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演论 - 第 6 页/共 6 页

若谓民之自由，根于种性，抑系宗教使然，则当日普鲁士，岂非条顿之种乎？岂非路得新教所行之国乎？乃其政则专制，而异于英、美如此。不知当十八世纪之初，普鲁士地势最为难守，三方乖离，而不相通。伏烈大帝父子，其政法之专制固也，而国终赖此以不亡。北有察理第十二，东有大彼得，而西南则法与奥乘之，至今考其所更张，皆百战亲经之阅历也。若夫波兰之民，亦可谓放任者矣，故其名王巴陀利尝谓其民曰：“嗟乎，波兰人!而国所至今未亡者，非以其法典也，以汝曹不遵奉故。非以其政府也，以汝曹不服从故。而国之不亡，以天幸耳!”夫其国俗如此，可谓自由，然不百余年，而波兰分矣。 　　是故读西史为术，与读中史不同。欲求治乱盛衰之故，或观会通而立公例，必不可但观内因，宜兼察外缘。大抵一国，求其如是，其受范于外者常多，至于其内之自力，亦不可动称种性。譬如言希腊之民，何因开化独早，则云以其种之独优。盎格鲁何因先有议院，则云其民最重自由。凡此皆最无价值之解说，知言者所不为，而学者之所当深戒也。 　　今所立公例系云：凡国成立，其外患深者，其内治密，其外患浅者，其内治疏。疏则其民自由，密者反是。虽然此是大例，至于他因为用，而生变例，亦自有之。 　　前谓论释自由，即以为类别国家之用。然则所以类别之者当如何？夫干涉放任，分为两部，而两部之相为消长，视其国所当境地之不同。故谛而论之，等差不齐，国国相异可也。则于何地划此鸿沟乎？是故欲用自由立别，既不得以有无言，亦不得以多寡判，只可取国家所常办之政事，与常有之机关，察其干涉放任之异而为之。干涉者，立之法度，务为齐一，而不许纷淆也。放任者，听民自为，许其竞争，不期一律也。放任多者，其自由多；放任少者，其自由少。而国家类别，乃从此而可言矣。 　　须知政府者，一国主权之所属。使主权而诚完全无缺，其于一国之事，固无所不当问。而问之者为一人，为一众，为通国之人，所不论矣。近世政治家，为恐治权太盛，因之而酷烈狭隘之政兴也。则为分别焉，曰某事某事，若宗教之皈依，若社会之言论，无虑数十端，皆政府之所不宜过问，而务听其民自便者。又曰，某事某事，如兵如刑，则政府之所必宜事，而事之必甚力者，但其为数愈少愈佳。其为说如此，然自吾术言，则言此者，将以适一社会一时代之用乎，抑以为至理定法，各国之所宜共由耶？苟如前言，其说庶几可用，若如后义，则大谬不可行也。何者？国于天地，以所当时势民材之不齐，每有今所可任自由，而百年以前，乃政府之所必事者，亦有在此国可任自由，而彼国必为政府所管理者，等而论之，斯大误矣。即如宗教皈依自由，此至于今，几于五洲所同认，咸谓政府于此，必不可稍加抑勒沮禁者。然此事虽在英国，亦至额理查白之代，乃发其端。至于法、意、西班牙诸国，则宗教自由，不及百余年，岂彼古人皆聩聩者？夫为国所求，端在治安，而以保护性命财产为最急。凡可以致此者，政府固无所不用其权力。今试问宗教自由之说，使行之于十字军盛行之世，将欧之社会，为安为危，为治为乱，则古人所为，不必尽无说矣。盖国当古之世，不仅同种同文之群，而后可合也，且其所事之神必同，其所服膺之道理是非亦必同。其不同者，且不愿与之同国，强而同之，则难作矣。且此何必远求证乎？中国海禁开通以来，所定条约，大抵由外人作主，此亦事势之无可如何者也。而其中之最不幸，则莫若传教之一事。夫传教非不幸也，所不幸者，出于兵力之余。而当治外法权未收之日，此其事验，皆吾与诸公所亲见者矣。一教案之起，文明社会，人人为之悲伤。然欲求此事之不再见，不识远在何时。除非教士相约，不往内地，或吾国于教育普及四字，实实办到，而二者又皆今不可必之事也。西友宓克尝云：中国如一种沙石，而西教如水，水注入石，及冬而冻，春来齑粉矣。此真吾国莫大之隐忧也。然溯其祸始，只坐外人传教一事，吾国有保护之责，而无准否之权。民人信教自由，则诚自由矣，而其祸乃如此，不独教士被戕者之可哀也，而其果之结于吾国者，乃大哀已。 　　然此是旁论，乃明政府当问之事，相时为之，初无限制，而民之自由亦以智、德、力三者程度为高下，初无可为典要者。但此时吾辈正经之事，乃是区别国家。而所以为区别者，即在政府所事不事之异同，然欲观所事不事，须先察一切政府所共事之事。所共事之事，则所谓政府之天职是已。粗而举之，则海陆之兵也。兵者何？以法部勒国民，使之共守国也，静则为守，动则为攻。故定和战者，其权必属于政府。其次莫如刑，西国刑权独立，此是最后之事，其初则政府主之，所以锄强梗、诘奸欺，以保民之身家者。刑法而外，则有民法。民法所以平争讼，正质剂，责契约。此皆荦荦大端，政府所同事者。天演之阶级愈进，将政府之机关愈密，不但愈密，亦且愈灵。虽然，政府进矣，而民群亦进。民群进者，职业弥繁，而通功易事之局大也。产业降殊，力作亦异。譬如初级社会，其始皆农也，皆兵也，其产业大较皆田宅耳。时有百工，则禄以代耕，为社会所共养者。浸假或速或迟，此局必变，于是实业繁兴，其相待日益复杂。有制造、有通商，而母财之积日多；产业不止田宅，一切可动之浮产亦兴；圜法乃立，钱币乃行，而又有以信用行，而代表钱币者，则为楮钞；有美术、有科学，文教大开，书籍侈富，教育之事兴焉，而大小学堂林立。凡此皆民群演进之现象也。虽其事不必关于政令，而政治界之问题，往往因之而异。当一事之出也，有问者曰：此宜为政府所放任而听民自由乎？抑政府所宜干涉，而为之立法制耶？譬如通商，宜因之而立商部乎？假于文学，将因之立文部乎？凡此问题，其于各国也，有然有否。于是其政府之职业异，而政府之性情有时亦从以异。斯类别见矣。 　　德国学者之言政治，于此等处最为精审。彼于政府，于兵而外无所问者，谓之兵政府War state，Der Kriegstaat，他若刑政府Law State，Der Rechstaat，商政府Trade State，Der Handelsstaat警察政府Police state，Der Polizeistaat，凡此专于一事者也。若夫于国事无所不治者，则谓之教化政府Culture State，Der Kulturstaat。其为繁称如此。然自我视之，其所分政府不外二等，一专一总而已。今所问者：政府所治，将如科学家言，谓政府之智，不越常人，所当事者，但求封疆无警，境宇治安，居民无扰，即为至足，其余一切，宜听社会自谋，无取为大匠斫乎？抑从宗教家言，谓国家之立，固有最高尚之目的，故不独保民已也，乃至宗教行谊，科学美术，皆宜为之乎？又约而言之，直问教化政府有当否耳。 　　诸公应记前言，政府权界，与所处之时地为对待。然则不佞若云此等问题，不能答以十分死语，当不以我为非。虽然，其见于历史者，各国之公论云何，则固可得以历指。自吾国言之，唐虞三代以还，至于今世，固无一非教化政府，元后作君作师，为民父母，其权岂有界域？至于征诸西国，则自明季十七世纪以来政论大起，当时人语，皆谓宗教政权虽二实一。此说历久而衰，而政家权界，宜有限制之言，继之而出。逮英国威廉马利独立之代，宗教自由之义，经无数之流血而后行。此后欧洲，又有商业之争，大抵主保商之说。由此而入十八世纪，当吾康、雍之世，至于乾隆，而西士始群然以国家权界为太宽。其愿望过奢，转无益于社会。卢梭政论，为革命先声，亦以政府所问过烦，人民受治太过为说。当此之时，若宗教、若教育、若商政、若政治，诸家之说，往往多同，于是群主因任自然无扰无为之义Laissez－Faire，Laissez Passer。盖其意以为伦有君臣，其事由不得已。受治本人道苦趣，而非可乐之端，故其权力，即不能去，亦宜删缩至于无可复减之地位。反言之，即斯民宜令得享最大自由是已。夫此语为是为非，关于人道最巨，今不佞且不为定论，但云至今其说尚为欧洲多数之所持。而十九世纪前半，欧洲现象，大抵成于此说。且至于今，大有东渐之势，而将于吾国社会大著果效者也。 　　所不敢云其语为是为作者，盖鄙意以为，政权乃对待之事。昨日之所是，可为今日之所非；此际之所祈，可为后来之所弃。国众有大小之殊，民智有明暗之异，演进程度，国以不同，故于此中，不得立为死法。即如十八世纪无扰之说，至于近世，其所致之反动力亦多。故于一切政事之中，其说有全胜者，而亦有不全胜者。全胜，如宗教自由是己。乃至自由商法，则虽得亚丹斯密AdamSmith之大力，而所胜者仅在三岛。若夫欧、美二大陆间，至今商务，犹为政府之所保护而维持，则众目所共睹者。甚矣!政之不可以一端论也。 　　二十余年以往，正鄙人游学英国之时，当日政府风气所趋，则大主干涉主义。如教育一事，向为政府所不关者，至是乃大收其权，而有学部之设。不特初级教育，有强逼之政，务求通国无不识字之人民；即高等教育，国学庠序之章则课程，亦由议院更定。乃至卫生检疫，亦经部署，为置专官。凡此皆向日政府所不过问者也。先之以德、法，而英、美亦接踵而为之。 　　尤有异者，此之所指，不过见于行法一权而已，而议法之权，所扩充者，尤不胜计。使行法而过于干涉，民尚有执持自由，与为抵抗之意，独至议立新法，则人无异言。故十九世纪之后半，各国议立之法，殆过于旧典之所留存者。盖前此律令法典，大抵奉行其旧，而政府以行法为本业，以立法为无干己事也者。主和战、征赋税、恤灾眚，一切皆政府所力行。独至更张法制，则谦让未遑，若以谓凡此先祖父之所贻留，吾辈舍率由遵守，无他事也。至十九世纪之季，乃大不然。行法之权，尚有裁省，至于议立法令，损益章程，则责无旁贷。立之可也，废之可也，坛之可也，损之可也，但使国民大众，悉表同情，一时国论，有所专主，议院取而扬榷讨论之，无几时，新法立矣。故旧日政府，所汲汲者，议法事少，行法事多。而近世政府，所皇皇者，行法犹寡，立法至众。德人有刑政府之目，刑政府所为，不过守国法令，以保民权利已耳。若近世政府，则直可谓之立法政府，立法政府西名Legislative State也。 　　统五、六两会所言，使不佞发明义旨，尚非累晦，将诸公此后，于自由一名词，无论见于何处，可无疑义。亦见以自由多寡，分别国家，苟从其量为分，则难立别。盖诸种国家，所干涉放任之事，国有不同，独取其所最刻意干涉者，则其别可立，如德国学者所为是已。虽然，若从其大概为论，取便言谈，则国民原有自由不自由之异。故扬子云《法言》：“周人多行，秦人多病。”而论近世之国，如英人者，固可谓自由之民，而俄国者，不得称自由之国也。大抵历史中并兼国家，其民即不为真奴隶，亦不可谓有自由。舍此而外，则民气发舒与否，视邻敌相逼何如。是知兵战一事，乃自由之仇敌。一境戒严，军律颁行，居民自由，一切扫地，此仆所亲历者，长祝诸君勿遇此境也。 第七会 　　五、六两会，大较皆讲政界自由。吾意欲以国民所享自由多寡，因之区别国家。今由所已言观之，见历史及世界诸所有国，所操政柄，划然不同。甲国干涉者多，放任者少；乙国干涉者少，放任者多，此自自由之量言之者也。若自自由之品言之，则甲国干涉于丙，而放任于丁，乙国干涉于丁，而放任于丙，因而有各种政府之异名。然则执自由一物以衡较国家，终之乃得二别：其一于政治机关之疏密宽严见之，其二于政治机关所著眼轻重不同见之。若问以何因缘，而生此异？则吾于前会，业于第一别立之公例，大旨谓一国之立，若封疆难守，寇仇孔多，欲求自存，其政法不得不力为遒紧。譬如临阵砦堡，与平时城市之比，砦堡之中，处处皆法令所部勒，而城市不然。其故无他，正坐寇仇近耳。国处冲散之地，随时有见袭之忧，其政令安得以不严密？外患如此，内忧亦然。闾阎纷争，奸宄窃发，欲求社会安稳，亦不能不减夺自由。此如申明门禁，夜行以灯诸令，皆我辈所亲历者，可取以证吾例矣。 　　由是言之，政治宽严，自由多少，其等级可以国之险易，内患外忧之缓急为分。且各国风气不齐，其所干涉放任之端，往往大异。譬如宗教学术，此今日欧西各国，大抵放任者也，而古欧今亚，其干涉于此二事尤深。以其事之关于风俗根本，是以自由政制，初无定程，而必以时地为对待。夫刑律以自卫为起点，而政令亦以存国为旨基。宗教岂不欲放任，然必国防既周，民智既进之时。不然，则即取宗教而干涉之，亦是国家天职。诸公倘以吾言为疑，则请观二百年来泰西之历史，虽有极放任政府，其于耶稣会Jesuitism一宗，其驱逐无不至严；无他，恶其权盛而已。乃至鄙人客岁到法，犹闻其议院政教分立之争。由此可知，以吾国现在之情形，而条约任受西教诸宗流行内地，甚至神甫牧师，怙权袒护，以致地方屡起风潮，酿成交涉，杀官赔款，夺地占港，皆政界不公之事。以公道言，外人于此等事，必须受政府地方官约束者也。 　　宗教而外，则有军旅。各国有征兵、募兵之不同。征兵者，民莫非兵，德、法是也。募兵者，兵民分业，英、美是也。唯此亦系于国势之不同，邻敌之悬逼，历史之中，所可取为前例之证者，不一而足。今姑不尽举，使用心学子，自行隅反可耳。以上所言，见政府举措不同，民所自由亦异。所自由者，品量杂糅，一群之民，因志气各有所向，至于既久，其人情国俗，遂至于不能相喻者有之。 　　吾党以自由区别国家，其所为者具如此。乃今更即历史中所用此名词，以称某国自由，某国不自由者，回观所讲，似觉尚有未尽之处。如史称英民自由，萌芽森林之中，直至十七世纪国宪之成，而后自由言之有物。又云自法民革命而后，大陆各国，普享自由之实云云。凡此皆与吾人所定政法宽简之义，不尽比附者也。将此谓自由，果前定之义训所可赅，抑尚有他义，而为吾等之所忽耶？此又不可不细勘明矣。固知十七世纪以来，各国政家常论政界宽狭，而亦以此为一大问题。顾自称自由之顷，其意若不尽主政权之缩小，而常主政权施用之不同。是之不同，其事安在？今请取大较言之，则所指在议院法权，当无疑义。其称自由也，其第一义固黜无谓之干涉，而其第二义则禁专制而防怙权之独治也。由此言之，则又须反本归原，提及雅里氏成说，彼谓众治少治者有自由，而独治之政无自由矣。且近世以来，政家所谓自由乃专属于众治者，又以少治为贵族体制，亦未闻以此名属之。如英国议院，其中议员，虽不得云通国代表，顾其所代表者民数实多。乾隆、嘉庆间，虽所代表，比今为少，而比余国，民权则为甚大，此所以群奉英民以自由之号。观孟德斯鸠所言，大可见矣。但自由二字，虽于此用法不同，而其为比较之名词则一。何以言之？英国固用民权，然其议员所代表者，非通国之民也。女子固不必论，即在男子，亦立无数之限制，必资格恰合者，而后有选举之权利。自乾隆以来，该国经数番推广，所收犹大，如进工农，然而至今，尚非通国皆举。顾不得以此之故，遂谓其国人为非自由之民。何则？比较故也。大抵一自由国之议院，其所代表民数必多，但不必尽若古世市府之事。市府者，奴隶而外，必合通国之民，而不用代表，而后称自由之实也。 　　如此而用自由，虽与前立定义有异，顾其中有实事真理，诸公若加考察，将见虽异实同。夫自由云者，作事由我之谓也。今聚群民而成国家，以国家而有政府，由政府而一切所以治吾身心之法令出焉，故曰政府与自由反对也。顾今使为之法，而此一切所以治吾身心者，即出于吾之所自立，抑其为此之权力，必由吾与之而后有。然则吾虽受治，而吾之自由自若，此则政界中自治Self－gove’rnment之说也。颇有政家，谓自治乃自相矛盾之名词，以谓世间虽有其名，实无其事。人之行事，不出两端，发于己志一也，从人之志二也。前曰自由，后曰受管。故一言治，便非自力，果由自力，即不为治。此其说甚细。顾自我辈观之，吾身所行之事，固有介于二说之间者，非由己欲，亦非从人，但以事系公益，彼此允诺，既诺之后，即与发起由吾无异。然则自治名词，固自可立，而以实事明之，譬如一国之民，本系各不相为，各恤已私，乃今以四郊多垒，有相率为虏之忧，于是奋然共起，执戈偕行，以赴国难。此时虽有将帅号令，生杀威严，然不得谓国人为受驱逼胁。何则？一切皆彼之自发心也。如此即为自治之一端。使此法可行，将政界之中，无禁制抑勒之事，虽令发中央枢纽，无异群下之所自趋，从此君民冲突之事，可以免矣。 　　是故政界之境诣，至于自治而极。利民安上，和众阜财，乃至俗成刑措，比户可封，皆舍此涂术其至无从。则无怪二百年西人，尽气竭力，流血牺牲，以从事夫此。然其事尚须细论，而后有以见实行之难。盖使民自治，则一民之身，将有两节可论。一以个人言，其心所怀之愿望为何等；二以分子言，其于社会所祈响者为何等。使二者尽如其意，便是自治，便是虽受治而非强其所不欲为。此事果可实施矣乎？或应之曰：此不但可以实施，实则各国政界，已有实施之者。如观西国舆论报章，每云某事国民意见如何，而此意见，乃政府所不可不从诸语。是国家一政之行，固视国民之意为向背。虽然，当知吾辈所称为政界极诣，乃指社会之中，人人各得分愿而言。若有一人，其好恶与所施之政令背驰，则自治之言作实。夫苟如是，则今之各国推举之权，尚非普及，而国中妇孺，岂作国民？奈何置之？然则名为自治，而民之大半尚有受治于人者。且不但此，果人人受治而非强其所不欲为，将议院定行一法之时，必人人赞成，人人许可而后可。顾今所实行，乃通用从众之例。春秋栾武子之言曰：“善钧而后从众”。议员之知识，果相等乎？假其不然，则安知多数之果是，少数之必非？若言不以是非，而从多数者之欲，然则多数者，以行其所欲而自治，少数者以违其所欲而非自治，又以明矣。且即以比较言，从多数矣，使十得八九，犹有说也，乃有时而所多者至微，以此强人，则又何说？譬如三十兆之中，有二十九兆九十万人同者，以此谓之公好公恶可也。而英议院以七百员为三十七兆人民之代表，其中三百七十人然，而三百三十人否者，乌得云公乎？是故知从众而用多数之说，于公理是非，本无可言。无可言而不得不如此者，乃以术之穷，舍此别无他法之故。而所谓人人自治，人人非强其所不欲者，又非事实明矣。 　　是故有谓近世现行有两种政制：一为独治之专制，一为自治之民主者。此其言非也。当云有独治之专制，有以众治寡之立宪。以众治寡之制，虽不足当政界极诣之自治，而立宪则舍此殆无他术，故为今日最要政体。夫以众治寡，实无公理可言。不幸韩昌黎公言私言，其说已误。即谓多人赞成之政，为胜于少数赞成之政者，其说亦不尽然。所庶几可言者，不过三占从二，其事易行；又数至极多之时，于公道为稍近。治权本民所畏，得此则所畏者，可使极微。又民之优劣，智、德、力三者，皆有可言。从众虽于智、德二者，不必皆优，而其力之胜，固若可恃。且此乃历占以来，政界中一最有关系之新法。自其施行之后，人类受庇，平争弭愤，所获实多。其所可言，仅此而已。慎勿谓多数所从，斯为合理优胜；亦勿谓民之多数，无异全体之公。苟为此说，立成谬论。 　　吾辈以天演言治，深知政界中事，往往成于自然，而非由人力。独此决策从众，与尚有一事，亦为政界所通用者，乃皆实出于人为。其尚有一事为何？代表之制是已。自是二者行，西洋政法，为之大变，《社会通诠》言之悉矣。尤可异者，从众之法，乃彼中古人所已用者。至于代表之制，则希腊、罗马两民主，所未梦见。此其原因，盖由二国皆市府国家。市府国家，幅员小狭，民数鲜少，每有公事，则聚通国之众而议之。如希腊、罗马之国会，皆尽其中自由之民众，无须以一人为百人千人，或一方之民之代表也。即罗马政府，向有沁涅特Senate，以聚通国之豪，然系选举出类拔萃之才，使听国事，无所谓代表者也。 　　取西人之古制，以与其今制相较，则吾党见二大异焉，且由此可得其政界进步之实。夫独治众治，皆其古所有者。特所谓众治，乃指一市府之民。今之国民，求通得选举之权利而不能；古之国民，则人人皆议员也。问何能然？则以国民甚寡之故。此其事实，犹可考诸古代戏曲之中。如雅里斯托芬，所制《阿加黏》一，其开场系一市墟，当会议之顷，市之四周，用新染红绳绕之，以防逸者。盖会议为国民义务，设绳所以拦众，使入会幕之中，有或逃者，绳著其衣，染成红色，是以行人避之耳。 　　今世邦域国家，以数十兆之民，散处数十万方弥卢Mile之地，欲守古制，即亦无从。故前者雅里斯多德有云，真国家其地幂不宜过广，民众不宜过多。假使雅里骤得今日国家治之，恐其术且无从出。何者？其所论政体，固专为市府之用也。 　　自代表行，而此节之难题解。所解者何？以至正大公之法制，可用之于邦域国家也。世间事往往既行之余，有若至易，而在当时，则几经困难，而后得其术。又既行之后，其发达神速，不可思议，则代表一事是已。使政界而无代表，西国演进必无如是之盛，殆可决言。须知后世思想设施，每为古人所笼罩，守而不变，不独东方为然，即西人亦复如是。有若一切盛德大业，凡人道所当为，所可为，古人莫不为者。此种拘墟，西国破之独早，乃在有明中叶之时。其原因以海道人通，累得新地，由此而勘破古人，于世界事所不及知不及为者尚夥。而古人所垂最盛之业，文章义理而外，治法是其一端，以不敢畔古，故欧洲守封建之局，终明之世，莫肯改者。直至后来，始觉此事，古人所为，亦有可以改良之处。古人市府之良法美意，有可以施诸邦域大国之中者，要其关键、则在行用代表而已。 　　虽然，诸公勿忘，我辈所谈，乃是自治之制。自治云者，吾所遵守之律令章程，乃吾所发心自定，而不由他人所压制强逼之谓也。乃今返而观之，以所立议院，有从众代表之二制，其去自治。尚隔两尘。何以言之？法出于众，所谓众者，吾之小己，不必即在其中，一也；法定于代表人，是代表者，毕竟非我，二也。英国户口，二十年前粗计三十七兆，而国会代表仅七百人由是推之，一民之身，其所得与于政权者，亦至微小耳。今欲讲之明白，请一一皆推广之，至于极端。一，如英之举权，本非通国所同有也，则姑以为同有。二，如英之治权，不尽出于下议院也，亦姑以为尽出于此。三，英之政令，其放任者多，乃今以为无所放任，议院得一切而干涉之。夫国民政柄之张，至于如此，然试计英民个人，其于国家政府，所实据而有者，为权几何？则不过于建立议员之时，所以定此一局政柄，当操之以何等人者，当此之时，约得其三千万分之一耳，以云其微，则真微耳。吾闻法国政家晏博论法国民权，其时乃六十年前，法国最讲中央集权之日。其言曰：“吾法人晨起揽镜，顾影见二十七兆分一之霸主而自矜，忘其全身之为奴隶。”其言可谓冷隽，而矜言自由自治之民，可以悟矣。 　　民权民权，彼英、法二邦，一民之权，不过如此。反而求之，至吾中国他时，以四万万之民而立宪，将一民之权，所得为何？此诸君当能自为心算，而无待吾赘言者。虽然，社会之事，有至微而必不可忽者，此类是也。故一民之政权，虽极微而不可弃，几于失之则死，得之乃生。此如鄙人尝论教育普及，其程度不必求高，但使二十年以后，吾国无不识字之人，其程度即令极低，如能自署己名，略识方向数目之类，果能做到，民智教化，必然大有改观，吾国之利，不可亿计。此事非从其后徵之，闻者不肯信也。其理无他，普及之为积大耳。 　　代表之制，欧人以行用日久，渐成自然，转不知其关系之重，亦忘始用之难。考诸历史，希腊市府，通集国人之事，其亡由于罗马。而自其制废，古民主之治，与之偕终，史谓其民之百由，亦不复见。由是并兼攻取，横讫三洲，而罗马遂为帝国。如是历数百年，治制改良，不一而足，而其古曰民主之治，卒不可复。故欧洲中叶国家，舍专制而外，无余式也。 　　苟求其故，则知古之所谓民主者，市府制也。幅员日广，市府之制，必不可行。虽当时亦有聚集国民，推戴总统Consul之事，然所集者，不过都邑之民。而罗马之地，则南尽非洲，北以来因、多脑两河为界。诸君若问沃古斯达何以不用代表之制，则无异怪当日之人，何以不用汽舟。夫邦域国家，且为雅里氏思想中所无有者，而幅员既广，犹用民权，真当日之人，所百思而不得其术者。后人但言罗马民权废而专制兴，不知只是市府之制不能用耳。须知代表之制，平易如此，而欧洲此法，必历千余年而后得之。英国始用，时当元世，其如何发现，请考《社会通诠》可也。 　　虽其制发现之迟如此，而至今日，则已成最要之机关。此在英国，当一千六百八十八年，其所代表，虽有缺漏不完，而民权则因之大立，此英国所以独享自由之号也。至法民革命，大陆民权始兴，而代表议院，至千八百四十八年而后立。至于今，若以选举权利而论，德、法民所有，且过于英。总之，自市府国家，不足自存，而民会废，中经千年专制贵族之治，至有元之世，欧洲之民权复萌，其所以萌，由用代表。代表须所代者之推举。推举之众，各国资格不同，享用此权，数有多寡，而政家遂以此觇各国自由程度焉。 第八会 　　前会所讲，乃国民以众治寡之制。今夕将以此制，暂行结束。但于结束之先，宜将其反对独治之制，略为宣究，庶几诸公，于现行政制，得愈明白。夫独治者，以一人而治亿兆，非今日五洲通称专制者耶？此自今人视之，有若人类之一厄，纯由小役大，弱役强，而后有如是之一果。是从政界之中，一言自由民权，则无所往而非福。一及独治专制，直无所遇而非殃。然而力征经营，奴用虏使，专制之治，固时有然。但我辈读史论世，觉独治之制，亦有不尽然者。诸公应记吾前会标一公例，谓国家治权轻重，因之自由多寡，常与国之外患内忧，比例而立。今言专制，此例又可见矣。盖专制之立，必有其所以立者。究其原因，起于卵翼小民，不使为强暴所鱼肉。如一国之中，强桀小侯林立，必天王专制于上，尊无与并，而后其民有一息之安。罗马之凯撒Caesar，英吉利之图德Tudor诸王，荷兰之沃郎支Prince of Orange，法兰西之元世诸下，皆以弹压群雄，为国民所归命，即因之而擅专制之柄。旧史具在，可复案也。即今俄国国民，方争立宪，其国往者，固专制中最坚之形式，国民附于沙皇［①］Tsar者最久。夷考其由，亦以非尊主权，无以制压布哇尔B0yars 诸酋之故。当日有女主，名安那者，以受布哇尔宪法，国民转群起叛之，必待毁此，而后相安。何者？彼知使俄皇而不专制，但为群下傀儡，将国民无喘息之时故也。即论今日之事，群下汹汹，笃而言之，亦非以尼古拉第二之专制也，乃缘此制既敝，大柄旁落，为群臣藩镇之所囚拘，侵剥下民，败坏国事。诸公既治此学，遇此等处，政宜细为分别，不可随众依人为议论也。 　　往者吾论自由，终乃揭言自由有不必为福之时；而今言专制，又云专制有时，且有庇民之实，此与诸公平日所闻诸学生志士者，无乃异欤？虽然，历史事实，不可尽诬，而不佞亦非为顽固者游说。但须知民权机关，非经久之过渡时代，民智稍高，或因一时事势会合、未由成立。而当其未立，地广民稠，欲免于强豪之暴横，势欲求治，不得不集最大之威权，以付诸一人之手，使镇抚之。此其为危制，而非长治久安之局固也，然在当时，则亦不得已而思其次者矣。 　　更有进者，欲知专制一名词，所以为西人言治所深恶而痛绝者，宜察其中尚有他说存焉。盖西人以治权之出，有二本之不同，而不佞则以为一本而已。请先明二本之说：二本者，彼谓治权之出，有自上而达下者，有自下而逮上者，二者厘然，若旦夜之不可以合。入继大统，缵承丕基，以厥先祖父，受命自天，奄有此国。故诏书称制，各国皆同，而群下无敢越志。如此治权，当民情极为爱戴之时，则曰民之父母，名正言顺，此所谓自上达下者也。顾今之议者，则曰国民非王者之子女，即如前言，亦亶聪明首出庶物，而后作民父母。乃生帷幕而长阿保者，果亶聪明而首出庶物矣乎？必不然矣。是故其说不足存也。曰自下逮上者，彼人君之有权，不过为国权之所托付者耳。元后者，一国之公仆也。国有兆民，举其分子虽甚贱，而其全体则至尊小而譬之，国之君王，正如会邸公司之有经理领袖书记，乃社众畀之以权，取达社众之目的，非其人本有权利，而应为一公司一会邸之长魁也。假使其人行事，与社众之主义背驰，乃至群情不合者过半，斯其人义应告休，否则逐之可也。此等义法，卢梭《民约》，推勘最详。自其说兴，革命风潮，因之大起，此所谓国民无上之义是已。故挽近欧洲，以民主为最正之治制。乃至革命之世，兵权既盛，颇不乏专制之夫。如英之可仑谟尔Crommell，法之拿破仑，其侵夺黔首自由，岂减察理第一CharlesI、路易十四L0ulsXⅣ。而人不之攻者，则以为彼之得权，乃由民自乐与之，彼之行权，亦为国民而后有事，与旧君保其世及之权，而自上达下者异耳。 　　使政界之中，果有如是之分别，则不独前二语为吾辈所当牢记，而历史中所有最多之治制，如亚洲所今行，乃至欧洲诸国二三百载以前之所有，真皆成一片黑暗世界。其治民也，舍奴使虏用，纯恃压力而外，无他术可由。则言治之家，深恶痛绝，谁曰不宜？而无如其非事实也。何者？其制不可行也。虽欲行之，断断无此权力故也。言近古之霸主，似当为法之路易十四首屈一指。请试思路易十四之事，夫主之于奴，若白种之畜黑奴，至矣。然亦未闻纯用压力至于极点者，以其事非主人之利也。故所谓压力者，不过以势相临，谓主人有如是之压力，随时可用耳。凡为主人者，同利故相救，正如刚毅所言：“宁利友朋，不资奴仆。”由此言之，使路易而为国民之所逼，彼将引邻敌之力，以自压其民乎？而英伦、布鲁士，亦将为之出兵，代平内乱乎？顾历史中并无此事，而当时即欲为此，恐亦势所不能。然则路易计将安出？或曰路易所练之兵，正于此时用耳。虽然，所练之兵，非法民耶？而如前之言，法民皆奴仆也。然则彼奴仆之中，有其擐甲执兵，敢死任战者，此在路易，非危事耶？曰彼皆党于路易，爱戴路易，而为路易之爪牙鹰犬者也。然则路易之威权，固待兵而后具。兵，民也；民，群下也，是其治权，非自上而达下，亦白下而逮上耳。虽机关相异，而由国民附之，而后有权则一。近世政府，为民心所不附则倾，而路易十四，使其师徒叛之，则亦摇手不得也。然则彼卢梭诸公之政论，分治权为由上由下者，无乃似实而实虚。所谓霸主治民，犹家君约束其童稚者，亦无是处。 　　若云国民之中，有少数人，党附霸朝，以其部勒之密，训练之精，因此而生势力，得以压制多数之人，此其言近信。然欲得此少数人党附，亦须要结噢咻而后得之，是其权力非无所待，而对于此众，亦不得率意径行，是其人虽对余民为无责任，而对于此众有责任也。且吾所尤不解者，卢学每谓以力服人，为专制治法之所独，不知使真专制，其所具力，理应最少。雅理氏三制之中，最不能全仗自力者，莫专制若。谓专制以道德才智服人，谓少治众治，以力量制人，犹可说也。奈之何以专制之独夫，而谓其有制服亿兆之能力乎？且由此观之，专制之君主，无不借助于人之理。既借助矣，即对于人，不得率意径行。是故谓天下有无责任之贵族民主，于理可通，而云有无责任之专制者，古今真无此物。 　　此理自我辈观之，亦自明了。而古人之意，若有异者，则以天命之说Divine Right深入脑海故也。读班叔皮王命之论，则知汉人于宗教之迷信，而程伊川于商、周之际，亦有天命未去之说。至苏子瞻上神宗书，乃言人主所恃，人心而已。可知古人之于帝王，其得位行权，皆若天之所相，而又不言明其所以相之何如。果其灵异，存乎事实Objective，抑不过众人心里，信以为然Subjective。夫人君既为天之所立如此，是以东西宗教，莫不以尊君敬上，奉法怀刑，为斯人最重之名谊。政府得此，其势益隆，其植益固。虽然，使阴骘之言而信，则吴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鉴观有赫，所必由天眷而后存立者，初何必专制独治之政府而后然？即贵族庶建之治，倘非天相，乌能存乎!彼古人以天命属专制者，以所见政府，类多专制故耳。若夫近世，则有谓非民主立宪之治，必无当于天心教旨者矣。此真彼是各一是非之说也。 　　顾我辈于此，所当著眼者，在治权每得宗教之助而益张，与其所以为助之理。夫旧谓专制独治，止于以力服人，其说既为吾党之所破矣。若谓至尊之势，至重之威，天泽凛然，不可侵犯者，由于宗教为之辅。然岂皇皇上帝，果以雷霆风雨，助行权欤？或曰，是不然，宗教之力，不在形迹，而在人心意念之间。明为天命，尊为天子，于其实力，无几微增益也。而民之视之也，乃大有异，向无宗教，其不能得此无疑。路易十四，法人中之最为尪羸瘠弱者也，而其民视之，若圆光被体也者，顶礼崇奉，惟恐后人，亦因教言不敬君王，为天诛之所必及云耳。夫如是言，则专制之所以得宗教而益威者，其力正出于民心，虽不同于前者之以形，而其治权之自下逮上，非自上达下，又以明矣。 　　或曰，此特专制之谲术而已。夫独夫自力之无可言固也，然少数所以制多数者，以其部勒服习之不同，而一人之所以驭兆民者，亦以其法术机诈之不测。称天而行，居之不疑，有命自天，王者不死。凡此皆所以起颛愚之迷信，用以欺世盗权者也。虽然此等之事，必事势相成，暂而行之，或可得志。若谓历史中志制之主，悉山此术，则殊不然。试更以法之路易十四为喻。夫谓彼之所以制御国民，使人望之若天神而畏服者，此中宗教之作用甚多，此言们也。夫使事出于欺，而谓路易有欺其民之意，恐路易不任受也。何则？一是威仪典则，与夫称托之隆，凡所以成王者之贵者，路易固未尝自为，而有所受之者也。其义或萌孽于数千载之前，得宗教国俗，相与酝酿抱伏之，至于路易之身，而承其利。然而发明此义之神甫师儒，虽为路易所大利，而其人与路易之身，终为二而非一。非一故可以离，离则虽持与前反对之说可也。山此观之，将路易权力之重轻，非其身所得主，且有待于他人，使彼而欲权盛力张，将必于如是之众，微伺体察，常有以餍其情，而无失其意而后可。前谓路易之权，起于人心，今又见路易之权，起于持此人心者。是以史载路易十四之待教侣最优，而其国教侣，所以助其王亦最力。论者谓近古专制柄张，无有逾于路易者，而法民之尊王团结，亦无过于此时。直至其子路易十五之中叶，其民心乃一变。有是哉!路易之视教侣，无异拿破仑之视其兵也，而谓专制治权，由上达下可乎？ 　　吾辈前路所发明，乃历史中要理，而将以破专制人君之所恃者。夫谓受命诸天，权发自上，此专制者之所喜闻也。虽孟子之论天命也，尝谓天命即徵诸民，而或以为其说但存于理想。顾吾辈求之东西历史，见凡专制之君，未有不俟民心之归、众情之戴而能立者。其所俟之多寡强弱不同，而即以此判成败。然则卢梭诸公，分政府为二等：一谓权发诸上，一为权发诸下者，其义荒矣。权未有不发诸下者也。虽然，专制之纯用压力，而以其民为奴虏者，固亦有之，是必见于兼弱攻昧取乱侮亡之时，即前所指为无机体国家者。顾当此时，其用压力者，必不止一人，而常为胜家之有众。胜家之众，常为军旅，而统之以一雄，此又有机体之专制也。有机体之专制，虽欲奋一夫私权，以暴虐群下，其势不能，将必有其所俯顺者。其好恶不可不同，其甘苫不可不问，否则败矣。汉高非专制之尤者耶？然入关告谕，必得父老之心，而后天下可得。项氏失民，虽强终仆，可以证矣。若于西史求之，则英之图德诸王，法之路易十四，德之维廉，俄之亚烈山达Alexander，至今日之尼古拉Nicholas，皆如此矣。盖其国家形式既云有机，斯不能叛天演之公例。譬诸生理，脱有谓脑力独奋，而无待于通体血液之灌输补益者，诸公岂信之乎？ 　　既知一国治权，必本诸下而后有，则向所举以为独治众治之区别者，不可用矣。颇怪世俗论治，必谓众治，乃有公益Commonwealth 可言：一若独治之君，则必以摧所下民为快者，此其说之误，不待论而可知。夫谓治权在手，不以公益为心，而专以莫予违为快者，专制本不尽然，即在并兼之世，固亦有伐罪吊民之事。若夫英之图德，法之路易，普之伏烈大帝等，其治权专制固也，而其号令举措，则未有不云以公益为目的者。特其为此也，则云已之行事，独对于天，乃有责任，其于国民，固无责也。此犹云其行事是非功罪，惟上帝乃足考察而赏罚之。至于国民，既为其所制矣，固不得而过问。虽然，论事当察名实，王者于国民无责，于名则然，而于实不尔。英之雅各第二，法之路易十四，皆自谓于国民无责者，然雅各则以始终误认而败，路易则以行与言反而全，可以见矣。 　　由前所言，而二公例可立。一，凡独治之权，未有不赖群扶而克立者，此群扶之力，其士大夫可也，其豪杰可也，其民可也，其兵可也，甚至由于他国之众亦可。如印度国家，其扶立之者，非印民也，乃英兵也。二，即在有机体国家，亦常有专制之形式，此种国家，虽无议院，其有待于国民之扶立则同。但所谓国民，不必大众。而在一部分之中。此一部分，大抵皆国民之秀，而有国家思想者。诸公闻此，回家时于故书中，试检苏子瞻《志林·战国任侠》一篇看之，将悟其说，与此有互相发明者。 　　诸公闻此将曰，此真异闻!天下安有国民而扶立专制，甘为奴隶者乎？使叩其民情，未有不欲得议院者也。吾应之曰：此在历史，亦不尽然。盖事势不同，民有虽欲立议院而不可者。此如俄国安那皇后康、雍间即位，当国时，欲立国会，舍贵族无可集为议员者，民以为与其受贵族鱼肉，转不如任至尊之专制，且约必大权不复旁落，而后载之，此其证也。乃至战争之世，其黜众治，而用专制者尤多。盖当此之时，以求存立为先，一切国民利益，众皆视为后图，而群附于战胜攻取之能者。使其事暂，将所推戴之人亦暂。使其事常，如国处难守冲散之地，如普鲁士，如路易十四以前之法国，皆必待边线已立，国有四塞之固，而后可议其余。不然，专制之治，不可以已。历史中如路易，如伏烈大帝，如拿破仑，其得位行权，皆由此理。不过，当知此等专制一立之后，虽事势变迁，其权无由解散。虽其始有救亡之用，而其终常为殃民之资，此其制所以为千古之诟厉耳。 　　但不佞所为诸公辨晰者，固不止于黜旧说，乃在于进新知。旧说谓专制之权，由上及下；众治之权，由下及上。吾所发明，乃谓专制之权，亦系由下而成，使不由下，不能成立。然则旧之界说，不可复用明矣。虽然，专制众治，固自有别，而其异果安在耶？此是第八会结穴问题。所谓图穷而匕首见者，不得不为诸公郑重出之。又近者吾国国家，方议立宪，立宪非他，即是众治。众治则不得不用从众代表一制，凡此皆相因而生，无由解免。故不佞继此所欲为诸公发明者，乃中国此后国家，与前此数千载国家之区别。不佞郑重以言，诸公不可不郑重以听也。 　　则问立宪国家与专制国家，其最要分殊，在于何者？此诚不易解决之问题也。政治之为科学，与他科学不同者，他科学如动植之类，吾辈之治之也，如堂上人听堂下之曲直。而政治不然，吾人身与其利害，而衡鉴易淆，一也。况所治之物，自鸣各殊，而不必皆实，二也。今使动物学家，欲为众生别类，彼懦懦戢戢者，方引首争鸣，吾为何等何科，有机无机，彼治其学者，未必不以所闻，转以茫然。今日世界国民，正复如是。吾近于街头，曾见《宪法古义》一书，意谓凡西人之宪法，皆吾古先所已有者。大抵吾人本其爱国之意，每见外人好处，总不肯说此为吾国所无，而十三经二十七史皆其傅会材料，名为尊我，实则大惑。又使诸公取前问题而叩之西人，彼亦将言人人异。彼将曰：立宪要点，其所以异于专制者，以下议院独有财政赋税之权，非国民所允诺，毫厘之利，不得横取，此谓囊橐法权RightofPurse云云。虽然，其说误也。盖使下议院之势诚重，所操法权，且不止此，若其诚轻，将并此无之。夫既有国家，则办事不能无费。西国上古王公，自有产业，山泽苑囿，遍于国中，无俟取于民而后足，此所谓水衡之钱是已。当此之时，虽有囊橐法权，不足窘政府也。且政府所为多矣，今置他端不问，而独禁其取财，亦未见其财之果可保也。不知此乃当时君民争执之顷，彼民见此，为其上之所急，得挟此以要之，取以达其最大之目的。后之论者，乃指术为鹄，失之远矣。 　　或又曰，立宪之与专制异者，在立法与行法，权界分明之要点。议院主于立法者也，国君宰相，下至百执事，行法者也。唐人有言，不经风阁鸾台，何名为勅。而西人亦云，非经国会公允，不得称制，著为律令。十七世纪英国风潮，所争即此立法权独立之事。此其为说，较前稍优，然而亦未尽合。夫三权分立，孟德斯鸠《法意》论之详矣。故法国初立议院，凡行政诸官，不得列坐其中。然而立政机关，因此大窒，此于事理至为易明。假如将为理财立法，而摈户部，是户部所历甘苦，于议法时，毫无用处。又如将为教育立法，而摈学务大臣，其所立章程，亦岂有当？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使此言而信，则此等权界，且不可立。总之，凡此等处，各国议院法制，各有不同，而民权所伸，亦以大异，中间可以谛论者极多，惜非此时，所能为诸公推竟究耳。 　　大抵欲知专制立宪之异，考诸旧说，不如观见时之所实行。试举英国宰相，其为行法权固也。然以一官，为立法权之领袖，一切新法皆由宰相发起；而其身之进退，则视下议院之从违。使其议为院中舆论所归附赞成，言听计从，则其权最大；设舆论与之出入依违，则其人为处危疑之地；乃至院论与之显然反对，则宰相惟有奉身而退，明日他人入代，而组织新政府之事见矣。宰相为政府领袖，而其兴废，依于民情如此。 　　吾前者不云乎，一切政府，即在专制，其权力之成，必由群下，不过广狭殊耳。夫政府所建名号，千诡万殊，或国君其视土地，犹私家之视田业；或云天之所立，作君作师，而有符瑞感生以为天命之据。此其真伪诬信，姑不具论，但名号建矣，而所感召谁乎？必有众也。假有众相与不承，彼又乌从而得力？故名号建于上者，其归顺拥戴者存乎下，凡政府皆然。独至立宪政府，其归顺拥戴者，存乎通国太半之民，即不然，亦必有国家思想之众太半归之。 　　然则专制、立宪二者，其为群下所拥戴既同，而二者不同安在？应之曰：舆论者，拥戴之情之所由宣也。专制之政府，无以为宣达测视舆论之机关，而立宪之政府有之。一令之行，一官之立，舆情之向背，不独显然可见也，而多寡之数，亦至著明。其向背与多寡，皆于议员之出占投票而得之。 　　此谓舆情向背多寡，有议院以为宣达测视之机关者，即无异言国民得此，而有其建立维持破坏政府之机关也。 　　此为政治学最紧要之公例，恐诸公不能猝喻，不佞不妨反覆推言，期于必明而后已。今由前路所发明，诸公当晓然，无论何等国家，其中皆有此建立维持、破坏政府之权力。建立者，由无而使有；维持者，由有而使存；破坏者，由存而使亡。此种权力必有所寄，在民，在兵，在本国，在外国；为公，为私，为善，为恶，无不可者。但此种权力，有得其机关，其力有以达者；亦有不得机关，其力散漫隐伏，无以达者。虽然，散漫隐伏矣，而政府之立仆必视之。今假向日维持政府之权力，以有因缘，坐而中变，此即言政府所倚其扶立拥戴以为存者，乃今不愿扶立拥戴之。然坐无机关，此变未由宣达，而居上之人，亦坐无此机关，未由测验，懵然不知。诸君试思此时国家现象，要当何如？曰：此如汽箱，外无汽表，早晚炸耳。炸者何？乱也。炸者何？革命也。此革命而乱者，皆坐无以为宣达测验舆情之机关耳，皆坐无国会议院耳。 　　往者俄罗斯，无国会议院之国也，其历史所载，君若相死于非命者最多，此理有必至，势有固然者也。彼俄君臣，未尝不知也。是故不欲其民有国家思想，迷信之以宗教，困阨之以教育，而终则临之以兵，然而其效可睹已。至于英国，则四百年无暗杀之事，此其中亦有天幸。而最足异者，则佐治第三GeorgeⅢ，以风狂不惠之身，享国六十年，而庶政日兴，国日强富。无他，有机关焉，以达此国民众治之力故耳。专制之国，国主当阳，而宰相辅治，宰相之黜陟由人主。立宪之国，人主仰成，宰相当国，而宰相之进退由国民。此英国至今，所以可决言其无革命之事也。虽然，谓英国无革命可，谓英国时时革命亦可。一政府之改立，皆革命也。专制之革命，必诛杀万人，流血万里，大乱数十年十余年而后定。英民革命，轻而易举，不过在议院占数之从违。庄生有言，万死方不死。真立宪制，政如是耳。此国家景命，所以灵长，而有万世不倾之皇室也。 　　是故有无议院国会为建立破坏政府之机关，专制立宪二政府不同在此。不佞于政治，本非专门，承诸公厚爱，为此八夕讨论。然此中多采近世西儒成说，而为众论所推服者，非敢臆造。所惜八会，为时过促，于诸制尚不能详。今请为诸公总前所言，而立政治要例十二条如下： 　　一、凡有政府，则有约束，约束必以压力，无自由者。 　　二、政府以专制为常，以众治为变，如军中惟一主将，法廷惟一士师。 　　三、然以一身而御众人，其力常不足者也，故其势不能无待于群扶。 　　四、群扶之力，必自靖自献而后可，至其为此之义利公私，乃所不论。 　　五、故一国之中，不仅治人、治于人二方面而止，而常有扶持政府者，为之居间，成三方面：治者、扶治、受治。 　　六、既能扶之，斯能倾之，亦能造之。是故扶持政府之权力，即建造政府之权力，亦即破坏政府之权力也。 　　七、但此种权力，常无机关；或有机关矣，而未正名为扶持政府者。如法之路易十四，几为全国民心之所归，然无机关以达群扶之力。英之可伦谟尔O.Cromwell，以兵众自辅，可谓有机关矣，然其名则为他用，不曰扶持其所立政府者也。此等现象，见于专制之国最多，于吾中国，正复如是。 　　八、政界天演，程度既高，则其国不独有扶倾政府之权力，而又有扶倾政府之机关，以宣达扶倾政府之权力。 　　九、机关未具，则扶倾政府之权力，其用事也，常至于横决。此一治一乱之局之所以成，而皇室无不终于倾覆之理。机关既具，前之权力，不但宣达有从，又可测视，得以及时，为之剂泄，而乱无由作。此立宪之国所以无革命，而代表之皇室所以不倾。 　　十、立宪之国会，于国事无所不闻者也，其实乃无所问，要在建造扶持破坏其见行之政府，以此为其大职而已。 　　十一、机关未具，扶倾政府之权力，每患不偏不公，或见或隐。其政府有独治一国之外形，不知其力之实起于下，则转以扶持者为忠顺，破坏者为叛逆，且以其物为天命之所授，而一切矫诬符命之事起矣。 　　十二、如此者，谓之君主，谓之专制；而若前所言者，谓之众治，谓之立宪。 注释： 　　第 1241 页［*］《政治讲义》，一九○六年(光绪三十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九五九年新加坡出版的《严几道先生遗著》中全录此书，係根据严复四子严璿家藏稿本排印的，文字和商务本略有不同，但错字较多。今据商务本排印。商务本中之明显错误和不妥处，据新加坡本校改。本书所译人名、地名，今参照新加坡本，将原名附后，以便读者。 第 1252 页［①］原文如此。 　　第 1267 页［①］商务本作“生病老死”，今从新加坡本。 　　第 1275 页［①］商务本作“击鲜渔猎”，今从新加坡本。 　　第 1283 页［①］商务本作“适通”，今从新加坡本。 　　第 1305 页［①］商务本作“扎尔”，今从新加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