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演论 - 第 4 页/共 6 页

第 1435 页［②］原稿以下有“此瞽瞍之所以有舜，而以汉高、吕雉之悍鸷，乃嗣之以孝惠之柔良，皆可于此中略窥消息也”一段，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39 页［①］“炭”字旁边有批语云“似是炭字”四字。 　　第 1439 页［②］原稿以下有“星命家所谓生旺暮绝者，亦此志也”一句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40 页［①］原稿以下有“子在川上曰：水哉!水哉!又曰：回也见新，交臂非故。东西微言，其同如是”数句，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41 页［①］以上数句原作“传曰：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太史公曰：《离骚》盖自怨生也。嗟夫!岂唯是《易》、《离骚》而已。六艺、传记之所垂，大抵皆古圣贤人发忿之所为作也。岂惟是六艺、传记而已，彼司徒之有教，司寇之有刑，周公、孔子之所制作，老聃、释迦之所教诫，降以至于欧罗之景教，天方之哥兰”。作者在修改时改为今文。 　　第 1441 页［②］原稿以下有“彼老聃、庄、列之徒，未之知也。嗛嗛然訾圣智、薄仁义，谓啍啍已乱天下，未若还淳反朴之为得也。明自然矣，而不知礼乐刑政者，正自然之效。此何异乐牝牡之合而怪其终于生子乎？此无他，视圣智过重，以转移世运为圣人之所为，而不知世运至，然后圣人生；世运铸圣人，而非圣人铸世运也，徒曰明自然而昧天演之道故也”一段文字，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42 页［①］原稿以下有“自有记载以来，泰东西之圣智，历时数千万年，阅人数千万辈，千虑而一致，殊涂而同归，皆曰无所逃于忧患。庄周不云乎：人之生也，如忧俱生”一段，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43 页［①］原稿以下有“虽迎之不眺其首，随之弗得其踪，而”数字，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43 页［②］原稿以下有“观之中土，则《易》兴中古，俟孔子而后明。而如老庄之明自然，释迦之阐空有，额拉吉赖图、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之开智学于希腊。夷考其世，皆萃于姬周叔季之间，而时代相接，呜呼!是岂偶然也哉？复案：释迦生卒年月，至今迄无定说。或谓生于周昭二十四年甲寅，终于穆王五十二年壬申，此摩腾对汉明帝事说也。隋翻经学士费长房撰《开皇三宝录》，则云：佛以周庄王十年，即鲁庄公七年甲午生，而以春秋恒星不见，夜明星陨如雨为瑞应，至匡王五年癸丑示灭。《什法师年纪》及《石柱铭》皆云周桓王五年乙丑生，襄王五十五年甲申灭度。又或云夏桀时、商武乙时、周平王时，踳驳抵牾，莫衷是。至贞观三年敕刑部刘德威等与法琳详核真妄，乃定佛周昭丙寅岁生，周穆壬申示灭。然周昭在位仅十九年，无所谓二十四年，亦无丙寅，意是甲寅之误，乃周昭十四年也。去今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共二千八百六十四年，先耶稣生九百六十八年矣。而挽近西士，偏考梵文，亦莫能定，仅云佛去耶稣降生不过五六百年，而五百年尤为近似云云。据此则以五百年为计，佛成道在定、哀间，正与宣圣并世。以六百年计，则费说得之。庄七年去耶稣生日六百九十年，匡王五年去之六百八年也。岂夜明星陨诸应，所谓六种震动，光照十方国土者，果其征与？呜呼异矣!额勒吉赖达为西学开山，希腊之爱阿尼亚人，生于周景王十年丙寅，即昭公七年，后孔子生时仅十七年耳。馀如德莫吉利图生于周定王九年，苏格拉底生于周元王七年，柏拉图生于周考王十二年，大抵皆春秋战国之间。运会所臻，圣哲踵出如此。且夫大易明象，吉一而凶悔吝三。老氏有无身之谈，庄叟著藏山之喻，摩羯提标教于苦海，爱阿尼诠旨于逝川。是则忧与生惧，古之人不谋皆合。乃知疾痛危苦者，绝非世事之傥来，实与吾生而相待，并行得此而未尝失彼者也”一大段，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44 页［①］原稿以下有“而夷吾相齐，仓廪实乃知礼节；仲尼策卫，既庶富而后教之”一段，作者修改时圈掉。 　　第 1444 页［②］原稿以下有“夫至曰：乾坤之道，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则知前识之旨微矣”数句，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45 页［①］原稿以下有“班孟坚之志刑法也，其言曰：‘古有圣人，作之君师，既躬明悊之性，又通天地之心。于是则天象地，动缘民情，以制礼作教，立法设刑焉。秩有礼所以崇敬，讨有罪所以明威。此之谓一人作则，范围百世而天下服也。’中国之论刑赏之原如此”一段，作者在修改时勾去。 　　第 1446 页［①］原稿以下有“嗟夫!此世之暴君污吏接踵，治国少而乱国多也”句，作者在修改时勾去。 　　第 1446 页［②］原稿以下有“而其推本刑赏之政之所由来，与吾中国载籍所传，其本末之不可同则如此”句，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46 页［③］原稿以下有“故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而汉之方兴，亦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凡此皆”数句，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46 页［④］原稿以下有“故舜之命士曰：眚灾肆赦。又曰：罪疑惟轻。而仲尼之述六艺也，《易》、《春秋》最严。《易》言天道，而为君子谋，故系辞焉以明吉凶。《春秋》治人事，而防乱贼，故诛意焉以著褒贬。司马迁曰：《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荀卿子曰：刑者，所以禁未也。作‘末’者大误”一段，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47 页［①］原稿以下有：“《诗》曰：无言不售，无德不报”句，作者在修改时勾去。 　　第 1448 页［①］原稿以下有“春秋之楚商臣，其恶为何如恶耶？乃及其身为王者，子伯诸侯，永世克禄；潘崇助之为虐，教人杀父弑君，其胸中曾不芥蒂。然而其子孙累业尊显，洎乎东汉之日尚有苗裔为校官。回、耕何罪而贫天。货、跖何功而富寿”一段，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48 页［②］原稿以下有“自唐虞以至周，其积德累仁以有天下者宜矣。吕政、汉高以降，其先果何功德于亿兆，而使天下悉主悉臣，保世卜年，远者累百，近者数十。夫曰命者，有其所以命也。苟不知其所以命，斯亦无命之命，而姑命之曰命而已矣”一段，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48 页［③］原稿“古德”二字原为“汉、宋诸儒”，作者后改为“古德”。 　　第 1449 页［①］原稿以下有“《易·传》曰：乾坤之道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老子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老子之所谓不仁，非不仁也。出乎仁不仁之数，而不可以仁论也。是故吾之得之也，于彼无所归功；吾之失之也，于彼无所归过。得失吾党自为之，彼悠悠者诚不能知此事也”一段，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49 页［②］原稿以下有“夫诗书经传之所称，夐乎尚矣，西京”数字，作者修改时勾去。以下原无“从来”二字，作者修改时增添。 　　第 1449 页［③］以上两句原稿作“君子则董仲舒，小人则谷永、杜钦”。 　　第 1449 页［④］自此以下至“而身毒之圣人”以上，原稿作“王莽窃之以乱天下，甚矣诬天下之不可为也。盖昔者孔子知其然矣。故其教弟子也，性与无道不可得闻，而平居不语怪神，罕言利命。又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与其论生死鬼神之际，皆若言不尽意也者。庄周曰：‘言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夫非孔子之谓耶!”作者修改时改为今文。 　　第 1450 页［①］原稿以下有“以比西汉以来五行灾异之说，固深远矣”句，作者修改时圈去。 　　第 1450 页［②］原稿以下有“吴纲之貌，四百年尚类长沙；鄱阳之容，至七世犹传颖士”数句，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51 页［①］原稿以下有“《楞巖经》佛告阿难：一切众生，轮回世间，从无始来，种种颠倒”一段，作者修改时勾去。原稿此句以下原无“所谓”二字，修改时增入。 　　第 1451 页［②］原稿以下有“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孔子曰：性相近，习相远，然则”数句，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52 页［①］原稿以下有“与吾儒变化气质之论，皆”数字，作者修改时勾去。下无“由”字，修改时增入。 　　第 1452 页［②］“名之云者，有为之法”原作“或为心灵，或为物质”，作者修改时改。 　　第 1456 页［①］原稿以下原为“其持论如此，与佛所谓境由心造，《中庸》所谓‘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者，可谓异唱同涂，殊条共贯者矣”数句，作者修改时勾去，而另改为以下这段文字。 　　第 1456 页［②］原稿以下有“何则？庄生有言，吾与汝固皆梦也”一句，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58 页［①］原稿以下为“所以释迦掩室于摩竭，维摩杜口于毗耶，空生唱无说以显道，释梵绝听闻而雨华。理为神御，口之以默”数句，作者修改时勾去，改为以下的“以为不二法门超诸理解”一句。 　　第 1462 页［①］原文以下有“孰居无事淫乐而劝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一段，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64 页［①］原稿以下有“有时浩浩之歌，甚于戚戚之叹，使陋巷箪瓢，果为可乐，而三十之天等于百岁，则孔子无假贤回，而哭之亦不必恸矣”数句，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65 页［①］原稿以下有“此则《周易》所谓‘元’，孔子所谓‘仁’，老子所谓‘道’，孟子所谓‘性’，名号不同，而其为物则一”一段，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68 页［①］原稿开始有：“语曰：善言天者，必有节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然则”数句，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69 页［①］“此其蔽固”四字原为“况善恶之名起于事效，苟所处自悬殊，则其号或可以倒置，前者论之详”，作者修改时圈改。 　　第 1470 页［①］原稿以下原有“故《易》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今日之宜，即今日之义；今日之义，即今日之利用也”数句，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71 页［①］原稿以下有“《易》曰：天地变化草木蕃。又曰：大地闭，贤人隐。孟子曰：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亦曰，世变治乱不同，则宜而存者亦有不同故耳”数句，作者修改时勾去。 　　第 1476 页［①］这段案语。通行本放在《导言一》之后，稿本则放在本书最后，似为补写，暂放 政治讲义［*］ 回目录 自叙 　　严先生曰：余治天学，至于有明之世，波兰人歌白尼，尽破地静天动旧说，证地为日局行星之一，岁岁绕日，与诸纬彗孛同以定时循轨，即日亦非常静不徒者。群从围绕，太阳居中，以空游悬行，趋于御女。盖一出入息间，不知其几千万里也。喟然叹曰：伟哉科学!五洲政治之变，基于此矣。盖自古人群之为制，其始莫不法于自然。故《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有其至高者在上以为吾覆，有其至卑者居下以为吾践。此贵贱之所由分，而天泽之所以位也。乃自歌白尼之说确然不诬，民知向所对举而严分者，其于物为无所属也。苍苍然高者，绝远而已，积虚而已，无所谓上下也。无所谓上下，故向之名天者亡。名天者亡，故随地皆可以为极高，高下存乎人心，而彼自然，断断乎无此别也。此贵贱之所以不分，而天泽之所以无取也。三百数十年之间，欧之事变，平等自由之说，所以日张而不可遏者，溯其发端，作由此乎？且天演者，时进之义也。古之人发此者二三千年，中西载籍，莫不有考，然而最后百年，其学乃大盛，得此以与向之平等自由者合，故五洲人事，一切皆主于谋新，而率旧之思少矣。呜乎!世变之成，虽曰天运，岂非学术也哉!虽然，尚有说焉，夫背苦而向乐者，人情之大常也，好善而恶恶者，人性所同具也。顾境之至也，苦乐未尝不并居；功之呈也，善恶未尝不同域；方其言乐，而苦已随之；方其为善，而恶已形焉。夫人类之力求进步固也，而颠阶瞀乱，乃即在此为进之时，其进弥骤，其涂弥险，新者未得，旧者已亡，伥伥无归，或以灭绝。是故明者慎之，其立事也，如不得已，乃先之以导其机，必忍焉以须其熟，智名勇功之意之不敢存，又况富贵利行之污者乎？夫而后有以与时偕达，有以进其群矣。而课其果效，恶苦则取其至少，善乐则收其至多。噫!此轻迅剽疾者之所以无当于变法，而吾国之所待命者，归于知进退存亡之圣人也。乙巳十二月二十六日 第一会 　　不佞近徇青年会骆君之请，谓国家近日将有立宪盛举，而海上少年，人怀国家思想，于西国政治，所与中国不同者，甚欲闻其真际。不揣寡昧，许自今日为始，分为八会，将平日所闻于师者，略为诸公演说。非敢谓能，但此所言，语语必皆有本，经西国名家所讨论，不敢逞臆为词，偏于一人政见。数会以后，诸公将见此是格物穷理实事求是之学，固无虑意见之偏，宗旨之谬也。 　　查政治一学，最为吾国士大夫所习闻。束发就傅，即读《大学》、《中庸》。《大学》由格致而至于平天下，《中庸》本诸天命之性，慎独工夫，而驯致于天下平。言政治之学，孰有逾此者乎？他日读《论》、《孟》、五经，其中所言，大抵不外德行、政治两事——两事者，固儒者专门之业也。然则诸公今日，更何必舍其家鸡，而更求野鹜乎! 　　虽然，诸公来意，不佞有以微窥。盖缘生于二十世纪之中，当天下开门相见之会，亲见外洋学术事理，有实比吾国进步为多者。又数年以来，异说纷起，或称君臣之伦为可废，或谓吾人向称唯一无二之法制，每为西人所不由，而其众亦未尝去治而就乱，是其所以然之故，必有可言。故欲知西国见行政法的实如何，以与旧闻者比较，使论议有所折中。诸公之意，非如是乎？ 　　此意甚佳，但有不可一蹴而至者。盖政治一宗，在西国已成科学，科学之事，欲求高远，必自卑迩。故当开讲之始，不妨先告诸公：欲得真知，先须耐性。且讲科学，与吾国寻常议论不同，中有难处：一是求名义了晰，截然不紊之难；二是思理层折，非所习惯之难。故或言者视为无疑，而闻者犹或待辨；有时语意已极明白，而犹以为深远难明；或自谓已悟，而去实甚远。今不佞惟有极力求其显易，用一名义，必先界释明白，若有未即领会之处，每期开会之先，祈诸公即便坦然质问，不佞当依次作答也。 　　今夕所论，未及政治本题，乃先言政治与历史相关之理。此语自表面观之，似若无甚奥义。虽然，侯闻吾言，始知其中大有新理也。盖二学本互相表里，西人言读史不归政治，是谓无果；言治不求之历史，是谓无根。诸公无谓此是陈言，须知十八世纪以前，已有言治不由历史者，希腊时如柏拉图，最后如卢梭。此二人皆诸公所习知，其言治皆本心学，或由自然公理，推引而成。是故本历史言治，乃十九世纪反正之术，始于孟德斯鸠，至于今几无人不如此矣。我们中国论史，多尚文章故实，此实犯玩物丧志之弊。虽然，外国亦有然者。故当前说出时，或谓以历史为科学材料者，文章之美，必不及前，而纪述无文，即难行远云云。然此皆明于一方之论，不知史之可贵，在以前事为后事之师。是故读史有术，在求因果，在能即异见同，抽出公例。此不独读史宜尔，即仰观俯察，人欲求智，莫不当然。尚忆东坡有言，后生读史，当作数次，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求治乱盛衰之故，则专意在此，而置其余，他日再读。或为地理，或为官制，或为词章，亦循此法。如此学成，自然八面可以应敌。其言甚当。此虽古法，至今尚可用也。 　　盖天生人，与以灵性，本无与生俱来预具之知能。欲有所知，其最初必由内籀。内籀，言其浅近，虽三尺童子能之。今日持火而烫，明日持火又烫，不出三次，而火能烫之公例立矣。但内籀必资事实，而事实必由阅历。一人之阅历有限，故必聚古人与异地人之阅历为之。如此则必由纪载，纪载则历史也。 　　是故历史者，不独政治人事有之，但为内籀学术，莫不有史。吾国或谓之“考”。如钱币考，钱币之历史也。《三通》之属，至于一切之掌故，盖皆为史，不仅编年纪事，而后可得此称。西人于动植诸学，但凡疏其情况，而不及会通公例，与言其所以然之故者，亦称历史，如自然历史是已。 　　东西旧史，于耳目所闻见，几于靡所不书，如李费《罗马史》所纪牛言雨血诸事，与《春秋》之纪灾异正同，而《史》、《汉》书志，刘知几《史通》论之详矣。 　　而近代之史，置此等事不详者，亦非尽由人类开化之故，乃因专门之学渐多。如日食、星陨，则畴人职之。大雨、风、雹，则有气候学家。甚至切于人事之刑政，亦以另有纪载，得以从略。如钱币则计学，瘟疫则医学，罪辟则刑法之学，皆可不必如古之特详。大抵史亦有普通专门二部，专门之史，日以增多，而国史所及，乃仅普通者。 　　或曰：前代之史，所以为后人宝贵者，不因事实，亦由文辞，顾古史之最以文辞称者，亦由闳识孤怀，见微知著，其理关于哲学。若第论文辞，则史且不及诗赋。又以其事之重纪实，故其娱人，不及小说家言。虽然，科学日出，史之所载日减于古矣。而减之又减，终有其不可减者存，则凡治乱兴衰之由，而为道国者所取鉴者。是故所谓国史，亦终成一专门科学之历史。是专门科学何？即政治之学也。 　　有科学即有历史，亦有历史即有科学，此西国政治所以成专科。问中国古有此乎？曰有之。如老子，如史迁，其最著者。而《论》、《孟》、《学》、《庸》，亦圣人见其会通，立为公例，无疑义也。顾中国古书之短，在德行、政治杂而不分。而西国至十九世纪，政治一门已由各种群学分出，故其理易明，其学易治。 　　世之有政治，乃五洲不谋而合之一事。其不谋而合者，以民生有群故。群之所始，《社会通诠》所言，已成不易之说。最始是图腾社会，如台湾生番之“社”，西南夷之“峒”。其次乃入宗法社会，此是教化一大进步。此种社会，五洲之中，尚多有之。而文化之进，如俄国、如中国，皆未悉去宗法形式者也。最后乃有军国社会。不佞今所讲者，大抵皆此等社会之政制矣。宇宙有至大公例，曰“万化皆渐而无顿”。是以三社会之变化，方其始异，若不可分，当始成国，若无异于家族者然。虽为家族之时，其人所属，常有更大于家族者。譬如遇人，叩其籍贯，其人必有姓有名，有郡望地邑，最后有国，而所以别异其人者始全。名，其身之名也。姓，其族之姓也。郡望，其所居之地，抑所由出之地之名。而所最有关系重要者，莫如其国。国者，多数众民所合，而成一特别团体之名也。 　　是故当知国之为义，与所居地土之义大有悬殊。吾国之人，所以于政治之学，国家之义，自西人观之，皆若不甚分晓者，止缘大一统之故。吾所居者，只有天下，并无国家。而所谓天下者，十八省至正大中，虽有旁国，皆在要荒诸服之列，以其无由立别，故无国家可言。如今云“爱国”二字，今义与古义绝殊。即言国家思想，亦非箇中人，真不知为何等思想矣。今假吾对众言曰：吾是中国人。诸公试察吾作此言时，意主何义？将谓吾所言者，意主所生长之种族乎？非也。顾此语虽不得以为全是，要为近之。何以云其近耶？盖不佞与四百兆人，粗而云之，固同是炎黄贵种，当其太始，同出一源。设此语宣于伦敦巴黎之间，其意尤为显著。吾与彼人，语言不通，形貌有异，宗教不一，所谓黄、白二种之分是也。所不得以为全是者，盖种族与国，绝然两事。世尽有种族虽同，不必同国。如今日之台湾人，南洋各岛之洋籍，甚至日本、法、美之中，常有与吾同种族，而不可以为同国者。又有同国矣，而不同种族，则如往者之朝鲜、琉球，今日之满、蒙人，皆与之异种，而又为一国之民者也。 　　夫人类之为分，众矣。治民种之学者，其分法本之外形为多。如卜鲁门拔(Blumenbach)以色，烈支孺斯(Retzius)以颅，而今有人，又分之以发，如云将西人之发横断，其割面为椭圆。黑色人之发，其割面如腰子小豆。中国人之发，其割面成正圆形是已。而最靠得住者，莫如言语。彼谓印度与欧人，所以同为伊兰种人者，以其言语，推至古音，大概相合。如“耕田”，如“磨麦”诸语，如“父母”、“君民”、“上帝”等称，其原皆出自梵语，所以知之。 　　顾不佞之意，则不甚谓然。盖若必用言语，则支那之语，求诸占音，其与西语同者，正复不少。如西云mola，mill，吾则云磨。西云ear，arare，吾则云犁。西云father，mother，pama，吾云父、母、爸、妈。西云Khan，King，吾云君。西云Zeus，Dieu，吾云帝。西云terre，吾云地。甚至西云judge，jus，吾云则，云准。西云rex，ricas，吾云理，云律。诸如此类，触处而遇。果使语言可凭，安见东黄西白不出同源？且其分也，在教化甚高之会乎？虽然，种族之异，非邦国之分。邦国之分，别有关系，不在语言、形色。故美、英不为同国，而海峡中诸岛之民，其上语往往为英人所不省者，可以证之。 　　何以言邦国之分，于人民有最大关系耶？一因其事为人类所同有之区分；二缘自有此分，而生出无穷之效果。吾谓人类所同有者，亦以大经言之，盖社会必入军国程度，而后乃真有此分。其始只分种族、峒社、宗教，但随地之民，皆觉此身于一家而外，另有一团体，甄录治保其身。此利团体，程度高下迥殊，是为邦国，或称国家，西文所谓state是已邦国之为团体也，吾人一属其中，终身不二，生死靡他，乃至紧要时会，此种团体其责求于我者，可以无穷，身命且为所有，何况财产。但其责求既已隆重如此，故必有至精至严至善之法制行乎其中，此则讲治理者之所有事也。欲识此等团体为何物，必察其物之所由生，与其团体之逐层进步。进步之际，形式不同，变象不一，此其自内因言之者也。至于外缘，则二团体相遇，其对待相加之形势，不相得而为战，为剋灭；相得为联合，为交通。此皆有绝大果效者也。内因外缘而外，尚当察其中分子为何如。盖人以所居邦国之异，其形体精神，理想行谊，皆从以悬殊，凡此之谓教化。是故充而论之，人类万殊，由于所居团体之各异，而此团体，即政治家所指之国家。 　　双称“国家”，单举曰“国”。国之为言，与土地殊，与种族殊，又与国民国群等名，皆不可混。诸公应知科学入手，第一层工夫便是正名。凡此等处，皆当谨别牢记，方有进境可图，并非烦赘。所恨中国文字，经词章家遣用败坏，多含混闪烁之词，此乃学问发达之大阻力。诸公久后将自知之。今者不佞与诸公谈说科学，而用本国文言，正似制钟表人，而用中国旧之刀锯锤凿，制者之苦，惟个中人方能了然。然只能对付用之，一面修整改良，一面敬谨使用，无他术也。诸公务察此意。 　　政治问题曰国家。凡是国家，必有治权。而治权以政府为之器，故天下无无政府之国家。政治之论治权、政府，犹计学之言财富，名学之谈思理，代数之言数，形学之言线、面、方、圆。而其论国家也，分内因外缘为二大干。内因言其内成之形质、结构、演进、变化及一切政府所以用事之机关；外缘言其外交，与所受外交之影响。 　　学有问题，乃其正鹄目的。但达此目的，得此正鹄，又将由何种之涂术而后能？诸公知学问之事，往往因所由涂术不同，其得果因而大异。此于讲求群学之事，所系尤深，盖其关于人事最为密切矣。而其物为人人口头共有之谈，因其习惯，自诡已明，而其实不尔。若谓他物，吾或不知，至于国家政府，吾何不知之与有？吾今所欲闻者，政治以何术为最善，政府以何形式为最高耳。以此之故，其入手之始，往往不求知物，不问此系何物，而先问物宜如何。其言政也，则先欲知何者应利，何者应害。其言政府也，则先叩何式为合，何式为离。夫假以是为术，则所求之第一事，将在何者为最文明之国家，最为利益生人之治制。此吾国言治之书，自古迄今，莫不如此。且不独吾国然，欧洲十九世纪以前言治之书，亦莫不尔。柏拉图《民主主客论》，其职志也。 　　是故取古人谈治之书，以科学正法眼藏观之，大抵可称为术，不足称学。诸公应知学术二者之异。学者，即物而穷理，即前所谓知物者也。术者，设事而知方，即前所谓问宜如何也。然不知术之不良，皆由学之不明之故；而学之既明之后，将术之良者自呈。此一切科学所以大裨人事也，今吾所讲者，乃政治之学，非为政之术，故其涂径，与古人言治不可混同。吾将视各种国家，凡古今所发现者，如动植学家之视虫鱼草木。然彼之于所学也，初不设成心于其间，但实事求是，考其变相因果相生而谨记之。初不问何等草木为良草木，何等虫鱼为良虫鱼。无所谓利害，无所谓功过，而所求明者，止于四事：(一)所察日多，视其不同，区以别之，为之分类，一也；(二)一物之中，析其官体之繁，而各知其功用，二也；(三)观其演进之阶级，而察其反常，知疾痛病败之情状，三也；(四)见其后果之不同，察其会通，而抽为生理之大例，四也。 　　故吾党之治此学，乃用西学最新最善之涂术。何则？其涂术乃天演之涂术也。吾将取古今历史所有之邦国，为之类别而区分；吾将察其政府之机关，而各著其功用；吾将观其演进之阶级，而考其治乱盛衰之所由；最后，吾乃观其会通，而籀为政治之公例。诸公视此，吾党岂有丝毫之成心，惟祛其成心，故国家之真理可以见。 　　诸公将曰：异哉所闻!夫动植之学，所可用若前之涂术者，以其物天之所成，而非人之所设也。国家政府之为物不然，故其治之也，必问其良否，必分其功过。但如草木，区以别之，未见其术之有当也。则不知邦国政府虽属人功，而自其大分言之，实游于天演之中而不觉。大抵五洲民人所共有者，其事皆根于天性。天性，天之所设，非人之所为也。故近世最大政治家有言法人萨维宜：“国家非制造物，乃生成滋长之物”。夫既属生成滋长之物，则天演涂术不能外矣。 　　更有进者，夫世之勤勤于一学，孰不有意于人事之改良乎？顾求至美之物，而卒至于无所得，或所得者妄，而生心害政者，其故无他，坐用心躁耳。故言天学，而沦于星命，言化学而迷于黄白，言政治而乃主民约，皆此类也。 　　苟必始于知物，则所由内籀之术明矣。内籀必先考求事实，考求事实则一切如《群学肄言》之所戒，皆必除之而后可。此虽繁难，不可以已也。且政治之考求事实，有较他科不同者。他科可用试验，如治化学，欲知轻养之合而为水，取而试之足矣。乃至动植，亦有可试者。顾国家者，天地之大物也。而祸福所及者重以众，故试验不行，而惟资于观察。且观察矣，又不若天象、地文之事也。盖国家有性情之物也。其行事发现，虽关团体，而常假手于一二人；又常出以秘密，而故为混淆以贸视听者有之；又以纪载者之不能无成心，而或出于轻忽。此史事所以如时下报章，最为难信。欲为考辑，必待能者，而能者则今日所称之良史也。 　　古之史家，其亦略知吾说者耶？人或笑左氏为相斫之书，或谓中国之史，不过数帝王之家谱，此其说似矣。然使知历史专为政治之学而有作，将见前人之所详略，故〔固〕为适宜。且中国既为专制矣，则一家之所为，自系一民之休戚，古人之所为，殊未可以轻訾也。英国有拔可尔者，尝著《文明史》一书，一时风行，几谓旧史所载，皆无关宏旨之文，而所重者，专在大时、地利、水土、寒热之间。不知此固重要，而史家专业，在纪人事，而于一切有关政治者，尤所重焉。夫天地之实纪者，自有专家。且十常侍之乱汉，与郑康成之诂经，二者于社会所关皆巨，而史家终略于此而详于彼者，何则？以彼之关于政治尤深切而著明耳。 　　此后吾党之言政治，大抵不出内籀之术。而同时所为，有二种功夫，一是区别定名之事，一是考订沙汰之事。盖不为其前，将虽有事实，而无纲纪；不为其后，将所据已误，而立例自非。今吾八会所为，重在会通提挈，而考订沙汰之事，又不得不藉手于他人所前为者。吾闻西师有言：一二百年以前，欧洲几无信史可用。史之可信，大概不过百年。是故当时政治大家，如郝伯思、如洛克、如孟德斯鸠等，皆以盖世哲家，所成就不过如彼。而此学演进，全俟后人。夫后人之所为，非果胜于前人也。穆王得八骏，有王良、造父为之先后，而后日行千里。近世走卒病夫，安坐三等汽车，其所行倍之，亦其所权借优耳，后人非能果胜前人也。 第二会 　　前会因为时太促，于吾人考求政治涂术，所与古人异者，尚未切实发挥。其讲义曾经刊列报端，诸公取而观之，足以补助遗忘。案前会所言，其紧要处，不外数条：一是政治与历史关系密切，所有公例，必从阅历而来，方无流弊；二是国家是天演之物，程度高低，皆有自然原理；三是国家既为天演之物，则讲求政治，其术可与动植诸学，所用者同。一切因其自然，而生公理，非先设成心，察其离合。凡此皆前会要旨。诸公于此三者，果克了然，前夕与会，可谓不虚。 　　政治学之于国家，犹计学之于财货，故当先求知物。国家为物，所足异者，人类不谋而合。譬如我们古有封建，有五等，欧洲亦有封建、五等。吾古有车战，西人亦然。平常人每见各国之异而怪之，实则异不足怪，可怪者转是在同。于其所同，能得其故，便是哲学能事。今国家为物，既为人类所同有，其无有者，大抵地球贫瘠之区。如亚刺伯之游牧，苏格兰之山部。诸公能言其所以同有之理欤？ 　　然则我辈今讲政治，不当如古人之法，但就本已所属之国家言之，亦不宜但取一切文明之国家言之，而置蛮夷社会于不论。夫论政治，但取已属之国家，此法不独中国古人用之，即西国古人言治，最早如柏拉图、雅里斯多德，无不皆然。如政治学西名波立狄斯Plitics，此名即雅里氏所立者。其中所论，皆当时希腊所现行市府体制。其所分之独治Monarchy，贤政Aristocracy，众治Plity，亦皆就市府之所有者言。十八世纪以前，西人言政，无出其范围者。时至今日，政法不同，决非雅里氏之说所能尽。是故仅就本国，及但取文明国而论者，其内籀之所资已狭，立例恐亦不精。而天演阶级，亦恐难见，不如通而论之之为愈也。 　　总之，吾人考求此学，所用者是天演术，是历史术，是比较术，是内籀术。故古今社会，但成团体，便是吾人所不弃者。非若前人所为，但举最上法式而言，而置每下愈况者于不顾也。是如动植学家，凡是草木飞走，皆当征验。至于分别之余，且将见程度高者居其少数，而程度低者常居其多数也。 　　然而区分类别，其界画又不可不严。盖既称国家，则必有国家之实。而所谓国家之实，必细论详审，而后得之。夫谓同国之民，无异同种，而国家即可作种族观者，此其说误也。试人英、法之境，其中非种之民，不可数计。而英、法国家，可于其身，责取无穷之义务。然则国非种族明甚。但将谓今之国家，无分种族，直无异商业之公司，以保护利益而后合。且其为合，纯由法典，无天属之可言，此其说亦非。盖今之国家，一切本由种族，演为今形，出于自然，非人制造。然则国家非非种族又以明矣。惟其非种族，非非种族，故虽今世文明大进之国，言其形质，实与古时草昧者同科。何则？当日草昧种人亦是大众聚居，生死相守之团体。其为战也以众，其为治也以众，且其中亦不尽同一血统之民，以有奴虏降人，有占藉，其非种族，非非种族，亦与今日之诸国同也。 　　前会讲义所发明者，有最要之公例，日国家生于自然，非制造之物。此例入理愈深，将见之愈切。虽然，一国之立，其中不能无天事、人功二者相杂。方其浅演，天事为多，故其民种不杂；及其深演，人功为重，故种类虽杂而义务愈明。第重人功法典矣，而天事又未尝不行于其中。即今两国之人，常以种异，辄生龁。而英、美交情，终较他族为笃。当一千八百十五年《维也纳条约》更定欧洲各国土地之日，日耳曼让波兰与俄，而取沙逊尼及来因诸小部以开霸基。奥国弃其北部，而取偿于意大利，终以失策。何以故？德之种纯，奥之种杂也。凡此见种族之异，深入人心，虽有大同之世，殆未易泯。又虽天事至多之日，如古之行国，蒙古、金、辽，徒用宗法，亦不逮事，必有人焉，为法典辅之，而后有立，足以争存于物竞之后。合二者言之，人之合群，无间草昧文明，其中常有一伦，必不可废。此伦维何？君臣是已。君臣者，一群之中，有治人，治于人者也。而出治机关，是谓政府。有群斯有君臣矣，而所谓君者不一体；有君臣，斯有政府矣，而所谓政府者不一形。此五洲治制所由樊然异也。我辈自束发就傅以来，所读书自《三字经》至于二十七史［①］，几无往不闻君臣之义。以其耳熟，遂若无足深言，无可思忖也者。然须知只此二字之中，一方出令，一方听令，志气之行，往往起于一人方寸之中，而千百万亿兆之举动行止视之。凡历史中一切重大之事，凡人道所以为苦乐者，悉由于此。故政治学者，生人至大之学。而政治学所治无他，亦惟此政府之千变万化而已。今夫人相合为群，此群群之中，所相同而可论者众矣，乃今悉置不论，单举政治一门，而为之公例曰：凡是人群，莫不有治人、治于人之伦理。治人者君，治于人者臣。君臣之相维以政府。有政府者，谓之国家。此四条之公例，非从思想而设之也，乃从历史之所传闻纪载而得之，乃从比较而见之，乃用内籀之术，即异见同而立之。故曰：吾所谓政治之学，乃历史术，乃比较术，乃内籀术也。东西先儒，言政治者，颇不尽由此术。彼之问题，与吾辈不同，系问人既合群之后，所相维系，以何者为最优？故其所取，往往在文明之国，而弃草昧之群。吾人为此，眼法平等，所求者不过其国家，其形质，天演之程度，与之演进之定法耳。惟吾意不薄草昧而厚文明，故其视国家也，亦与前人异。前人以此事为文明之所独有，故其视政法本于人为，犹之六书、文字；吾人视之，则犹语言，非人之能为言也，乃人之不能无言也。文明之语言胜于草昧远矣，顾不得谓草昧者为不能言。草昧亦有君臣，故草昧亦有政府。政府同而所以为政府者大殊。吾今欲进而论之，意将由吾意中设最美之目的，以后递验古今所有各政府，几人达此目的，几人未达，而后治乱盛衰有可论乎？顾此法前人多有由之，即其所谓最美目的，真不胜其繁也。 　　试举论之，则或曰国家所以抑强扶弱，杜奸欺，锄顽梗者也。或曰所以持人与人相将之公道，而平其不平者也。或曰所以御外侮而以存其群者也。或曰所以达一切众祈之目的者也。或曰所以扶植民德期于刑措郅治者也。或曰为最多数之人，求最大幸福者也。而最后一家，知种种目的，往往徒存虚愿，则斂其辞曰：为国家者，但能永其秩序治安，而真能为民保性命财产足矣。至于扶植民德，演进文明，此等事任民自为可也，不必为大匠斫也。其为殊异如此。 　　彼盖不知有二问题之异。一曰既立国家，宜以何者为目的也。一曰历史所前有之国家，尝以何者为目的也。夫讲政治，而问国家宜以何为目的，谁曰不宜，谁不知其所关之重要。但当知此第一问题与第二问题，绝然殊异。且自吾党言之，其第一问题竟是无从作答。盖国家即有目的，亦是随时不同。古之所是，往往今之所非；今日之所祈，将为来日之所弃。假有以宋、明政策，施之汉、唐，或教英、法，为当年之希腊，罗马者，此其为谬，不问可知。故吾尝谓中国学者，不必远求哲学于西人，但求《齐物》、《养生》诸论，熟读深思，其人已断无顽固之理，而于时措之宜，思过半矣。 　　吾党今日，姑勿问国家之目的为何，且与观察事实，而问所已见于历史者为何等。果使从吾此说，将数时之后，自不敢发此等空论。不见彼治生理动植诸学者乎，一人一兽一草一木之生，方其治之，未尝问此人此兽此草此木以何者为目的也。固知国家为物，在天事人功杂成之交，不得纯以人兽草木为拟，顾其中有纯出自然而非人力所能及者。故其存立，天运司之。天运之行，无目的也。故斯宾塞诸公，以国群为有生之大机体，生病老死，与一切之有机体平行，为之比较，至纤至悉，惜非此时所能详述。诸公须知，欲社会进退，一切听命于人为，此境不知何时可到。但今所可言者，必社会中文明人愈众，此等分数愈多。若我中国今日之众，其中识字之民，十不得一，则一切全在气运中流转，能者当事，仅能迎其机而导之耳。 　　治他学易，治群学难。政治者，群学之一门也。何以难？以治者一己与于其中不能无动心故。心动，故见理难真。他学开手之事，皆以分类为先。如几何，则分点、线、面、体、平员、椭员。治天学，则分恒星、行星、从星、彗孛。政治学之于国家，何独不然，雅里斯多德之为分也，有独治、贤政、民主等名目。此法相沿綦久，然实不可用。分类在无生之物皆易，而在有官之物皆难。西国动植诸学，大半功夫存于别类。类别而公例自见，此治有机品诸学之秘诀也。由此言之，正不知类别国家为难为易，诸公试为我猜之。 　　类别有生之物，所以难者，以其物大同而又有无穷之别异。常语谓形体心性，无两人正同者，此言确矣。而形体心性，亦无有两人悬隔者，此言亦确。人类如此，动植亦然。是知同类之中，其品格同异相杂，言异方同，言同方异，如此者莫若生物。无生之物，如金石水土，从无如此者。乃至形上之物，更无如此者。故形上诸物，别识最易，而无生之物次之，有生之物皆难，而机体愈繁者，其类别愈不易。然则欲知国家为物之类别难易，当先问其为生物之有机体否。今请先明，何者为有机之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