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会要 - 第 5 页/共 32 页

隆庆四年十一月己卯，祀天于南郊。旧制：郊毕举庆成宴。自世宗倦勤，典礼久废。至是，礼部尚书殷士儋始考定旧仪行之。(《殷士儋传》。 ) 万历十三年，礼科给事中王三馀疏言：“郊祀必躬亲，载之《会典》。乃者秋七月，雷震郊坛；恭绎德音，宣示臣工，共图修省。今岁似宜亲郊，以答天戒；代摄之举，未可以为常。”疏入，帝以其奏请不早，诘责之；仍遣官代。(《三编》。 ) ◎郊议 洪武元年二月壬寅朔，中书省臣李善长等奉敕撰进《郊祀议》，略言：“王者事天明、事地察，故冬至报天、夏至报地，所以顺阴阳之义也。祭天于南郊之圜丘，祭地于北郊之方泽，所以顺阴阳之位也。《周礼大司乐》：‘冬日至，礼天神；夏日至，礼导只。’此三代之正礼，而释经之正说。自秦立四以祀白、青、黄、赤四帝，汉高祖复增北，兼祀黑帝。至武帝有雍五，及渭阳五帝、甘泉太乙之祠，而昊天上帝之祭则未尝举行。魏、晋以后，宗郑玄者，以为天有六名，岁凡九祭，宗王肃者，以为天体惟一，安得有六？一岁二祭，安得有九？虽因革不同，大抵多参二家之说。自汉武用祠官宽舒议，立后土祠于汾阴隹上，(校点者案：《明史礼志》作“隹上”。但《史记封禅书》作“隹丘”。 )礼如祀天；而后世因于北郊之外仍祠后土。郑玄又惑于《纬》书，谓：‘夏至于方丘之上，祭昆仑之只；七月于泰折之坛，祭神州之只。’析而为二；后世又因之一岁二祭。元始间，王莽奏罢甘泉泰，复长安南、北郊，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亲合祀天地于南郊。由汉唐历千馀年间皆因之。其亲祀北郊者，惟魏文帝、周武、隋高祖、唐元宗四帝而已。宋元丰中，议罢合祭。绍圣政和间，或分或合。高宗南渡以后，惟用合祭之礼。元成宗始合祭天、地、五方帝，已而立南郊，专祀天。泰定中又合祭。文宗至顺以后，惟祀昊天上。今当遵古制，分祭天地于南、北郊。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岁从祀。夏至祀皇地只于方丘，以五岳、五镇、四渎从祀。”太祖如议行之，建圜丘于钟山之阳，方丘于钟山之阴。(《礼志》。 ) 《三编质实云》：“按《唐书》：‘睿宗太极元年夏五月，祭北郊。是月改元延和。八月，元宗即位，改元先天。’是亲祭北郊者睿宗，非元宗也。此议偶误耳！” 嘉靖九年，帝既定《明伦大典》，益覃思制作。凡郊庙百神，咸欲斟酌古法，厘正旧章。乃问张璁曰：“《书》称‘燔柴祭天’。又曰‘类于上帝’。《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以形体主宰之异言也。朱子谓：‘祭之于坛谓之天，祭之屋下谓之帝。’今大祀有殿，是屋下之祭帝耳，未见有祭天之礼也。况上帝、皇地只合祭一处，亦非专祭上帝。”璁总：“国初，遵古礼，分祭天地，后又合祀。说者谓：大祀殿下坛上屋，屋即明堂，坛即圜丘。列圣相承，亦孔子从周之意。”上复谕璁曰：“二至分祀，万代不易之礼。今大祀殿拟周明堂，或近矣；以为即圜丘，实无谓也。”璁乃备述《周礼》及宋陈襄、苏轼、刘安世、程颐所议分合异同以对；且言祖制已定，无敢轻议。帝锐欲定郊制，卜之奉殿太祖前，不吉，议且寝。会夏言请举亲蚕礼，帝以古者天子亲耕南郊，皇后亲蚕北郊，适与所议郊祀相表裹，因令璁会言陈议。言乃上疏言：“国家合祀天地，及太祖太宗之并配，诸坛之从祀，举行不于长至而于孟春，俱不应古典。宜令群臣博考《诗》、《书》、《礼》经所载郊祀之文，及汉宋诸儒匡衡、刘安世、朱熹等之定论，以及太祖国初分祀之旧制；陛下称制而裁定之。此中兴大业也。”礼科给事中王汝梅等诋言说非是，上切责之，乃敕礼部会廷臣各陈所见，且言汝梅等举《召诰》中郊用二牛，谓明言合祭天地。夫用二牛者，一帝一配位，非天地各一牛也。又或谓天地合祀，乃人子事父母之道，拟之夫妇同牢；亵慢已甚。又或谓郊为祀天，社稷为祭地，古无北郊。夫社乃祭五土之神，犹言五方帝耳，非皇地只也。社之名不同，自天子以下，皆得随所在而祭之，故礼有亲地之说，非谓祭社即方泽祭地也。于是下言疏，令礼部一并议行。三月丙申，璁录上《郊祀考议》一册。时詹事霍韬深非郊议，且言：“分祀之说，惟见《周礼》，莽贼伪书，不足引据。”于是言复上疏言：“《周礼》一书于祭祀为详，《大宗伯》：以祀天神则有祀、实柴、燎之礼；以祀地只则有血祭、沈、辜之礼。《大司乐》：冬至日，地上圜丘之制，则曰礼天神；夏至日，泽中方丘之制，则曰礼地只。天地分祀，从来久矣。故宋儒叶时之言曰：‘郊丘分合之说，当以《周礼》为定。’今议者既以太社为祭地，则南郊自不当祭皇地只，何又以分祭为不可也？合祭之说，实自莽始。汉之前皆主分祭，而汉之后亦间有之。宋元丰一议，元再议，绍圣三议，皆主合祭，而卒不可移者，以郊赍之费，每倾府藏，故省约安简便耳！未尝以分祭为非礼也。今之议者，往往以太祖之制为嫌为惧，然知合祭乃太祖之宝制为不可改，而不知分祭固太祖之初制为可复；知《大祀文》乃太祖之明训为不可背，而不知《存心录》固太祖之著典为可遵。且皆太祖之制也，从其礼之是者而已。敬天法祖，无二道也。《周礼》一书，朱子以为周公辅导成王，垂法后世，用意最深切，何可诬以莽之伪为耶？且合祭以后配地，实自莽始。莽既伪为是书，何不削去圜丘方丘之制，天神地只之祭，而自为一说耶？”疏入，下礼部，令折衷群议以闻。辛丑，礼部集上群臣所议郊礼，奏曰：“主分祭者，都御史汪钅宏等八十二人；主分祭而以慎重成宪及时未可为言者，大学士张璁等八十四人，主分祭而以山川坛为方丘者，尚书李瓒等二十六人；主合祭而不以分祭为非者，尚书方献夫等二百六人；无可否者，英国公张仑等一百九十八人。臣等祗奉敕谕，折衷众论，分祀之义，合於古礼。但坛一建，工役浩繁。《礼》：‘屋祭曰帝。’夫既称昊天上帝，则当屋祭。宜仍於大祀殿专祀上帝，改山川坛为地坛，以专祀皇地只。既无创建之劳，行礼亦便。”上复谕：当遵皇祖旧制，露祭於坛；分南北郊，以二至日行事。言乃奏曰：“南郊合祀，循袭已久。朱子所谓：千五六百年无人整理。而陛下独破千古之谬，一旦举行，诚可谓建诸天地而不悖者也。”已而命户、礼、工三部偕言等诣南郊相择。礼臣欲於具服殿稍南为圜丘。言复奏曰：“圜丘祀天，宜即为敞，以展对越之敬。大祀殿享帝，宜即清，以尽昭事之诚。二祭时义不同，则坛殿相去，亦宜有所区别。乞於具服殿稍南为大祀殿，而圜丘更移於前。体势峻极，可与大祀殿等。”制曰：“可。”於是作圜丘。是年十月工成，而分祀之制遂定。(《礼志》。 ) 隆庆元年，礼部会议，罢祈及明堂大享礼。圜丘方泽分祀已久，宜照例於冬至夏至日亲祭，仍奉太祖高皇帝配。礼部又言：“郊庙社稷诸祀，先期具奏行礼，止奏日，不奏时；以故陪祀诸臣失期者众。请以后并奏日、时。”从之。(《通典》 )。 万历三年十一月，大学士张居正进《郊礼新旧图册》，略言：“高皇帝初制郊礼，分祀十年矣，而竟定於合享者，良以古今异宜，适时为顺。故举以岁首，人之始也；卜以春初，时之和也；岁惟一出，事之节也。为屋而祭，行之便也。百六十余年，列圣相承，莫之或易者，岂非以其至当允协，经久而可行乎？今以冬至极寒，而裸献於星露之下；夏至盛暑，而骏奔于炎之中；一岁之间，六飞再驾；以时以义，斯为戾矣。且成祖文皇帝再造宇宙，功同开创，配享百余年，一朝而罢之，于人情亦大有不安者。故世宗虽分建圜、方之制，而中世以后，竟不亲行。虽肇举大享之礼，而岁时祀，止于内殿。是斯祀之在当时，已窒碍而难行矣。况后世乎？臣等愚昧，窃以为宜遵高皇之定制，率循列圣之攸行，岁惟一举合祀之礼，而奉二祖并配。斯于时义允协，于人情为顺。顾郊祀重，今且未敢轻议，谨稽新旧规制礼仪，而略述其概，以俟圣明人容裁断焉。”上从之。(王圻《续通考》。 ) 《通典注》：“按居正进《新旧礼图》，欲改合祀，然四年、七年五月俱尝祀地北郊，固未尝改为合祀。故《神宗》、《熹宗》、《庄烈帝》三《纪》皆书祀天，特祭地之祀不行耳。” 文彬按：江陵此议，疏谬之甚，特其时未尝举行耳。神宗自七年后，郊祀不亲，惟十四年一祀天，非特祀地之祀不行也。熹宗祀天一，(三年。 )祀地一；(五年。 )庄烈祀天四，(元年，八年，十一年，十三年。 )祀地四；(二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 )皆见《本纪》。《通典注》云：“三《纪》皆书祀天，特祭地这礼不行，”误也。 卷八 礼三(吉礼 ) ◎郊礼配位 洪武元年十一月庚子、冬至，始祀上帝于圜丘。有司议配祀，太祖谦让不许，亲为文告太庙曰：“历代有天下者，皆以祖配天。臣独不敢者，以臣功业有未就，政治有关失；去年上天垂戒，有声东南，雷火焚舟、击殿吻，恐无以承上帝好生之德，故不敢辄奉以配。惟祖，神与天通；上帝有问，愿以臣所行奏帝前，善恶无隐。候南郊竣事，臣率百司恭诣庙庭，告成大礼，以共享上帝之锡福。”(《礼志》。 ) 二年五月癸卯，夏至，将祀方丘，群臣复请。太祖执不允，曰：“俟庆阳平，议之。”八月，庆阳平。十一月乙巳，冬至，群臣复固请。乃奉仁祖配天于圜丘，(同上。 ) 三年五月戊申，祀地于方丘，以仁祖配。 建文元年正月庚辰，大祀天地于南郊，奉太祖配。(已上《本纪》。 ) 洪熙元年正月敕曰：“太祖受命上天，肇兴皇业。太宗中兴宗社，再奠寰区。圣德神功，咸配天地。朕崇敬祖考，永惟一心。今年正月十五日，大祀天地神只，奉皇祖、皇考配祀。仍著典章，垂范万世。”(《通典》。 ) 嘉靖九年，给事中夏言上疏言：“太祖太宗并配，父子同列，稽之经旨，未能无疑。臣谓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太祖足当之；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太宗足当之。”礼臣集议，谓：“二祖配享百有余年，不宜一旦轻改。”帝降敕谕，欲于二至日，奉太祖配南北郊；孟春祈，奉太宗配上帝于大祀殿。阁臣以二祖分配，于义未协；且录仁宗所撰谕并《告庙文》以进。帝复命集议于东阁。皆以为太庙之祀，列圣昭穆相向，无嫌并列。况太祖、太宗功行并隆，圜丘、大祀殿所祀，均之为天，则配天之祖不宜阙一。臣等窃议，南北郊及大祀殿每祭皆宜二祖并配。帝终以并配非礼，谕阁臣讲求。璁等言：“古者、郊与明堂异地，故可分配。今圜丘、大祀殿同兆南郊：冬至，礼行于报，而太宗不与；孟春，礼行于祈，而太祖不与。心实有所不安。”帝复报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天惟一天，祖亦惟一祖。故大报天之祀，止当以高皇帝配。文皇帝功德岂不可配天？但开天立极，本高皇帝肇之耳！如周之王业，武王实成之；而配天止以后稷，配上帝止以文王，当时未闻争辨功德也。”因命寝其议。已而言复疏言：“虞夏殷周之郊，惟配一祖。后儒穿凿，分郊、丘为二，及误解《大易》‘配考’、《孝经》‘严父’之义；以致唐宋变古，乃有二祖并侑、三帝并配之事。望断自宸衷，依前敕旨。”报曰：“礼臣前引太庙不嫌一堂。夫配帝与享先不同，此说无当。”仍命申议。张璁入言：“郊祀之议，圣见已决，独臣不忍无言。皇上信以并配之说尽古礼乎？大祀殿非明堂之位，孟春祈又非大享之礼，则未免有失于古也。皇上信以并配之说非今宜乎？太祖百有余年之神座，岂忍言撤；文皇百有余年配天之报，岂忍言废，则又未免有失于今也。窃以天地分祀，宜从古礼，彰我皇上善继善述之孝。祖宗并配，宜从今制，彰我皇上不愆不忘之心。”疏入，帝乃责璁前后变志，非忠爱之道。于是礼臣复上议：“南北郊虽曰祖制，实今日所创。请如圣谕，俱奉太祖独配。至大祀殿则太宗所创，今乃不得侑享于中，窃恐太宗之心有所未安。宜仍奉二祖并配。既复古礼，又存祖制，礼意人情，两不为失。”遂依拟行之。(《实录》、《礼志》。 )万历三年，张居正进《郊礼图册》云：“自洪武初，奉仁祖配向配享；建文初，更奉太祖配享；洪熙元年，奉太祖太宗同配享；嘉靖九年，初建圜丘方泽，分祀天地，俱止奉太祖一位配享，而罢太宗之配。其大祀殿则以孟春上辛举行祈，奉太宗同配享。十年，又改以启蛰日行祈礼于圜丘，仍止奉太祖一位配享。十七年九月，诏举明堂大飨礼于大内之元极宝殿，奉献皇帝配享。隆庆元年，诏罢明堂配享。”(《通典》。 ) ◎祈 嘉靖十年正月辛卯，祈于大祀殿，奉太祖、太宗配。(《本纪》。 ) 明初，未行祈之典。世宗欲更定二祖分配礼，因诸臣固请，乃许于大祀殿祈，奉二祖配。至是，始以上辛日举行。礼毕，帝心以为未当，谕张璁曰：“自古惟以祖配天，今二祖并配，决不可法后世。嗣后大报与祈，只奉太祖配，”寻亲制祝文，更定仪注，改用惊蛰节。礼视大祀少杀，不设从坛，不燔柴，著为定典。(《三编》。 ) 十一年正月辛未，祈于圜丘。始命武定侯郭勋摄事。(《本纪》。 ) 给事中叶洪言：“祈、大报，祀名不同，郊天一也。祖宗无不亲郊。成化弘治间，或有故，宁展至三月。盖以郊祀礼重，不宜摄以人臣。请俟圣躬痊，改卜吉日行礼。”不从。(《礼志》。 ) 《文彬》按：世宗厘正祀典，皆能折衷于古。顾郊祀更定后，三十余年间，祀南郊者七祀方泽者一；议行祈大飨诸典，仅初举时一躬亲，以后皆遣代。所为纷纷制作，徒崇虚文以饰观瞻而已。 十八年二月丁未，祈于元极宝殿，不奉配，遂为定制。(《礼志》。 ) 隆庆元年正月，礼臣言：“先农亲祭，遂耕田，即祈遗意。今二祀并行于春，未免烦数。且元极宝殿在禁地，百官陪祀，出入非便。宜罢祈，止先农坛行事。”从之。(同上。 ) 崇祯十四年正月辛巳，祈于南郊。(《本纪》。 ) 十五年正月，行祈礼。上辛即在朔日，辛未，礼部以朝贺不便，疏请改十一日辛巳为中辛。得旨：“改中辛日行礼。”(《五礼通考》。 )○大雩(祷雨附。 ) 明初，凡水旱灾伤及非常变异，或躬祷，或露告于宫中，或于奉天殿陛，或遣官祭告郊庙陵寝及社稷山，无常仪。 洪武二年，太祖以春久不雨，祈告诸神只，中设风、云、雷、雨、岳镇海渎凡五，帝亲行礼。(已上《礼志》。 ) 三年六月戊午朔，以久旱祷雨，互服草履，徒步至山种坛露宿，凡三日。(《本纪》。 )七年五月，大雩。(《吾学编》。 )宣德八年六月乙酉，祷雨不应，作《闵旱诗》示群臣。 景泰六年五月己巳，祷雨于南郊。成化六年二月丁丑，祷雨于郊坛。 八年四月、旱，遣使祷于郊社、山川、淮渎、东海之神。(已上《本纪》。 ) 弘治十七年五月，畿内山东久旱，遣官祭告天寿山；分命各巡抚祭告北岳、北镇、东岳、东镇、大海。 嘉靖八年，帝谕礼部：“去冬少雪；当春，雨泽不降；当亲祭南郊、社稷、山川。”尚书方献夫等具上仪注。二月，亲祷南郊，山川同日，社稷用次日；不除道。冠服浅色，群臣同。文五品、武四品以上，于大祀门外；余官于南天门外；就班陪祀。 九年，帝欲于奉天殿丹陛上行大雩礼。夏言请筑雩坛。每风孟春祈后，雨时若，则雩祭遣官摄行；如雨泽愆期，则躬行祷祝。 十一年，乃建雩坛于圜丘坛外泰元门之东，风旱则祷，奉太祖配。(已上《明会典》。 ) 十二年，夏言等言：“古者大雩之祀，命乐正习《盛乐》、舞《皇舞》；盖假声容之和，以宣阴阳之气。请于三献礼成之后，九奏乐止之时，乐奏《云门之舞》。仍命儒臣括《云汉诗》词，制《云门》一曲，使文、武舞士并舞而合歌之。”(《礼志》。 ) 十七年四月，大雩。时将躬祷郊坛，帝谕礼部：“祷雨乃修省事，不用全仪，不奉祖配。”(《实录》。 )二十二年七月丙午，以久旱，亲祷雩坛。(《大政记》。 ) 二十四年四月丙申，上祷雨于神只坛。(《实录》。 )三十七年五月，大雩。(《大政记》。 )四十三年四月，大雩，(同上。 )四十五年六月，亲祷雨于凝道雷轩。 万历十三年二月，旱。庚午，大雩。三月甲申，大雩。四月丙午，大雩。崇祯元年五月辛巳，祷雨。 四年四月庚戌，祷雨。五月甲戌朔，步祷于南郊。(已上《本纪》。 )○大飨 明初，无明堂祀上帝及配位之制。嘉靖十七年，前扬州府同知丰坊上言：“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宜建明堂，尊皇考为‘宗’，以配上帝。”下礼部会议。尚书严嵩言：“明堂、圜丘皆所以事天。今大祀殿在圜丘之北、禁城东南，正应古之方位。明堂秋飨之礼，即此可行，不必更建。至侑飨之礼，昔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传以为万物成形于秋，故秋祀明堂，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时也。自汉武迄唐、宋诸君，莫不皆然，主亲亲也。至钱公辅、司马光等之议，则主于祖宗之功德。今以功德论，则宜配文皇；以亲亲论，则宜配献皇。至称‘宗’之礼，则未有称‘宗’而不太庙者，臣等不敢妄议。”帝降旨：“明堂秋报大礼，宜于奉天殿行之，其配享皇考。称‘宗’何为不可？”命再议。户部侍郎唐胄疏争之曰：“三代之礼，莫备于周。《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又曰：‘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说者谓：周公有圣人之德，制作礼乐，而文王固其父，故引以证圣人之孝，答曾子问而已。非谓：有天下者，皆必以父配天，然后为孝。不然，周公辅成王践阼，其礼盖为成王而制，于周公为严父，于成王为严祖矣。然周公归政之后，未闻成王以严父之故，废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于武王也。及康继成，亦未闻以严父之故，废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于成王也。后世祀明堂者，皆配以父；此乃误《孝经》之义，而违先王之礼。昔有问于宋儒朱熹者，曰：‘周公之后，当以文王配耶？当以时王之父配耶？’朱熹曰：‘祗当以文王配。’又问：‘继周者如何？’熹曰：‘只以有功之祖配之，后来第为严父之说所惑耳！’由此观之，明堂之配，不专于父，明矣。皇上继统之初，廷臣执为人后之说，于是力正大伦，惟张孚敬席书诸臣。及何渊有建庙之议，陛下嘉答诸臣，亦云：‘朕奉天法祖，岂敢有干太庙。’顾今日乃惑于丰坊之言耶？臣谓明堂之礼，诚不可废，惟当奉太宗配，于礼为宜。若献皇帝得圣人为之子，不待称宗议配，而专庙之享，百世不迁矣。”疏入，帝怒，下胄诏狱。嵩乃再会廷臣议，请奉献皇帝配明堂，而文皇帝配祀于孟春祈。帝从献皇配帝之请，却文皇议不行。已复集文武大臣于东阁，议献皇帝宜称“宗”。帝以疏不言“庙”，留中不下，乃设为臣下奏对之词，作《明堂或问》，以示辅臣。大略言：“文皇远祖，不应严父之义，宜以父配。称‘宗’虽无定说，尊亲崇上，义所当行。既称‘宗’则当庙，岂有太庙中四亲不具之礼？”帝既排正议，崇私亲，心念太宗永无配享，无以谢廷臣，乃上献皇帝庙号曰睿宗，而改称太宗号成祖。时未建明堂；迫季秋，遂大飨上帝于元极宝殿，奉睿宗配。(《礼志三编》。 ) 二十一年四月丙辰，建大飨殿，谕礼部曰：“周之明堂与郊祀并重。曩以季秋享地未定，特祭于元极宝殿，朕心歉焉。兹朕自作制象立为殿，恭存名曰‘泰亨’，用昭寅奉上帝之意。”乃定：岁以秋季大飨上帝，奉皇考睿宗配享；行礼如南郊，陈设如祈。(《通典》。 ) 《通典》云：“明堂之礼，明初未议。及嘉靖中，丰坊首创严父配天之说，迎合上意，由是特举斯礼，追崇所生。元极既配之后，明年幸承天，享帝下于龙飞殿，亦奉献皇帝配。其后自定规制，更建泰享殿，三年而后成。然大享之礼终未举行，内殷荐亦止遣官摄事。盖帝之排群议，崇私亲，虽矫强于一时，终有然不自安者。故礼臣敦请，屡谕缓行，非仅耽奉元修，惮乘舆之一出也。先圣所云：‘名不正，言不顺，而事不成者，’岂不信哉！” 二十四年八月辛丑，大飨殿成。礼部请行秋享于新殿，上命是秋仍于元极宝殿行礼。自是，岁遣官行之以为常。(同上。 ) 隆庆元年，礼臣言：“我朝大飨之礼，自皇考举行，追崇睿宗以昭严父配天之孝。自皇上视之，则睿宗为皇祖，非周人宗祀文王于明堂之义。于是帝从其请，罢大享礼，命元极宝殿仍改钦安殿。(《礼志》。 ) ◎朝日夕月 洪武三年，礼官言：“古者祀日月之礼有六：然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此从祀之礼，非正祀也。《大宗伯》：‘肆烦于四郊，兆日于东郊，兆月于西郊；’《观礼》：‘祀方明，礼日于南门之外，礼月于北门之外；’此因事之祭，非常祀也。惟春分，朝日于东门之外；秋分，夕月于西门之外；此祀之正与常者。盖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阴阳之义，春分阳方永，秋分阴气始长，故祭以二分。今宜设坛专祀。朝日坛筑于城东门外，夕月坛筑于城西门外。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星辰则祭于月坛。”从之。(《春明梦馀录》。 ) 七年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是日春分。礼官奏：“朝日礼用己亥。”制曰：“可。”(《典汇》。 ) 二十一年二月，增修南郊坛。于大祀殿丹墀内叠石为台四，东西相向，以为日月星辰四坛。其朝日、夕月、星之祭悉罢之。(《通典》。 ) 嘉靖九年二月，帝谕张璁曰：“日月照临，其功甚大。太岁等神岁有二祭，而日月星辰止一从祭，于义未安。当并建东、西郊与南、北郊而四。”遂定春、秋分之祭，如常仪；而建朝日坛于朝阳门外，西向；夕月坛于阜成门外，东向。(《礼志三编》。 ) 时改郊坛礼，朝日、夕月等坛玉爵，各用其方之色。因诏求红黄玉于天方、哈密诸国，不可得。有回回馆通事撒文秀者言：“二玉产在阿丹，去吐鲁番西南二千里。其地两山对峙，自为雌雄，或自鸣。请如永乐、宣德时，赍重贿往购。”帝从部议，已之。(《外国传》。 ) 十年，夕月坛以铁炉置于坎上焚燎，不必造燎坛，以称祭月于坎之义。(《图书编》。 ) 二月庚辰，上亲祀大明于朝日坛。八月癸未，亲祀夜明于夕月坛。(《大政记》。 ) 隆庆元年，礼部议定：东郊以甲、丙、戊、庚、壬年，西郊以丑、辰、未、戌年，车驾亲祭。馀岁，遣文大臣摄祭朝日坛，武大臣摄祭夕月坛。(《礼志》。 ) 三年，礼部上朝日仪，言：“正祭遇风雨，则设小次于坛前，驾就小次行礼。其升降奠献，俱以太常寺执事官代。”制曰：“可。”(《会典》。 ) 天启六年二月己亥，祭日于东郊。(《本纪》。 )○星辰 洪武三年，帝谓中书省臣：“日月皆专坛祭，而星辰乃祭于月坛，非礼也。”礼部拟于城南诸神享祭坛正南向增九间，日月及周天星辰皆于是行礼。朝日、夕月用春、秋分；祭星辰则于天寿节前三日。从之。 四年九月，帝躬祀周天星辰，仪如朝日。二十一年，以星辰既从祀南郊，罢星之祭。 先是元年，太常司奏：请以立秋后辰日祀灵星，立冬后亥日，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禄，为坛于城南。从之。二年，从礼部尚书崔亮奏：每岁圣寿日祭寿星，同日祭司中、司命、司民、司禄，八月望日祀灵星，皆遣官行礼。至三年，罢寿星等祀。(已上《礼志》。 ) ◎太岁风云雷雨之祀 洪武初，以太岁、风、雷、雨师从祀圜丘，增云师于风师之次。(《会典》。 ) 二年，以太岁风云雷雨诸神合祀城南，享祀之所，未有坛，非尊神之道。命礼官考古制以闻。礼官奏：“太岁、风、云、雷、雨、岳镇、海渎及天下山川城隍诸神，宜合为一坛，春、秋专祀。”从之。遂定以惊蛰、秋分日祀太岁诸神，以清明、霜降日祀岳渎诸神。(王圻《续通考》。 ) 六年，命天下祀风、云、雷、雨之神。(《通典》。 ) 七年，令春秋上旬择日祭太岁。未几，以诸神从祀南郊，遂省春祭。(《春明梦馀录》。 ) 嘉靖九年，改定风、云、雷、雨神牌次序，曰“云、雨、风、雷”。(《日下旧闻》。 ) 十年，何孟春言：“国初，定祭太岁于山川坛之正殿，而以春夏秋冬四月将分祀两庑。或谓‘月将’非经见者；按《祭法》：‘埋少牢于泰昭，祭时也，相近于坎坛，祭寒暑也。’太岁实统四时，而月将四时之候，寒暑行焉。古人有‘时’与‘寒暑’之祭。今祭太岁、月将，则固时与寒暑之神，孰谓非经见耶？”(《春明有梦馀录》。 ) 是年，建太岁坛于正阳门外之西，与天坛对。中、太岁殿；东庑，春、秋月将二坛；西庑，夏、冬月将二坛。帝亲祭于拜殿中。每岁孟春享庙、岁暮祭之日，遣官致祭。(《礼志》。 ) 十一年，厘正祀典，改叙云、雨、风、雷祭期。每岁仲春、秋上旬，择日行事，并同社稷仪注。(《通典》。 )○社稷 吴元年八月癸丑，建社稷坛于宫城西南，北向，异坛同。(王圻《续通考》。 ) 洪武元年二月戊申，祀社稷；太社以句龙配，太稷以周弃配。是日，上亲礼社稷，服皮弁服，省牲祭服，通天冠、绛纱袍，行三献礼。初，上命中书省、翰林院议创屋备风雨。学士陶安言：“天子太社必受风雨霜露。亡国之社则屋之，不受天阳也。建屋非宜。若遇风雨，则请于斋宫望祭。”从之。(《春明梦馀录》。 ) 十二月己丑，颁社稷坛制于天下。郡邑皆建于本城西北，右社、左稷。祭用春、秋二仲月上戊日。(《礼志》。 ) 三年，于社稷坛北建享殿，又北建拜殿五间，以备风雨。(《通典》。 ) 十年八月癸丑，太祖以社稷分祭，配祀未当，下礼部议。尚书张筹历引《礼经》及汉唐以来之制，请改建于午门外之右，社稷共为一坛；罢句龙、弃配位，奉仁祖配享。遂升为大祀。(《纪事本末》，《明史张筹传》。 ) 文彬按：社稷升为大祀，始于唐天宝三载。至于同坛合祭，奉祖配享，自周以来二千余年，未之闻。初，陶安议礼，谓社稷之“社”与郊社之“社”异。社与郊对举，则天地分祭之本义也。社与稷异名，则社稷异坛之本义也。故据古礼分祀，而以句龙配社，后稷配稷。今张筹迎合上意，改为合祀，改为配祖，说多强为传会。且既以仁祖配南郊合祭之社，又以配五土之社，混淆无别，于尊祖、亲地之道雨失之。此与改天地合祀，同一变礼之过也。 十一年，礼臣言：“太社、稷既同坛合祭，王国、各府、州、县亦宜同坛，称国社、国稷之神，不设配位。”诏可。十三年九月，复定制，两坛一如初式。(已上《礼志》。 ) 建文元年二月，祀社稷，奉太祖配，撤仁祖位。(《太常纪》。 ) 永乐十九年正月，北京社稷坛成，制如南京。奉安神位，遣太孙行事。(《实录》。 ) 洪熙元年二月，祭社、稷，奉太祖、太宗同配，命礼部永为定式。(《通典》。 ) 宣德二年二月，祀社、稷，仍用上戊日。是日适当万寿节，礼官以祭期妨庆典，请改用中旬。帝以祖宗定制不可改，至日，行礼如常。(《实录》。 ) 正统二年，令应天府建社稷坛，春秋祈报，以守臣行事。(《会典》。 ) 嘉靖九年，谕礼部：’天地至尊，次则宗庙，次则社稷。今奉祖配天，又奉祖配社，此礼官之失也。宜改从皇祖旧制：太社以句龙配，太稷以后稷配。”(《礼志》。 ) 十年，上命于西苑空闲地开垦为田，树艺五，改土、坛为帝社、帝稷坛。每岁仲春、秋上戊之明日，祭帝社、帝稷。(《春明梦馀录》。 )十八年三月，帝至承天，秩于国社、国稷。(《本记》。 ) 隆庆元年，礼部言：“帝社、稷之名，自古所无，嫌于烦数，宜罢。”从之。(《礼志》。 )《通典》云：“按汉书郊祀志有太社、矿产稷，又别立官社。《臣瓒注》所谓‘王社’是也。自魏、晋至唐皆有帝社，相沿已久。嘉靖时，帝社稷之名，不为无据。隆庆礼臣谓‘自古所无’，未免失考，以为烦数而罢之，则可矣。” ◎岳镇海渎山川 国初，建山川坛于天地坛之西，正殿七间，祭太岁、风、云、雷、雨、五岳、五镇、四海、四渎、钟山之神。东西庑各十五间，祭京畿山川、春夏秋冬四季月将及都城隍之神。(《会典》。 ) 洪武二年，太祖以岳镇海渎诸神合祭城南，未有坛，非隆敬神只之道，命礼官议。礼官言：“岳镇、海渎、山川、城隍诸神宜合为一坛，与天神埒，春秋专祀。”遂定祭日，以清明、霜降。(《春明梦馀录》。 ) 是年，命官十八人祭天下岳镇海渎之神。(《礼志》。 ) 三年六月癸亥，诏曰“岳镇海渎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号，历代有加。朕思之则有不然。夫英灵之气，萃而为神，必皆受命于上帝，岂国家封号之所可加？渎礼不经，莫此为甚！今宜依古定制：凡岳镇海渎并去前代所封名号，止以山川本名称其神。”(《日知录》。 ) 是年，奏准：自今遣官祭山川坛诸神，春用惊蛰后三日，秋用秋分后三日。(王圻《通考》。 ) 七年，令礼部颁祭岳镇海渎仪于所在有司。(《图书集成》。 )又令春、秋仲月上旬，择日祭山川坛。 九年，复定山川坛制，凡十三坛。正殿：太岁、风云雷雨、五岳、五镇、四海、四渎、钟山七坛。东庑，京畿山川，夏、冬月将；西庑，春、秋月将，京都城隍；各三坛。 十年，太祖亲祀山川坛诸神于殿中，功臣分祀两庑。命官十八人分祀岳镇海渎，赐之制。(已上王圻《通考》。 ) 二十一年，增修大祀殿诸神坛。乃敕十三坛诸神并停春祭，每岁八月中旬择日祭之。命礼部更定山川坛仪，与社稷同。(《礼志》。 ) 永乐十八年，建山川坛于正阳门南之右，位置陈设悉如南京旧制，惟正殿钟山之右，增祀天寿山神。(《明会典》，《春明梦馀录》。 )正统九年三月，雨雪愆期，遣官祭岳镇海渎。 弘治十七年，畿内、山东旱，分命各巡抚祭告北岳、北镇、东岳、东镇、东海。(已上《礼志》。 ) 大学士邱浚云：“历代东海南海，皆临海而祭，西海北海则望祀。在宋都汴梁，无由至辽苏之域，出国门而北望祭之可也。今建都於燕，望南而祭北海，岂天子宅中以临四海之义？按京师东北乃古碣石沦海之地，於此立祠而祭，於理为宜。若夫中国之正西在於秦陇，西南则蜀，稍南则滇也。滇之极西，百夷之外，闻有大海，宜於此处望祀之。”今祭北海仍在让庆，祭西海仍在蒲州，是邱之说终明世末用也。(《春明梦余录》。 ) 嘉靖八年，今凡亲祀山川等神，皆用皮弁服行礼，以别于郊庙。先是改山川为中祀。嘉靖中，凡由川皆天子亲祀。国有大事，则遣官祭告。(《会典》。 ) 十一年，大学士李时等以圣嗣未降，请廷臣诣岳镇名山祝寿。礼部尚书夏言言：“辅臣所请，止于岳镇；窃以山川海渎发祥效灵，与岳镇同功，祈寿之礼皆不可缺。”遂命大臣诣坛分祀。(《吾学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