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 第 39 页/共 103 页

五年七月甲戌，枢密院言：『咸平初，陕西振武乡兵许结社买马，以升填广锐军。往岁河东已尝如此例。今河东诸军阙马，又广锐指挥人数不足，欲听本路宣毅、义勇乡兵结社置马，官助其价，以升填广锐之阙。』从之。 壬子，內出藏库绢二千万，市马于府州、苛岚军。 营田 　　天圣四年九月辛未，废襄、唐二州营田务，以田赋民，每顷输税五分，诸州所差耕卒并牛并放还。先是，襄州有荒田四百八顷余八十亩，唐州百七十顷。自咸平二年，转运使耿望奏置营田务，每岁于属县差借种田人牛，夏又借耨田夫六百人，秋又借刈获夫千五百人，岁入甚广。后转运使张巽改其法，召水户四十一分种之，未几皆诉免，务遂废。景德二年，转运使许逖复奏兴之，而岁添役兵夫。至是，转运使言其非便，诏遣屯田员外郎刘汉杰与转运使同定利害，而汉杰言：『务自复至今，襄州得谷三十三万余石，为缗钱九万余；唐州得谷六万余石，为缗钱二万余。而所给吏兵俸廪、官牛杂费，襄州十三万余缗，唐州四万余缗。』得不偿失，故废之。 转运使当是余献卿。耿望事见咸平二年四月，与此差异。欧阳修为许逖行状，亦不载复营田务事，当考。 　　庆历元年十月辛丑，诏：『陕西用兵以来，本路所入税赋及内库所出并留两川，上供金帛不可胜计，而犹军储未备，宜令逐路都部署司经置营田，以助边费。』 　　十一月乙卯，右正言、直集贤院田况言：『镇戎、原、渭州地方数百里，尝被西寇钞略，无复农作。今竭关中之力，耗都内之钱，才可赡延州、保安军粮刍之费，若更供亿它路，则邦计危蹙可优。臣谓宜以贼马所践无人耕种之地大兴营田，以新拣退保捷军，每五百人置一堡，等第补人员，每三两堡置营田官一员，令以时耕种，农隙则教习武艺，以备战斗。今老弱罹杀害，而壮者悉被驱虏，将来纵有归业，皆家资荡然，不能自耕其田土，并官为收买之。如愿复旧地者，以官所种田苗半给之，庶几农田不荒，而边计可纾也。』是月，范仲淹奏攻守二议。其议守曰：『臣观西戎居绝漠之外，长河之地，倚远恃险，未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禄食。每举众犯边，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风集云散，未尝聚养。中国则不然，远戍之兵，久而不代，负星霜之苦，怀乡国之望，又日给廪食，月给库缗，春冬之衣，银鞋馈输，满道不绝，国用民力，日以屈乏，军情愁怨，须务姑息，此中原积兵之忧异于外裔也。臣谓寇敌纵降，塞垣须守，当务经远，古岂无谋?臣观汉赵充国兴屯田，大获地利，遂破先零。魏武于战伐之中，令带甲之士随宜垦辟，故不甚劳，大功克举，数年之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唐置屯田，天宝八年，河西收二十六万石，陇西收四十四万石。孙武曰：分建诸侯，以其利利之。使食其地之毛，实役其人民之力，故赋税无转徙之劳，徭役无怨旷之叹。臣昨在延州，见知青涧城种世衡言：欲于本处渐兴田利。今闻仅获万石。臣今观之，边寨皆可使弓手士兵以守之，因置营田，计亩定课，兵获羡余，中籴于官，人乐其勤，公收其利，则转输之患，久可息矣。且使其兵徙家塞下，重田利，习地势，父母妻子共坚其守，比之东兵，功相远矣。』 　　十二月戊寅，诏陕西四路部署及转运使并兼营田使[4]，转运判官兼管勾营田事。戊子，大理寺丞宋回为内殿崇班、管勾陕西路营田。 　　二年正月乙丑，诏以同州沙苑监牧地为营田。 　　三年七月，范仲淹、韩琦言：『臣等窃见陕西昨来兴置营田，本欲助边，以宽民力。除沿边空闲膏腴地土处开垦外，其近里州县，官吏不能体朝廷之意，将远年瘠薄无人请佃逃田，抑勒近邻人户分种，或令送纳租课。又自来人户租佃官庄地土，每亩出课不过一二斗，今亦勒令分种，每亩须收数斗，致贫户需纳不前，州县追扰，无时暂暇，缘人户自用兵已来，科率劳弊，至于已业，尚多荒废，实无余力，更及营田。其所出租课，多是抱虚送纳。窃睹编敕指挥，不得将逃户田土抑勒邻人佃莳，盖恐害民。况今岁灾旱犹甚，理当优恤，不可非理烦扰，使之重困。臣等欲乞特降指挥，应陕西近里州军营田一切废罢，如元条租佃，即令依旧额出租；如元系远年瘠薄逃田，旧税额重无人请佃者，即与减定税额，召人请佃。所贵疲民受赐，归感睿仁。』诏罢陕西内地营田。 均赋 　　庆历三年十月丁未，诏天下税籍有伪书、逃徙，或因推割用幸走移，若请占公田而不税输，如此之类，县令、佐能究其弊，以增赋入者议赏。初，洺州肥乡县田赋不平，久莫能治[5]，转运使杨偕患之。大理寺丞郭谘曰：『是无难者，得一往，可立决也。』偕即以谘摄令，并遣秘书丞孙琳与共事。谘等用十步方田法四出量括，得其数，除无地之租者四百家，正无租之地百家，收逋赋八十万，流民乃复。及王素为谏官，建议均天下田赋，欧阳修即言：『谘与琳方田法简而易行，愿召二人者。』三司亦以为然，且请于亳、寿、汝、蔡四州择尤不均者均之。于是遣谘与琳先往蔡州，首括上蔡一县，得田二万六千九百三十余顷，均其赋于民。既而谘言州县多逃田，未可尽括。朝廷亦重劳人，遂罢。 《记闻》以为执政不然其议沮罢之，谘本传以为遭母丧去。今从《食货志》。 　　嘉祐四年八月己丑。自郭谘均税之法罢，论者谓朝廷徒恤一时之劳，而失经远之虑。至皇祐中，天下垦田，视景德增四十一万七千余顷，而岁入九谷，乃减七十一万八千余石。盖田赋不均，故其弊如此。其后田京知沧州，均无棣田；蔡挺知博州，均聊城、高唐田，岁增赋谷帛之类，无棣总千一百五十二，聊城、高唐总万四千八百四十七。既而或言：沧州民不以为便。诏谕如旧。是日，复遣职方员外郎孙琳、都官员外郎席汝言、虞部员外郎李凤、秘书丞高本分往诸路均田，从中书门下奏请也。本独以为田税之制其废已久，不可复均，朝廷亦不遽止。后虽均数郡田，其于天下，不能尽行。 　　五年四月丙戌，令权三司使包拯、右谏议大夫吕居简、户部副使吴中复同详定均税。 　　六月丙寅，命天章阁待制张掞同详定均税。 　　九月丙申，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吕公弼同详定均税。 　　十二月。先是，知永兴军刘敞朝辞日，言关中岁比不登，民多流移，请发仓赈之。又言均田扰民。上令于所部采访利害以闻。及敞至永兴，具奏孙琳在河中府用方田法打量均税，百姓惊骇，各恐增起税租[6]，因此斫伐桑柘，赖转运使薛向处处张榜告谕[7]，方得暂止。访闻只打量万泉一县，近须一年乃毕。蒙减者则必欣喜，被增者自然怨嗟，词诉狱讼，恐自此始。乞且召还孙琳，更俟丰岁，庶几灾伤之余，不至惊忧。敞意谓琳用方田法步地，千步为方，方度之，诚使其核实无颇，然但为能知田亩高下尔。至于均税之法，以地肥瘠为差，其勤力从事田亩修治者则赋重自若，其惰窳不事事而田亩荒瘠者因获减赋，然此尚以肥瘠言也。吏非廉明，用心不一，或不能尽知田事，或挟私与夺，上无由察也。故均田之害，人皆知之，独主事者乐其名。敞所以求待丰岁者，恶斥言之耳。敞又以为琳之度田，起自万泉、龙门，此两邑皆山田，崎岖三二百里间，审如琳法[8]，非旬岁，不可周遍也。琳皆不出一月而奏异功。会敞奏至，中书信琳言，即具报，敞但降敕榜，禁民毋得残桑柘而已。其后河中民果诉增减田税不平，凡数万户。 敞事具敞行状及奏议。 　　欧阳修亦言：『臣为谏官时，尝首言均税事，乞差郭谘、孙琳。蒙朝廷依臣所言，起自蔡州一县，以方田均税事方施行，而议者多言不便，寻即罢之。近者伏见朝廷特置均税一司，差官分往河北、陕西均税，始闻河北传言人户虚惊，斫伐桑枣，尚不为信。次见陕西州军有上言岁俭民饥，乞罢均税者，稍已疑此一事果为难行。而朝廷之意决在必行，言者遂不能入。近者又见河北人户凡千百人聚诉于三司，然则道路传言与州郡上言虽为不足信，其如聚集千人于京师，此事不可掩蔽，则民情可知矣。盖均税非所以规利而本以便民，如此，民果便乎?窃知朝廷本只以见在税数量轻重均之，初不令其别生额外之数也。近闻卫州、通利军括出民冒佃田土，不于见在管榷数内均减，重者摊与冒佃户，却生立税数配之，此非朝廷之意，而民所以诉也。又闻澶州诸县，于见令实额管榷外，将帐头自来桩坐有名无纳及失开阁两项远年税数，并系祥符、景德已前，以至五代长兴年桩管虚数，并摊与见今人户。又闻以地肥瘠定为四等，其下等田有白减带碱地，并碱卤沙薄可殖地、死沙不殖地，并一例均摊与税数，谓此虽不可耕种，尚有煎盐。且河北之民自祖宗以来，蒙赐恩恤，于行盐禁，只令据盐斤两纳税。今煎盐者已纳盐税，又令更纳田税，岂祖宗所以惠河北民之意?又闻河南不殖之地系禁盐地分者，亦均摊与税，又不知民何以纳也?澶、卫去京师近，偶可闻知者如此，其余远地，所谓均税悉便于民，其可得乎?以此见朝廷行事至难。小人希意承旨者，言利而不言害。俗吏贪功希赏，见小利，忘大害，为国敛怨于民。朝廷不知则已，苟已知之，其可不为救其失哉？欲望圣慈特赐指挥，令均税所只如朝廷本议，将实榷见在税数量轻重均之，其余生立税数及远年虚数，却与放免，及未均地分，并且罢均。且均税一事，本是臣先建言，今闻事有不便，臣固不敢缄默。』 欧阳修言不得其时，今附刘敞后，当是未除枢副，十一月已前，或因敞对论此，修亦具奏，时为翰林学士，九、十月之间也。 　　六年五月丁酉，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吕景初同详定均税。 七月壬辰，同修起居注、同知谏院司马光同详定均税。光既立条约，下诸路监司施行，又言：『国家凡欲立事，当先使赏罚明白，然后事无不成。职方员外郎秦植前通判德州，均五县税，皆得平允，并无词诉。若与愚庸之人烦扰败事，同归常调，一无殿最，则能吏解体，必无成功。伏望朝廷察其勤瘁，优加酬奖，并其余均税官吏随其功过，量行惩劝，则来者睹之，无不尽力矣。』 建仓 　　 常平仓 　　景祐元年七月。天下常平仓置已久，领于司农寺，至是月壬子，始诏诸路转运使与州长吏举所部官，专主常平钱粟。既而淮南转运副使吴遵路言：『本路丁口百五十万，而常平钱粟才四十余万，岁饥不足以救恤。愿自经一画，增为二百万，它无得移用。』许之。枢密直学士杜衍亦尝建议曰：『岁有丰凶，谷有贵贱，计本量委散滞取赢，宜究其术。若官以法平之，则农人有利，粟有所泄。今豪姓蓄贾乘时贱收，而拙业之人旋致罄竭，水旱则稽伏不出，须其翔踊，以牟厚利，而农民贵粜，九谷散于穰岁，百姓困于凶年。虽劝课官家至日见，亦奚益于事哉?盖常平仓制度不立，有名而无实。谓宜量州郡远近、户口众寡。时有饥熟，取贱出贵，严以赏罚，课责官吏，出纳无壅，增损有宜。公籴未充，则禁争籴以规利者。籴毕而储之，则察其以供军为名而借假者。夫香象珠玑久藏府库，非衣食之急。若州郡阙母钱，愿斥卖赐之，补取其乏。』 衍传，常平议在衍为中丞后。今掇出附见。衍为中丞，乃明年二月也。 　　康定元年十二月丙戌，诏司农寺以常平钱百万助三司给库费。自景祐末，不许移用常平，数年间有余积矣，而兵食不足，故降是诏。 　　庆历二年八月壬申，诏河南府、孟、郑、滑、陈、许、颍、蔡、邓、唐、随等州发常平仓粟，以赈贫民。 　　四年正月，陕西谷价翔贵，丁丑，诏转运使出常平仓米贱粜贫民。 　　七月。先是，范仲淹以灾异数见，请行数事，其三曰：『今诸道常平仓，司农寺管辖，官小权轻，主张不远。逐【杰按：应是“诸”之误。】处提点刑狱多不举职，尽被州府借出常平仓钱本使用，致不能及时聚籴，每有灾沴及遣使安抚，虽民委沟壑而仓廪空虚，无所赈发，徒有安抚之名，而无救恤之实。又国家养民之政本在务农，因民之利而利之，则朝廷不劳心而民自养。臣请选辅臣一员兼领司农寺，力主天下常平仓，使以时聚籴，以防灾沴。首诏诸略提点刑狱，今后得替上殿，并先进呈本路常平仓斛数目，方得别奏公事。移任者亦须依此发奏，方得起离。仰司农寺常切纠举，及委辅臣等速定劝农赏罚条约，颁行天下。』 　　皇祐三年十二月癸巳，诏天下常平仓依元籴价，粜以济贫民，毋得收余利，以希恩赏。 　　 义仓 　　庆历元年九月乙亥，诏天下立义仓。自乾德初置义仓，未久而罢。明道二年，诏议复之，不果。景祐中，集贤校理王琪上疏，引隋唐故事请复置，曰： 『唐贞观中，自王公以下，垦田亩税二升，其实太重。至永徽以后，自上户以降，计户以粟，亦复不均。今宜令五等以上户计夏、秋二斗别输一升，随税以人，水旱税减则免输，州县择便地别置仓贮之，领于转运使。今以一中郡计之，正税岁入十万石，则义仓岁得五千石，推而广之，其利博矣。』因言：『明道中最为饥歉，国家欲尽贷饥民则兵食不足，故民有流转之患。是时兼并之家，出粟数千石即补官，是岂以爵为轻欤?特爱民济物不获已而为之尔，与夫乘岁之丰收羡余之人，于天下之广，为无穷之利，岂不大哉?且兼并之家，占田常广，则义仓所人常多；中下之家，占田常狭，则义仓所人常少。及水旱赈给，则兼并之家未必待此而济，中下之家实先受其赐矣。损有余补不足，天下之利也。』事下有司，会议者异同而止，于是琪复上其议，上纳之。已而众论纷然，以为不便，遂诏令第上三等户输粟，寻复罢。 止令上三等戶输义仓，乃明年正月戊午日事。 　　皇佑五年十二月，左司谏贾黯建言：『天下无事，年谷丰熟，则民人安乐，父子相保。一遇水旱，则流离死亡，捐弃道路。发仓廪以赈之则籴不足，课粟富人则力不瞻，转输千里则不及事，移民就谷则远近交困。朝廷之臣、郡县之吏，仓卒不知所出，则民饥而死者，已过半矣!夫水旱之灾，虽尧、汤所不克，今不思所以备灾之术，而岁幸年谷之熟，则是求出于尧、汤所不可必者也。臣尝读隋史，见所谓立民社义仓者，取之以时而藏之于民，下足以备凶荒，而上实无所利焉。愿仿隋制，诏仿天下州军，遇年谷丰熟，立法劝课，蓄积以备灾，此孟子所谓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亦不为虐者也。况取之以为民耶?』下其议司农寺，且命李兑与黯合议以闻，乃下诸路度可否，而以为可行者才四路，余或谓赋税之外两重供输，或谓恐招盗贼，或谓已有常平足以赡给，或谓置仓烦扰。于是黯复上奏曰：『臣尝判尚书刑部，见天下岁断死刑多至四千余人，其间盗贼率十七八。原其所自，盖愚民迫于饥寒，因之水旱，枉陷重辟，故臣请立民社义仓，以备凶岁。今诸路所陈，类皆妄议。若谓赋税之外两重供输，则义仓之意，乃教民储积，以备水旱。官为立法，非以自利，行之既久，民必乐输。若谓恐招盗贼，则盗贼利在轻货[9]，不在粟麦。今乡村富室，有贮粟数万石者，亦不闻有劫掠之虞。且盗贼之起，本由贫困。臣建此议，欲使民有贮积，虽遇水旱，不忧乏绝，则人人自爱而重犯法，此正销除盗贼之原也。若谓已有常平仓足以赡给，则常平之设，盖以准平谷价，使无甚贵甚贱之伤，或遇凶荒，发以赈救，则已失其本意，而常平之费又出公帑。方今国用颇乏，所蓄不厚。近岁非无常平，而小有水旱，辄致流离，饿莩起为盗贼，则是常平果不足仰以赈给也。若谓置仓廪敛材木恐为烦扰，则臣闻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义仓之设，本为百姓，晓谕诚至，约束诚勤，则下民虽愚，宜无所惮。况今州县修治邮传驿舍，皆敛于民，岂于义仓，独畏烦扰?人情可与乐成，不可与虑始。如臣言可采，愿自朝廷断而行之。』然当时牵于众论，终不行。 　　 广惠仓 　　嘉祐二年八月丁卯，置天下广惠仓。初，枢密使韩琦请罢鬻诸路户绝田募人承佃，以夏、秋所输之课给在城老幼贫乏不能自存者。既建仓，乃诏逐路提点刑狱司专领之，岁终具所支纳上三司，十万户以上留一万石，七万户八千石，五万户六千石，三万户四千石，二万户三千石，万户一千石，不满万户一千石，有余则许鬻之。 　　 校勘记 [1]辅臣 原本作『转臣』，据《长编》卷一○四改。 [2]浊轮寨 原本作『浊沦寨』，据《长编》卷一○四改。 [3]镇戎 原本作『领戎』，据《长编》卷一○四改。 [4]陕西四路 原本作『陕西西路』，据《长编》卷一三四改。 [5]田赋不平久莫能治 原本作『田赋莫□久不能治』，据《长编》卷一四四改补。 [6]『及敞至永兴』至『各恐增起税组』 原本脱『兴』至『各』凡二十二字，致文意不畅，兹据《长编》卷一九二补。 [7]处处 原本脱『处』字，据《长编》卷一九二补。 [8]三二百里间审如琳法 原本作『三二百里□□而琳法』，据《长编》卷一九二改补。 [9]轻货 原本作『轻贷』，据《长编》卷一七五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四十五 仁宗皇帝 茶法 十三场利害 　　天圣元年正月。国朝惟川峡[1]，广南茶听民自卖买，禁其出境，余悉榷，犯者有刑。在淮南，则蕲、黄、庐、舒、寿、光六州，官自为场，置吏总之，谓之山场者十三，六州采茶之民皆隶焉，谓之园户，岁课作茶，输其租，余官悉市之。其售于官，皆先受钱而后入茶，谓之本钱。又百姓岁输税者，亦折为茶，谓之折税茶，总为岁课八百六十五万余斤。其出鬻皆就本场，在江南则宣、歙、江、池、饶、信、洪、抚、筠、袁十州、广德、兴国、临江、建昌、南康五军；两浙则杭、苏、明、越、婺、处、温、台、湖、常、衢、睦十二州；荆湖则荆、潭、鼎、澧、鄂、岳、归、峡八州、荆门军；福建则建、剑二州，岁如山场输租折税，余则官悉市而敛之。总为岁课，江南千二十七万余斤，两浙、福建三十九万三千余斤，皆转输要会之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曰汉阳军，曰无为军，曰蕲口，为六榷货务。凡民鬻茶者皆售于官，其以给日用者，谓之食茶，出境则给券。商贾之欲贸易者，入钱若金帛，京师榷货务以射六务十三场茶，给券，随所射与之，谓之交引。愿就东南入钱若金帛者，听入金帛，计直予茶如京师。凡茶入官以轻估，其出以重估，县官之利甚博。而商贾转卖于西北，以至散于四裔，其利又特甚焉。县官鬻茶，岁课缗钱虽赢缩不常，景德中至三百六十余万，此其最厚者也。然自西北宿兵既多，馈饷不足，因募商人入中刍粟，度地里远近，增其虚估，给券，以茶偿之。后又益以东南缗钱、香药、象齿，谓之三税，而塞下急于兵食，欲广储峙，不受虚估，人中者以虚钱得实利，人竞趋焉。及其法既敝，则虚估日益高，茶日益贱，入实钱帛日益寡，而人中者非尽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于售钱得券，则转鬻于民，茶商或京师坐贾号交引铺者获利无几。茶商及交引铺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贸易以射厚利，由是虚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贾，券之滞积，虽二三年茶不足以偿，而人中者以利薄不趣，边备日蹙，茶法大坏。景德中，丁谓为三司使，尝计其得失，以为边籴，才及五十万，而东南三百六下余万，茶利尽归商贾，当时以为至论。厥后虽变而救之，然不能无弊。 　　已上据本志。 　　丁亥[2]，诏曰：『三路军储，出于山泽之利。比闻移用不足，二府大臣其经度之。』乃命三司使李谘、御史中丞刘筠、入内副都知周文质、提举诸司库务王臻、薛贻廓及三部副使较茶盐矾税岁入登耗，更定其法，遂置计置司，以枢密副使张士逊、参知政事吕夷简、鲁宗道继之。计置司首考茶法利害，奏言：『十三场茶岁课缗钱五十万，天禧五年，才及缗钱二十三万，每券直钱十万，鬻之售钱五万五千，总为缗钱实十三万。除九万缗为本钱，岁才得息钱三万余缗，而官吏廪给不与焉。是则虚数虽多，实利殊寡。』因请罢三税，行贴射之法。其法以十三场茶买卖本息并计其数，罢官给本钱，使商人与园户自相交易，一切定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罗源场茶，斤售钱五十有六，其本二十有五，官不复给，但使商人输息钱三十有一而已（《实录》三月辛卯）。然必辇茶入官，随商人所指而予之，给券为验，以防私售，致有贴射之名。若岁课贴射，则官市之如旧。园户过期而输不足计者，所负数如商人入息。旧输茶百斤，益以二十斤至三十五斤，谓之耗茶，亦皆罢之（《实录》三月）。其入钱以射六务茶者，如旧制。先是天禧中，诏京师入钱八万给海州、荆南茶，入钱七万四千有奇给真州、无为、蕲口、汉阳，并十三场茶皆直十万，所以饶裕商人[3]。而海州、荆南茶善而易售，商人愿得之，故入钱之数厚于他州。其入钱者，听输金帛十之六。至是既更十三场法，又募入钱六务，而海州、荆南增为八万六千，真州、无为、蕲口、汉阳增为八万（《会要》三年）。 五月。商人入刍粟塞下者，随所在实估，度地里远近增其直，以钱一万为率，远者增至七百，给券，至京师。一切以缗钱偿之，谓之见钱法。愿得金帛若他州钱，或茶、盐、香、药之类者听（《实录》五月甲子）。大率使茶与边籴各以实钱出纳，不得相为轻重，以绝虚估之弊。朝廷皆用其说。 李谘等新立见钱法，《实录》分载数处，今悉从本志，就正月癸巳初命官日并书之。『朝廷用其说』乃三月辛卯，今亦并书。《实录》分载有详有略，今参以《会要》，则本志所去取盖得之，不可不从也。 三月辛卯，始行淮南十三场贴射茶法。 茶法已具正月癸巳初命官时，今从本纪，特书此以表事始。 　　天圣二年七月壬辰，遣殿中侍御史王硕、内殿承制朱绪点检出场所积茶。初，朝廷既用李谘等贴射法，行之期年，豪商大贾不能轩轾为轻重，而论者或谓边籴偿以见钱，恐京师府藏不足以继，争言其不便。会江淮制置司言：『茶有滞积败坏者，请一切焚弃。』朝廷疑变法之弊，下书责计置司，令硕等行视。既而谘等条上利害，且上言：『尝遣官视陕西、河北，以镇戎军、定州为率。镇戎军入粟直二万六千，定州入粟直四万五千，给茶皆直十万。蕲州市茶本钱，视镇戎军粟直，及亡本钱三之一，所得不偿。其弊在于茶与边籴相须为用，故更今法。以新、旧二法较之，乾兴元年用三税法，每券十万，茶售钱万一千至六万一千，香药、象齿售钱四万一千有奇，东南缗钱售钱八万三千，而京师实入缗钱七十五万有奇，边储刍二百五万余围，粟二百九十八万石。天圣元年用新法，二年，茶及香药，东南缗钱每给直十万，茶入实钱七万四千有奇至八万，香药、象齿人钱七万二千有奇，东南缗钱入钱十五万五百，而京师实入缗钱增一百四万有奇，边储刍增一千一百六十万余围，粟增二百一十三万余石。旧以虚估给券者，至京师为出钱售之，或折为实钱，给茶责贱，从其市估，其先贱售于茶商者，券钱十万，使别输实钱五万共给。天禧五年，茶直十五万，小商百万已下免输钱。每券十万，给茶直七万至七万五千。天禧茶尽，则给乾兴已后茶，仍增别输钱五万者皆为七万，并给耗如旧，俟券尽而止。如此，又省合给茶及香药、象齿。东南缗钱，总直缗钱一百七十一万。』二府大臣亦言：『所省及增收，计为缗钱六百五十余万。异时边储，有不足以给一岁者，至是多者有四年，少者有二年之蓄，而东南茶亦无滞积之弊。其制置司请焚弃者，特累年败坏不可用者耳。』因言：『推行新法，功绪已见，盖积年侵蠹之源一朝闭塞，商贾利于复故，欲有以摇动，而论者不察其实，助为游说。愿力行之，无为流言改易。』于是诏有司榜谕商贾。 《实录》但于此记遣使视积茶，并四年三月甲辰，附见赐典史银绢事，余皆无之。今并从本志。《会要》亦无遗使视积茶及李谘等条上利害、榜谕商贾、赐银绢事，不知何也。 　　三年八月，李谘等既条上茶法利害，朝廷亦榜谕商贾，以推行不变之意。然论者犹争言其不便。辛未，命翰林侍读学士孙奭、知制诰夏竦同工部郎中卢士伦、殿中侍御史王硕、如京使卢守勤再加详定。 《实录》命奭、竦二人，此从本志。士伦是年三月以工部判度勾，寻改工中、陕漕，十月，以度勾为户副。 十一月己卯[4]，孙奭等言：『十三场茶积末售六百一十三万余斤，盖许商人贴射，则善茶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粗恶不时，故人莫肯售。又园户输岁课不足者，使如商人入息，而园户皆细民贫弱、力不能给，烦扰益甚。又奸人倚贴射为名，强市盗贩，侵夺官利。其弊如此，不可不革。请罢贴射法，官复给本钱市茶，而商人入钱以售茶者宜优之。请凡入钱京师售海州、荆南茶者，损为七万七千；售真州等四务十三场茶者，损为七万一千，皆有奇数。入钱六务十三场者又第损之，给茶皆直十万。』庚辰，诏从奭等议。自是河北入中复用三税法，旧给东南缗钱者，以京师榷货务钱偿之。 本志云：十月，遂罢贴射法。恐脱误，今从《实录》。 　　四年三月甲辰，前权三司使李谘落枢密直学士，兼领计置司刘筠、王臻、范雍、蔡齐、俞献可、姜遵、周文质各罚铜三十斤，枢密副使张士逊、参知政事吕夷简、鲁宗道各罚一月俸。先是，入内押班张德明传宣，下御史台鞠三司孔目官王举、勾覆官勾献等云云，各及未改茶法时不折虚实而妄称卖茶课增一百万余贯，以觊恩赏。朝廷以为然，遂赐举等银五十两、绢三十匹。士逊等坐不合以举等状施行，故及于罚。详定所孙奭等特释之。 　　闰五月。初，李谘等变法，使茶园户负岁课者如商人入息，后不能偿，至是，太湖等九场凡逋息钱十三万缗，诏悉蠲之。 　　七年三月甲申，上封者言：『天下茶盐课亏，请更议其法。』帝以问三司寇瑊，瑊曰：『议者未知其要尔。河北入中兵食，皆仰给于商旅。若官尽其利，则商旅不行，而边民困于馈运矣。法岂可数更?』帝然之。 　　景祐元年九月丁巳，枢密院副使李谘言：『天圣初行新定茶法，而议者沮毁之，吏人王举等皆坐黥配。今三司言岁课益亏，请复用天圣初所定法，举等显为非辜。乞与优叙之。』诏举等先依三司出职例各迁一资。谘顷在三司，陕西缘边数言军食不给，度支都内钱不足支月俸，太后忧之，命辅臣与谘经度其事。谘以谓：『旧法，商人入粟边郡，算茶与犀象、缗钱为虚实三估，至用十四钱易官钱百，坐困三司，乃谓变法，以实钱售茶，二者不得相为轻重。』既行，而商人果失利，怨谤蠭起。谘寻以病请外，相继坐变法谴绌，逾六年，乃再入三司，遂登西府。时三税法蠹耗日甚，议者皆言谘前在被谴绌，将复用见钱法，故谘先有是请。 　　三年正月戊子，命知枢密院事李谘、参知政事蔡齐、三司使程琳、御史中丞杜衍、知制诰丁度同议茶法。谘以前坐变法得罪，因辞，不许。三司使孙居中等言：『自天圣三年变法，而河北入中虚估之弊，复类乾兴以前，蠹耗县官。请复行见钱法二度支副使杨偕亦陈三税法十二害、见钱法十二利，以谓止用三税，所支一分缗钱，足以赡一岁边计。故命谘等更议，仍令召商人至三司，访以利害。 杨偕以此月壬寅，始自度支副使除河北都漕，今未也。本志即称都漕，盖误矣。 　　三月丙午[5]，权判户部勾院叶清臣请弛茶禁，以岁所课均赋城廓乡村人户。其疏曰：『山泽有产，天资惠民。兵食不充，财臣兼利。草芽木叶，私不得专。封国置吏，随处立管。一切官禁人犯，则刑既夺其赀，又加之罪，黥流日报，偷冒不悛。诚有厚利无赀，既济国用，圣仁恤隐，矜赦无辜，犹将弛禁缓刑，为民除害。度支费用甚大，榷易所收甚薄，刳剥园户，资奉商人，使朝廷有聚敛之名，官曹滋虐滥之罚，虚张名数，刻蠹黎元。建国以来，法弊辄改。载详改法之由，非有为国之实，皆商人协计，倒持利权，幸在更张，倍求奇羡。富人豪族，坐以贾赢，薄贩下估，日皆朘削，官私之际，俱非远策。臣窃尝较计茶利岁入，则以景祐元年为率，除本钱外，实收息钱五十九万余缗。又天下所售食茶，并本息岁课，亦只及三十四万缗，而茶商见通行六十五州军，所收税钱已及五十七万缗。若令天下通商，只收税钱，自及数倍。即榷务出场及食茶之利，尽可笼取，又况不费度支之本，不置榷易之官，不兴辇运之劳，不滥徒黥之辟。臣意生民之弊，有时而穷，盛德之事，俟圣不惑。议者谓榷卖有定率，征税无彝准，通商之后，必亏岁计。臣按：管氏盐钱法，计口受赋。茶为人用，与盐钱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定赋，民获善利。又去严刑，口出数钱，人不厌取。景祐元年[6]，天下户千二十九万六千五百六十五，丁二千六百二十万五千四百四十一。三分其一为产茶州军，内郭乡又居五分之一，丁赋钱三十；村乡丁赋二十；不产茶州、军郭乡、村乡如前计之，又第损十钱，岁计已支缗钱四十余万，榷茶之利，凡止五十余万缗。经商收税，且以三倍旧税为率，可得一百七十余万缗。更加口赋之人，乃有二百一十余万缗。或更于收税，则例微加增益，即所增至尠，所聚逾厚，比于官自榷易，驱民就刑，利病相须，炳然可察。』诏三司与详定所相度以闻，皆以为不可行。及嘉祐四年，卒行之。 　　是月，李谘等请罢河北入中虚估，以实钱偿刍粟。实钱、旧茶皆如天圣元年之制。又以北商持券至京师，旧必得交引铺为之保任，并得三司符验，然后给钱，以是京师坐买率多邀求，三司吏稽留为奸，乃悉罢之，命商持券，径趣榷务验实，立偿之钱。初，孙奭等虽增商人入钱之数，而犹以为利薄，故竞市虚估之券以射厚利，而入钱者寡。县官日以侵削，京师少蓄藏。至是，谘等又请视天圣三年入钱数第损一千有奇[10]。入中增直，亦视天圣元年数加三百。诏皆许之。又诏：『前已用虚估给券者，给茶如旧，仍给景祐二年已前茶。』而谘等又言：『天圣四年，尝计陕西入中愿得茶者，每钱十万，在所给券，径赴东南，受茶十一万一千。茶商利之，争欲售陕西券，故不复入钱京师。请禁止。』并言：『商人输钱五分，余为置籍召保，期年半悉偿，失期者倍其数。』事皆施行。 输五分钱召保立限，见《实录》康定元年正月。今依本志附此。 谘等复言：『奭等变法，岁损财利，不可胜计。且以天圣九年至景祐三年较之，五年之间，河北缘边十六州军入中虚费缗钱五百六十八万。今一旦复用旧法，恐豪商不便，依托权贵，以动朝廷。请先期戒约。』于是帝为下诏戒敕，而县官滥费，自此少矣。 三月癸巳，复行见钱法，罢交引。壬申，榷货务给交引，以景祐二年茶、五月勒陕西入中交引并赴京师。十二月禁豪商请托。今并从本志联书之。 　　四年正月壬午，命侍御史知杂事姚仲孙同详定茶法。详定茶法所请自今商人对买茶，全买茶，每一百贯、六十贯、见钱四十贯，许金银折纳。从之。 　　五月戊申，命权三司使王博文同详定茶法。 　　宝元元年正月，上封者言：『自变茶法，岁辇京师银绢易刍粟于河北扰配，居民内虚，府库外困，商旅非便。』丙辰，命权御史中丞张观、侍御史程戡、右司谏直集贤院韩琦与三司别议之。 　　四月辛卯，命翰林学士晁宗悫、内侍押班史崇信同议茶法。 　　七月丁酉，详定茶法所张观等请入钱京师，以售真州等四务十三场茶直十万者。又视景祐三年数损之，为钱六万七千入中。河北愿售茶者又损一千，而诏又第损二千。于是入钱京师，止为钱六万五千，中河北为钱六万四千而已。 康定元年十二月，权三司使叶清臣言：『新茶法未适中，请择明习财利之臣别行课校。』上以号令数更，民听眩惑，乃诏即三司裁定，务优贩者。然亦卒无所变也。 盐法 议陕西池盐法 　　天圣八年八月丙戌，诏翰林学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随与三司详定陕西两池盐法[8]。 　　十月，陕西解州、安邑两池，岁为盐百五十二万六千四百二十九石五十斤。以席计，为六十五万五千一百二十席，席百六十斤。初以给京师，及西京、南京、京东之兖、郓、曹、济、濮、单、广济，京西之滑、郑、颍、陈、汝、许、孟，陕西之河中、陕、解、虢、庆、成，河东之晋、绛、慈、隰，淮南之宿、亳[9]，河北之怀、濮、卫及澶州诸县之在河南者，总府、州、军二十八，皆官役乡户衙前及民夫，谓之贴头。水陆漕运，禁人私鬻。京西之襄、邓、蔡、随、唐、金、商、房、均、郢、光化、信阳、陕西之京兆、凤翔、同、华、耀、乾、泾、原、邠、宁、仪、渭[10]、鄜、坊、丹、延、环、庆、秦、陇、阶、成、保安、镇戎，及澶州诸县之在河北者，总府、州、军三十七，听商贾贩鬻，官收其算。并边秦、延、环、庆、渭、源、保安、镇戎、德顺九州军，又募人入中刍粟偿以盐。凡通商州军在西京者为南盐，在陕西者为西盐。若禁盐池，则为东盐。各有经界，防其越逸。而三京、二十八州军官自辇盐。百姓困于转输，颇受其弊。有上书言县官榷盐得利微而为害博，两池积盐为阜，其上生木合抱，数莫可校。欲通商平估以售，少宽百姓之力。乃诏盛度、王随议更制度。随与权三司使胡则画通商五利上之曰：『方禁商时，官伐木造船，以给辇运，而兵民罢劳，不堪其命。今无复其弊，一利也。始之以陆运，既差贴头，又役车户。贫民惧役，连岁逋逃。今悉罢之，二利也。又舟运河流有沉溺之患，纲吏侵盗，杂以泥沙、硝石，其味苦恶，疾生重腿。今皆得食真盐，三利也。国之钱币请之货泉，盖欲使之流通。而富室大家多藏镪不出，故民用益蹙。今得商人六十余万，颇助经费，四利也。岁减盐官、兵卒、畦夫、佣作之给，五利也。』丙申，诏曰：『池盐之利，民食所资。申命近臣，详立宽制，特弛烦禁，以惠黎元。其罢三京、二十八州军榷法，听商贾人钱若金银。京师榷货务受盐两池。（此据本志）或云：上书者，王景也。景尝言池盐之利，唐氏以来，几半天下之赋。太宗时令严峻，民不敢私煮炼，官盐大售。真宗务缓刑罚，宽聚敛，私盐益多，官课日亏。景时为选人，始建通商之策。大臣咸言其不便，太后力欲行之，谓大臣曰：『闻外间多苦盐恶，信否?』对曰：『惟御膳及宫中盐善尔，外间皆食土盐。』太后曰：『不然。御膳亦多土，不可食。』或议通商何如，大臣皆以为如是则县官必多所耗。太后曰：『虽弃数千万亦可，耗之何害?』大臣亦不敢复言，故命盛度等与三司详定利害，卒行景策。诏下，蒲、解之民皆作感恩斋（此据司马光《记闻》）。自是，虽商贾流行，而岁课之入官者耗矣。 　　明道元年十二月庚申，命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李谘、翰林学士盛度、侍读学士王随同议解盐法。天圣八年，始听解盐通商。行之一年，岁入视天圣七年损缗钱十五万，明年更损九万，其后岁益耗，故令谘等议之。随、度皆初以通商为便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