能断其非贿矣。
炎凉之态，世所不免，然不如陶斋之甚。李季皋侍郎常述其反复，以为笑乐。光绪三十二年，侍郎使于奥，陶斋以考察政治之命至。方议为慈圣弭谤，谈笑甚欢；忽以奥人供应不周，多方责难。侍郎曰：“公之官有大使之级，而公所奉之命则非也。”不欢而散。侍郎畏其谗，先以情上达。陶斋归，果有媒孽。那相笑曰：“休矣，已为被告而犹不知耶！”乃大沮丧不复言。次年，侍郎简苏臬，致书陶斋，时为江督，久置不答。侍郎陛辞，据实上闻，且述前隙。慈圣曰：“彼恶敢然。”次日奉旨调豫臬，旋得陶斋贺电。自是数日一讯，属托其弟端锦。端锦者，河南侯补直隶州、充陕州盐厘局总办，通省第一差也。丁嗣母忧，求许夺情。陶斋书言：频年亏累，赖弟盐局岁助八千。既知其事不行，犹请缓三月离差。卑鄙不堪言状，直至其弟去而止。是后音问又绝。宣统初元，侍郎闲居京师，辄携二妓至御河桥旅店小饮，即都人所云“六国饭店”也。时伦贝子犹未得志，辄来聚饮，兴尽即去，不相邀，亦不相送也。一日，贝子引陶斋入，略一周旋，若相识，若不相识者。次年，侍郎从涛贝勒考察军事归，一夕，贝勒由电话中言端四求见，俄顷即至。嗣后数日必一来，食云则食，坐云则坐，如晋平公之于亥唐。是岁九月，粤督袁海观制军将告归，谋缺者众。陶斋忽邀侍郎夜饮，宾主二人而已。膳毕尽出所藏四王、吴恽名迹，互相鉴赏，侍郎曰：“此诚美矣，犹不若余藏廉州册为尽美。”陶斋曰：“犹有佳者。昨观公斋，非缺烟客一家耶？”出烟客画轴，悬之于壁，相继而上，于俄顷间而太常之画满壁。陶斋曰：“公择其尤者，当举以相赠。”侍郎笑曰：“三日中，粤督必简人往。俟公失鹿之后，如有所赐，必拜登。”陶斋惭而止。三年，陶斋卒以重贿得以侍郎候补督办铁路。时侍郎长兄伯行方为邮传部侍郎，用兄弟二人名公饯之。陶斋不允亦不辞，署于简端曰：“无暇。”翌日，送振贝子至英，与过于东车站，侍郎揶揄之曰：“公平日为吾食客，不速而来者屡矣，闻余宴客而自至者亦屡矣。今以侍郎候补，固无以加于我也，胡为乎若是？”时送客者众，咸问其故，侍郎具述简端批语。陶斋笑谢曰：“是日适有伦贝子之约，然则公仍赐食否？”于时伦亦在侧，遂合为一局而饯之。
九州故壤，疑皆蛮族旧居，其强盛之故，始于异类之入主。舜东夷，文王西夷，钻研故籍，犹可得其侵陵兼并迹象。所谓揖让征诛者，特古史文饰之辞耳。胡羯、氐羌、鲜卑、沙陀、契丹、女真、蒙古据有中土。南面御下。至今除蒙古尚有遗族外，其馀诸国，皆尽其所有而俱来，未几，即与之俱尽而不复见。茫茫禹域，真亡国灭种之利器矣。推原其故，以小量加诸巨量。譬如一杯水对一车薪之火，不特水不胜火，而火犹将胜水，其势然也。清自满洲崛起，君临天下，悉主悉臣，鉴于前代之事，满人不求文学，惟重骑射。八旗兵分防各省，扼诸险要，画地而居，不与居民杂处，不与汉人联姻，备之未尝不周。然二百年间，满人悉归化于汉俗，数百万之众，佥为变相之汉人。并其文字语言，为立国之精神，虽俄于波兰，英于印度，法于安南，百计摧残而不能去者，满洲人乃自弃之。皇帝典学，尚知国语，馀则自王公大臣以下，佥不知其为何物矣。清末满大臣带领引见，太后前则易，皇帝前则难，以太后不通国语也。宣统三年，伊克坦入直，主重国书，未可谓为识时务者，盖已晚矣。
辽、金、元、清四代起于北荒，有语言而无文字。彼中哲人，仿梵经之法，造为字纽声母及合声之法，以成一朝文化，诚为有益无损。若本有文字而惮其难读，欲废彼取此，是犹苦衣冠之繁重而欲反于裸体，恶宫室之造作而欲复归于巢穴也。果如所言，试设身以想，则中国文字，与西南蛮族奚异。王小航自日本归，造官语字母，为欺人之计，犹可说也。劳玉初尚知礼教，乃立简字学堂，诚不知是何居心矣。玉初选资政院议员，与东西洋归国学生争论，无夫奸法律甚力。是时淫风流行，廉耻道丧，仅争末节，何济于事！孟子曰：“不能三年之丧，而缌小功之察；放饭流ヱ而问无齿决，是之谓不知务。”
沈子培方伯以提学使调署皖藩，履任之始，正值项城退归林下，视皖抚宁州朱经田中丞蔑如也。督抚年终密考，为司道黜陟之机，光、宣末造，难稍疏忽，而大体弗改。抚藩交恶，以是方伯终不即真。未几，张文襄逝世，内援既断，益觉吾道之孤。方伯自此终年请假，不履抚署，而其他酬应如故。杨杏城侍郎出任南京博览会审查总长，路过安庆，方伯特为出城往晤，尤足以惊俗眼而启群疑。未几，卒自请解职去。二公负气，各不相下，君子之过，其是非得失，未易判也。熊成基兵变攻城，二公在围中，同心协守。及变兵败退遣散，时乞入城购物，中丞拒之，方伯曰：“儿辈敢为非耶？”中丞曰：“纵之至内，且恶作剧。”卒不许。论者谓方伯颇渐染于近代学说，临事之时，未若风尘俗吏之能断。观于辛亥长沙一役，可以鉴矣。鼎革以还，中丞复出，任为直隶都督，颇为名节之玷。然李陵曾言：“身之不死，将有为也。”陵后无所表见。中丞仕民国，为直隶督军。宣统复位，敌众匿津租界，谋为不利。中丞侦知之，遣逻卒伏其屋侧，将擒而治之，且制止不使通电，绸缪牖户，不遗馀力。适政府以张少轩兼直督，移中丞入京，为民政部尚书，夺其权，于是纵敌生患，事遂不可为。其后敌军露布，声中丞之罪，云“几为所制”，而中丞之心事见矣。方伯先入都，辄大言曰：“今后毋谈光、宣往事为也，宜取法雍、乾，严明政体。”及败南归，慰同侪曰：“何气馁之有？今科不中，下科再来。”方伯之志，始终不挠。其列科宜在言语文学之间，论事功则逊中丞甚远，不能以成败论也。昔许涵度护川督，冯蒿庵居其属下，颇受窘辱。定兴在枢府谈川事，心为不平，曰：“许涵度市井耳，梦华书生，焉能与接。”庆邸时坐室中阅文牍，若闻之，若弗闻也者，讠言曰：“市井犹能治事，书生何所用之？”后之史官，如作中丞，方伯列传，老庆之言，不可以人废也。
明太祖初从郭子兴，马皇后为子兴养女，明得天下、犹奉祀弗衰，不以为辱也。亦不闻太祖以是之故、在郭军中为人所轻也。黔宁王为明太祖养子，分封南服，与国同休，未为下也。贵阳陈制府即真为庆邸干女婿，朱纶即真为载振干儿，论其先世阀阅，互通亲好，未出情理之外，而况事涉渺茫乎。江侍御闻贵阳制府之将入枢廷，宁州中丞继直督，欲阻之而计无所施，急而出下策，举此二者以劾庆邸，迫胁政府，不得不为之中止。犯上为作乱之萌，于此可见国势之衰弱而将亡。暧昧之言竟形章奏，于此亦可见中国之污点。而类此之事，如李伯行之为倭主甥婿，康有为之进媚药，在今日闻者，当为失笑，而当日言之凿凿，虽知其谬而莫敢为之辨。孟子曰：“言无实不祥：乃凶兆也。”然侍御以是左迁、告归，遂不复出，为清末侍御中第一完人，未始非福。
军机大臣无一定之缺，以四人为常，创立于雍正七年，怡亲王、张廷玉、蒋廷锡、马尔锡本只四人。近世能记忆者，法越战役之后，礼亲王、额勒和布、张之万、许庚身、孙毓汶五人为最久。十九年，许庚身卒，徐用仪以吏部侍郎学习行走，仍为五人。日、韩事起，恭亲王、户部尚书翁同、礼部尚书李鸿藻、候补侍郎刚毅、礼部左侍郎钱应溥，相继入直，同时九人之多，而旧人陆续皆出。枢府中，例有一名位居末，者钞录秘密文件，京语所云“摩棹子”者，徐、钱二公即其人也。刑部尚书廖寿恒、礼部尚书启秀，继钱后亦与斯选。太后复训政，大学士荣禄、协办王文韶、刑部尚书赵舒翘入直，仍留礼王领班。西安行在惟荣、王、赵三公随往。赵既得罪，鹿傅霖以侯补尚书入，瞿鸿机以工部尚书入，复为四人。回銮之后年馀，荣禄薨，庆亲王奉命入，时仍四人。日俄事起，王文韶出，蒙古荣庆以礼部尚书入。又次年，天津徐世昌以候补内阁学士入，长白铁良以户部侍郎人，至是凡六人。迨三十二年官制改革，军机处定为实缺，庆亲王、瞿鸿机同奉朱谕，仍为军机大臣。更以长白大学士世续及闽县林绍年由广西巡抚以侍郎用同入，至是复为四人。次年，瞿、林相继出，醇亲王入，鹿傅霖复入，张之洞、袁世凯又同入。两宫上宾，醇王摄政，袁世凯出，那桐以大学士入。宣统初元，张之洞薨，戴鸿慈以法部尚书入。二年，戴、鹿相继卒，贝勒毓朗、内阁学士吴郁生入。未几，吴出，大学士徐世昌复入，仍为四人。次年，废军机处，而国旋亡。
光绪二十七年，废大阿哥溥伤。其时，醇王已聘定故侯熙元之女，慈圣不许，特指大学士荣禄女与王为婚，册封福晋，意中已有立储之事矣。王在邸，方倚福晋以自结于上，敬而畏之。两宫龙驭上宾，王摄政，福晋势益张，颇以簋不饬闻于外。宣统三年夏，五贝勒载涛演剧于邸中以自寿，王生母太福晋并诸王公皆往。福晋方有娠，弗与焉，微服入市观剧，且饮于肆而返。或奔告王，王大怒，驰归责之。夫妻反目，太福晋亦不能制。次日，王怒不息。出，乘车击窗，窗折。至海子，乘船击几，几又折。是日，臣僚章奏，多被严斥，辄批云“著不准行”。京师传为笑柄，谓王犹是对福晋口吻也。
宣统之世，武进结于泽公，运筹帷幄之中，声势煊赫。授邮传部尚书，与闻国政，平生志得意满之秋，莫逾于此。当时路政纷歧，莫可究结，粤路收股及半而造路无多，悉资浪用。川湘两省田租入股，等于加赋，集赀亿万，权操诸三数巨绅之手，颇有人言。武进于是主张铁路干归国有，枝任民为，尽塞以前弊窦。然未审历年祸患潜伏之深，彼人死命必争之处，川乱以成，鄂变随起，而事遂不可为矣。创议之时，项城时在彰德，闻之，矍然曰：“不意杏荪魄力之大若此，余久有此意，而未之能行也。”然则英雄成败，殆有幸有不幸耶。
湖广总督瑞，满人中之健者也。以苏松太道陈臬开藩，皆未赴任，而办清乡。袁海观制军督粤，入觐见项城。项城曰：“萃如胡久不履新？”制军曰：“殆不欲再坐官厅、上手版矣。”项城曰：“胡能尽如彼意？”制军曰：“彼心目中，未必有政府在也。”项城颇妒。及晋抚恩寿罢，内意已定瑞，枢臣荐宝，慈圣不悦，曰：“予用一人，尔何勒焉？”项城颇言：“山西方有事，抚臣为一省首领，远调需时，谁负其责？宝升任，驾轻就熟，较易为理。上意重用瑞，何处不可者，奚拘于一地？”因之瑞沉滞年馀始简苏抚。时陆文节钟琦为布政使，瑞谓之“造粪机器”，传为笑柄。移督湖广，自司道以下，尽以其所爱，易其所不爱。湘抚忤其意，密举余寿平中丞代之。是年，蜀中民变，中丞未奉其命，遽以师往援，瑞叹曰：“厮养之卒，使持手版迎客，则举措皆失其度，今而知司使之贤者，固未可专方面也。”骄妄类如此。及武昌乱作，瑞仓皇出走，登楚豫师船，匿于江中。城内军士尚未尽叛，与变兵相持一日夜，闻总督遁，乃降。大军北下，互战方酣，瑞登轮遁至九江，于是全国瓦解。
辛亥八月庚子朔，越十八日丁巳，武汉之乱作，翌日闻于朝。己未，政府及各部大臣入见，环求起用袁世凯，王不许。庚申，辛酉宫门抄，言官有三数封奏，留中不发，意亦为是请也。壬戌，忌辰也，镇国公载泽与庆邸过于寿皇殿之院下。泽曰：“侄意，须项城一出。”庆曰：“屡言之而王不听，奈何？”泽曰：“侄请独对。”力争之。出曰：“王许我矣，命勿告政府。殆欲出自己意，以示惠也。”未几，王果召庆入，下诏起用袁世凯。庆出，复召泽入。庆辈不知所以，坐于直庐以待。泽出，宣王之后命，曰：“使朝臣中与项城习者赍诏前往，促之速来，善为我辞焉，勿介意于旧事也。”遂令阮忠枢往彰德。及归，要约多端，王悉曲从。朝廷之情见势绌，于是毕现。
泽公先与项城不谐，自盐政改革，长芦盐运使张馨庵都转时有献替，大得其宠，积渐疏通意见，其间已早融洽。乱作，都转往来于京、津之间，泽公因有起用项城之议，其事虽不可知，其迹已略可寻矣。武进为泽公谋主，当此之时，若似乎不闻不见，然于起用项城之事，亦大有力焉。鼎革后，武进致书孙慕韩中丞，使密陈当日之事，为示好之意。项城曰：“彼与我角力有年矣，今尚有目，作此言耶！”中丞失色而退。盖武进初意，欲乱事即平，汉冶萍不至受损，不知并宗社而亡之也。洎乎国破家亡，求保区区资财，为卷土重来之计，仍遭呵辱，是岂彼所能料及哉！
张文襄有旧将二人，一曰张彪，一曰吴元凯。相传，文襄有使女嫁为彪妻，称丫姑爷。闺闼之事，人莫能详。世俗犭薄，既隐善而扬恶，抑作伪以为真，不足论也。元凯为先文庄旧部，吴武壮荐之往，练兵用湘淮纪律。彪迎上意，仿西法。故“凯字营”日削，而新军日盛。光绪末造，湖北新旧两军竞争颇烈。旧军抑制已久，有爆发之势，元凯力遏，始已。卒以时尚所趋，旧军裁撤罄尽，悉归新制。北洋拓张六师，威权甚震，湖北一镇一协，兵数虽逊而精过之。秋操之典再举，评者曰：“北军由淮军变化而成，皆百练之卒，以勇气胜。鄂军自乡校选出，具普通知识，见长官训令，能自录出，以学问胜。然下级军校少年盛气，识力未足，易受益惑，隐患伏焉。”辛亥，武昌祸发，叛军拥彪为主。彪曰：“杀我者，宁就戮，不然释我。”叛军以礼送彪过江，觅得黎元洪而立之。彪至汉口，集残卒，会防营，招水师上岸，帅师不足三千人，扼大智门外京汉车站而守。叛军由汉阳夺取汉口，连得三镇，器精众整，兵数一倍，勇气十倍，直前搏斗。彪耻失武昌，战颇力，相持稍久。援师不至，遂败，朝廷亦不复用。先是，蜀中有事，命端方为督办，率鄂军一混成旅，入川平乱。中途闻鄂事，兵变，端方被害，馀众乃返。文襄练兵廿载，至是成为戎首。
方事之殷也，为新内阁谋者曰：“西人心目中，凡国家之兴，皆起于乱党，成事即为国家。故乱势一成，彼视与国家相等。洪杨之役，金陵未复之先，彼称述忠、侍二王，俨然敌国。不宁唯是，南北美之战，胜负未决之时，在彼族亦无别也。今武汉乱作，遍地伏莽，难保无蔓延之势。年少学生潜伏其中，咸习于西人俗，尚或投其所好，用新建邦之名，布告各国，令守中立，约定从前所订条约继续有效，将何求而不得。吾于起事之始，先请于列强，将庚子赔款迟期一年而加息焉。币制借款早经借定，先假五百万以应用，措词颇易，计息岁不足百万，为财政计，亦未为失也。且挟西人之资二千馀万，入我此次战费之中，而彼初未之觉。俟乱党布告各国，不认八月十九以后吾国之约，则此约明明在后，功效乃大著。战而捷，必加息以偿。战而不捷，匪惟无利，即母金亦有碍焉。西人惧于我之败，能不助我乎？纵不我助，必不至为患，所以树我之党而破敌之计也。”阁议以闻于庆邸而从之。使胡馨吾往，教之言曰：“吾国赔款，仰给于关税，汉口一关，其尤著焉者也。不幸有乱，不能如期而至，请迟以期年。币制借款现在银行，尚未动用，请移缓济急。何如？”皆对曰：“诺。惟吾无所据以报吾国，乞以红封来。”“红封”者，外部与使署通信之名也。既而，英、美复讯先至，允缓收庚款，而以币款委诸承借银行云，阁臣皆喜，谓庚款者，彼官款也。币款者，彼商款也，官款列于预算，彼犹以为可，则商款之债票届时付息，不致失信，宜无不可矣。英美皆有势，既已应诺，其他宜无不诺矣。泽公不许，曰：“不可以失信于外人，且吾国之力可任也。”乃复使胡馨吾至各馆索红封。未几，乱党照会各国领事，请守中立，事成之后，以前之约，待之如初，惟八月十九日以后之约概不承认，云：“各国使臣咸谓举动依乎礼法，而外交目光为之转移于不觉焉。”
滦州事起，军谘大臣载涛，中夜召李季皋侍郎至其宅，示以张绍曾电奏，曰：“事急矣，子曷为我至彰德见项城，使召绍曾而杀之。”对曰：“绍曾方握众为乱焉，必其奉世凯之命而即往。今日世变非常，人怀叵测，朝命之不能行于世凯，犹世凯之命不能行于绍曾也。乞以符予我，明日驰至天津，使张怀芝往，代将其众。王请于上，以诏谕绍曾，且召之入朝议事，候其至而斩之。”涛曰：“滦事方有变，易将可乎？”对曰：“往日一纸之书，虽据数千里之地，拥数十万之众，孰不俯首帖服！滦军之变，倡之者，料不过十数人耳。首鼠者必据其半，矧其士卒，尚有强半不知者耶！见新师之至，趋迎不暇，何敢相拒。因而诛其反侧，安其馀众，少时即定。 怀芝宿将，足以办此。”涛曰：“彼石不令怀芝行，奈何？”对曰：“此其所以必有天津之行也，将告以大局，权其轻重缓急。怀芝此行，仅以安众耳；众心安，则他将至而怀芝返矣。仅此旬日之间，奚为不可？”涛曰：“假而绍曾不受代，则如之何？”对曰：“滦军一镇，半在永平，即如绍曾之说，万众一心，亦仅五千而已。绍曾果以众叛，入犯京师，必触外人之忌。吾据庚子之约，令铁路勿载其兵。彼虽疾行，七日之内不能至。吾众能战者禁卫军万人、毅军万人，京旗第一镇亦万人。以六敌一、以逸待劳，以顺讨逆，何忧不克！”涛曰：“诱绍曾而杀之，可乎？”对曰：“以计诱敌，胡为不可？苟不欲刑之于市，要于丰台而杀之一也。”涛曰：“虽然，不可以专。”乃相与至东海宅，告之东海，口亦称美，而唯唯否否，气不复振。于是决意取朝旨以行，次日，遂有宣布信誓十九条之谕。闻项城在彰德，奉命为钦差大臣，犹迁延不行，于移师征饷之权，要索未已也。及见十九条之谕，曰：“彼自弃之，于人乎何尤。”遂驰至军。
八旗劲旅，为朝廷宣力者二百余年，光绪以后，气数已尽，虽欲振作，其何能兴。发、捻之役，有塔忠勇、多忠勇最有名于一时，等而下之，胜克斋亦颇能战。皆旗人为将，然所将非尽旗营也。醇王抽练旗营，一日而黜三都统：乌拉喜崇阿、明魁、特而庆阿，可谓严矣，而不闻成军。荣文忠武卫五军，惟中军为旗籍。庚子之役，匪惟不战，抑且四出劫夺，西兵入城，全师皆溃。涛贝勒统禁卫军，平时养之如骄子、恃之若长城，及摄政王退归藩邸，贝勒请罢军统职。掾属皆劝其保有区区兵权，以为牵制之计，贝勒不允。问其故，不答。固问，则曰：“吾妇泣于余前，不欲与于兵事。”魏桓范曰：“汝兄弟，独犭卖耳。”古今一辙。
唐才常之役，实挟士官学生吴禄贞辈以俱来。康、梁以改革政治宣于众，诳之回国，见张文襄，说使从己，不然则以兵谏，众说而从行。及至武昌，乃知捐躯以当锋镝，本已不欲，故事一泄而全遁。禄贞谓人曰：“吾奔至皖和悦州，过江之大通，始得附轮而下。见侦探二人随己，有追捕之状，当时即欲投江泅水逸。在刻不容缓之际，汽笛一声，微闻二人私语曰：‘殆不在斯，下舟去。至沪，亦既上日本邮船矣，与友偕至浴堂。一人似侦探，随而同浴，先罢，故触其衣落地，内中信件纷出，唐才常函在焉。友急掇起，嗔曰：‘银票何得疏忽。’此人既行，余微叹谓友曰：‘险哉！’出门，车俟于门，倏见此人攀辕询来历，急驰而免。”是时，吾国何得有许多侦探，莫非禄贞惊疑所致，然可见其狼狈情状。禄贞至日本，文襄不欲丑播之外，学费续寄不绝。未几，距毕业期近，学生监督日本人福岛书询文襄曰：“禄贞练习成材，弃之可惜。公如不用，吾将留归日本籍。如用之，不得借故杀害。”文襄许诺，福岛亲送禄贞至鄂。文襄以签押房后一室，居之累月，察其无异志，乃遣至军。洎北洋六镇成立，设练兵处，庆邸与项城领之。铁良主政，忌项城权重，欲兼用鄂中将士，以持其平。良弼荐禄贞，请以国家作保，庆邸从之。禄贞因而骤贵，官至统制，仍不改其初态。武汉变作，跃跃欲动，为人所刺死。新军中咸疑项城为之，理或然与。
打箭炉，本四川总督辖境，高宗以隶西藏。时藏为我属，驻藏大臣威势之下，犹之乎由此省而改归彼省，无所谓予夺也。本朝盛世，藏中僧侣官职，黜陟之柄，操之在我。历任驻使卖官鬻爵，渐失天家体制。琦善纳贿，并其制度而悉更之，自是太阿倒持，驻藏大臣备位而已。光绪初，松氵桂任满回京，见恭邸。笑问曰：“藏丫头风味何如？”对曰：“别有风味。”时岐子惠将军在坐，闻之，传为笑柄。于此可见，当时西域都护公然渔色，不以为讳。先文庄督川之日，值瞻对为乱，事平，仍以归藏，不知者以为姑息。文庄曰：“今欲安边御侮，在于规复旧制。何须收回区区之地，而失全藏之心，是舍藏取瞻也。”边吏颇欲以此邀功，言改土归流之利者甚众，终不听。及定兴继位，用张济策，一试而败，藏人羁縻未叛者又数载。赵次山、季和两制军昆仲相继督川，始行开疆拓土政策，实逼达赖喇嘛出走。遂尽取巴塘、里塘各土司之地，分设州县，立西康行省，中国于是乎失西藏。未几，川乱，季和制军殉难，藏人乘间内侵，边境因而多故矣。制军之父文颖，知阳谷县事，遭粤匪之乱，被七创死。两世忠节，人多称之。制军丧归，哀挽甚众，中有一联云：“继阳谷公，慷慨捐躯，取义成仁，世犹有乱臣贼子。”意讥其兄次山制军嵩山四友也。
苏抚程雪楼中丞，初以直隶州需次安徽，未甚得意，闻有署吾邑庐江县之说，已而不果。中丞故与旗籍人有旧，因之吉林，大为将军长顺所赏识，疏举其材于朝。是时，日俄战正酣，中丞与将军达桂周旋两大之间，颇负时望。长顺卒，达桂继为吉林将军，中丞氵存升道员，署黑龙江将军。光绪三十三年，东三省改官制，自将军以下皆免官。中丞内有系援，外隆令誉。值新设黑龙江巡抚段芝贵因杨翠喜案罢归，得留署其缺。旋授奉天巡抚，调江苏巡抚。由边省而移腹地，身名俱泰，东三省改官制之后所仅见者也。贻霭人将军，吉林人，始与中丞为挚友。京朝之事颇恃为重，久而益得。两家子弟男妇，相好无尤。朋友义重，亲如家庭骨肉，本为八旗旧家之风。及将军以贪墨参案败，中丞之子与贻谷之子，俱随使节在俄京圣彼得堡，中丞子妇忽手刃将军之子，两人之谊遽绝。辛亥春，中丞以未曾到省之候补道员应德闳署理江苏布政使，为言路所讦，奉严旨申斥。疑将军之党为害，内不自安，颇有去位之意。乱作，推江苏都督。项城建民国，授南京留守，未几，退隐。诸公子常往来吉林，与其他旗籍故人缟联欢如故，益见北人之交坚若金铁，至国变而不渝也。
冯星严中丞，以光绪癸未成进士，入翰林，二十年始外放道府，迁安徽徽宁池太广道。不三年，氵存升江西巡抚，项城之力也。武昌变作，南昌新军，学识远出鄂省之下，而嚣张过之，闻乱即起，拥中丞为都督。中丞托词让贤，适中马毓宝意，得辞职归里。已登舟矣，毓宝送至江岸，拱手话别。中丞谢曰：“后会有期。”毓宝误会以为江湖隐语，谓他日报复，如孟明之“三年拜赐”也。忽忆中丞与项城，儿女姻亲而兼乡谊，当日南方乌合不敌北兵节制之师，畏之如虎。惟恐中丞纵去，能为后患，复挟之反，令作书致项城，招使来降。中丞不允，则软禁之于一室，不令亲友省视。中丞知不免，自承素有嗜好，日吸鸦片数次，毓宝许之，而微疑其有他，命监者给之，而但如其量止，毋得多予。居数日，中丞绐监者曰：“汝日出购区区之物，不以为烦乎？吾与汝金，为我买供三日之用。”监者喜得沾润，为致如数，中丞乘间服之而死。中丞在任，江杏生侍御曾劾其溺职，亦以项城之故而波及，嗣竟以死，可谓君以此始，必以此终矣。
逊位之先，项城授内阁总理大臣。杨杏城侍郎授邮传部大臣。侍郎从唐少川尚书南下，与国民党议和，梁燕孙京卿派署邮传部大臣，署中相见，谈及铁路交通之便，京卿问侍郎曰：“子知铁路兼水陆交通之利乎？”曰：“未也。”京卿曰：“项城斥逐彰德安置，欲往则畏有后祸，欲不往而不能，两难之际。余时为铁路局长，献计曰：‘为公备机车、坐车、行李车各一辆，置于公寓处相近，日夜使勿断火，以待命。身在京刺探消息，苟不利于公，则立以告。是虽往，而缓急可恃以出走，至任何海口而止，犹之未往也。至公之属下，自幕府以至驺从，皆取给于各路，朝夕相从，则在野与在朝何异焉？’”项城于侍郎为旧交，其于京卿之新交，则甫见于此。
项城于杨氏昆仲皆善，及戊申放归，往津被拒，自是与杨氏不惬。制军身故，以津浦几兴大狱，幸邀宽典而夺宫衔，则张馨庵都转受命项城为之也。侍郎如在暗室，不知天日，辄为呼冤，可谓昧于事情矣。中兴以后，各省疆臣率效仿曾文正规模，不使其属下接近子弟，故后门生部曲，多念旧恩而无从生恶感。项城为督抚资浅，不知先辈典型，长嗣芸台左参，于乃翁故吏，无论文武两途，少所满意。文员中惟赵秉钧、沈云霈，武将中惟王士珍、雷震春差为许可，馀子碌碌，不足数也。于杨氏昆仲，尤多贬辞。项城在枢府时，左参屡谓人曰：“如有语于家翁者，告雨人，勿告杏城。”鼎革后，将召侍郎入为秘书总长。左参在德，电致其父，力言不可，首云“勿须秘书译”，而电稿仍入案册，梁燕孙播而扬之。侍郎不安，坚辞不就。其后项城亦知内部不协，洪宪改元，仿前朝之制，储君之名，密藏于箧，闻为第五公子云。
张少轩军门，少从许仙屏中丞为末弁，性放旷，不受羁勒。好博，屡丧赀而蚀公款。中丞将惩处之，夫人称其能，纵之去。至广西，投苏军；走奉天，隶毅军，殊碌碌无所短长。既而，随项城练兵小站，充管带。项城开府直隶，所部益张，军门得统带巡防营，驻直豫交界。銮舆东返，扈从至京，留充宿卫，授建昌镇总兵、擢南提督，移甘肃，皆不履。一时恩眷，无与伦比。始而宫门内外，既而圣驾左右，莫非张部。会项城入都觐见，蒙恩赏戏，见张部兵甲鲜明，盈阶上下，骇然曰：“如其有变，将若之何？”与枢府谋，徙之外镇。值日俄战后，东省遍地皆匪，乃调充奉天行营翼长，节制三省防军。虽尊荣备至，不免有名无实矣。
东三省为胡匪出入之区，军门至任，迄无以遏横行之势。京朝官多疑其通匪，然事无确证，莫以谳其罪也。历任将军，总督，咸优容之。暨锡青弼制军开府辽东，素耳其名，欲视其人，以察其藏否。值军门在京，调知来意不善，日游于外以避之，使不获晤。制军不得已，一日凌晨，突往见之。出谓人曰：“吾入少轩庭，陈设古玩，皆装潢置箧中，如入古肆。叹曰：‘美哉室也。’少轩曰：‘两宫所赉也。’吾曰：‘然则赐第也欤哉？’少轩曰：‘臣受钦赏，年来积至数百，且盈千件。上知臣贫，辄予白银，曾一次多至万五千，合计数几六万。尽兹屋中所有，不过如是而已。非皇恩之厚，安得享此以终耶！’余闻斯言，遂无奈何也。”及履任，总督、提督，按诸大清典籍，品级相等。军门于前任东海制军，甘居属下，至是则分庭抗礼。问之，则曰：“菊帅，吾旧长官也，而何比。”于是卒不相下。虽名挂弹章，终不为屈。
军门性好挥霍，平时黄金散尽，曾不少惜。及至窘时，颇受经济束缚之苦。宿卫数载，每至年终，辄向项城求乞。一岁，项城拒不见。既而，以银帖二千予杨杏城侍郎，曰：“子归，少轩必俟乎尔，幸举此畀之，勿溷乃公为也。”项城恶军门，然畏其声气通于宫禁，故宽假之，已而果然。小德张未得意时，军门知其有宠于皇后，辄先纳交甚笃，且与联宗。张母有私蓄，军门常贷以济急，通家之好不啻焉。隆裕尊为皇太后，小德张为总管，声势煊赫，军门因缘而为显要。洵、涛初起，犹介以自结于太后，下此者勿论已。军门既侪于朝贵之列，求遂所欲。值姜翰卿统制有瘠首疾，偶行数武、常晕眩不已，必席地坐片刻乃复。每入内庭，途中辄三四息，大有衰态。军门乘机欲夺毅军而代之将，枢臣、陆部无可无不可。既有成议，统制知之，往见庆邸求退，遣散其众，曰：“此军自宋、马以来至于今，事三主矣。其父兄断ㄕ决腹于疆场之上，今之存者，皆锋镝之馀也，忍激之为变而尽芟夷之乎。”且泣。时当道诸公相忍为国，惧不敢发。军门曾在毅军，军中亦有为之助者，怂恿其前进，毋为气馁，以此相持不决者累月。适程从周军门逝世，乃以程平斋继任长江水师提督，使军门统江防军，驻浦口。军门虽不悦于出京，然赋闲已久，骤得此事，欣然就任而去。异日革命军起，朝旨北洋陆军尽隶项城麾下，时北军之能为异同者惟毅军。项城入觐，及返私舍，宾客盈门，皆辞焉，只见姜统制一人而与之谋。假使斯时毅军统领为少轩军门，则前敌诸将领虽合词吁请共和，犹有后路可退，有清皇室不至处于绝路也。武昌之乱作，蔓延至江南，所在新军响应，防之更甚于寇。倚以备缓急者，惟江防军是赖。军门简江南提督，帅师驻宁，更遣二营至皖，以壮气势。卒只五千，又分一千以去，兵力单弱之甚。江南第九镇变，江防军击走之。未几，苏、浙、沪、镇、淮、浦敌众大至，军门坚守不出。上海教会遣使说之罢兵，军门曰：“我江南提军，非尽复吾土不止。”初，江防军全部南渡，军门誓死矢忠报国。部将张文生谏曰：“无益也。苟死而仍无济，曷若姑留吾身，以有待焉。愿守浦口为归路。”军门许之。事亟，文生具舟，济师北遁，全军而返。自是军门于文生言听计从，与白宝山并倚如左右手。
癸丑南北争战，军门奉项城命，与冯国璋分途南下，夹攻金陵。国璋由津浦铁路，军门由运河，势如破竹，先入城，欲得其地。项城不予，以国璋为南京都督，改江防军曰“定武军”，移驻徐州。初，毅军制度，名位高下与兵权多寡各不相涉，惟视乎帅意而已，喜而与之，兵数立增；恶而夺之兵数立减。马忠武曰：“吾尝拂宋忠勤意，不数日间，以吾部悉分隶他将，所馀百人耳。”毅军成于豫中防捻之日，当时染霆军之习，容纳游勇，有额则补为正军，平时仅给食而已。临战趋以应敌，胜则锐师继之，不胜则整师以乘敌懈，霆军常资以集事。军门在徐，沿袭旧法，整军经武，众至五万，虎踞津浦中心，为海内重望。各省使者集麾下，事无巨细咸就取决，名为徐州会议。项城去位，黄陂继之，北洋诸将帅不满于其所为，咸有别图。于是，思旧之人，心为之一动，群趋于军门，为恢复计。适黄陂免倪嗣冲职，以军门兼代，众怒愈张，而于我益利。军门乘机善导，倡言复辟各省之使者，咸电询于其府主，欣然从命，成立密约。会黄陂招军门至都，调停各省纷局。文生、宝山惧于禄位之危，悉持勿去。幕中文士眷怀故主，视事过轻，几如反手之易。军门未有设备，携卫军千人，乘津浦车北上。及津，淮南盐运使刘某，军门之心腹而所识拔以至今职者也，力阻挠之。且为之谋曰：“不如任择一人为阁老，姑留今政府为吾用。”从之。既而授官施令，悉乖所欲，军门毅然奋起，扶幼帝复位。以军机大臣兼直隶总督，宰相而领节度使，周、召方伯之任也。军门平时誓词，复江南提督原任，言行殊不相符，各省使者签名于密约者无不食言而肥，兵事乃作，军门以卫军一营支持数日而败。军门遁入荷兰使馆，乘隙至津，于是乎终身焉。
民国初年，军门统军之众，各省无出其右。身没之后，遗产无多，虽因经商不善之故，多所亏蚀，然为数较少，比之同时之领军者，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真不可相提并论矣。忠于故主，视富贵如敝屣，至死不渝初志。后之作者，亦将有感于斯人。
军门初至金陵，游秦淮河，眷扬妓小毛子，纳之为妾。距革命未久，小毛子以目盲，失宠遣去。扬州妓女多住乡间，乱中投奔亲族，道出淮上，扼于兵，从者呼曰：“张军门之夫人也。”时军门守金陵不下，适为众矢之的。淮上军得此奇货，欲挟以为质，迫军门献城出降。上海报馆，更造出一种谣言，谓军门本无斗志，以失小毛子，老羞成怒，忿而出于一战，无识之徒轰然和之，众口一辞，遂有以吴三桂之圆圆为比例。言清得天下失天下，恰有一被掠妇人，为之渲染生色。嗣知为弃妾，谣风乃息。
复辟之役，康有为简弼德院长。当时创举，用人不拘资格，于有为旧职，未之计及也。有为奉诏谢恩，以一品服色往，见者知其未脱草野之气，莫不匿笑。当道不得已，赐以头品秩，有为奔走经年，他无所得，仅顶带荣身而已。时敌军露布曰：“将帅则乌云瘴气、几榻烟霞；谋臣则巧语花言，一群鹦鹉。”出于梁启超手，不为有为稍留余地，无论知与不知皆哂焉。有为仕清，终未改节。暮年耽于古刻，游陕西，至某大庙，买得宋刊经典以归。运经汴洛道中，为土人所觉，诋为攘夺而追取之，其中什一已携至沪。有为故后，有好事者影印陕中宋藏，其所缺者，犹假诸有为之家，始成完璧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