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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士人多务进趋，廉逊道缺，刘著《崇让论》以矫之，其略曰：“古圣王之化天下，所以贵让者，欲以出贤才，息争竞也。夫人情莫不欲已之贤也，故劝令让贤以自明贤也，岂假让不贤哉！故让道兴，贤能之人不贤而自至出矣，至公之举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择众官所让最多者而用之，审才之道也。在朝之土相让於上，下皆化之，推贤让能之风从此生矣。为一国所让，则一国士也；天下所共推，则天下士也。推让之风行，则贤不肖灼然殊矣。故非时独乏贤也，时不贵让，一人有先众之誉，毁必随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虽令稷、契复存，亦不复全其名矣。能否混杂，优劣不分，士无素定之价，官职有缺，主选之吏不知所用，但按官次而举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势家之子，则必为有势者之所念也。非能独贤，因其先用之资而复迁之无已，不胜其任之病发矣。夫一时在官之人，虽杂有凡猥之材，其中贤明者亦多矣，岂可谓皆不知让贤为贵耶？直以时皆不让，习以成俗，故遂不为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闻，名之谢章，所由来尚矣。原谢章之本意，欲进贤能以谢国恩也。昔舜以禹为司空，禹拜稽首，让於稷、契及咎繇，益让熊罴，伯夷让夔、龙。唐、虞之时，众官初除，莫不皆让也。谢章之义，盖取於此。季代不能让贤，虚谢见用之恩而已。相承不变，习俗之失也。夫叙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让贤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让，徒费简纸者，皆绝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贤能而让之矣，让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择三司所让最多者而用之，此为一公缺，三公已豫选之矣。且主选之吏，不必任公而选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选一公为详也。推之四征、尚书、郡守皆然。夫众官百郡之让，与主者共相比，不可同岁而论也。贤愚皆让，百姓耳目尽为国耳目。夫人情争则欲毁已所不如，让则竞推於胜已。故世争则毁誉交错，优劣不分，难得而详也；时让则贤智显出，能否之美，历历相次，不可得而乱也。当此时也，能退身修己者，让之者多矣，虽欲守贫贱，不可得也；驰骛进取而欲人见让，犹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皆知进身求通，非修之於已则无由矣，浮声虚论，不禁而自止矣。” 齐王嘉平初，夏侯元请使官长各考其属能否，而中正则惟考行迹。（详见《举士门》） 晋武帝泰始七年，诏公卿以下举将帅各一人。 太康九年，令内外群官举清能，拔寒素。又令举守令之才。 晋依魏氏九品之制，内官吏部尚书、司徒、左长史，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国有小中正，皆掌选举。凡吏部选用，必下中正徵其人居及祖父官名。 山涛为吏部尚书，再居选职，共十有馀年。每一官缺，辄启拟数人，诏旨有所向，然後显奏，随帝意所欲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举首，众情不察，以涛轻重任意。或谮之於帝，故帝手诏戒涛曰：“夫用人惟才，不遗疏远单贱，天下便化之。”而涛行之自若，一年之後，众情乃浸。涛所奏甄拔人物，各为题目，时称“山公启事”。 侍中彭权迁，当选代。按：“雍州刺史郭奕高简有雅量，在朝廷足以肃正左右；卫将军王济才高美茂，後来之冠，此二人诚顾问之秀。圣意倘惜济主兵者，骁骑将军荀恺智器明敏，其典宿卫，终不减济。博士祭酒庾纯强正有学义，亦堪此选。国学初建，王、荀已亡，纯能其事，宜当小留，粗立其制，不审宜尔有当圣旨者否？又尚书令缺，宜得其人。征南大将军祜体义立政，可以肃整朝廷。”又云：“有疾苦者，大将军虽不整，正须筋力，戎马间犹宜得健者。征北大将军贞正静一，中书监荀勖达练事物。三者皆人彦，不审有可参举者不？” 王戎迁尚书左仆射，领吏部，始为甲午制。凡选举皆先治百姓，然後授用。司隶傅咸奏戎，曰：“《书》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今内外群官，居职未期而戎奏还，既未定其优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诈由生，伤农害政。戎不仰依尧舜典谟，而驱动浮华，亏败风俗，宜免戎官。”戎与贾、郭通亲，竟得不坐。戎与时卷舒，自经典选，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沉，户调门选而已。 王戎有人伦鉴识，尝目山涛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能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彻，於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表物。谓裴拙於用长，荀勖工於用短，陈道宁纟畏々（初六反）如束长竿。族弟敦有高名，戎恶之。敦每候戎戎，辄疾不之见，敦後果为逆乱。其鉴赏先见如此。 按：西晋时，以吏部尚书执用人之柄，山涛、王戎相继居是职，二人虽贤否不同，而皆有知人之鉴。《巨源启事》中所处分者，内则要地，外则方面；戎所评议者，亦一时名胜，非後进小吏也。盖当时尚书权任之重如此。後来居是职者，既未尝有二公之鉴识，且其所权衡，不过么么微官，所谓“唯取年劳，不简贤否，使义均行雁，次若贯鱼，勘簿呼名，一吏足矣，数人而用，何谓铨衡”者是也。近世叶水心言：“今之大臣，以堂除与人者，乃昔日铨选常行之事。大臣不知其职任有大於此者，而止以堂除为宰相之大权，则怪铨选为奉行文书之地也。使今日铨选得稍稍自用，若堂除之选尽归铨部，然後大臣知职任，而铨选亦能少助朝廷用人，尚书、侍郎不虚设矣。”此语足以箴後来之失。然後来之大臣，苟非作奸擅权、固位植党者，其於用人亦不过谨守资格，以为寡过之地，以异於吏部之铨衡。如萧何之以大将举韩信，狄仁杰之以宰相举张柬之，其事亦寥寥矣。 九品之法渐敝，中正任久，爱憎由已，遂计官资以定品格，天下惟以居位为贵。尚书仆射刘毅上言：“九品始因魏初丧乱，是军中权时之制，非经久之典也。宜用土断，复古乡举里选之法。”因言九品有八损，而官才有三难：人物难知，一也；爱憎难防，二也；情伪难明，三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今九品不状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长，以状取人，则为本品之所限。若状得其实，犹品状相妨，况不实者乎！”（详见《举士门》） 按：既曰九品中正之官设之於州县，是即乡举里选之遗意。然未仕者，居乡有履行之善恶，所谓品也；既仕者，居官有才能绩效之优劣，所谓状也。品则中正可得而定，状则非中正可得而知。今欲为中正者，以其才能之状，著於九品，则宜其难凭。要知既入仕之後，朝廷自合别有考课之法，而复以中正所定之品目第其升沉，拘矣。况中正所定者，又未必允当乎！ 宋营阳王时，以蔡廓为吏部尚书，廓谓傅亮曰：“选事若悉以见付，不论；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语录尚书徐羡之，羡之曰：“黄、散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复措怀；自此以上，故宜互参同异。”廓曰：“我不能为徐千水署纸尾。”遂不拜。千木，羡之小字。选案黄纸，录尚书与吏部尚书连名，故云“署纸尾”。宋黄门，第五品也。 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郡县以六周而代，刺史或十馀年。及孝武即位，仕者不复拘老幼，守宰以三周为满。时中军录事参军周朗上疏曰：“欲为教者，宜以二十五家选一长，百家置一帅。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学经；十七至二十，皆令习武。训以书记图纬、忠孝仁义之礼，廉让恭勤之则；授以兵经战略、军部舟骑之容，挽强击刺之法。习经者五年有成，而言之司徒；习武者三年善艺，亦升之司马。若七年而经不明，五年而勇不达，即更求其言行，考其事业，必不足取者，虽公卿子弟，长归农亩，终身不得为吏。”兼述农桑生植之本，及礼教刑政之端。帝省之不悦。左卫将军谢庄以其时搜才路狭，又上表曰：“九服之旷，九流之难，提钧悬衡，委之选部。一人之鉴易限，而天下之才难原。以易限之鉴，照难原之才，使国无遗授，野无滞器，其可得乎？请普令大臣，各举所知，以付尚书铨用。”不从。帝又不欲重权在下，乃分吏部，置两尚书，以散其权。 裴子野曰：“官人之难，尚矣。居家视其孝友，乡党察其诚信，出入观其志义，忧难取其智谋，烦之以事，以求其理，临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礼》，始於学校，论之州里，考诸六事，然後贡於王庭。其在汉家，州郡积其功能，五府举为掾属，三公参其得失，尚书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阅者众，故能官得其才，罕有败事。魏晋易是，所失弘多。夫厚貌深衷，险如壑，择言观行，犹惧弗周，况今万品千群，俄析乎一面，庶僚百位，专断於一司，於是嚣风遂行，不可抑止，干进务得，兼加谄黩，无复廉耻之风、谨愿之操，官邪国败，不可纪纲。假使龙作纳言，舜居南面，而治致平章，不可必也，况後之官人者哉！孝武虽分曹为两，不能反之於周汉，朝三暮四，其庸愈乎。” 颜峻为吏部尚书，留心选举，奏无不可。後谢庄代峻，意多不行。峻容貌严毅，庄风姿甚美，宾客喧诉，尝欢笑答之。人言：“颜峻嗔而予人官，谢庄笑而不与人官。” 按：自魏晋以来，州郡无上计之事，公府无辟召之举。士之入仕者，始则中正别其贤否，次则吏部司其升沉而已。所以尚书之权最重，而其於人恩怨亦深。故贾充与任恺争权，则启令其典选，俾之易生间隙；蔡廓以主ウ时艰，不欲居通塞之地。盖非精於裁鉴者，不能称其任，而恬於权势者，多不乐居其位也。 齐因宋代限年之制，乡举里选不才德，其所进取以官婚胄籍为先，遂令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门以三十试吏，故有增年矫貌以图进者。（详见《举士门》） 左仆射王俭请解领选，谓褚渊曰：“选曹之始，近自汉末。今若反古，使州郡贡计，三府辟士，与众共之，犹贤一人之意。古者选众，今则不然，奇才绝智所以见遗於草泽也。”渊曰：“诚如卿言。但行之已久，卒难为改也。” 梁初，无中正制，年二十五方得入仕。天监中，制：“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得一经者，不得为官。”（详见《举士门》） 陈依梁制，凡年未三十不得入仕，唯经学生策试得第、诸州迎主簿、西曹左奏及尝为挽郎，得未壮而仕。诸郡唯正王为丹阳尹经迎得出身者亦然，庶姓尹则否。有高才、异行、殊勋，别降恩旨叙用，不在常例。凡选无定时，随缺则补。官有清浊，以为升降，从浊得清，则胜於迁。若有迁授，但移转一人为官，则诸官多须改动。其用官式，吏部先为白牒，列数十人名，尚书与参掌者共署奏，敕或可或否。其可者则下於选曹，量贵贱，别内外，随才补用；以黄纸录名，八座通署，奏可乃出，以付於典名；典名书其名帖鹤头板，修容整仪，送所授之家。其别发诏除者，即宣付诏局，诏局草奏闻，敕可，黄纸写出门下，门下答诏，请付外施行，又敕可，付选司行名。得官者不必待行名到，但闻诏出，明日即入谢後，诣尚书上省拜受。若拜王公则临轩。凡拜官皆在午後。初，武帝承侯景丧乱之後，纲维颓坏，制度未立，百官无复考校殿最之法，但更年互迁，骤班进秩，法无可称者。後徐陵、孔奂继为吏部尚书，差有其序。 後魏州郡皆有中正，掌选举。每以季月与吏部铨择可否；其秀才对策第居中，上表叙之。 文成帝和平三年，诏曰：“今选举之官，多不以次，令班白处後，晚进居先，岂所谓彝伦攸叙也！诸曹选补，宜各书劳旧才能。”其後中正所铨，但在门第，吏部彝伦，仍不才举。 崔浩为冀州大中正，荐冀、定、相、幽、并五州士数十人，各起家为郡守。景穆帝为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选也，在职已久，勤劳未答，令先补前召外任郡县，以新召者代为郎吏。又守宰人宜使更事者。”浩固争而遣之。高允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较胜於上，何以能济。” 郭祚为吏部尚书，特清，重惜官位，至於铨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笔，即云：“此人便已贵矣。”由是事颇为稽滞，每招怨ゥ。然而所拔用者，量材称职，士论归之。 孝文励精求治，内官通班以上，皆自考，以为黜陟。（见《考课门》） 任城王澄为吏部尚书，诏澄简旧臣。初，魏自公侯以下迄於选臣，动有万数，冗散无事。澄品为三等，量其优劣，尽其能否，咸无怨言。 自太和以前，精选中正，德高乡国者充；其边州小郡，人物单鲜者，则并附他州；其在遐陋者，则阙而不置。当时称为简当，颇为得人。及宣武、孝明之时，州无大小，必置中正。既不可悉得其人，故或有庸鄙者操铨之权，而选叙颓紊。至正始元年冬，乃罢诸郡中正。时有以杂类冒登清流，遂令在位者皆五人相保，无人保任者夺官还役。 清河王怿以官人失序，上表曰：“孝文帝制出身之人，本以门品高下有恒。若准资荫，自公卿令仆之子，甲乙丙丁之族，上则散骑秘著，下隶御史长兼，皆条例昭然，文无亏没。自此或身非三事之子，解褐公府正佐；地非甲乙之类，而得上宰行僚。自兹以降，亦多乖舛。且参军事专，非出身之职，今必释褐而居；秘著本为起家之官，令或迁转以至。斯皆仰失先准，有违明令，非所谓式遵遗范，奉顺成规。此虽官人之失，相循已久，然推其弥漫，抑亦有由。何者？信一人之明，当九流之广，必令该鉴氏族，辨照人伦，才识有限，固难审悉。所以州置中正之官，清定门胄，品藻高卑，四海画一，专尸衡石，任实不轻。故自置中正以来，暨於太和之日，莫不高拟其人，妙尽兹选，皆须名位重於乡国，才德允於具瞻，然後可以品裁州郡，综人物。今之所置，多非其人。乞明为敕制，使官人选才，备依先旨，无令能否乖方，违才易务；并革选中正，一依前轨，庶清源有归，流序允穆。”灵太后诏依表施行，而终不能用。 征西将军、冀州大中正张彝之子仲上封事，请铨别选格，排抑武夫，不使预清品。於是武夫愤怒，羽林、虎贲千馀人焚彝第，杀其父子。诏斩其凶强者八人，馀大赦以安之。 张彝既死，灵太后乃命武官得依资入选。既而官员少，应调者多，选曹无以处之。及崔亮为吏部尚书，乃奏为格制，官不问贤愚，以停解日月为断。虽复官需此人，停日後者终不得取；庸才下品，年月久者则先擢用。时沉滞者，皆称其能。 亮甥刘景安贻书规之，亮答曰：“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书，据状量人授职，此乃与天下群贤共爵人也。吾谓当尔之时，无遗才、无滥举矣，而汝犹云十收六七。况今日之选，专归尚书，以一人之鉴，照察天下，刘毅所云：‘一吏部、两郎中而欲究鉴人物，何异以管窥天而求其博哉！’今勋人甚多，又羽林入选，武夫倔起，而不解书计，唯可广弩前驱，指踪捕噬而已。忽令佩组乘轩，求其烹鲜之效，未尝操刀，而使割。又武人至多，官员至少，不可周溥。设令十人共一官，犹无官可授，况一人冀一官，何由不怨哉？吾近面执，不宜使武人入选，请赐其爵，厚其禄。既不见从，是以权立此格，限以停年耳。” 水心叶氏曰：“按：《萧宝寅传》载魏世外官代还六年方叙，内官四年为限。今亮立此格，专以停罢後岁月断之，不总计其平生资历，抑新进，拔滞淹，故为有意，利柄在已，人不得干，虽曰失之，犹有所获。不若後世沈涂考任，无复止法，容侥幸，长躁求，使士大夫皆安傲然取必於上，其得失相较又远矣。” 先公曰：“按：停年格立於武人入选之後，武人入选始於羽林作乱之馀，此当时事情也。《通鉴》述崔亮答书，削去本旨，已为未然；胡氏、叶氏之论古今得失则然矣，而停年之所以立，弗深考也。” 後甄琛、元修义、城阳王徽相继为吏部尚书，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贤愚同贯，泾渭无别，魏之失才，从亮始也。及辛雄为吏部郎中，上疏曰：“自神龟以来，专以停年为选。士无善恶，岁久先叙；职无剧易，名到授官。执案之吏，以差次日月为功能；铨衡之人，以简用老旧为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贪鄙。委斗筲以共理之重，硕鼠以百里之命，皆货贿是求，肆心纵意，其制虽烦，不胜其欲。致令徭役不均，发调违谬，聚敛盈门，囚执满道。盖助陛下理天下者，唯在守令，最须简置，以康国道。但郡县选举，由来所轻，贵游隽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请上等郡县为第一清，中等为第二清，下等为第三清。选补之法，妙尽才望。如不可并，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竟无铨革。三载黜陟，有称者补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历郡县不得为内职，则人思自勉，上下同心，枉屈可申，强暴自息。”书奏，会帝崩。及孝庄帝初，诏求德才文艺政事强直者，县令、郡守、刺史皆叙其志业，具以表闻。得三人以上，县令、太守、刺史赏一阶，举非其人者黜一阶。凡官郡守、县令，六年为满，满後六年为叙。 薛淑为吏部郎中，上言：“使选曹唯取年劳，不简贤否，义均行雁，次若贯鱼，勘簿呼名，一吏足矣，数人而用，何谓铨衡！请积劳之中，有材堪牧人者，在先用之限；其馀不堪者，既壮藉其力，岂容老而弃之。将佐丞尉，去人稍远，小小当否，未为多失，宜依次补序，以酬其劳。”不报。 东魏元象中，文襄王高澄秉政，摄吏部尚书，乃革後魏崔亮年劳之制，务求才实。自迁邺以後，掌大选知名者不过数四，文襄年少高朗，其弊也疏；袁聿修沈密谨厚，所伤者细；杨遵彦风流辩给，所取失於浮华；唯辛术贞明简实，新旧参举，管库必擢，门阀不遗，衡鉴之美，一人而已。至孝昭帝皇建二年，诏：“内外执事官从五品以上、三府主簿、录事参军、诸王文学、侍御史、廷尉三官、尚书郎中、中书舍人，每在三年之内，各举一人：或夙在朝伦，沈屈未用；或先官後进，今见停散；或白屋之人，巾褐未释。其高才良器，允文允武，理识深长，具通济，操履凝峻，学业宏赡，诸如此辈，随取一长，无待兼资，方充举限。举荐之文，指论事实，随能量用，必陈所堪，不得高谈，谬加褒饰。所举之人，止在一职，三载之内，有犯死罪以下、刑罪以下，举主准举人之犯，各罚其金；自鞭以下，举主勿论。若未经三载而更，馀转通计後官日月，合满三周。凡所举人，必主事立功，裨益时政，不限年之远近，举主之赏，亦当非次，被举之人，别当擢授。其违限不举，依式罚金。又拥旄作镇，任总百城，分符共理，职司千里，凡其部统，理宜委悉。刺史於所管之内下郡太守、县令、丞、尉、府佐、录事参军以降，州官、州官都主簿以下，但г在吏职，及前为官并白人等，并听表荐。太守则曹掾以下及管内之人，亦听表举。其大州、中州、小州，畿内、上郡、中郡，并三年之内各举一人，其不入品州并自馀郡守，不在举限。” 杨典选二十馀年，奖擢人伦，以为已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时致谤言，以为之用人，似贫士市瓜，取其大者。 水心叶氏曰：“魏以停年致乱，高氏反之。观此，则奔走一时材用，以赴功名，自不系君德也。铨叙群彦，虽曰吏部之职，然宰相知人，能尽器使，乃职业中一大事。” 後周以吏部中大夫一人掌选举，小吏部下大夫一人以贰之。初，霸府时，苏绰为六条诏书，其四曰擢贤良。绰深思本始，惩魏、齐之失，罢门资之制，其所察举，颇加精谨。及武帝平齐，广收遗逸，乃诏山东诸州举明经理者，上县六人，中县五人，下县四人。 乐逊上疏论选举曰：“选曹赏录勋贤，补拟官爵，必宜与众共之，有明扬之授，使人得尽心，如睹白日。其材有升降，功有厚薄，禄秩所加，无容不审。即如州郡选置，犹集乡闾，况天下选曹，不取人物？若方州列郡，自可内除，此外付选曹铨叙者，既非机事，何足可密。人生处世，以荣禄为重，修身履行，以基身名，逢时既难，失时为易。其选置之目，宜令众心明白，然後呈奏，使功勤见知，品物称悦。” 隋文帝开皇七年，制：“诸州岁贡三人，工商不得入仕。”开皇十八年，诏京官五品以上及总管、刺史，并以志行修谨、清平济二科举人。牛弘为吏部尚书，高构为侍郎，选举先德行而後文材，最为称职。当时之制，尚书举其大者，侍郎铨其小者，则六品以下官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州郡无复辟署矣。 牛弘问於刘炫曰：“魏、齐之时，令史从容而已，今则不遑宁处，其事何由？”炫曰：“往者，州唯置纪纲，郡置守丞，县唯令而已。其所事具僚，则长官自辟，受诏赴任，每州不过数十。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是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所以繁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欲从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行。 自後周以降，选无清浊。及卢恺摄吏部尚书，与侍郎薛道衡、陆彦师等甄别物类，颇为清简，而谮纷纭，恺及道衡皆除名。 沈既济曰：“选法之难行，久矣。夫天产万类，美寡而恶众；人分九流，君子孤而小人群。虽消长迭有，而善恶不常，此古今之通理然也。将退不肖而惩其滥，必悬法以示人，而俾人知惧，举善以劝，而不仁自远，可以阴骘而潜移之，故难明斥其恶而强挤也，暨艳、张彝皆以不及是而败，悲夫！斯理甚明，盖非英明之君，不可以语焉。故崔、毛当魏武而政举，卢、薛值隋文而身坠，时难不其然乎！” 炀帝制：“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其功德行能有昭然者乃擢之。” 大业三年，始置吏部侍郎一人，分掌尚书职事。时武夫参选，多授文职，八年，诏曰：“顷自班朝治人，乃由勋叙，拔之行阵，起自勇夫，蠹政害人，由於此。自後诸授勋官，并不得授文官职事。” 帝自江都幸涿郡，御龙舟渡河入永济渠，敕选部、门下、内史、御史四司於前船选补。受选者三千馀人，徒步随船三千馀里，不得处分，死者什一二。 致堂胡氏曰：“甚矣美才难得，而凡马之众也。夫自江都至涿郡，随舟徒行，自东南而极北，逖矣。而受选之士三千馀人，甘於重趼逐逐而不去，以至死亡者，於以见此三千馀人皆恣睢嵬琐之流耳。委以章绶，错诸百姓之上，处於庶务之间，决知其不免於旷之负也。故善为天下者，如汉光武、唐太宗皆减省吏员，而贤才是择，唯恐其壅於上闻也。专顾己私者，不为官择人，入仕者数倍於员阙，以收其虚誉；而崭然见头角者，则消磨汰斥之，惟恐其与已轧也。於是服膺官使，新故更代，往往恣睢嵬琐之流，而天下之祸乱起矣。” ●卷三十七 选举考十 ○举官 唐制，凡选有文武，文选吏部主之，武选兵部主之，皆为三铨，尚书、侍郎分主之。凡官员有数，而署置过者有罚，知而听者有罚，规取者有罚。每岁五月，颁格於州县，选人应格，则本属或故任取选解，列其罢免、善恶之状，以十月会於省，过其时者不叙。其以时至者，乃考其功过。同流者五五为联，京官五人保之，一人识之。刑家之子、工贾异类及假名承伪、隐冒升降者有罚。文书乖错，隐幸者放之，非隐幸则不。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辨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四事皆可取，则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劳。得者为留，不得者为放。五品以上不试，上其名中书门下。六品以下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巴试而铨，察其身、言；已铨而注，询其便利而拟；已注而唱，不厌者得反通其辞，三唱而不厌，听冬集。厌者为甲，上於仆射，乃上门下省，给事中读之，黄门侍郎省之，侍中审之，然後以闻。主者受旨而奉行焉，谓之“奏受”。视品及流外则判补，皆给以符，谓之“告身”。凡官已受成，皆廷谢。凡试判登科，谓之“入等”，甚拙者谓之“蓝缕”。选未满而试文三篇，谓之“宏辞”；试判三条，谓之“拔萃”。中者即授官。凡出身，嗣王、郡王，从四品下；亲王诸子封郡公者，从五品上；国公，正六品上；郡公，正六品下；县公，从六品上；侯，正七品上；伯，正七品下；子，从七品上；男，从七品下。皇帝缌麻以上亲、皇太后期亲，正六品上；皇太后大功、皇后期亲，从六品上；皇帝袒免、皇太后小功缌麻、皇后大功亲，正七品上；皇后小功缌麻、皇太子妃期亲，从七品上。外戚，皆以服属降二阶叙。娶郡主者，正六品上；娶县主者，正七品上；郡主子，从七品上；县主子，从八品上。凡用荫，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下；三品子，从七品上；从三品子，从七品下；正四品子。正八品上；从四品子，正八品下；正五品子，从八品上；从五品及国公子，从八品下。凡品子任杂掌，及王公以下亲事、帐内劳满而选者，七品以上子，从九品上叙。其任流外而应入流内，叙品卑者亦如之。九品以上及勋官五品以上子，从九品下叙。三品以上荫曾孙，五品以上荫孙。孙降子一等，曾孙降孙一等。赠官降正官一等，死事者与正官同。郡、县公子，视从五品孙；县男以上子，降一等；勋官二品子，又降一等。二王後孙，视正三品。凡秀才，上上第，正八品上；上中第，正八品下；上下第，从八品上；中上第，从八品下。明经，上上第，从八品下；上中第，正九品上；上下第，正九品下；中上第，从九品下。进士、明法，甲第，从九品上；乙第，从九品下。弘文、崇文馆生及第亦如之。应入五品者以闻。书、算学生，从九品下叙。凡弘文、崇文生，皇帝缌麻以上亲，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亲，一家听二人选。职事二品以上、散官一品、中书门下正三品同三品、六尚书等子孙并侄，功臣身食实封者子孙，一荫听二人选。京官职事正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供奉官三品子孙，京官职官从三品、中书黄门侍郎并供奉三品官、带四品五品散官子，一荫一人。凡勋官选者，上柱国，正六品叙；六品而下，递降一阶。骁骑尉、武骑尉，从九品上叙。凡居官必四考，四考中中，进年劳一阶叙；每一考，中上进一阶，上下二阶，上中以上及计考应至五品以上奏而别叙。六品以下迁改不更选，及守五品以上官，年劳岁一叙，给记阶牒。考多者，准考累加。凡医术，不过尚药奉御；阴阳、卜筮、图画、工巧、造食、音声及天文，不过本色局、署令；鸿胪译语，不过典客署令。凡千牛备身、备身左右，五考送兵部试，有文者送吏部。凡斋郎，太庙以五品以上子孙，及六品职事并清官子为之，六考为满；郊社以六品职事官子为之，八考而满。皆读两经粗通，限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择仪状端正无疾者。武选，凡纳课品子，岁取文武六品以下、勋官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子，年十八以上，每州为解上兵部，纳课十三岁而试，第一等送吏部，第二等留本司，第三等纳资二岁，第四等纳资三岁，纳已，复试，量文武授散官。若考满不试，免当年资；遭丧免资。无故不输资及有犯者，放还之。凡捉钱品子，无违负满二百日，本属以簿附朝集使，上於考功、兵部。满十岁，量文武授散官。其视品国官府佐应停者，依品子纳课，十岁而试，凡一岁为一选。自一选至十二选，视官品高下，以定其数，因其功过而增损之。 高祖武德初，天下兵革新定，士不求禄，官不充员。有司移符州县，课人赴调，远方或赐衣续食，犹辞不行。至则授用，无所黜退。不数年，求者浸多，亦颇加简汰。 旧制，内外官皆吏部启奏授之，大则署制三公，小则综品流。自隋以降，职事五品以上官，中书门下访择奏闻，然後下制授之。唐承隋制，初则尚书铨掌六品、七品选，侍郎铨掌八品选，三年一大集，每年一小集。其後，尚书、侍郎通掌六品以下选，其员外郎、监察御史，亦吏部唱讫，尚书、侍郎为之典选。自贞观以後，员外郎乃制授之。又至则天朝，以吏部权轻，监察亦制授之。其铨综也，南曹综之，废置予夺之，铨曹注拟之，尚书门下兼同之，门下详覆之，覆成而後过官。至肃宗即位灵武，强寇在郊，始命中书以功状除官，非旧制也。 凡诸王及职事正三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都护、上州刺史在京师者，册授（诸王及职事二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一品，并临轩册授；其职事正三品、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都护、上州刺史，并朝堂册。讫，皆拜庙。册用竹简，书用漆）；五品以上，皆制授；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及视五品以上，皆敕授。凡制、敕授及册拜，皆宰司进拟。自六品以下，旨授；具视品及流外官，皆判补之。凡旨授官，悉由於尚书，唯员外郎、御史及供奉之官则否（供奉官名起居、补阙、拾遗之类，虽是六品以下官，而皆敕授，不属选司。开元四年始有此制）。唐取人之路盖多矣。方其盛时，著於令者：纳课品子万人，诸馆及州、县学六万三千七十人，太史历生三十六人，天文生百五十人，太医药童、针咒诸生二百一十一人，太卜卜筮三十人，千牛备身八十人，备身左石二百五十六人，进马十六人，斋郎八百六十二人，诸卫三卫监门直长三万九千四百六十二人，诸屯生、副千九百八人，诸折冲府录事、府史一千七百八十二人，校尉三千五百六十四人，执仗、执乘每府三十二人，亲事、帐内万人，集贤院御书手百人，史馆典书、楷书四十一人，尚药童三十人，诸台、省、寺、监、军、卫、坊、府之胥史六千馀人。凡此者，皆入官之门户，而诸司主录以成官及州县佐史未叙者不在焉。至於铨选，其制不一。凡流外，兵部、礼部举人，郎官得自主之，谓之“小选”。太宗时，以岁旱贵，东人选者集於洛州，谓之“会选”。高宗上元二年，以岭南五管、黔中都督府得即任仕人，而官或非其才，乃遣郎官、御史为选补使，谓之“南选”。其後江南、淮南、福建大抵因岁水旱，皆遣选补使即选其人。而废置不常，选法又不著，故不复详焉。 太宗贞观五年六月十一日，敕：“准贞观四年正月一日制，春秋举荐官，中书、门下奏：常参官八品以上、外官五品以上正员及额内得替者，并停荐。其使下郎官、御史、丁忧废省官，在外者，望委诸道观察使及州府长史；其在京城，委中书、门下、尚书省、御史台。常参清官并诸使三品以上，左右庶子、詹事、少卿监、司业、少尹、谕德、国子博士、长安万年县令、著作郎、中允、中舍、秘书、太常丞，赞善、洗马等，每年一度闻荐。”至六年十二月一日，敕：“自今已後，王府官宜停荐，其见任宰相及勋臣子弟，亦不须举人。”至八年：“每冬荐官，比来所举人数颇多，自今以後，中书门下两省、御史台五品以上，尚书省四品以上，诸司三品以上，应合举人，各令每人荐不得过两人，馀官不得过一人，准前敕处分。”至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敕：“每年冬荐官，吏部准式检勘或成者，宜令诸司尚书左右丞、本司侍郎引试都堂，访以理术，兼商量时务。状考其理识通者及考第事迹，定为三等，并举主姓名录奏。试日，仍令御史一人监试。” 按：唐初所谓冬荐，即後来所谓举状也。但如国子博士、长安万年县令皆有荐人之权，则其途亦广。然所荐必试而後用，则荐人者亦必审而後发，不至如後来全以请谒嘱而得之者矣。 高宗总章二年，司列少常伯裴行俭始设长名榜，引铨注法，复定州县升降为八等，其三京、五府、都督、都护府悉有差次，量官资授之。其後李敬元为少常伯，委事於员外郎张仁衤韦，仁衤韦又造姓历，改状样、铨历等程式，而铨总之法密矣。然是时仕者众，庸愚咸集，有伪主符告而矫为官者，有接承他名而参调者，有远人无亲而置保者。试之日，冒名代进，或旁坐假手，或借人外助，多非其实。虽繁设等级，递差选限，增谴犯之科，开纠告之令以遏之，然犹不能禁。大率十人竞一官，馀多委积不可遣，有司患之，谋为黜落之计，以僻书隐学为判目，无复求人之意，而吏求货贿，出入升降。 黄门侍郎、知吏部选事刘祥道上疏曰：“今之选司，取士伤多且滥。每年入流数过一千四百人，是伤多也；杂色入流，不加铨简，是伤滥也。古之选者，为官择人，不闻取人多而官员少也。今官员有数，入流无限，以有数供无限，遂令九流繁总，人随岁积。谨约在所须人，量支年别入流者，今内外文武官一品以下、九品已上，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略举大数，当一万四千人。壮室而仕，耳顺而退，取其中数，不过支三十年。此则一万四千人，三十年而略尽。若年别入流者五百人，三十年便得一万五千人，定须者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人，足充所须之数。况三十年之外，在官者犹多，此便有馀，不虑其少。今每年入流者遂至一千四百馀人，应须数外，恒馀两倍。又比来放选者，见停亦千馀人，更复年别新加，实非处置之法。望请革，稍清其选。”中书令杜正伦亦言入流者多，为政之弊。公卿以下惮於改作，事竟不行。 武后初，试选人皆糊名，后以为非委任之方，罢之。务收人心，士无贤不肖，多所进奖。职员不足，乃令吏部大置试官以处之，故当时有“车载斗量”之谣。又以邓元挺、许子儒为侍郎，无所藻鉴，委成令史，依资平配。李峤为尚书，又置员外郎二千馀员，悉用势家亲戚，给俸禄，使务，至与正官相殴者。又有检校、敕摄、判知之官。 中宗时，韦后及太平、安乐公主等用事，於侧门降墨敕斜封授官，号“斜封官”，凡数千员。内外盈溢，无厅事以居，当时谓“三无坐处”，言宰相、御史及员外郎也。又以郑为侍郎，大纳货赂，选人留者甚众，至逆用三年员阙，而纲纪大溃。韦氏败，始以宋为吏部尚书，李、卢从愿为侍郎，姚元之为兵部尚书，陆象先、卢怀慎为侍郎，悉奏罢斜封官，量阙留人，虽资高考深，非才实者不取。初，尚书铨掌七品以上选，侍郎铨掌八品以下选。至是，通其品而掌焉。未几，、元之等罢，殿中侍御史崔莅、太子中允薛昭希太平公主意，上言：“罢斜封官，人失其所，而怨积於下，必有非常之变。”乃下诏尽复斜封别敕官。 元宗即位，励精为治，制：“凡官不历州县者，不拟台、省。”已而悉集新除县令宣政院，亲临问以治人之策，而擢其高第者。又诏员外郎、御史、诸供奉官皆进名敕授，而兵、吏部各以员外郎一人判南曹。由是铨司之任轻矣。其後户部侍郎宇文融又建议置十铨，乃以礼部尚书苏等分主之。太子左庶子吴竞谏曰：“《易》称‘君子思不出其位’，言不侵官也。今以等分掌吏部选，而天子亲临决之，尚书、侍郎皆不闻，议者以为万乘之君，下行选事。”帝悟，复以三铨还有司。 开元十八年，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尚书。先是，选司注官惟视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迁，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年不得禄者。又州县亦无等级，或视大入小，或初近後远，皆无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资格，各以罢官若干选而集，官高者选少，卑者选多，无问能否，选满则注，限年蹑级，得逾越，非负谴者，皆有升无降。有庸愚沉滞者皆喜，谓之“圣书”，而才俊之士无不怨叹。宋争之不能得。及光庭卒，中书令萧嵩以为非求才之方，奏罢之。诏曰：“凡人年三十而出身，四十乃得从事，更造格以分寸为差，若循新格，则六十未离一尉。自今有异材高行，听擢不次。”然有其制而无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资例而已。 按：自汉董仲舒对策，以谓：“古之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然则年劳之说，自西汉以来有之矣，然未尝专以此为用人之法。至崔亮之在後魏，裴光庭之在唐，则遂以此立法矣。此法既立之後，庸碌者便於历级而升，不致沉废；挺特者不能脱颖以出，遂至迥。宋、萧二公皆以为非，明皇虽从其言，而卒不能易其法。非特明皇不能易而已，传之後世，踵而行之，卒不可变。何也？盖守法之事，庸愚皆能之；知人之明，则贤哲亦不敢以此自诡故也。昔熙宁间，东坡公拟进士御试策曰：“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无知人之明，则循规矩，蹈绳墨，以求寡过。二者审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讲习而知，德可勉强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学，必出於天资。如萧何之识韩信，岂有法之可传者？以诸葛孔明之贤，而短於知人，故失之於马谡，而孔明亦审於自知，故终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事无大小，一付之於法，人无贤不肖，一付之於公议，事已效而後行，人已试而後用，终不敢求非常之功者，诚以当时大臣不足以与知人之明也。古之为医者，聆音察色，洞视五藏，则其治疾也，有剖胸、决脾、洗擢胃肾之变。苟无其术，不敢行其事。今无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纵绳墨，以慕古人，则是未能察脉，而欲试华佗之方，其异於操刀而杀人者几希矣。”然则後之论者，虽君相之用人，犹以循规矩，蹈绳墨为主，则知人之事，固难以责之吏部尚书也。 天宝二年，李林甫领吏部尚书，日在政府，选事悉委侍郎宋遥、苗晋卿。御史中丞张倚新得幸於上，遥、晋卿欲附之。时选人集者以万计，入等者六十四人，倚子为之首，群议沸腾。议沸腾安禄山入言於上，上悉召入等人面试之，手持试纸，终日不成一字，时人谓之“曳白”。遥、晋卿等皆坐贬官。 天宝九载，敕：“吏部取人，必限书、判，且文学政事，本自异科，求备一人，百中无一。况古来良宰，岂必文人。又限循资，尤难奖擢。自今已後，简县令但才堪政理，方圜取人，不得限以书、判及循资格注拟。诸畿、望、紧、上、中，每等为一甲。委中书门下察问，选择堪者，然後奏授。大理评事，缘朝要子弟中有未历望、畿县便授此官，既不守文，又未经事。自今後有此色及朝要至亲，并不得注拟。” 初，诸司官兼知政事者，至日午後乃还本司视事，兵部、吏部尚书侍郎知政事者，亦还本司分阙注唱。开元以来，宰相位望渐崇，虽尚书知政事，亦於中书决本司事以自便。而左右相兼兵部、吏部尚书者，不自铨总。又故事，必三铨、三注、三唱而後拟官，季春始毕，乃过门下省。杨国忠以右相兼吏部尚书，建议选人视官资、书判、状迹、功优，宜对众定留放。乃先遣吏密定员阙，一日，会左相及诸司长官於都堂注唱，以夸神速；或於宅中引注，虢国姊妹垂帘观之，或有老丑者，指名以为笑，士大夫遭诟耻。故事，兵、吏部注官讫，於门下过，侍中、给事中省，不过者谓之“退量”。国忠注官，呼左相陈希烈於坐隅，给事中列於前，曰：“既对注拟，即是过门下了。”侍郎韦见素、张倚皆衣紫，与本曹郎官藩屏外排比案牍，趋走谘事，国忠顾谓帘中曰：“两个紫袍主事何如？”杨氏大噱。 先公曰：“唐之选格，宽严失中。其始立法，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已铨而注，询其便利，而拟其官；已注而唱示之，不厌者得反通其辞，三唱而不厌，听冬集。厌者为甲，上於仆射，乃上门下省，给事中读之，黄门侍郎省之，侍中审之，不审者皆得下，既审然後上闻，主者受旨而奉行焉，此其详也。惟若是，是以有出身二十年不获禄者。自裴光庭作循资格，谓之“圣书”，至杨国忠任情废法，而选法始大坏。然以韩文公之才，犹三选无成，十年如初，不得已，就张建封之辟，然後得禄。盖严则贤愚同滞，宽则贤否混淆，亦法使之然也。 肃宗即位於灵武，以崔涣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京师未复，举选不至，诏涣为江淮宣谕选补使。收采遗逸，不以亲故自嫌，常曰：“抑才虞谤，吾不忍为。”然听受不甚精，以不职罢。 代宗大历六年，元载为宰相，奏：“凡别敕除文武六品以下官，乞令吏部、兵部无得检勘。”从之。时载所奏拟多不遵法度，恐为有司所故也。 先公曰：“史称载纳贿除吏，恐有司之正也。然近世庙堂除官，超资越格，惟意所为，有司亦曷尝敢问？是唐之法令犹存耳。” 肃、代以後兵兴，天下多故，官员益滥，而铨法无可道者。德宗时，试太常寺叶律郎沈既济极言其弊，曰：“近世爵禄，失之者久，其失非他，四‘太’而已：入仕之门太多，世胄之家太优，禄利之资太厚，督责之令太薄。臣以为当轻其禄利，重其督责。夫古今选用之法，九流常叙，有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劳也。而今选曹皆不及焉。且吏部甲令，虽曰度德居任，量才授职，计劳升叙，然考校之法，皆在书判簿历、言辞俯仰之间，侍郎非通神，不可得而知。则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书非才也，累资积考非劳也。苟执不失，犹乖得人，况众流茫茫，耳目犹不足者乎！盖非鉴之不明，非择之不精，法使然也。王者观变以制法，察时而立政。按前代选用，皆州府察举，至於齐、隋，署置多由请托。故当时议者，以为与其率私，不若自举；与其外滥，不若内收。是以罢州府之权，而归於吏部。此矫时惩弊之权法，非经国不刊之常典。今吏部之法蹙矣，不可以坐守元刂弊。臣请五品以上及群司长官，俾宰臣进叙，吏部、兵部得参议焉；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属，听州府辟用。则铨择之任，委於四方；结奏之成，归於二部。必先择牧守，然後授其权，高者先署而後闻，卑者听版而不命。其牧守、将帅，或选用非公，则吏部、兵部得察而举之。圣王明目达聪，逖听遐视，罪其私冒不慎举者，小加谴黜，大正刑典，责成授任，谁敢不勉？夫如是，则接名伪命之徒，菲才薄行之人，贪叨贿货，懦弱奸宄，下诏之日，随身而废，通计大数，十去八九矣。如是，人少而员宽，事而官审，贤者不奖而自进，不肖者不抑而自退。或曰：‘开元、天宝中，不易吏部之法，而天下砥平。何必外辟，方臻於理？’臣以为不然。夫选举者，经邦之一端，虽制之有美恶，而行之由法令。是以州郡察举，在两汉则理，在魏、齐则乱；吏部选集，在神龙、景龙则紊，在开元、天宝则理。当其时，久承升平，御以法术，庆赏不轶，威刑必齐，由是而理，匪用吏部而臻此也。况以此时用辟召之法，则理不益久乎？”天子虽嘉其言，而重於改作，讫不能用。 既济《选举杂议》十条，二：或曰：“昔後汉贡士，诸生试经学，文史试笺奏。则举人试文，乃前王典故，而子独非於今，何也？”答曰：“汉代所，贡乃王官。耳凡汉郡国每岁贡士，皆拜为郎，分居三署，储才待诏，无有常职，故初至必试其艺业而观其能否。至於郡国僚吏，皆府主所署，版檄召用，至而授职，何尝宾贡，亦不试练。其遐州陋邑，一掾一尉，或津官戍吏，皆登铨上省，受试而去者，自隋而然，非旧典也。”四：或曰：“吏部有滥，止由一门；州郡有滥，其门多矣。若等为滥，岂若杜众门而归一门乎？”答曰：“州郡有滥，虽多门，易改也；吏部有滥，虽一门，不可改也。何者？凡令选法，皆择才於吏部，述职於州郡。若才职不称，紊乱无任，责於刺史，则曰：‘官命出於吏曹，不敢废也。’责於侍郎，则曰：‘量书、判、资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责於令史，则曰：‘按由历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黎庶受弊，谁任其咎？若牧守自用，则罪将焉逃？必州郡之滥，独换一刺史则革矣；如吏部之滥，虽更其侍郎无益也。盖九流浩浩，不可得知，法使之然，非正司之过。故云‘门虽多而易改，门虽一而不可改’者，以此。” 致堂胡氏曰：“铨选年格之弊，有志於治天下者，莫不以为当革，而莫有行之者，岂皆智之不及欤？盖以自不能无私，而度人之不能公也；自以不能知人，而度人之亦不能知也。故宁付之成法，犹意乎拔十得五而已。纵未可尽革，如沈既济之论，亦可救其甚弊，俾吏部守案籍、成法，人才之贤否，一不预焉，大则委宰臣叙进，下则听州府辟举，其徇私不称，则吏部觉察，御史按劾，岂有不得人之患哉？虽然，世无不可革之弊。以周、汉良法，魏崔亮、裴光庭一朝而废之，则崔亮、裴光庭所建，何难改之有？为政在人，人存则政举矣。其本则系乎人君有爱民之意与否耳。 初，吏部岁常集人，其後三数岁一集，选人猥至，文簿纷杂，吏因得以为奸利，士至蹉跌或十年不得官，而阙员亦累岁不补。陆贽为相，乃惩其弊，命吏部据内外员三分之，计阙集人，岁以为常。是时，河西、陇右没於虏，河南、河北不上计，吏员大率减天宝三之一，而入流者加一，故士人二年居官，十年待选，而考限迁除之法浸坏。 帝初任杨炎、卢杞，引植私党，排陷忠良，天下怨疾。贞元後，惩艾其失，虽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必反覆参诘乃得下。及陆贽秉政，始请台阁长官得自荐其属，有不职，坐举者。帝初许之，或言诸司所举皆亲党，招赂遗，无实才，帝复诏宰相自择。贽上奏言其非便，帝虽嘉之，然卒停荐士诏。 贽疏言：“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难，圣哲所病。听其言则未保其行，求其行则或遗其才。校劳考则巧伪繁兴，而端方之人罕进；徇声华则趋进弥长，而沉退之士莫胜。自非素与交亲，备详本末，探其志行，阅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饰貌者不容其伪。故孔子云：‘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哉！’夫欲观视而察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所前也，是以前代有乡里举选之法，长吏辟举之制（汉制，其州郡佐史，自长吏以下，皆太守、刺史自辟。当时如杜乔则杨震所辟，李膺则胡广所辟。唐制，采访、节度官属，自判官以下，得自辟举，未报则称摄，已命则同正。当时如杜甫则严武所辟，韩愈则董晋所辟，他皆类此），所以明历试，广旁求，证行能，息驰骛也。昔周以伯ぁ为太仆，命之曰：‘慎简乃僚，罔以巧言令色便辟侧媚，其惟吉士。’是则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官得白简僚属之明验也。汉朝务求多士，其选不唯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为郎。选入之初，杂居三所，台省有阙，即用补之。是则古之郎官皆以任举充选，此其明验也。魏晋以後，暨於国初，采择庶官，多由选部，唯高位重职，乃由宰相考庶官之有成效者，请而命焉。故晋代山涛为吏部尚书，中外品员，多所启授。宋朝以蔡廓为吏部尚书，先使人谓宰相徐羡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职则拜，不然则否。’羡之答云：‘黄、散已下悉委。’蔡廓犹愤恚，以为失职，遂不之官。是则黄门、散骑侍郎皆由吏部选授，不必朝廷列位，尽合简在台司，此其明验也。国朝之制，庶官五品以上，制敕命之；六品已下，则并旨授。制敕所命者，盖宰相商议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盖吏部铨材授职，然後上言，诏旨但画闻以从之，而不可否者也。开元中，吏部注拟选人，奏置循资格限，自起居、遗、补及御史等官，犹并列於选曹铨综之例，著在格令，至今不刊，未闻常参之官，悉委宰臣选择，此又近事之明验也。其後旧典失序，幸臣专朝，舍佥议而重已权，废公举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时宰之意者，则莫致焉。任众之道益微，进善之途渐隘。近者，每须任使，常苦乏人，临事选求，动淹旬朔，姑务应用，难尽当才。岂不以荐举陵迟，人物衰少，居常则求精太过，有急则备位不充？欲令庶绩咸熙，固亦难矣。臣实驽钝，一无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虽怀窃位之惧，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虚，终难上报。唯广求才之路，使贤者各以汇征；启至公之门，令职司皆得自达。臣当谨守法度，考课百官，奉扬聪明，信赏必罚，庶乎人无滞用，朝不乏才，以此为酬恩之资，以此为致理之具。爰初受命，即以上陈，求贤审官，粗立纲制。凡是百司之长兼副贰等官，及两省供奉之职，并因察举劳效，须加奖任者，并宰臣叙拟以闻，其馀台省属僚，请委长官选择，指陈才实，以状上闻。一经荐扬，终身保任，各於除书之内，具В举授之由，示众以公，明章得失。得贤则进考增秩，失实则夺俸赎金，亟得则α升，亟失则黜免。非止搜扬下位，亦可阅试大官，前志所谓‘达观其所举’，即此义也。自蒙允许，即以宣行。南宫举人，才至十数，或非台省旧吏，则是使府佐僚，累经荐延，多历仕任。议其资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闻於阙败。而议者遽以腾口，上烦圣聪，道之难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务徇物情，因谓举荐非宜，复委宰臣拣择。崇任辅弼，博采舆词，可谓圣德之盛者。然於委任责成之道，听言考实之方，闲邪存诚，犹恐有阙。所谓‘委任责成’者，将立其事，先择其人；既得其人，谨谋其始；既谋其始，详虑其终。终始之间，事必前定，有疑则勿果於用，既用则不复有疑。待终其谋，乃考其事。事愆於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协於初者，赏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赏者无所与逊，见黜者莫得为辞。夫如是，则苟无其才，孰敢当任？苟当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圣王委任责成，无为而理之道也。所谓‘听言考实’，虚受广纳，洪接下之规；明目达聪，广济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听之於言；欲辨言之真虚，不可不考之於实。言事之得者，勿即谓是，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即谓非，必穷其所失之理。称人之善者，必详考行善之迹；论人之恶者，必明辨为恶之端。凡听其言，皆考其实；既得其实，又察以情；既尽其情，复稽於众。众议、情、实，必参相得，然後信其说，奖其诚，如或矫诬，亦明罚。夫如是，则言者不壅，听之不劳，无浮妄乱教之谈，无阴邪害善之说，无轻信见欺之失，无潜陷不辩之冤，此古之圣王听言考实，不出户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既纳臣而用之，旋闻横议而止之，於臣谋不责成，於横议不考实，此乃谋失者得以辞其罪，议曲者得以肆其诬。率是以行，触类而长，固无必定之计，亦无必实之言。计不定则理道难成，言不实则小人得志，国家所病，常必由之。圣旨以为外议云：‘诸司所举皆有情故，兼受贿赂，不得实才者。’臣请陛下当使所言之人，详陈所犯之状，某人受贿，某举有情，陛下然後以事质於臣，臣复以事质於举主。若便首伏，则据罪抵刑；如或有词，则付法阅实。谬举者必行其罚，诬善者亦反其辜，自然宪典克明，邪慝不作。惩一沮百，理之善经，何必贷其奸赃，不加辩诘，私其公议，不出主名，使无辜见疑，有罪获纵，枉直同贯，人何赖焉。圣旨又以‘官长举人，法非稳便，令臣并自拣择，不可信任诸司者。’伏以宰辅，常制不过数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极，必不能遍谙多士，备阅群才。若令悉命群官，理须辗转询访，是则变公举为私荐，易明扬以暗投。倘如议者之言，所举多有情故，举於君上，且未绝私，荐於宰臣，安肯无诈。失人之弊，必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谤，虽则秉钧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访所亲，转为所卖。其弊非远，圣鉴明知。今又将徇浮言，专任宰臣除吏，宰臣不遍谙识，踵前须访於人。若访於亲朋，则是悔其覆车，不易其前辙之失也；若访於朝列，则是求其私荐，必不如公举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详择焉。恐不如委任长官，谨简僚属，所拣既少，所求亦精，得贤有鉴识之名，失实当ウ谬之责。人之常性，莫不爱身，况於台省长官，皆是久当朝选，孰肯徇私妄举，以伤名取责者乎？所谓台省长官，即仆射、尚书、左右丞、侍郎及侍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择辅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则往日台省长官也；今之台省长官，乃将来之宰臣也。但是职名暂异，固非行举顿殊。岂有为长官之时，则不能举一二属吏，居宰臣之位，则可择千百具僚？物议悠悠，其惑斯甚。圣人制事，必度物宜，无求备於一人，无责人於不逮，尊者领其要，卑者任其详。是以人主择辅臣，辅臣择庶长，庶长择僚佐，所任愈崇，故所择愈少，所试渐下，故所举渐轻。进不失伦，则杜绝徼求，将务得人，无易於此。是故选自卑远，始升於朝者，各委长吏任举之，则下无遗贤矣；於周行，既任以事者，於是宰臣序进之，则朝无旷职矣；才德兼茂，历事不逾者，然後人主将任之，则海内无遗士矣。夫求才贵广，考课贵精。求广在於各选所知，长吏之荐择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责实，宰臣之序进是也。求不广，则下位罕进；下位罕进，则用常乏人；用常乏人，则惧旷庶职；惧旷庶职，则苟取备员，是以考课之法不暇精也。考课不精，则能否无别；能否无别，则砥砺渐衰；砥砺渐衰，则职业不举；职业不举，则品格浸微，是以贤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广求人之道，而务选士之精；不思考课之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望得弥失，务精益粗，塞源浚流，未见其可。臣欲详惩旧说，伏虑听览为烦，粗举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则天太后践祚临朝，欲收人心，尤务拔擢，洪委任之意，开汲引之门，进用不疑，求访无倦，非但人得荐士，亦得自举其才。所荐必行，所举辄试，其於选士之道，岂不伤於容易哉？然而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太后不惜爵位，以宠四方豪桀自为助，虽妄男子，言有所合，辄不次官之；至不称职，寻亦废诛不少纵，务取实才真贤，故当时有“把推碗脱”之语。而一时所得，如姚崇、宋辈，皆足以建开元之太平。事见《则天传》）。此乃近於求才贵广、考课贵精之效也。陛下诞膺宝历，思致理平，虽好贤之心有逾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时。盖由鉴赏独任於圣聪，搜择颇难於公举，但速登延之路，罕施拣之方。遂使先进者渐益凋讹，後来者不相接续，施一令则谤沮互起，用一人则疮立成。此乃失於选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德宗天资猜忌，用人太精，东省闭阁累月，南台惟一御史）。则夫举用之法，伤易而得人；陛下慎简之规，太精而失士。是知虽易於举用，而不易於苟容，则所易者足广得人之资，不为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务精於选才，则所精者足梗进贤之途，不为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长，必有所短。若录长补短，则天下无不用之人，责短舍长，则天下无不弃之士。加以情有憎爱，趣有异同，假使圣如伊、周，贤如杨、墨，求诸物议，孰免讥嫌？昔子贡问於孔子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盖以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恶君子，亦如君子之恶小人。将察其情，在审其听，听君子则小人道废，听小人则君子道消。今陛下谨选宰臣，必以为重於庶品；谨择长吏，必以为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献规，长吏荐士，陛下则但纳横议，不稽始谋。是乃任以重者轻其言，待以轻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毁之虚实，不校所议之短长，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将使人无所措其手足，岂独选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 贞元四年，吏部奏：“艰难以来，年月积久，两都士类，散在远方，三库敕甲，又经失坠，因此人多罔冒，吏或诈欺。分见官者谓之‘擘名’，承已死者谓之‘接脚’，乃至制、敕、旨、皆被改张毁裂。如此之色，其类颇多，所以选集加众，真伪混然。谨具由历状样，乞委观察使、诸州府县，於界内应有出身以上，合依样通状发到所司攒勘，即奸伪必露，冤抑可明。” 贞元九年，御史中丞韦正伯劾奏称：“吏部贞元七年冬京兆府逾滥解送之人，已授官总六十六人。或有不到京铨试，选授官告；又按选格铨状自书，试日书迹不同，即放；殿选违格文者，皆不复验；及降资不尽，或与注官。伏以承前选曹，乖谬未有如此，遂使衣冠以贫乏待阙，奸滥以贿赂成名，非陛下求才审官之意。”由是刑部尚书刘滋以前任吏部尚书，及吏部侍郎杜黄裳皆坐削阶。 韩愈《赠张童子序》曰：“天下之以明二经举於礼部者，岁至三千人。始自县考试定其可举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与是数焉。州若府总其属之所升，又考试之如县，加察详焉，举其可举者，然後贡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与是数焉，谓之‘乡贡’。有司总州府之所升而考试之，加察详焉，第其可进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属之吏部，岁不及二百人，谓之‘出身’，能在是选者，厥惟艰哉！二经章句仅数十万言，其传注在外皆诵之，又约知其大说，繇是举者或远至十馀年，然後与乎三千之数，而升於礼部矣；又或远至十馀年，然後与乎二百之数，而进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终身不得与者焉。” 按：如昌黎公之说，则知唐选举之法，州府所升者试之礼部，礼部所升者试之吏部，其法截然；且礼部所升之士，其中吏部之选十不及一，可谓难矣。然观御史韦正伯所劾奏贞元七年冬京兆府逾滥解送之人，已授官总六十六人，则似未经礼部者径入吏部。又《会要》称太和元年中书门下奏：‘凡未有出身，未有官，如有文学，抵合於礼部应举；有出身，有官，方合於吏部赴科目选。近年以来，格文差互，多有白身及散、官并称乡贡者，并赴科目选。及注拟之时，即妄论资次，曾无格例，有司不知所守。’则知唐中叶以後，法度大段隳废紊乱矣。 宪宗时，宰相李吉甫定考迁之格，诸州刺史、四品以上皆五考。（见《考课门》） 杨於陵为吏部侍郎。初，吏部程判，别诏官参考，齐抗当国，罢之。至是，尚书郑馀庆移疾，乃循旧制。於陵建言：“他官但第判能否，不知限员，有司计员为留遣之格，事不相谋，莫如勿置。”於是有诏三考官止较科目选，至常调悉还吏部。又请修甲历，南曹置簿相检实，吏不能为奸。 初，吏部选才，将亲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县案牍疑议，试其断割，而观其能否，此所以为“判”也。后日月浸久，选人猥多，案牍浅近，不足为难，乃采经集古义，假设甲乙，令其判断。既而来者益众，而通经正籍又不足以为问，乃徵僻书曲学隐伏之义问之，唯惧人之能知也。（张有《龙筋凤髓判》，《白乐天集》有《甲乙判》，《元微之集》亦有判百馀篇） 容斋洪氏《随笔》曰：“唐铨选以身、言、书、判择人。既以书为艺，故唐人无不工楷法；以判为贵，故无不习熟，而判语必骈俪，今所传《龙筋凤髓判》及《白乐天集 甲乙判》是也。自朝廷至县邑，莫不皆然，非读书善文不可也。宰臣每启拟一事，亦必偶数十语，今郑畋敕语、堂判犹存。世俗喜道琐细遗事，参以滑稽，目为‘花判’。其实乃如此，非若今人握笔据案，只署一字亦可。国初尚有唐馀波，久而革去之，但貌体丰伟，用以取人，未为至论。” 按：唐取人之法，礼部则试以文学，故曰策，曰大义，曰诗赋；吏部则试以政事，故曰身，曰言，曰书，曰判。然吏部所试四者之中，则判为尤切，盖临政治民，此为第一义，必通晓事情，谙练法律，明辨是非，发摘隐伏，皆可以此觇之。今主司之命题，则取诸僻书曲学，故以所不知而出其所不备；选人之试判，则务为骈四俪六，引援必故事，而组织皆浮词。然则所得者，不过学问精通、文章美丽之士耳。盖虽名之曰判，而与礼部所试诗赋、杂文无以异，殊不切於从政，而吏部所试为赘疣矣。陵夷至於五代，干戈侵寻，士失素业，於是所谓试判，遂有一词莫措，传写定本，或只书“未详”，亦可应举。盖判词虽工，亦本无益，故及其末流，上下皆以具文视之耳。 文宗太和元年八月，敕：“诸道、诸军、诸使应奏判官，并每年冬荐等所奏判官，除新开幕府据元额署外，其向後奏请，如是元阙，即云：‘阙某职，今奏某人充。’如已有，今更奏，即云：‘某职某人缘某事停，奏某人替。’其前使下台省官合冬荐者，除府使罢外，既有荐用，当其要籍，不合便称去职。自今已後，如带职掌授台省官两考者，不在冬荐限；如其实有故罢免者，亦须待授官周岁，然後许冬荐，状中具言罢免事故。其他据品秩合冬荐者，则依元敕。” 太和二年三月，都省奏落下吏部三铨注今春旨甲内超资官洪师敏等六十七人。敕：“都省所执是格，铨司所引是例，互相陈列，颇似纷纭。所贵清而能通，亦犹议事以制。今选已满，方此争论，选人可哀，难更停滞。其三铨已授官，都省落下者，并依旧注，重与团奏，仍限五日内毕。其如官超一资、半资，以今授稍优者，至後选日量事降折。尚书、侍郎注拟不一，致令都省以此兴词，郑、丁公著宜罚一季俸。东铨所落人数较少，杨嗣复罚两月俸。其今年选格，仍分明标出近例，冀绝徼求。”时尚书左丞崔弘景以吏部注拟多不守文，选人中侥幸者众，纠按其事，落下甲敕选人辈，惜已成之官。经宰相喧诉，故特降此敕。 七年，中书门下奏：“今後请京兆、河南尹及天下刺史，各於本府、本道常选人中，择堪为县令、司录、录事参军人，具课绩、才能闻荐。其诸州先申牒观察使，都加考覆，申送吏部。至选集日，不要就选场更试书判，吏部尚书、侍郎引诣选曹，试时务状一道，访以理民之术，及自陈历仕以来课绩，令其一一条对，择其理识优长者，以为等第，便以大县注拟。如刺史所举并两人得上下考者，就加爵秩；在任年考已深者，优与进改。其县令、录事参军得上下考兼陟状者，许非时放选。如犯赃至一百贯已下者，举主量削阶秩；一百贯已上者，移守僻远小郡。观察使委中书门下奏听进止。所举人中两人善政、一人犯赃，亦得赎免，其犯赃官永不齿录。”从之。 昭宗天元年，敕：“应天下州府令、录，并委吏部三铨注拟。自四月十一日以後，中书并不除授。或诸道荐奏量留，即度可否施行。” 《杜氏通典》评曰：“按秦法，唯农与战始得入官。汉南孝悌、力田、贤良、方正之科，乃时令徵辟，而常岁郡国率二十万口贡止一人。约计当时推荐，天下才过百数，则考精审择，必获器能。自兹厥後，转益烦广。我开元、天宝之中，一岁贡举凡有数千，而门资、武功、艺术、胥吏，众名杂目，百户千途，入为仕者又不可胜纪，比於汉代，且增数十百倍，安得不重设吏职，多置等级，递立选限以抑之乎？常情进趋，共慕荣达，升高自下，由迩陟遐，固宜骤历方至，何暇淹留著绩。秦氏列郡四十，两汉郡国百馀，太守入作公卿，郎官出宰县邑，便宜从事，阙略其文，无所可否，责以成效，寄委斯重，酬奖亦崇。今之部符三百五十，郡县差降，复为八九，邑之俊，不得有之，事之利病，不得专之，八使十连，举动咨禀，地卑礼薄，事下任轻，诚曰徒劳，难阶超擢，容易而授，理固然也。始，後魏崔亮为吏部尚书，无问贤愚，以停解日月为断，时沉滞者皆称其能。魏之失才，实从亮始。洎隋文帝，素非学术，盗有天下，不欲权分，罢州郡之辟，废乡里之举，内外一命，悉归吏曹，才厕班列，皆由执政。则执政参吏部之职，吏部总州郡之权，罔惩体国推诚、代天理物之本意，是故铨综失叙，受任多滥。岂有万里封域，九流丛凑，抡材受职，仰成吏曹，以俄顷之周旋，定才行之优劣，求无其失，不亦谬欤！而後有司尊贤之道，先於文华；辨论之方，择於书判。靡然趋尚，其流猥杂。所以阅经号为‘倒拔’，徵词同乎射覆，置循资之格，立选数之制，压例示其定限，平配绝其逾涯，或糊名考，或十铨分掌。苟济其末，不澄其源，则吏部专总，是作程之弊者；文词取古，是审才之末者；书判又文词之末也。凡为国之本，资乎人；人之利害，系乎官政。欲求其理，在久其任；欲久其任，在少等级；欲少等级，在精选择；欲精选择，在减名目。俾士寡而农工商众，始可以省吏员，始可以安黎庶矣。诚宜斟酌理乱，详览古今，推仗至公，矫正前失。或许辟召，或令荐延。举有否臧，论其诛赏，课绩以考之，升黜以励之。振斯元刂弊，其效甚速，实为大政，可不务乎！” ●卷三十八 选举考十一 ○举官 後唐庄宗同光二年，自唐末丧乱，绅之家，或以告敕鬻於族姻，遂乱昭穆，至有舅叔拜甥侄者。选人伪滥者众，郭崇韬欲革其弊，请令铨司精加考核。时南郊行事官千二百人，注官者才数十人，涂毁告身者十之九。选人或号泣道路，或馁死逆旅。 明宗天成二年，制：“选人或因远地干戈、私门事故，遂至过格。今後如过格十年外，不在赴集之限。又据长定格，选人中有隐忧者殿五选。伏以人伦之贵，孝道为先，既有负於尊亲，定不公於州县，有伤风化，须峻条章。今後诸色官员内，有隐忧冒荣者，勘责不虚，终身不齿，其入仕告敕，并付所司焚毁。” 三年，敕：“北京及河北诸道摄官内，有庄宗御署及朕署，便与据正官资叙；其伪朝授官，勘验不虚，亦同告身例处分。兴元以西，曾授伪蜀爵命敕，到後一周年为限，各於本罢任处投状分析，申奏点勘，出限不叙理。” 中书奏：“吏部流外铨诸色选人试判两节，并不优劣等第与官资。其业文者，任徵引古今；不业文者，但据事理判断可否，不当罪在有司。吏部南曹关：‘今年及第进士内，《三礼》刘莹等五人，所试判语皆同。’勘状称：‘晚逼试期，偶拾得判草写净，实不知判语不合一般者。’”敕：“贡院擢科，考详所业；南曹试判，激劝效官。刘莹等既不攻文，只合直书其事，岂得相传藁草，侮渎公场？及至定期覆试，果闻自惧私归，宜令所司落下放罪，许再赴举。”其年十月，敕：“访闻每年及第举人牒试、吏部关试，判题虽有，判语全无，只见各书‘未详’，仍或正身不至。如斯乖谬，须议去除。此後关送举人，委南曹官吏准格考试。如是进士并经学及第人，曾亲笔砚，其判语即须缉构文章，辨明治道；如是委无文章，许直书其事，不得只书‘未详’。如开试时，正身不到，又无请假文书，牒贡院，申奏停落。” 按：唐以试判入仕，五季因之，然以此三条观之，其为文具可知也。有如流外铨，必胥吏之徒，非以文学进身者，则所对不责其引徵古今，但据事理判断，诚是也。至於及第进士，而乃一词莫措，传写定本，雷同欺诳，至烦国家立法，明开曾亲笔砚、委无文章两途以处之，则乌取其为进士乎？况正身多不至，则所谓试者，不过上下相与为欺耳，可无试也。 长兴二年，敕：“举选之众，例是艰辛，曾因兵火之馀，多无敕甲，不有详延之路，永为遐弃之人。其失坠告身者，先取本人状，当授官之日，何人判铨？与何人同官？上任、罢任与何人交代？仍勘历任处州县，如实，则别取命官三人保明施行。” 周世宗显德元年，初令翰林学士、两省官举令录。除官之日，署举者姓名，若贪秽败官，连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