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纪 - 第 52 页/共 62 页

六月辛未，光禄大夫种弗为司空〔一〕。 〔一〕　范书作“六月辛丑，光禄大夫种拂为司空”。按是月己巳朔，无辛丑，范书误。又 “弗”乃“拂”之省文。 　　卓发洛阳诸陵及大臣冢墓。坏洛阳城中钟虡，铸以为钱，皆不成文；更铸五铢钱，文章轮郭〔一〕，不可把持。于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数百万。 〔一〕　“轮郭”，黄本、南监本均作“城郭”。蒋校以为当作“轮郭”，而“轮”字从阙文。按三国志董卓传、范书董卓传均作“轮郭”，蒋说是，据以迳补。 　　辽东太守公孙度自号为平州牧。立汉世祖庙〔一〕。 〔一〕　三国志公孙度传作“立汉二祖庙”，通鉴从之，袁纪恐误。 　　单于羌渠既为国人所杀，其子（孙）于扶罗应立，国人立须卜为单于，于扶罗诣阙讼〔一〕。会灵帝崩，王室乱，于扶罗将数千骑与白波贼寇冀州界，百姓皆高壁清野，抄掠少有所得。欲归国，国人不受，遂止河东。 〔一〕　据范书南匈奴传删“孙”字。又南匈奴传曰：“单于于扶罗，中平五年立。国人杀其父者遂畔，共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而于扶罗诣阙自讼。”与袁纪异。又此事发生于灵帝末年，通鉴系于中平六年。 二年（辛未、一九一） 　　春正月辛丑，大赦天下。 　　韩馥、袁绍自称大将军，遣使推大司马刘虞为帝，不听；复劝虞承制封拜，又不听，然犹与绍连结。 　　二月丁丑，相国董卓为太师。 　　夏四月，卓西入关。卓使东中郎将董越屯渑池，宁辑将军段煨屯华阴〔一〕，中郎将牛辅屯安邑，其余中郎〔将〕〔二〕、校尉布在诸县，不可胜纪，以御山东。 〔一〕　范书董卓传“宁辑将军”作 “中郎将”。又“煨”原误作“猥”，迳改之。 〔二〕　据范书董卓传补。 　　卓将至，公卿以下迎之，皆谒拜〔车〕下〔一〕，卓不为礼。卓谓御史中丞皇甫嵩曰：“可以服未？” 嵩曰：“安知明公乃至于是。”卓曰：“鸿鹄固有远志，但燕雀自不知尔。”嵩曰：“昔与公俱为鸿鹄，但今日复变为凤皇尔。”卓乃大笑曰：“卿早服，可得不拜。”〔二〕 〔一〕　据三国志董卓传补。 〔二〕　按此段三国志董卓传注引山阳公载记、范书皇甫嵩传注引献帝春秋同，而裴注引张璠汉纪曰：“卓抵其手谓皇甫嵩曰：‘义真怖未乎？’ 嵩对曰：‘明公以德辅朝廷，大庆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将天下皆惧，岂独嵩乎？’卓默然，遂与嵩和解。”与袁纪大异。通鉴取张璠纪。然何焯曰：“山 阳公载记之语尤近实。观义真后此，其气已衰，未必能为是言，仅足以避凶人之锋耳。”何说是。 　　卓既为太师，复欲称尚父，以问左中郎将蔡邕，邕曰：“昔武王受命，太公为太师，辅佐周室，以伐无道，是以天下尊之，称为尚父。今之功德，诚为巍巍，宜须关东悉定，车驾〔东〕（西）还〔一〕，然后议之。”卓乃止。 〔一〕　据三国志董卓传注引献帝纪改。又范书蔡邕传作“车驾还反旧京”。 　　于是卓乘金华青盖车，时人号“竿摩车”，言逼上也。 　　卓弟旻为左将军，兄子璜为中军校尉，宗族内外，并列朝廷，呼召三台、尚书以下，皆诣卓府启事，然后得行。 　　筑郿坞，城与长安城等，积谷为三十年储，云： “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尝行郿坞，公卿已下祖道于横门外，诱北〔地〕降者三百余人〔一〕，于坐中先披其舌，或斩其手，或凿其眼，未死，偃转杯案之间，会者战栗失匕箸，卓饮食自若。 〔一〕　据三国志、范书之卓传补。 　　初，卓饮卫尉张温〔一〕，乃使人诬温与袁术通谋，笞杀之。刑罚残酷，爱憎相害，冤死者数千人，百姓嗷嗷，道路叹息。 〔一〕　疑“饮”下脱“恨”字。 　　孙坚自阳人入洛阳，脩复诸陵，引军还鲁阳。卓谓长史刘艾曰：“关东诸将数败矣，无能为也，唯孙坚小敢，诸将军慎之。坚昔西征，其计策略与人同， 无故从诸袁儿，终亦死尔。”艾曰：“坚用兵不如李傕、郭泛。坚前与羌战于美阳〔一〕，殆死，无能为！”卓曰：“坚时将乌合兵，且战有利钝。卿今论关东大势 尔，亦终无所至，但杀二袁儿，则天下自服矣。” 〔一〕　三国志孙坚传注引山阳公载记作“美阳亭北”。 　　建武初，立宗庙于洛阳。元帝之于光武，父之属也，故光武上继元帝。又立亲庙于洛阳，祭祀而已，不加名号。光武崩，以中兴之主，更为起庙，上尊号 曰世祖庙。以元帝于光武为祢，故虽非宗，不毁也。后遂为常。明帝遗诏无起寝庙，藏主于世祖庙更衣。更衣者，帝王入庙之便殿也。孝章不敢违命，以更衣宜小别 〔一〕，上尊号曰显宗。章帝崩，遗诏如先帝故事，和帝上尊号曰肃宗。后帝遵承，皆藏主于世祖庙，积多无别，是后显宗但为陵寝之号。和帝崩，上尊号曰穆宗。 殇帝崩，邓太后以尚婴孩，不列于庙，就陵寝祭之而已。安帝杀大臣，废太子，及崩，无上祖宗之奏。以建武以来无毁者，遂因陵号恭宗。顺帝崩，上尊号曰孝宗 〔二〕。冲、质帝皆年少早崩，依殇帝故事。桓帝崩，上尊号曰威宗。灵帝崩，而天下乱，故未议祖宗之事。于是有司奏议宗庙迭毁。左中郎将蔡邕议曰： 　　　　汉承秦灭学之后，宗庙之制，不用周礼。每帝即位，辄立一庙，不止于七，〔不列〕昭穆，不定宗庙迭毁〔三〕。孝元皇帝时，丞相匡衡、御史大夫 贡禹始建斯议，罢绌典礼〔四〕。孝文帝、孝武帝、孝宣帝皆功德茂盛，为宗不毁。初孝昭尊崇孝武庙〔五〕，称世宗，中正大臣夏侯胜犹执异议，不应为宗。至孝 宣皇帝，议犹不定，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据经传义，定不可毁〔六〕，上从其议。古人据正重慎，不敢私其君父，如此其至者也。后遭王莽之乱，光武皇帝受命 中兴，庙称世祖。孝明皇帝政参文宣，庙称显宗。孝章皇帝至孝烝烝，仁恩博大，庙称肃宗，比方前世，得礼之宜。自此已下，政事多衅，权称臣下，嗣帝殷勤，各 欲尊崇至亲，而臣下懦弱，莫敢执正夏侯之议，故遂愆滥，无有防限。今圣朝遵复古礼，以求厥中，诚合事。宜孝元皇帝世在第八，光武皇帝世在第九，故元帝为考 庙，尊而奉之。孝明因循，亦不敢毁。元帝今于庙九世，非宗，亲尽宜毁。比惠、昭、成、哀、平帝，五年而再殷祭。孝安、孝桓〔在〕（孝）昭，孝和、孝灵在穆 〔七〕，四时常陈。 　　孝和以下，穆宗、恭宗、威宗之号〔八〕，皆宜省去，以遵先典，殊异祖宗不可参并之义。从之。 〔一〕　“宜”字，续汉祭祀志及黄本均作“有”字。 〔二〕　续汉祭祀志及注引东观记“ 孝宗”均作“敬宗”，范书冲帝纪亦然，袁纪误。 〔三〕　续汉祭祀志注引袁山松书作 “不列昭穆，不定迭毁”，全后汉文从之。故据以补“ 不列”二字。 〔四〕　袁山松书“罢绌”作“请依 ”。 〔五〕　袁山松书“孝昭”作“孝宣 ”。汉书宣帝纪载，本始二年夏五月宣帝下诏，次月尊孝武庙为世宗庙。袁纪误。 〔六〕　“定”，黄本作“处”，严可均以为是“谓”字之讹。 〔七〕　据蔡中郎集改“孝”作“在 ”。又蔡中郎集“孝安”上有“ 孝章”，“孝和”下有“孝顺”，袁纪恐脱。 〔八〕　蔡中郎集“恭宗”下有“敬宗”二字，袁纪亦恐脱。 　　　　袁宏曰：光武之系元帝，可谓正矣。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则名教之作，何为者也？盖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拟议以制其名，因循以弘 其教，辩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务者也。是以高下莫尚于天地，故贵贱拟斯以辩物；尊卑莫大于父子，故君臣象兹以成器。天地，无穷之道；父子，不易之体。夫以无 穷之天地，不易之父子，故尊卑永固而不逾，名教大定而不乱，置之六合，充塞宇宙，自今及古，其名不去者也。未有违夫天地之性，而可以序定人伦；失乎自然之 理，而可以彰明治体者也。末学庸浅，不达名教之本，牵于事用，以惑自然之性，见君臣同于父子，谓兄弟可以相传为体，谓友于齐于昭穆，违天地之本，灭自然之 性，岂不哀哉！夫天地灵长，不能无否泰之变；父子自然，不能无夭绝之异。故父子相承，正顺之至也；兄弟相及，变异之极也。变则求之于正，异则本之于顺，故 虽经百世而高卑之位常崇，涉变通而昭穆之序不乱。由斯而观，则君臣父子之道焉可忘哉！ 　　董卓问司徒王允曰：“欲得快司隶校尉，谁可者？”允曰：“唯有盖京兆耳。”卓曰：“此人明智有余，然则不可假以雄职也。”乃以勋为越骑校尉。卓 又畏其司戎，复出为颍川太守。顷之，征还京师〔一〕。公卿见卓皆拜谒，勋独长揖，与卓争论，旁人皆失色，而勋意气自若。初，河南尹朱隽数为卓陈军事，卓 曰：“ 我为将百战百胜，卿勿妄说，且污我刀锯。”勋曰：“ 昔武丁之明，犹求箴谏〔二〕，明公犹未及武丁也。” 卓谢曰：“戏之尔。”勋强直而内惧于卓，不得意，疽发背卒，时年五十一。遗令惭无以报先帝，勿受赙赠。卓心虽憾勋，然外示宽厚，表赐东园秘器，送之如礼。 〔一〕　按范书盖勋传作“未及至郡，征还京师”。然北堂书钞卷七十六引谢承书曰：“勋迁颍川太守，民吏叹咏，不容于口。”则勋非未及至郡也，实居职未久，即复征还矣。袁纪近是。 〔二〕　胡三省曰：“贤曰：‘武丁，殷王高宗也，谓傅说曰：“启乃心，沃朕心。”说复于王曰：“惟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余谓盖勋忠直之士， 时卓方谋僭逆，不应以武丁之事为言。据国语，楚左史倚相曰：‘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曰：“毋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闻 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道我。”及其没也，谓之睿圣武公。’勋盖以卫武公之事责卓也。史书传写，误以‘公’为‘丁’耳。”胡说甚是。 　　勋字元固，敦煌广至人。举孝廉，为汉阳长史。素与武都苏正和有隙，及正和为州从事，劾武威太守倚权贵，恣行贪横。叙州刺史梁鹄惧其贵戚，欲杀正 和以自解，以访勋。或劝勋曰：“因此报仇。”勋曰：“不可！谋事杀良，非忠也；乘危，非仁也。忠仁弃之，人将不食我余。”乃谏鹄曰：“夫□食鹰鹯，欲其鸷 也，鸷而烹之何用哉？”鹄从其言。正和喜而求见勋，勋曰：“吾为梁使君谋，不为苏正和也。”怨之如初。 　　黄巾之起，故武威太守黄隽被征失期，鹄欲奏诛隽，勋为言得免。隽以黄金二〔十〕（千）斤与勋〔一〕，勋谓隽曰：“吾以子罪在八议〔二〕，故为子言，岂卖评哉！”终辞不受。 〔一〕　据范书盖勋传注引续汉书改。 〔二〕　周礼秋官小司寇：“以八辟丽邦浓附刑罚：一曰议亲之辟，二曰议故之辟，三曰议贤之辟，四曰议能之辟，五曰议功之辟，六曰议贵之辟，七曰议勤 之辟，八曰议宾之辟。”郑注曰：“此八议轻重，不在刑书。”孙诒让曰：“盖凡入八议限者，轻罪则宥，重罪则改附轻比，仍有刑也。” 　　叙州刺史左昌因军法断盗数千万，勋谏不听，乃怒勋，使屯〔阿〕（河）阳〔一〕，欲因军法罪之。而勋数有战功，诏书劳勉焉。边章之反，围昌逼急， 昌以檄召勋。勋初与从事辛曾、孔常俱屯阿阳，曾、常疑，不肯应檄。勋怒曰：“昔庄贾后期，穣苴奋钺〔二〕。今之从事，岂重于监军哉！”常惧，乃从勋至冀。 亲责数章等，责以背叛之罪。皆曰：“左使君若早从君言，以兵临我，得自分明。今我罪已重，不可复降也。”皆泣涕而去。 〔一〕　据范书改。按两汉志均作“ 阿阳”，西汉时属天水郡，东汉属汉阳郡。迳正之。下同。 〔二〕　事见史记司马穣苴传。齐景公宠臣庄贾为监军，后期，穣苴斩庄贾以徇三军。晋燕之师闻之，皆不战而退。 　　会叛羌围护羌校尉夏育于畜官〔一〕。勋与州郡并兵救育，至孤磐〔二〕，为羌所破，勋被三创，前阵多死。勋使人书木表曰：“使国家尸我于此！”羌 滇吾素为勋所厚，乃以兵扞众曰：“盖长史清贤，汝曹杀之者为负天。”勋仰骂曰：“死反虏，汝何知？促杀我！ ”众相视而惊。滇吾以马与勋，勋曰：“吾欲死，不去也。”众曰：“ 金城购君羊万头，马千匹，欲与君为一。”勋咄咄曰：“我死不知也。”羌遂囚勋，勋辞气不挠，羌不敢害，送还郡。 〔一〕　李贤曰：“前书尹翁归传曰：‘有论罪输掌畜官。’音义曰：‘右扶风，畜牧所在，有苑师之属，故曰畜官。’” 〔二〕　范书作“狐槃”。惠栋曰： “晋书载记曰狐槃在天水冀县。” 　　于是以勋为汉阳太守。民饥相食，勋调谷廪之，诸富室或匿不肯出。勋曰：“吾知罪矣。”乃自出家谷以率之。郡中闻之，不督而送冀仓者二千余斛，赖勋以得存者千余人。 　　六月丙戌，京师地震。卓问蔡邕，邕对曰：“地震阴盛，大臣逾制之所致也。公乘青盖车，远近以为非宜。”卓从之，乘金华皂盖车。 　　秋七月，司空种弗以地震策免。癸卯，光禄勋淳于嘉为司空〔一〕。 〔一〕　范书献帝纪作“光禄大夫济南淳于嘉”。 　　董卓既入关，袁绍还军延津，使颍川荀谌说冀州刺史韩馥曰：“公孙瓒乘胜来南，而诸郡应之。袁车骑引军东向，此其意不可知，窃为将军危 之。”馥曰：“为之柰何？” 谌曰：“公孙瓒提燕代之卒，其锋不可当。袁氏一时之杰，必不为将军下。夫冀州天下之重资也，若两雄并力，兵交于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将军之旧 也，且已同盟。当今为将军计者，莫若举州以让袁氏。袁氏得冀州，则瓒不〔能〕与之争〔一〕，必厚德将军。冀州入于亲友〔二〕，是将军有让贤之名，而身安于 泰山也。愿将军勿疑。”馥素恇怯，因然其计。馥长史耿武、别驾闵纯〔三〕、治中李历、骑都尉沮授谏曰〔四〕：“冀州虽鄙，带甲百万，谷支十年。袁绍孤客穷 军，仰我鼻息，譬如婴儿在股掌之上，绝其哺乳，立可饿杀。奈何欲以冀州与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让，古人所贵，诸君独何病焉？” 乃遣子送印绶以让绍。 〔一〕　据三国志、范书补。 〔二〕　范书、三国志袁绍传“友” 作“交”。 〔三〕　李贤引英雄记曰：“耿武字文威，闵纯字伯典。后袁绍至，馥从事十人，弃馥去唯恐在后，独武、纯杖刀执兵，不能禁。绍后令田丰杀此二人。” 〔四〕　按范书有沮授而无李历，三国志有李历而无沮授。王先谦引王补说曰：“观授之附绍，意当日必未谏也。当以魏志为是。”通鉴从魏志。余谓先后事二主，竭诚谋画，俱得信用，史不乏其例。袁纪李历、沮授并存之，必有所据。 　　绍既有冀州，辟授为别驾从事。绍谓授曰：“今贼臣作变，朝廷迁移，孤历世受宠，欲竭命致死，以复汉室。然桓公非夷吾不能成霸，越王非范蠡无以存 国。今欲与君戮力同心，共安社稷。”授进曰：“将军弱冠登朝，播名海内，值废立之际，则忠义愤发，卓虽凶暴，弗能加兵。昔相如叱秦，晏婴哭庄〔一〕，方之 将军，曷足以喻。单骑出奔，则卓怀怖惧；济河而北，则渤海稽首。拥一郡之卒，撮冀州之众，威震河朔，名重天下。虽黄巾散乱，黑山跋扈〔二〕，举兵东向，则 青州可定；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三〕，回师北首，则刘虞必丧〔四〕，震胁戎狄，则匈奴顺从。横大河之北，合四川之地，收英雄之用，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 长安，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服，以此争锋，谁敢御之？比及数年，此功不难。”绍喜曰：“此孤之本心也。”即表授为奋武将军〔五〕，使监护诸将。 〔一〕　“相如叱秦”，指相如完璧归赵之事，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又襄公二十五年左传曰：“崔杼弑庄公，晏子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人谓崔子：‘必杀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二〕　李贤曰：“常山、赵郡、中山、上党、河内诸山谷相通，号曰黑山。” 〔三〕　燕本姓褚。黄巾军起，燕与博陵张牛角亦起事。牛角死，众奉燕为帅，更姓张，性剽悍，捷敏过人，号曰飞燕。 〔四〕　三国志袁绍传作“公孙必丧 ”，范书亦然。柳从辰曰：“今按授欲使绍合四川之地，而绍夺冀州，在初平二年，其时幽州南属刘虞，不属公孙瓒。袁纪作刘虞，似亦可通。然虞不喜争战，非绍所忌。魏志原作公孙必丧。陈书出袁纪前，自可信。” 〔五〕　三国志袁绍传作“奋威将军 ”。范书与袁纪同。赵一清曰：“范书袁绍传作奋武将军是也。时以韩馥为奋威将军，不得回授沮生也。”周寿昌曰：“范书绍传明云以馥为奋威将军，而无所将 御，是仅畀以虚衔，而不与军事。至授则表为此官，即以监护诸将，安知非绍特以相形激馥使去邪？据此作奋威为是。”又卢弼曰：“按吕布为奋威将军。宋书百官 志云：奋武将军吕布为之。盖此类杂号将军，本无定员，故记载亦互有岐异也。” 　　袁绍以曹操为东郡太守。 　　初，颍川人荀彧，字文若，举孝廉，为亢父令。见天下将乱，弃官归家，谓父老曰：“颍川四战之地，天下令有变，常为兵冲，密虽有固，适可避小寇， 不足以扞大难，宜亟去。”乡里人多怀土，不能从也。韩馥遣骑迎焉，会袁绍袭冀州，待彧以上宾之礼。彧弟谌及同郡辛评、郭图皆为绍仕。彧知绍不能有成也，遂 去绍归曹操。操见彧悦曰：“吾子房也。”以为司马〔一〕。时董卓兵强，山东震恐，彧说操曰：“董卓暴虐已甚，必以乱终，无能为也。”操善之。 〔一〕　范书荀彧传作“奋武司马，三国志与袁纪同。按时操为奋武将军，故彧称奋武司马。后操任镇东将军，彧又称镇东司马。彧实任军司马也。 　　丙寅〔一〕，太尉赵谦久病策罢。辛酉，太常马日磾为太尉。 〔一〕　按七月癸已朔，无丙寅。辛酉乃第二十九日。三公替代，时必不久，丙寅或系丙辰，或系甲寅之误，亦未可知。 　　公孙瓒以刘备为平原相。 　　十二月，录从入关者功，封侯赐爵各有差。 　　司徒王允为温侯，食邑五千户，固让不受。尚书仆射士孙瑞说允曰：“天子裂土班爵，所以庸勋也。与董太师并位俱封，而独励高节，愚窃不安也。”允纳其言，乃受二千户。 　　是岁，长沙、武陵人有死者，经月复活〔一〕。占曰：“至阴为阳，下民为上。”将有自微贱而起者也。 〔一〕　续汉五行志载武陵女子李娥死而复活，系于建安四年，与袁纪异。 后汉孝献皇帝纪二卷第二十七 　　三年（壬申、一九二） 　　春正月丁丑〔一〕，大赦天下。 〔一〕　徐绍桢曰：“正月庚寅朔，纪有丁丑疑误。” 　　牛辅遣李傕、郭汜、张〔济〕（倕）〔一〕、贾诩出兵击关东，先向孙坚〔二〕。坚移屯梁东，大为傕等所破。坚率千骑溃围而去。复相合战于阳人，大破傕军〔三〕。傕遂掠至陈留、颍川，荀彧乡人多被杀掠。 〔一〕　据袁纪下文及三国志、范书改。 〔二〕　范书董卓传作“击破河南尹朱隽于中牟”。 〔三〕　按三国志及范书，坚屯梁东及合战阳人，均系初平二年事。袁纪上卷已述孙坚自阳人进据洛阳，此又重出，恐有误夺。且坚于梁东一役，乃败于徐荣之手；而胜于阳人，系破胡轸、吕布之师，袁纪误也。 　　帝思东归，使侍中刘和出关诣其父太傅刘虞，令将兵来迎。道经南阳，袁术利虞为援，质刘和不遣，许以兵至俱西，命刘和为书与虞。虞得书，遣数千骑 诣术。公孙瓒知术有异志，不欲遣，乃止虞，虞不从。瓒惧术闻而怨之，亦遣其从弟越将千骑诣术以自结，阴教术执和，夺其兵。由是虞、瓒有隙。 　　初，五原人吕布便弓马，膂力过人。既杀丁原，董卓信爱之，誓为父子。卓自以遇人无礼，恐人谋己，行止常以布自卫。卓性刚褊，忿不思难，尝以小失 意，拔手戟掷布。布捷避之，为卓致谢，卓意亦解。由是阴怨卓。卓尝使布守中合，布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自不安。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壮健，厚接纳之。布诣允，陈卓几见杀状。允与仆射士孙瑞密谋诛卓，是以告布，使为内应。布曰：“奈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吕，本非骨肉。今忧死不暇，何谓父子？”遂许之。 　　夏四月辛巳，帝有疾，既瘳，大会群臣于未央殿。卓置卫，自其营至于掖门。士孙瑞使骑都尉李顺将吕布亲兵十人〔一〕，伪着卫士服于掖门。卓将出， 马败不进，卓怪之，欲还。布劝之，遂行。入门，卫士以戟刺之。卓衣内有铠，不入，伤臂坠车，大呼曰：“吕布何在！”对曰：“在此。”布曰：“有诏。”趣兵 斩之。卓骂曰：“庸狗，敢如是邪！”遂斩之。卓母子皆诛之，尸于市。司徒王允使人然火卓腹上，臭乃埋之〔二〕。 〔一〕　按三国志、范书“李顺”均作“李肃”。李贤曰：“肃，吕布同郡人。” 〔二〕　三国志、范书均作“守尸吏自然火置卓脐中”，非王允所使。袁纪所述，与情理不合。 　　卓字仲颍，陇西临洮人。少好任侠，尝游羌中，尽与诸帅相结。后归耕于野，而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与俱还，杀耕牛相与宴乐。诸豪帅感其意，归相敛，得杂畜千余头以赠之。卓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有才武膂力，双带两□，左右驰射。稍以军功，遂至大将军。 　　卓之死，蔡邕在允坐，闻卓死，有叹惜之音。允责邕曰：“国之大贼，弑主残臣，天地所不覆，人神所同疾。君为王臣，世受国恩，国主危难，曾不倒 戈，卓受大诛，而更嗟叹。礼之所去，邢之所取。”使吏收付廷尉治罪。邕谢允曰：“虽不忠，犹识大义。古今安危，耳所厌闻，口所常说，岂当以背国而向卓也。 狂瞽之言，谬出患入，正谓邕也。愿黔首为刑，以继汉史。” 公卿惜邕才，咸共谏允，允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微，戎马在郊，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后令吾徒受谤议。”遂杀邕 〔一〕。 〔一〕　裴松之曰：“蔡邕虽为卓所亲任，情必不党。宁不知卓之奸凶，为天下所毒，闻其死亡，理无叹惜，纵复令然，不应反言于王允之坐。斯殆谢承之妄 记也。史迁纪传，博有奇功于世，而云王允谓孝武应早杀迁，此非识者之言。但迁为不隐孝武之失，直书其事耳，何谤之有乎？王允之忠正，可谓内省不疚者矣，既 无惧于谤，且欲杀邕，当论邕应死与不，岂可虑其谤己而枉戮善人哉？此皆诬罔不通之甚者。”按司马迁直书汉事，不避忌讳，故汉代秘其书，流布不及汉书之广。 类聚卷十引班固典引叙云：“永平十七年，诏因曰：‘司马迁着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讥刺，贬损当世，非谊士也。’”此言代表汉代 官方对史迁的正式评价，故王允因之，言史记为“谤书”，非其个人独特之见也。 　　邕字伯喈，陈留围人也。博学有隽才，善属文，解音声伎艺，并术数之事，无不精综。初辟司徒府吏〔一〕，迁郎中，着作东观，以直言被刑〔二〕。 初，太尉董卓见邕，甚重之，举高第，补〔侍〕御史，又转治书御史、尚书，三月之间，周历三台〔三〕，左中郎将，封高阳侯〔四〕。 〔一〕　司徒，桥玄也，见范书本传。洪颐烜以为“司徒”乃“司空”之误。 〔二〕　以光和元年六月应诏对策，因直斥宦官权贵而被刑，详见卷二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