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挚虞举贤良,与夏侯湛等十七人策为下第,拜中郎。武帝诏曰:“省诸贤良答策,虽所言殊途,皆明於王义,有益政道。欲详览其对,究观贤士大夫用心。”因诏诸贤良方正直言会东堂策问,曰(云云)。虞对毕,擢为太子舍人。 阮种与诜、王康对贤良,俱居上第,即除尚书郎。然毁誉之徒,或言对者因缘假托,帝乃更延群士,庭以问之。诏曰:“前者对策所问,未尽子大夫所欲言,故复延见,其具陈所怀。”种策奏,帝亲览焉,又擢为第一,转中书郎。 按:试贤良而至於再策,始於汉武帝之待仲舒,而晋武之时亦有之。盖於对者数百人之中特拔之,而且再策之,可见二帝於策士之事究心如此。後世亦不过付之有司,视以具文耳。 唐制,天子自诏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材。其制诏举人,不有常科,皆标其目而搜扬之。试之日,天子亲临观之,试己,糊其名於中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与出身。 元宗开元八年,上亲策应制举人於含元殿,谓曰:“古有三道,今减从一道。近无甲科,朕将存其上第,务收贤俊。”仍令有司设食。 石林叶氏曰:“汉举贤良,文帝二年,对策者百人,晁错为高第。武帝元光五年,对策者亦百馀人,公孙弘为第一。当时未有黜落法,对者皆预选,但有高下耳。至唐,始对策一道而有中否,然取人比今多。建中,姜公辅等二十五人;太和,裴休等二十三人;其下如贞元中,韦执谊、崔元翰、裴等皆十八人;元和中,牛僧孺等;长庆中,庞严等,至少犹皆十四人。” 容斋洪氏《随笔》曰:“唐德宗贞元十年,贤良方正科十六人,裴为举首,王播次之,隔一名而裴度、崔群、皇甫继之。六名之中,连得五相,可谓盛矣。而邪正不侔,度、群同为元和宰相,而以聚敛贿赂亦居之,度、群极陈其不可,度耻与同列,表求自退,两人竟为所毁而去。且三相同时登科,不可谓无事分,而玉石杂糅,薰莸同器,若默默充位,则是固宠患失,以私妨公,裴、崔之贤,谊难以处也。本朝韩康公、王岐公、王荆公亦同年联名,熙宁,康公、荆公为相,岐公参政,故有‘一时同榜用三人’之语,颇类此云。” 天宝十三载,御勤政楼试四科举人,其词藻宏丽,问策外更试诗、赋各一道。制举试诗、赋自此始。 宪宗元和元年,敕制举人试讫,有通夜纳策,计归不得者,并於光宅寺止宿,金吾卫使差人监引至宿所,切加句当,勿令喧杂。 是年,策贤良,诏杨於陵、郑敬、李益、韦贯之同考核。贤良牛僧孺、皇甫、李宗闵条对甚直,无所畏避,考官第其策居三等。权幸恶其诋讦,而不中第者乃注解其策,同为唱诽,贯之等皆坐贬黜。 致堂胡氏曰:“制策亦以空言取人,然其来最古,得人亦多;至於末流,应科者既未必英才,而发问之目往往摘抉细隐,穷所难知,务求博洽之士,而直言极谏之风替矣。要必深诏中外,精求方闻,有学行者勿令先献所业,直召至殿廷而亲策以当世之急务,与夫政事之阙失,使举古治宜於今者,如其可采,则就加任使,以合於尧舜奏言试功之举,则瑰玮杰特之才不困於簸扬淘汰,而国家收多士之实用矣。” 文宗太和三年,贤良、前进士刘ナ对策切直,指陈时事,不避贵近,言辞激切,士林感动。考官冯宿、贾饣束、庞严等有所畏忌,不敢上闻,随例摈斥,议者不平。谏臣或将其策白於宰臣,宰臣怯惮,亦不敢为之明白。同对李抗表请让官於ナ,不报。 按:既曰制科,则天子亲策之,亲览之,升黜之权,当一出於上。汉武帝之於董仲舒也,意有未尽,则再策之,三策之;晋武帝之於挚虞、阮种亦然。公孙弘所对,太常奏为下第,而帝擢为第一。盖汉世人主於试贤良,皆亲第其优劣,臣下所不可得而轩轾也。唐之制科,则全以付之有司矣,故牛僧孺辈以直言忤权幸,则考官坐其累;而刘ナ所陈尤为忠愤鲠切,则自宰相而下皆不敢为之明白。虽是当时阉宦之势可畏,亦由素无亲览之事,故此辈得以劫制衡鉴之人也。 ◎唐制科名目及中制科人姓名 显庆二年,志烈秋霜科,韩思彦及第。 乾封元年,幽素科,苏、解琬、苗神容、格辅元、徐昭、刘讷言、崔谷神及第。 上元二年,辞殚文律科,崔融及第。 垂拱四年十二月,辞标文苑科,房晋、皇甫琼、王旦及第。 永昌元年正月,蓄文藻之思科,彭景直及第;抱儒素之业科,李文愿及第。 长寿三年四月,临难不顾、徇节宁邦科,薛稷、寇Г及第。 证圣元年,长才广度、沉迹下僚科,张漪及第。 通天元年,文艺优长科,韩琬及第。 神功元年九月,绝伦科,苏、崔元童、袁仁敬、何凤、孟温礼、洪子舆、卢从愿、赵不欺及第。 大足元年,理选使孟诜试拔萃科,崔翘、郑少微及第;疾恶科,冯万石及第。 长安二年,龚、黄科,马克麾及第。 神龙二年,才膺管、乐科,张大求、魏启心、魏、卢绚、张文成、楮ギ、咸е业、郭邻、赵不为及第;才高位下科,冯万石、晁良正、张敬及第。 三年,材堪经邦科,张九龄、康元及第;贤良方正科,苏晋、宋务光、寇Г、卢怡、吕恂及第。 景龙三年,抱器怀能科,夏侯及第;茂才异等科,王敬从、卢重元及第。 景二年,文以经国科,袁晖、韩朝宗及第;藏名负俗科,李俊之及第。 先天元年,文经邦国科,韩休及第;藻思清萃科,赵冬曦及第;寄以宣风则能兴化变俗科,郭邻之及第;道侔伊、吕科,张九龄及第;手笔俊拔、超越辈流科,杜昱、张子渐、张秀明、常无名、赵居正、贾登、邢巨及第。 开元二年,直言极谏科,梁卿、袁楚客及第;η人奇士、逸沦屠钓科,孙逖及第;良才异等科,邵闰之、崔翘及第。 五年,文儒异等科,崔侃、褚庭晦及第;文史兼优科,李期、康子元、达奚及第。 六年,博学通议科,郑少微、萧诚及第。 七年,文辞雅丽科,邢巨、苗晋卿、褚思光、赵良器及第。 十二年,将帅科,裴敦复、房自谦及第。 十五年,武足安边科,郑、樊衡及第;高才沈沦、草泽自举科,邓景山及第。 十七年,才高未达、沉迹下僚科,吴巩及第。 十九年,博学宏词科,郑、陶翰及第。 二十一年,多才科,李史鱼及第。 二十三年,王霸科,刘璀、杜绾及第;智谋将帅科,张重光、崔圆、李广琛及第。 天宝元年,文辞秀逸科,崔明允、颜真卿及第。 六年,风雅古调科,薛据及第。 十三年二月,辞藻宏丽科,杨绾及第。 大历二年,乐道安贫科,杨膺及第。 六年,讽谏主文科,郑瑜、李益及第。 建中元年,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姜公辅、元有直、樊泽、吕元膺及第;文辞清丽科,奚陟、梁肃、刘公亮、郑辕、沈封、吴通元及第;经学优深科,孙比、黎逢、白季随及第;高蹈邱园科,张绅、卫良儒、苏哲及第;军谋越众科,夏侯审、平知和、郑儋、凌正、周渭、丁俯及第;孝弟力田闻於乡闾科,郑黄中、崔浩、李牧及第。 正元元年九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韦执谊、郑利用、穆质、杨为阝、裴复、柳公绰、归登、李直方、崔、郑敬、魏弘简、沈回、田元佑、徐兖及第;博通坟典、达於教化科,熊执易、刘简甫及第;识洞韬略、堪任将帅科,许贽及第。 四年四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崔元翰、裴次元、李彝、崔丰、史牟、陆震、柳公绰、赵参、徐弘毅、韦彭寿、邹儒立、王乃、杜伦、元易、王真及第;清廉守节、政术可称、堪任县令科,李巽及第;孝悌力田闻於乡闾科,张浩及第。 十年十二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裴、王播、朱谏、裴度、熊执易、许尧佐、徐弘毅、崔绾、皇甫、王仲舒、许季同、仲子陵、郑士材、邱颖及第;博通坟典、通於教化科,朱颖及第;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科,张平叔、李景亮及第。 元和元年四月,才识兼茂、明於体用科,元稹、韦、独孤郁、白居易、曹景伯、韦庆复、崔绾、罗让、崔护、薛存庆、韦珩、李蟠、元修、萧俯、沈传师、柴宿及第;达於吏理、可使从政科,陈岵及第。 三年四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牛僧孺、皇甫、李宗闵、李正封、吉弘宗、徐晦、贾饣束、王起、郭球、姚衮、庾威及第;博通坟典、达於教化科,冯苞、陆亘及第;军谋宏达、材任将帅科,樊宗师及第;达於吏理、可使从政科,萧睦及第。 长庆元年十二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庞严、任畹、吕述、姚中立、韦曙、李回、崔嘏、崔龟从、韦正贯、崔知白、陈元锡及第;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科,崔郢及第;军谋宏达、材任将帅科,吴思、李商卿及第;博通坟典、达於教化科,李思元及第。 宝历元年四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唐伸、杨俭、韦端符、舒元裒、萧敞、杨鲁士、来择、赵祝、裴恽、韦丝、李昌宝、严楚封、李涯、萧夷中、冯球、元晦及第;详明吏理、达於教化科,韦正贯及第;军谋宏达、材任边将科,裴俦、侯章及第。 太和二年闰三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李、裴休、裴素、南卓、李甘、杜牧、马植、郑亚、崔博、崔、王式、罗邵京、崔渠、韩宾、崔慎由、苗、韦昶、崔焕、崔谠及第;详明吏理、达於教化科,宋混及第;军谋宏达、堪任将帅科,郑冠、李式及第。 容斋洪氏《随笔》曰:“唐世制举科目猥多,徒异其名耳,其实与诸科等也。张九龄以道侔伊吕策高第,以《登科记》及《会要》考之,盖先天元年九月,明皇初即位,宣劳使所举诸科九人,经邦治国、材可经邦,才堪刺史,贤良方正,与此科各一人;藻思清华、兴化变俗科各二人。其道侔伊吕策问殊平平,但云:兴化致理,必俟得人;求贤审官,莫先任举。欲远循汉魏之规,复存州郡之选,虑牧守之明不能必鉴。次及越骑、飞皆出畿甸,欲均井田於要服,遵邱赋於革车,并安人、重,编户、农桑之事,殊不及为天下国家之要道,则其所以待伊吕者亦狭矣。九龄於神龙二年中材堪经邦科,本传不书,计亦此类耳。” 後周世宗显德四年十月,诏曰:“制策悬科,前朝盛事,莫不访贤良於侧陋,求谠正於箴规,殿廷之,帝王亲试。其或大裨於国政,有益於时机,则必待以优恩,縻之好爵,拔奇取异,无尚於兹,得士者昌,於是乎在。爰从近代,久废此科,怀才抱器者郁而不伸,隐耀韬光者晦而莫出,遂使翘翘之楚多致於弃捐,皎皎之驹莫就於縻絷,遗才滞用,阙孰甚焉!应天下诸色人中,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於教化者,不限前资、见任职官,黄衣、草泽,并许应诏。其逐处州府,依每年贡举人式例,差官考试,解送尚书吏部,仍量试策论三道,共三千字以上,当日内取文理俱优、人物爽秀,方得解送,取来年十月集上都。其登朝官亦许上表自举。” 宋朝之制,国初制举,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於教化,凡三科。应内外职官前资见任、黄衣、草泽人,并许诸州及本司解送於吏部对御策,试三千言,以文理俱优者中其选。 真宗咸平四年,诏学士、两省、御史台五品,尚书省诸司四品以上,於内外京朝、幕府州县官、草泽中,各举贤良方正一人,不得以见任转运使及馆阁职事人应诏。 景德二年,诏:“复置博通坟典达於教化、才识兼茂明於体用、武足安边、洞明韬略运筹决胜、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等科,委中书门下先加程试。如器业可观,具名闻奏,朕将临轩亲试。” 时命两制考文卷,中等者甚少,又命侍读、待制重考。上犹虑遗才,令中书重详定讫,试论六首合格者以闻。 大中祥符元年,时上封者言:“两汉举贤良,多因兵荒灾变,所以询访阙政。今国家受瑞建封,不当复设此科。”於是悉罢。 凡特旨试艺者,有於中书学士舍人院,或特遣官专试,所试诗、赋、论、策、颂、制诏或三篇,或一篇。景德後,唯将命为知制诰者,方试制诰。东封及祀汾阴时,献文者多试业得官。 仁宗天圣七年,诏曰:“朕开数路以详延天下之士,而制举独久置不设,意吾豪杰或以故见遗也,其复置此科。”於是增其名,曰: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博通坟典明於教化科,才识兼茂明於体用科,详明吏理可使从政科,识洞韬略运筹帷幄科,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科,凡六,以待京、朝官之被举及起应选者。又置书判拔萃科,以待选人之应书者。又高蹈邱园科,沉沦草泽科,茂材异等科,以待布衣之被举及应书者。又武举以待方略勇力之士。其法,先上艺业於有司,有司较之,然後试秘阁,中格,然後天子亲策之。 後数岁,李淑上书言:“吏部故事,选人以格限未至者,能试判三节,谓之拔萃。此特有司之事耳,而陛下乃亲策之,非其称矣。又所谓茂材异等,本求出类之隽也,而士之不利乡荐者,始出而应焉。臣以为此二者皆非国家求才之本意也,宜有以易之。”於是罢书判拔萃科,令幕职州县官皆得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等科;诸常试乡举被黜者,毋复应茂才异等科。其後十馀年,又诏:自今制科须近臣论荐,毋得自举。初,御史唐询与参知政事吴育有隙。帝数称近岁制科得人,以育为贤,而询奏言:“自古灾异乃册贤良,今者,六科率不用公卿推引,而特视进士之期。凡应此科者,至自称曰贤良方正,曰茂才异等,曰博通坟典,臣以为习扇浇浮,莫甚於此,可悉罢之。”而育复奏曰:“册贤良自晁错始,错非以灾异举也。”帝以育言为然,由是制科得不废,而特禁其自荐而已。 公是刘氏《杂说》曰:“夫自举之与人举之,所以厉世矫俗,岂可同日而语哉?今不惟进士自举而已,至於贤良方正亦自举也,岂不过乎!夫贤良,美称也;方正,善行也。古之当此名者,方将高卧潜处,不知羔雁璧之聘,三四至而遂能起乎,今皆循循然窥颜色、求便利而进矣。争门指,不足以谕其情;侧肩攫金,不足以况其态;鼓腹自鬻,不足以比其羞:无乃其实与名不相符哉!今世皆知高贤良於进士矣,不知贤良之害於俗,甚於进士也。何以言之邪?人有言曰:‘南城之泽有兔焉,可逐而取也。’彼闻之者,必争先致力焉,然其至者,必游手惰农耳。又有言曰:‘有鹿焉。’则不独游手惰农而後争之,必将有舍业而往者矣,则兔小而鹿大故也。夫进士,兔也;贤良,鹿也。二者皆足以动贪利之心,而贤良之所动者多,可不慎哉!” 石林叶氏曰:“富公以茂材异等登科,後召试馆职,以不习诗赋求免,仁宗特命试以策论,後遂为故事。制科不试诗赋自富公始。至苏子瞻又去策止试论三篇。熙宁初,罢制举,其事遂废。” 又曰:“故事,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虚,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选者亦皆第四等,独吴正肃公尝入第三等,後未有继者。至嘉中,苏子瞻、子由乃始皆入第三等。已而子由以言太直,为考官胡武平所,欲黜落,复降为第四等。设科以来,止吴正肃与子瞻入第三等,故子瞻谢启云:误占久虚之等。” 玉山汪氏曰:“范子功亦入制科第三等,後熙宁,孔文仲考中第三等,以忤王安石,特旨绌之。” 神宗熙宁七年,吕惠卿以为制科止於记诵,非义理之学,且进士已试策,与制科无异。乃诏罢之。 先时,秘阁考制科,陈彦古六论不识题语何出,字又不及数,准式不考。盖自秘阁试制科以来,未有如彦古空疏者。次年,乃罢制科。 哲宗元元年,复制科。 绍圣元年,罢制科。自朝廷罢诗赋、废明经,词章记诵之学俱绝,至是而制科又罢,无以兼收文学博异之士,乃置宏词,以继贤良之科。 三省言:“唐世取人,随事设科,其名有词藻宏丽、文章秀异之属,究其所试,皆异乎进士、明经。今既复旧科,纯用经术,诸如诏、诰、章、表、箴、铭、赋、颂、赦敕、檄书、露布、诫谕,其文皆朝廷官守日用而不可阙,先朝已尝留意,特科目未及设。”二年,诏立宏辞科,岁许进士登科者诣礼部请试,若见守官,须受代乃得试,率以春试上舍日附试,不自立院也。差官锁引,悉依进士,惟诏、诰、赦敕不以为题,所试者,章、表、露布、檄书用四六,颂、箴、铭、诫谕、序、记用古今体,亦不拘四六。考官取四题,分二日试,试者虽多,取毋过五人。中程者上之三省,三省覆视,分上中二等,推恩有差;辞格超异者,恩命临时取旨。 徽宗大观四年,改为词学兼茂科,科举岁,附贡士院试,取毋过三人,不中率,许阙。仍不试檄书,增制诏,分二日试四题,其二以历代史事借拟为之,馀以本朝典故或时事。宰臣执政亲属毋得试。 高宗绍兴元年,下诏复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有司讲求旧制,每科场年,命中丞、给、舍、谏议大夫、学士、待制三人举一人,不拘已仕未仕(命官仍以不曾犯赃私罪人充)。先具词业(策、论共五十篇),缴送两省、侍从参考之,分三等,文理优长为上,次优为中,常平为下。次优已上并召赴阁试。岁九月,命学士、两省官考试於秘阁,御史监之,试六论(每首五百字以上),於《九经》、《十七史》、《七书》、《国语》、《荀》、《扬》、《管子》、《文中子》正文内出题,差楷书祗应,四通以上为合格。仍分五等,以试卷缴奏御前拆号,入四等以上者,召赴殿试。其日,上临轩亲策(限三千字以上),宰相撰题,差初覆考、详定官。赴试人引见赐坐,殿廊两厢设垂帘、帏幕、青褥、紫案,差楷书祗应,内侍赐茶果。对策先引出处,然後言事。第三等为上,恩数视廷试策第一人;第四等为中,视廷试第三人,皆赐制科出身;第五等为下,视廷试第四人,赐进士出身;不入等,与簿、尉差遣。以上并谓白身者,若有官人,则进一官与升擢。 旧制,六论於正文及注疏内出题。至是,有司请除疏义勿用。 七年,诏以太阳有异,氛气四合,令中外侍从各举能直言极谏一人。吕祉举选人胡铨,江藻举布衣刘度,上即日除铨枢密院编修官,而度不果召。 孝宗乾道元年,诏令尚书、两省、谏议大夫已上、御史中丞、学士、待制,各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一人,仍具词业缴进。 苗昌言奏:“国初尝立三科,景德增而为六。仁宗皇帝时,李景请依景德故事,亲策贤良秘阁,六论专取《六经》及问时务,其史传注疏乞不条问。帝亦以为问隐奥观其博,不若取其能明世之治乱,有补阙政。又诏以景德六科定为制举之目,俾少卿、监已上奏举内外京朝官;增置书判拔萃科、高蹈丘园科、沈沦草泽科、茂材异等科,总为十科,并许布衣应诏。於是何咏、富弼、余靖、尹洙、苏绅、张方平、江休复、张伯玉辈出焉。其立法宽,故得士广也。自绍兴复科,三岁一下诏,垂四十年,未闻有一介魁垒豪杰之士出应制书,岂盛治之世无其人耶?盖责之至备,而应之者难;求之不广,而来者有隔尔。臣请参稽前制,岁下诏,权於正文出题,其僻书注疏不得以为问目。追复天圣十科,开广荐扬之路,振起多士积年委靡之气,太平之治不难立也。”上诏礼部集馆职、学官议之,皆曰:“注疏诚可略,科目不必广。天下之士屏处山林,滞迹遐远,侍从之臣岂能尽知?伏见国初制科,上命监司、守臣解送。乾德中,以无人应制,许直诣阁门请应。若依乾德故事,恐起侥幸,请如国初之制。”诏可。 先是,翰林学士汪应辰以眉山布衣李应诏,上览其文称奖,命依格召试,会有沮之者,不果试。是岁,宰相虞允文为上言之,始依元独试故事,命翰林学士王严、起居舍人李彦颖考试,参详六论凡五通,上喜曰:“继自今其必有应诏者矣。”十一月,上亲策於集英殿,有司考入第四等。复御殿引见,赐制科出身,授节度推官,其策依正奏名第一甲例,誊写为册进御及德寿宫,并焚进诸陵。淳熙四年,李之弟塾复举贤良方正,而近习又恐制科之攻己,其摇沮焉。会台州赵汝愚举姜凯,信守唐仲友举郑建德,吏部侍郎赵粹中举马万顷应诏。上问辅臣:“召试贤良,故事有黜落者否?”对曰:“昨李止独试。若数人,须分优劣。”既而监察御史潘纬言:“制科不过三事,一、缴进词业,二、试六论,三、对制策。而进卷率皆宿著,廷策岂无素备,惟六论一场谓之‘过阁’,人以为难。若罢注疏而复以四通为合格,则与应进士举,一场试经义五篇者何异?”乃诏增为五通。其年,始命官、糊名、誊录如故事。所试六论,後二日,试院言:“文卷多不知题目所出,及引用上下文不尽,有仅及二通者。”上命赐束帛罢之,举者周必大等皆放罪。旧试六题,一明一暗。时考官所命多暗僻,失国家求言之意矣。 淳熙十一年,诏罢注疏出题。於是郡国举庄治、滕{山成},试六论皆四通,而考官颜师鲁以其文理平凡,不应近制,又罢之。自是荐绅重於特举,山林耻於自耀,α然而起者鲜矣。 自李之後,制科无合格者。又三十馀年,永康何致者,为郡守陈缵馆客,缵入朝荐之,有旨召试。会同荐者滕{山成}、杜富遭忧不赴诏,须服阕并召。致躁急,欲先得试,缵介苏师旦言之韩胄,得内批如所请,中书缴还,後又为台谏论其进论中言“伊尹始负尧舜之道,而终为天下开凌犯之端”之语为诋诬,坐罢归。辛未岁,致以吴挺荐召,又为台臣所论,乃勒归乡增修所学焉。 叶论制科曰:“用科举之常法,不足以得天下之才,其偶然得之者,幸也。自明道、景以来,能言之士有是论矣,虽然,原其本以至其末,亦未见有偶然得之者,要以为坏天下之才而使之至於举无可用,此科举之敝法也。至於制科者,朝廷待之尤重,选之尤难。使科举不足以得才,则制科者亦庶几乎得之矣。虽然,科举所以不得才者,谓其以有常之法而律不常之人;则制举之庶乎得之者,必其无法焉,而制举之法反密於科举。今夫求天下豪杰特举之士,所以恢圣业而共治功,彼区区之题目记诵、明数暗数制度者,胡为而责之?而又於一篇之策,天文、地理、人事之纪,问之略遍,以为其说足以酬吾之问,则亦可谓之奇才矣。当制举之盛时,置学立师,以法相授,浮言虚论,披抉不穷,号为制科习气,故科举既不足以得之,而制举又或失之。然则朝廷之求为一事也,必先立为一法,若夫制科之法,是本无意於得才,而徒立法以困天下之泛然能记诵者耳,此固所谓豪杰特起者轻视而不屑就也。又有甚此者:盖昔以三题试进士,而为制举者以答策为至难,彼其能之,则犹有以取之。自熙宁以策试进士,其说蔓延,而五尺之童子无不习言利害,以应故事,则制举之策不足以为能,故哲宗以为今进士之策有过此者,而制科由此再废矣。是以八九十年,其荐而不得试者,其试而不见取者其,幸而取者,其人才凡下,往往不逮於科举之俊士。然且三年一下诏而追复,不俟科举之岁皆得举之,将何所为乎?设之以至密之法,与之以至美之名,使其得与此者为急官爵计耳。且天下识治知言之人,不应如是之多,则三岁以策试进士,使肆言而无所用,是诚失之矣。今又使制举者,自以其所谓五十篇之文,泛指古今,敷陈利害,其言泛杂,见者厌视,闻者厌听。且士之猥多,无甚於今世,挟无以大相过之实,而冒不可加之名,则朝廷所以汲汲然而求之者,乃为讥笑之具。今宜暂息天下之多言,进士无亲策,制举无记诵,无论著,稍稍忘其故步,一日,天子慨然自举之,三代之英才未可骤得,亦不至如近世之冗长无取,非惟无益而反有害也。” 巽岩李氏《制科题目编序》曰:“阁试六论,不出於经史正文,非制科本意也。盖将傲天下士以其所不知,先博习强记之馀功,後直言极谏之要务,抑亦重惜其事而艰难其选,使贤良方正望而去者欤?然而士终不以此故而少挫其进取之锋,问之愈深,则对之愈密,历数世未尝有败绩失据之过。士岂真多能哉?斯执事者优容之也。逮熙宁中,陈彦古始不识题,有司淮式不考,而制科随罢。君子谓彦古不达时变,宜其黜也。先是,孔文仲以直言极谏忤宰相意,高第,斥小官。彼狡焉思纵其淫心,以残害典则,厌是科之不便於己也,欲亟去之而不果,遂则姑置焉,名存而实亡矣。凡所谓贤良方正,尚肯复游其乎?彦古区区,昧於一来,是必不敢高论切议也,殆揣摩当世,求合取容耳。传注义疏之么么纤微且不及知,矧惟国家之大体,渠能有所发明哉!而执事犹恶其名,决坏之然後止。彦古之黜,宜也,而使天下遂无得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举者,独何心欤?至於元,廑复旋废,其得失之迹,又可见矣。今天子明诏三下,而士莫应,岂非犹惩於彦古故邪?盖古之所谓贤良方正者,能直言极谏而己;今则惟博习强记也,直言极谏则置而不问,甚至恶闻而讳听之,逐其末而弃其本乃至此甚乎,此士之所以莫应也。余勇不自制,妄有意於古人直言极谏之益,而性最疏放,勉从事於博习强记,终不近也。恐其幸而得从晁、董、公孙之後,曾是弗察,而猥承彦古之羞,乘此暇日,取五十馀家之文书,掇其可以发论者,各数十百题,具如别录。亦颠倒句读,窜伏首尾,乃类世之覆物谜言,虽若不可知,而要终不可欺,戏与朋友共占射之,贤於博奕云耳,实非制科本意也。因书以自警云。” 按:制科所难者六论,然所谓四通、五通者中选,所谓准式不考者闻罢,则皆以能言论题出处为奇,而初不论其文之工拙,盖与明经墨义无以异矣。况有博闻强记如巽岩者,聚诸家奇僻之书,掇其可以为论题者,抄为一编,揣摩收拾,殆无所遗,然则浅学之士,执此以往,亦可哆然以贤良自名,而有掇巍科之望矣。科目取人之弊,一至於此!然观《邵氏闻见录》言范文正公以制科荐富郑公,富公辞以未习,范公曰:“已为君辟一室,皆大科文字,可往就馆。”以是观之,所谓大科文字者,往往即巽岩所编之类是也。以富公异时之德业如许,然应制科之初,倘不求其文而习焉,则亦未必能中选。东坡作《张文定公墓铭》言:“天下大器,非力兼万人,孰能举之?非仁宗之大,孰能容此万人之英?盖即位八年,而以制策取士,一举而得富弼,再举而得公。”盖所以夸制科得人之盛,然制科之为制科,不过如此,则二公之所蕴蓄抱负,此岂足以知之乎? ◎博学宏辞科 绍兴三年立此科,凡十二题,制、诰、诏、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於内杂出六题,分为三场,每场一古一今。试人先投所业三卷,朝廷降付学士院,考其能者召试。遇科场年,应命官,除归明、流外、入赀及尝犯赃人外,公卿大夫子弟之俊秀者皆得试,每次所取不得过五人,若人才有馀,临时取旨,具合格字号,同真卷缴纳中书看详。推恩则例比旧制更加优异,以三等取人:上等转一官,选人改秩,无出身人赐进士及第,并免召试,除馆职;中等减三年磨勘,与堂除,无出身人赐进士出身;下等减二年磨勘,无出身人赐进士出身,并许召试馆职。大观中,有词学兼茂科,建炎初犹有应者,至是始更立焉。自复科以来,所得鸿笔丽藻之士,多有至卿相、翰苑者。绍兴中,得十有七人;隆兴至淳熙,得十有三人;绍熙,一人;开禧至嘉定,三人。初,洪遵入中等,洪适入下等。高宗览其文,叹曰:“此洪皓子邪?父在远,能自立,忠义报也。”即以遵为秘书省正字,适为枢密院编修官。词科即入馆自遵始。後三岁,洪迈继之。真德秀、留元刚应选,有司书德秀卷曰“宏而不博”,书元刚卷曰“博而不宏”。宁宗喜其文,命俱异等。其後有司值郡试,必摘其微疵,仅从申省或降旨升擢而已。 容斋洪氏《随笔》曰:“本朝宏词虽用唐时科目,而所试文则非也。自乙卯至於绍熙癸丑二十榜,或三人,或二人,或一人,并之三十三人,而绍熙庚戍阙不取。其以任子进者,汤岐公至宰相,王曰严至翰林承旨,李献之学士,陈子象兵部侍郎,汤朝美右史,陈岘方进用,而予兄弟居其,文惠公至宰相,文安公至执政,予冒处翰苑。此外皆系已登科人,然擢用者唯周益公至宰相,周茂振执政,沈德和、莫子齐、倪正父、莫仲谦、赵大本、傅景仁至侍从,叶伯益、季元衡至左右史,馀多碌碌,而见存未显者陈宗召也。然则吾家所蒙,亦云过矣。” 叶论宏词曰:“法或生於相激。宏词之废久矣,绍圣初,既尽罢词赋,而患天下应用之文由此遂绝,始立博学宏词科。其後又为词学兼茂,其为法尤不切事实。何者?朝廷诏诰典册之文,当使简直宏大,敷畅义理,以风晓天下,典谟、训诰诸书是也。孔子录为经常之词,以教後世,而百王不能易,可谓重矣。至两汉诏制,词意短陋,不复仿佛其万一。盖当时之人,所贵者武功,所重者经术,而文词者,虽其士人哗然自相矜尚,而朝廷忽略之,大要去刀笔吏之所能无几也。然其深厚温雅,犹称雄於後世,而自汉以来莫有能及者。若乃四六对偶,铭檄赞颂,循沿汉末以及宋、齐,此真两汉刀笔吏能之而不作者,而今世谓之奇文绝技,以此取天下士而用之於朝廷,何哉!自词科之兴,其最贵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为陋而无用。士大夫以对偶亲切、用事精的相夸,至有以一联之工,而遂擅终身之官爵者,此风炽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後居卿相显人,祖父子孙相望於要地者,率词科之人也。其人未尝知义,其学未尝知方也,其才未尝中器也,操纸援笔以为比偶之词,又未尝取成於心而本其源流於古人也。是何所取而以卿相显人待之,相承而不能革哉!且又有甚悖戾者,自熙宁之以经术造士也,固患天下习为词赋之浮华而不於实用,凡王安石之与神宗往反极论,至於尽摈斥一时之文人,其意晓然矣。绍圣、崇宁号为追术,熙宁既禁其求仕者不为词赋,而反以美官诱其己任者使为宏词,是始以经义开迪之,而终以文词蔽淫之也,士何所折衷?故既以为宏词,则其人己自绝於道德性命之本统,而以为天下之所能者尽於区区之曲艺,则其患又不特举朝廷之高爵厚禄轻以与之而己也,反使人才陷入於不肖而不可救。且昔以罢词赋而置词科,今词赋、经义并行久矣,而词科迄未尝有所更易。是何创法於始,而不能考其终,使不自为背驰也!盖进士、制科,其法犹有可议而损益之者,至宏词则直罢之而已矣。” ●卷三十四 选举考七 ○孝廉 汉文帝十二年,诏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万家之县,云亡应令,岂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其遣谒者劳赐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三匹。”(自二百石以上,每百石加三匹也) 孝景後二年,诏曰:“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廉士算不必众。有市籍不得官,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职,贪夫长利。” 孝武元光元年冬,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董仲舒对策曰:“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故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元朔元年,诏曰:“朕深诏执事,兴廉举孝,今或阖郡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雍於上闻也。”(详见《乡举里选考》) 按:汉时诏郡国荐举人才,贤良方正与孝廉二科并行。然贤良一科,文帝与武帝时,每对辄百馀人,又徵诣公车,上书自鬻者以千数;而孝廉之选,文帝之诏以为万家之县亡应令者,武帝之诏以为阖郡不荐一人,盖贤良则稍有文墨材学者可以充选,而孝廉则非有实行可见者不容谬举故也。 孝宣黄龙元年,诏曰:“举廉吏,诚欲得其真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请,秩禄上通,足以效其贤材,自今以来毋得举。”(言吏六百石者不得复举为廉吏也) 孝平元始元年,令宗室:“其为吏举廉佐吏,补四百石。” ◎西汉举孝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