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演论 - 第 5 页/共 6 页
按“有机”二字，乃东文取译西文Organism。其字原于希腊，本义为器，又为机关。如桔槔乃汲水之器，便事之机关。而耳目手足，乃人身之器之机关，但与前物，生死异耳。近世科学，皆以此字，命有生者。其物有生，又有机关，以司各种生理之功用者，谓之有机体。不佞前译诸书，遇此等名词，则翻官品。譬如人为官品，以其在品物之中，而有目为视官，有耳为听官，手为司执，足为司行，胃为消化之官，肺为清血之官，皮肤为出液之官，齿牙为咀嚼之官，百骸五脏六腑，无一不有其形矣。有形即有其用，此两间品物中，机官之最为茂密完具者也。官品云者，犹云有官之品物也。有机体云者，犹云有机关之物体也。禽兽之为官品，与人正同，特程度差耳。故曰，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降至昆虫草木，亦皆官品。如一草，其中必有根荄，为收吸土膏之官；必有皮甲，为上布水液之官；叶司收炭吐养，花司交合结子，是官品也，是有机之体也。官品、有机体二名，原皆可用，然自不佞言，官品二字，似较有机体为优。盖各种木铁机器，可称有机之体，而断不可称官品。然则“官品”二字，诚Organism之的译矣。
乃回视非官品物，则又如何？譬如一拳顽石，随指二部，羌无异同。即有异形，必无异用。去其一部，亦未见其非完体，不若官品，毁一支部，其生即伤，甚且因之得死。此二者之异，大可见也。
今试言国家，则其为官品之列，不必待深辨而可知。盖国家为物，非聚一群人民，如散沙聚米，便足当此名也。将必有分官设职，部勒经纬，使一群之中之支部有相资相待之用，而后成为国家。肢体不具，不可以为成人；法制不张，不可以为完国。所可导者，此理在西国，自天演学兴，而后其义大著。而吾国则自唐虞上世以来，若已人人共喻。试读明良喜起之歌，曰“元首”，曰“股肱”。更读《灵枢》、《素问》，则人身内部，自黄帝以来，即名藏府。藏府，政界中物也。而吾身所有，乃与同称。他若喉舌心膂之喻，体国经野之谈，盖吾古人之知，视国家为有机体，为官品久矣。是故天演最深之群，其中部分殊别，而亦各有专司。秩序分明是为礼，和同合作是为乐。彼西人有此，不独国家之大、朝廷之尊为然。下至一乡一邑之中，一旅一城之内，一银号一兵船，其中莫不有如是之组织部勒。其制立者，而后其事举。而其为如是之事者，其语曰Organization。此意犹云取无机之体而与之以机，即无官之品而赋之以官，得此而后，其物其众有生命形气之可言，内之有以自立，外之有以禦侮。其物之生理，乃由此而发达，有以干事，有以长存于天演界之中。且有此之后，其团体之立，无异一身。故柏拉图言，人不当云吾指痛，当云吾身之痛在指，不当云民有饥溺，当云国有饥溺受之以民。诸公得此，可以悟合群之义矣。吾国自无此种郑重名词，遇此等事，但云定立章程而已。虽然，部署机关是一事，定立章程又是一事，不可混而同之也。
固知人身国体，二者亦有不尽相似之处。然国家为官品之大，则可断言。既为官品，则类别之难，将不下于诸生物。诸公骤闻此语，或致惊疑，将谓国土寥寥，何至诡质殊形，难分如此乎？则不知此日大地所有国家，言其大体则多同，审其内容者，皆不类。又况四五千年中，东西历史之所载者，禹不能名，契不能计，不仅草木禽兽然也。盖国家犹生物然，往往骤而视之，见其同矣，及乎考其演进，察其机关，其相诡真无穷尽。则当区以别之之顷，不得不于部族之外，递于州家，且得一国制，竟不知当属何派者，时时有之。诸公若治此学，当自见也。
既云分类，则请举最古分类而言之。希腊诸子言治之书，其最为后来人所崇拜者，莫如雅里斯多德之《治术论》。其分治制，统为三科：曰独治，蒙讷阿基；曰贤政，亚里斯托括拉寺；曰民主，波里地。独治，治以一君者也。贤政，治以少数者也。民主，治以众民者也。三者皆当时治制正体，然亦有其蔽焉者。独治之敝曰专制，曰霸政，曰泰拉尼Tyranny，亦曰狄思朴的Despotlc。贤政之敝曰贵族，鄂里加基Oligarchy。民主之敝曰庶政，德谟括拉寺。其为分如此，顾名词沿用，至今有大异其始者。譬如贤政，乃当时最美之制。而法国革命之日，亚里斯托括，几成痛心疾首之名词。而鄂里加基之名，又置不用，实则今欧洲所呼为亚里斯托括者，乃希腊所訾为鄂里加基者也。又近世之人，几谓德谟括拉寺为最美后成之制。而在当时，则并非嘉号。今之所谓德谟括拉寺者，乃古之所谓波里地也。其美恶易位，有如是者。倘求其故，自是当日少数贵族主治，以美名自呼，而加主张民权之众以恶谥，称用既久，小民不加深考，循而用之，人意之中，同名异实而美恶乃异位矣。
不佞举此，乃著西人治制分科之常法，明其所由来，并溯变称之事实。虽然，此学日精，雅里氏旧有分法，实为无当。又俗人不知当雅里氏时代，希腊但有市府国家Cltystate，壤地极小，如吾古之州蓼毛耼，但系独立，并无所奉之共主耳。若今世国家，则可谓邦域国家Countrystate，壤地广远，人民众多，不可同日而论也。但雅里氏至今，所犹为政治家所崇拜者，因其书所立大义，有历古常新而不可废者耳。
想雅里氏之分政体为独、少、众三科，当彼之时，自一切征诸事实，不同后世空谈。如专制独制，有北之马基顿，东之波斯。而巴尔干半岛之南，与海中小岛，各各独立国家，政权或操之少数，或散之庶民，是以为分如彼。假使雅里氏生于今世，吾不知彼于诸国，欲为类别，又当如何？今假有人问仆，意大利依雅里氏分类，系何种国家，为独治乎？少治乎？众治乎？吾真不知如何置对。盖意国政令所出，不止一王，尚有他部，分其法柄。此种治制，雅里氏之时，固未尝有。未尝有，故为所不知。正如周、孔之法，所不可尽行于今者，亦以今世之事，多为其所未经耳，非薄之也。当时波斯只有一王，至尊无对。马基顿名王亚历山大，行令立法之际，虽尝咨诹臣民，顾无上治权，未闻其国另有何人何部，与之分执。如今西国也，至于雅典，则一切法政，必由国会Ecclesia额克勒赊，亦未有一人或少数之人分其权力。后世与古大异，在取三者，杂而用之。故柏来斯敦Blackstone谓英制一王二议院，鼎足治国，收三制之长，而无其敝云云。然而时至十九世纪，欧洲各国，几于无一不然。英伦至今，犹名独治，而有二议院分权，名已异实。而意大利、普鲁士、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皆以参用民权，亦名独治君主。而法、美两国，虽号民权独用，然国会而外，尚有沁涅特Senate、内阁与伯理玺President之独建于上。甚矣，论国之不可徒以其名也。凡如此者，谓之立宪。“立宪”，西文曰Constitutional。顾通称立宪矣，而君、臣、民治权轻重，随国不同。英国上院权最轻，而美之上院则至重，美之伯理玺，其权又比英王为大。夫美号民权，非俗所谓共和之制者欤？而英非向称独治者欤？乃独治之国王，其实权反不及共和之选主，此岂耳食者所能明瞭耶？然则立宪二字，又不可一概而论明矣。
或曰，近世国家，所号为文明种族者，大抵皆用独、少、众三权鼎足分治之形式。特时势与民智程度不同，则三者之中，往往有偏重畸轻之实。此与中国历代之内外权力，常分轻重正同。故无论何等立宪国家，苟察其实，则君主、贵族、民人三者，其权孰重，大都可见。然则雅里氏之区分，以大意言之，犹可用也。此其说近是，所惜雅里氏当时本旨，在于名实相符。故必如所云，将其分法，舍市府国家，无所可用，入罗马之世已然，不必至今日也。盖罗马政制，复杂难分，不亚近代之英、法。如罗马国会曰康密沙Comitia，有时权力几于无上。而沁涅特之执国柄，为时常多。沁涅特则贵族也。虽然，沁涅特尊矣，又未闻有独操国柄者，下有康密沙之国会，上有康苏勒Consu1之国尹，皆分其权力者也。考欧史，凡国权入于一夫之手者，必在非常事变之时。而独用民权者，亦必在山泽瘠小之国。大抵国家之事，有其事权，无论何国，皆属之一人者，有到处皆属诸会众者，又常有少数之人为谋谟之所出。盖人才难得，贵胄无多。凡此皆由于自然而非人意之有所偏属矣。雅里氏政权独、少、众三者之分，其可言而有用者止此。然谓得此三涂，遂足尽历史之一切国。此虽愚人，识其不然。盖国之相异不一端，非政权攸属人数少多所能尽其度〔别〕也。此如前谓市府国家，邦域国家，二制相异，效果极繁，不可忽也。市府国家，希腊有之，其风俗政教，皆至极高程度，所不足者，独国力耳。邦域国家，则近代皆是。十八世纪言治者，多不知有此区分。至于卢梭，乃以市府为太平之极制，过犹不及也。
尚有国家形式，非雅里氏三科所得赅者，则如神权国家，治柄出自教皇。夫教皇治柄，至一千八百七十年，始行见夺。其中与寻常政府，殊异甚多，而历史中与之相类，可归一门者，亦复不少，若但守三科分法，将此等特别国家，必当置诸独治之列。如此，则其形式功用，皆不明矣。神权政府，所独异之性质，在奉鬼神天道，以统治权。此如古时犹太，受羁回国之后，即用此制。降则隋、唐间之回部，继穆护默而起之阿玛与亚利，在吾国最显者，莫若西藏之达赖刺麻。而东汉张角、张鲁，使其成事，亦此制也。此种政府，其在西国，谓之帝巫括拉寺Theocracy。帝巫括拉寺，执柄常以主祭大巫。盖大巫得众之后，未有不夺人政柄而立政府者，此历史所屡见也。
右之政府，亦最重要之一门，所关于人类颇巨，言治者略之疏矣。此由雅里氏所分三门，无所可属之故。统观前说，诸公将晓然国家分类于政治学，乃是紧要问题，又是繁难问题。而雅里氏所旧立之门，即今欲取而用之，必不足以包涵一切。然则吾辈欲讲此学，自不得不开襟独行，另立分类之法。古人之说，不足用也。
第三会
祗缘吾党以历史天演涂术，讲求政治，故其取社会也，须由其最初，不得以其未进文明而弃之也。此亦犹讲动物天演，不得独取有脊之类，虽蠔蚓虾蟹，乃至最初之珊虫海绵，皆难不录。然而文明与否，自是社会甚大区别。但既言文明，须考吾国所转译文明之字，西文系为何字，并当详其本义所从，始知西国所谓文明，究是何等境界。今问在坐诸公，有知文明在西文为何字者乎？文明者，西人谓之Civilization。更问有知其字之原者乎？案其字乃与City 市府或城邑之字，同原于辣丁之Civitas，所谓一邑之众是已。可知西人所谓文明，无异言其群之有法度，已成国家，为有官团体之众。其人之动作云为必与如是之团体社会相宜，怀刑畏法，有敬重国家，扶翼同类之德心，必如此，而后乃称为文明人也。然则初级社会，固不可略，亦不便与文明社会，制成法立者，等量齐观。然文明非文明，二者之别，尚不止此。
夫初级浅演社会，与日后文明社会，其殊异固不一端。然所可通为经例者，则初级社会，大抵不离家族形质，而文明社会不然。取今世之英、法，与当日希腊、罗马极盛时代，虽种界犹存于人心，而谓其国制度，犹有家族余意者，固无有也。《拿破仑法典》曰，生于法土者为法人。即今日华工之子，生于美者，皆为美民，权利义务，与土人无异，亦其证也。惟家族余意，绝不可见，故十七世纪欧洲言治之家，有绝不知国家之由宗法演进者。至于近世，乃能明之。如郝伯思谓国家未立之初，只是强欺弱世界，必自拥戴一人为君，情愿将己身所享自由呈缴国家，易为循令守法，而后有相安之一日云云。果如此言，是未立国家之际，人人自立自由，各不相管，如无所统摄之散沙，而其对于外物，全视本人力量如何，强则食人，弱则人食。此论似之，但惜其非事实耳。然持此说者，不止西儒为然，即中国先儒，亦复如此。故柳子厚《封建论》，有“争而不已，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等语。此与郝伯思、洛克所主，真无二致之谈，皆不悟人群先有宗法社会。此《通诠》中所言之最详者。当是时，即有孤弱，全为宗法保护，言其实际，殆较近世国家所以保其人民者，尤可为恃。然则未有君上之先，并非散沙，亦非无所统摄境界，实则秩序井然，家自为政。特其群日大，非用宗法所可弥纶。至今事异情迁，始则相忘其为种族，继后竟弃种族之思，如《拿破仑法典》所言是已。
顾五大洲所有国家，固不必尽由于宗法，而由于宗法者为最多。如罗马，如希腊，如英、法等，莫不皆然。洎形式渐变，乃忘其本来面目。即如罗马，当西塞禄Cicero时代，即是中国西汉末年，其去宗法日久，已与今日西国相若。故西<氏>自述罗马开基，乃由罗沐禄Romulus容纳无数逋亡盗贼，后乃劫夺妇女，各以为妻，因而生聚成国云云。此其所言，与儿童之见何异，后人乃传为确说。虽当时宗法遗迹斑斑可考，而今人能知之，当时人不知之也。罗马人名，例皆三字，其第二字常以ius 煞尾者，即以著其氏族。可知当日人民，分族而居，后乃汇合为一。罗马如此，雅典亦然。试取其历史观之，由流溯源，无一不入于宗法。且五洲之中，浅演社会，至今犹有存者。即我中国，当三代以前；又如本朝，当未入关之日，是否宗法用事，诸君能自见之，无待鄙人深论者矣。
总观前说，吾人因之而得社会天演深浅之粗分。浅者不离宗法，深者已离宗法。此历史之一公例也。
宗法之关系国家程度如此。宗法而外，其关系国家程度者，莫如宗教。大抵初级国家，其中宗教神权皆极有力。国家程度愈进，宗教之力虽不必衰，然教会、国家，神权、政权常离为二。且治制改良之秋，宗教之说亦往往屡变。即如英国，考其旧史，后安QueenAnne 以上，国家、教会二者，几于不可区分。他若法国、日耳曼诸邦，所立皇帝，亦是教会神权之事。此直至拿破仑破坏旧制，始成今局。总之，欧洲中叶国家，为基督、为穆护，实无一不仗宗教而后结立。至于累世之后，文明渐启，教门之力降衰，而国家亦能自立。故后世论政之家，往往忘其如此，与前忘其宗法相同。如雅里斯多德政论，已不及宗教之变，可以知已。于此等处，我辈必不能附和先贤者，缘宗教于初级国家，实有极密切关系。且征诸历史，往往独用宗教之力，即能造立国家。直至后来，转以前此体合过深，反为演进变化极大之阻力。然则征诸历史，吾人又得一紧要公例，曰：初级国家，其中神权必大，常与治权混不可分；至于深演，宗教、国家，乃相离立。
此于历史，最可见者，莫如回部。当中国梁、陈之世，有人起于亚西沙漠行国之中，独唱新宗，遂将前此散而分立之众，结成极大团体。所建者立，所攻者破，至于今，其影响犹跨三洲之间，则土耳其、亚刺伯、埃及等国是已。夫宗教能力如此，其在初级国家，几于宗法相埒，此其故亦非难言。盖团体将结，必有其所以结者，而后其群日亲，而国家之制以起。宗法谓之天合，一族之内，血胤相同。而宗教则以人合为天合，所事同神，即与余众相别。当其言宗法也，不必真同祖先，但令人心信以为然，足矣。方其言同奉一教也，所奉者即非真神，而于社会，即有联合之用。每见乡人，建庙赛神，视为要典，乃至身羁海外，犹必谨于素所奉事之神。此不特祈福禳灾已也，实则团体由之粗立，与其众程度有相得者，所谓为之犹愈于已者也。
由此观之，凡真正国家，将成未成之先，其中常有二种境界：其一家族，其一教会。但今又有一问题，问家族教会之起，是绝然两事乎？抑二物常相附而见乎？我辈不谈空理，但就自古至今历史事实言之，则二物率常并见。当穆护默之唱教也，其时并非取泛然之众以为合也，乃在种类意见、宗法制度极明之时。希百来之麦西Moses，亦倡教合群之人。其时亚伯拉罕宗法，亦已大立，此乃见于《旧约》者。又在罗马，亦系宗教宗法二者并行。由此言之，社会之中，此两现象，不能单见。特二物之间，常有畸重之处，此浅演社会之所同者。特至文明大进之时，国家常无待于二者而自为法度耳。虽然，诸公须知，即至今日，如法兰西者，可谓最文明最高级之国家，而朝野所龂龂以争者，尚在政教分立之事，然则古之时，可想见矣。
此二公例，所赅甚广，然非甚深难明，依历史及现实所有言之，真正国家而外，社会实有此二级。但以其治制不精，国家思想甚薄，讲此学者，往往置之，以为无与政治之数。我辈既以天演术言治，自不能置初级程度不言。且使置宗法不言，则今日所见于非洲之北，亚洲之西，其中各家族社会，何以处之？若夫神权国家，则土耳其回部，及西藏等犹在。此等社会当极盛时，实且不言种族，而专言信向。如回教之法，但使崇信哥兰，便为平等法嗣，祸福同享，生死相依。故自回教观之，天下只有二种人：回教非回教，但是回教，皆兄弟也。
故类别国家，第一层先分三种：真正国家，一也；宗法国家，二也；神权国家，三也。其西字为1、State，2、Tribe，3、Theo－cracy。宗法之国家，其合也以同种族故、同祖宗故。神权之国家，其合也以同信奉故，同宗教故。至于真正国家，其合也以同利益故，同保护故。是三者，其为合不同，而一合之后，其为合皆至坚。假使所身属之团体有所急难危险，人人自揣，其为救必惟力是视，乃至毁家亡躯，在己既所心甘，在人亦以为荣誉。其胶结之固，必有如此而后可称国家。
雅里氏之分国家也，以治权操于多寡为起义。吾人之分国家也，以其所由合者为起义。如此分法，不特函括无遗，且与科学分别种类之理最合。何以故？因科学于物，所据以分类者，应取物中要点为之基。治权操于多寡，其关系国家之理，自不及于所以为合者，是以吾法胜也。惟国家类别，与他有机体类别不同，如动物首分有脊无脊。无脊之物，如欲进步而为有脊，于天演界中，不知当经几劫而后能。若夫宗法国家，欲进而为军国国家，固有经千载而未能，亦有历百年而即至者，但看事势所遭如何。故前言三种国家，直无异言同此国家，而有三等天演阶级而已。非绝然三物不得相企者也。尤有异者，所言三种，往往同时并见于一社会之中，而论者但取其最显著者，定其应归何类。以言之？譬如英伦，可谓程度最高之军国国家。军国国家所以为合者，由于保护利益。然问英人以彼之所以为合，则盎格鲁同胞之意，几人人横亘胸中，故其俗谚有云：“血之为物，必粘于水”。此其意即云，同种之人，终较外人为亲也。至于宗教之异，情尤显然。彼不但与多神象教为别甚深，即与回回、犹太等宗，甚至同本异支之基督教，亦立甚严差别。是故我辈称英吉利为军国国家，不过取其实行最著者为言。至于其实，则宗法、神权二者于其社会所以维系其民者，犹有至大之爱力也。
察深演国家，现象如此。乃反观浅演，其现象又何如？将谓当为宗法、神权国家之时，所谓保护利益之义，凡今日军国国家，所据以立国者，当其时乃无有乎？此虽浅人，有以决其不然也。夫宗法、宗教二物之相入难分，前既已言之矣。此如东方诸国，即如我之支那，其中宗法、宗教二者，几如一物。故孔子有言：“知郊禘之义，治天下如视诸掌。”盖吾国人鬼天神并重故也。且天子当阳，动称以孝治天下，则此邦之为宗法社会而即以宗法为神权，虽有百喙，殆难解免。然遂谓四百兆为合，无有相为保护，同享利益之意，此其说又不尽然。考古社会之将变也，设有人焉在上为政，或在下持论，而谓国家所为，宜特重保护利益之旨，而轻蔑宗法、宗教者，其人必为守旧之人所痛疾，甚至其身不免刑戮，若秦之商君，其最著者也。中国如此，外国亦然。而群目主此义者为Utilitarianism，译曰功利派。虽然痛疾之矣，而无如所值之天时人事，交迫俱来，诚欲图存有不变其立国宗旨而不得者。外有敌国强邻，内有贼民民贼，其民人有屠戮之惧，其国土有蹙削之忧，甚且为人所全胜而克服之。于此之时，全国之民身与子孙皆奴虏矣。是故除非一统无外，欲为存国，必期富强，而徒以宗法、宗教系民者，其为政，轻重之间，往往为富强之大梗。于是不得不尽去拘虚，沛然变为军国之制，而文明国家以兴。证以东西历史，此说殆不可易也。
是故三等之异，在程度而不在性情。而所谓草昧，所谓文明，即以此判。由草昧以至文明，其中阶级，皆国家所必经之程。其演进也，有迟速之异，而无超跃之时。故公例曰：万化有渐而无顿。凡浅演社会之所有者，皆深演社会所旧经者也。
曰宗法，曰宗教，曰国家，以斯三者所以为合之不同，其立国之形制亦异。是三者皆本诸天演之自然者也。虽然，吾今更问诸公，观历史与今世现有之国家，将无逾此三种者乎？抑更有其余，而为吾辈所未及者耶？
窃料诸公于此无难置对。诸公将谓，在欧洲，如并兼以后之罗马，如现时之俄国；在亚洲，如元代之中国，如现时之印度。不识于前三者，果何属也。其国家之成立，其民人之相结，非由同种甚明，亦非由宗教之同其信奉，若云保护利益，则弱肉强食者，不知有何公共之利益，有何相为之保护？而罗马、而俄罗斯、而元、而印度，不得谓非国家也。果使国家为有机之生物，此正如封豕长蛇，吞鹿象而入其腹中，徐徐转化之为本体。此真天演之变也。于前三者自然发达之国家，安所属乎？
设诸公如此难我，吾诚无可置辨，则不得不于前三者所以为合，各成团体之外，别立一门，为第四种之国家。此第四种之结合，不以同种，不以同教，亦不以同利益保护，惟以压力。不幸历史中此种国家较之前三，尤为多有。其始合也，以威力，以恐怖。其继成也，以驯服，以渐忘。然此种国家言政治者，不以为有机体，不以为官品，而以为无机体，而以为非官品之国家。所以立此别者，良亦有故。盖既以国家为有机体，斯其演进之事，与生物同。生物受自然之陶铸，本天生之种性，与乎外力逼拶之威，而一切之官体渐具，由此有以自立于天地之中，不亡于物竞之剧烈也。人群亦然。其始本于家族神权之相合，逼之以天灾人祸，相救以图自存，于是其形式渐立，其机关渐出，而成此最后之法制。凡此皆演于自然者也。乃所谓第四种之国家不然，以其不然，故不得称为有机体，亦不得称为官品，则直谓之为无机体，非官品可耳。
虽然，此无机体非官品之国家，其始常由有机体官品之社会出也。何以言之？人类相合，分处为群，境地犬牙相错，争战之事，兴于其中。且其争战也，非若近世文明之战，常终于和约与赔款也，往往志在相灭，则见灭之国，时时有之，宗庙坠地，社稷为墟，宗法、宗教二者皆尽，政府除撤，一切旧有制度，荡然无有存者。亡国臣民，身命财产，皆非己有，一听命于胜者之指挥署置而已，于是而新政府立。其中官吏，无虑皆敌人也。前此分为两群者，乃今合为一群。故不佞谓比如封豕长蛇，吞食鹿象，入其腹中。鹿象机关，至此尽成齑粉，徐徐转变，化合新体。诸公思之，非如此乎？
诸公须知，吾所将此第四种国家，特为分别立论者，并非于并兼力征之国，有所憎恶诋諆。一缘吾学眼法平等，视一国一朝无异一虫一草，原无所容心于其间。二缘此等并兼力征之事，论其古初，何国蔑有。即如英国，便是旧有诺曼人之所剋灭者。特胜家见胜二种，一世之后，不立区分，故百年之余，合同而化耳。即物穷理之事，于物无所爱憎，而所不能不立此分者，因自然演立之国家，与力征经营之国家，必不可等视齐观，并为一谈。故谓前三种为自然国家，谓后一种为非自然国家。
且谛而论之，此等非自然国家之中，实具二相：新胜之家，如封豕长蛇，自成有机之体，一切尚循天演之常，且是极为强立之官品，其无机而消散者，独见胜之群，见灭之国耳。譬如回部土耳其之起，乃极强有力之神权国家，组织独立政府，而所克取之基督教诸部，则颓堕委废，无有机体之可言。又如中国元代，太祖起于漠北，能取散沙之众，与之以极灵极有力之机关，于是奋迹欧、亚之间，至世祖忽必烈而破中国。当此之时，元民自有团体，自有国家，而吾族则无有此。又如今之印度，灭之者英人也。岂得谓英人在印为无团体，无机关乎？虽然，有此者自是英人，而印度之民，自是泛然之无机体。此言政治者，所当深著分别者也。
此会所讲，至此可以总结。盖政治家上观历史，下察五洲，知人类相合为群，由质而文，由简入繁，其所以经天演阶级程度，与有官生物，有密切之比例。故萨维宜谓国家乃生成滋长，而非制造之物。而斯宾塞亦云，人群者，有机之大物，有生老病死［①］之可言，皆此义也。其始由蛮夷社会，而入宗法。宗法既立，欲有以自存于物竞之中，于是变化分合，往往成有机之大团体。又或以宗教崛兴，信奉既同，其众遂合。而以战争之故，有部勒署置之事，而机关亦成。此谓宗法、神权二种国家，方其起也，往往同时而并见，特所主有畸重轻，故言政治者，得以分论。至于历久之余民，识合群之利，知秩序之不可以不明，政府之权不可以不尊，夫而后有以维持其众也，于是公益之义起焉，保民之责重焉。而其立法也，乃渐去于宗法、神权之初旨，而治权独立，真国家之体制以成。其始也，宗法重于国是，神权隆于政柄。其后也，政权最尊，而二者皆杀，此天演之国莫不然。虽时有迟速，期有长短，而其所经历者，固未尝不同也。虽然，三者而外，有其群之演进，非出于自力而受制于外缘者，则以压力强合者也。此不可以自然论。而其国家，亦不可谓有机之体。盖亡国之民，虽有国家，实非其国家。
第四会
前会大意，是将古今所有国家先分两大类：一为草昧，一为文明。草昧者，其团结成体，或由宗法家族，或由宗教神权。而文明国家，则渐离此二宗旨，而以保护利益为重，是以政权独尊，如今日西国是已。但国家又有一种分法，一为自然发达之国家，一为非自然发达之国家。自然者，如前所言三等；非自然者，乃以兵力并兼。故总前所言，国家共有四种：宗法也，教会也，军国也，并兼也。宗法之合以同种，教会之合以同教，军国之合以同利，并兼者之合以压力。五洲历史，所有诸国，无论如何复杂，皆可以四者区分，以见其性情作用之异。如此区分，于政治学实大有用处。我辈中国人，童年读史，所知者不过自唐虞三代以降所有之国家，历代有盛衰治乱之殊，至于治制，大抵相若。故其意中，以此为惟一之法式，乍见异族所为，往往不胜诡异。乃今世界交通，苟欲图存，势须知彼。学问之事，纵极繁难，不可以已。非如顽固者，但傲然弗恤，便足了事。且风闻朝廷有立宪之意。夫立宪义法固繁，而语其大纲，要不过参用民权而已。不过使国中人民，于政府所为之事，皆觉痛痒相关而已。假使如是，则政治一学，乃人人应得留意之学。而五洲历史，又不可不揽其大凡，非读一部《易知录》，遂无余事者。惟是中国历史治术繁矣，而外洋之历史治术愈繁。读览之际，最苦满屋散钱，无绳索为之贯串。又政治之事，是非得失，殊不知何者当为主义。譬行大沙漠洋海之中，既无望物，又乏罗经，则治之虽勤，终归无补。欧洲近日政界方针，大抵国民则必享宪法中之自由，而政府则必去无责任之霸权。然此今日文明国家则然，至旧日初级社会，其事大异此。当彼之时，社会所争，别有所在。如罗马齐民Plebians，亦尝与其贵族Patricians争矣，而所争者，却非自由。执今世之意见，以观古时史事者，真无当也。是故自由立宪，限制君权，议立大典，定国民应享权利等语，皆五百年来产物，非西国当日所旧有者，不可取论以前之世局。今如有人，谓汉祖入关，为除专制，黄巢革命，乃伸民权，诸公闻之，必将大笑。即在欧洲，以今概古，亦犹是也。
是故草昧社会之所争，与文明国民之所求，二者其为物大异，而欲知其主义，当察诸社会转变之秋。故其始则宗法与初出之神权争存也。迟之又久，则政权又与神权争存也。如大食之穆护，如希百来之摩西，如罗马之汝马，皆破宗法之局而立神权政府者，他若罗马之沃古斯丁，法兰西之圣路易，乃托神权而立国者。入后神权又衰，于是政权渐出。故山苗尔以民欲立王而大震。王室渐兴，其始也必受命于教王，彼若代行天命者然。王者必得此，而后有不可侵犯之实。驯至今日教力之衰，不及古之百一。顾其遗意，犹可见于典礼间。此当欧君即位加冕之日，所显然可察者也。
故欧洲古者，亦有政党，特其所争，与今世异。近世史家，大抵置宗教起灭不言，别立教史，以求国史之严洁。顾不知初级国家，政权、宗教，二者本不可分。譬如英史，当施爵尔Stuart朝代，政府所为，无往不涉宗教。当此时所争，非民欲得权而恶政府之专制，乃政府欲保全权而恶宗教之牵掣耳。
吾辈考镜欧、美政治，见其现象，往往为吾国历史所未尝有者。即如民主之治，贵族之治，其形式实皆为中国之所无，勉强附会，徒见所言之谬而已。二制不徒中国无之，即亚洲全部，亦所未有。夫同此民物，同求治安，何因欧有此制，而亚独无？此其原因，必有由起。又如地方自治之制，与汉世三老、孝弟，亦未可强合。中国居今见其制之利，欲仿而行之，则此中缘起发达，直至成于今式，皆不可不略考者也。
为此，除前会所讲四式国家而外，今将更论一最大区别，将历史上国家分二大类。吾辈所立分别，皆取最有关系之异同言之，其无关系者，未暇及也。考欧洲政治程度最高时代，除自十九世纪以来而外，则莫若古之希腊、罗马。此二者之程度，真可与今世并驾齐驱。其他初级社会，乃至欧洲中叶诸国家，方之蔑矣。希腊以风俗胜，罗马以法度胜。譬诸文章，希腊似《史记》，罗马似《汉书》，皆不废江河万古流也。故近哲福禄特尔谓历史隆盛之时，惟路易第十四与希腊、罗马极盛之时，为可纪述，至于其他，忘之可也。福禄特尔生当革命之前，是时法虽强盛，民权未伸，国会未立。使生今世，古今二民主之相似，直是叠矩重规，不知此老更将如何称颂休明。夫古今二时，相似如此，然则其异安在？岂悠悠二千载，彼族所为，不外复古，而无进步之可言耶!
曰有之。但使自其表面观之，将二国家之相异，不过在幅员大小、户口多寡间，而其实不止此。盖希、罗当日国家，所谓市府国家，而今世国家，乃邦域国家。欲论民权，与地方自治发始，非详论此二者不可。前名词正翻中文“邑”字，从口从卩。一圈之地，而有法度者也。后名词正译“国”字。古国为或，从口从一从戈。一圈之地，有兵戈之所守者也。诸公苟通二中文之义，于二种国家，思过半矣。
吾所指之希腊、罗马，非当并吞席卷，拓为帝国之时，乃当民主得权之日。此时市府民主，尚不止二者。如非洲北岸之加达支Carthage，与罗马争衡者，亦一市府民主之盛者也。他若马基顿，则王国者也。波斯则专制帝国也。而埃及此时，成最古国。是二者，大抵皆无民权可道。故古今最要别异，在雅典、罗马二市府能以大不逾一郡县之地，众不及数兆之民，勒成独立有机之团体。而今世亚、欧、美三处国家，动括数万里之地，数十兆之民，而以经纬发皇，挈领振纲，各为独立之有机体也。
虽然，其有机则一，而所以为机不同，此非依次论之，不可见也。如今世列强，其所谓国民者，其语言皆一，而无庞杂之忧。有时一国之内，用二三种语言，然其中常有一主。如瑞士，国有三种语言，而通行者，则德语也。奥国所用尤多，而其弊在各不相下。希腊、罗马市府之世，往往语言虽同，然不为一政府之所辖，如中国之战国、三国时。希腊则有雅典Athens，麦加拉Magara，哥林特Corinth，而意大利则有罗马、威依Veli及辣丁诸部。凡此皆独立而分争之市府国家矣。逮至后世，意大利、瑞士中，亦有然者。此则当十四世纪中，欧洲大陆，罗马护法皇帝权力中衰，于是往往有自立之市府。此如意大利北部之佛罗连Florence、威匿思Venice，日耳曼中之软薄Nuremberg、法兰佛Frankfurt等，皆此时自立之小民主矣。虽然，世运既迁之余，此等国家，其势终不可以久立，错综离合，浸假而皆成于大邦，其民人增至数十兆矣。
夫古日市府国家，其形式大似今日之租界，其与邦域政府机关，自不可相持而并论。又况当此物竞大烈之秋，求以此独立，以为兵战，尤不易者也。乃不谓十八世纪欧洲，言治诸公，尚有以复古为说者，卢梭氏其职志也。此其意甚美，然而法之良否，斯无待深论者矣。
市府、邦域二种国家，固为绝大区别，得此民生世变，因以不同。然言此之时，当知于历史中，欲分市府时代何时而终，邦域时代何时为始，则又不能。盖历史中大半为过渡之世。战争纷纭，出此入彼。即如罗马解纽，为欧史中一大事因缘。顾笃而论之，则为分结邦域国家而有事者，只此一事，上下盖数百千年也。
十八世纪之政治家，意辄谓邦域国家，即非人功所缔造，至市府国家，以干局之小，当系用民约所公立者。此卢梭等所以多主小国分治之说也。顾考诸历史之事实，则又不然。市府之成，其本于家族教会之渐变，历历有据。如希腊之雅典，义大利之罗马，其始之有神话时代，宗法时代，无异英伦、德意志诸邦。然则谓市府国以其小狭，其成立本于人为者，其说误矣。
市府始成，常由宗法。宗法云者，谓一群之民，所由出者同也。但人生世间，若举其最初，则谁非同种。故同种无穷，而宗法所公认之同种则有限。以此有限，加约束焉，而为宗法，即为国家。顾其同种，非此国家所统治者所能尽也。故雅典、罗马两市府，乃以公认之同种而立于所相忘同种之中。当未与异族相见之时，所公认之同种，与彼有关系；所相忘之同种，与彼无关系。无关系，故与缔结国家之果无涉。
尤可见者，凡一种人民，未与异类他种相见之时，往往无自呼之种名。即如吾辈祖父以上，未闻自分同类人为华种，至于今日，而后称者日多。又如汉、魏以来，自呼汉种，亦必俟与北族交接，思自立别，而后有之。此在西国亦然。如希腊当鄂谟时代，无自称其种之公名，即当时所与战之杜雷国，系与同种否，至今不知。而日耳曼之众，而无总称名号，直至宋世，始自称为德意志。德意志Deutsch 云者，犹言平民耳，其浮泛如此。他若穆护以前之亚刺伯亦然。由此可知，当日必一家族公认之同种，乃有团体，而相忘之同种，如今日所谓同种国民，西语所谓Nation者，即无团体，亦无机关也。
无宁惟是，同种之中，往往各自成国，相为寇仇，而即以其时物竞纷争之烈，天时人事相逼之急，而机关渐完，团体弥固。此即前会所言，由宗法神权，而成军国国家之理也。假使此时有异种骤然临之，如汉代之匈奴，如古希腊之马基顿，其攘外机关往往不足，以此而剿绝涣散者，时时有之。盖彼之能事，仅资阋墙，而不足于禦外侮，此正如咸、同间中国，平洪、杨之难有余，禦英、法联军不足矣。希腊如此，意大里亦然。故当中叶，察理第五CharlesV入之，所向皆破。于此之时，或市府自相联合，由小成大，或为新君之所并兼，皆成大国。然而国则大矣，而欲守往日民主市府之制，各相雄长，则其势不能。于是并合之余，必定一尊。而所合小邦，往往尚得稍享旧日自由，循用前此法律，此中央政府CentralGovernment与地方自治之制LocalGovernment之所以成也。孟子对梁襄玉猝然之问曰：“定于一”。此其事，往往于西史见之矣。
由此而两种之大团体以成。使其仅资联合，为战守计，如是者，曰联邦，曰合众Federation，FederalStates。使其机关完密，尽祛别异，同轨同文，若秦代之所为者，如是曰邦域国家，曰种民国家CountryStateorNationState，而皆为一统。顾右之所言，不过指其常道，而邦域国家，历史中亦有不由联合兼并小市府而成者。假如地势平旷，坐事优游，亦有市府之治未成，有能者出，收而治之，蔚然遂成大国。大抵西史中，市府国家成立，多在山国。如希腊，如义大里，如瑞士，皆山国也。据险设防，砦堡林立，而其下则为市墟Forum，至今入其国境，犹可得见。此皆古市府国家发达地也。踰岭而北，入于德、法之乡，则其地多大原，如中国之北方。种人居此，生聚有余，不相排挤。故日耳曼古无城堡，而市府国家，亦不多觏。夫如是之众，使有大股之异族临之，其势必不能守。何者？无可据之形势也。是故当亚洲匈奴Huns之入欧也，所向无前。是时斯拉夫、日耳曼两种，悉弃故地，望风而西。又丹麦人之人英岛也，其旧族避之，而趋西北，其不利于禦外仇如是。顾社会之事，每有害居利中，亦即有福随祸后者。如此等种人，其成邦域国家，乃转易于前者之市府。是故英伦国势之立，即在丹麦大入之时，阿尔伏烈Alfred起而号召之，从之者如归市矣。而日耳曼之有邦域国家也，乃第五世纪，显理Henry率之，以御匈奴，于第十世纪，鄂图Otto率之，以御马支尔Magyars。故日耳曼谓显理曰城王。盖自彼而后，有城郭之可守，沙格逊Saxon肇兴于斯，而种人自称曰德意志。此又可与前例相发明者也。
总观前说，知五洲人群，既出狉榛，而经宗法教会之后，其势必成为国家。而国家常不出于二形式。或形制小狭而团体之结合至坚。机关之部署甚密，此希、罗之制，所以为千古所低徊景慕者也；或形制雄大，然以其大团体之结合，常泛而不深。即其政治机关亦久而难密，所谓器大则晚成，直至十九、二十两世纪，辅之以至高之民智，至烈之竞争，而后强盛，此真古今得失之林也。
诸公应记仆于第二会讲义，已言政治之学，大半功夫，存于分别国家形式，故所讲虽多，尚不离分别之事。适才所论，乃市府、邦域两国家分殊。其所已言，乃土地广狭与机关疏密二者。然其分殊，岂止此乎？脱其止此，则古之雅典，今之英伦，所分别者，不过一小一大而已。此说不待明者而知其疏。夫雅典为希腊之都会，而伦敦亦为英伦之都会。但历史言二国家，一则指雅典不指希腊，一则指英伦而不指伦敦。故其言国民也，前曰雅典国民Athenians，后曰英吉利English。且雅里斯多德以希腊之人而自言国政，乃其论政治完全机关也，则不称国家，而直云市府。当是时，岂无马基顿、波斯诸大国土，为雅里氏所亲见者？顾彼之意，直不以是二者为国家也，亦不以二大国之众为国民也。故其说曰：“人类者，天生以为国民者也。”又曰：“土地过大，遇国会国民之不能毕至者，非完全国家。”又曰：“于国家措置无所与闻者，其人非国民。”凡兹数语，乃政治学之地义天经，而至今西人所犹奉之为金科玉律者。诸公请谨记之，庶几于此后所讲者，不至枘凿耳。
虽然，果如雅里氏言，则亦有难者，此易见也。夫国家最初之义，不过有治人、治于人之伦理而已。一群之中，必有出令者，必有从令者。顾自最初言之，此二项人，必至相近，而口耳得以相接，使不相接，无此事也。然则，使所谓国家者，不必如中国之二十余省而暨满、，亦不必如俄国之跨有三洲，如英国之日无停照，但令幅员如古之齐、晋，径在数百千里以上，雅里氏之说，不可守矣。顾彼西人又必不肯弃雅里氏之成训，然则一有国家，将必皆为市府，而邦域国家不当有欤？乃物竞之烈，又非邦域之制不可自存，此真事之两难者也。吾辈生于亚洲帝国之中，耳熟吾国圣贤人之旧说，积习成第二性，故于此等，漠不关怀。不知异族之中所自击射渔猎［①］以来，社会淘洶，竭力尽气，流血丧元，其见诸历史之中者，只为解此区区难题，居大半也。诸公有信吾言者乎？
夫使但求有以治之，则其事诚无难。何者？地虽广大，固可分也。分省分州分府分县，而各置将帅守宰焉，吾事不既办矣乎!虽然办矣，设不得其术，将所立皆敌也。顾所谓得其术者亦无难。不见吾中国历代之所为乎!中国如是，他国亦如是也。其形式万殊，而其求所以治大者则一。则于是凡国，莫不有两政府焉：一曰中央政府，一曰分治政府。分治政府者，即地方自治也。盖此广土众民，夫既以为一国矣，则事之利害，必有关于全体者。又以天时地利人情物产之各殊，必有系于其分地者。系其分地者，每最繁剧，而其事又中央之所不必问也。故法每予之以自治之权，使有事得自行其便，惟事涉全体，而宜为一律者，则受令于中央之政府。
夫如是言，则我中国之有地方自治，盖已三千余年，此非无虑之言也。盖地方自治之制，广土众民之国所不能无。虽然，邦域国家非一，其有地方自治则同。而其所以为自治者，乃有无穷之异，不独其对于中央政府，有泛切轻重之殊科，即治权所出，亦不一也。有为中央政府之所勅命者，有为地方之众所公举者，有画壤分茅，世相传袭者，此治权所从受之异也。至其机关，则有出于一人之专制，有出于少数之贵族豪杰，有出于一方之议院，有合其二三而并用之者，其为异如此。是故吾国居今而言地方自治，非以其所本无而求立新制，乃因旧制行用日久，时势变迁，不足逮事，而求另立一部机关，于以补旧制之所阙。笃而论之，亦只是参用民权而已。地方之有乡约工局，犹国家之有议院内阁。此吾辈所不可不瞭然于心者也。
不佞目前所论，在区别各种国家，故于自治异制，尚未暇详，而于自治权之殊异，亦所不计。所请诸公著眼者，在一大国中，必有此二项政府；而二项政府所职，一总一分。分者必了之于地方，总者必治之于首要，此乃不可泯灭之殊异。然各国立法，厘然不同。如法兰西，则地方自治之权最小，几成中央政府之傀儡，事少自由；此谓趋重中央之政府，西语谓之Centralized。而与此反对者，地方之权常多，虽法秉一尊，而自由之措置不少，此谓委任地方之政制，西语谓之decentralized。则如英国三岛所行是已。委任地方之极点，则其势常成于外重。前此波斯、蒙古，所封节督，曰萨图拉白，曰宜赞，其权力几与国王无异。若夫内重之势，彼西人所以治属国者，大抵然也。
内重外重，达于极点之时，其政府常危险，而有革变之可忧，此邦域国家所有之现象也。独至市府国家，以狭小之故，自治之制，可以不立。但观雅里氏之说，彼谓国民不咸集决事者，非真国家，可知无事于地方自治矣。是故市府、邦域两国家，其政制殊异之要点，在于一单一双。单者何？独此政府更无包孕。双者何？以一大政府而包几许之小政府，此小政府，往往其先皆独立之市府也。
邦域国家，有一统合众之分。一统，西文谓之Unitary。合众，西文谓之Federation。二者皆联合无数自治之地方，而总之以中央之政府，因之成一邦域。特联合矣，而中央政府，权有轻重多少之分。使重而多，则成英、法、俄、日诸国；使轻而少，则成北美合众之局，其相差在度数，不在形制。夫北美合三十余国，国如其旗之星数。而名之为合众者，无他，以其宪法中载明，何项政事，乃地方所得自主径行，而某某等要政，非地方政府所得自由，必裁决受命于华盛顿政府耳。夫执此而论，即英、法之制，亦岂有殊，特伦敦、巴黎政府所裁决者，大而且多而已。
故一统邦域国家，可以地方自治权之轻重而分为两等。即合众国家，亦可视其合之切泛而分为两等。其一为合众，如北美，如瑞士，如德意志，虽所合一有自主自治之权。然以统于一尊，或为合切密，尚不失为独立之团体，而名邦域国家。此如东周时之中国，虽天王仅为守府，不可谓其非一朝，对于外族，尚可为合众之国。至于其次，则所为合者愈轻，不能视为独立团体，不可更称国家。此在欧洲中叶，有罗马之“神圣同盟”。至于今无此物矣。德国学者，有特设极切当之二名词。彼于前者，则谓之联邦Bundesstaat，联而可指为一邦者也。于后则谓之邦联Staatenbund，各自为邦，特联而已，不可以谓一邦也。
总前所论，此会讲义，所发明者，乃市府、邦域二国家之殊异，中及邦域国家之何由演成。有由市府而团结者，有不由市府而成立者。顾既成为邦域国家，则以幅员广远，人民众多之故。势不能复守市府政治之制，而中央政府、地方自治之制，生于其间。中央、地方二者之对待，又有泛切轻重之殊，于是有二形之可言，一为一统，一为合众。而是二者以地方得权之多寡，又可递分，有趋重中央之一统，有委任地方之一统。而合众亦有联邦、邦联之异。凡此一以贯之，实皆以地方自治权之有无多寡而见其等级者也。若夫民权之多寡有无，不在此论。市府之世，民权重矣，而独治亦行于其间。一统之朝，君权尊矣，而英、法皆民权之最盛。民权之事，请于后会及之，今未暇也。
第五会
西国学堂，每讲政治，浅学之人，多嫌沈闷，必待论及民权自由，听者始有兴会。使西国如此，其于吾人可知。况近岁以来，士大夫喜闻新异之说，一若旧法无可复陈，必其咸与维新，吾国庶几有豸，则无怪其崇拜自由如此也。独惜政治所明，乃是管理之术。管理与自由，义本反对。自由者，惟个人之所欲为。管理者，个人必屈其所欲为，以为社会之公益，所谓舍己为群是也。是故自由诚最高之幸福。但人既入群，而欲享幸福之实，所谓使最多数人民得最大幸福者，其物须与治理并施。纯乎治理而无自由，其社会无从发达；即纯自由而无治理，其社会且不得安居。而斟酌二者之间，使相剂而不相妨者，此政治家之事业，而即我辈今日之问题也。
案政界自由之义，原为我国所不谈。即自唐虞三代，至于今时，中国言治之书，浩如烟海，亦未闻有持民得自由，即为治道之盛者。自不佞所知者言，只有扬雄《法言》，“周人多行，秦人多病”语，行病对举。所谓行者，当是自由之意。舍此而外，不概见也。且中国治世，多在纲举目张。风同道一之时，而黄、老清静无扰之术，间一用之，非其常道。最可异者，近世新学之士，一边于西国自由之说，深表同情；一边于本国黄老之谈，痛加诋毁，以矛陷盾，杳不自知。笃而论之，此等论家，于两义均无所知而已。西人之言治也，谓政府初立，惟恐机关不灵，不灵则政不举。及政举而机关灵矣，则又虑其权力之太大，侵夺个人自主之权，使一切皆听命于政府。当此之时，使暴君酷吏乘之，使民生不得喘息。此等现象，见于欧洲之十八世纪者最多。故著论者，大声疾呼，无往不持自由主义。或祀以为神，或表为徽帜。诸君试察墨西哥洋钱，其一面为飞鹰爪棘衔蛇；其一面状若石块，周围有森森如剑戟者，即系当时人所戴之自由帽。其作作有芒，乃以示荣华之意，非石块剑戟也。其为崇拜主义如此。然罗兰夫人则云，自由自由，天下许多之事，假子之名而行矣。自西力东渐，政论日变，至于今日，其变愈亟。深恐此等名词主义，后此传诸口耳者，必日益多。夫其物之美恶，因果之利害，姑未暇言，但其字既为常用若此，我辈既治此学，自不得不深考而微论之，观其实意之所属。故今夕仆与诸公所谈，将舍自由而外无他物也。
言西政诚不可不深论自由，但欲言之得理，自不能不先言管辖。管辖者，政府之专职，而自由之反对也。政治之论政府，犹计学之论财，焉有不先政府，而先自由之理。故我辈于前数会，先将各式政府，略为分晰，而后及此。且实告诸君，即此考论自由，亦系区别国家，体验政府性情之事，诸公入后，将自见之。
方民权之起也，社会之演说，草野之诗歌，奋厉激昂，嘘唏感
，几无时不以自由为主脑，而惊心动色于奴隶之不可为。每当酣
畅淋漓，往往皆欢抃雷动。故西人于此二字，其入于脑海甚深。顾即以世俗常用之故，其名词的义，渐即模糊。凡是民生幸福，无非自由，甚至其事与自由全然不属者，而亦以此称之。夫字义本与时代推移，如今日吾国新学家所云经济，其义岂为古有？而使报章言论，数数用之，其义自然渐变。然则彼用自由名词，必欲扩而充之，使于前指俗义，无所不包，是亦未尝不可。但我辈所言政治，乃是科学。既云科学，则其中所用字义，必须界线分明，不准丝毫含混。假其不然，则虽讲至口舌桥，于听者无几微之益也。
是故欲论自由，自必先求此二字之的义。又此二字名词，用于政治之中，非由我辈，乃自西人，自不得不考彼中用法之如何。今不佞试举数条期与诸公共评而已。如法国革命军之起也，自由之说最哗。歌力芝Colerige者，英之名士，为诗大赞之。有谓平生见空中白云，舒卷自如，辄心乐之，以为自由之极致。是以今见法国革命，民去烦苛，其感情与之相若。夫国之政法与天之风云，岂可同一观法？然此是诗家赏会之事，不可以常理相绳，则置之不论可矣。乃腊斯金J·Ruskin者，亦英之名宿也，独起驳之。彼谓白云舒卷，看似自由，其实不尔，有地吸力光热诸公例。当其舒卷变灭，实皆公例之行，为所管摄，不得丝毫妄动等语。此其说精矣。但既如是言，则当知一切世间，初无自由之事，岂独风云不得自由，即法民革命亦是众因成果，潜率阴驱，无一顷得以自由之理。乃不意荷〔歌〕继之又曰，虽白云起灭，不得不依自然公例，而法民则不然。何则？法民，人也。惟人能自造时世，逆挽气运，故法民之能自由者，法民之自求多福也。二家之说，自文人骚客观之，皆若可喜，而律以科学眼藏，真成儿戏之谈。此外尚有协黎Shelley者，亦名宿也。当一千八百二十年，英国工人苦饥，则著论云，凡是自由国土，必无饥民，如今英者。夫如是言，则自由名词，义兼饱暖，其转变之广，吾又乌从而诘之？
或曰，是三者皆诗人。诗贵兴象，论者不宜固执如此，所谓不以辞害意者也。则试征诸史家何如？罗马有贺勒休Horatius，有黎恩尼达Leonidas，皆以守城御敌之勇，见称自由干城。罗马有布鲁达Brutus，英国有韩布登Hampden，皆以抗命霸朝，亦膺此号。夫其号同矣，而其事则大异。夫以臣民而抗君上，与为将帅而御寇仇，此绝然两事者也。抗暴君污吏，谓之保护自由可也。御外国敌人，非保民之自由，乃争国之独立也。独立，西语曰Independence，必不可与自由Liberty混。又如爱国，西语曰Patriotism，可以用之于御外国，不宜用之于抗暴君，而西人常语，亦不甚分别，故法国革命党皆称爱国人。又如前会所指之地方自治，亦有称地方自由权者Local Liberty。夫地方自治与中央政府，乃是两政府对立，以大字小。他处之用自由，纯是以民人对政府言；独此处之用自由，乃以小政府对大政府言。其称自由则同，而效验则由之大异。何则？使小政府而得自由，则治下之人民从之而得奴隶可也。西国法典条约之中，因此名词不正，实形无数葛藤。如日耳曼各小国联邦，当罗马及拿破仑时代，往往名争自由，而其实乃争专制。孔子云，名不正则民无所措其手足。旨哉斯言!旨哉斯言!
是故讲政治学，则必用自由二字之名词，云可以不用者，其言过也。但用之矣，必留神其字义有种种之轇轕，必须别析界划清楚，且须认明系政界自由，而后可用。盖政界自由，其义与伦学中个人自由不同。仆前译穆勒《群己权界论》，即系个人对于社会之自由，作政界自由。政界自由，与管束为反对。政治学所论者，一群人民，为政府所管辖，惟管辖而过，于是反抗之自由主义生焉。若夫《权界论》所指，乃以个人言行，而为社会中众口众力所劫持。此其事甚巨，且亦有时关涉政府，然作直接正论，故可缓言也。
今欲问民有自由，政府以其应得法权所可行之，而置个人之自由于不顾者，其界限立于何处？又各种国家，其权限大小出入何如？此其解答，亦惟自历史中求之而已。考希腊辣丁时代，自由名辞与奴隶对。盖其时，民有资格之殊。一等之民，有资格者，谓之自由平民，其无此者，则为奴隶。此犹浙有堕民，闽有渔户，粤有蜒家。故自由如此用者，非政治名词，乃法典名词。何以言之？因所著分别，非国民对于政府之分别，乃民与民之分别。其一有国民资格，其一无之。后世言论，有訾政府压力太重者，动云奴隶之民，其实此系喻词，犹臣下之称犬马，有意取此相方，见不得自由，有似当时之奴虏，锒铛衣赭，以力作于贵族外厩田亩之中，非实境也。夫奴隶一物，自其实境言，则不独为欧洲今世之所无，即在今之中国，舍女子作为妾婢，及满人旗仆，朝廷阉宦而外，亦无有也。且真奴隶亦不必与困苦凌虐之事常并著而不可离，奴隶诚有被虐者，然而蒙被爱宠，有过平人，威福擅专，热堪炙手者，常有之矣。特苦乐虽殊，而其人之为奴隶自若，何者？其资格固然也。
由是言之，人动谓居于暴虐政府之下者，为奴隶国民，一若政府暴虐，则国民即无自由之事者，此于事实，亦未尽符。盖使其民生逢仁爱国家，以父母斯民自任，然而耕则为定播获之时，商则为制庸赢之率，工则与之以规矩，士则教其所率由，其于民也，若繦负而绳牵之，毫末无所用其发己之志虑。嗟呼!此在中国或将奉其上以神明父母之称，以其身所遭，为千载一时之嘉遇。顾彼西民则以如是之政府，为真夺其自由，而已所居者，乃真无殊于奴隶。故西语所谓父母政府者，非嘉号也。夫父母慈祥之政府，既能夺其民之自由，则反是而观，暴虐虎狼之政府，即有不夺其民之自由者，此在历史之中真不止一二觏，而所见于亚者，尤多于欧也。诸公倘信之乎？
则当元、明间，俄国尝见辖于蒙古，史言其惨虐不仁，殆古今所未曾有。顾其时俄民，则所享之自由独多，往往耕凿其中，不知政府为何等物者。蒙占之众，自择都邑，居于庐幕之中，岁时或出而行掠夺，余则若与相忘，但令莫斯科公爵与老高洛市邑之众，以时朝觐贡献可汗，为不侵不叛之臣足矣。如此之政府，至不仁矣，而国民乃至自由。余则突厥之帝国亦然，景教诸部，隶其治者，甚自由矣，而暴虐又甚。至今乃知鼓腹含哺，帝力何有，不仅唐尧之世，乃有此也。
至政府号慈仁，而国民则不自由之证，请举百年前之南美洲。当时西班牙新通［①］其地未久，殖民之国，为耶稣会天主教士所管辖，此在孟德斯鸠《法意》尝论及之。其地名巴拉奎，其政府为政，无一不本于慈祥惠爱，真所谓民之父母矣。然其于民也，作君作师，取其身心而并束之，云为动作，无所往而许自由，即至日用常行，皆为立至纤至悉之法度。吾闻其国，虽男女饮食之事，他国所必任其民自主者，而教会政府，既自任以先觉先知之责，惟恐其民不慎容止，而陷于邪，乃为悉立章程，而有摇铃撞钟之号令，琐细幽隐，一切整齐。夫政府之于民也，如保赤子如此，此以中国法家之言律之，可谓不溺天职者矣。顾使今有行其法于英、法、德、奥间者，其必为民之所深恶痛绝无疑也。且就令其政为民所容纳，将其效果，徒使人民不得自奋天能，终为弱国。总之，若谓自由之义，乃与暴虐不仁反对，则巴拉奎政府，宜称自由。脱其不然，则与前俄之蒙兀政府二者合而证之，知民之自由与否，与政府之仁暴，乃绝然两事者矣。
然则政界自由，粗而言之，乃与管束太深为反对。夫谓奴隶为无自由者，亦以奴隶之人，其顶踵身心，悉受无限之管束耳，在我辈常人，固不能无受人管束之时，然其事或由法律，或由契约，或由然诺。然诺者，无文字之契约也。近而譬之，即如不佞既许青年会诸公，于每拜五夕，由八钟起，来讲政治，八次而止。既诺之后，每逢此时刻，即断断不得自由，倘犹自由，便乖人理，此文明之民，所以最重要约也。虽然，此皆有限制事。惟奴隶不然，终其身无自由之日，而必惟主命之承，其可哀在此。今假政府之于民也，惟所欲为，凡百姓之日时，百姓之筋力，乃至百姓之财产妻孥，皆惟上之所命。欲求免此，舍逆命造反而外，无可据之法典，以与之争。如是者，其政府谓之专制，其百姓谓之无自由，谓之奴隶。立宪者，立法也，非立所以治民之刑法也。何者？如是之法，即未立宪，固已有之。立宪者，即立此吾侪小人所一日可据以与君上为争之法典耳。其无此者，皆无所谓立宪，君上仁暴，非所关于毫末也。
政界自由，其义如此。假此名词，依科学律令，不作他用，则吾辈今欲用之，但举界说足矣。不幸字经俗用，最易流变，如前所举似者，且若前之外，尚有取达他意。如今西人，问某国之民自由与否，其言外之意，乃问其国有同彼之上下议院否。考英国议院有权，亦不过我们国初之事。其时英民革命，曾杀一王，名察理第一者，其后君民难解，嗣君复辟，而议院之政权遂立，至于十八世纪，当吾国乾嘉间，大为欧洲所仿效。法民革命而后，大陆各国，大抵有议院矣。故西人所称之自由国，必其有议院以为立法成赋之机关。政府行事，必对于此而有责任，凡其所为，必受察于议院，设行事为民心所不附，议院有权以易置之。其所谓自由国者，义盖如此，此其所包，又广于前数义矣。
诸公闻吾此言，必谓此为自由的义宏旨，而无以易矣。虽然，且缓，只因欲得自由一名词，以为政治学之利用，故一路芟除荆棘，而得自由与管束相对为义。自由者，不受管束之谓也；或受管束矣，而不至烦苛之谓也。乃今于沿用之中，又见自由之义，与议院相合。夫科学之一名词，只涵一义，若其二义，则当问此二者果相合否。合固甚善，假使冲突不合，则取其一者，必弃其一，而后其名词可行，不至犯文义违反之条禁。今请问不烦苛与有议院，二义果相合乎？如其不合，二义之中何去何从？诸公于不佞所讲如是，得无嫌其琐碎而无益？然此正是科学要紧事业，不如此者，无科学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未有名义含糊，而所讲事理得明白者。诸公但守此戒，于科学所得，已不少矣。
自历史事实言，则国有议院，与法不烦苛，此二义往往风马牛不相及也。每有专制之朝，如前所言，其残民以逞，固也；而于民事，转无所干涉，听其自生自灭于两间；所责取者，赋税徭役而外，无所关也。而议院肇立，民权新用之秋，往往社会巨细，皆务为之法，以督治之，而烦苛转甚。欲求其证，但观法国革命之事足矣。一千七百九十二年间，黜君权、立国会，于此之时，问法之民，其身家事业所受约束于政府者，与前孰多？夫曰其权出于国会，固也。然国会非纵人人使自主也，乃取其身家事事而约束之。宗教则曰改良，而民靡自由之信向；军政则曰征兵，而人尽兵法所部勒。总之，有议院，非治权之缩小，乃治权之大张。治权大张，而个人犹得惟所欲为者，虽三尺童子，知不然矣。
且此其故甚易明也。专制之君，本无所利于干涉。干涉者，以其身为民役也。夫专制之性情，李丞相《督责书》一篇尽之矣。其所以务严刑峻法者，盖亦以不测之威，立慬于民，冀省事为逸乐耳。不然彼之于民本无仇也。是以专制者，所以为其不制也。吾国治世盛时，其上多宵衣旰食之君，而衰世乱时反是，职是故耳。至于议院民权，则觉事事皆切己之图，而又无物焉为之限制，虽数百千人之耳目手足，有日不暇给之势矣。国之子弟，不可不教育也，农商工贾，不可不改良也，边防不可不固，主权不可不尊，其多所约束管治也者，其多所关切忧惧者也。
是故民权政府之易为其过多，犹之君权政府之易为其太少。以此验之于欧洲诸国，则所见尤真。自十八世纪以来，民权日以增长，其政界弥变，其法制弥多，其治民亦弥密。虽论者大声疾呼，计哲诸家，力持放任主义。顾今日国家，其法制之繁，机关之紧，方之十八世纪，真十倍不翅也，若定自山为不受拘束之义，彼民所得自由于政界者，可谓极小者矣。
夫民权政府所事之过多，与专制政府所事之过少，二者为利为害，今且未暇深言。略而论之，则不佞于欧政府，当以清净无为为箴，而于亚政府则以磅礴弥纶为勖。往者法国大政家托克斐De Toogueville尝论其革命以前之政府矣。其言曰：专制政府虽骄，实多胆怯，民权则不然。故专制之不事事，不独因其无所利也。高高在上，与民情悬隔，将有所为，又苦暗于情事，有似人夜行山泽间者。民权政府，既悉其情形矣，而又常常有一众之人为之后盾，此所以心雄胆奋也。
通观前说，诸公将见此自由名词中所含二义：一为政令宽简，一为有代表议院。是二义者，不但不能相合，实且儿于相灭。相合云者，如国有议院，其政令即当宽简，或由政令宽简，便可卜知其国之有议院也。乃今既证不然，则虽常俗言语，于二物同称自由，而吾党政治学中此种字义，必不能用，将于二义，必有一留一去。今夫国有代表议院者，其效果无他，不过政府所行，必受察于国民之大众耳。夫苟如此，则何必定用自由，称其国众为自由之国众乎？但云其国所建，乃有责任政府足矣。盖政府无责云者，专制政府，惟所欲为，即至辱国累民，赔款割地，其高高在上，而安享富贵自若。即有责任，亦对于更上之君权，或对于其国之邻敌。其于百姓，以法制言，固无责也。一有议院，则议院之权，得以更置政府，故名有责政府也。夫此名既立，则自由二字，合依最切之义，定为与政令烦苛或管治太过对立之名词。
从其常用字义言之，自由亦无安舒、畅乐、不苦诸意义。自由云者，不过云由我作主，为所欲为云尔。其字，与受管为反对，不与受虐为反对。虐政自有恶果，然但云破坏自由，实与美、法仁政无稍区别。虐政、仁政皆政也。吾既受政矣，则吾不得自由甚明，故自由与受管为反对。受管者，受政府之管也，故自由与政府为反对。然则自由充类至尽，不止与政令烦苛、管治太过为反对也，实与政令、管治为反对。是故人生无完全十足之自由，假使有之，是无政府，即无国家。无政府、无国家，则无治人治于人之事，是谓君臣伦毁。且不止君臣伦毁，将父子、夫妇一切之五伦莫不毁。此乃用名学之例，逐层推勘，万万无可解免者也。
故吾辈每言某国之民自由，某国之民不自由者，其本旨非指完全自由之事。乃谓一人之身，既入国群之后，其一生之动作云为常分两部，其一受命于他人之心志，其一自制于一己之心。以各国政俗不齐，是两部者，常为消长，有多受命于外志者，有多自制于己志者。后者谓之自由之民，前者谓之不自由之民，非言有无，乃论多寡。此如格物家呼某物为寒，非真寒也，特热少耳，物未有无热者也。
故释政界自由之义，可云其最初义为无拘束、无管治。其引申义，为拘束者少，而管治不苛。此第二引申义，即国民所实享之自由。但考论各国所实享自由时，不当问其法令之良窳，亦不当问其国政为操于议院民权，抑操于专制君权。盖此等歧异，虽所关至巨，而实与自由无涉。时人著论演说，好取自由名词，感慨欷歔道之。一若民既自由，则国无不强，民无不富，而公道大申也者。习之既久，二意遂不可分离。但诸公既闻前言，则知此非科学家事。科学家于物，皆有品量之分。品者问其物之何如，量者课其物之几许。民之自由与否，其于法令也，关乎其量，不关其品也。所问者民之行事，有其干涉者乎？得为其所欲为者乎？抑既干涉矣，而法令之施，是否一一由于不得已，而一切可以予民者，莫不予民也。使其应曰然，则其民自由。虽有暴君，虽有弊政，其民之自由自若也。使其应曰否，则虽有尧、舜之世，其民不自由也。
吾欲诸公别义分明，故特为此危切之语气。颇虑诸公，以吾言与所素闻者大异，将起而诘曰：信如吾子言，则自由岂得为幸福乎？请应之日：以自由为幸福者，有时而然，而自由为灾害者，亦有时而然。自其本体，无所谓幸福，亦无所谓灾害，视用之者何如耳。使其用之过早，抑用之过当，其为灾害，殆可决也。独至当为灾害之时，喜自由之说者将曰：此非自由，乃放肆耳。虽然，自不佞言，真不识二者之深别也。嗟呼!惟欧民气质之异于吾亚，故当深受压力之际，辄复建自由之号，以收召群伦。夫既建之以为号矣，则不得不扬之于九天之上，一若其物为无可疵瑕也。而其民缘此而实受其福者，诚史不绝书。夫国民非自由之为难，为其程度，使可享自由之福之为难。吾未见程度既至，而不享其福者也。今夕所言，大抵不逾自由之义，非个人之自由，乃政界国民之自由。顾吾于开讲之际，业已明告诸公，所为言此，亦不外区别国家政体之用。奈今已久留诸公，大过时刻，当俟下期，再竟其说可耳。诸公听讲，毫无倦容，甚可感也。
第六会
以自由名词，政界称用之至多，因而有各种之训义。不佞于前会特破一夕工夫，与诸君析此疑义，且欲芟刈葛藤之后，即以此类别国家。知常语所称自由，其用法实与科学不合。若合科学，则自由充类至义，将与无政府同。而常语之称自由，则与有议院等。故言其民自由，无异指其国之立宪。立宪政府，国民不附，即可更易，而立民情之所附者。又立宪国民，于政府所为，皆可论议，著之报章，以为国论publicOpinion，政府常视之为举措，凡此皆俗所谓自由之国也。顾吾人之意，则谓如此而用自由，不过谓此等政府，对于国民，有其责任，不必混称自由，不如留自由名词，为放任政体之专称。
政治学所论者，政府之事也。政字中国六书，从文从正，谓有以防民，使必出于正也。然则政治，正是拘束管辖之事。而自由云者，乃惟民所欲而无所拘，然虽有严厉国家，必不能取民事一切而干涉之。于其所行，势不能尽加约束，于其日力不能尽夺，于其财产不能尽罗，必留有余，任民自适已事。凡所自适者，皆自由也。如往古国家，尝取民之衣食而制节之，谓之生事律SumptuaryLaws。乃今无此，是生事自由也。又如政府于进出口货物，听民转运贸易，不立规则，如此是贸易自由FreeTrade。但各国以天时地利人事之不齐，因之其所干涉放任者各异。故干涉多者，谓之无自由，而放任多者谓之自由，又此名词之一用法也。
总而核之，见世俗称用自由，大抵不出三义：一，以国之独立自主不受强大者牵掣干涉为自由。此义传之最古，于史传诗歌中最多见。二，以政府之对国民有责任者为自由。在古有是，方今亦然。欧洲君民之争，无非为此。故曰自由如树，必流血灌溉而后长成。三，以限制政府之治权为自由。此则散见于一切事之中，如云宗教自由，贸易自由，报章自由，婚姻自由，结会自由，皆此类矣。而此类自由，与第二类之自由，往往并见。
然此皆俗义，虽关系至重，科学不能从之。因科学名词，函义不容两歧，更不容矛盾。前数义矛盾两歧，前会已尽发之，故今定从第三类义，以政令简省，为政界自由。
虽然，政简其民自由矣，而政简者，其国不必皆治。故自由于民，其为幸福与否，正自难言。自由达于极点，是无政府。夫无政府而治，虽有此理想，然其实境，不知何时可至。若论此时民德，则虽有极文明之国，其势不能。观诸传记之中，人类美大事业，皆有道政府所建成者，是政府不可无也。然而有政府矣，其势又易流于无责任。夫无责任云者，政府自由也。政府自由而无制，则国民颦首蹙额之日至矣。是故西籍之中，虽悲歌慨慷，梦想自由，而其实非求无政府无君，特求有君有政府，而其势不得以国民为鱼肉耳。
前会曾设问题，问凡有国家，其权限宜立于何地。此无异言国家于何等事，宜听其民自由，于何等事，则必不可。此是政治学中极大问题。而西国论政诸大家，亦往往有取而考论之者。其意盖谓：政府之权，由不得已而后立。论其原理，固有限制。如斯宾塞诸公著述，多取群中事业而分别之，指何者为政府所当干涉，何者为政府所当放任云云。顾依吾党所从途术，则虽欲立别未能。何以言之？盖天演途术，视国家所为，有非人所得主者，内因外缘，合而成局。人群各本自性，结合以求自存，非其能国家也，乃其不能不国家。诸公若问政府权力，宜以何为限制，吾便答云：无有限制，但汝此时，须得多大权力政府者，其政府自具多大权力，不溢不欠，成于自然，非人力也。
盖诸哲之论政府也，每分何者为政府所应管，何者为其所不应管，由此而政府之权限以立，特吾意不然。但以政府权界广狭为天演自然之事，视其国所处天时地势民质何如。当其应广，使为之狭，其国不安，当其应狭，而为之广，其民将怨。必待政权广狭，与其时世相得，而后不倾。此皆势所必至，理有固然。试观一人群之合，其外则有寇仇，其内则有奸宄，乃至旱潦雨旸，皆足为患。自政府既立，此患乃轻，其众因以不散。虽然，政府立矣，而物竞天择之行，常有以渐变其形式，治权广狭，随世不同。夫言治权广狭，反观之即无异言自由之多寡也。是故欲以自由多寡分别国家者，不必争政府权限应立何处，但取事实已见者言之足矣。
政府之行权，时置个人之自由于不顾。此其权利，所合于公理者为何，此至今犹为聚讼之端，无从实指。然而以何因缘，而有政府，并以此因，程度有殊，而治权广狭宽猛以分，则固有可论者。但论此之时，必取自然有机体之国家，而非自然无机体之国家，纯用力征经营者，不可论也。自然有机体之国家，其初成国也，大抵由外力之逼拶，而后来之演进亦然。盖因外患，而求合群并力；因合群并力，而立政府之机关。则由此可知政府权界广狭，端视其国所当外来压力之何如，而民众自由，乃与此为反比例。譬如一国地土广博膏腴，生事易足，又无外寇凭陵，则其民所享自由必大。若夫四封交警，或所处者为四冲战地，则其国之政令必密，而民之自由亦微，此公例也。公等由此可知，英、德二民相比，英民所享自由独多之故。何者？英岛国，以海为城，而德之所居，正欧洲四战之地，故武备不得不修。武备既修，则其民即有自由，所余寡矣。即在吾国，使后此果有盛强之日，吾恐政府之柄，方且日张，民有自由，降而益少。以政府之由于无责，而转为有责，殆亦势所必至之事。何者？使其不然，便无盛强之日故也。
前例证以西史，可见者极多，英国而外，民之自由，莫如北美。彼族常以此自夸，谓盎格鲁种性枭健，不受制压之故。虽然，自我言之，此非真实，实则二者皆地势使然。美国虽处大陆，实则左右大洋夹辅，而南北无强邻，虽居大陆，无异岛也。是以二国之政，得皆以放任为主义。若夫法、德诸国不然。故当十七世纪间，英之民权日张，而法以路易十四为王，其治乃日趋专制，即普鲁士伏烈大帝父子，亦是专制之尤。此其故何耶？盖国于天地，必以求存为先，求存则武备不得不修，武备修则治权不得不大，治权大者，所干涉多而放任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