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会要 - 第 20 页/共 32 页
吴元年十一月乙未，冬至，太史院进戊申岁《大统历》。太祖谓刘基曰：“古者以季冬颁来岁之历，似为太运。今于冬至，亦未宜。明年以后，皆以十月朔进。”时所详定皆出自基及其属高翼之手。太祖命详校而后刊之。(《昭代典则》。 )
洪武元年，改太史院为司天监。二年，徵元《回回历》官郑阿里等十一人至京，议历法，占天象。(王圻《通考》。 )
三年，改监为钦天，设四科：曰，天文；曰，漏刻；曰，大统历；曰，回回历；以监令、少监统之。岁造《大统民历》、《御览月令历》、《七政躔度历》、《六壬遁甲历》、《四季天象占验历》、《御览天象录》。各以时上其日月交食分秒时刻、起复方位，先期以闻。
十五年九月，诏翰林李、吴伯宗译《回回历》书。(已上《历志》。 )
十七年闰十月，漏刻博士元统言：“历以《大统》为名，而积分犹踵《授时》之数，非所以重始敬正也。况《授时》以至元辛已为历元，至洪武甲子，积一百四年。以七十年而差一度之大约计之，每岁应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远数盈，渐差天度，拟合修改。今以洪武甲子岁前冬至为《大统历》元，而七政运行，有迟速、逆顺、伏见之不齐。其理深奥，未易推演。闻有郭伯玉者，精明九数之理，宜徵令推算，以成一代之制。”报可。擢统为监令。统乃取《授时历》，去其岁实消长之说，析其条例，得四卷。以洪武十七年甲子为历元，命曰：《大统历法通轨》。(《昭代典则》。 )
二十六年，钦天监副李德芳上书言：“臣按故元至元辛巳为历元，上推往古，每十年长一日，每百年消一日，其法至密，不可易也。今监正元统改作洪武甲子历元，不用消长之法。以考春秋晋献公十五年戊寅，岁天政冬至，比辛巳为元，差四日六时五刻，不合实测。今宜复用辛巳为元及消长法。”疏入，元统奏辨。上曰：“二说皆难凭，但验七政交会行度无差者为是。”于是钦天监以《大统历》元，用洪武甲子，而推算仍依《授时》法。(《明政统宗》。 )
永乐迁都顺天，仍用应天冬夏昼夜时刻，至正统十四年始改用顺天之数。其冬，景帝即位，天文生马轼奏：“昼夜时刻不宜改。”下廷臣集议。监正许等言：“前监正彭德清测验得北京北极出地四十度，比南京高七度有奇，冬至昼三十八刻，夏至昼六十二刻。奏准：改入《大统历》，永为定式。轼方诞妄不足听。”帝曰：“太阳出入度数，当用四方之中。今京师在尧幽都之地，宁可为准？此后造历仍用洪永旧制。”景泰元年正月辛卯，卯正三刻月食。监官误推辰初初刻，致失救护。下法司论徒，诏宥之。
成化十年，以监官多不职，擢云南提学童轩为太常寺少卿，掌监事。十五年十一月戊戌望，月食。监推又误。帝以天象微渺，不之罪也。
十七年，真定教谕俞正己上改历议。诏礼部及轩参考。尚书周洪谟等言：“正己止据《皇极经世书》及历代《天文历志》推算气朔；又以己意创为八十七年约法，每月大小相间。轻率狂妄，宜正其罪。”遂下正已诏狱。十九年，天文生张升上言改历。钦天监谓祖制不可变。升说遂寝。
正德十五年，礼部员外郎郑善夫言：“日月交食，日食最为难测。月食惟以距交远近，别无四时加减，且月小暗虚大，八方所见皆同。若日为月所掩，则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远而月近。日行有四时之异，月行有九道之分。故南北殊观，时刻亦异。必须据地定表，因时求合。如正德九年八月辛卯日食，历官报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闽、广之地，遂至食既。时刻分秒，安得而同？今宜按交食以更历元，时刻分秒，必使奇零部析详尽。不然，积以岁月，躔离肉，又不合矣。”不报。
嘉靖七年，钦天监奏：’闰十月朔，《回回历》推日食二分四十七秒，《大统历》推不食。”已而不食。十九年三月癸巳朔，台官言：“日当食。”已而不食。帝喜，以为天眷。然实由推步之疏也。(已上《历志》。 )
周述学邃于历学，撰《中经》，用中国之算，测西哉之占。又推究五纬细行，为《星道五图》，于是七曜皆有道可求。与武进唐顺之论历，取历代史志之义，正其论舛，删其繁芜。又撰《大统万年二历通议》，以补历代之所未及。(《周述学传》。 )
万历十二年十一月癸酉朔，《大统历》推日食九十二秒，《回回历》推不食。已而《回回历》验。礼科给事中侯先春请以《回回历》纂入《大统历》中。以备考验。诏可。
二十三年，郑世子载育进《圣寿万年历》、《律历融通》二书。(已上《历志》。 )
三十八年十一月壬寅朔，日有食之。钦天监推日依分秒及亏圆之候，职方郎中范守己疏驳其误。礼官因请博求知历学者，令与监官昼夜推测，庶历法靡差。于是五官正周子愚言：“大西洋归化远臣庞迪莪、熊三拔等携有彼国历法，多中国典籍所未备者。乞视洪武中译因域历法例，取知历儒臣，同监官译上，以资采择。”礼部议覆，从之。并召刑云路及南京工部员外郎李之藻，使参预历事。(《明纪》。 )
崇祯二年五月乙酉朔，日有食之。礼部侍郎徐光启依西法豫推，顺天府见食二分有奇，琼州食既，大宁以北不食。《大统》、《回回》所推食分时刻，与光启互异。已而光启法验，余皆疏。帝切责监官。于是五官正戈丰年等言：“《大统》乃洪武时所定，实即郭守敬《授时历》也。自至元十年造历，越十八年为大德三年八月，已当食不食。六年六月，又食而失推。是时守敬方知院事，已不能无乖错。况斤斤守法者哉！今若循旧，向后必不能无差。”光启亦言：“岁差环转，岁实参差。天有纬度，地有经度。列宿有本行，月、五星有本轮，月有真会、视会。皆古所未闻，惟西法有之。宜取以参互考订，与《大统》法会同归一。”寻上历法修正十事：其一，议岁差每岁东行渐长渐短之数，以正古来百年、五十年、六十年多寡互异之说。其二、议岁实小余昔多今少，渐次改易，及日景长短岁岁不同之因，以定冬至，以正气朔。其三，每日测验日行经度，以定盈缩加减真率，东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步日躔。其四，夜测月行经纬度数，以定交转迟疾真率，东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步月离。其五，密测列宿经纬行度，以定七政盈缩、迟疾、顺逆、违离、远近之数。其六，密测五星经纬行度，以定小轮行度迟疾、留逆，伏见之数，东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推步凌犯。其七，推算黄道、赤道广狭度数，密测二道距度及月五星各道与黄相距之度，以定交转。其八，议日月去交远近，及真会、视会之因，以定距午时差之真率，以正交食。其九，测日行，考知二极出入地度数，以定周天纬度，以齐七政；因月食，考知东西相距地轮经度，以定交食时刻。其十，依唐元法，随地测验二极出入地度数，地轮经纬，以求昼夜晨昏永短，以正交食有无先后多寡之数。因荐南京太仆少卿李之藻、西洋人龙华民、郑玉函善推步。报可。遂开历局，以光启为监督，西法之行自此始。初，西法与《回回历》相同：周天三百六十度，度六十分，分六十秒；一日十二时，时八刻，刻十五分；有闰日，无闰月。迨入中国，又通融中法，始置闰月。穷推详测，益加精密。而《授时》、《大统》之说始绌。(《三编》。 )
李之藻疏言：“西洋归化陪臣，如：庞迪莪、龙华民、熊三拔、阳玛诺诸人，所言天文历数，有我中国昔贤所未及者。一曰，天包地外，地在天中，其体皆圆，皆以三百六十度算之。地经各有测法，从地窥天，其自地心测算与其地面测算者，皆有不同。二曰，地面南北，其北极出地高低度分不等，其赤道所离天顶，亦因而异，以辨地方风气寒暑之节。三曰，各处地方所黄道，各有高低斜直之异，故其昼夜长短亦各不同。所得日影，有表北影，有表南影，亦有周围圆影。四曰，七政行度不同，各自为一重天，层层包裹，推算周径，各有其法。五曰，列宿在天，另有行度，以二万七千余岁一周，此古今中星所以不同之故，不当指列宿之天为昼夜一周之天。六曰，月、五星之天，各有小轮，原俱平行。特为小轮旋转于大轮之上下，故人从地面测之，觉有顺逆迟疾之异。七曰，岁差分秒多寡，古今不同。盖列宿天外，别有两重之天，动运不同。其一，东西差，出入二度二十四分；其一，南北差，出入一十四分；各有定算；其差极微，从古不觉。八曰，七政诸天之中心各与地心不同处所。春分至秋分多九日，秋分至春分少九日。此由太阳天心与地心不同处所。人从地面望之，觉有盈缩之差，其本行初无盈缩。九曰，大阴小轮，不但算得迟疾，又且测得高下远近大小之异。交食多寡，非此不确。十曰，日月效食，随其出地高低之度看法不同。而人从所居地面，南北望之，又皆不同。兼此二者，食分乃审。十一日，日月交食，人从地面望之，东方先见，西方后见。凡地面差三十度，则时差八刻五分。而以东西相距二百五十里作一度。南北，则视所离赤道以为减差。十二曰，日食与合朔不同。日食在午前，则先食后合；在午后，则先合后食。凡出地入地之时，近于地平，其差多至八刻；渐近于午，则其差时渐少。十三曰，日月食所在之宫，每次不同；皆有捷法定理，可以用器转测。十四曰，节气当求太阳真度。如：春、秋分日，乃太阳正当黄赤二道相交之处。不当计日匀分。凡此十四事，前此《天文历志》诸书皆未论及。惟诸臣不徒论其度数，又能论其所以然之理。盖缘彼国不以天文历学为禁，五千年来，通国之俊曹聚而讲究之，故窥测密而研究审。”(《春明梦余录》。 )
六年，光启以病辞历务，以山东参政李天经代之。逾月而光启卒。七年，魏文魁上言：“历官所推交食节气皆非是。”于是命文魁入京测验。是时言历者四家：《大统》、《回回》外，别立西洋为西局，文魁为东局。言人人殊，纷若聚讼焉。(《历志》。 )
十年正月辛丑朔，日食，李天经等豫推京师见食一分一十秒，应天及各省分秒各殊，惟云南、太原则不见食。其初亏食甚，复圆时刻亦各异。《大统》推食一分六十三秒。《回回》推食三分七十秒。东局所推止游气侵光三十余秒。而食时推验，惟天经为密。时将废《大统》用新法，于是管理另局历务代州知州郭正中言：“中历必不可尽废，西历必不可专行。四历各有短长，当参合诸家，兼收西法。”十一年正月，乃诏仍行《大统历》。如交食经纬晦朔弦望因年远有差者，旁求参考。新法与《回回》科并存。
西洋人之来中土者，皆自称瓯罗巴人。其历法与回回同而加精密。尝考前代远国之人，言历法者，多在西域，而东南北无闻。唐之《九执历》，元之《万年历》，及洪武间所译《回回历》，皆西城也。盖尧命义和仲叔分宅四方，义叔、和叔则以夷、南交、朔方为限，独和仲但曰宅西，而不限以地，岂非当时声教之西被者远哉！至于周末，畴人子弟分散西域，天方诸国接壤西番，非若东南有大海之阻，又无极北严寒之畏，则抱书器而西征，势固便也。瓯罗巴在回回西，其风俗相类，而好奇喜新竞胜之习过之。故其历法与回回同源，而世世增修，遂非回回所及，亦其好胜之俗为之也。义、和既失其守，古籍之可见者仅有《周髀》。而西人浑盖通宪之器，寒热五带之说，地圆之理，正方之法，皆不能出《周髀》范围，亦可知其源流之所自矣。
时帝已深知西法之密。迨十六年三月乙丑朔，曰食，测又独验。八月，诏：西法果密，即改为《大统历》法，通行天下。未几国变，竟未施行。
明制：历官皆世业。成、弘间，尚能建修改之议；万历以后，则皆专己守残而已。其非历官而知历者，郑世子而外，唐顺之、周述学、陈壤、袁黄、雷宗皆有著述。唐顺之未有成书，其议论散见周述学之《历宗通议》、《历宗中经》。袁黄著《历法新书》，其天、地、人三元，则本之陈壤。而雷宗亦著《合璧连珠历法》，皆会通《回回历》，以入《授时》。虽不能如郑世子之精微，其于中西历理，亦有所发明。邢云路《古今律历考》，或言本出魏文魁手。文魁学本肤浅。无怪其所疏《授时》，皆不得其旨也。(已上《历志》。 )
◎岁差
初，弘治钦天监推月食，屡不应，日食亦舛。正德十二三年，连推日食起复，皆不合。钦天监博士朱裕乃上言：’至元辛已距今二百三十七年，岁久不能无差。若不量加损益，恐愈久愈舛。乞简大臣总理其事，令本监官生半推古法，半推新法，两相交验，《回回》科推验西域《九执历法》，仍遣官至各省，候土圭以测节气早晚，往复参较，则交食可正而七政可齐。”部覆言：“裕及监官历学未必皆精。今十月望月食，中官正周濂等所推算，与古法及裕所奏不同。请至期考验。”既而濂等言：“日躔岁退之差一分五十秒。今正德乙亥，距至元辛巳，二百三十五年。赤道岁有效差当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秒。不经改正，推步岂能有合？臣参详较验，得正德丙子，岁前天正冬至，岁气应二十七日四百七十五分。命得辛卯日丑初初刻，日躔赤道箕宿六度四十七分五十秒，黄道箕宿五度九十六分四十三秒，为历元其气闰转交四应，并周天黄、赤道诸类立成，悉从岁差随时改正。望敕礼臣并监正董其事。”部奏：“古法未可轻变。请仍旧法，别选精通历者，同濂等以新法参验，更为奏请。”从之。(《历志》。 )
嘉靖二年九月，光禄寺少卿华湘疏：“黄帝迄秦，历凡六改，汉凡五改，由魏迄隋十三改，唐迄五代十六改，宋十八改，金迄元三改；然历代长于历者，不数岁而辄差。杜预曰：‘阴阳之运，随动而差。差而不已，遂与历错。’夫所以差者，由天周有余、日周不足也。天周有余，则天常平运而舒。日周不足，则日常内转而缩。天日之差，于中星验焉。尧之冬至，初昏昴中，而日在虚七度。虚者，北方之宿；则日行北陆，躔于元枵之子也。今之冬至，初昏室中，而日在箕三度。箕者，东方之宿；则日行东陆，躔于析木之寅也。计今去尧未四千年，而差五十度矣。再以赤道考之，胜国至元辛巳，改历天正冬至，赤道岁差一分五十秒，今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秒也。黄道岁差九十分九十八秒，今退天三度二十五分七十四秒也。年愈远而数愈盈。正德戊寅日食，庚辰月食，时刻分秒、起复、方位，多与钦天监推算不合。古今善推算者三家：汉《太初》以钟律，唐《太衍》以蓍策，元《授时》以晷景，而晷景为近。欲正算而不登台测景，皆空言臆说也。望许臣暂罢朝参，督中官正周濂等，及冬至前诣观象台，昼夜推测。日记月书。至来年冬至。以验二十四气、分、至、合朔、日躔、月离、黄赤二道、昏旦中星、七政、四余之度，视元辛已所测离合何如，差次录闻。更敕礼部延访精通理数者，徵赴京师。令详定岁差，以成一代之制。”从之。(《春明梦余录》。 )
汉自邓平改历之后，洛下闳谓八百年当差一度。当时史官考诸上古中星，知《太初历》已差五度，而闳未究。盖古之为历，未知有岁差之法。其论冬至日躔之宿，一定而不移；不知天日会道，不得均齐。余分积久，度数必爽。今岁之日躔在冬至者，视去岁冬至之躔，常有不齐之分。至虞喜始觉其差，乃以天为天、岁为岁，立差法以追其变而算之，约以五十年日退一度，然失之太过。宋何承天倍增其数，约以百年退一度，而又不及。至隋刘焯取二家中数，以七十五年为近之，然亦未甚密。至唐僧一行乃以《太衍历》推之，得八十三年而差一度。自唐以来，历家皆宗其法，然犹未至也。至元朝郭守敬算之，约六十六年而差一度，算已往减一算，算将来加一算，而岁差始为精密。然至今三百余年，台官推演，又多不合天道。识者往往奏请再改历元，以正岁差。嗟乎！天动物也。进退盈缩，未免少有不齐。一定之法何可拘也？况定岁之法，四期余一日之数，分于四期。则二至之定，每疑于丝忽之间，须酌量以定，无常准者。定日之法，一日变为九百四十画者，以气朔有不尽之数难分也。每月三十日：一气，盈四百十二画二十五秒；一朔，四百四十一画；积盈虚之数以成闰。故定朔必视四百四十一画之前后以为肉。故定朔每疑于一画之间，要亦须酌量以定，无常准者。如日月交食之法，时刻分秒最为精微。及至半秒难分之处，亦须酌量以定，无常准焉。夫至之丝忽，朔之一画，食之半秒；积之岁久，则皆差失不合原算矣。以天道不齐之动，加以岁久必差之法，欲守一定之算，夫安可得？是故随时考验，以求合于天，此为至当。(同上。 )
二十三年，郑世子载育上疏论岁差，曰：“高皇帝革命时，元历未久，气朔未差，故不改作，但讨论润色而已。积年既久，气朔渐差。《后汉志》言：‘三百年斗历改宪，’今以万历为元，而九年辛巳岁，适当‘斗历改宪’之期，又协‘乾元用九’之义，历元正在是矣。臣尝取《大统》与《授时》二历较之，考古则岁差三日，推今则时差九刻。夫差虽九刻，处夜半之际，所差则隔一日。节气差天一日，则置闰差一月。闰差一月，则时差一季。时差一季，则岁差一年。其失岂小小哉？盖因《授时》减分太峻，失之先天。《大统》不减，失之后天。因和会两家，酌取中数，定为新率，编撰成书。”下礼臣议。尚书范谦奏：“岁差之法，自虞喜以来，代有差法之议，竟无画一之规。所以求之者，大约有三：考月令之中星，测二至之日景，验交食之分秒。考以衡管，测以臬表，验以漏刻。斯亦亻危得之矣。历家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纪七政之行。又析度为百分，分为百秒，可谓密矣。然浑象之体，径仅数尺，布周天度，每度不及指许，安所置分秒哉？至于臬表之树，不过数尺。漏刻之筹，不越数寸。以天之高且广也，而以尺寸之物求之，欲其纤微不爽，不亦难乎？故方其差在分秒之间，无可验者。至逾一度，乃可以管窥耳。此所以穷古今之智巧，不能尽其变与？即如世子言：时差九刻，在亥子之间，则移一日；在晦朔之交，则移一月；此可验之于近也。设移于前，则生明在二日之昏；设移而后，则生明在四日之夕；今似未至是也。其书应发钦天监参订测验。世子留心历学，宜赐敕奖谕。”从之。
河南佥事邢云路上书言：“治历之要，无逾观象、测景、候时、筹策四事。今丙申年日至，臣测得乙未日未正一刻，而《大统》推在申正二刻，相差九刻。且今年立春、夏至、立冬皆适值子午之交。臣推立春乙亥，而《大统》推丙子。夏至壬辰，而《大统》推癸巳。立冬己酉，而《大统》推庚戌。相隔皆一日。若或直元日于子半，则当退履端于月前，而朝贺大礼在月正二日矣。岂细故耶？闰八月朔，日食。《大统历》推：初亏巳正二刻，食几既。而臣倏：初亏巳正一刻，食止七分余。《大统》实后天几二刻。则闰应及转应、交应，各宜增损之矣。”(已上《历志》。 )
云路又言：“《授时历》：‘至元辛巳，黄道躔度十二交宫界，’守敬所测也。至今三百余年，冬至日躔已退五度。则宜另步日躔宫界，另以赤道变黄道以合今时在天宫界。从古历家，未有以三百年后仍用三百年前黄道者。”又：“月建非关斗杓听指。斗杓有岁差，而月建无改移。”皆笃论也。
刑科给事中李应策亦言：“历理微渺，日月五星运转交会，咸取应于窥管测表，欧阳修所谓：‘事之易差’者。果以钟律为数无差，则《太初历》宜即定于汉，而后之为《三统》、《四分》者若何？又果以蓍策为术无差，则《大衍历》宜即定于唐，而后之为《五纪》、《贞元》、《观象》者又若何？盖阴阳迭行，随动而移，移而错，错而乖违。日陷不止，则躔离之谬，分至之忒，积此焉穷？云路所议四事应宜俱改，使得中秘星历书一编，阅而校焉，必更有得。”于是钦天监正张应侯疏诋云路之诬。礼部言：“使旧法无差，诚宜世守。今既觉少差，失今不修，将岁愈久而差愈远，其何以齐七政而厘百工？乞以云路提督钦天监事，督率官属数心测候，以成钜典。”议上，不报。
崇祯十四年，礼臣言：“自古历法数十年一改，而守敬之历，行之已三四百年矣。小差者，惟日月交食，时同刻异，无大悬绝。至置闰之差，起于春、秋分所差二日。而西历所定之日，即旧历所注昼夜各五十刻之日也。在今日西法较密，在异时亦难保其不差。一番更改，良不易言。请照《回回》科例，另立新法一科。遇交食节气同异，据法测验，而后徐商更改，庶有当乎？”(已上《春明梦余录》。 )
卷二十八 运历下
◎测影正统十一年八月，作晷影堂。(《昭代典则》。 )
正德十六年，漏刻博士朱裕言：“晷表尺寸不一，难以准测。而推算历数，用南京日出分秒，似相矛盾。请敕大臣一员，总理其事。铸立铜表，考四时日中之影。仍于河南阳城察旧立土圭，以合今日之晷；及分立圭表于山东、湖广、陕西、大名等处，以测四方之影。然后将内外晷影，新旧历书，错综参验，撰成定法。庶几天行合而交食不谬。”疏入，不报。(《天文志》。 )
郑世子载育曰：“何承天立表测影，始知自汉以来，冬至皆后天三日。然则推步晷影，乃治历之要也，《授时历》亦凭晷影为本，而《历经》不载推步晷影之术，是为缺略，今用北极出地度数，兼弧矢二卫以求之，庶尽其原。又随地形高下，立差以尽变，前此未有也。”又曰：“冬至之景，一丈有余。表高晷长，则影虚而淡。或设望筒、副表、影符之类，以求实影。然望筒或一低昂，副表、影符或一前却，所据之表或稍有倾欹，圭面或稍有斜侧。二至前后数日之影，进退止在毫厘之间，要亦难辨。况委托之人，未知当否？九服之远，既非目击，所报晷影，宁足信乎？”(《历志》。 )
宣城梅文鼎曰：“圭表之法：表短则分秒难明，表长则影虚而淡。郭守敬所以立四丈之表，用影符以取之也。日体甚大。坚表所测者，日体上边之影；横表所测者，日体下边之影；皆非中心之数。郭守敬所以于表端架横梁以测之也。然而非其本。必须正其表焉，平其圭焉，均其度焉：三者缺一，不可以得影。三者得矣；而人心有粗细，目力有利钝，任事有诚伪：不可不择也。知乎此，庶几晷影可得矣。”(《天文志》。 )
崇祯初，西洋人测得京、省北极出地度分：北京四十度，南京三十二度半，山东三十七度，山西三十八度，陕西三十六度，河南三十五度，浙江三十度，江西二十九度，湖广三十一度，四川二十九度，广东二十三度，福建二十六度，广西二十五度，云南二十二度，(按云南北极出地，高于广东。此二十二度，约计，或误。 )贵州二十四度。(以上极度，惟两京、江西、广东四处，皆系实测。其余则据地图约计之。 )又以十二度、度六十分、之表，测京师各节气午正日影；夏至三度三十三分，芒种、小暑三度四十二分，小满、大暑四度十五分，立夏、立秋五度六分，雨、处暑六度二十三分，清明、白露八度六分，春、秋分十度四分，惊蛰、寒露十二度二十六分，雨水、霜降十五度五分，立春、立冬十七度四十七分，大寒、小雪二十度四十七分，小寒、大雪二十三度三十分，冬至二十四度四分。(同上。 )
◎仪象
玑衡之象，或谓起于伏义，或谓作于帝喾，或云乃义和旧制，非舜创为也。马融谓：上天之体，不可测。知天之事者，惟有玑衡一事。即今浑天仪也。王蕃之论仪之制：置天梁地平以定天体，为四游以缀赤道者，此谓玑也；置望简横箫于仪中，以窥七曜之行，而知其躔离之次者，此谓衡也。唐李淳风为三重仪：在外曰六合，其外曰三辰，最内曰四游。而一行复益之以黄道仪，其为论亦密矣。靖康之乱，仪象归于金。元人袭之，而规环不协，难复施用。于是郭守敬创为简仪、仰仪、候极仪、浑天象、玲珑仪、立运仪、证理仪、景符、窥几、日月食仪、星晷定时仪，皆以意为之。始极精详。(《春明梦余录》。 )
浑天仪，四柱以铜龙，架而悬之。简仪，相似而省十之七，止周围数道而已。玉衡，亦以铜为之，如尺，而首尾皆曲，有二孔，对孔直窥，以候中星；又有铜球，左右转旋，以象天体，以方函盛之；函四周作二十八宿真形。观象台下小室，有量天尺，有铸铜人捧尺北面。室穴其顶，以候日中测影之长短。冬至后可得一丈七尺，夏至后可得二尺。中为紫微殿，殿傍有铜壶滴漏。其简仪，乃耶律楚材制。(同上。 )
璇玑玉衡为仪象之权舆，然不见用于三代。《周礼》有圭、表、壶、漏，而无玑、衡。其制遂不可考。汉人创造浑天仪，谓即玑衡遗制，其或然与？厥后代有制作。大抵以六合、三辰、四游重环凑合者，谓之浑天仪。以实体圆球，绘黄赤经纬度，或缀以星宿者，谓之浑天象。外此，则圭、表、壶、漏而已。迨元作简仪、仰仪、窥几、景符之属，制器始精详矣。
太祖平元。司天监进水晶刻漏，中设二木偶人，能按时自击钲鼓。太祖以其无益而碎之。洪武十七年，造观星盘。(已上《天文志》。 )十八年十月丙申，筑观星台于鸡鸣山。(《昭代典则》。 )
二十四年，铸浑天仪。(《天文志》。 )仁宗即位，作观象台于禁中。(《大政记》。 )
正统二年，行在钦天监正皇甫仲和奏言：“南京观象台设浑天仪、简仪、圭、表以窥测七政行度，而北京乃止于齐化门城上观测，未有仪象。乞令本监官往南京，用木做造挈赴北京，以较验北极出地高下，然后用铜别铸。庶几占测有凭。”从之。明年冬，乃铸铜浑天仪、简仪于北京。御制《观天器铭》。
十二年九月，监正彭德清言：“北京北极出地度，太阳出入时刻，与南京不同；冬夏昼夜，长短亦异。今宫禁及官府漏箭，皆南京旧式，不可用。”有旨，令内官监改造。
景泰六年，造内观象台简仪及铜壶。(已上《天文志》。 )
成化中，礼部侍郎周洪谟以：《蔡传》所释“璇玑玉衡”，后人遵用其制，考验多不同，宜改制。帝即属洪谟。洪谟易以木，旬日而就。(《周洪谟传》。 )
弘治二年，监正吴昊言：“考验四正日度，黄赤二道应交于璧轸。观象台旧制，浑仪，黄赤二道交于奎轸，不合天象。其南北两轴不合两极出入之度，窥管又不与太阳出没相当，故虽设而不同。所用简仪，则郭守敬遗制，而北极云柱差短，以测经星去极，亦不能无爽。请修改，或别造，以成一代之制。”事下礼部覆议，令监副张绅造木样以待试验，黄道度许修改焉。
嘉靖二年，修相风杆及简、浑二仪。(已上《天文志》。 )
河南巡抚何天衢言：“登封县旧有观星、测景二台，周公营洛邑时，手建遗迹也。土圭、表漏具在。乞敕饮天监官考正制度尺寸，书之史册。”从之。(《通纪》。 )
七年，始立四丈木表，以测晷影，定气朔。由是钦天监之立运仪，正方案，悬晷、偏晷、盘晷诸式，具备于观象台。一以元法为断。
万历中，西洋人利玛窦制浑仪、天球、地球等器。仁和李之藻撰《浑天仪说》，发明制造施用之法。其制，不外于六合、三辰、四游之法。但古法：北极出地，铸为定度；此则子午提规可以随地度高下，于用为便耳。
崇祯二年，礼部侍郎徐光启兼理历法，请造象限大仪六，纪限大仪三，平悬浑仪三，交食仪一，列宿经纬天球一，万国经纬地球一，平面日晷三，转盘星晷三，候时钟三，望远镜三。报允。已又言：“定时之法，当议者五事：一曰壶漏，二曰指南针，三曰表臬，四曰仪，五曰晷漏。”
七年八月，右参政李天经请造沙漏。明初，詹希元以水漏至严寒水冻，辄不能行，故以沙代水。然沙行太疾，未协天运，乃以斗轮之外，复加四轮，轮皆三十六齿。厥后周述学病其窍太小，而沙易堙，乃更制为六轮。其五轮悉三十齿，而微裕其窍。运行始与晷协。天经所请，殆其遗意欤？(已上《天文志》。 )
十四年，礼部言：“寺臣李天经等所制日晷、星晷、星球、星屏、窥筒诸器，多历家所未备。”又言：“旧法用日度，计日定率。西法用天度，因天立差。旧法用黄道矩度，西法用黄道纬度。虽微有不同，然其黄、赤仪器，与守敬简仪、仰仪、侯极、景符、玲珑、立运等仪，亦皆相似。特守敬之徒，沿习不察耳。”(《春明梦余录》。 )
◎句股
唐顺之《句股测望论》：“句股，所谓矩也。古人的执数寸之矩，而日月之运行，肉迟速之变，山溪之高深广远，凡目力所及，无不可知，盖不能逃于数也。句股之法：横为句，纵为股，斜为弦。句、股求统，句、股自乘相并为实，平方开之，得弦。句、弦求股，句、弦自乘相减为实，平方开之，得股。股、弦求句，同法。盖一弦实，藏一句、一股之实；一句、一股之实，并得一弦实也。数非两不可行。因句、股得弦，因股、弦而得句，因句、弦而得股。三者之中，其两者显而可知，其一者藏而不可知。因两以得三，此句股法之可通者也。至于远近可知，而高下不可知。如：卑则塔影，高则日影之类。塔景之在地者，可量，人足可以至于戴日之下，而日与塔高低之数不可知。则是有句而无股、弦，三者缺其二，数不可起，而句股之法穷矣。于是有立表之法，盖以小句股求大句股也。小句股每一寸之句，为股长几何；则大句股每尺之句，其股长几何，可知矣。此以人目、与表、与所望之高，三相直而知之也。人目至表，小弦也。人目至所望之高，大弦也。又法：表为小股，其高几何与至塔下之数相乘，以小句除之，则得塔高。盖横之则为小股至塔之积，纵之则为小句至塔顶之积，纵横之数恰同。是变句以为股，因横而得纵者也。句、股、弦三者，有一可知，则立表之法，可得而用。若其高与远之数皆不可知，而但目力可极，如隔海望山之类。则句、股、弦三者无一可知，而立表之法又穷矣。于是有重表之法。盖两表相去几何，为影差者几何，因其差以求句股，亦可得矣。立表者，以通句股之穷也。重表者，以通一表之穷也。其实，重表一表也，一表句股也，无二法也。”(《春明梦余录》。 )
徐光启曰：“句股即三边直角形也。底线为句，底上之垂线为股，对直角边为弦。句股上两直角方形并，与弦上直角方形等。故句三、股四，则弦必五。从此，可以句股求弦，句弦求股，股弦求句；可以求句股中容方、容圆；可以各较，求句、求股、求弦；可以各和，求句、求股、求弦；可以大小两句、股互相求；可以立表，求高深广远，以通句股之穷；可以二表、四表，求极高深、极广远，以通立表之穷。”(《句股义》。 )
◎权量
王焕如曰：“八音者，圣人致中和之器也。其制之长短、广狭、小大、轻重皆有数。三三迭运，九九相乘，天地万物之所生也，太和元气之所钟也，声律家谓之元声。黄钟者，天地阴阳之和也。今按黄钟之长九寸。十寸为尺，十尺曰丈。黄钟之管，其容子粟黍中者一千二百，为龠。十龠曰合，十合曰升，十升曰斗，十斗曰斛。黄钟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铢。两龠则二十四铢，为两。两四分，分六铢。铢十累，累十黍。黍凡二千四百，得两。十六两曰斤，二斤曰裹，十五斤曰称，三十斤曰钧，四钧曰石。三之、九之、损之、益之，以合阴阳之中，以通律吕之和。长短、广狭、小大、轻重以十有二律为之度数，以十有二声为齐量。纪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之以十二，天之道也。”(《春明梦余录》。 )
李之藻曰：“凡度：十丈曰引，五丈曰端，四丈曰疋，十尺曰丈，十寸曰尺，十分曰寸。而计田，则横一丈，纵六十丈为亩。四分其亩为一角，角得方丈者五十。十分其为一分，分得方丈者六，得方尺者六百。分以下厘毫析之，而以百亩为顷。五顷四十亩为邱。凡量：六粟为圭，十圭为撮，十撮为抄，十抄为勺。满十而进之，为合，为升，为斗，为石。石亦曰斛。凡衡：以两为君。两有十钱，钱有十分。自分下，什而析之，曰厘，曰毫，曰丝，曰忽，曰微，曰纤，曰沙，曰尘，曰埃，曰渺，曰漠。至细之倪，惟所立名。而十六两为斤，二百斤为引。此公私通用之则也。历法：每度百分，每分百秒。西历则积六十秒为分，积六十分为度；秒以下，俱以六十析之。(《同文算指》。 )
崇祯十四年，上欲考定乐律，命工部察周尺之制。工部不能定，移问礼部。礼部覆云：’周尺之制，古今推求不一。有周累黍者：《汉书律历志》云：‘以子黍中者度之，九十分为黄钟之长。一黍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颜师古云：‘中者，不大不小。’《唐礼乐志》云：‘黍真则尺定，尺定则律均。’宋窦俨司马光等，考定周尺，用上党黍十黍为一寸。是也。有用指者：古人按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臂知寻。大禹声为律，身为度。用左手中指三节三寸谓之君指，裁为宫声之管。许慎《说文》曰：‘中妇人手长八尺，谓之咫尺。’即周尺也。有用璧羡者：《考工记》曰：‘璧羡度尺好三寸以为度。’盖璧径九寸，羡而长之，纵十寸，横八寸，周谓之度尺。则周之十寸、八寸皆为尺也。有用{艹票}粟者：{艹票}，禾穗芒也。《淮南子》曰：‘律数十二，故十二{艹票}当一粟，十粟而当一寸。’是也。有用蚕丝者：《孙子算经》云：‘蚕吐丝为忽，自丝、毫、厘、分而成一寸。’是也。有用马尾者：《易纬》以十马尾为分。是也。详考之，窃谓：人指则长、短不同，璧羡则古璧杂得，粟有轻、重，马尾有巨、细，蚕丝秒忽杂辨，惟累黍之法为正。而又有谓：圭璧之属用指尺，冠冕、尊彝之属用黍尺者。又有谓：岁有丰歉，地有肥硗，累黍较验，亦复不齐者。故前代制尺，非特用累黍，又必求古器以杂较焉。《隋书》所载历代之尺，十有五种。第一种即周尺，与西汉刘歆铜斛尺、东汉晋武铜尺、晋荀勖律尺、祖冲之铜尺，皆合。今去古既远，欲求确据，惟我高皇帝时，命宋濂、冷谦等所定乐律，及刘基等所定钦天监晷影，可凭。而晷影尤其显者。宋和岘用西京铜望臬，即司天台影铜臬下石尺也。影表上可测天，度数不爽，况其他乎？唐顺之曰：‘钦天监表尺乃元郭守敬所造，比市尺止得八寸强。守敬精于律历，决非妄作。尝黑黍中者一千二百粒，日乾之，称量重五钱者，以九十粒横之，合为九寸，与表尺果合。’于今欲求周尺，似不能舍是而他求矣。抑又有说焉。高皇帝创制垂法，当时制为镇圭。定按周尺莫若以镇圭之尺为主。若欲别造准尺，必博Ａ８古器，如表尺之属，兼求真黍，参互考定，非可悬虚臆决也。”疏入。得旨，著熙镇圭式造尺。
审度嘉量权衡皆出于律。自积黍之法不明，黄钟之说，纷如聚讼。近代郑世子考羊头山黍以时等则称之，百粒得二分五厘。至两龠，二千四百，重六钱。则今之六钱为古一两。以约度量，今之八寸即古一尺，今之三斗即古之一斛。度以八为率，量以三为率，权以六为率。(已上《春明梦余录》。 )
◎时令
洪武四年正月癸卯，帝谓中书省臣曰：“今日，天寒有甚于冬。京师尚尔，况北边荒漠之地，冰厚雪深。吾守边将士甚艰苦。尔中书其以府库所储布帛制棉衣。运赴蔚、朔、宁夏等处，以给将士。”(《大训记》。 )
又谓中书省臣曰：“大乱未平，民多转徙失本业，而军费悉自民出。今春时和，宜令有司劝农事，勿夺其时。仍观一岁中之收获多寡，立为劝惩。”(《农政全书》。 )
五年五月戊午，夏至，祭方丘礼毕，驾远乾清宫，谓皇后嫔妃曰：“方农时，天久不雨，苗未入土。朕恐民之失望也，甚忧之。汝等宜皆蔬食，自今日始。俟雨泽降，复常膳如故。”(《大训记》 )
十二年七月，冯胜督建周王宫殿于开封府，将以九月兴役。帝赐敕谕之曰：“中原民食，所恃者麦耳。近闻尔令有司集民夫，九月赴工。正当播种之时而役之，是夺其时也。过此地冻，不得入土，来岁何望，敕至放还。俟农隙之时，赴工未晚也。”(《明正统宗》。 )
十三年，置四辅官，以四时为号，命协赞政事，均调四时。会立冬，朔风酿寒，帝以为顺冬令，乃赐敕嘉勉。(《安然传》。 )
十五年，谕刑官曰：“方春，万物发生。而无知之民，乃有犯法至死者。虽有决不待时之律，然于朕心有所不忍。其犯大辟者，减死论。”(《春明梦余录》。 )
谕都督府曰：“前遣囚往充辽东驿卒。天气尚寒，恐道途冻馁。令就济宁暂住，往春暖遣行。”(同上。 )
二十一年，解缙言：“治历明时，授民作事，但申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谬。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观俯察，事合逆顺。七政之齐，正此类也。”(《解缙传》。 )
武定侯郭英请筑鲁王茔所享堂周垣。上曰：“‘使民以时。’奈何当耕种之日，稳筑垣以夺农时乎？”止之。(《农政全书》。 )
永乐二年四月，谕法司曰：“天气向热，狱囚淹久必病。令五府、六部、六科协助尔等，尽数日疏决。”(《大训记》。 )
又谕：“今春时和，东作方兴。宜申明教术，劝课农桑。”(《农政全书》。 )
宣德元年五月，谕三法司曰：“古者，孟夏断薄刑，出轻系；仲夏拔重囚，益其食。所以顺时令重人命也。祖宗时，遇隆寒盛暑，必命法司录囚。今天气向炎，不分轻重悉系之，非钦恤之道。卿等当体此心，即量轻重区别之。务存平恕，毋致深刻。”(《三编》。 )
五年二月，帝以春和，下诏宽恤。(《三编》。 )
七年二月，帝以春和，谕法司录囚。帝亲阅众囚，决遣千余人，减等输纳。春审自此始。(《刑法志》。 )
天顺五年二月，谕法司曰：“春阳肇序，万物咸新。在京文武官除赃罪外，诸犯录悉与湔除，命奉公守法。”(《明政统宗》。 )
成化十年决囚，冬至节近，特命过节行刑。既而给事中言：“冬至后行刑，非时。”遂诏俟来年冬月。(《刑法志》。 )
嘉靖四年二月乙卯，御史王鼎言：“《礼月令》：‘仲春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今所犯笞杖徒流罪，淹系经年，不即遣释，多以禁死。足以干天地之和。”上是之。诏内外理刑官：“凡狱成者，各即放遣。违者，罪之。”(《实录》。 )
二十二年，御史何瓒言：“京师苦寒，小民冻馁枕藉。乞多方振救，并行江北诸郡加惠，以广德意。”帝曰：“今岁严寒，困穷可悯。亟行一体振之。”(《三编》。 )
二十四年正月，上以春多疾疫，命施药于朝天门外，溥济贫民。(《实录》。 )
三十二年，南京刑部尚书顾应祥秋奏决囚。比得决单已逾冬至二日。例当复请。应祥竟论决。御史参劾，上令应祥致仕。(王圻《通考》。 )
万历中，刑部尚书孙丕扬奏：“五岁方恤刑，恐冤狱无所诉。请敕天下抚、按，方春时和，令监司按行州县，大录系囚；按察使则录会城囚。死罪矜疑，及徒流以下可原者，抚、按以达于朝。期毋过夏月。”(《孙丕扬传》。 )
三十八年十一月朔，日有食之。礼部右侍郎翁正春言：“前两岁，食四月朔，纯阳之月也。今食十一月朔，阳生之月也。仲冬之月，于律为黄钟，于卦为复。乃群阴已极，一阳初生之候。而有此亏蚀，其灾异尤甚。君德象日，宜照临宣布，不宜暗汶闭藏。自万历二十年后，货财日敛聚，人才日剥落。一切请补大僚，考选起废，率皆不报。六卿、九列之地，三、五晨星。阊阖徒号，天听愈杳。天下不见阳和舒育之气，如在穷阴冱寒之中。是以上天谴告如此。然日之依与更，止在一时：而皇上之寝与行，止在一念。诚翻然转移，立见改辙；将日中之治，可保无疆矣。”疏入，不省。(《三编》。 )
卷二十九 职官一
◎宗人府(元大宗正府。 )
洪武三年四月丙寅，置大宗正院。三十二年正月丙戌，改为宗人府，设令一人，左右宗正、宗人各一人。以秦王爽为宗人令，晋王冈为左宗正，燕王棣为右宗正，周王肃为左宗人，楚王桢为右宗人。其后以勋戚大臣摄府事，不备官。
永乐初，建都，以北京宗人府为行在，命驸马都尉永春侯王宁署府事。其在南者，为南京宗人府，不复降印。
正统三年，始建府治，以驸马都尉西宁侯宋瑛掌之。后遂为定制。(已上《梦余录》。 )○三公三孤(元置三公，未有三孤。 )
洪武三年，授李善长太师，徐达太傅。(先是，常遇春已赠太保。 )三孤无兼领者。(《职官志》。 )
建文、永乐间，罢公、孤官。仁宗即位，授张辅太师，沐晟太傅，陈懋太保；蹇义进少师，杨士奇进少傅，夏原吉进少保。于是公、孤之官备。(《山集》。 )
宣德三年十月乙酉，上以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四人皆春秋高，赐玺书曰：“古者，师保之职，论道经邦，不烦以政。少师义、少傅士奇、少保原吉、太子少傅荣，皆祖宗遗老，畀辅朕躬。今黄发危齿，尚令典烦剧，兼有司之事，非所以优之也。其辍所务，朝夕在朕左右，讨论治理，共宁邦家。其勋阶爵禄并如故。”(《昭代典则》。 )公孤之官，几于专授。迨义、原吉卒。士奇还领阁务。自此以后，公孤仅虚衔，为勋戚文武大臣加官、赠官。而文臣无生加三公者，惟赠乃得之。(《职官志》。 )嘉靖二年，以杨廷和满四考，超拜太傅。四辞而止。(《本传》。 )张原疏：“祖宗设师、傅、保之官，而处之禁密之地。师，导之教训；傅，傅之德义；保，保其身体；乃其职也。今杨廷和少师也，蒋冕少傅也，毛纪、费宏少保也，皆陛下师臣也。顾未得密勿论道之义，乃登言章奏之间，并置之不听。师臣如此，臣属何望？”(《明臣奏议》。 )
十九年，加方士陶仲文少师，久之加少傅，仍兼少保。二十三年，加少师，仍兼傅、保。(《陶仲文传》。文彬按：明世一人遍历三孤者，蹇义、杨士奇、刘吉、刘健、马文升、李东阳、杨廷和、梁储、王琼、杨一清、张孚敬、夏言、严嵩、高拱、徐阶、李春芳、张居正、张四维、申时行凡十九人。若兼领三孤，则方士仲文一人。 )
二十六年，加大同总兵官周尚文太保。(《尚文传》。 )
万历五年，辽东总兵官李成梁加太保。二十九年，复镇辽东加至太傅。(《成梁传》。文彬按：《明史尚文传》云：“终明之世，总兵官加三公者，尚文一人而已。”而《成梁传》，由太保加至太傅。实不止尚文一人。 )
九年，张居正以十二载满，加太傅。十年，以辽东捷，进太师。(本传。文彬按：明加太师者，武臣如张辅、张懋、朱永、张鹤龄、徐光祚、郭勋、朱希忠，皆勋戚也。文臣则自李善长后，唯居正一人。 )
崇祯三年，加孙承宗太傅，辞不受。四年，以考满，加太傅，复辞不受。(本传。州云：文臣无至三公，独张居正加太傅至太师。锦衣帅无至公孤，独陆炳加太保兼少傅。方士无至公孤，独陶仲文加至少师兼少傅、少保。三人皆楚产，前后相去三十年。后皆被追削。 )
◎东宫六傅(元东宫置三师；三少不恒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