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 第 40 页/共 103 页

景祐元年二月丁未，诏随、度各与一子宫，以尝详定解池盐法也。度自言：『放行解盐三年，收利种盐二百七十五万八千六百余斤。乞更钤辖两池，广谋种造，务令大段增剩。』故赏及之。 　　庆历二年正月。自元昊反，聚兵西鄙，并边入中刍粟者寡。县官急于兵食，且军兴，用度调发不足，因听入中刍粟予券，趋京师榷货务受钱若金银，入中他货予券，偿以池盐。由是羽毛、筋力、胶漆、铁炭、瓦木之类，一切以盐易之。猾商贪人，乘时射利，与官吏表里为奸，至入椽木二，估钱千，给盐一大席。大席为盐二百三十斤。虚费池盐，不可胜计，盐直益贱，贩者不行，公私无利。朝廷知其弊，戊午，用三司使姚仲孙请，以度支判官、刑部员外郎、秘阁校理范宗杰为制置解盐使，往经度之。始诏复京师榷法，宗杰请凡商人以虚估受券及已受盐未鬻者，皆计直输亏官钱。内地州军民间盐，悉收市入官，为置场，增价而出之。复禁永兴、华、耀、河中、陕、虢、解、晋、绛、庆、成十一州商贾，官自辇运，以衙前主之。又禁商盐私入蜀，置折博务于永兴、凤翔，听人入钱，若蜀货易盐趋蜀中以售[11]。诏皆用其说。 四年二月乙未，命知汝州、太常博士范祥乘传与陕西都转运使程戡同议解盐法，从三司请也。庆历二年，既用范宗杰说，复京师榷法，久之，东南盐池悉复榷，量民资厚薄，役令挽车转致诸郡，道路糜耗，役人竭产不能偿，往往弃甽亩、舍妻子，亡匿东盐。 凡通商州军在京西者为南盐，在陕西者为西盐。若筑盐池，则为东盐。 则盛置卒徒车运，抵河而舟，寒暑往来，未常暂息，关内骚然。所得盐利，不足以佐县官之急。并边务诱人入中，刍粟皆为虚估，腾踊至数倍，岁费京师钱币不可胜数，帑藏益虚。详本关中人，熟其利害，尝以谓两池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边计者，公私侵渔之害也。傥一变法，可岁支度支缗钱数百万。乃画策而献。是时韩琦为枢密副使，与知制诰田况皆请用祥策，故有是命。 本志云：会祥以丧去。按：祥明年三月壬午，乃自知华州除提单坑冶铸钱。其以丧去，实在此后。行状亦云，本志误也。八年十月，乃复用祥。当时祥与戡议不合，故以祥知华州。明年三月，除提举坑治铸钱，始遭父丧去尔。 　　八年十月丁亥，屯田员外郎范祥提点陕西路刑狱，兼制置解盐。祥先请变两池盐法，诏祥乘传陕西，与都转运使共议，时庆历四年也。已而议不合，祥寻亦遭丧去。及是，祥申前议，故有是命，使自推行之。其法旧禁盐池，一切通商盐入蜀者，亦恣不问；罢并边九州军入中刍粟，第令入实钱，以盐偿之，视入钱州军远近及所指东南盐，第优其估东南盐，又听入钱永兴、凤翔、河中，岁课入钱总为盐三十七万五千大席，授以要券，即池验券，按数而出，尽弛兵民辇运之役。又以延、环、渭、原、保安、镇戎、德顺地近乌白池，奸人私以青盐入塞，侵利乱法，乃募人入中池盐，与券，优其直，还以池盐，偿以所入盐，官自出鬻，禁人私售。峻青盐之禁，并边旧令入中铁炭、瓦木之类，皆重为法以绝之。其先以虚估受券及已受盐未鬻者，悉计直使输亏官钱。又令三京及河中、河阳、陕、虢、解、晋、绛、濮、庆、成、广济官仍鬻盐，须商贾流通乃止，以所入缗钱市并边九州刍粟，悉留榷货务，钱币以实中都。行之数年，猾商贪贾无所侥幸，关中之民得安其业，公私以为便云（已上并据《食货志》）。 　　皇祐元年十月壬戌，遣户部副使、工部员外郎包拯与陕西转运使议盐法。始范祥议改盐法，论者争言其不便，朝廷独以为可用，委祥推行之，于是侍御史知杂事何郯言：『风闻改法以来，商旅为官盐长价，获利既薄，少有算请。陕西一路，即自己亏损课利百余万贯，其余诸路，比旧来亦皆顿减。卖盐见钱，甚妨交用，兼陕西民间官盐价高，多以卖私盐事败，刑禁颇繁[12]，官私俱不为经久，何以施行?缘事有百利，如可议变，变不如前，即宜仍旧。况陕西调用，多仰两池岁课。今如此亏损向去，必甚匮乏，未免于朝廷乞支金帛。今改更日月未久，为害犹浅，速宜讲求，以救其弊。欲望朝廷指挥，选择明干臣僚一员往陕西，令与本路转运使并范祥面议利害，如新法必不可行，即乞一切且令复旧，免致匮乏调用，寝久为害。』拯既受命，即言：『臣前任陕西转运使，备知盐法。自庆历二年范宗杰建请禁榷之后，差役兵逃亡死损，公人破荡家业，比比皆是，嗟怨之声，盈于道路。前后臣僚累言不便，乞复旧法通商，以救关中凋弊，有司执奏，议终不行。昨因范祥再有起请，兼叶清臣曾知永兴军，见其为患之甚，遂乞依祥擘划，复用通商旧法，令商人于沿边入纳见钱收籴军储，免虚抬贵价。入中斛斗，于榷货务大支官钱[13]，兼宽诸般差扰劳役，此乃于国有利，于民无害，理甚灼然。但以变法之初，豪商猾吏悉所不乐，而议者沿其岁入课利稍亏于前，横有沮议，乞复旧法。旧法诚善，复之无疑，但恐为害寝深尔。且法虽暴得数万缗，而民力日困矣。久而不胜其弊，不免随而更张，是先有小利而终为大害也。若计其通商，虽一二年间课利少亏，渐而行之，必复其旧，又免民力日困，则久而不胜其利，是有小害而终成大利也。且国家富有天下，当以恤民为本。今虽财用微窘，亦当持经久之利，岂忍争岁入数十万缗，不能更延一二年，以责成效?信取横议，不惟今数有改易，无信于下，而又欲复从前弊法，俾关中生灵，何以措其手足?臣细详范祥前后所奏，事理颇甚明白，但于转运司微有所损，以致异同耳。臣固非惮往来劳费，妄有臆说，实亦为国家惜其事体，不欲徇一时之小利，而致将来之大患也。』及拯至陕西，益主祥所变法，但请商人入钱及延、环等八州军鬻盐，皆量损其直，即入盐八州军者，增直以售。又言：『三京及河中等处官仍鬻盐，自今请禁止。』而三司以谓京师商贾罕至，则盐直踊贵，请得公私并贸，余则禁止。皆听之。 沈括《笔谈》云：陕西颗盐，旧法官自搬运，置务拘卖。兵部员外郎范祥始为钞法，令商人就官边郡，入钱四贯八百售一钞，至解池，请盐二百斤，任其私卖，得钱以实塞下，省数十郡搬运之劳。异日辇车牛驴，以盐役死者岁以万计，冒禁抵罪者不可胜数，至是悉免行之。既又盐价有低昂，又于京师置都盐院，陕西转运司自遣官主之。京师食盐斤不足三十五钱，则敛而不发，以长下价。过四十则大发库盐，以压商利，使盐价有常而钞法有定数。行之数年，至今以为利。 　　三年冬十月己卯朔，诏三司解盐听通商，候二年，较其增损以闻。初，包拯自陕西还，力主范祥所建通商法。朝廷既从之，已而判磨勘司李微之言不便，乃下其事三司，驿召范样，令与微之及两制共议，而议者皆以祥为是，故有是诏。 　　皇祐四年十二月己亥，度支员外郎范祥为陕西转运副使，仍赐其金紫服以宠之。 　　嘉祐三年七月壬辰，复以度支员外郎范祥制置解盐，从三司使张方平及御史中丞包拯之言也。 　　 榷河北盐 庆历六年十一月戊子，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张方平为翰林学士、权三司使。河北盐务在沧、滨二州，沧州务三，滨州务四，岁课九千一百四十五石，以给一路。旧并给京东淄、青、齐三州。淄、青、齐通商，乃不复给。自开宝以来，河北盐听人贸易，官取其算，岁为额钱十五万缗。上封者常请禁榷，以收遗利。余靖时为谏官，亟言：『前岁军兴以来，河北之民检点义勇强壮及诸色科率，数年之间，未得休息。臣常痛燕、蓟之地陷于北边几百年，而民忘南顾之心者，彼国之法大率简易，盐、面俱贱，科役不烦故也。昔者太祖皇帝特推恩意，以惠河朔，故许通盐商，止令收税。今若一旦榷绝，价必腾踊，民苟怀怨，悔将何及?伏缘河朔土多盐卤，小民税地，不生五谷，惟刮碱煎之，以纳二税。今若禁止，便须逃亡。盐价若高，犯法必众。近民怨望，非国之福。伏乞且令仍旧通商，无辄添长盐价，以鼓民怨。』其议遂寝。 河北初议榷盐，《实录》不载，余靖谏章独存此奏。及王拱辰奏立榷法时，靖绌责久矣。盖先有建此议者，靖论其不可，故罢。既而拱辰使三司，复议举行，又为河北漕臣所沮，而河北漕臣乃议增等，拱辰更主榷法，而张方平亟奏罢之。《实录》、国史并疏略，今参取靖谏章及《食货志》，并方平墓志修入。 及拱辰为三司使。 拱辰是年正月戊子以翰林学士、龙图阁学士权三司使。 复建议悉榷二州盐，下其议于本路，都转运使鱼周询亦以为不可。 本志以为都转运使夏竦，误也。竦五年八月判并州，六年二月改大名。拱辰十一月戊子罢三司使，出知亳州，张方平代之。方拱辰司政时，竦无缘却为都转运使。据何郯奏议，为都转运使者乃鱼周询也。王岩叟元祐初奏议，亦误以鱼周询为夏竦。 且言：『商人贩盐，与所过州县吏交通为弊，所算十五二三。请敕州县以十分算之，听商人至所鬻州县并输算钱，岁可得缗钱十七余万。』三司奏用其策，上曰：『使人频食贵盐，岂朕意哉?』于是三司更立榷法，而未下也。方平见上，问曰：『河北再榷盐，何也?』上曰：『始议立法，非再榷也。』方平曰：『周世宗榷河北盐，犯辄处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诉，愿以盐课均之两税钱而弛其禁，世宗许之。今两税盐钱是也，岂非再榷乎?且今未榷也，而契丹常盗贩不已，若榷之，则盐贵，彼盐益售，是为我敛怨，而使彼获福也。彼盐滋多，非用兵莫能禁。边隙一开，所得盐利，能补用兵之费乎?』上大悟，曰：『卿语宰相，立罢之。』方平曰：『法虽未下，民已户知之。当直以手诏罢之，不可自下出也。』上大喜，命方平密撰手诏，下之河朔，父老相奉，拜迎于澶州，为佛老会七日，以报上恩，且刻诏书北京。其后父老过诏书下，必稽首流涕。 　　《食货志》云：三司奏用其策，仁宗曰：『使民顿食贵盐，岂朕意哉?』下诏不许。若三司之请，则不复下诏。今既下诏，盖已立法而未行，墓志当得其实，今从之。《食货志》不载方平事，益疏略也。 熙宁八年六月，章惇又议榷盐。 易东南盐 　　景祐二年十二月。先是，天禧初，募人入缗钱、粟帛京师及淮南、江浙、荆湖州军易盐。乾兴元年，入钱货京师，总为缗钱一百十四万。会通、泰煮盐，岁损所在积贮，无几，因罢入粟帛，第令入钱。久之积盐复多，于是参知政事王随建言：『淮南盐初甚善，自通、泰、楚运至真州，自真州运至江浙、荆湖，纲吏舟卒侵盗贩鬻，从而杂以砂土。涉道愈远，杂恶殆不可食。吏舟坐鞭笞、配徙相继而莫能止。比岁运河浅涸，漕挽不行，远州村民，顿乏盐食，而淮南所积一千五百万石，至无屋以贮，则露积苫覆，岁以损耗。又亭户输盐应得本钱，或无以给，故亭户困贫，往往起为盗贼。其害如此，愿得权听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入钱京师，又置折博务于扬州，使输钱及粟帛，计直予盐，一石约售钱二千，则一千五百万石，可得缗钱二千万，以资国用，一利也。江湖远近皆食白盐，二利也。岁罢漕运縻费、风水覆溺，舟人不陷刑辟，三利也。昔时盐漕舟可移以漕米，四利也。商人入钱可取以偿亭户，五利也。赡国济民，无出于此。』时范仲淹安抚江淮，亦以疏通盐利为言。即诏翰林侍读学士宋绶、枢密直学士张若谷、知制诰丁度与三司使、江淮制置使同议可否，皆以谓听通商，则恐私贩肆行，侵蠹县官，请制置司益造船运至诸路，使皆有二三年之蓄。复天禧元年制，听商人入钱粟京师及淮浙、江南、荆湖州军易盐。在通、泰、楚、海、真、扬、涟水、高邮贸易者，毋得出城，余州听诸县镇，毋至乡村。其入钱京师，增盐予之。并敕转运使经画本钱，以偿亭户。诏皆施行。 此事据本志附见年末。范仲淹以七月安抚江淮，或可附见七月末。 　　康定元年十二月。初，明道二年，复用天禧旧制，听商人入钱粟京师，而淮浙、江南、荆湖州军易盐。及景祐二年，三司言诸路博易无利，乃罢之，而入钱京师如故。 　　此据《食货志》第四卷景祐二年诏，而《实录》亦无有。今且依本志附此。 　　是岁，又诏商人入刍粟，陕西并边愿受东南盐者，加数予之。 　　此亦据《食货》第四卷。志云康定元年诏，而《实录》亦无有，今且附此。 会河北谷贱，三司因请内地诸州行三税法，募人入中，且以东南盐代京师实钱。诏籴至二十万石止。 此据《食货志》第三卷。其第四卷『加数与东南盐』下又云：『河北用三税法，亦以盐代京师所给缗钱。』即第三卷所书也。第三卷所书稍详，今用之。 　　 给虔州盐 　　嘉祐七年二月。初，江湖漕盐既杂恶，又官估高。故百姓利食私盐，而并海民以鱼盐为业，用工省而得利厚，由是盗贩者众。又贩者皆不逞无赖，捕之急则起为盗贼，而江淮间虽衣冠士人，狃于厚利，或以贩盐为事。江西则虔州，地连广南，而福建之汀州亦与虔接。盐既弗善，汀故不产盐，二州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每岁秋冬田事毕，往往数十百为群，持甲兵旗鼓，往来虔、汀、漳、潮、循、梅、惠、广八九州之地，所至劫人谷帛，掠人妇女，与巡捕吏卒格斗，至杀伤吏卒，则起为盗，依阻险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岁月浸淫滋多，而虔州官籴盐岁才及百斤，朝廷以为患。自庆历中，广东转运使李敷、王繇请运广南盐于南雄州，以给虔、吉，敷等即运四百余万斤于南雄州，而江南转运使初以为非便，不往取。其后户部判官周湛等八人复请运广盐入虔州，江西亦请自具本钱取之。皇祐五年，始诏屯田员外郎施元长乘驿会江西、广东转运使议利害。至和初，元长与转运使阎询、元绛皆请如湛等议，独发运使许元以为不可。三司是元言，遂止。嘉祐中，知连州曾奉先请商人贩广南盐入虔、汀州，所过州县收其算。知汀州林东乔请放虔、汀、漳、循、梅、潮、惠七州盐通商，通判真州阮士龙请毋运岭外盐入虔州，第岁运淮南盐七百万斤至虔，二万斤至汀，使民间足盐，寇盗自息。虞部员外郎米泌请令虔州增散蚕盐钱，知潮州吕璹[14]、知梅州王淑亦皆论其利害；或又请官自置铺役兵卒，运广南、福建盐至虔州，或请榷虔州官盐价，以平其直。论者不一。朝廷尝遣职方员外郎黄炳乘驿会所属监司及知州军、通判议，于是炳等合议，以谓虔州食淮南盐已久，不可改，第损近岁所增官估，斤为钱四十。以十县五等户夏税率，百钱籴盐二斤，随夏税入钱偿官。继命提点铸钱沈扶覆视可否，扶及江西、福建、广东转运使、虔州官吏请选江西漕船团为十纲，以三班使臣部之，直取通、泰、楚都仓盐。既又命比部员外郎曾楷请广南，与监司复议通广南盐，而转运判官陈从易请即惠、循、梅、潮置五都仓贮盐，令虔州募盐铺户入钱，二州趣五仓受盐，还三州贸易，所谓变私盐为官盐，易盗贼为商旅。朝廷难之，卒用炳、扶等策，然岁才增粜六十余万斤。先是，屯田员外郎蔡挺知南安军，常条奏利害。至是，擢挺权提点江西刑狱，使之制置。挺令民首纳私藏兵械以给巡捕吏卒，令贩黄鱼笼，挟盐不及二千斤徒，不及五人、不以兵甲自随者，止输算勿补。淮南既团新纲漕盐，挺增为十二纲，纲二十五艘，锁袱至州乃发。输官有余，则以畀漕舟吏卒，官复以半价取之，由是减侵盗之弊，盐遂差善。又损籴价岁课，视旧额增至三百余万斤，乃罢扶等所率籴盐。异时汀州欲贩盐，辄先伐鼓山谷中，召愿从者与期日，率常得数百人已上与俱行。至是，州县督责者保有伐鼓者辄捕送，盗贩者稍稍畏缩。朝廷以挺为能，留之江西，积数年乃徙。久之，江西盐皆团纲连致，如虔州焉。 挺以二月半巳权江西宪，九月丙寅落权字，治平元年四月庚寅理转运使资序，二年三月丙寅改陕西运副。熙宁三年七月，张颉论蔡挺指置，视此略不同，今两有之。 熙宁三年七月。先是，提点江西刑狱张颉言：『虔州地接岭南，官盐卤湿杂恶，轻不及斤，而价至四十七钱。岭南资贩入虔，以斤半当一斤，纯白不杂而卖钱二十，故虔人尽食岭南盐云云。蔡挺常议[15]，以盐之杂恶，皆舟人盗窃之弊。然虔州经涉赣江三百余里，故令盐船三岁一易，增人二分，舟人运盐，无欠而有羡，及百斤者支半价。三运毕，部押人转为押官。若使臣，即得减磨勘二年，故盐不杂恶有羡，岁卖至三百六十一万斤，增二十倍。食者既众，不复以税钱约配，盗贩衰息。自挺去[16]，船七岁始易[17]，人因稍减，赏亦渐薄，挺之法十废五六。无赖抵冒之民稍集，而官卖益亏。愿尽复挺规画，以杜奸盗。』辛丑，诏江南西路岁运淮南盐十二纲赴虔州，依嘉祐七年二月四日指挥，运船三岁一易。盐有羡，十分以五分价钱与艄工充赏。部押人三年迁押官。 钱币 商州铸大钱 　　康定元年十二月戊申[18]，屯田员外郎、判河中府皮仲容知商州，兼提点铜铁钱事。 　　仲容尝建议铸大钱一当十。既下两制及三司议其事，谓可权行，以助边费，故有是命。初，韩琦安抚陕西，尝言陕西产铁甚广，可铸钱兼用。于是叶清臣从仲容议，铸当十钱。翰林学士承旨丁度奏曰：『汉之五铢、唐之开元及国朝钱法，轻重小大最为折中。历代更改，法虽精密，不能期年，即复改铸。议者欲绳以峻法，革其盗铸。昔汉变钱币，盗铸死者数十万；唐铸乾元及重轮乾元钱，钱币轻重，严刑不能禁止。今禁旅戍边，月给百钱。得大钱裁十，不可畸用。旧钱不出，新钱愈轻，则粮刍增价。臣尝以湖州民有抵茶禁者，受千钱，立契代鞭背。在京西，有强盗杀人，取其弊衣，直不过数百钱。盗铸之利，不啻数倍。复有湖山绝处，凶魁啸聚，炉冶日滋，居则铸钱，急则为盗，民间铜铅之器悉为大钱，何以禁止乎?』 本志云：军兴，陕西移用不足，始用知商州皮仲容议，采洛南县红崖山、虢州青水冶青铜，置阜民、朱阳二监以铸钱。按《实录》乃铸铁钱，与本志不同，当考。孙沔奏乞罢铸大钱，当删附。 　　庆历八年六月。初，陕西军兴，移用不足，知商州皮仲容（康定元年十二月）始献议采洛阳县红崖山、虢州青水冶青铜，置阜民、朱阳二监以铸钱。既而陕西都转运使张奎（庆历元年五月，奎为陕西都漕）、知永兴军范雍（庆历元年五月，雍知永兴兼漕事）请铸大钱，与小钱兼行，大钱一当小钱十。奎等又请因晋州积铁铸小钱（元年九月）。及奎徙河东（二年十月），又铸大铁钱于晋、泽二州，亦以一当十，以助关中军费。未几，三司奏罢河东铸钱，而陕西复采仪州竹尖岭黄铜，置博济监铸大钱（据《实录》在四年）。朝廷因敕江南铸大铜钱，而江、池、饶、虢州又铸小铁钱，悉辇致关中（江、池、饶三州见元年十一月，虢州未见，当时范雍所议）。数州钱杂行，大约小铜钱三可铸当十大铜钱一，以故民间盗铸者众，钱文大乱，物价翔踊，公私患之。于是奎复奏晋、泽、石三州及威胜军（《实录》云在五年）日铸小铁钱，独留用河东，而河东铸钱既行，盗铸钱者获利十之六。钱轻货重，其患如陕西，言者皆以为不便。知并州郑戬（六年一月，戬知并州）请河东铸钱，且以二当铜钱一。行一年，又以三当一，或以五当一。罢官炉日铸，但行旧钱。知泽州李昭遘（六年四月，昭遘知泽州）亦言：河东民烧石炭，家有橐冶之具，盗铸者不可诘。而北人亦能铸铁钱，以易并边铜钱而去，所害尤大。朝廷常遣鱼周询（四年三月）、欧阳修（四年四月）分察两路钱利害，又数命官议（正月己酉、四月甲午）。 　　是月，翰林学士张方平、宋祁、御史中丞杨察与三司使叶清臣先上陕西铁议曰（六月乙未）：『关中用大钱，本以县官取利太多，致奸人盗铸，其用日轻。比年以来，皆虚高物估，始增直于下，终取偿于上。县官虽有折当之虚名，乃受亏损之实害。救弊不先自损，则法未易行。请以江南、仪、商州大铜钱一当小钱三。』又言：『奸人所以不铸小铁钱者，以铸大铜钱得利厚而官必不禁。若铸大铜钱无利，又将铸小铁钱以乱法。请以小铁钱三当铜钱一。』既而又请（七月辛丑）河东小铁钱如陕西，亦以三当一，且罢官所置炉。朝廷皆施用其言，自是奸人稍无利，犹未能绝滥钱也。其后诏商州罢铸青黄铜钱。皇祐二年二月，又令陕西大铜钱、大铁钱皆一当二（嘉祐四年二月），盗铸乃止。然令数变，兵民耗于资用，类多咨怨，久之始定。 《实录》于六月乙未载陕西议，七月辛丑载河东议。今从本志，并书之此月末。 成都陕西交子务 神宗附 天圣元年十一月戊午。初，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民十六户主之。其后富者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数起。大中祥符末，薛田为转运使，请官置交子务，以榷其出入。久不报。寇瑊守蜀，遂乞废交子，不复用。会瑊去而田代之，诏田与转运使张若谷度其利害。田、若谷议废交子不复用则贸易非便，但请官为置务，禁民私造。又诏梓州路提点刑狱官与田、若谷共议。田等议如前。于是诏从其请，置益州交子务。 《实录》、《食货志》皆云寇瑊请官置交子务。按：薛田附传、正传则置交子务乃田为转运使时所请。城守蜀，始用田议。然《成都记》载此事特详，瑊议盖欲官司俱不用交子，而田议始终皆欲禁私造，官为主之。（今置务实从田请，瑊无与也。《实录》、附传、正传、《食货志》俱误矣。） 　　庆历二年九月，秘阁校理孙甫常监益州交子务，转运使以伪造交子多犯法，废不用。甫曰：『交子可以伪造，铁钱可以私铸。有犯私铸，钱可废乎?但严治之，不当以小害废大利。』交子卒不废。 　　熙宁二年闰十一月壬寅，条例司言：『西京左藏库副使高遵裕等十一人各乞置交子。本司详交子之法用于成都府路，人以为便。今河东公私苦运铁钱劳费，宜试如遵裕等议，行交子之法，仍令转运司举官置务。』从之。 　　四年正月庚戌，诏陕西已行交子，其罢永兴军置盐钞场。 　　三月戊子，上巳假，上召二府对资政殿，出陕西转运使奏庆州军乱示之。上深以用兵为忧，文彦博因言行交子不便。上曰：『行交子诚非得已，若素有法制，财用既足，则自不须此。今未能然，是以急难，不能无有不得已之事。』彦博文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上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安石曰：『法制具在则财用宜足，中国宜强。今皆不然，未可谓之法制具在也。』彦博曰：『务要人推行耳。』安石曰：『若务要人推行，则须搜举材者，而纠罢软偷惰不奉法令之人除去之，如此，则人心岂无不悦。』 　　四月癸亥，罢陕西见行交子法。 　　四年正月庚戌注：陕西都漕沈起奏行交子法。见四月八日，罢时三月三日。文彦博所言可参考。《食货志》云：四年，诏交子法行于陕西而罢市钞。或论其不便，复如初。 　　六年五月丁卯，成都府路转运使言：『嘉、邛州罢铸钱累年，民间见钱阙乏。乞下三司详度减半铸，与交子相权。』从之。仍令转运使岁终具所铸钱数，比较本息以闻。 　　七年九月癸丑，提举永兴秦凤路交子宋迪制置永兴秦凤路交子。乙卯，制置永兴秦凤路交子、司封郎中宋迪夺两官勒停。初，迪来禀事于三司，而从者遗火于盐铁之废厅，遂燔三司，故迪坐免。 八年正月丁巳，权永兴军路转运使皮公弼言[19]：『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纸聚钱致远，然不积钱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今商、虢、鄜[20]、耀、红崖、清远铁以所取极广，苟即冶更铸折二钱，岁除工费外，可得百万缗为交子本。』并上可行十二事。上批可，始乞委公弼总制营办[22]。 校勘记 [1]川峡 原本作『川陕』，据《长编》卷一○○改。 [2]丁亥 原本作『癸亥』，据《长编》卷一○○改。 [3]所以饶裕商人 原本此下衍『而海州荆南茶人载七万四千有奇结真州无为军蕲口汉阳并三十场茶皆直十万所以饶裕商人』三十九字，据文意删。 [4]己卯 原本作『乙卯』，据《长编》卷一○三改。 [5]丙午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一一八补。 [6]景祐 原本此上衍一墨丁，据《长编》卷一一八删。 [7]有奇 原本作『有其』，据《长编》卷一一八改。 [8]两池 原本脱『两』字，据《长编》卷一○九补。 [9]宿亳 原本作『宿濮』，据《长编》卷一○九改。 [10]仪渭 原本作『仪卫』，据《长编》卷一○九改。 [11]蜀货 原本『蜀』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三五补。 [12]颇繁 原本『繁』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六七补。 [13]大支 原本『支』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六七补。 [14]潮 原本作『湖』，《长编》卷一九六同，均误，兹据文意改正。 [15]蔡挺 原本『挺』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一三补。 [16]自挺去 原本作『因挺去』，据《长编》卷二一三改。 [17]七岁 原本『七』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一三补。 [18]康定 原本作『真定』，据《长编》卷一三○改。 [19]转运使 原本作『转运司』，据《长编》卷二五九改。 [20]鄜 原本作『郡』，据《长编》卷二五九改。 [21]营办 原本作『管之』，据《长编》卷二五九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四十六 仁宗皇帝 塘水 　　明道二年三月。塘水东起沧州界，拒海岸黑龙潜西，至乾宁军，沿永济河合破船淀、满淀、灰淀为一水，衡广百三十里，纵九十里至百三十里，其深五尺。东起乾宁军，西至信安军永济渠为一水，西合鹅巢淀、陈入淀、燕丹淀、大光淀为一水，衡广一百二十里，纵三十里或五十里，其深丈余或六尺。东起信安军永济渠，西至霸州莫金口，合水淀、得胜淀、下光淀、小兰淀、李子淀、大兰淀为一水，衡广七十里，纵十里或六里，其深六尺或七尺。东北起霸州莫金口，西南至保定军父母砦[1]，合量料淀为一水，衡广二十七里，纵八里，其深六尺。霸州至保定军并塘岸水最浅，故咸平、景德中，胡马钞河北[2]，以霸州、保定军为归路[3]，东南起保定军，西北至雄州[4]，合一百三十淀[5]：黑羊淀[6]、小莲花淀为一水，衡广六十里，纵二十五里或十五里，其深八尺或九尺。东起雄州，西至顺安军，合大莲花淀、洛阳淀、牛横淀、康池淀、畴淀、白洋淀为一水[7]，衡广七十里，纵三十里或四十五里，其深一丈或七尺。东起顺安军边吴淀，西至保州，合齐女淀[8]、宜子淀、劳淀为一水，衡广三十余里，纵百五十里，其深一丈三尺。起安肃、广信军之南、保州西北至沈苑河为塘，衡广二十里或十里，其深五尺，浅或三尺，曰沈苑泊。自保州西合鸡距泉，尝为稻田，方衡十里，其深五尺至三尺，曰西塘。自何承矩以黄懋为判官，始置屯田，筑堤储水为阻固，其后益增广之，凡并边诸河，若滹沱、葫芦[9]、永济等河皆汇于塘。天圣已后，相循而不废，仍领于缘边屯田司。而当职之吏各从其所见，或曰：『有甲兵将兵在，敌来何所事?塘自边吴淀西望长城口尚百余里，皆山阜高仰，水不能通，敌骑驰突，得此路足矣。塘虽距海，亦为无用。夫以无用之塘而废可耕之田，则边谷贵，自困之道也。不如勿广，以息民为根本。』或者则曰：『河朔幅员二千里地，地平而无险阻。贼从西方入，放兵大掠；由东方而归，我婴城之不暇，其何以御之?自边吴淀至泥姑海口绵亘七州军，屈曲九百里，深不可以舟行，浅不可以徒涉，虽有劲兵，不能渡也。东有所阻，则甲兵之备可以专力于其西矣，孰谓无益[10]。』论者自是分为两岐，而朝廷以敌入忽荒无常，故终不可以废也。 明道二年八月壬午[11]，忻州团练使刘平自雄州徙知成德军（是日壬午），奏曰：『臣向为沿边安抚使，与安抚都监刘志求见，尝陈备边之略。臣今徙真定，路由顺安、安肃、保定州界，自边吴淀望赵旷川长城口[12]，乃契丹出入要害之地，东西不及一百五十里。臣窃恨圣朝七十余年守边之臣，何可胜数，皆不能为朝廷预设深沟高垒，以为扼塞。臣闻太宗皇帝朝，尝有建请方田者。令契丹国多事，兵荒相继，我乘以引水植稻为名开方田，随田塍四面穿沟渠，纵横一丈，深二丈，鳞次交错[13]，两沟间屈曲为径路，才令通步兵。引曹河、鲍河、徐河、鸡距泉分注沟中，地高则用水车汲引灌溉，甚便。愿以刘志知广信军，与杨怀敏共主其事，数载之后，必有成绩。』遂密敕平与怀敏渐建方田。怀敏时为西路缘边巡检都监也。侍禁刘宗言又奏请种木于西山之麓，以法榆塞，云可以限敌骑也。 此段取本志附见。刘平自雄州徙成德，乃去年八月丙辰。其奏疏则据《会要》，在此年三月十七日。《会要》云：明道三年三月十七日，知成德刘平言：『安肃、广信军并保州各相去三四十里[14]，其间平原广野。乞自保州以西，如稻畦掘作方田，每年渐次开展，乞专委西路缘边都监杨怀敏相度可否建置方田[15]，必有成绩。』诏令怀敏渐次兴置方田，仍令刘平常切照管。 　　宝元元年十一月己未，河北屯田司言：『欲于石冢口导百济河水[16]，以注缘边塘泊，请免所经民田税。』从之。时岁旱，塘水涸，知雄州葛怀敏虑契丹使至，测知其广深，乃壅界河水注之，塘复如故。 　　庆历二年三月己巳，契丹遣使致书求关南十县，且曰：『营作长堤，填塞隘路，开决塘水，添置边军。既潜稔于猜嫌：虑难敦于信睦。』四月，复书曰：『营筑堤埭，开决陂塘。昨缘霖潦之余，大为衍溢之患。既非疏导，当稍缮防。岂蕴猜嫌，以亏信睦?』其使刘六符尝谓贾昌朝曰：『南朝塘泺何为者哉?一苇可杭，投箠可平，不然决其堤，十万土囊，遂可逾矣。』时议者亦请涸其地以养兵。上问王拱辰，对曰：『兵事尚诡。彼诚有谋，不应以语敌，此六符夸言尔。设险守国，先王不废，且祖宗所以限寇敌也。』上深然之。 　　七月，契丹复议和好，约：『两界河淀已前开亩者并依旧外，自今已后，各不添展。其见堤堰、水口逐时决泄壅塞之，量差兵夫，取便修叠疏导。非时霖潦别至大段涨溢，并不在关报之限。』 　　五年七月。初，与契丹约罢广两界塘淀。约既定，朝廷重生事，自是海边臣言利害，虽听许，必戒之以毋张皇，使敌有词。而葛怀敏独治塘益急。是月，怀敏密奏曰：『前转运使张邈开七级口泄塘水，臣已亟塞之。知顺安军刘宗言闭五门幞头港，下赤、大涡、柳林口漳河水不使入塘，臣已复通之，令注白洋淀矣[17]。邈、宗言朋党，沮事如此，不谴诛无以惩后。』诏从怀敏奏，自今有妄乞改水名者重责之。 修水洛城 　　庆历三年九月甲子，陕西路经略安抚招讨使郑戬言：『德顺军生户大王家挨亢宁等以水洛城来献。若就其地筑城，可得蕃兵三五万人，及弓箭手共捍西贼，实为封疆之利。』从之。 　　十二月辛丑，陕西宣抚使韩琦言：『请令下陕西四路部署司、泾原路经略司，且并力修葺逐处未了城寨。其水洛城向去，另奏听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