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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庵笔记》盛称劳文毅在粤镇定之功。《越缦堂日记》于咸丰甲寅文毅移督云贵诏下注云：“闻从英人之请。署黔抚韩超罢任，以张亮基兼署，不见明谕，亦出英人意也。”二书记载不同。新宁刘忠诚由赣抚移节两粤，先文庄以赣藩继任，于其行也，饯之于百花洲。酒酣，同官各有颂词。忠诚起谢，已而曰：“闻前任在羊城，每日作乌龟一次，此真难乎为继耳。”时文毅诸公子中，有需次江西者，且适在座，同官为之大窘。
刘忠诚简粤督，先文庄继为赣抚，临行时，问以旧令尹之政，忠诚密告曰“吾闻诸沈文肃：南昌本无教堂，教士偶然一至。每出，则有某把总潜率所属，衣便服，随其所往而踪迹之。行不多程，土人未知所以，往观者众，必露扰乱之状。内地居民少见多怪，乍遇碧眼虬髯之客，讥笑詈骂，不一其态，因之无识儿童抛掷瓦石，所不能免；市井无赖乘间窃发，有群起而攻之势。外人不通言语，初不之觉，既而微知情节，则已身入重地，必形惊惧。把总及其下便衣兵卒，暗加保护，而导之以至县署，乃正告之，令其速离。自文肃至此，抚臣两任，皆以是术抵制外人入境”云。观此，可见六十五年前之外交政策。把总受秘密任务，颇著能名，长官垂青，常有优差调剂，益觉志得神畅。惟小人欲壑，终无满足之理。一日，忽往见文庄求退职，文庄召入便室一见，问曰：“久不见汝，而竟衰敝，不复能任事耶？”把总以为未解其意，许其解职，惶遽不知所对词。文庄徐言及他，有顷，曰：“吾以汝为老迈不堪矣。今与语，精神如故，材力犹可用也。往矣，勉尽尔职。宁谓此戋戋者，不足于汝求进之路乎？”把总既退，文庄尝曰：“吾不善用权术，对于此辈，则不能不稍改常度矣。”
英人马嘉理由滇往缅甸，道经腾越，执有护照，沿途所在，照约应为护送。比其反也，被害于途。地方诿为未经知会，而其从人得官兵号衣作证，以为官民合计谋杀。英使威妥玛与译署议不协，下旗归国，道出天津，见李文忠。督抚衙署体制：由门役达号房，由号房达门房，由门房达签押房，非有贵客，各处未必一见即行，常有阻滞，于是门外之客不免久候。时值夏令，威妥玛曰：“不能杀我，殆将渴死我耶！”怒而行，遂往沪，使其参赞某稍留，复约会晤，谈及滇案，诿罪于官，虽岑襄勤亦遭波及。李文忠意轻参赞，词意不甚恭敬，谓其情节未必确实，而合肥土音，此老一生不变，曰：“汝谎。”译者以辞害意，遽责其欺。西俗以谎语应堕地狱。参赞怒曰：“公奈何厥口诅祝！”亦负气去。未几，译署使赫德尾追而至，跟踪至沪，威妥玛不欲回津，李相不允赴沪，乃折中而有烟台之约。宾主一堂相聚，前嫌顿释。威妥玛约文忠登英兵轮观操，其时吾人于外情尚未深悉，且先有叶名琛登轮一去不返之鉴，深入人心，从者咸请辞谢。文忠毅然而往，不稍游移。临别，威妥玛执其手曰：“吾今服矣。”文忠此举固有定识，而随员中有丹徒马眉叔，通达中外情势，颇有翊赞之功云。
李文忠生平以洋务受谤，固由于吾国人之昧于大势，抑亦西人不知内情，过于崇奉之故也。伊犁之役，戈登远至，文忠欣逢旧雨，欲举阃外以相属，戈登许诺。俄人抗议，戈登愿脱英军籍，而外交政策无如之何。出观队伍，喜盛军，曰：“率此以往，足以御敌矣。”戈登者客将也，先引至译署，将加重用。当时王大臣十余人，莫有所主，惟视恭王言动为进止。王一启口，则群声相应，无一语得其要领。戈登怒，归谓文忠曰：“速予兵五千，先入京清君侧，再议西征。”于是不欢而去。穆宗宾天，以无嗣子闻于外。法使热福理曰：“不如李某为帝。”虽属空谈，不免流露。其后八国联军至京，深恨吾国攻击使馆之不道，有言立曲阜衍圣公为主者，有言立明后者，究以不当事情而旋止。瓦德西至，见吾国无衅可乘，使德璀琳谓文忠曰：“各国军舰百余艘，拥公为帝，可乎？”文忠笑谢之而罢。以此言之，匪特吾人不知敌形也，敌人欲知吾国虚实，殆亦不易。惟文忠为能知之，故任何笑骂，不失英雄本色。不然，使人耳而目之，曰：“此欲为帝者也。”其将何以自容哉！
葛毕氏案发，先文庄时为赣抚，居南昌。前抚刘忠诚在任，彭刚直出巡，每至湖口，必绕道之省一行。及是复至，曰：“南昌非吾汛地也，往日因访岘庄来。今当公任，过而不入，公其以吾为简矣乎。”文庄留之饮。刚直居杭久，筑室西子湖，与俞曲园为姻，知时事甚悉。谈及葛毕氏曰：“葛毕氏人尽夫也，非杨乃武一人。葛品莲任其所为，本无取死之道。然乃武虽不杀品莲，品莲实因乃武而死，盖有由焉。先是，乃武狎葛毕氏，往来甚频。杭人多楼居而临衢，一日，乃武与葛毕氏坐楼上，适钱塘县夫人出，舆从甚都，乃武戏谓葛毕氏曰：‘是奚足奇。待我得乡举，拣选知县，汝杀而夫，从我履任，汝即肩舆中人也。’未几，乃武果中式，榜后填亲供，见师门，酬贺客，打抽丰，终日碌碌，尚未与情妇相见。葛毕氏惟记前言而乐之极，竟不及待而致品莲于死地。杭人以品莲死为有异，且无不知葛毕氏通于乃武之事，以乃武为主谋。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问官以此定案。不幸品莲受鸩之日，正当乃武会课之时，狱词稍有罅漏。一经部驳，无从掩饰，全案皆翻。都中士夫言事，多偏于理，而未审天下事出于理外者正自不少。适丁文诚入觐，颇持正论，终不能解铄金之众口。此则自宋以来之通病，而毋容讳言之也。”
彭刚直谈葛毕氏案，任筱沅中丞时为江西提刑按察使，适同在座。先文庄曰：“葛品连覆验无毒，苟鸩死而使无迹之法，有诸？”中丞曰：“有之。吾为县令时，遇一谋害亲夫案，查无实据。既判无罪，行将释之矣，夫弟上诉不已，省署发县复鞫。吾百思无术，乃呼犯妇入内室，屏人，令夫人密语之，曰：‘兹县令与汝为同舟之人矣，果得其情，汝判罪，县令随之落职。汝曷以实告，俾共图之。汝夫为汝与奸夫毒死，确乎？’犯妇良久乃曰：‘确也。奸夫市砒八两，令每日于食物中下一分，不及半年而毒发。’药性由渐而入，故验之不得云。”中丞又曰：“至此，吾亦无如之何，不得不为之秘密矣。”文庄曰：“然则夫弟不将反坐乎？”中丞曰：“定例：死罪反坐减轻。”坐客皆嗟叹不已。
同时江西有谋死亲夫之案，与此相类。有与妇通而鸩其夫者，其致死之处，在死者之家。刘忠诚公任内，奸妇判不与闻定案。先文庄覆审，谓杀人于其家，使妇人不同谋，何从著手？疑奸夫自知将死，为情妇开一生路，早有预定之计。问官不加细察，据以录供。质诸发审局，一再推敲，果然。时文庄欲为更正，局员云：“如此，则前任有应得处分。”以忠诚方履粤督新任，同官固不肯为此也。文庄问局员曰：“然则奈何？”对曰：“如犯妇本不知情，而夫死之后仍与续奸者，亦得死罪。”已而，妇人自认知情，不认续奸，竟无如之何。未几，大赦释出。此则误解经书“罪疑惟轻”四字之弊也。
鞫狱处分：失出五案以上，臬司降一级调用，督抚降一级留任，准抵；失人一案，臬司降二级调用，督抚降二级留任，均不准抵；故有“救生不救死”之说。然盗案则特重，仅下于逆案一等。十人为盗，劫一人家，十人皆死罪，欲减轻其一，必先为之开脱，言仅把风而未入门，亦不免烟瘴充军。州县亲民之职，苟境内出盗案，限中未能缉获，则展期半年为再限，三限至四限为止。过此四限，则开缺候缉，谓之“四参案”。地方官不幸而罹此咎，较之贪赃革职为尤甚。革职能另案开复，此惟有捕务之一途，舍是则万劫不复矣。故宫闻盗则穷治，役闻盗则急迫。人家匿盗，则立往自首，恐为窝家所牵累。途中遇盗，则群起而攻，否则望邻见证，亦难免祸也。以中国幅员至广之域，人民良莠不齐之众，承平之际，时无论日夕，地无论远近，一人独行而不忧其不至，一人独居而不虑其有他，非治盗之重典，曷克臻此！末流之弊，州县四参之例不及四届，皆辗转请托，力求调任，而视朝章如具文，一也。邻近州县偶破一案，则事无论若干起，贼无论若干人，期无论若干久，悉令自承而不问情真罪当，二也。南京三牌楼杀人案，业将曲学如、僧绍宗认为凶手，诬服论抵处决；而真杀人之周五、沈鲍洪在他处就擒，供出前节，遂兴大狱。斯由于承审官洪琴西都转非刑案老手，轻易起稿，未曾豫为之地。先死之曲学如、僧绍宗本届无赖，不问斩决、杖毙、瘐死，均非冤狱，宜定为主要罪人；而以余犯待查，为虚下之笔，则他日纵有正犯，另造口供，认为帮凶，俾无罅漏。则可以自圆前说，不致矛盾，为人受过矣。都转以能吏为时所称，陈臬开藩，皆指顾间事，不幸因此落职，一蹶不能复起。光绪癸未，先文庄简浙抚，过津，将航海往。李文忠专船送行，时招商局方制新舰曰“海晏”，乘至上海，与都转同舟，途中颇羡西湖之胜景。文庄因其案情之重，畏清议，未敢延纳也。都转往粤，未几病故。张文襄为请开复，甚费踌躇，见于晦若侍郎手书李文忠函稿，于此，犹足征盛时恤刑之意云。
薄罪代杖，重犯顶凶，极平常事也。明中山王故宅抄没归公，当鼎革之时，谓属赐第，取诸国帑，无人能为之辨。既而宅改提刑署，一犯因加杖而呼。问之，则宅裔徐青，代人受刑，言定仗数钱数，不虞承审官之增重也。王孙末路，无足深论，类此者遍处皆是，无可讳言已。顶凶每出于械斗，本有死罪，以一死免众人之死，而许赡其妻子。或同罪而因其贫，或非贫而抱恶疾，案件虽多，案情大率如此。河南斩犯胡体安临刑呼冤一事，殆兼兹二者而有之。王树汶，劫案要犯，本应处决，差役得胡体安贿，纵之去，而令树汶兼承两罪；不意当场举发，反得减等，可谓狡已。光绪初年三大案，误也，非冤也。主持平反者，后皆失意，历历可数云。
绍兴刑幕，师弟相传为业，初学必自大幕始。年满之后，随事勤习，师以为可，则荐往州县，由道府过司，至督抚署。年事既到，则资望随升，格式尽通，则操纵在握，无他长也。夏兼甫大令以知县需次豫章，值先文庄开藩江右，严定州县追欠章程，欲清军兴以后积习。大令来乞见，文庄责其交代。大令曰：“能交代与不能交代之故无他，缺有肥瘠之殊而已。侏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奈之何！”文庄曰：“启口引书，知子为学人矣。天下书汗牛充栋，有教人赖债者耶，何况库款！”时，视学使者，许恭慎也，为大令缓颊，求补过失。文庄曰：“今将有缺出，彼欠交代，弗能与也。公告其速缴。”恭慎以语大令。大令思稍顷，曰：“缺耶，其玉山乎，妙之至矣！非此固不能令我食而肥也。”旋还前欠，往玉山任。更亏巨万，倍旧数，未及受代而逝世。沈文肃是时督两江，函劝勿登白简，将以入先贤祠庙。文庄命将大令所著《明通鉴》板归江西书局，折其欠数，其家不可，乃复文肃书曰：“我弹劾而公开复，各行其是焉耳矣。”大令在官，有一事，为流俗所称许者，为杖毙教民十八名一案。大令呈文，洋洋数千言，以为绌邪崇正，除暴安良之计，莫便于是者。文庄曰：“奏入，教士噪于朝，汝落职，朝廷旰食矣。”大令惧而退，谋诸抚幕高杏村，改为械斗致死，并造口供以实之，由县而司，会详以上，幸而免咎，则刑幕依法成谳之功也。后十有余年，文庄移督四川，未及到任而有重庆教案。教绅罗元义以乱民将攻教堂，雇众拒斗，杀伤踏毙十余命。欲加以重罪而毋词谋诸督幕臧吟樵、胡山农曰：“吾欲枭罗元义，以徇于众，俾知所戒，其可乎？”对曰：“案有由，其可哉。”乃共定谳词曰：“死由于踏，踏由于追。罪坐所由，比以械斗为首之例，尚觉情浮于法，应拟斩枭。”疏入，报可会电线方展之渝，立电就地正法。法使为之请，固已无及。刑幕功用较之律师，似无不及。
《湘军志》言，李世忠落职闲居后，朝中尚疑其有异志，曾文正在江督任中，密使侦察，至其家，则已竹篱茅舍，种花莳竹，不复与闻外事矣。湘绮老人此章纪载，不知何据。世忠居安庆省城，挥霍如故，久之难以自给。开设鸦片烟馆，以为生计，窝藏匪类，自不能免。会有斯文败类，因欠烟资，为其所辱，纠众复仇。世忠野性，岂堪受此强制，亦号召徒党械斗，两方颇有伤夷。时裕禄为皖抚，裕庚在幕中，闻之，召至抚署，言将有所戒饬。世忠敝衣破履，从容而来，殊不经意。入门，遂禁勿出。疏请处之重典，制曰：“可。”诏书至皖，裕禄先勒兵，严为之备。中夜，取世忠出行刑。世忠见灯火满前，兵刃夹道，知不能免，夷然曰：“我昔居巍位，若有诏赐死，当先谢恩。”令人取冠服来。裕禄不许，遂诛之。世忠本剧盗，综其所行所为，一死不足蔽辜，然临刑数语，犹有磊落之象。裕禄用法，以事论事，则失之过甚。湘绮老人《湘军志》一书，评者多訾其不实，吾于此亦云。庚子拳乱，裕禄任直督，不之间，反与匪魁张德成、曹福田分庭亢礼，致酿大祸。若以轮回报应之说定之，张、曹定为世忠后身。裕庚夤缘至出使大臣，归而沾染洋风，至译署，置冠于地。袁爽秋太常入而讶曰：“冠胡能近履？”裕庚曰：“西俗如此。”太常云：“俗自西而人自东，虽学之貌似，无益也。”女德菱供奉内庭，著英文《清宫二年记》，于禁中事言之颇详。
南报销案，周瑞清等入刑部狱，费至三千金；龙继栋等羁关帝庙，费至二千金。瑞清得小室三间，继栋止一间，可自携仆作食，且通家人、宾客往来。否则仅一小土炕，以两狱卒敝衣秽垢者夹持之，饮食皆草具，不许一物纳入矣。望溪《狱中杂记》，有老监、现监、板屋之分。贫者系手足入老监，有资得脱械居板屋，费数十金。至光绪初，至百倍以上，可畏也。望溪言韩城张公廷枢、静海励公廷仪悉革其弊。又合肥李氏述其先德相传，文忠尊人愚荃侍御为提牢厅时，加惠于狱囚云。然世纵有三公复生，仅片时之苏息。狱卒窟穴其中，一或疏忽，则故态复萌，根株不能尽绝也。
左文襄幼年自负，几不可以一世，人称之为“小诸葛”，公有时游戏笔墨致友人书，自称“老亮顿首”。其后丰功伟业，媲美武乡，可称佳话。常谓后人思想薄弱，不敢以今拟古。武侯所当曹操、司马懿，对手较为劲敌。然文襄勋绩，南平闽、越，西定河、湟，过于六出祁山远矣。
左文襄西征之后才智已竭，所谓鞠躬尽瘁者，是也。入赞纶扉，参预密勿，乃醇邸用南城舆论，以为左胜于李。及见其衰惫，不免爽然若失。旧例：军机大臣惟领班一人上奏，其馀则不问不敢对。文襄越次而为王德榜求缺，蒙恩许诺。及下值，议令德榜谢恩。恭邸徐讽之曰：“且俟诏下。”乃已。李文忠奏报永定河堤坊一摺，枢臣以文襄为外任，熟于其事，引与计议。文襄曰：“宜先往观。”欲即行。恭邸讶曰：“不待奏准而遽出京，若上问及，将何辞以答？”文襄曰：“然则举动必待奏准耶？”恭邸曰：“内廷中，是则然矣。”
以下僭上，惟君臣之礼宜严，师弟则稍杀矣。圣门之中，有尊卑之别，不可稍逾。曾子责子夏曰：“吾与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隐然有天泽之分焉。刘焉、刘璋父子，相继为益州牧，刘表讥其有西河之似，可谓罕譬而喻。庚子议和之役，李文忠居贤良寺别宅。建德周玉山制府，时以直隶布政使为随员，寓寺东院，有时乘肩舆而出，京朝官自侍郎以下所未有也。于晦若侍郎讥之曰：“如刘璋之在蜀。”此制府一时任意，侍郎亦一时戏言耳。实有其事者，惟文忠丁忧之时，张靖达护理直督，庶乎近之。其奏调丰润张幼樵学士帮办水师，有参四道八镇之说。斯时学士直声振中外，挟以自随，实为示威属下之意。诏责其冒昧，弗许。相传公子霭卿部郎，清流党人也，与之为友，先得其同意，而后奏入。学士语人曰：“事诚有之，而未之允，疏已遽上，诚为憾事。是日考差，余适有小功之服，未之前往。不知者以为避考待旨，尤为误会。”未几，靖达至京，遇学士，谓之曰：“吾尝读《四书》文矣，冒昧足以偾事，冒昧亦足以济事。”学士一笑置之。然靖达遂以是得罪南城舆论，直至移督两粤，开缺从军，众口雌黄，犹未已也。
朝鲜之役，以国王本生父大院君与闵妃争权，王外迫于所生，内逼于所爱，处置不善，致启内忧而兴外患，人人知之，不待言矣。大院君，朝鲜守旧党也，心向吾国，为息事宁人之本。朝鲜国家大计，固莫便于此。闵妃喜新法，少年急进之徒，诱以自强之说，而不自度德量力，实为乱阶。变作，朝廷遣将出师。吴武壮率兵以往，即先文庄部下之亲庆军，于捻平之后，留驻北省，拱卫京畿者也。武壮军人，不谙外交。时张靖达署直督，使丹徒马眉叔同行。入其国，知其情，欲去祸源，有投鼠忌器之势。当时之上策，纵乱卒戕害闵妃，诚一劳而永逸。其后日本定朝鲜之乱，即行此计。武壮见未及此，知弗能治闵妃之罪，更无词可使出境，必不得已，携大院君还。譬如二人互斗，其过在甲，因有他故，不能使甲离其地，而强乙以去，亦不失为中策。使吾国于大院君之来，优加礼貌，使之乐而忘返，未始非息争之一道。乃视若俘虏，待如囚犯，安置于保定府。属国忠诚之士，反在羁禁之中，人心不平，藩邦觖望，莫甚于此。醇王以皇帝本生父当国，视大院君为同类，本乎一人之私，不顾国家大患，又无故而纵之。反使大院君一党，服事我者既已灰心，闵妃一党，谋叛我者更生异志。不及十年，东学党再起，而世事不可问矣。
母弟辅政，周公犹有疑焉，况下者乎！一误再误，虽宋太宗，未免于僭，馀可知已。、恭、醇三王，犹有皇王气概，非宣统间亲贵之比也。咸丰朝咸不见用，天子之弟，不必有以自见，颇得养晦之道。文宗用人，惟贤是尚，不分满汉，皆肃顺匡辅之功。秋热河，以军符予曾文正，实开中兴之业。不幸帝乃殂落，三奸夷灭，恭邸当国，阴行肃顺政策，亲用汉臣，李文忠尤其倚赖，凡所措置，足奠邦基，直至宣统末年，宫禁并无失德，颇足彰明一朝盛治。德宗嗣位初年，醇邸欲以左易李，既知不可，任之益专。文忠坐镇津门，朝廷大事，悉咨而后行。北洋章奏所请，无不予也。淮军将校果有能者，无不用也。臣下弹章，如黄涑兰侍郎、朱蓉生侍御，皆立予谴责，不能动也，较之他日疆吏贿买当国者，殆有异焉。文忠安内攘外，声望极一时之盛，当贤王倚畀之日，正外邦倾服之时。然地位愈高，益自隐晦，威福之柄，殊不自居。张文襄督粤，使王雪澄观察观政于北洋，往见文忠。文忠知其习滇事，谘诹甚备，而无暇及于新政。观察归至沪，见谕旨擢用岑襄勤，一切设施，悉如所言，乃知文忠之才大心细，而当局之言听计从也。曾惠敏归自欧洲，文忠以文正之嗣，亲近异乎寻常。惠敏年富气盛，略示欲得两江之意。文忠曰：“以子之才地勋劳，且承先德，何不可者！江南地大不易治，先试诸陕甘，何如？”惠敏怒曰：“虽死，固不愿往。”既而，醇邸屡以惠敏位置为问，文忠曰：“徐之以老其才。”惠敏困于译署，郁郁而卒，病中颇怼文忠负义，时人方知文忠遥执朝政云。又有一事，足以与此互相印证者。张霭青观察，南城谓之“清流靴子”，讥其比之于腿，犹隔一层也。又谓为“捐班清流”，而乃翁靖达为“诰封清流”，以善与诸名士交，而有是称。观察才识，文忠固所夙知。先文庄以姻娅故，益加青睐，需次入蜀，立予盐差，旋补建昌道缺。致书文忠，荐为按察使。文忠复书曰：“朝廷黜陟，从不与闻。”再请，则曰：“道员升臬，鲤鱼跃龙门，谈何容易！”其讳言权势而慎重名器如此。
李文忠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在汉臣中，权势为最巨。生平持盈保泰，从不敢擅作威福，虽参预密勿，惟恐人知。素与先文庄交善。今观所遗书牍，一再表明其志，可见时人误为宋之贾似道、明之严嵩。然宋人劾似道，明人劾嵩者，俱有奇祸。今人劾文忠者，充其极，至御史回原衙门而已；犹可藉此得美名，博取人间富若贵，亦何惮而不为哉！推原其故，文忠虽无不满于人意之处，然李氏族大人众，良莠不齐，与民争利，倚势凌人，恐不能免。其致怨也，或以此之故与！先文庄丁忧起复，入京过天津，寓文忠行辕，与赵子方观察居一院。子方密告“傅相疏荐”，旋见而言谢。文忠笑曰：“子方泄我几事矣。内意将简东抚，以法、越生衅，浙省海疆事急，陈携丞求调，因移携丞于东，而以浙江借重使君云。”其后醇邸阅海，携丞中丞不请诸王仪制，为备行馆于烟台，用黄缎绣龙铺垫。醇邸行时，唯恐太后见疑，特请李莲英自随，名为优礼亲藩，以内廷宫监赍送往来，出于体恤之诚，隐寓监察之意。闻地方供给越出礼外，托词不复登岸。张勤果从办海军，勋劳甚著，随节出巡，遇事辅相，颇为邸所激赏。未几，黄河决口，携丞中丞去官，勤果即继其任。《清史稿》采取断烂朝报，似未贯串。
《清史》而立《货殖传》，则莫胡光墉若。光墉，字雪岩，杭之仁和人。江南大营围寇于金陵，江浙遍处不安，道路阻滞。光墉于其间操奇赢，使银价旦夕轻重，遂以致富。
王壮愍自苏藩至浙抚，皆倚之办饷，接济大营毋匮。左文襄至浙，初闻谤言，欲加以罪。一见大加赏识，军需之事，一以任之。西征之役偶乏，则借外债，尤非光墉弗克举。迭经保案，赏头品衔翎，三代封典，俨然显宦。特旨赏布政司衔，赏黄马褂，尤为异数矣。
光墉藉官款周转，开设阜康钱肆，其子店遍于南北，富名震乎内外，佥以为陶朱、猗顿之流。官商寄顿赀财，动辄巨万，尤足壮其声势。江浙丝茧，向为出口大宗，夷商把持，无能与竞。光墉以一人之力，垄断居奇，市值涨落，国外不能操纵，农民咸利赖之。国库支黜有时，常通有无，颇恃以为缓急之计。
先文庄抚浙之初，藩库欠光墉资二十万，尚不知其为何如人也。光墉见，称述中堂不置，而莫明其为谁。问之，乃湘阴也，笑而遣之。未久，光墉以破产闻。先是，关外军需，咸经光墉之肆。频年外洋丝市不振，光墉虽多智，在同、光时代，世界交通未若今便，不通译者，每昧外情；且海陆运输利权久失，彼能来，我不能往，财货山积，一有朽腐，尽丧其赀，于是不得已而贱售，西语谓之《拍卖》，遂露窘状。上海道邵小村观察，本有应缴西饷，靳不之予。光墉迫不可耐。风声四播，取存款者云集潮涌，支持不经日而肆闭。
光墉有银号一、典二十有九、田地万亩，其他财货称是。上海、杭州各营大宅，其杭宅尤为富丽，皆规禁御，仿西法，屡毁屡造，中蓄姬妾辈十馀人。先一日，光墉由沪而杭，尽呼之集一堂。自私室出，立即下键，各予以五百金遣去，不得归取物，有怀挟者任之。光墉选艳，惟爱幼孀，以为淫佚恣意之便，本无一人崇尚名节，故一哄而散，毋稍留恋。
次日，光墉将其业产簿据献于文庄，不稍隐匿。在落魄之中，气概光明，曾未少贬抑。文庄为设局清理，令候补州县二十九人接收各典，皆踌躇莫知所对语。文庄谓此二十九人者曰：“诸君学古入官，独不思他日积赀致富，设典肆以谋生乎？收典犹开典也，不外验赀查帐而已。”
文协揆存款三十五万，疏请捐出十万，报效公帑，其余求追，以胡庆余堂药肆之半予之。孙子授侍郎乃文庄庚申同年也，有万金在其银肆内。张幼樵学士来书云：“子授得失尚觉坦然，而家人皇遽，虑无以为生计，乞为援手。”亦诺焉。其外，京朝外省追债之书，积之可以丈尺计。则一时中扰乱情形，可想见已。
前一岁，有僧以赀五百元存于杭城典肆，肆伙以为方外，书名不便，拒而不纳。僧以木鱼敲于门外三日三夜，光墉偶过其处，问故，许之。及是，僧至取款不与，则敲木鱼不止，肆伙笑谓之曰：“和尚，汝昔以三日三夜之力而敲入，今欲以三日三夜之力敲出，不可得也。”不得已，而以妇人衣裤折价相抵。僧持，泣曰：“僧携此他往，诚不知死所矣。”挥泪而去。其流毒类如是。
是时，贾商贩竖挟胡氏物出售者，其类不可胜数，罔不显其奢丽，其屋上雕镂、室中几案、园内树石，每易一主辄迁移以去，至于清亡而未已。
光墉未几即死，其母旋亡，距七十寿筵不足一岁。杭人谑之曰：“使母早三月逝，当备极荣哀之礼，此老妇人真以寿为戚矣。”
《海上花列传》中，黎篆鸿即光墉也，语焉未详。传中有女婿朱淑人，今亦无考。然光墉有后嗣，庆余堂之半仍为彼有，营业至今不衰云。
台匪黄金满，逸盗也。盗既逸出，天涯地角、海氵筮山陬无不可以容身，虽欲缉获，无克期必得之理。当时大乱初平，人心未静，不逞之徒辄假之为标帜，江浙两省每遇盗贼之案，均用影射，甚至苏州文庙以金满名易入神位，尤为骇人听闻。先文庄任浙抚，诏旨督捕甚严，复使彭刚直往浙专治其事，而渺不可得。会旧部文员中徐春荣，杭人也，与天台县廪生谢梦兰习，令梦兰入其穴招之来降，问以近日江浙两省事，均茫然不知所以。春荣引之入见，乃一委琐不堪之贼也。文庄谓曰：“为盗而枭首于吾辕下者，不知凡几尔。犯罪累累而许以不死，何其幸也。”金满作向前势，曰：“抚台命我前进几步。”即上前几步，又作向后势，曰：“抚台命我退后几步。”即退后几步。文庄曰：“如此，良佳。”及刚直入粤督师，携金满往，且为之娶。至粤，来书曰：“金满又纳妾，从此不思为贼矣。”同时清议颇不以招降为然，文庄于始早为之计，令台绅请于刚直，刚直许可，乃会闽督何小宋制府衔入奏，而言路弹章仍复不免。一日，文庄至幕客文芸阁孝廉室，见一简，为盛伯羲祭酒书。论及金满案，言一劾不许必再，再劾不已必三云。及时过境迁，皆知金满无贰，甲午之役，将用以拒敌，皆曰：“彭刚直招降之功也。”吾国士大夫毁誉，大率类此。
东晋焚石勒币，壮哉！自此以后，莫能几矣。然宋以岁币奉敌，犹能言和，延祚百馀年而后亡。推原其故，国家尚有断制之力，不为士夫所劫持。至明末，欲和而不敢和，可和而无以和，则庄烈之朝纲，不如真、仁、高、孝远甚。而南宋道学方盛之时，尚有正气，又非东林诸人比也。道光朝，海禁大开，夷务为第一要政，于是挟一罅之见者哆口张目，发为快论，以隆虚誉而谋私利，置国家安危、生民祸福于不问。甚谓宁可覆国亡家，不可言和。郭筠仙侍郎《使西纪程》云：“不意宋、明诸儒议论，流传为害之烈，一至于斯。”足为流俗箴砭，而远大计划未之及也。以弱遇强，必如周太王事之以皮币、事之以犬马，事之以珠玉；越王句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乃足成霸王之业，滔滔者何足语此！
天下事皆有两端。一端以款为罪，则自命清流之列者也。当时诸名士，为首者称四大金刚，负敢谏之名，为朝廷所重。一疏上闻，四方传诵。平时谏草，辄于嵩云草堂，为文酒之宴，商榷字句。有张某为之奔走，传观者呼为“清流腿”。其依草附木者，则以“清流靴子”呼之，意谓较之于腿，犹有间也。因而有赀者为“捐班清流”，有佳子弟者为“诰封清流”，由是互相标榜，以跻显贵。既有捷径，则人莫不趋，徒党之众，固其宜矣。于是一端以款为主，恃“洋务”二字为妙用而致速化。越南事起，言事者多败，惟{客心}斋依北洋，获以保全。己酉之岁，日本游士竹添静一者，移书通商衙门，欲见吴江殷谱经侍郎及南皮张香涛太史。主者以闻，上知其人，屡加不次之擢。南皮遂由编修得司业，跻阁学，授晋抚。先以外力致贵，得志后不忘其本，用人行政，惟以洋务为重。于李文忠，则亦步亦趋，尤极其揣摹之工，非余子所能望其肩背。及{客心}斋败于辽西，清流之中，惟余南皮一人，如硕果仅存，锐意新政，实得文忠心传。再传而武进、项城，南海、新会同时并出，遂屋清社。
周武壮于军务平后，驻防小站，以西法练兵，每日往校场亲自督率。当时，北洋淮军平日不忘武备者，以盛军为冠。发、捻两役，旧将存者，亦惟武壮一人。甲申之岁，丁忧回籍，旋即病故淮军命运，于以终焉。
法、越事起，政府以曾忠襄督两江，特召入觐。人人心目中，以为忠襄久于行间，娴习营务，应变之才，或非所长也。及见张幼桥副宪论兵事，曰：“吾兄文正公盈满是惧，吾亦成功而不居。不然，金陵既克，我师七八万，皆百胜之卒，先打捻子，后打回子，再打鬼子，宁待今日！”见周小棠通政，有旧，稍作深谈，曰：“我师今与西师战，有十六字秘诀，曰：‘先去先败，后去后败，同去同败，不去不败。’”值边情日急，副宪、通宪常相见，述及，讶曰：“奈何于彼此之不同也？”翌日，会于译署，恭邸问曰：“事将奈何？”时副宪、通宪及诸大臣皆在侧，颇觉答语措词之难。忠襄曰：“吾犹炮耳，诸公犹炮手，全权在握。诸公命勿动，炮之为物，静物也，待命则已。诸公一拨机括，则弹丸立出。”当时闻者，四面均有照应。及去，佥服其应答之妙。忠襄既履任，先将南洋兵轮大者五艘遣出援台。法舰追逐至镇海，攻击月余弗克，而吴淞反不被兵。江南防务，诏使闽县陈伯潜学士为之佐。闽县素好言事，忠襄辄不列衔，使独具名。会军务不利，各省多受严旨诘问，闽县去而忠襄身名俱泰。同时将帅，善处功名之际，毋若此翁者也。
先文庄初至浙，筹画防务，查问库款，时粮道库尚存银二十万两，藩库欠阜康银号银二十万，两相抵无余，空如洗矣。推求其故，则日供西饷之不给。时德晓峰中丞为布政使，召问之曰：“前任杨石泉中丞，何以舍己而芸人？”方伯曰：“闻诸幕中：虽竭所有以与之，左公责言犹无已时，问杨中丞之官禄，何自而来，区区者，反靳而不与。”文庄曰：“此言私也，非公也。其自今日止，勿解西饷，为海防计。”此浙省海疆兵事之始。未几，甘督谭文勤公果有书，趣方伯协款。方伯以自备无力辞。文勤来书，诘问浙省何备之足云。方伯以告，文庄令以法衅将起婉复之。先是，左文襄西征事急，文庄时抚江西，承平无事，常尽力以给其用。及告终养归，西征军罢，文襄疏请嘉奖各省接济者，文庄曾膺上赏头品顶戴。至是，甘、浙以协款而有违言，文襄因旧谊，驰书致文勤，言浙之助财，非定例所有，毋执成见，过于争竞，其事遂解。文庄与岑襄勤之交，亦以江西协饷之故，襄勤谢书今犹在箧。独在浙抚任内不与甘饷者，时地之不同也。
先文庄于东捻平后乞病归，知军力单薄，不足当捻众也。请以所部一军予潘琴仙方伯，俾合众击贼。时李文忠代曾文正为帅，不允，使本军中资望稍深者吴武壮领之，且曰：“吾终当留此军与子。”及浙防浙急，吴武壮率师在朝鲜，文庄函致文忠索之，文忠游移其词。未几，丰润张幼樵副宪来书，云“筱轩久驻朝鲜，其雅歌投壶之概，尚足愚朝鲜人耳目。若移而之浙，文人无行者，必将趋之若鹜，截旷之饷，不足以供其挥霍”云。文庄得书，笑曰：“傅相示意也，此军终不予我矣。”其后军分为二：留江南者，曹德庆、班广胜领之，驻吴淞；在冀北者，黄仕林、张光前领之，驻旅顺。将领四散，独树一帜，位至直隶提督者，叶志超；久从文庄在浙，授福建水师提督者杨岐珍；终守镇海者吴杰；从至四川，授重庆镇者，钱玉兴；授川北镇、调直隶宣化镇者，何乘鳌；官广东提督者，蔡寿亭；随张文襄，领军曰“凯”字营者，吴元凯。皆久于征战，官位较崇。其余无实职者，未及显贵而战死者，虽属部下而非亲随者，不在此列。
先文庄部下，以吴武壮为读书种子，视之最重。东捻平后，求解兵柄，即以众授之。李文忠殊不谓然，文庄曰：“筱轩不我弃也。”当时追寇，常距粮台数十里外，所得寇食，常辇以从，遇饷银前后不属之时，用以赡军。濒行，悉与武壮，有“领”字收据，久存吾家。至彼若何支销，亦不之问也。同治壬申，文庄由陆道入觐，武壮时驻军扬州，送至清江浦始返，骨肉之亲，殆不啻焉。武壮故后，为请建祠于嘉兴。未几，长君子恒往谒词，遂至杭州，馆于抚署，文庄以故人之子畜之。子恒性豪迈，不守矩度，文庄弗善也。一日，谓子恒曰：“尊公入祠之日，吾恨未往，默祝一言以询之。”子恒曰：“死者已矣，何询为？”文庄曰：“吾问何术，以止其乃郎之诞也。”子恒无愧色，亦终不悛。及文庄督蜀，请假回无为州宅，吴王夫人率其次子彦复来见，寓于余家。文庄视彼事如家事，责善难免过甚。偶问彦复经句，声色俱厉，彦复时年十六，急自辨曰：“《五经》素未熟读。”文庄谓吴王夫人曰：“嘻！筱轩日与文士游，其子未习《五经》，辱莫大焉。”又勖彦复曰：“勉之，速求学，未为晚。”后生小子，每不知先代之事，遂愈远而愈疏。非惟在公为然也，虽在私亦有之。
法舰至闽，丰润以浙为闽督辖境，电调浙江“超武”、“建威”两舰，舰长未奉巡抚之命，不敢驶往。丰润恶其违命，奏请逮治。先文庄怒，拟疏弹劾丰润玩寇之咎。已将驿递，幕客汪小彭曰：“公勿尔。不日行见丰润败矣，公何所图而取怨于友？”事遂中止。未几，丰润书来借舰，云：“浙仅两舰，无能对法。如移而之闽，闽足以御法，而闽日固，闽足以卫浙而浙不孤。于以见苏季合从之计，足破孟明鄙远之师。”邮至，马江已败，船械俱烬矣。及文庄移督四川，超武拖船送至汉口乃还。
法攻镇海之役，先文庄为战备，命吴吉人副将杰守海口，招宝山炮台。旧部中，杨西园提军岐珍、钱荣山提军玉兴、马聘三总镇朝选均守要隘。未几，法师船果至，攻招宝山弗克，杰功居多。提督欧阳利见，湘人，曾文正之妻党远族也。剿捻军中曾献策，令军土各持竹筒一，敌至掷之，以羁绊马足，传为笑柄。因文庄素轻其人，弗予增兵，亦弗重用。及文庄移督四川，利见谓副将居心险诈，函请闽浙总督奏参革职。时宁绍台道薛福成新简英使，抗疏力争。朝廷以谘文庄，副将得昭雪，留川防边。及日本师起，浙抚廖谷似中丞叠电调用，皆辞不往。中丞取朝旨，促之而后行，守镇海。历任巡抚仍之，至死乃易人。谚曰：“国乱思良将。”惜乎承平之时，凡事未之豫也。
中法之战，湘淮旧将犹有人焉，冯勇毅、王孝祺鏖战于越南，刘壮肃、孙壮武扌耆拄于台北，皆有令名。镇海之役，李文忠电稿载上海电报捷音，薛叔耘副都《浙东筹防纪略》，诩为中外交涉后初次增光之事。先文庄身亲其役，当时绘有战图，进呈御览，其副本尚存余家。战最烈者为吴杰，守威远、靖远、镇远三台，当炮火之冲，奋击甚力。功最巨者为钱玉兴，潜伏清泉岭下，置过山炮，击毁法船，自是法舰不敢近宁波海口。总其成者为杨西园尚书。皆文庄亲庆军旧部也。《清史稿》求其案卷不得，乃以浙江提督欧阳利见当之。兹将光绪十五年六月，文庄昭雪吴杰原奏摺片录下：
吴杰系尽先参将，实任镇海营守备，管理镇口招宝山炮台，已历多年。臣前在浙江巡抚任内，因筹办海防，亲往查看，见其队伍整齐，炮具精洁，演放灵便，颇谙西法。访诸舆论，平日抚驭炮兵，威惠兼施，能得其死力，心窃器之。光绪十一年正月，法舰将犯镇口，所有南洋援闽之三轮避入镇口，人心惶惧。浙江提督欧阳利见忄匡怯无谋，仓皇失措，倡为徙炮拆台退守之议，将欲徙招宝后堂大炮，经吴杰极言不可，流涕力争，欧阳利见志在必行，谓违则即行正法。臣闻此信，严电饬止，乃定守口之计。及法船多只，来攻招宝炮台，数百磅长弹纷落如雨。镇海、宁波一带，人民迁徙一空。前镇海营参将郑鸿章所部兵丁，竟有翻穿号衣潜逃者。吴杰手开巨炮，与南洋退回之轮船，彼此齐发，各中两炮，洞穿法船两只，敌始败退。越日，又来猛攻，复击退之。法船尚于我炮不及之处，攻打旬馀，实赖吴杰稳守招宝一台，扼其咽喉，使不得逞。上海洋人登诸画报，中外传为美谈。事平之后，法提督李士卑士固求登台履看，讶其布守之坚固。欧阳利见因羞成怒。实阴仇之。臣会同调任闽浙督臣杨昌将郑鸿章奏参降补，即委吴杰署理镇海营参将。查郑鸿章贪庸忄匡怯，欧阳利见所与沆瀣一气者也。劾其所爱，用其所憎，欧阳利见益痛恨之。大抵义烈之士，敢于赴汤蹈火，不惯营私献媚，声望愈美，怨毒愈深，加以标营将弁，侵饷是其故智，欲去吴杰而夺其炮台差使，自便私图，亦以浸润之见，迎合欧阳利见之意。于是，乘闽浙总督卞宝第到任未久，不知底蕴，朦请参革，浙东官绅士庶，多抱不平。臣阅邸钞，正深诧叹。顷奉谕旨，钦感交并，乃知公道尚在人心，是非难逃圣鉴。窃思海防为目前第一要务，似此忠勇有功之良将，遭贪庸提督之进谗，误被参劾，深恐内寒将士之心，外为敌人所笑。夫以专阃提督，吹毛求疵于一守备，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以远隔二千里到任未久之总督，据提督来函，参一守备，亦只是循例办理，臣何能越俎为之昭雪！惟钦奉谕旨，垂询三端。臣在浙有年，闻见较确。吴杰才具，实足备干城之选，平日办事，实属可靠，至击退法船之功，尤赫赫在人耳目者。臣与卞宝第系儿女姻亲，此次误参，自未悉吴杰立功之底蕴。查海防获胜，系臣在浙江巡抚任内之事，见闻最真，吴杰之才，卫荣光必知其可用，而吴杰镇口之功，或不如臣亲见之详。事关海防，现奉特旨，着即据实覆奏。臣具有天良，何敢引嫌避怨，姑负天恩。理应披沥直陈，固无庸为卞宝第回护，尤不敢为欧阳利见曲徇也。
镇海击沈法舰，薛副都时任宁绍台道，谓先文庄奏报，全凭诸将告捷文书，不善描写，未免将捍海奇勋，湮没不彰。乃援乾嘉年间新疆回疆之例，绘成战图附说。兹摘钞如下：
浙省至宁波郡城向有电报，由宁波至镇海四十里，乘潮往返，文报稽延。法越事起，抚臣拟亲莅宁郡，就近调度。薛福成以巡抚出省，则调兵筹饷转多隔阂，因请由宁至镇，添设电线，一切机宜，电饬营务处薛福成、杜冠英传谕各营，虽相距数百里，而号令迅捷，如在一室。十年冬，法船游弋浙洋，迨十一年春接仗后，与法船相持数月，电报往来，日十数起，军机无误，则设立电线之效也。
镇海海口散漫，南岸育王岭，布阵岭、孔峙岭、清泉岭、沙蟹岭，北岸蟹浦、湾塘、沙头堰等处，均登岸要区。招宝山至梅墟，关系尤重。抚臣饬杨岐珍、钱玉兴将南北营垒布置后，各率所部，修筑堤卡。故声势联接，脉络贯通焉。
镇海口自小金鸡山至招宝山，宽约二百丈。马江告警后，抚臣以南、北两岸虽有炮台，仅二百磅子大炮一尊，若不于海口设立拦阻船路之物，恐敌以一二兵船羁绊炮台，余船直驶入口，两岸营勇力无所施。檄饬营务处薛福成，督同杜冠英与宁波府宗源瀚，购买舂木，用机器排钉海口。或七八十枝为一丛，或四五十枝为一丛，或二三十枝为一丛，自南至北，横立二十二丛，自内至外，直列十丛，经营数月始告竣。海口定议钉椿，抚臣虑舂密则水道壅滞，椿疏则罅漏较多。复饬薛福成督率杜冠英、宗源瀚，买海船三四十艘，饬令两岸防勇满装石块排沈舂缝之内，中间仍留口门二十丈，以便商船出入。另购大船五艘，三杠网三重，并借宁商宝顺轮船一搜，以备有事时封塞口门。厥后五船虽沈，宝顺尚留未用，商旅仍通，饷源不匮，而宁镇居民安堵如故，盖恃舂船之力也。
海口设防，抚臣咨请北洋大臣，饬派水电匠目四名到杭州，设局制造，并购置水旱电线。饬杨岐珍于营勇炮兵中，选择精细伶俐者，令其习沈埋演放之法。岐珍与杜冠英督率吴杰，于海口沈船排舂之外，沈放水雷六排。每排八雷，纵横相距十丈许，共沈四十八雷。又于小港濒海严要之处，埋伏地雷六十枚。其他如布阵岭、孔峙岭、清泉岭、沙蟹岭、蚶子岭等处，长墙卡门之外，各埋地雷三四十枚。敌知有备，始不敢登岸。
法船在马江开战，宁波绅民指目教堂，皆言法人藏匿大炮，将为内变。薛福成照会英国领事官固威林，俾转告法国主教赵保禄，速迁往江北岸居住。赵保禄请饬查教堂，果有大炮与否。薛福成谓此说本非确实，但众怒难犯，如不速迁，日后断难保护。郡城团练夜过教堂，或以矛撞其门，争詈法人，法教士不自安，乃率男女徙居江北岸。薛福成允拨兵代守教堂，亦隐以稽察奸宄。俄而，定海讹言又起。定海民人教者二千人，教堂内日纠二百人操演，枪声与定海镇操兵声相溷也。薛福成谓徙其教士，则教民无所附丽。适奉抚臣严檄督促，致书定海守将，密商机要，而明告法教士以不能保护。往返驳辩甚坚，赵保禄语多恫喝，薛福成严折之。一日，教堂中阒然，则教士已尽室迁回宁波江北岸矣。薛福成乃禀调衢军右哨，及派卫安勇五十人，驻扎江北岸，名为保护教士，实拘守之，教士亦悚服听命。又令新关稽查洋船，凡法国商民、教士，但准出口，不准进口，以清间谍。故海口鏖战，而内地晏然。
法事日棘，抚臣函饬薛福成，遵照北洋大臣电传密谕，设法暗阻敌船引水宁波尚有引水洋人必得生、师密士二人，领新关执照，驾小船，在镇海口外，受雇领港。薛福成与约，月给厚费，俾敛船入口，交杜冠英差用。是时，师密士适接法兵船密信，雇为引水，薛福成使拒绝法人，且另给重资以酬之。既又函会税务司葛显理，派洋人随同杜冠英撤去新关向设之七里屿、虎蹲山等处塔灯、标杆、浮筒，以迷敌轮之路。迨开战后，薛福成侦知孤拔在上海募英人赫尔、德人贝伦为人浙向导，各许万金，如伤亡，则十倍给其家属。因亟电商江海关道邵友濂，派员禁阻。声言将撤销其执照，永不许在中国引水，乃议定各酬以千金。福成复告各国领事，如有洋人为法船引水，宁郡民情强悍，必相率而攻毁洋房。此以一无业之莠民，累及合埠安分之富商也。且难保非法人诡计，欲故坏各国声名。诸领事以为然，密致书驻沪领事，禁约洋人。后闻孤拔欲募引水，以攻镇海，悬价六万金而莫之应云。
法船四艘驶入蛟门，抚臣得报，飞饬各营，要约赏罚，并严饬南洋三轮合力协助，电饬杜冠英，传谕各炮台，镇静以待。正月十五日未刻，法将孤拔乘一小轮，亲入虎蹲山北，测量水道。我台开炮，击之几中，乃遁去。旋一大黑船，名纽回利，扑攻招宝山炮台，杜冠英饬炮目周茂训，开炮迎击，一发中其船头。敌势惶迫，掉头用排炮轰击，又被我炮台弹折头桅。我炮台，亦被敌击中数十弹，弹重二三百磅，陷入三合土内。后一弹著我炮洞门楣，铁炸入洞，击伤周茂训右胫。杜冠英令吴杰亲自开炮，杨岐珍亦至炮台，仝励弁兵，又弹中敌船尾，南洋兵轮，亦两炮击中敌船。随后三法船群开排炮，我两岸亦开排炮御之。自未至申，轰声不绝。法船连受五炮，伤亡颇多，我炮兵勇丁，只阵亡三人耳。
正月十五日之战，法轮败退，泊金塘山下。十七日黎明，又添两船，巳刻，复以一大黑船驶入虎尊山之北，攻我招宝山炮台。杨岐珍、杜冠英督率吴杰开炮，敌船甫近，即被我弹中其烟筒，再中船桅。横木下坠，压伤兵头及护从多人。南洋兵船，复从旁击中二炮，法船创甚，收旗转轮，仅获出险遁去。厥后，闽浙总督杨昌接探员电报，有法船运到一兵头之柩，葬于马祖澳，送葬者数百人，据传即将军迷禄，正月十七日在镇海伤亡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