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园丛话 - 第 7 页/共 45 页
◎伞古有簦无伞，《说文》簦字注：“盖也。”笠字注：“簦无柄也。”然则簦即今之伞也。《晋书。王雅传》：“雅遇雨，请以伞入。”此为伞字初见。又《史记。五帝本纪》：“舜以两笠自而下。”皇甫谧注云：“伞也。”崔豹《古今注》：“太公伐纣，遇雨，乃为曲盖。”亦即伞也。故今吴人呼伞为持笠，盖本此。又《三国志》：“忘其行轩。”疑亦是伞，今俗作伞，然唐碑《吴岳祠堂记》已用之。
◎扇或谓古人皆用团扇，今之折扇是朝鲜、日本之制，有明中叶始行于中国也。
案《通鉴》：“褚渊入朝，以腰扇障日。”胡三省注云：“腰扇，佩之于腰，今谓之折叠扇。”则隋、唐时先有之矣。
◎转蓬《汉书。贾山传》：“使其后世曾不得蓬颗蔽冢而托葬焉。”师古注云：“蓬颗，谓土块。”张华《博物志》“徐人谓尘土曰蓬块。”今吴人方言谓之蓬尘，即灰尘也。杭人方言又谓之蓬儿，亦尘也。如曹植诗：“转蓬离本根，飘随长风。何意回飚举，吹我入云中。”《芜城赋》：“孤蓬自振，惊砂坐飞。”即《庄子》蓬之心，《管子》飞蓬之间，皆言尘土之义，未必是蓬草也。
然古人亦有认作蓬草者，如司马彪诗：“百草应节生，含气有深浅。秋蓬独何辜，飘摇随风转。”又唐人蒋防《转蓬赋》：“凌寒后凋，虽有惭于松柏；近秋俱败，亦无愧于兰荪。”观此则知古人错认之处不少。试思蓬草何物，岂能吹入云中而随风转耶？此理之易明者也。
◎宗谱唐尚氏族，贞观初，有诏令天下贡氏族谱，奉敕旨第其甲乙，勒为成书，有谱者为望族，后世谓之谱学。此读书人别是一种学问，又在词章考据举业之外者也。如吾族钱氏有《大宗谱》，武肃王《自叙》云：“盖闻古贤垂训，先哲修身，莫大于上承祖祢之泽，下广子孙之传。是故尧、舜之理天下，其先则曰敦睦九族，然后平章百姓，协和万邦。《诗》不云乎：”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是知为人子人臣之道，莫过于尊祖敬宗，扬名立身者也“云云。其所谓《大宗谱》者，以少典氏为第一世，黄帝为第二世。其略曰：钱氏之先，出于少典。初，少典氏为诸侯，八传而生黄帝。谱宗黄帝，而追帝之所自出，故以少典为一世，黄帝为二世。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颛顼生，生老童，老童生重黎，重黎生吴回，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六子，曰樊，曰惠连，曰铿，曰永言，曰安，曰季连。樊为昆吾氏，惠连为参胡氏，永言为邓人，安为曹姓，季连为芈姓，而铿即彭祖是也，商时为彭城伯，仕夏、商、周三代为国师，年七百九十七岁，四十九妻，五十四子。其第二十六子孚承其后，为周文王师，拜官钱府上士，因去之竹而为钱氏，此定姓之祖也。自此以下第七十一世而至武肃王。原原本本，一丝不乱。
泳谓此谱，断非武肃所作，尚是沿袭贞观初所贡之氏族旧本。即他姓之谱，如此类者甚多，皆渺茫之言，不足信也。故颜师古极论之，谓“私谱之文，出于闾巷，家自为说，事非经典，苟引先贤妄相假托，无所取信，宁足据乎！”如《欧阳氏谱》只序世系，自询以下仅五世已阅三百年，自琮以下才百四十年，而业已十八世。据三十年为一世之说，何长短之不齐也。又《苏氏族谱》引云：“唐神尧初，长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苏氏自此始。”案神尧者，高祖谥也，而味道并非高祖时人。又载讳钅斤者为始祖，注云：“不仕，娶黄氏，享年若干，七月二十六日卒。”既不详世次，又不著纪年，究竟在何年之七月二十六日，皆可笑。其《自叙》云：“《苏氏族谱》，小宗之法也，凡天下之人皆得而用之，而未及大宗也。”其疏略如此，而亦谓之谱。至今人尚有《欧谱》、《苏谱》之称，皆以为典据，谬矣！
宋狄青不认梁公为同族，世争重其言，吴毅父驳之，谓其武臣少读书，昧于谱牒，而疏于原本。若梁公之在唐，望云思亲，何其孝也；反周为唐，何其忠也。
既忠且孝，青恐不能克肖前人耳，何云一时遭际，安敢自附前人邪！况狄之先，由周成王封少子于狄，因以为氏。青与梁公实系一派，惟世远人亡，徙迁靡定，谱牒莫稽，举原一本者而途人视之，又何怪焉。至今人家无谱牒可考者，辄以狄青之言为证，亦不足以为典据也。
惟吾钱氏一族，家家有谱，或此详彼略，或彼详此略，要其指归，大约相同。
自武肃王以下至泳凡三十世，独忠懿王后一支最为繁多，以纳土于宋，无有兵革，未尝破家，故合族三千余人，俱入汴京。至高宗南渡，仍回临安，自此散居江、浙。故江、浙之钱氏视他省为尤盛。所以谱牒之传，亦较别家为可信，无有渺茫之言，及欧、苏、狄青之病也。然每见读书人俱不留心，如屿沙方伯之先出常熟千一公后名应龙者，字吟溪，系鹿园支，至方伯为三十一世，误认奚浦支应隆公为祖，则忽长五世，为武肃王二十六世孙矣。又黼堂少宰为文僖公第十子景略公后，实三十世，而行状以为武肃三十三世孙，亦失考之甚。更有奇者，竹汀宫詹博雅嗜古，著作如山，为当代之通儒，而不及谱牒一字。余尝亲问之，曰：“无稽矣。”后见《虞山世谱》，知宫詹亦出自常熟千一公后，有讳浦者，迁嘉定，是即宫詹之所祖也。
◎墓碑墓之有碑，始自秦、汉。碑上有穿，盖下葬具，并无字也。其后有以墓中人姓名官爵，及功德行事刻石者，《西京杂记》载杜子夏葬长安，临终作文，命刻石埋墓。此墓志之所由始也。至东汉渐多，有碑，有诔，有表，有铭，有颂。然惟重所葬之人，欲其不朽，刻之金石，死有令名也。故凡撰文书碑姓名俱不著，所列者如门生故吏，皆刻于碑阴，或别碑，汉碑中如此例者不一而足。自此以后，谀墓之文日起，至隋、唐间乃大盛，则不重所葬之人，而重撰文之人矣。宋、元以来，并不重撰文之人，而重书碑之人矣。如墓碑之文曰：君讳某字某，其先为某之苗裔，并将其生平政事文章略著于碑，然后以某年月日葬某，最后系之以铭文云云。此墓碑之定体也，唐人撰文皆如此。至韩昌黎碑志之文，犹不失古法，惟《考功员外卢君墓铭》、《襄阳卢丞墓志》、《贞曜先生墓志》三篇，稍异旧例，先将交情家世叙述，或代他人口气求铭，然后叙到本人，是昌黎作文时偶然变体。而宋、元、明人不察，遂仿之以为例，竟有叙述生平交情之深，往来酬酢之密，娓娓千余言，而未及本人姓名家世一字者。甚至有但述己之困苦颠连，劳骚抑郁，而借题为发挥者，岂可谓之墓文耶？吾见此等文属辞虽妙，实乖体例。
大凡孝子慈孙欲彰其先世名德，故卑礼厚币，以求名公巨卿之作，乃得此种文，何必求耶？更可笑者，《昌黎文集》中每有以某年月日葬某乡某原字样，此是门人辈编辑时据稿本钞录，未暇详考耳。而后之人习焉不察，以为昌黎曾有此例，刻之文集中，而其子孙竟即以原稿上石者，实是痴儿说梦矣。
◎四金刚今寺院门首必设四金刚，即佛家所谓四大天王也。溯其所由，乃唐代宗时西蕃寇西凉，诏不空和尚入诵仁王密语，神兵见于殿庭。西凉累奏东北云雾中见神兵鼓噪，蕃部有金色鼠皆咋绝弓弦，而城坳忽幻光明，有四天王怒睨蕃帅，蕃帅大奔。由是敕诸寺院皆置四天王像，此其始也。
◎盂兰盆会《旧唐书。王缙传》载代宗奉佛缙为宰相，尝七月望日于内道场造盂兰盆，饰以金翠，所费百万。又设高祖以下七圣神座，备幡节龙伞衣裳之制，各书尊号于幡上以识之，舁出内陈于寺观。是日排仪仗，百寮序立于光顺门以俟之，幡花鼓舞，迎呼道路，岁以为常。今盂兰盆会之始也。
◎宋儒《六经》孔、孟之言，以核《四子书》注，皆不合，其言心、言理、言性、言道，皆与《六经》孔、孟之言大异。《六经》言理在于物，而宋儒谓理具于心，谓性即理。《六经》言道即阴阳，而宋儒言阴阳非道，有理以生阴阳，乃谓之道。
戴东原先生作《原善》三篇及《孟子。字义疏证》诸书，专辩宋儒之失，亦不得已也。
萧山毛西河善诋宋儒，人所共知。同时常熟又有刘光被者，亦最喜议论宋儒。
尝曰：“朱晦庵性不近《诗》而强注《诗》，此《毛诗集传》所以无用也。”又曰：“一部《春秋》本明白显畅，为胡安国弄得七曲八曲。”其言类如此。西河同乡有韩太青者，著有《说经》二十卷，为西河作解纷，皆平允之论。
◎时艺袁简斋先生尝言虞、夏、商、周以来即有诗文，诗当始于《三百篇》，一变而为骚赋，再变而为五七言古，三变而为五七言律，诗之余变为词，词之余又变为曲，诗至曲不复能再变矣。文当始于《尚书》，一变而为《左》、《国》，再变而为秦、汉，三变而为六朝骈体，以至唐、宋八家，八家之文，又变而为时艺文，至时艺亦不复能再变矣。尝见梨园子弟目不识丁，一上戏场便能知宫商节奏，为忠，为孝，为好，为佞，宛对古人，为一时之名伶也。其论时艺虽刻薄，然却是有理。余尝有言：“虚无之道一出，不知收束天下多少英雄。时艺之法一行，不知败坏天下多少士习。”
董思白云：“凡作时文，原是虚架子，如棚中傀儡，抽牵由人，无一定也。”
余在汴梁识海州凌仲子进士，仲子自言尝从江都黄文学为时艺，乃尽阅有明之文，洞彻底蕴，每语人曰：“时艺如词曲，无一定资格，今人辄刺刺言时文者，终于此道未深。”与思翁之言相合。
◎题目余尝论考试写题目低两格，写文则顶格，皆习焉不察。题目是圣贤经传，时文乃发明圣贤精义者，何以反高两格？试看《十三经注疏》，岂有注高于经，疏高于注耶？即《廿一史》本纪、列传、志、表题目，亦无有低两格者，不知当时何人定此式样。
◎纸钱纸钱之名，始见于《新唐书。王屿传》。盖汉以来，葬者皆有瘗钱，后里俗稍以纸剪钱为鬼事。开元二十六年，屿为祠祭使，始用之以禳祓祭祀。然古人有用有不用者，范传正谓颜鲁公、张司业家祭不用纸钱，宋钱若水不烧楮镪，邵康节祭祀必用纸钱。有明以来，又易纸锭、大小元宝，黄白参半，与纸钱并用。近人又作纸洋钱，乡城俱有之，真可笑也。
◎七七丧家七七之期，见于《北史》、《魏书》、《北齐书》及韩琦《君臣相遇传》。
又顾亭林《日知录》、徐复祚《村老委谈》、郎瑛《七修类稿》皆载之。要皆佛氏之说，无足深考。惟《临淮新语》谓始死七日，冀其一阳来复也。祭于来复之期，即古者招魂之义，以生者之精神，召死者之灵爽，至七七四十九日不复，则不复矣，生者亦无可如何也。此说最通。
●丛话四。水学◎总论尝论天下之水，自淮而北，由九河入海，《书》所谓“同为逆河，入于海”
者是也。自淮而南，由三江入海，《书》所谓“三江既入，震泽底定”是也。今九河既塞，故燕、赵之间多霖潦，三江既塞，故三吴之间多水患。
江南治江，淮北治河，同一治也，而迥然不侔。黄河之水，迁徙不常，顺逆乍改，其患在决。虽竭人功，而天司其命。江南之水，纡回百折，趋纳有准，其患在塞。虽仰天贶，而人职其功。
大都论水于江北其利在漕，论水于江南其利在田。江北惧水，黄河之徙，江南病水，太湖之溢。以治河之法治江，恐未必有济，以治河之费治江，则事半而功倍矣。
三吴，泽国也，万水所归，东环沧海，西临具区，南抵钱塘，北枕扬子。其中潴蓄者，则有庞山、阳城、沙河、昆城诸水，宣泄者，则有吴淞、刘河、白茅、七浦诸水，纵横联络，如人之一身，血脉流通，经络贯串。盖血脉不和则病，经络不舒则困，然一人得病，无伤于天地之和，一方得病，实有关于万民之命。
昔人于溧阳之上尝为堰坝，以遏其冲，于常州则穿港渎，以分其势，于苏州则开江湖以导其流，并疏塘浦以通其脉，又备规制以善其后。惟是上源之来者不衰，下流之去者日滞，潮汐往来，易于淤塞。故唐末五代有撩浅夫、开江卒，以时浚治，水不为害，而民常丰足。
治水之大要惟二道，曰蓄曰泄而已。蓄以备旱，泄以防潦，旱则资蓄以灌溉，水则资泄以疏通。
宋政和间赵霖体究治水之法有三，一曰开治港浦，二曰置闸启闭，三曰筑圩裹田。隆兴间李结又献治田之法，一曰敦本，二曰协力，三曰因时。故郏言水利专于治田，单锷言水利专于治水。要之治水即所以治田，治田即所以治水。总而言之似瀚漫而难行，柝而治之则简约而易办。高田之民自治高田，低田之民自治低田，高田则开浚池塘以蓄水，低田则挑筑堤防以避水。池塘既深，堤防既成，而水利兴矣。
范文正公曰：“今之世有所兴作，横议先至。”至哉言乎！故水利之不兴有六梗焉，大都为工费浩繁，库无储积，一时难于筹划，则当事为之梗。享其利者而欲避其事，恐科派其膏腴之田而为累也，则官宦家与富豪者为之梗。或有惑于风水之说，某处不宜开，某处不宜塞，为文运之攸关，则科第家与诸生监为之梗。
小民习懒性成，难与图始，则刁顽为之梗。卖法者多，程功者少，则吏胥为之梗。
甘苦之相畸，劳逸之相悬，张弛之相左，则怨咨者为之梗。此六梗者，水利之所以不兴，而人心之所以未定也。
宋有天下三百年，命官修治三吴水利者三十余次。明有天下三百年，命官修治三吴水利者亦三十余次。盖开江治水，未免扰民，然正恐其扰民，故开江治水。
夫天下事最误于因循，而亦忌速成。如治水大事也，岂能限时日而奏功乎！
大约一年二年而围岸可成，三年四年而沟洫可深，五年六年而浦渎可通，七年八年而三江可入，至于九年十年，则无不告厥成功矣。
◎太湖太湖之为震泽、具区、笠泽、五湖，前人载之甚详，可不具论。惟是襟带三州，众水所宅，东南之利害系焉。其西北则自建康等处入溧阳，迤逦至长塘河，并镇江、丹阳、金坛、茅山诸水，会于宜兴、荆溪以入。其西南则自宣歙、天目诸山，由临安、余杭以及湖州之安吉、武康、长兴、乌程，合苕、两溪之水以入，汇为巨浸，分布诸河。一由吴江出长桥入吴淞，一由长洲出昆山入刘河，一由无锡出常熟入白茆，皆入于海。其底定也，则灌溉三吴之民田而享其利，其泛滥也，则浸淫三吴之民田而被其害。是以古人之治水也，疏其源，导其流，皆为民兴利除害而已。
徐贯曰：“太湖之水，上流不浚，无以开其源，下流不浚，无以导其归。”
洵至言也。今五堰既塞，广通又废，而吴江长桥一带亦淤垫，几成平陆。然上筑周行以通行旅，下开堰洞以泄湍流，似可以为万世之利矣。而不知湍流不畅则不达于枝河，枝河之水不达于三江，三江之水不达于大海。故遇旱则赤地千里，遇水则一望汪洋，而农田为之害。农田日害而下民穷蹙，下民穷蹙而赋无所出，皆听命于天时，而实非也。
或有问于余曰：“太湖之水，为长桥所塞，致三吴有漂没之忧，何不去之，以复古之旧迹乎？”曰：“不可也。从来治水治田，两者相兼，舟行陆行，不能偏废。且病积日久，难以施功。岂去一长桥，而遂能为三吴之利耶？只求斩其茭芦，浚其淤积，相其地宜，顺其水性，修其堰洞，通其湍流而已矣。”
说者谓吴江未筑长堤以前，吴中自来无水患。既筑长堤以后，横截湖流，不能宣泄，水患始于此矣。余曰不然，吴地襟江带海，淤潮易积，虽不筑堤，亦难治也。试看五代、宋、元以来，有营田军、庸田使、农田水利使、都水营田使，以及都水监诸官，又有所谓撩浅夫、开江卒者，年治月修，故得丰稔。夫修治而不得其法，即为水患，况不修治耶？由此言之，太湖诸口，自宜常通，不宜略塞。
水利之官，自宜特设，不宜兼领耳。
◎三江三江之说，自昔互异。或以班固、韦昭、桑钦诸家为是，或以孔安国、郭璞、张守节、程大昌为是。余以为俱可弗论，总之以导江入海为第一义，俾有蓄泄以溉三吴之民田为第二义。盖古之治，治水也，今之治，治田也。时代既移，沧桑莫定，虽考订精详，寻其故道，岂再能复禹之旧迹乎？但以目前而论，震泽之下可通入海者，惟吴淞、刘河、白茅为最利，即今日之三江也。
王同祖曰：“三江通，则太湖诸水不为害，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皆安，而民被其利。三江不通，则太湖东注，泛滥为灾，三吴先受其害矣。”
故东南治水，三吴为急。
自禹导三江之后，历周、秦、汉、魏、晋、唐，不言三吴有水患，而水患之来却有故焉。一塞于东江，再塞于长桥，水已失其宅矣。后之人但知开浚三江之为利，而不知屡开屡塞之为害也。今之治水者，莫若因其势之便而导之，如近三泖者使入黄浦，近沙河者使入娄江，近昆城者使入白茅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