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纪事本末 - 第 12 页/共 43 页
九年秋九月，黎讠惠愤悒死，众复立其子宁，号曰“世孙”，有兵三千。登庸屡攻之，老挝为援，不能克。宁结国人袭击登庸，大败之。登庸走海阳，据上洪、下洪、荆门、南策、太平诸郡。宁还国，诛大臣为请者，悉发兵二十万，起郑绥将而攻海阳，一月，固守不下。登庸别选兵万人，舟行出大江，竟掩国都。宁错愕复走清华，登庸掠库藏，取世孙旗盖张而还，呼曰：“得王矣！”郑绥兵大溃。久之，宁复悉清华兵讨登庸，相拒不决。登庸阴结土帅郭辽鹤使袭宁，大败之，擒宁妃淑宝沉于江，宁与郑绥子惟走老挝，聚兵八千人，保漆马江。登庸以其子方瀛为大王，改国大正。
十六年夏四月，议讨安南。先是，皇子生，当颁诏安南。大学士夏言请问安南罪。下廷议。兵部尚书张瓒言：“登庸弑逆当讨。”户部侍郎唐胄谓：“帝王之于荒服，以不治治之。自安南内难，两广遂少边警，不必疲中国为黎氏复仇。”然上意甚锐，而安南使者郑惟忄适至。初，黎宁居海曲，屡驰书总镇告难，俱被邀杀。惟忄等十人泛海自占城，附广东商船，凡二年方得至京，陈祸乱始未，乞兴师问罪。惟忄有志操，能文章，为书引申胥、张良、豫让为比，读者悲之。礼、兵二部议登庸有大罪十，不容不讨。兵部侍郎潘珍言：“安南不足置郡县，其叛服无与中国，释门庭之寇，远事瘴岛非计，宜择文武重臣佩印而往，移徼自定。”上责珍妄言，对状，闲住。廉州知府张岳亦上书谏，不报。
八月，云南巡抚汪文盛奏：“莫登庸闻发兵进讨，阴遣知州阮景等行觇至纳更山，为土舍李孟光所擒，并获伪撰《大诰》一册。”上怒，复敕征讨。先是，交人武文渊以其众来降，汪文盛遣指挥赵光祖往抚谕。文渊献进兵地图及登庸可破状，授冠带，赐四品武服，赉金帛。
冬十月，广东巡按余光疏：“安南自宋以来，丁移于李，李夺于陈，陈篡于黎，黎又转于莫，互相为贼，天道好还。今于安南，直宜问其不庭，彼若听服，因而授之。若必用兵，势难穷追，必生他变。古人臣出疆，苟利社稷，可以专之。广东去京八千余里，去安南又四千余里，若往复陈请而行，将失机事，乞假臣使宜往谕。”以轻率夺俸。
十七年夏四月，命咸宁侯仇鸾为征彝副将军，兵部尚书毛伯温参军务，讨安南。云南巡抚汪文盛传檄谕以祸福。武文渊攻登庸守镇营，破之。莫方瀛帅兵攻文渊，不克。文盛以蒙自县莲花滩当交、广水陆冲，遣兵据其地，以为诸来归人声援。方瀛惧，乃遣其党范正毅赍公移诣云南沐朝辅，言前国王黎周，被逆臣陈杀害，无子，登庸同国人推立周弟讠惠。亡何，讠惠被奸人杜温、郑绥诱迁清华，登庸仍推立讠惠弟。旋自清华迎讠惠归，与俱以病死，黎氏无嗣，垂死与群臣议，以登庸父子有功于国，召登庸子莫方瀛入，付以印章，命嗣主国事，遂为国人所推。其不上表通贡者，先缘陈升据谅山为梗，后乃守臣闭关不纳耳。黎宁乃乱臣阮涂之子，冒称黎姓，非讠惠子也。其所自列如此，然事皆诬罔，多自饰。沐朝辅乃以范正毅等并表疏公移送至京。朝廷知登庸父子奸伪，且虽称求降，而嗣不款服，又不束身归罪，乃决意讨之。以鸾总兵，伯温参赞。未几，巡抚蔡经上言：“安南水陆路有六，凭祥、龙舟、归顺、钦州、海洋、西路，皆接安南境，用兵须二十万，轻调大众，终非完计。”上不悦，然伯温师亦罢。
十八年冬十月，以莫登庸请降，命礼部尚书黄绾、翰林学士张治往谕登庸归国黎氏。未入境，召还，谕兵部会议以闻。兵部言：“登庸篡逼，罪所必讨，宜临以兵。如束身听命，然后待以不死。”上从之。仍命咸宁侯仇鸾、兵部尚书毛伯温帅师往讨。
十九年夏四月，钦州知州林希元上言：“臣闻莫方瀛请降，命大臣查勘。夫降者，将籍其土地人民以献也。今杀我士卒，夺我战船，降者固如是乎？臣以为欲得其请，宜约之曰：必归我四洞，必令黎宁不失位，必令黎氏旧臣郑惟忄、武文渊者皆有爵土，必奉我正朔。能从者降也，不然则诈也。而后兴问罪之师，以顺讨逆，何忧不克。方瀛之所恃者都斋耳，其地滨海，淤涂十余里，舟不得泊。计以为王城不支，即守都斋；都斋不支，即奔海上耳！若以东莞、琼海之师助占城击其南，贼不得奔矣；以福建之师航海出枝封，湖广之师出钦州，与之合，都斋无巢穴矣；以广西之师出凭祥，云、贵之师出蒙自，与之合，以攻龙编，则根本拔矣。如此，莫氏可一举而定也。”书凡四上，而为御史钱应扬所劾，言希元所称秘策者，固道路传闻之语，不足听。
六月，毛伯温等既至广西，征集两广、福建、湖广狼土官兵，并檄云南守臣集兵，候师期，又檄诸司于临边诸郡县储积粮饷。议分正兵为三哨：广西凭祥州为中哨，兵四万人，参政翁万达、副总兵张经督之；龙州罗回峒为左哨，兵一万四千人，副使郑宗、右参将李荣督之；思明府思明州为右哨，兵一万四千人，副使许路、都指挥白泫督之。分奇兵为二哨：归顺州为一哨，一万四千人，参政张岳、都指挥张︼督之：广东钦州为一哨，兵一万四千人，副使陈嘉谋、参将高谊督之。又乌雷山等处为海哨，兵一万四千人，副使涂楗、都指挥武鸾督之。中军都指挥董廷玉率五百人为亲兵，共兵一十二万余人。又议云南兵于莲花滩分三哨，哨各兵二万一千人，中哨以副使倪象贤、都指挥王绍监督，而督饷则布政使胡宗明；左哨以副使郑驺、都指挥方策监督，而督饷则右参政牛方；右哨以副使张纟、都指挥马立监督，而督饷则右参政程旦：皆黔国公沐朝辅、都御史汪文盛经画。既定，驰檄安南臣民，谕以朝廷兴灭继绝之义，讨罪止莫登庸父子，有能举郡县来降者，即以其郡县授之，擒斩登庸父子来降者，赏二万金，官显秩。又谕登庸父子，果能束身归罪，尽籍其土地人民纳款听命，亦待以不死。而伯温等驻师近边，登庸闻之大惧，遣使诣军门陈乞，愿出境降，躬听处分，词颇卑切。伯温等承制许之，约以十一月初三日来降，守臣于镇南关内设幕府将台以待。时登庸子方瀛已死，登庸乃留其孙福海守国，与其侄莫文明及诸头目阮如桂等四十余人入关，各跣足尺组系颈诣坛，匍匐稽首纳款书。复诣辕门，献所部土地军民籍，还所侵钦州四峒境土，请奉正朔及旧赐印章，护守本国，以俟更定。伯温等宣谕朝廷威德，称制赦之，暂令归国，待命处分。
二十年春二月，以莫登庸为安南都统使。初，毛伯温疏言：“登庸畏威，束身归罪，而黎宁所称黎氏后，谱系不详，莫可为据，乞宥纳登庸，削去故爵，量授新秩，使抚安南。”因送莫文明等至京师。下廷议，佥如伯温言。乃降安南为安南都统使司，以登庸为都统使，从二品，子孙世及，别给印章。其所僭拟制度，令削除改正。海阳、山南等一十三路，各设宣抚司正、佐职官，袭替黜陟，俱听登庸总理，通隶广西藩司。岁颁正朔，令三岁一贡。其黎宁，仍令守臣体勘，果系黎氏子孙，授与清华等四府，妄则勿予。莫文明等诸头目，赐赉有差。制下，登庸已死。伯温上疏，请以制命授其孙福海，从之。
夏六月，毛伯温班师，朝廷论功，加伯温太子太保，诸将校升赏有差。已而莫福海不能辑众，为黎宁所逐，居南海上，朝廷亦置不问。久之，福海子氵宏氵翼复振，卒逐黎氏有其国。
神宗万历九年，安南莫茂洽来贡。茂洽，氵宏氵翼子也。隆庆中，氵宏氵翼为其下黎伯骊所逐，死于海阳。至是，茂洽始得袭。二十四年夏四月，黎惟潭来降。黎氏自宁死，其旧臣郑简立宁
子宠于西都。简，惟忄子也。宠死无子，简等共立黎晖四世孙维邦。维邦死，次子维潭立，简子松辅之，攻杀茂洽，复据安南。莫敬用窜居高平，维潭浮海遣使诣督臣，归罪请款。因与约，以高平居莫氏，如黎氏漆马江故事。维潭难之，谓高平乃其故土，莫氏篡臣，不宜以漆马江为比。守臣曰：“莫氏在先世为篡逆，今日国家外臣也。使得假息一隅，毋遽殄绝，国家镇抚四裔良厚。”维潭乃听命。至是，筑坛具仪受其降，具如莫登庸故事。督臣陈大科上言：“莫之篡黎，其事逆，黎之复雠，其名正，宜许其来归，如祖宗成法。”诏以维潭为都统使，予莫敬用高平令，维潭毋得侵害，安南复定。安南东至海，西至老挝，南接占城，北连思明，衡二千八百里，纵一千七百里，界两广、云南三省。轺车往来，必由广西凭祥州、镇南关、龙州为孔道。由云南临安，则蒙自县莲花滩，可四五日至东都。国中设十三道，道不过中国一县。自黎氏以来，虽奉贡称藩，然帝其国中，如尉佗故事，死则加谥称宗。黎周之弑，或曰郑惟铲为之。郑宗强，亡黎复黎皆郑也。郑以江华为重，莫以都斋为重。维潭死，子维新立。维新死，子维祺立，补贡。
谷应泰曰：交趾自汉入为郡县，此与番禺、桂林，同归中国，非属彝附庸，谨称职贡比也。洪武陈氏奉国称臣，率先入贡，太祖许为外藩，不利土地。及永乐中，黎氏弑主盗国，称帝改元，非徒得罪本国，意实抗衡天朝，俘馘其众，不得云暴，编伍其地，不得云贪也。既分郡县，编置官僚，垂三十年，俨然宇下。一旦匹夫犯顺，遽尔割土加王。嗟乎！是赏叛也，是奖奸也。若曰存亡继绝，则陈乃孤也，以义当立；黎乃贼也，以法当诛。若曰勤民略远，则将立黎利，乃定之矣；若犹未也，不如勿伐。王通力屈而请和，柳升再入而败殁，然后下诏遣使，修好撤藩，城下之盟，耻同新郑，割地之议，辱比敬塘矣。夫文帝不加兵南越，光武罢西域都护，所谓量力度德，惧启兵端，未有徒败车奔，师夷将陨，形见势绌，忍诟攘询，韩王按剑牛后，鲁连誓死帝秦，而乃君臣相贺，自鸣圣德。至于旌节符绂，狼籍裔土，将吏公卿，流离草莽，战士污魂，哭闻中夜，孤臣巽血，碧化千年，计其班师之日，文武吏士携家而归者八万六千六百四十人，为黎贼遮留不遣者尚数万人，死者君其问诸水滨，生者不望生入玉门，贻笑蛮方，损威中国，谁秉国成，至此极乎！
汉火方昌，呼韩稽颡，元成不竞，乃弃珠崖，唐美贞观，组加突厥，文、昭板荡，始弃维州。宣宗四海安，九州岛鼎，盛王通败因纨，柳升失在轻浮，乃拾捐之为美谭，比祖宗于穆满。夫曹公东下，子布请迎，澶渊戒严，尧臣劝避，自古儒生狃安惮劳，摭经误国。二杨太平宰辅，黼黻承明，恒若有余，决机危疑，必形不足。不然，迎新主于金川，阿焰于末路，岂有立身朝堂，进退狠狈而顾，预谋阃外，贻谋远大者哉。夷考其后，名为陈后，实为黎窃。嘉靖中，黎世中叶，莫登庸复睥之。黎又匍匐告哀，朝臣又主二杨之说。而世宗赫怒，竟伸天讨。兵未出于国门，莫已父子自缚，泥首军门，削其王号，世守吏职，不闻其倔强自大，劳弊中国也。
所可异者，太祖使沐英取云南，即留英世镇滇中；成祖使张辅取交趾，不以辅留镇彼国，二十年后，并召还黄福。祸发于中官，乱成于庸帅，斋貂、多鱼，特儆漏师，短辕■犊，必败乃公。三百年来，终沦王化。夫亦庙算有遗策，而《春秋》多责备也。
卷二十三
○平山东盗成祖永乐十八年三月，山东蒲台县妖妇唐赛儿作乱。赛儿，县民林三妻，少好佛诵经，自称“佛母”，诡言能知前后成败事，又云能剪纸为人马相战斗。往来益都、诸城、安州、莒州、即墨、寿光
诸州县，煽诱愚民。于是奸人董彦杲等各率众从之，拥众五百余人，据益都卸石棚寨为出没。青州卫指挥高凤领兵捕之，贼夜乘间击官兵溃散，凤等皆陷。都、布、按三司以闻，遣人驰驿招抚之。直隶沂州卫亦奏：“莒州贼董彦杲等聚众二千余人，以红白旗为号，大行劫杀。莒州千户孙恭等往招抚，不服，杀其从者，势甚猖獗。”上敕安远侯柳升分兵剿之。柳升兵至益都，围贼于卸石棚寨。贼遣人乞降，诈云：“寨中食尽，且无水。”升以东门旧有汲道，即往据之。夜二鼓，贼袭官军营，都指挥刘忠力战死。黎明，柳升始觉，分兵追捕，获贼党刘俊等男妇百余人，而赛儿等竟遁。时贼党宾鸿等攻安丘，知县张、县丞马集民夫八百余人以死拒战。贼不能攻，复帅莒州、即墨之众，合万余人，并力攻之，声言屠城。于是都指挥卫青备倭海上，闻安丘围，急率千骑昼夜兼行，奋击败之。贼收余众再战，城中人亦鼓噪出击，宾鸿遁去。杀贼二千余人，生擒四十余人，皆斩之。时城中已不支，使青至稍迟，即陷贼矣。既而柳升至，青迎谒。升怒其专制，ㄏ出之，青不为屈。是日，鳌山卫指挥王贵亦以兵一百五十人击败贼众于诸城，尽杀之，山东悉平。行在刑部尚书吴中等劾奏：“柳升奉命征剿，不即就道。敕谕以‘贼凭高无水，且乏资粮，当坐困之，勿图近功’。升贼临境不设备，至贼夜斫营杀伤军士。时都指挥刘忠与升夹攻，忠身先军士，几破贼垒。升忌其成功，更不救援，致忠力尽而毙，贼遂得乘间遁去。升遣指挥马贵等追之，所过骚扰，升亦不问。及备倭都指挥卫青闻贼围安丘，急躬率所部兵昼夜兼行，遂败贼众。后三日升始至，反忌青功。故行摧击。人臣不忠，莫此为甚，请治其罪。”上曰：“朕每命将遣师，必丁宁告戒，俾图万全。今升方命失机，冒功忌能，罪不可宥。”遂下升于狱。上以唐赛儿久不获，虑削为尼或混处女道士中。遂命法司：凡北京、山东境内尼及道姑，逮至京诘之。
七月，以段民为山东左参政。是时，大索唐赛儿甚急，尽逮山东、北京尼。既又尽逮天下出家妇女，先后几万人。段民抚定绥辑，曲为解释，人情始安。初，唐赛儿夫死，赛儿祭墓，回经山麓，见石罅露石匣角，发之，得妖书、宝剑，遂通晓诸术。剑亦神物，惟赛儿能用之。因削发为尼，以其教施里间悉验，细民翕然从之。欲衣食财物，随所须以术运致。初亦无大志。乃妖徒转盛，至数万，官捕之急，赛儿遂反，杀伤军兵甚众。三司皆不以蚤发系狱。既而捕得之，将伏法，怡然不惧。裸而缚之，临刑刃不能入，不得已，复下狱。三木被体，铁钮系足，俄皆自解脱，竟遁去，不知所终。三司郡县将校等官，皆以失寇伏诛。
谷应泰曰：自古盗贼之起也，莫不好为妖瞀惑乱，陈胜以篝狐，张角以斗米，而号则天公、地公，雾则三里、五里，何其怪也。予以为男诚有之，有亦宜然。史称琊邪吕母，聚党数千人，杀海曲宰，入海中为盗。而同时平原女子迟昭平，亦聚数千人，屯河阻兵。以是知妇女之轻剽好作乱，大抵不少概见也。成祖时，有蒲台唐赛儿者，自号“佛母”，能刻楮为人马相战斗，众益信之。于是莒、即墨诸奸民遂蜂起，而贼党董彦杲、宾鸿等亦掠兵应之。幸所据不过数州，转战不过旬月，卫青、王贵两军急击，旗靡辙乱，鱼烂而亡矣。然则赛儿妖术果安在耶？岂王凝之鬼兵相助，而大道竟不可信耶？抑费长房役使鬼物，而遂为群鬼所杀耶？是皆不可知。而独是柳升以通侯之尊，授钺出师，驿骚供亿，逍遥河上，乃更切责卫青，忌嫉有功。假令大敌在前，将校不和，王师可一战而溃也。虽然，成祖之用兵也，南定金陵，北征沙漠，地拓三佬，威行万里，而赛儿以一愚妇人踯躅其间，乃欲结娘子之军，乘夫人之城，譬之薄石击柱，多见其不知量矣。然而予以赛儿之乱，则黩武之所致也。《秦风》尚首功，而《小戎》亦谈车战。河北甚藩镇，而女子亦通剑器。牝鸡之晨，或亦怒蛙之式乎！至于赛儿遁去，而燕、齐诸尼，并天下奉佛妇女，逮者几万人。犹之石闵戮羯部，多髯高鼻者并诛；袁绍斩宦官，面不生须者亦杀。玉石俱焚，势固然也。尤可异者，赛儿踪迹杳不可问，岂军中张燕，群号冲飞，河上孙恩，相传水化。妖耶？人耶？吾弗知之矣。
卷二十四
○河漕转运成祖永乐元年三月，沈阳中屯卫军士唐顺言：“卫河之原，出卫辉府辉县西北八里太行苏门山下。其流自县城北经卫辉城下，入大名浚县界，迤■抵直沽入海。南距黄河陆路五十余里。若开卫河，距
黄河百步置仓廒，受南京所运粮饷，转致卫河交运，则公私交便也。”上命廷臣议，俟民力稍■行之。四年秋七月，命平江伯陈兼督江、淮、河、卫转运。洪武中，
航海侯张赫、舳舻侯朱寿俱以海运功封，岁运粮七十万石，止给辽左一方。永乐初，北京军储不足，以充总兵，帅舟师海运，岁米百万石。建百万仓于直沽尹儿湾。城天津卫，籍兵万人戍守。至是，令江南粮一由海运；一由淮入黄河至阳武，陆运至卫辉，仍由卫河入白河至通州。是为海陆兼运。
八年，以旧额漕运二百五十万石，不足给国用，特令江、浙、湖广三省各布、都官自行督运，共三百万石有奇。九年春二月己未，命工部尚书宋礼、都督周长开会通河。自济
宁至临清，旧通舟楫。洪武中，河岸冲决，河道淤塞。故于陆路置八■运所，每所用民丁三千，车二百辆，岁久民困其役。永乐初，屡有言开河便者，上重民力未许。至是，济宁同知潘叔正言：“会通河道四百五十余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浚而通之，非惟山东之民免转输之劳，实国家无穷之利也。”乃命礼等往视。礼等极言疏浚之便，且言天气和霁，{冖且}及时用工。于是遣侍郎金纯发山东、直隶、徐州民丁，及应天、镇江等府民丁，并力开浚。民丁皆给粮犒赏，蠲他役及今年田租。命宋礼总督之。
河南河水屡岁为患。先是，遣工部侍郎张信往视信。访得祥符县鱼王口至中滦下二十余里，有旧黄河岸，与今河面平，浚而通之，俾循故道，则水势可杀，遂绘图以进。诏发河南民十万，命兴安伯徐亨、王部侍郎蒋廷瓒、金纯相度开浚，并命礼兼督之。
六月，会通河成。以汶、泗为源，汶水出宁阳县，泗水出兖州，至济宁而合。置天井闸以分其流，南流通于淮。而新开河则居其西，北流由新开河道东昌入临清，计三百八十五里。自济宁至临清置十五闸，以时启闭。又于宁阳筑罡城坝遏汶水，尽入漕河。礼还京上言：“会通河源于汶、泗，夏秋霖潦泛溢，则马常泊之流亦入焉。汶、泗合流，至济宁分为二河：一入徐州，一入临清。河流深浅，舟楫通塞，系乎泊水之消长。泊水夏秋有余，冬春不足，非经理河源，及引别水以益之，必有浅涩之患。今汶河上流，上自宁阳县已筑坝堰，使其水尽入新河。东平州之东境，有沙河一道，本汶河支流，至十里口通马常泊。比年流沙淤塞河口，宜及时开浚。况沙河至十里口，故道具存，不必施工。河口当浚者仅三里，河身宜筑堰者计百八十丈。”从之。
十年春正月，巡按山东御史许堪言：“去年卫河水溢，河岸倒塌。”命工部尚书宋礼相度措置。夏四月，尚书宋礼奏：“自卫河东北至旧黄河一十二里内，五里旧河有沟渠。五里系古路，二里系平地。今开河泄水以入旧黄河，则至海丰大沽河入海。”上命俟秋成为之。
九月工部主事蔺芳言：“中滦分导河流，使由故道北入于海。河南之民，免于昏垫，诚万世之利。然缘河新筑护岸扫座，用蒲绳泥草，不能经久。臣愚以为若用木编成大囤，若栏圈然，置之水中，以椿木钉之，中实以石，却以横木贯于椿表，牢筑堤土，则水可以杀，堤可以固，而河患息。”从之。尚书宋礼荐其才，擢为工部右侍郎。
十一月，浚镇江京口、新港、甘露三港达于江。十三年三月，罢海运粮。命平江伯陈于湖广、江西造平底浅船三千艘，以从河运，岁运三百余万石。初，漕运北京，舟至淮安，
过坝渡淮，以达清河，输挽甚艰。故老为言；“淮安城西有管家湖，自河至淮河鸭陈口，仅二十里，与清河口相值。宜凿河引湖水入淮，以通漕舟。”从之。乃凿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鸭陈口达淮。就管家湖筑堤旦十里，以便引舟。置四闸，曰：移风、清江、福兴、新庄，以时启闭。浚仪真、瓜州通潮。凿吕梁、百步二洪石，平水势。开泰州白塔河，通大江。筑高邮湖堤，堤内凿渠，亘四十里。淮滨作常盈仓五十区，贮江南输税。徐州、济宁、临清、德州皆建仓，使转输。议以原坐太仓岁粮，苏州并山东兖州，送济宁仓；河南、山东送临清仓，各交收。浙江并直隶卫分官军于淮安，运至徐州；京卫官军于徐州，运至德州；山东、河南官军于德州，接运至通州。名为“支运”。年凡四次。河浅胶舟处，滨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浅夫，俾导舟。其可行处，缘河堤凿井树木，以便行人。乃增置浅船三千余艘，海运遂罢。凡漕渠在齐、鲁间者，宋礼功为多。在江、淮间者，陈功为多。
十四年，设淮安之清河、福兴，徐州之沽头、金沟，山东之谷亭、鲁桥等闸，各置官。于是漕运始达通州。宣宗宣德五年三月，陈复言：“支运法军民均劳甚善。但民病
舍穑往还，不若益耗兑军便。”帝是其议，改为“兑运法”。行之既久，耗亦纳官，失初意矣。七年，置吕梁漕渠石闸。初，陈以吕梁上洪地险水急，漕舟
难行，奏令民于旧洪西岸凿渠深二尺，阔五丈有奇，夏秋有水，可以行舟。至是，复欲深凿，置石闸三，时其启闭以节水，庶几往来无虞。事闻，命附近军卫及山东布政司量发民夫工匠协成之。
宪宗成化四年，初，正统间，漕米入庾，始有锐。至是，帝诘锐米，户部执曝扬之数。取米石，一其锐曝之，得九斗有六升，乃以升为耗。巡抚江南邢宥修复运河坝闸。先是，正统初，巡抚周忱经理运
道，武进奔牛、吕城设为坝闸，俾漕舟由京口出江，最称便利。迨景泰间，坝闸渐颓，水道淤浅。有议从蔡泾、孟渎出江者，因迫海洋，漕舟多覆溺。天顺间，巡抚崔恭奏请从周忱故道，增置五闸。至是成之。
七年，罢瓜、淮兑运。并改四仓之支运者，俱令兑各附近水次。其瓜、淮者于原耗外，益以脚米。四仓故无耗者，准量给耗米。又复在军运。寻复定兑运改兑之额：河、淮以南，以四百万供京师；河、淮以北，八百万供边境。别贮额外米于临、德，曰“预备米”，以备漕米之拨补也。先是，宣德间，定耗例，二米一他物，盖仿洪武时附载土物之意，用以资君便民。至成化为改兑法，则悉从本色，听军易用，然多滞不便。
世宗嘉靖七年，通惠河成，粮运从河入，省轻赍银一十一万，诏给军三之一，并令三岁后，量减加耗以宽民。初，弘治中，议定折耗银曰轻赍，凡轻赍之银官给之。大抵米以备远涉及显加之耗，银以备佣僦铺垫之用。要之，正米无缺而止。正外诸羡，尽归旗卒，官无利焉。一时军卒饶逸，漕运于斯为盛。亡何，漕抚李蕙请赍余贮库，听来年缺者贷偿之。上可其奏，着为令。嘉靖初，河漕总兵杨宏奏：“轻赍随军人，缓急有济。若贮漕库，非法也。”大学士费宏言：“卫军终岁勤劳，给京军幸有羡，宜与之。”诏皆给军，军欢然。久之，户部言：“轻赍之费仓为甚，譬雀鼠之啮，虮虱之吮，虽禁不可止也。上曰禁革，下曰扣除，不如其已。请令运官备列仓费前规，听官给领之。”而给军遂革。至是，通惠河成，遂有是命。
八年，疏治清江浦复旧，乃由江入淮之道。神宗万历七年，复筑高堰。隆庆中，高堰废，淮水坏民田。至是，议复筑之。起新庄至越城，长一万八百七十余丈。堰成，淮水
复由清口会黄河入海，而黄浦不复冲决。又以通济闸逼近淮河，旧址坍损，改建于甘罗城北。仍改浚河口斜向西南，使黄水不得直射。因发折新庄闸，又改福兴闸于寿州厂适中处所，其清江板闸照旧增修。又议修复五坝，惟信字坝久废不用；智、礼二坝加筑，仍旧车盘船只；仁、义二坝与清江闸相邻，恐有冲浸，移筑天妃闸内。复命官修扬州、高、宝运河，减水闸四座，加高闸石九座。自是，宝应诸河堤岸相接。
九年，于淮安府城南运河之旁，自窑湾杨家涧历武家墩，开新河一道，长四十五里，曰永济河。因置三闸，以避清江浦之险。十一年，建清江浦外河石堤长二里，矶嘴七座。又建西桥石堤
长九十八丈，以御淮河之冲。又议淮由昭灵祠南黄河出口，历羊山、内华山、梁山接境山，开河置闸，以避戚港之溜。十二年，扬州高、宝运道石堤之东，傍堤开新河三十余里，以
避槐角楼一带之险，曰弘济河。谷应泰曰：尧都冀方，九州通贡，水陆分道，舟车递兴。然皆方物筐篚，非秸至粟米，负重致远也。秦人输粟入边，十锺而致一
石，盖难之矣。汉兴，海陵之粟，号甲天下，而分封列侯，天子仰食，不过中原三辅。唐郡县天下，关中运道，龙门险峻，舟桴罕入。岁值霖潦，车牛不给，天子至率百官就食东京。奉天告围，蔓菁采食，韩粟至，脱巾撤呼。宋都汴京，运道四达，路置兑仓，号为转运。此刘晏遗规，非丰、熙创法也。元建都北平，张万户以盐盗出没，习知海上险易，献书海运，成山、直沽，无异安澜。明初海运，犹致百万。文皇迁鼎，屡勤宵旰。海漕并进，水陆互输。漕制渐增，海运遂罢。安危之势易明，内外之形易判也。
夫蜀道千年，蚕丛不启；临海咫尺，台、宕犹遗。自燕迄吴，径四千里，俞江涉淮，天限之已。然而平江筑堤，考自张吴；丹徒王气，凿由孙氏。黄池夫差之故迹，邗沟隋帝之遗规。假勾吴之霸烈，为圣主之驱除；藉荒王之游幸，启千年之利涉。至于渡淮而北，昭阳、独山，滕、薛濒湖；、沂、汶、泗，鲁郊多水。齐擅清济，燕夸浊漳。直沽至海，潞水俞燕。古今人力，输灌裁通。远近地形，蓄潴本盛。盖东南舟楫，利尽人功；西北高平，险因天设。莫不枝延蔓引，自成万里之形；璧合珠连，已见百川之赴。因而按图求辙，度地施工。所以因山垒石，计日成城，依井求泉，终朝获汲者也。稽其道里之略，京口设闸。而浙舟入江，谓之“浙漕”。高邮筑堤，而江舟入淮，谓之“江漕”。入淮以后，谓之“出黄”。初凿吕梁洪，舟河行者五百十余里。继开董家口，避河险者二百七十余里。河行至此，谓之“入口”。南阳夏村，皆引诸湖。既达济宁，而湖漕入济，谓之“湖漕”。而进此皆会通河矣。由天井闸至临清三百八十余里，而济漕入卫，谓之“出口”，而会通河尽矣。卫水顺流，直抵天津，谓之“卫河”。卫漕入潞，潞水之流，谓之“白漕”，白漕既入，径抵通州矣。
若夫江、淮以南，陈功著；齐、鲁以北，宋礼功多。潘季驯之凿开董口，朱衡之庐居夏村。而天井一闸，南北之脊，地如建瓴。从老人白瑛之请，出七十二泉之水。南流达徐，北流达卫。观其神功，此亦秦皇驱石，鞭迹犹存；大禹凿山，掌形宛在。漕河之底绩，古今之明德也与！
卷二十五
○治水江南成祖永乐元年夏四月，命户部尚书夏原吉治水江南。时嘉兴、苏、松诸郡，水患频年，屡敕有司，督治无功，故有是命。六月，命侍郎李文郁往佐尚书夏原吉，相度水田，量免今年租
税。秋八月，遣都察院佥都御史俞士吉赍《水利集》赐夏原吉，使讲求疏治之法。原吉上言：“江南诸郡，苏、松最居下流。常、嘉、湖三郡土田，高多下少。环以太湖，亘绵五百里，纳杭、湖、宣、
歙诸山水，注淀山诸湖，入三泖。顷浦港湮塞，汇流涨溢，伤害苗稼。拯治之法，宜浚吴淞诸浦港，泄其壅淤，以入于海。吴松江袤二百余里，广百五十余丈。西接太湖，东通海。前代屡疏，以当潮汐，沙泥淤积，旋疏旋塞。自吴江长桥至下界浦约百二十余里，虽稍通流，多有浅窄。又自下界浦抵上海南仓浦口，可百三十余里，潮汐壅障，茭芦丛生，已成平陆。欲即开浚，工费浩大。臣相视得嘉定刘家港，即古娄江，径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径入大江，皆广川浚流。宜疏吴淞江南北两岸安平等浦港，引太湖诸水入刘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海。松江大黄浦，乃通吴淞要道，下流壅塞，难即疏浚。傍有范家滨至南仓浦口，可径达海，宜浚令深阔，上接大黄浦以达茆湖之水。此即《禹贡》‘三江入海’之迹。俟既开通，相度地势，各置石闸，以时启闭。每岁水涸时，修圩岸以御暴流。”疏上，行之。役夫凡十余万。原吉布衣徒步，日夜经画，盛暑不张盖，曰：“百姓暴体日中，吾何忍！”于是水泄，农田大利。
二年春正月，复命户部尚书夏原吉往苏、松疏通旧河，以大理寺少卿袁复副之。六月，以陕西按察司副使宋性为布政使右参政，从夏原吉苏、松治水。九月戊辰，户部尚书夏原吉治水功成，还朝。
三年夏六月，命户部尚书夏原吉、佥都御史俞士吉、通政使赵居任、大理寺少卿袁复赈济苏、松、嘉、湖饥民。上曰：“四郡之民，频年厄于水患。今旧[QDXD]已罄，新苗未成，老稚嗷嗷，朕与卿等能独饱乎？其往督郡县发仓廪赈之。所至善加抚绥，一切民间利害，有当建革者，速以闻。”
宣宗宣德七年九月，苏州知府况锺上言：“苏、松、嘉、湖之地，其湖有六：曰太湖，曰傍山，曰阳城，曰昆承，曰沙湖，曰南湖。联属广袤凡三千里。其水东南出嘉定吴淞江，东出昆山刘家港，东北出常熟白茆港。永乐初，朝廷命尚书夏原吉督理疏浚，水不为患。年久淤塞，一遇久雨，遂成巨浸，田皆溺焉。乞仍遣大臣督郡县吏于农隙时，发民疏浚，则一方永赖矣。”上命周忱与锺计工力多寡难易行之。
世宗嘉靖元年，巡抚李克嗣开吴淞江。吴淞自周忱修治后，天顺中命巡抚崔恭大盈浦出吴淞。弘治中，设水利佥事伍性，复吴淞中股及顾会赵屯浦。又命工部侍郎徐贯复治吴淞，自帆归浦至分庄七十余里。至是，克嗣用华、上、嘉、昆四县民力，开吴淞江四千余丈，十余年无水旱之忧。
二十二年，巡按吕光询疏修水利三事：“一曰广疏浚以备潴泄。盖三吴泽国，西南受太湖、阳城诸水，形势尤卑，而东北际海，冈陇之地，视西南特高。昔人于下流疏为塘浦，导诸湖之水，由北以入于江，由东以入于海。而又畎引江潮，流行于冈陇之外，是以潴泄有法，而水旱皆不为患。今惟二江颇通，一曰黄浦，一曰刘家河。然大河诸水，源多势盛，二江不足以泄之。而冈陇支河，又多壅绝，于是高下俱病。治之之法，先其要害者。宜治淀山等处菱芦之地，导引太湖之水，散入阳城、昆承、三泖等湖。又开吴淞江并太石、赵屯等浦，泄淀山之水，以达于海。浚白茆港并鲇鱼口等处，泄昆承之水，以注于江。开七浦、盐铁等塘，泄阳城之水，以达于江。又导田间之水，悉入于大浦。使流者皆有所归，而潴者皆有所泄，则下流之地治，而涝无所忧矣。于是乃浚臧村、第港以溉金坛，浚澡港等河以溉武进，浚艾祁、通波以溉青浦，浚顾浦、吴塘以溉嘉定，浚大瓦等浦以溉昆山之东，浚许浦等塘以溉常熟之北。二曰修圩岸以固横流。盖苏、松、常、镇最居东南下流，而苏、松又居常、镇下流，秋霖泛涨，风涛相薄，则河浦之水，逆行田间，冲啮为患。宋转运使王纯臣常令苏、吴作田塍御水，民甚便之。而司农丞郏亦云：‘治河以治田为本。’盖惟田圩渐坏，而岁多水灾也。三曰复板闸以防淤淀。河浦之水，皆自平原流入江海。水缓而潮急，沙随浪涌，其势易淤，不数年既沮洳成陆。岁岁修之，即不胜其费。昔人权其便宜，去江海十余里，或七八里，夹流而为闸。平时随潮启闭，以御淤沙。岁旱则闭而不启，以蓄其流。岁涝则启而不闭，以宣其溢。志称置闸有三利，盖谓此也。而宋臣郏侨亦云：‘汉、唐遗迹，自松江而东至于海，又导海而北至于杨子江，又沿江而西，至于江阴界。一河一浦，大者皆有闸，小者皆有堰。’臣按郡志，与侨颇合，然多湮废，惟常熟县福山闸尚存。正德间，巡按御史谢琛，议复吴塘等闸而不果。即今金坛县议复庄家闸，江阴县议复桃花闸，嘉定县议于横沥、练塘、盐铁各置闸如旧。”
穆宗隆庆四年，巡抚海瑞委松江府同知黄成乐、上海知县张{山顶}，开浚王渡起至宋家港，共长一万一千五百七十一丈，阔三十余丈。今议减半，开河面一十五丈、底阔七丈五尺、深一丈五尺六寸。共享工银六万余两。是岁大饥，畚锸云集，不两月而河工告成，民得仰食焉。
神宗万历十五年，以吴中岁遭水患，奏请特设水利副使一员，驻松江。是岁，命许应逵莅任，发帑金十万为修治费。及首浚吴淞，后及支干。开浚未完，而故道反塞。不一年尽为平壤，功未竟。
谷应泰曰：天下之赋，半在江南，而天下之水，半归吴会。盖江南之田，资水灌沃，特号涂泥，又易沾足，偃鼠饮河，酌多孔取，非如雍州土厚水深，冀州神皋天党也。考浙西及苏、松诸郡，以杭、湖、宣、歙万山之水，奔腾涌溢，尽入太湖。太湖蓄潴之余，溢于三江，东流入海，所谓“三江既入，震泽底定”是也。然则三江无可入之道，则震泽无可定之波也明矣。而乃吴淞、娄江，率皆淤塞，黄浦、白茆，仅见虚名，江海之门泄泻既少，震泽汪洋承流遂缓矣。加以山水多沙，夏秋暴涨，乘势飘流，势缓波平，沙因类聚，濒湖诸泖相继堙芜矣。
夫悬师井陉，仅容单骑，则良将为之踌躇；入告君门，路隔九阍，则忠臣为之泣血。况于滔天臣浸，泄于一线之流；倒峡倾江，阻于一坏之土。其鱼之叹，能不为之寒心哉！而或者谓溪不入湖，皆由吴江长桥之筑。水清沙滞，势至壅阂。赖江流剽疾，聚族兼行。今桥梁既立，水势纡回，清浮则去，浊重则沈。此犹贾让治河，必欲尽徙民居，放河北流，以入渤海。而宣房筑渠，更播德、棣，分为八河，以息民患。诚云上策，其事盖难言之。大抵嘉、湖地据上流，故溪不入湖，则嘉、湖代受震泽之水。苏、松势处下流，故湖不入江，苏、松且代受三江之水。夏原吉躬履勘验，始称太湖泛溢宜浚吴淞。然苏之吴淞，沙泥淤塞，旋疏旋积。松之吴淞，茭苇丛生，渐成陆地。请于嘉定开刘家港，常熟开白茆港，而苏水入海。于松江更开范家坟以达大黄浦，而松水亦入海。广浚分支，其受三江之水，即所谓三江既入。多为尾闾，以杀震泽之怒，即所谓震泽底定。《禹贡》所书，明易简尽。原吉所治，委曲详至。江南水势，大略可睹矣。
至宣德七年，况锺复请修举夏绪，起民昏垫。夫锺之去夏，仅三十年。芍陂烦艾，渭渠需庄。而况金城柳大，沧海田成，世纪奄逝，陵谷摧移。又有吕光询治水三利，海瑞浚筑奏功。苟非泥橇山累，视同推溺，何以称焉。
卷二十六
○太子监国
成祖永乐二年四月，册立世子为皇太子。先是，洪武二十八年，太祖亲册为燕世子。时秦、晋、燕、周四世子，太祖皆教而试之。
一日，使分阅卫士，燕世子还独后。问之，对曰：“寒甚，士方食。”太祖喜。使阅章奏，择可施行者报命，太祖益爱之。后成祖即位，议建储，武臣多请立高煦者，谓其有扈从功。金忠以为不可。上犹豫未定，遂召解缙预议。缙言立嫡以长，复曰：“好圣孙。”盖指宣宗也。上又密以问黄淮，淮亦曰：“长嫡承统，万世正法。”复召问尹昌隆，昌隆对与淮同，上意遂决。及《文华宝鉴》成，上召皇太子谕之曰：“修已治人之要，具于此书。尧、舜相传，惟曰‘允执厥中’。帝王之道，贵乎知要。汝其勉之！”皇太子拜受而退。上顾侍臣解缙等曰：“朕皇考训戒太子，尝采经传格言为书，名曰《储君昭鉴录》。此书稍充广之，益以皇考圣谟大训，以为子孙万世帝王之法。诚能守此，足为贤君。昔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晋元帝授太子以韩非书，帝王之道废而不讲，所以乱亡。朕此书皆大经大法，卿等兼辅东宫，从容闲暇，亦当以此为说，庶几成其德业，他日不失为守成令主。”侍讲学士王达侍皇太子，进讲干九四爻，举储贰为说。讲毕，皇太子召杨士奇问曰：“经旨于此，恐无储贰之说，达不含讥否？”士奇对曰：“讲臣非正道不陈，岂敢含讥。此本宋儒胡瑗之说也。”皇太子曰：“然则常人得此爻，亦举此说耶？”士奇曰：“殿下此问甚善。”因举程子云：“凡卦六爻，人人有用。圣贤有圣贤用，众人有众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无所不通。”太子悦。
六年八月，诏曰：“成周营洛，肇启二都。有虞勤民，尤重巡省。朕君临天下，氏率彝典。统极之初，已升顺天府为北京。今四海清宁，万民安业，国家无事，省方以时。将以明年二月巡幸北京，命皇太子监国。朕所经过处，亲王止离王城一程迎接，军民官吏于境内朝见。一切供亿，皆已有备，不烦于民，诸司无得有所进献。”
冬十一月，命丘福、蹇义、金忠、胡广、黄淮、杨荣、杨士奇、金幼孜等兼辅导皇长孙，谕之曰：“朕长孙天章日表，玉质龙姿，孝友英明，宽仁大度。年未一纪，夙夜孜孜，日诵万言，必领要义。朕尝试之以事，辄能裁决，斯实宗社之灵。卿等其悉心辅导。”
七年春正月，敕皇太子监国。惟文武除拜、四裔朝贡、边境调发，上请行在，余常务不必启闻。仍命吏部尚书兼詹事蹇义、兵部尚书兼詹事金忠、左春坊大学士兼翰林侍读黄淮、左谕德兼翰林侍讲杨士奇辅导监国。谕义等曰：“居守事重。今文臣中留汝四人辅导监国，若唐太宗简辅监国必付房玄龄等。汝宜识朕此意，敬恭无怠。”命学士胡广，侍讲杨荣、金幼孜及户部尚书夏原吉等扈从。赐皇太子《圣学心法》。上出一书，示胡广等曰：“朕因政暇，采圣贤之言，若执中建极之类，切于修齐治平者，今已成书，卿等试观之。”广等览毕，奏曰：“帝王道德之要，备载此书。”遂名曰《圣学心法》，命司礼监刊行。上谕黄淮、杨士奇曰：“东宫侍侧，朕问：‘讲官今日说何书？’对曰：‘《论语》君子小人和同章。’因问：‘何以君子难进易退，小人则易进难退？’对曰：‘小人逞才而无耻，君子守道而无欲。’又问曰：‘何以小人之势常胜？’对曰：‘此系上人之好恶，如明主在上，必君子胜矣。’又问：‘明主在上，都不用小人乎？’曰：‘小人果有才，亦不可尽弃。须常谨备之，不使有过可也。’朕甚喜其学问有进，尔等其尽心辅之。”
二月，帝发京师，三月，帝至北京。都御史虞谦、给事中杜钦奉命巡视两淮，启颍川军民缺食，请发廪赈贷。太子遣人驰谕之曰：“军民困乏，待哺嗷嗷，卿等从容启
请待报，汲黯何如人也？即发廪赈之勿缓。”赞善王汝正每于皇太子前论说赋诗之法，皇太子问杨士奇曰：
“古人为诗者，其高下优劣何如？”对曰：“诗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风解愠’之诗，唐、虞之君，其志尚矣。后世汉高帝《大风歌》，唐太宗《雪耻百王》之作，则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汉武《秋风辞》，志气已衰。如隋炀帝、陈后主所为，则万世之鉴戒也。殿下欲娱意文事，则两汉诏令亦可观，非独文辞高古，其间亦可礻卑益治道。如诗，无益之辞，不足为也。”太子视朝之暇，专意文事，因览真德秀《文章正宗》，羡其学识纯正。杨士奇曰：“德秀所著《大学衍义》一书，尤有益学者，为君为臣，皆不可不知。”太子即召翰林典籍取阅，大喜曰：“此为治之鉴戒，不可无。”遂命重刻，以赐诸皇孙及廷臣。
八年冬十月，上还南京。十一年，上幸北京，皇太孙从。命尚书蹇义、学士黄淮、谕德杨士奇及洗马杨溥等辅导太子监国。十二年三月，帝发北京，亲征瓦刺。六月，班师，驻跸沙河，
太子遣兵部尚书金忠等赍表往迎。八月，帝至北京，以太子所遣使迎车驾缓，且书奏失辞，怒曰：“此辅导者之咎也。”汉王高煦复讠替之，遂遣使逮尚书蹇义，学士黄淮，谕德杨士奇，洗马杨溥、芮善及司经局正字金问等至。中途有旨宥蹇义回南京，黄淮先至北京下狱。次日，士奇及金问继至，上曰：“杨士奇姑宥之。朕未尝识金问，何以得侍东宫？”命法司鞫之。寻召士奇至，问东宫事。士奇叩头称太子孝敬诚至，凡所稽违，皆臣等之罪。乃下士奇锦衣卫狱。未几，特宥复职。时金问词连溥等，遂相继下狱。有白事者曰：“殿下知谗人乎？”太子曰：“吾不知，知为子耳。”
十三年秋九月，直隶盐城县飓风，海水泛溢，伤民田二百一十五顷有奇。太子令蠲田租一千一百七十余石。帝至京师。十二月，《历代名臣奏议》书成。先是，上以玺书谕太子，命翰
林院儒臣黄淮、杨士奇等，采古名臣直言汇录，以便观览。至是书进，上览而嘉之，命刊印以赐皇太子、皇太孙及诸大臣。十五年春三月，上巡北京，命吏部尚书兼詹事蹇义、翰林学士
兼谕德杨士奇、侍读兼赞善梁潜辅太子监国。七月，赐皇太子《务本之训》。
十六年春三月，太子手书赐赞善徐善述言：“览卿为予改诗甚善。但今卿年迈，恐辅余为劳。似卿朴直苦口者，百无一二，面谀顺颜者，比比有之。卿无惮劳，弼成余业，惟望药石之言日甚一日，毋生犯鳞触讳之虑。余今欲学作表，卿可一如诗题立例，具诗题与表题间日封进，以广琢磨。春暖顺时将息，以慰余怀。”书函曰：“皇太子赍书赞善好古先生。”好古者，善述字也。太子视朝之暇，手不释卷，被服宽博，大类儒者云。
夏五月，上杀赞善梁潜、司谏周冕。时太子监国，上不时有疾。两京距隔数千里，小人阴附汉府者，谗构百端。侍从监国之臣，朝夕惴惴，人不自保。会有陈千户者，擅取民财，事觉，太子令谪交趾立功。数日，复念其军功，宥之。有讠替于上曰：“上所谪罪人，太子曲宥之矣。”遂逮陈千户杀之。以潜、冕不谏止，并逮下狱，皆死。
六月，上遣礼部左侍郎胡氵荧巡江、浙诸郡，陛辞，上谕曰：“人言东宫多失，当至京师，可多留数日，试观何如，密奏来。奏字须大，晚至即欲观也。”氵荧至京师，日随朝，凡见东宫所行之善，退即记之。勋臣某者语不谨，侍卫扌追之，仍当陛口奏，有旨不问。既退，亟宣侍卫者赏钞若干锭。于是群臣皆言不显责大臣，而旌禁卫，所以宽其罪而愧其心，见殿下之仁明也。居稍久，杨士奇曰：“公命使也，宜亟行。”氵荧权辞谢曰：“方治冬衣未完尔。”至安庆始书奏，以所见皆诚敬孝谨七事，密疏以闻。上览之大悦，自是不复疑皇太子。
十八年秋九月己巳，北京宫殿垂成，钦天监言：“明年正月朔吉，宜御新殿。”命户部尚书夏原吉召太子、太孙于京师，期十二月终至北京。太子赴北京，过滁州，登琅琊山，指示杨士奇曰：“此醉翁亭故址也。”因叹欧阳修立朝正言不易得，今人知其文，鲜知其忠。盖太子为文章尤善修，每曰：“三代以下，文人独修有雍容和平气象。”尤爱其奏议切直，尝命刊修文以赐群臣，且谕之曰：“修之贤，非止于文，卿等当考其所以事君者而勉之。”十一月，太子过凤阳，谒祭皇陵毕，周步陵傍，顾张本、杨士奇曰：“国家帝业所自也。”徘徊久之。耆老进谒，有知太祖时事者，从容与语，赐劳优厚。先是原吉自南京先驰奏，上复命迎之，且曰：“东宫缓行。”至是，原吉迎见太子于凤阳，道上旨。太子以不敢缓谕之，且手书付原吉与士奇，询访沿途军民利病，政事得失，备顾问。太子过邹县，见男女持筐，路拾草实者，驻马问所用，民跪对曰：“岁荒以为食。”太子恻然。稍前，下马入民舍，视民皆衣百结，灶■倾仆，叹曰：“民隐不上闻至此乎？”顾中官赐之钞，而召乡老问其疾苦，辍所食赐之。时山东布政石执中来迎，责之曰：“为民牧而民穷如此，亦动念乎！”执中言：“凡被灾之处，皆已奏乞停止今年秋税。”皇太子曰：“民饿且死，尚及征税耶？汝宜速发官粟赈之，事不可缓！”执中请人给三斗。曰：“且与六斗，汝毋惧擅发仓廪，吾见上当自奏也。”十二月，太子及太孙将至北京，原吉先入奏。上问原吉东宫来何速，对曰：“陛下慈注之深，东宫孝思之切。”上喜，赐钞二百锭。命诸臣先期分官出候于良乡。太子至北京，奏前过山东境内遇民饥，即令布政司发粟赈之。上曰：“昔范仲淹子犹举麦舟济父之故旧，况百姓吾之赤子乎！”
十九年，礼部尚书吕震语太子曰：“殿下前在南京，数遣中使进案牍，每有事以殿下过失闻，上指其妄言。今宜疏此人。”太子曰：“过失，吾岂能无。今至尊既不信之，我又与人较耶？”
二十年春三月，上北征，秋九月，还京师。二十一年夏五月，常山中护卫总旗王瑜上变，言：“常山中护卫指挥孟贤纠合羽林卫指挥彭旭等，举兵将推赵王高燧为主，而谋不
利于上及皇太子。”上命急捕。贼既悉得，遂召太子、赵王及文武大臣皆至。上御右顺门亲鞫之。先是，上以疾多不视朝，中外事悉启太子处分。太子往往裁抑宦侍，宦官黄俨、江保尤见疏斥。俨等日谗之于上，且素厚高燧，常阴为之地。因伪造毁誉之言，传播于外，谓上注意高燧，以绐外廷，由是贤等遂起邪心。钦天监官王射成与贤密，言于贤曰：“观天象，当有易主之变。”贤等邪谋益急，与其弟孟三，常山左护卫老军马恕、田子和，兴州后屯卫老军高正，通州右卫镇抚陈凯等，日夜潜谋，连结贵近，图就宫中进毒药于上。候上晏驾，即以兵劫内库兵仗符宝，分兵执府部大臣。豫令高正伪撰遗诏，付中官杨庆养子。至期从禁中议以御宝领出，废皇太子，而立赵王高燧为帝。布置已定，正密告其甥瑜，瑜曰：“此舅氏灭族之计。”力止不从，瑜遂入告。上览伪讠巽遗诏，震怒，立捕杨庆养子诛之，顾高燧曰：“尔为之耶？”高燧惴栗不能言，太子为之营解，曰：“高燧必不与谋，此下人所为耳。”上命文武大臣及三法司鞫治，群臣奏贤等所犯大逆，且有显实，当并极典。上曰：“且先籍其家。王射成以天象诱人，速诛之。贤等更加穷鞫，毋令遽死。”遂下锦衣卫严治，寻逮其党悉诛之。八月，帝发京师北征，十一月，还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