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辞录 - 第 5 页/共 8 页
诸军至平壤，正当论功请奖，志得意满之时，总兵聂士成先归，回直募勇，不任覆军之咎。其后守连山关隘，不当日军要道，反以见功，氵存升直隶提督，可谓至幸。和议既定，独领一军拱卫畿辅，周旋朝贵，颇为一时所重。其于叶，卫之失机，归过于李相之轻任，当淮军气尽之时，尤能以此自别。然士成为鲁伯阳之姻，曾假以巨资，贿买上海道缺，损其资三之一，不啻掷黄金于虚牝。天下事有幸有不幸，诚不能一例而论。庚子之役，士成力战阵亡，死事颇烈。上以多年讲求洋操，原期杀敌致果，乃竟不堪一试，责其不能退八国联军。时论颇为之惜。若追论平壤之事，则可矣。
承平日久，北洋淮军仅存三部。一盛军，歼于平壤。一亲庆军馀部，即先文庄解兵柄后，吴武壮代领而留卫畿辅者也。武壮征高丽薨，张光前、黄仕林分驻旅顺，寇至皆溃走。一铭军。刘壮肃曾与文忠要约：继为统领者必以刘氏子弟，是时刘盛休为将。文忠知不能战，而耻于全军覆没，不以当敌。文忠始终维护此军，幸而瓦全。己亥，文忠复出督粤。光前往贺，述及曾至无为谒文庄，而拒弗纳。文忠曰：“汝败军之将，不见宜也。”既而，仍用为粤中防营统领，文忠于淮部，究有念旧情也。
宋庆，旅顺守将也。刘盛休，大连守将也。庆调赴边，御敌于鸭绿江岸。盛休调赴平壤前敌。乃以赵怀业新募六营守旅顺，徐邦道新募四营守大连。倭师过鸭绿江，中朝震荡，几于手足无措，不啻驱市民而战之，安得不败。文忠庖人罗之婿某甲，为信义洋行犹太德人满德之商伙，奔走于诸将之门，承买军器。诸将至督署求见，某甲辄为伺文忠起居而恰当其候，诸将大欢，咸乐与交易。及败，日出一军渡鸭绿江，趋辽沈；复出一军由海道至貔子窝，取大连、旅顺，如风扫叶，吾国上下，无智愚贤不肖，咸知不敌。时帅府方主购械而料其无益，或朋比某甲，蚀其金而尽予以敝者。建德周玉山制军，时以开缺按察使掌前敌粮台，力送至军，辄取复文为证，弗任运输不继之咎。诸军见敌，尽弃军实而走，器械尽失，即良窳无所分。文忠内幕，不至有簋不饬之嫌。于是诸将无罪可逭，卫汝成、聂桂林、赵怀业、黄仕林相继就逮。劣械一案，文忠甥张楚宝观察在天津司军实，独知其隐，辄阴伺之而不肯言。暨事外泄，群矢集于观察，报载文忠手批其颊。时先文庄以事怒表兄程邦柱，而眷念旧谊，不忍遽绝。一闻此事，笑日：“吾甥固胜于彼也。”
珍、瑾二妃幼年，文芸阁学士曾授之读，学士与妃兄志伯遇侍郎为至友，密近宫闱，举动尤为众所侧目。甲午大考翰詹，学士一等第一。蒯礼卿太史为隐语云：“玉皇大帝召试十二生肖，兔子当首选，月里嫦娥为通关节。”传为笑柄。及鲁白阳案，二妃以受贿贬贵人。时东事起，侍郎上万言书，虑陪都有警，自请募勇设防。奉旨赴热河练兵，方在军中，未逾月，左迁乌里雅苏台大臣。都人为打油诗曰：“一自二妃失宠来，伯愚乌里雅苏台。冰山已倒冰蛆散，愁煞江南李木斋。”木斋为当时清流，与侍郎友，故连及之。
田庄台之战，吴大为统将，当平壤之叶志超；魏光焘领重兵，当平壤之卫汝贵，狼狈尤胜于前役。常熟翁相当国，均置不问，且使回任供职。异日翁相得罪，大连坐，舆论无有冤惜之者。
日本军锋所及，当者辄靡。是时，其兵未若后日之众，皆在沿海一带，与舟师相接应，且利以入关，无暇他顾。大连、凤凰两城，虽克勿守，金、复、海、盖均下，舍辽阳不取，卷甲西趋，急攻牛庄。山东荣城、文登，既得旋弃。兵舰游弋，已近大沽口外，其意可知。聂士成守连山关，以克复凤凰城为己功。依克唐阿、长顺守辽阳不失，以为陪都保障，且盛称东山猎户之力，而辽阳州知州徐庆璋，因此而有“徐青天”之称。所谓虚报战绩者，非耶！
德宗入继，{客心}斋中丞上疏请崇所生。上以醇邸原奏昭示天下，其中晓谕之词曰：“吴大果有此奏。”迨中丞兵溃于田庄台，奉谕议处，其中诘责之辞曰：“徒托空言。”都中集为联云：“果有此奏，徒托空言。”是役都中诗词联语甚多，兹录五朕。一曰：“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三军覆没，割地求和。”二曰：“台奉二百兆，一分薄礼；翁孙十八子，三代同堂。”谓常熟、济宁、合肥也。三曰：“送台湾，翁孙双定计；使日本，父子两全权。”四曰：“相国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五曰：“卫达三呼冤赴菜市；刘坤一挣命出榆关。”又有诗曰：“军书旁午正仓皇，又见尚书访鹤忙。从此儒林传雅话，风流犹胜半闲堂。”甲午冬，东单牌楼二条胡同翁常熟尚书宅逸出一鹤，尚书自书“访鹤”二字于门外，故有是诗。
中日议和之始，张荫桓、邵友濂为专使。荫桓请训，时上谕以“偿兵费可许，割地不可许”。总署为拟漆书云：“有关重大事件，须电奏请旨。”两使衔命至长崎，日本问有全权否。对曰：“有之，惟须电奏定议。”日人谓权力不充，拒之不纳，而示意须李相来。朝廷不得已而使之往，且允割地。既得所欲，旋为俄、德、法三国干涉，日人惧，惟取台湾而归我辽东。是时日本兵力，如是而已。
日本之胜中国，所谓彼胜于此则有之。是时，日本兵法，未臻精密，尤其甚者海军之脆弱也。外交情形，亦复茫昧，所仅知者，唯联英一国而已。大东沟之战，日本阵法，识者谓以中国舟师吨数，苟驾驭得法，足以剪此而有余。当时伊东亨，海军知识犹极幼稚，与其言战，毋宁谓之历练胆识，姑试之云尔。日军力竭而遁，既而余舰补充，商船改造，仍耀威于海上，乃举国一心之效。吾国舰队残不成军，伏匿不出。江、浙、闽、粤四省督抚作壁上观。政府设施，唯知诘问北洋，以窘淮军。上下离心离德，自取覆败。我愈钝，敌愈利，天也。马关和约，群雄环伺，伊藤陆奥岂不知远东之为禁脔，而几幸中国之昏暗。亻危得亻危失，皆于俄顷间。中国当道，遂举此以例孤悬海外之台湾，屡求乞于伦敦，迄无效果，其愚诚不可及。然与彼时日本之军事、外交相较，亦百步五十步之间耳。
当时西人议论，谓日人明知辽东割让，必启外人干涉，曷不早为之计：使伊藤博文于中日约定之后，留李相勿遣，以辽东归之，胁与订中日联盟约，亚洲门罗主义，其庶几乎。
台湾之不能自立，无智愚皆知之。唐景崧、刘永福未尝不晓然于中，其所以敢于拒日者，离乱之中，浑水摸鱼计也。景崧七日而亡，永福一战而溃，人早料及，固无足异。杨西园尚书遵旨内渡，率所部归，不伤一人，不折一矢，身名俱泰，其识固加入一等矣。景崧，同治乙丑进士，少有文才。曾作谜云“荡妇灯下制郎冠”，打唐诗一句“碧文圆顶夜深缝”，甚为京师一时传道。
和议既成，慈圣颇欲根究主战者之罪。以高阳老成，旦为穆宗师傅，不疑之及，意专注于常熟。于是，吴大已复任而寻免，汪鸣銮突然被谴，俱常熟里党。其时常熟之帝眷未衰，犹为曲谅，故仅披其枝叶，而未伤本根也。
李文忠以洋务为世诟病，嗣子伯行侍郎尤被其祸，甚至谓其婚于日本皇族。袁爽秋太常，先与有儿女姻亲之约，甲午之后，至绝其婚。其为众口所不齿如此。人三成虎，不足为奇，莫奇于当时士大夫随声附和者之众也。惟刘壮肃及袁项城贤之。壮肃曰：“伯行至金陵应秋试，吾入其寓之门，无门焉者。因而入其室，主人方读文，专心致志，若未见客之来也者。吾近察之，书几上置角黍一盘，糖一匙。因近墨盂，读时目视书而手取角黍，蘸糖食之，误蘸于盂，墨汁淋漓于口角，于此足征其好学。”壮肃始终敬礼之。项城小站练兵，东海为掾属，偶然谈及。项城曰：“公等知伯行为何如人？”东海曰：“吾习闻京师南城士夫之议论，知其李傅相之不才子也。”项城曰：“彼以李傅相之故，而屈抑其能，苟非为傅相嗣者，其名位必不止此。以吾观之，朝廷不欲求贤则已，果欲得人，此真天下才也。”其倾倒如此。洎项城得志，坐镇北洋，遥执朝政；侍郎素与有旧，段芝贵为居间，攀援而得任英使。过津，侍郎执下属礼甚恭。项城以兰谱答之，欢若平生。既而，项城罢官居洹上。侍郎三载任满而归，以武进盛尚书之荐，署邮传部侍郎。入京供职，道出彰德，咫尺之远，未往谒见。旋继梁燕孙之后，任铁路局长，将项城左右素豢养于九路者，裁撤大半。侍郎久于外省，未谙酬酢礼节，致忤权贵，非其本怀。因此与项城绝，以晚节终，可谓幸矣。
中日战罢，高阳、李文正用项城为将，以新法练兵于小站。文忠自马关归，偶与语及，曰：“余败军之将。候袁大少爷成军后，可以一战。”项城闻言，憾之终身。
先文庄督川八载，遇教案两次。未履任前，有重庆教案，教绅罗元义纠众械斗，致伤人命。文庄至，枭元义以徇，法使争之，不许，而乱立止。大足教案，薄给以资，令移教堂以去，民教均服。甲午之冬，解任受代，新督两易其人，未及至蜀而事发。是时民仇教甚，不数日中，蜀境教堂几毁其半。适当中日战役之后，公使、教士气焰甚盛，朝旨罢川督职以谢。观于《中东战纪本末》所载路透电，言英、法两使，皆自言功，而不知其故。其后，闻于李文忠公曰：“军败于外，祸发于中，是予之过也夫。惟时英使日至译署，噪于恭、庆两邸前，请镌川督职。予方议日本商约，遇恭邸，问曰：‘川事奈何？’恭邸曰：‘任如何，必不许。’是日，恭邸以他故先去，而庆邸诺焉。予素知川中教堂多属坎拿大，今兹教徒呼吁，正坎产也。坎虽属英而隶藩部，英使曷故而争，译署曷故而许，均出轨道之外。”观此，可见数十年前之外交。
初次偿日本款，在日兵临境之时。太后以部款不足恃，出内帑二百万两。张樵野侍郎时在户部，召见时，言于上曰：“臣任户部，奉职无状，致动内帑，俟库款稍裕，当先筹还。”上变色曰：“斯何时也！何须预筹及此。”侍郎窥伺上意，不满于太后。因受帝眷，不免过献殷勤，故及于祸。
甲午以前，译才绝少，伍廷芳、罗丰禄皆北洋一时之选。李相入阁办事，丰禄中西文并佳，得留直隶，禄位如旧。廷芳随李相至京，议日本商约，日译路透电文，令人以精楷写之，呈诸李相。一日，问曰：“汝自书耶？”对曰：“然。”李相曰：“嘻！罗丰禄谓汝不识字，何其言之甚也！”顾视其公子季皋，曰：“固胜于汝。”适仆人以路透电至，公子请曰：“译署索取，曷令就此译之？”廷芳大窘，转求其解，且问文体于公子，而草草录出，字皆如指顶大。李相一见，曰：“汝年尚未衰，目力胡以类于老光，今日未携尔眼镜来耶？”一笑置之。先是，有浙江许甲者，与李夫人有戚谊，需次直隶。李相以其年少，命其至幕府美人毕德格处，讲习西学，甲漫应之而终未往。将及年余，一日，召洋人某乙入署摄影，用甲通译。甲闻之大窘，急走告毕德格，先见某乙，为道其情，约以手作势，而唇吻任意作声。李相不通外国语言文字，见甲与洋人应对裕如，以为可用之才，曾不知其口中喃喃作何语也。有间，以为洋务局员。老辈之易欺如此。又数年，李相出督两粤，旧日舌人星散，仅携医士麦信坚自随。道出香港，酬酢中应有祝辞，皆毕德格预为之捉刀，麦信坚背诵而已。大廷广众之地，竟能鱼目混珠，此今人幸进之心所由起也。
文忠使俄，慈圣召见于便殿，问曰：“汝知使命之意乎？”文忠对曰：“未也。”慈圣曰：“中国败于日本，汝辱斯甚，国耻如何？今命汝西行，联络欧洲，抵御日本，慎之勿懈。”文忠至欧，乃有中俄密约，与俄主面订。同时虽泄于外，多出各国外交家所揣测，其真相未显也。中俄皇室相继倾覆，条约毕露。
李相两次出国，皆以嗣子伯行侍郎自随，缘侍郎曾习英文，以为行李之便而已。马关定约，李相与伊藤会议场，侍郎欲有所言，李相辄曼使勿发。随员中苟有所见，则令临时略书数字观之，以便采用。此人人所共见者也。初，中日和议，文忠知难辞谢，然辞气之间，不无踌躇。高阳李文正矢之曰：“好为之，所不与公祸福相共者，有如天日。”约定，而文忠大受攻讦。及俄都，使节将行，朝旨命仲子随往，文忠为伯氏固请以行。文正曰：“父子同日受命，主恩隆甚，于公足矣，何必伯氏？”文忠盛怒，历举日约之任怨，且讥文正之食言，二公因之大哄。未几，文忠面圣，竟得所请而去，文正亦无以难之也。
蒯礼卿京卿学识宏通，吾乡人士，近代以来，殆无以加焉。京卿以光绪九年成进士，朝考文字，为丰润张幼樵副宪阅卷所见，大为激赏，拟为首选。高阳同为阅卷大臣，抑置稍后。既而，副宪娶于李相之女，京卿娶于其弟之女，殊不相悦。副宪语及阅卷事，辄曰：“吾目盲矣。”京卿通籍，正当清流风气大盛之时，不免稍有沾染，毕生尊高阳、南皮若山斗。甲午后，乞假南归。及李相使俄，遇于沪上。李相见之，责斥备至。京卿突起立，曰：“我有三字奉中堂：不佩服。”扬长而去。李相怒，呼曰：“小子！小子！汝父若在，必施汝以夏楚。”然亦无如之何也。京师贵人门役，对于有求者，辄靳之以取利。至于榜下门生、衙门属吏，为之通报，曾不少游移于其间。惟张文达之门者以戆著称，宾客来者多畏之。一日京卿至，门者问曰：“汝数数来者，何耶？”京卿曰：“我想中堂。”同行者忍俊不禁。
燕俗重气义，居燕久者，亦沾染其俗。门生传衣钵，最为密切；因师生而及年谊；年谊之外，复有乡谊。论其交道，古义可风，毋惑乎其鄙薄南人之寡恩也。京中有《讥贫乏》打油诗云：“先裁骡马后裁人，裁到师门二两银。”“二两银”者，惟座师乃克有之。朝殿老师，由京钱八千而已，然三节两寿均不可少，总数为不轻矣。门生以此敬师，苟并此而吝之，是绝望于宦途也，故诗言及之。杨渭春观察为工部主事时，贫至不能举火，乃上书假赀于孙文正，其壬午乡榜座主也。文正出书，其家人诧曰：“门生而乞助于师耶厂文正曰：“唯然，必与之。彼非情急，而肯作此请乎？”及文正由总宪授工部尚书，观察正其属下，因以第一优差琉璃窑予之，知其匮也。于此，可见前辈师生之谊重。至于年谊，近年以来，惟闻仁和王文勤举其年家子善化瞿文慎为枢臣，入参密勿，其事最著。然科分关系，数百年来，京人视之，几同结社。每科一人之兴，而京外官僚，以下至微员末秩，依附而起，何可胜道！同乡之人，生同里，若在本地，人人皆是，奚足为异！移而外出，以希为贵，便有香火之情。京师为各方人民聚集之所，派别既多，桑梓益视为重，于是设会馆以为公共之处。始而省会，继而府县，各处林立。此等天然之党籍，较之树一义以为标帜者，未知利害奚若。在闭关时代，由座主之关系，或州域之关系，天然成为同志，谋公私利益而共守伦常大义，以辅国家太平有道之长基。较之罔利营私漫无限制者，损益相去，不啻倍蓰矣。
往日之讼师，恶名也，其事则律师之事也。家敏斋购宅外隙地，上有土丘，相传以为无后之墓，地主请移之去。敏斋曾任甘肃陇西县令，知有不合，商之本地讼师王清臣。使一无赖某甲，自承为先人窀穸迁葬。方将掘土，市中别一无赖某乙，持香烛至邱前拜，哭且诉，谓其家三世祖坟，非甲所有。掖之出，愤去，言必讼。既而掘至邱下数尺，中无所有，乃知称墓之误。甲方惊讶，清臣令往钱家坡乱冢中，觅一死柩，移至其家启视，仍封如旧，朝夕奉祀，以备讼事。质讯之日，官问曰：“既为尔祖，当知其为考为妣。”乙支吾莫对。甲滔滔具陈柩内情状，验视果然，乙遂败。
日本二次偿款届期，常熟为大司农，仰屋无策，求计于恭邸及合肥相国。合肥与俄使议，密约借罗布一万万，南海张樵野侍郎曰：“一万万何济？若得二万万，将三次兵费一次偿之，既省借息，且免日军驻费。”合肥以为难。既而谋之英使，欲影射俄事以动英，而俄约渐泄。英使中俄交密，昌言曰：“中国借款，列强利益均沾，何独偏于俄？此约果行，中国铁路应借英款，且另辟通商口岸以为报。”俄使又以泄漏密约相诘，总署甚窘，南海居间调停，两国分借，迄无成议。时中国通商银行方创始，总办盛宣怀，与海关欧人某订草约，借五千万两，通商银行作保。电告总署，合肥、常熟皆喜。南海曰：“此必无之事也。通商银行资本号称百万，尚不敷借款一年之息，何能担此重任？”已而果然。其他各国商人，纷纷奔走合肥之门，百计承揽，一经查核，转瞬皆虚。南海谓常熟曰：“公毋与合肥谋矣。吾师外交如宁武子，愚不可及。”常熟曰：“如之何而可？”南海曰：“欲借英款，莫如用赫德。赫德我雇用人也。”乃以盐税、厘金作抵，筹借商款。将户部暨总署全案，查交赫德，议乃定。从来洋债有回扣，二公秘密不可知，然媒孽者藉此为词，而祸自此伏矣。
张樵野侍郎患慈眷之衰，使英时，立豫甫为之谋曰：“归宜有珍奇之献。”及反，献祖母绿宝石嵌金钢钻镯于太后，献红宝石嵌金钢钻于皇上。祖母绿以重价购于法官，旧皇室御用物也。红宝石为洋匠伪制，光彩夺真。先献上，上谕命并献太后，由立豫甫介总管李莲英以进，蒙恩赏饭。惟豫甫觉其伪，常谓人曰：“樵野竟于上前鱼目混珠，可谓一身是胆。”
丁酉秋，各部尚书九卿，皆以别故，难与总裁之选。李文忠欣羡得一试差，以补生平之缺憾。时于晦若侍郎方在其幕，曾为拟策题五道备用。善化瞿相国方简詹事，惧不得学使，而知来年会总之无望，颇有希冀之意。一日，当孟秋之末，善化在文忠所，预贺其简在帝心。文忠曰：“吾老矣，纵有是事，其何能为！所望者与子同膺简命耳。”二公寒暄之辞，《梦蕉亭杂记》以为先得消息，盖传闻之误。
钦命试题，光绪年间，多寿州孙文正公代拟，以书一册折角为记上呈。《四书》文、经文以监本进，无可更改。诗题初出于《唐宋诗醇》，继改用乾隆中尹文端所编《斯文精粹》，复改用《御选唐诗》。光绪丁酉以后，帝年已长，择句无须乎人。故自壬午会榜之后，孙文正公从未膺衡文之命。洎科举末造，迭掌文衡，乃由于此。
甲午之后，各国使臣，皆彼中一时之杰。利于彼必害于我，自不待言。英使窦乐泰、法使施阿兰、德使海靖、俄代使巴布罗福，尤称魁首。滇越边界签约之日，恭邸取阅地图，施阿兰强之画诺。及章京以图进，悔已无及。不特蹙地千里，并缅甸瓯脱而亦弃之。窦乐泰大哗，予以其他地，乃已。是时，总署大臣，匪惟弗悉敌人趋势，即外人之性情、礼俗而不知。往往在我以为侮，而在彼不觉；在我以为礼，而在彼有不能堪者。海靖初见，译名曰“海静”，恭邸曰：“君来寻好，而名旁有争音，非佳象也。吾为君留静之左青为音，而加立为形，曰‘靖’可乎？”海靖大悦，自此改名。恭邸亦大悦，以为是固可以狎而玩之也。孰知德文译音之字，外人视之，何足轻重，徒费口舌而已。未几，各国使臣入觐，毕，随摈者循廊而退。海靖径自阶下，敬信挟其臂，使从行。海靖夺臂去，众宾中有从之者，于是，朝仪大紊。总署诸臣愤海靖无状，拟加诘问，南海张樵野侍郎不许。旋德使馆来书，责敬信失礼。事闻于上，屏敬信勿用。海靖气益张，卒夺胶州湾。自此而后，译署闻海靖至，几于谈虎色变矣。然德取土地，藉口于教案。俄与我有密约，继索旅顺、大连湾，巴布罗福措词为尤难，而亦如其欲。故当时说者言：海靖以刚，巴布罗福以柔，及其成功则一也。
俄之大错，莫如俄、德二主彼得黑府之会，纵德以取胶岛，俄因势而租旅大。俄主权重，大臣争之不得，遂启日俄之衅。数百载皇族，因之而覆其宗，数十世舆图，且以此而变其色。英雄能造时势，岂惟英雄能之哉，庸主之一颦一笑，固未可轻也。
德据胶州，使臣海靖忌李文忠为梗，致书总署，言中国威名夙著，而平素轻己之。某大员不欲与议，于是文忠摈不与闻。而常熟翁尚书、南海张侍郎受命专办胶案，尽从德人之请，唯鲁抚李秉衡获免于咎。常熟颇自幸，言：“国体所关，人材可惜。”文忠笑云：“然则川案之无人材，虽被黜，亦无关于国体，可以概见。”常熟亦笑，无以应也。
德、俄协以谋我，胶案即结未几，即有俄租旅顺、大连之事。适当戊戌会试，文忠方希冀试官，闻俄使巴布罗福有所请求，知为己任，笑曰：“衡文之事，殆无望矣。”时公方中谗，于此种外交，更无能为力。于是，俄租旅大，法租广州湾，英租威海卫，得所求而去。及慈圣临朝，意索三门湾，百计恫喝而无所得，使臣解职去。自此外人需索，戛然而止。乃知两阶干羽，威格有苗，古人并不欺我。
毕德格者，曾为天津美领事，慕文忠之名，舍官就幕。筹筑关内外铁路，为中国铁路之始基。公子伯行从之习英文，曾见曾侯《日记》中，所谓“美人白逖克”者是也。公子季皋朝夕与游，亦从问学。文忠入阁办事，居贤良寺，与闻要政，苟有事至使馆，必使之往。德据胶澳，衔朝命晤巴布罗福，俄卒无所助。此中国昧于外情，犹未知俄、德两君会于彼得黑府之事也。
常熟相国与南海张樵野侍郎生连带关系，自康案始。乙未会试，常熟披落卷，得有为而中式。有为有知己感，欲上书自见。以张侍郎为其乡人，较为亲近，乞为书，先容，常熟允之。及往，仍拒弗纳。侍郎问之，曰：“此天下之才也，吾无以处之。”及丁酉岁有为再入京。常熟知上意求新，遂荐诸朝。恭邸曰：“额外主事保举召见，非例也，不可。”无以先之，乃命于总署见。会年节伊迩，无暇及此。戊戌春正月三日，庆邸、合肥、常熟、南海见有为于总署。未几，有为上书言事，上交总署议奏。章京持以请命于常熟曰：“准乎？”曰：“不可。”曰：“驳乎？”不应。曰：“然则奈何？”曰：“择其可者而许之。”于是议准二事，曰：“商务”，曰“矿务”。总署诸公以洋洋数千言，条陈十数事，仅允其二，惧失上意，不得已，奏请军机会议，枢府诸公惟恐任咎，拟旨会同王大臣议。迨奏上，准者过半，有为自此获上。及有为得罪，常熟、南海皆列名康党，实非二公本怀。
年终密考，少则四字，至少二字，至多十六字。盖以备万几之暇，知其人之大略。非为作传，以概其生平，亦非为作论，以较其长短，固无须乎多也。向例由军机大臣资望在先者呈览，政府中新进不尽知也。丁酉年终，李文忠问翁文恭曰：“近为何事，而冗若此？”文恭曰：“日与兰孙抄录密考，不胜其繁。”文忠曰：“曷不使子密为之？”文恭曰：“子密笃于交游，惧其先以报喜也。”以当时钱侍郎之资望，尚不能预于机密，他可知已。宣统以后，则携出誊录，视之不若往日之重，朝廷每年黜陟之典，亦不尽行。滇督李仲轩制府，于每人密考，各二三百言，于是失密考之本旨，视如例事。枢臣亦公然携出录副，无复秘之可言矣。
京朝官重前后辈之礼，翰、詹、科、道、枢廷向有此称，相沿成俗。俄租旅顺、大连案，李文忠主稿。画诺后一日，遇许筠庵尚书，问曰：“旅大事奈何？”文忠曰：“与之。”尚书大诧，曰：“中堂不知译署有同官耶，而自为政也？”文忠曰：“尔足不至署，谓予能日至而家请命乎？尔无多言，他日予将至清秘堂判曲直焉。”尚书为之夺气。翰院之制，后辈无礼于前辈，直呼至清秘堂服罪。文忠盖以此窘之，尚书虽贵，未敢抗也。周镜渔廉访为军机处领班章京时，有新进传到前问其字，廉访立呼苏拉入室。苏拉者，清语仆役也。谓之曰：“汝领此君出，以我籍贯、姓字、官衔、寓所告之。予有公务，未暇与叙寒暄也。”廉访丰裁过峻，未免令人难堪。部曹之中，虽无前后辈名称，然尊卑判别，出于天然。新进到部，分司入室以后，仆役引见本司所有人员。自印稿以下，皆一揖而退，印稿略有问答，乃列之至末一座，同官籍贯、姓字、官衔、寓所，均令仆役开单记之。不敢面询也。次日按单登门往谒，或遇或不遇，不遇则再往。继而因友及友，介绍属托，渐次相习，乃择日宴请同僚，杯酒联欢。自此而后，升沈进退，皆托命于印稿。纵有年姻故旧，转相攀附，不能逾此范围之中矣。
《越缦堂日记》近日颇有盛名，常浏览一过，记之如下：
莼客记所读之书全无宗旨，嫌其太杂。经史子集，无一不有，读之未毕，随手札记，难免首尾不贯。如经学之《禹贡锥指》、《尚书古文疏证》、《诗毛传疏》、《左通补释》、《左传贾服注辑述》，小学之《骈雅》、《说文佚字》，史学之《纪载类篇》、《野获编》、《明季北略》、《明季南略》、《小腆纪年》，金石学之《金石史》、《石墨镌华》，别集之《道古堂全集》、《味经堂遗书》、《焦氏丛书》、《蛾术堂全集》、《景紫堂丛书》。多长篇巨帙，或专门名家，在他人毕生精力所在，仅看一序，以一日了之，便加评语，谓之读书，孰能信之。最可笑者，丛书目录抄写多种，连篇累牍，视为珍秘。其至《缙绅录》亦删节记入，无复著书之体。同光以来，文人不笃志于学，咸以书籍作谈柄，为欺人之计，悉是类也。
点阅之书，《日记》中仅见三种：一《周礼注疏》，一《吴梅村集》，一《戴东原集》。皆一二日即止，揆厥情形，恐未终卷。又，一日读杜氏《春秋经传集解》，于惠氏、马氏、焦氏《补注》、高氏《地名考略》、江氏《地理考实》、邵氏《南江札记》、王氏《经义述闻》、邵氏《规过持平》同时并进，一日而终。虽精力过人，恐无此理。
论诚字工夫须自然，不须逼促。惟学问之道，苟非上智，无不从勉强而行之始者。莼客平生近于放浪，皆此说误之也。莼客于小学未识门径，始讥陈珊士、孙莲士作字从篆体，同治五年四月以后《日记》，摹仿《说文》，则诚之谓何？谓酒垆之垆，《史记》作钅卢，《汉书》作“卢”。按，卢为本字，钅卢、垆为后加偏旁之字，何足深论。谓天数一，故引伸为专壹。按，一字不作壹解，又不知壹本从[1234]，且误壹为[1234]，益生纷纠。《爻山诗话》据《博古图》，“单疑生”即“散宜生”。按，单、散，疑、宜，古字通用，抑何足记。其邑人陈致英之《书契原指》莫非盲说，津津乐道，尤为无识。
《读史札记》较有可取，然多单辞片证，盖于顷刻之间，逐卷寻觅而得之。非若王西庄、赵云崧辈，有所见而录之，积少以成多也。明季杂史，略有考据，亦皆细故，无关宏旨。谓“柳如是归钱牧斋后，遇宴客，仍出劝觞。”虽载全绍衣《鲒亭集》及计六奇《南略》，抑何足记。谓梨洲涂泽学术，以相炫耀；苦贫不免请托，以冀沾润；吕晚村托买祁氏书，梨洲择其奇秘者自买，而以其余归晚村；梨洲晚年，烛笼上题“召试翰林”；傅青主印章，有“征辟博学鸿词”；陆清献与吕晚村投分最契，不啻一人。云出于钞本，国初人传，虽不知其真伪，然何必隐善扬恶。
读国朝人集，常数十种，不伦不类，莫名其意。诗宗七子，故推崇明人甚力，一隅之见，姑不必论。至近人诗词摘句图，不免明季山人之习，数数见之，尤足令人生厌。然在此书中，犹为上乘。盖莼客一生学问，惟词章差强人意耳。
生性好揭人短，论经学则以焦里堂为偏谲，论古文则言方、姚之陋，诋曾文正之未纯，而茅鹿门并不菲薄，可谓别有肺肠。臧氏《拜经文集》有《妾服议》，引《礼》君为贵妾服缌，以贵妾为妾长有子者。按，臧氏之解，诚有未妥。辰嬴生公子乐，又为秦女五人之一，而赵盾谓之贱，则妾之称贵，不以有子，亦不因侄娣，明矣。盖丧服之制，论其报施而已，本无亲疏贵贱之别。故子为父三年。父亦为子三年，夫为妻三年，妻亦为夫三年。同爨互为缌，即君臣主仆初无有分，以示哀戚，非以辨等差也。虽书缺有间，其详不得而闻，然以理推之，子于父在不为母服三年，则妻于夫在亦必不为子服三年。君为贵妾服缌，则贵妾亦必为君服缌。君不为他妾服，则他妾亦必不为君服。盖夫人薨，曾为继室，始谓之贵，此可断言者。莼客泥于贵妾为侄娣之说，以妾服为后世所不应有。谓臧氏之议，献媚于阮文达之死妾，何其诞与！
于时人谩骂殊甚。谓左湘阴为“耄昏”，李高阳为“要结取名”，阎朝邑为“兽心狗冠之徒”，张南皮为“佥壬祸首”，张丰润为“妄人”、为“宵人”，陈闽县为“轻险之士”。又谓南皮、丰润为“鼠辈”，闽县之劾张靖达为“狐埋狐扌骨”，王湘绮为“江湖亻危客”，吴{客心}斋为“吴下书画清客”，赵叔为“妄子”，于晦若为“风狂”，周星诒兄弟称为“周蜮”，犹以为有怨也。他如戴子高、杨海琴、鲍子年、何子贞、李山农、陈寿卿、吴平斋，皆致不满，或加丑诋，适成其为无忌惮之小人而已。
尝合一时之人而论之。谓：“嘉庆以后学者，游谈废务，奔竞取名。”于光绪十年政府易人，则曰：“易中驷以驽产，代芦菔以柴胡。”于朝臣，则曰：“大臣非暗陋则偏愎，小臣非鄙猥则诗张。”可谓一网打尽。
又尝合一处之人而论之。曰“北人昏狂”，曰“皖人无一可用”。曰“江西无学者”。曰：杭人之诗以江湖涂抹为事”。曰“吾乡粤逆之变，持节者逃窜，缙绅之属，输贡贼庭、受伪职、毒乡里者，不可悉数”。曰“攘窃为闽人之惯技”。曰“顾、黄从祀，出于福建子之请”。辱斯甚矣。
又有揶揄之笔。言：“张文襄升迁之速，由于日本人致书请见，为上所知。”言：“沈子封之入合肥幕，因其大父鼎甫为合肥太翁入学之师。”其落第之时，叫嚣尤甚，指摘瑕疵，不遗馀力，主试者不得免焉，中式者亦不得免焉。莼客谓举孝廉方正者，庠序之潦倒。彼之所为，毋亦近于是乎。
甚至妻妾争斗，无道处之，亦藉口诛笔伐之能，以泄其忿。尤可笑者，姬侍当夕，并入纪载，然则《日记》将兼为淫筹乎！
相传莼客居京师，以《日记》为广通声气之用，不如其意，则于《日记》中贬之，因之借《日记》者不绝于门，如沪上人之读小报也。潘文勤乃其师也，不受其节敬而反赠以金，每至节下，辄问其仆曰：“李老爷麸料已送往乎？不尔将踢人。”都人至今犹有知者。
咸丰以前，春秋两闱，怀挟之咎尚重。同治初，元帝幼，多年不亲政，搜检王大臣渐从宽。四年，乙丑科会试，有举人遗书于地，吏以奉于王，王纳之袖中，曰“奈何以帐簿入场”，释之去。十二年，癸酉科乡试，有生篮中书籍纷纷坠地，王顾左右而佯作不见，此犹可曰“掩耳盗铃”也。光绪间，考生皆以四轮藤箱满载书籍，曳之以入，公然犯规而不禁。北闱中不许乱号，枪替犹少。南闱号仅闭一日夜，近于儿戏。殿廷考试，惟重试题出处。始犹数人相约，分携《佩文韵府》，藏于靴筒，继而各纳箱内，阅时置诸小几之上，无人过问。监试王大臣频唤吸烟者出殿外，若似乎责任所在，仅防火烛而已。
沈文起《左传补注 自序》末曰：“今险忮刻薄之人，有窃钻何休之余窍，以挂误余子，何不仁之甚也！盖圣世之贼民而已矣。”其言本为同时之刘申甫、龚定庵、宋于廷诸人而发，然未至是也。自国初汉学，进为道光中叶之西汉学，识者知其不祥，以为汉德将衰之兆。为西汉学者，以汉学对宋，已大获全胜，无钻研余地，不得不别出一途以自见。继之者即有周人经说，更高出西汉一等。然为求学计，非求仕计，大言而已，学派竞争，与世无涉也。不意数十年后，有南海康长素公羊之学，以孔子改制为名，欲先讲学而后辅政。成进士后，朝考阅卷大臣故抑之，以归部曹。其弟子新会梁卓如，乡举出李端门下，一见大为激赏，以妹妻之，戊戌会场，已荐卷中式矣，忽为主司所觉察，黜之榜后。领出落卷，房批云：“还君明珠双泪垂。”卓如不得志，益肆意于新学，与其师互相标榜，遂兴戊戌之变，酿为庚子之乱。以此：与申甫诸君子相为比例，固不得遽谓之同，亦不能断定其异也。
康有为为孔子改制之说，值中日战役后，人心思治之亟而入于幻，异说乘之而起，于是学风为之一变。有为中式光绪乙未科进士，朝考，其同乡李若农侍郎在阅卷大臣之列，恶而黜之，用工部主事。科举时代通行之例：于乡会试总裁、朝殿试阅卷大臣，皆尊为老师，自称门生。有为见侍郎，谓为“先生”。问故，对曰：“古之道也。”侍郎曰：“若然，徐荫轩不几为相公乎？”京谚优为相公，故侍郎以是质之。其后梁启超往见，侍郎曰：“乱天下者，必此人也。”粤人好言新，而侍郎持论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