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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为求用世之学，以得君为重，曾两谒丰润张幼樵副宪，问何以得志于高阳相国。副宪在光绪初方露头角，锋厉无伦，有参奏高阳风说，高阳阳与修好，阴实畏之。副宪遣戍之后，不复起用。曾致书合肥相国于京师，就商出处，末云：“兰师何以处我。”合肥持示高阳，高阳若弗闻也者。其交谊如此，其得君之术抑可见矣。及有为往见，副宪豪气全退，谦让未遑，阳为不知。
有为虽为新党魁首，而文笔繁冗，实不足以动人。上皇帝万言书，其中最警策之句云：“皇太后，皇上，将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可谓敢于直谏，而不可谓之善为说辞。谒见大员，辄云：“小变则小效，大变则大效，不变则亡。”闻者置诸耳而已，未之能信也。当时情事能令观听一倾者，厥惟《时务报》，自新会梁启超《变法通议》刊载报首，描写老大帝国致败之由，恰如人心之所欲道，益以同党宣传之力，遂能风行一时，京城内外，几于家有其书。人人争誉其美，遂入其彀中，隐为所动而不之觉。兹将《变法通议》中，凭空杜撰者，择录如下：
论学会云：“西人之为学也，有一学，即有一会，故有农学、矿学、商学、工学、法学、天学、地学、算学、化学、电学、声学、光学、重学、力学、水学、热学、医学、动植两学、教务等会。乃至于照像、丹青、浴堂之琐碎，莫不有会，其入会之人，上自后妃王公，下及一命布衣，会众有集至数百万人者。”
论译书云：“诸国都会之地，庋藏汉文之书译成西文者，浩博如《全史》《三通》，繁缛如国朝经说，猥陋如稗官小说，莫不各以其本国语言纟番行流布，其他种无论矣。”
在今人言之，鲜有不斥其妄者。而三十年前，昧于外务，群众心目之中，颇为倾服而与之俱靡，既爱其大体，亦不暇议其微疵。甚矣匹夫之力，足以率天下而趋于其所指引之地，使风气转移于无形，于斯见之矣。
有为字长素，不知其何所取义；京城士夫习闻其言孔子之教，以为长于素王也。因而启超及顺德麦孟华悉被以嘉名，曰“超回”、曰“轶赐”。孟华主《知新报》，文气萧索，与其师同。更于肉食者，鄙薄过度，每一论出，毒詈丑诋，不遗余力。久之，读者由厌生倦，咸弃去。不半年间，康、梁之赫赫声名，渐如爝火矣。
有为进士改部曹，启超落第举子，不得意于仕进之路。求用于世，乃别出一途，以希自见，以广义言之，有志之士当如是矣。然二人寒士，自顾谋身之不暇，文仲恭侍御疏中，谓“曾拒其重贿”，言“台谏中，如杨深秀、宋伯鲁，皆受百金之月俸，为之爪牙”，殊属不近情理，故劾者愈众，而上信之愈深。侍御既贬，未几，礼部六堂同时并罢，以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参预新政。稍涉机要，皆令四人拟诏，军机大臣不知也。及成，径达上所，军机大臣亦不知也。有为又请开懋勤殿置十友，隐夺政权，于是人人怨恨而大祸作矣。
有为先奉严诏，促其出京。事泄，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杨深秀及有为之弟广仁，同时被逮。有为出都，航海南下，已在“重庆”舟中。上海关道，以逻卒伺于太古公司埠头，将俟其至而执之。及舟近吴淞，英国兵舰阻其行。随有兵官乘ザ缘梯而上，以图象询得有为，挟至香港。有为曾以事之始末，告诸港官，载于西报，谓其幸脱法网，为威尔斯籍教士李提摩太之力。改名更生，盖以此云。太后怒外人为逋逃主，义和拳灭洋邪说乘之而起，无识之徒群起附会，遂有庚子之变。
有为亡命南洋岛中，游说侨民，集资立保皇党。八国联军事起，征李相入京议和，行至沪，得有为书，劝清君侧，逐母后。时上海居民十方杂处，恃租界为护符，扬言无忌，为举国讠皮辞之所自起。李相偶闻人言及此，辄笑曰：“何今之少年，中毒若是之易也！”盖至是已微知乱萌矣。有为旋命唐才常密结会匪游勇，谋据武昌。已而才常及其同党骈诛于市。虽无成功，然定计在辛亥革命十年以前，不可谓不识时务者也。既败，以余资设《时务报》馆，欲以言论之力，转移人心于思乱之一途，积久似有微效。有为死，《清史》本其素志，置诸列传之末，而论事实，则不然也。
国初人解经，引经注之别见者以示其精，而案头不可少之书，惟《注疏》一部。乾嘉人解经，引经文之他见者以炫其博，而唯一法门，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读。同时之儒者，或专攻小学，或避而孝子、史、地理，各有所长。自《经籍纂诂》出，为训诂之渊海；自《皇清经解》出，为经典之集林；自敷文阁刊《方舆纪要》，于地志一览无馀；自广雅堂辑《史学丛书》，于诸史各家咸备。于是人人可以掇拾，不废稽古之功。道、咸而下以及光、宣，学风一变而为钟鼎、石刻，作矜奇炫异、避熟就生之计。经史大义，置之度外。再变而为宋元旧板本，朽腐夏化为神奇。趋时之士各手一编，求其歧异之处，若国史馆之校对官，若书班房之对读生，不知学问为何事矣。世道愈趋愈劣，至于如此。等而下之，译书亦然。海禁开后，士大夫稍稍讲求新学，五台徐松龛译《瀛寰志略》，无锡薛叔耘作为《续编》，侯官林文忠译《四洲志》，邵阳魏默深益以历代史书及明以后岛志，钩稽贯串而为《海国图志》。其后译局盛开，京师之同文馆，上海之制造局，以及教会附设，如广学会、益智书局之类，译出西籍，不下数百种。鸿篇巨制，不乏其人，即天文、地舆、动植物、理化之类，何莫非专门之学。较之近作寥寥短篇，不可同年而语矣。至抄撮之教科书，犹之乎往日高头讲章，不在著述之列，当作别论。
南北风气不同，性情亦异，微特满、汉不能一家，即畿辅与江浙亦分两派。同光之际，南皮、高阳、东海、济宁前后入值枢府，声气相应。南皮之弟文襄及定兴两相继之，均北方之学者。寿州、常熟、嘉定世代久居京师，并不同化，合肥则更无论矣。本朝入关之初，以异族入主中华，其视各省，一视同仁。迨居京已久，渐染北俗，遂亲北而疏南。同一书房，常熟无论如何得君，终不若高阳之内外融洽。同一枢府，善化无论如何有权，终不能出庆邸范围之外。合肥入阁办事，几有适从何来，遽集于此之状。日战以后旋即屏咸望大损，区区译署出。若非商务大臣之命移督两粤，拳匪之祸必不能免，其能以功名终者，天也。当戊戌之变，礼部六堂，同时夺职，朝贵汹惧，咸虑自及。或言忧乱，闻于合肥。合肥笑曰：“未也必有红顶白胡者见于菜市而乱始作。”未及两年而至庚子，言事诸臣均遭其祸，而南人为多。仁和相国几亦不免。袁、许二公被参逮治之日，尚有附片留中，仁和几得罪，赖荣相力为乞恩，上意解，仁和得幸而免。未几，奉诏惩办首祸，留京者俱伏法。合肥非预言先知者，而谈言偶中，遂成语谶。
常熟当国既久，以古大臣自励，颇不悦于维新异说之骤起，力诤于上前。至称康有为之才胜臣十倍，正负气之语。措词切直，更失帝眷，放归田里。慈圣重临朝，憾者摭拾前说，以辞害意，遂获谴。然慈圣隐痛，在于甲午战祸之首。一日两诏，与吴大异案同罚，尤见微旨。
常熟书法，在石庵、完白之间，于本朝可称第一。每岁春联贴出，常有人抄录，联皆集句，都人传诵。兹录所记忆者如下：最早一联云：“骐骥思千里，鹪鹩守一枝。”甲申一联云：“夔龙新治绩，莺燕旧巢痕。”丁酉一联云：“经济惭长策，风云入壮怀。”戊戌一联云：“南图卷云水，北极捧星辰。”都人以常熟门联作预兆观，曰：“今年殆有水灾。”
帝既亲政，朝廷大事，慈圣初不与闻。甲午战役，知其必败，苟不遽至于亡国，犹忍弗言焉，则下此者可知矣。安维峻奏事，明明离间母子，而如弗闻焉，则等此者可类推已。然维新急进之徒，未能唯所欲为，终不得志。项城至京，谭嗣同往见，人心疑贰，于是有颐和园胁皇太后之风说。未几，项城果授侍郎，不复受直督节制，说者谓为有因，或奔告直督荣文忠，文忠使折归，而由庆邸上达，且调聂军驻津防变。项城过西沽，见戎幕棋布于铁路侧，心知有异，趋诣荣文忠报密。慈圣闻之，即夕还宫，翼日，下临朝训政之诏。寻逮治康广仁、杨深秀、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诸人，尽反帝变政之所为。本朝垂帘之制遂与国同休。
鲁伯阳以候选道员，特简上海关道，谕旨自内出，枢府几无从检出其名。命下之日，内外大哗。事闻于深宫，珍、瑾二妃，颇受慈圣申斥，降为贵人。先是，内务府郎中玉桂授四川盐茶道。召见之日，德宗询以公事，未能谙悉，降官同知。两宫受人离间，潜生意见，近于寻隙，盖自此始。然玉桂以京察一等郎中，外放道府，不出常例之外。事理不明，则旗人通病，非一人之咎。专就以上两端而论，则鲁伯阳案重而玉桂案轻，不待智者而后知也。惟当时帝犹亲政，故慈宁宫禁，仅申家法而已，未及朝纲也。及戊戌政变，追忆二妃之过，以文芸阁学士曾授之读，且与妃兄志锐为友，亦遭波及而加逮治，已近于苛。庚子西狩，崔监竟致珍妃于死地，尤嫌其酷。
慈圣三次临朝之诏，出于帝自请。杨崇伊适有此奏，自居其功，或以胜保为例讽之，不悟。及出为汉中府，逗留不往。延至联军入京，文忠议和，崇伊以济灾会务居贤良寺，李文忠日夕见。请自效往西安行在，通政府声气。文忠笑谢之而已，亦不置可否也。
康有为以严旨促出，宋伯鲁以褫职先行，幸免于罪，时案犹未显也。既而事泄，都中频传将有大狱。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四人，逃出未晚。林旭无家，不欲连累居停主人。谭嗣同以父继洵在任，叹曰：“天下岂有无父之国哉！”殊有侠气。及槛车赴菜市论斩，嗣同大言曰：“官高者获免，独归罪于末秩耶！”参与新政四人，自命宰相之职，至此始露本来面目。
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同参新政。上求治过急，太后弗善也。上手诏密谕锐云：“近日朕仰观圣母意旨，不欲退此老耄昏庸大臣而进英勇通达之人，亦不欲将法尽变。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非力行新政不可。然此时不惟朕权力所不及，若强行之，朕位且不能保。尔与刘光第、谭嗣同、林旭等详悉筹议，必如何而后能进用英达，使新政及时举行，又不致少拂圣意。即具奏，候朕审择，不胜焦虑之至。”锐等复奏，前列四条，大致冠冕堂皇。末谓古天子有亲军，汉之期门、羽林屯兵、唐之宿卫皆是。今立国之要，在乎强兵，宜身为之先，振起民风云云。嗣为太后所见，妒者谗构其间，指为恶意，锐等以是得罪。宣统初元，锐子庆昶缴手诏于都察院，而原摺殊不可得。当时有人见者，述之如此。康有为未出京时，侯官郑孝胥被荐入都，召对献策，练举国人为兵，使朝内外群臣尚武，请上自习体操，都人谓之“三练”，谓练兵、练官、练皇上也。或疑其内含宫中举事之微旨，以讹传讹，遂有围攻颐和园之说。适于斯际发见锐等请上自揽兵权之奏，其死也宜哉！
党人被逮前一日，林旭遇丹徒马建忠于途，亟下车，密问曰：“公自贤良寺李傅相处来与？曷回车复见傅相，为我乞命？”张樵野侍郎出京之日，上傅相书云：“但得终老边廷，于愿足矣。”李文忠之慈眷优隆，倘为二人掩护，未始不能稍动天听。惟公耻甲午战败，常思晚节自见，岂肯为他人用。移督两广，虽承苏元春交涉失败之后，以重臣莅镇，出自慈圣之意；然都人揣测，中实有捕康密诏。于时希功求进之徒，日奔走于门，要约于公：生得有为者赏若干，献首级者赏若干，大廷广众，言之无讳。嘉定徐协揆曰：“公如得逆首，宜进封侯。”有躁人在侧，亻言曰：“或进封公。”公笑曰：“且进封王。”此犹出于戏言。然公常云：“慈圣之憾康、梁，甚于粤中洪、杨，捻中任、张。粤捻为乱，欲得天下，康梁谋逆，欲胁太后。此战国所云，河内、大梁，及身三者，以身为上’也。”公履粤督任后，除盗安民，勤政之声，颇著中外，于人人心目中之党案，视之蔑如也。朝旨命掘康先茔，公明知故纵。骐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未已。于兹益信。
张樵野侍郎被逮之先，曾受虚惊二次。是岁端午日，慈圣召见左翼总兵英年，令传谕步军统领崇礼云：“张荫恒有查办事件，著先为预备。”英年奉诏，使缇骑先至锡拉胡同待命。崇礼与侍郎善，止之曰：“且候诏下。”于是侍郎家室得免惊扰。是日，慈圣驻跸颐和园，召见庆邸、刚毅、廖寿丰，皇上侍侧。太后问曰：“张荫桓遇事专擅，弹劾者众，尔等有所闻否？”庆邸曰：“总理衙门惟荫桓一人称能，以此招忌，容或有之。”慈圣怒曰：“若荫桓死，将如之何？”皆莫敢对。移时，慈圣色稍霁，曰：“予知荫桓能，所询者，专擅之迹耳。”庆邸曰：“荫桓在总理衙门，遇事，有与同官商者、有径自决者。荫桓与外人私交往来，行踪诡秘，局外不得而知。”太后顾谓上曰：“其严斥荫桓，使知警戒。”翼日，侍郎先至军机处看参摺，旋与军机大臣同召入见。侍郎颇陈辩，上谕之退，得免罪。八月，诏捕康有为日，缇骑至锡拉胡同，直入侍郎家，搜寻有为，不获而去。邻人不知，咸疑为抄没。或作谑语曰：“事不过三，殆将及矣。”翼日，捕康党六人，廖尚书拟旨，两圣阅毕，久之始下，盖上意尚踌躇也。是日，慈圣问曰：“伊藤觐见，何以为赠？”上以宝星对。慈圣曰：“务选其精者，令张荫恒为之”若无其事。又次日，侍郎始拿问至提署，复交刑部治罪。
伊藤博文薄高丽统监而不为，观光大陆，有囊括四海之志，欲吾国聘为辅佐。康有为作奏章，自荐为迎送专使，令李端上之，弗许。先是，有为说上开懋勤殿列十坐，以李端、徐致靖、宋伯鲁、杨深秀、康广仁、梁启超、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为十友，有为言无不听，则隐然公孤师保自任也。及谋为迎送使而不得，心知有异，奉诏督促出京，幸免于祸。伊藤旋去。戊戌之事，因败于日本而然，当时首祸之人，皆欲以日本为法。伊藤欣然而来，废然而去，政变于是乎毕。
叶曙卿军门逮入都、张樵野侍郎出戍，皆房县知县曹景成阝任解役。狱中住屋为邻，饮食起居均甚安适，惟需费甚巨。侍郎广籍，且沾洋气，吏望尤奢，一日之中，索至一万以外。侍郎无已，求教于军门。军门曰：“余入狱，日实用六千四百金。”吏曰：“君数本八千，以二八折扣，减至此耳。”狱吏尊严，二人皆嗟叹不已。
张樵野侍郎久为李文忠之门生下吏，外简公使，内擢卿贰，皆文忠之力。侍郎以吏员出身，而吐属风雅，亚于词林，临事明敏，邻邦人士咸乐为欢，兼权译署，居高而愈见才，岁久而益习事，都人共仰。及文忠入署，相形之下，既尊且亲。侍郎揽权有年，不能复让，遇事把持，文忠或有未允，辄曰：“吾师过矣。”旋令所司，如其意旨而行，竟不之顾，文忠无如之何。吾乡吴蕙吟诗郎同在署中，名位相埒。偶批一稿，侍郎见之，大咤曰：“误矣，误矣！”吴侍郎为毁所批而后已。戊戌政变，先以英国借款，受台谏攻击，几至籍没。慈圣听政，与康党诸人同捕入狱，嗣以查无实据，幸免骈戮。然侍郎为德宗亲臣，曾有进呈洋货一单，为慈圣所见，终不慊意。遣戍新疆，濒行之时，上书文忠，乞哀求救，盖悔之晚矣。
本朝旧制，六部满、汉各六尚书、十二侍郎，一部六堂，常有大学士管部为七堂。虽云位尊为上，仍视乎其人而已。薛云阶、赵展如、沈子敦为刑部侍郎时，即主部政。常熟久绾财权，甲午之后，慈眷大替，不得不屈于麟相。孙文正素性严正，戊戌变法，时有献替。及慈圣听政，谗者以公曾进《校庐抗议》一书，遂有官制之改革，摭拾书中节目，上达天听。慈圣闻之，微愠云：“不意孙家鼐亦附和。”外间揣测，以为公将得罪。是时公为吏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尹。东海徐相，以大学士管吏部，恒藉故排挤。公上疏乞罢，温诏慰留，再请乃允。李文忠戏曰：“请罢官而反得奖谕，吾亦胡不可以为此请也。”然徐相竟以庇匪得罪以死，公复出，仍绾铨政。天道好还如此。
孙文正请以《校庐抗议》发各衙门阅看，择要施行。岑西林时未得志，将上条奏。望江余寿平中丞方为侍御，与西林交密，荐张凤梧为之拟草。凤梧者，坚白制府之初字也。拉杂成八款，西林欲足成十，问寿平。寿平曰：“得当而已，八与十何别？”既上，以改官制一条，合乎冯氏《抗议》，制曰“可”，西林以裁缺京堂得简粤藩，此疏之力也。未几，慈圣临朝，制度复旧，谈新政者皆得罪，孙相且以冯书引嫌去官。西林以中兴勋旧后裔，仍得调陕西，凤梧从行，改字坚白，二人遇合甚奇。
戊戌党祸，李端、陈宝箴、徐致靖滥保匪人，皆获严谴。长白荣文忠曾保陈宝箴，长沙张文达亦曾保谭嗣同，各自请罪，先后交部议。吏部将两案同日上奏，时文忠极蒙主眷，文达因缘，获以一并减等。
戊戌秋，兹圣曾有电旨，召先臣入都，以疾不能赴。未几，宗室贻谷，以长白荣相国之命来曰：“上意向用甚殷，能以私询勉一行否？”余辞不敢言，既而悔之。以父执中李文忠、孙文正、嘉定徐相国，皆至戚也，未以情告而自专，可乎？次年拳乱作，遂不复出。
文庄电奏未至之时，文忠曾力劝之来，且预为计划，将到京事宜，先至宫门请安。又为访枢臣，问请安召见后，如何待之。皆云：“上意可知，或先赏还原衔翎枝，以待后命。”时文忠已老，犹为此奔走不遑，可见旧谊之厚。
德藩亨利亲王来游，非聘也。西法可以礼，可以不礼之。宜如亲王例，与国君相为宾主，舆卫用帝制。在中国为前所未有，《会典》不载。枢垣、译署聚议，久之乃定。使庆邸、礼邸迎于郊外，载以黄缰绿轿。觌见时太后坐、上侍侧，德藩三折腰，弗答，宴之于乐寿堂。宴毕游园，上往相遇，以示答礼，乃旷典也。外人意犹不满。庚子和约成，外邦大使，均待以敌体，渐染西俗矣。
刚毅为苏抚，以清刚著。初与荣相比，专排常熟。政务处设于甲午之后，三人皆在焉。偶因议事不协，荣相怒曰：“公奏上，治荣禄罪，所不敢辞。”常熟虽受圣眷，而绌于慈宁，避弗与校，乃已。及太后复垂帘听政，常熟已去位，荣、刚势均力敌，各不相下，因是有隙。一日，刚毅荐龙殿扬之材勇，上问如何，对曰：“若昔之黄天霸。”上知其未学，满人本不以文重，弗之责也。既退，荣相哂曰：“公以龙殿扬喻黄天霸，公得毋以施世纶自命乎？”世纶在当日诚为喧赫，而今日伶人演剧，则以下等戏角充数。相与一笑，而罢。
荣禄、刚毅同时在枢府。荣禄简为武卫军帅，宋庆、聂士成、袁世凯、董福祥各师隶焉。刚毅奉使两江、两广，清查外销各款，悉使报部，供给军用。京师为之语曰：“荣禄练兵，刚毅筹饷。”犹是外人揣测之词。两相同直，势不相下，特假宠命，以出刚相于外。两江方毕，两广电旨即下，两广事竣，刚相拜表即还，亦知迟则有变也。
近年，吾邑贤令，以杨霈霖、张琴为最。霈霖日巡于乡，凡沟洫之浅者，督令掘深；道路不平，责其修治。民不从命，霈霖复往过，即予鞭朴。捕务严厉，一盗就获，辄施五木鞫实，穷治党与，以故贼盗绝迹，四境安然。琴葺治书院，劝诱诸生，讲求实学。二公皆得罪邑绅，贿买御史，毛举细故，弹劾落职。御史风闻言事，本武后制度，流弊如此。
苏元春，湘军旧将，所谓依草附木，因人成事者也。当时帅节握于文人之手，曾、胡、李、左皆以科第中人躬亲师旅，武功多有可观。于是武人好文，寝成风气。豫军之张勤果，淮军之吴武壮，结交词人墨客，颇受虚誉而能得溢美之辞。湘军之鲍忠壮，英雄末路，李文忠公函稿言其欲为总督，皆是类也。元春行辈较后，模仿前辈，不遗余力。光绪乙亥入朝，京朝宫中，乡寅世戚，均有赠贻。挥金如土，至于不能自给，时人称为“叫化孟尝君”。元春已奉淮徐练兵之命，未几，与法人交涉失利，言路纠参，遂败。
光绪己亥十二月己酉，诏立多罗端郡王载漪之子溥携为大阿哥，承继穆宗毅皇帝。下诏之日，召见朝臣于文华殿，六部、九卿咸与焉。诸臣毕入，太后先言曰：“皇帝有旨。”帝乃出诏书于袖，枢府领班、礼亲王世铎捧之而下。其时惟一二要人知其事，余者默默而已。既出，群趋礼邸就观，随班者众，秩次颇乱。徐小云侍郎取诏书于礼邸之手，朗诵一过，闻者咸悉，乃散。
古今中外各国，子立为帝，而本生父以天伦之爱引入政治之中者，自醇贤王为始。王当国十余年，所设施者有三大政：增加旗饷，以固本也；兴办园工，以希宠也；大练海军，以强国也。李文忠特为致书各省督抚，协取土木之资，而犹不足，则尽移海军经费而用之。户部希旨，奏定光绪十四年之后不购军械。七年而至甲午，日本开衅，战舰巨弹仅存三枚，不得已而用其较小者。大东沟战役，情见势绌，距醇邸之薨，已四年矣。后十余年，端邸子立为大阿哥，参预朝政，引用拳匪，欲一举而荡平八国，酿成大祸。又十馀年，醇邸子立为帝，获封摄政王，俨然人主之位，遂倾其宗。光、宣两帝，皆以近支入嗣，惩宋明之失，讳言尊崇所生，而假以政柄，其弊抑又甚焉。
大阿哥立，次年元旦，大高殿、奉先殿俱代帝行礼。豫锡之都统，时主讲会辅堂、出试题云：“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其弟子某，主讲通州书院，同时出试题云：“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皆有弦外之音。都统讲学，高阳、东海钦服，甚至两相科第远在其前，书札往来，辄自称“后学”，倾倒如此。本朝理学名儒，都统为最后一人，受其感化，只北方学者，且在高位居旗籍者为多。故建储之策，与有力焉。
同光以来，每逢庆典，李文忠常得异数。紫缰、三眼翎，本朝赐近支八分公，以当古之九锡，人臣所不能有。然其后继之者，实繁有徒。光绪中叶，内廷行走诸君，全用紫缰。东海、徐相，以宏德殿照料之劳，膺三眼花翎之懋赏，几于不甚爱惜之物。德宗三旬庆典，文忠得方龙补服，出于《会典》之外。嗣政府中人出，言其故，乃知军机处开出群臣之名，德宗注简便文字于下，如花翎则书一“翎”字，双眼、三眼花翎则书“双眼翎”、“三眼翎”，议叙则书一“叙”字，从优议叙，则书“优叙”，团龙补服，则书“龙补”，俾军机大臣持出拟旨。文忠下为“龙补”二字，拟旨者巧立名目，增饰而为方龙补服，遂为创典。文忠谢恩摺曰：“在微臣特拜新恩，在他日将成旧典。”于晦若侍郎笔也。
旧制亲王无执政者，成亲王在枢府，本是特例。自太后临朝，以懿亲为辅，恭、礼两邸，相继为枢府领班，始成为故事。然光绪十二年，训政期内，礼邸自请开去军机差使，以符定制。其后二年，德宗亲政，礼邸又辞出枢符，请复旧制。虽温旨慰留，仍于旧制未敢擅更，辄委之数年以后。及庆邸入直，终于清世，沿以为例。
拳匪初起，稍识事理者，计日能待其亡，矧徐筱云、许竹、立豫甫三侍郎，袁爽秋、联仙蘅二京卿，素称通达者乎！惟本朝自世祖以下，圣主明君相继在位，过于汉高、惠、文、景、武、宣，一时臣下，奔走之材多，辅弼之佐少，相沿成俗，面折廷诤，竟无人焉。筱云、竹、爽秋三人，疏远外臣；豫甫本姓杨，汉军旗人；仙蘅为庄王包衣，满洲之俗，见上自称奴才；岂敢违旨，焉有犯颜强谏之事。其奏稿为钞报所未载，其词语为廷臣所未闻，反令外人不平，代为请恤者。盖五人早知必败，平时当有不谨之言，拂首祸之意。召对之下，不能随众附和，致违上旨，事诚有之，理亦宜然。倘云直谏而死，是未知清朝之臣下对上制也。
联仙蘅阁学，崔佳氏包衣，旗也。包衣为清初奴虏，子子孙孙不能脱其籍，旗主愈贵愈贫，愈受其虐。阁学隶庄王府，由词林出任府道，入参译署，本非庄王所喜。庚子之乱，日夜围攻使馆，不克，召廷臣咨询。对曰：“果犯天下之不韪，杀外交官，他日洋兵入城，肆行报复，恐将鸡犬不留。”太后怒曰：“联元，汝何言耶？我老妇胡畏！”庄王奏请归邸惩治，遂弃市。
许、袁弃市，从端王之请也。原诏附片辞连仁和，以慈眷素优，留中不发。诏下，仁和诧问：“附片何在？”长白曰：“公毋多问矣。”仁和会意而止。事后，枢府中人，咸谓仁和素机警，而此际忽茫昧，盖近于懵懂运中，不知其然而然也。
立豫甫尚书居近西什库，与天主堂素有往来。拳祸初兴，西兵入卫使馆，分四十人驻西什库天主教堂。至市购麦，肆主畏西兵不敢售。教士请于尚书家，为之解说而与之。尚书久典内务府，擢任户部，历任优缺，素有富名。在混乱之时，本为流俗所羡妒。缘此，遂谓其通敌，以闻于上而诛之。
匪势蔓延，始仅在外府州县，以为尝试，既而王、贝勒引至府内演习，其事遂不可为。京师之中，辇毂重地，无论何处，匪徒指为隐藏洋货，即举火焚毁，无人敢阻。未几，神坛遍布于九门，且有差役，时出逮捕。鞫问之法：每擒一人至，焚符上告于天，纸灰上升则释之，否则视为有罪。为之首者自称大师兄，亦天父、天兄之亚也。攻使馆及教学，不克。使馆环列于东交民巷。教堂在康熙年间奉旨敕建，于光绪初年，由西安门内蚕池口移于西什库。李文忠商之天主教士，请于罗马教皇，多次始允。其事始末案卷，附载于《集》中。至是，匪徒公然出示，改东交民巷为杀洋鸡鸣街，改西什库为杀鬼巷。鄙俗几不可耐。诸王公贝勒信以为实，其才识已可想见。
巷战既开，武卫中军乘势行劫。兵半旗籍，几不知世情。时孙文正公退职闲居，盗入门，闻主人姓名，逡巡不敢遽进，曰：“中堂在衙门耶？抑在家也？”仆对曰：“中堂已罢官。”盗不俟言毕而遽入，尽夺取所有而遁。事过，文正笑语人曰：“京师贼匪犹畏法禁，询知势位去而后敢动。余乞骸骨且年馀，若辈殊不之悉，何其昧于外事之甚也。”
甲午之后，外人皆谓吾国人不宜于武事，故不任战。彼以为人各有能有不能，无足异也。庚子衅起，罗荣光守大沽炮台。敌舰大至，彼众我寡，荣光力战拒之，卒以兵无后继，奋斗以死。同时，聂功亭、马景三两军守津，与联军遇，虽败，颇有杀伤，较诸甲午为优。
湘军末造，刘松山老湘营部下尚有三人，于拳乱著称。曰平江余虎恩。随吴清卿中丞东征，与曾文正之孙广钧同驻军榆关外。虎恩宴客，广钧之营务处，方某与焉。广钧责其擅离职守，就执之。虎恩怒曰：“速释之，不然吾即缚汝。”广钧慑而逃。及武卫军成，虎恩统中军，经拳乱而罢。曰长沙方友升。张文襄时督鄂，令率师勤王，驻军直、晋边界。法兵克保定，出巡遇之，令其退，弗应。法兵径前搏击，友升大败溃走。时岑云阶中丞为晋抚，闻败告急。李文忠尚不知有战事也，电奏中责其染军营习气，小事报大。未几法兵退，中丞致电言谢云：“王爷，中堂，信孚中外，造福于西。”云云。于此可见当时全权大臣尊贵无比之形，及临敌疆臣震慑失次之状。一曰新喻张春发。仕至广东提督，从李秉衡引兵入卫，道出任丘、茌平间，攻破教堂两大所以为功。秉衡师至杨村遇联军，迎战败绩，春发移南提督。为魏午庄制军论劾遣戍，未几释归。
瓦德西，德人而为八国统帅。微论条顿、罗马、斯拉夫、东亚人种不能一致也，即以法兵论，岂有服从德将之理。虽云各国公认，姑作如是观而已。《瓦德西日记》译本记：“初受任使时，自以为莫大荣幸。既至中土，无一国之兵能从其命，徒自矜伐不已。”所谓厚颜无耻之极至者也。犹不知悛，竟使天津税务司德璀琳向李文忠劝进，文忠曰：“予今年七十有九，明年八十且死尔观吾子，有似乎皇帝者耶？”笑而遣之。
瓦德西有一事为联军所称誉者，厥惟惩办祸首。当时中外之人，皆以此为先务。值两宫西狩，庆邸、李相在京，方议和约，莫肯先发。洎乎各国使臣咸以为言，政府迦护前非，不能尽情处治。西安地远，兵力所不能及。瓦德西购置骆驼百千头，作西行之势。议和大臣以闻于行在，乃得所请。
徐荫轩相国继高阳之后，为守旧党首领。平生最恶外人，而家居东交民巷之中，近于各国使馆，朝夕所经，触目皆是。每出门入市，辄闭其眼，曰：“山鬼伎俩有限，老僧不见不闻。”无穷西兵入城，扼要为备。将战前数日，巷口稽察甚严，徐相行动，已不得自由。及拳匪纵火，焚崇文门大街药肆，噪而入东城根，东交民巷、东长安街、御河桥三处，守卫西兵燃枪拒敌，行人不通。徐相前门被塞，乃启后户走，向西，绕正阳门逃出。都人嘲之曰：“山鬼小施术，老僧由窦遁矣。”其后联军入京，其子承煜劝其自尽而死。此老终身谈道学，不意齐家一节，未之能行。
练拳术能御火器，红灯照飞行空中，掷刀杀敌，因而有祖师、圣母，种种神怪。名号皆自戏剧中来，适合愚民心理。端王、澜公及近支宗室、内廷宫监，其知识适等蚩氓，故气味相投，一见为之大喜。慈圣临朝虽久，究为见所未见，三人能令市虎，矧众证确凿，宁不能使信为实乎。当时士夫未尝不引以为忧，特劫于权势，不敢不随声附和。赵展如尚书奉命查办归，人问之曰：“拳民可以成事乎？”曰：“不可。”故惩办首祸，谕旨谓其奏对尚无失辞，而牵连被罪。当时政府诸公及议和大臣，颇欲宽其处分；卒为外人所持，不免于祸。诏赐自尽之日，命备鸩酒。尚书体魁伟，其家人因平时慈眷，希冀有恩诏，薄其鸩，屡饮不死。传诏大臣，久待无以复命。尚书以皮纸蘸酒，自蒙面而卧，乃气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