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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诏翰林学士李等阅诸道所解孝弟力田等人，试问所业，毋可采，乃悉退去。诏劾本部官滥举之罪（见《孝廉门》）。 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上初即位，思振淹滞，顾谓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彦於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於是礼部上所试合格人姓名，上御讲武殿覆试，内出诗赋题，赋韵平仄相，依次用。命李、扈蒙定其优劣为三等，得吕蒙正以下一百九人。越二日，覆试诸科，得三百馀人，并赐及第。又诏礼部阅贡籍，得十举以上至十五举进士、诸科一百八十馀人，并赐出身；九经七人不中格，亦怜其老，特赐同《三传》出身。凡五百馀人，皆赐绿袍靴笏，赐宴开宝寺，上自为诗二章赐之。第一、第二等进士及九经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诸州，其馀皆优等注拟，宠章殊异，历代未有也。薛居正等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骤，不听。 唐朝有敕赐及第，以表特恩，至是，御试中第者皆称之。其後文学之臣有不由科第者，或献文别试，亦敕赐进士及第。 按：是年诸道所发贡士，得五千二百馀人，赐第者共五百馀人，为十取其一。 石林叶氏曰：“国初取进士，循唐故事，每岁多不过三十人。太宗初即位，天下已定，有意於修文，尝语宰相薛文惠公治道长久之术，因曰：‘莫若参用文武之士。’是岁御试题，以‘训练练将’为赋，‘主圣臣贤’为诗，盖示以参用之意。特取一百九人，自唐以来未之有也。遂得吕文穆公为状头，李参政至第二人，张仆射齐贤、王参政化基等数人皆在其。自是连放五榜，通取八百一人，一时名臣悉自兹出矣。” 三年九月，上御讲武殿试礼部贡士举人，进士加论一首，自是以三题为准。故事，礼部惟春放榜，至是秋试，非常例也。是冬，诸州举人并集，会将亲征北汉，罢之。自是每一年或二年乃贡举。 按：《选举志》言是年试进士始加论一首，然考《登科记》所载，建隆以来，逐科试士皆是一赋、一诗、一论，凡三题，非始於是年也。 五年，覆试进士，得苏易简以下一百二十一人，并分甲乙之第，赐宴。 时颜明远、刘昌言、张观、乐史等四人皆以见任官举进士，上惜科第不与，特授近藩掌书记。 是岁，有赵昌国者，求应百篇举（谓一日作诗百篇。不设此科，求应者即试之），上出杂题二十字曰“松风雪月天，花竹鹤烟，诗酒春池雨，山僧道柳泉”。各令赋五篇，篇八句。逮日旰，仅成数十首，率无可观。上以此科久废，特赐及第，以劝来者。仍诏有司今後应百篇举，约此题为式。 七年，诏：“诸州长吏解送举人，取版籍分明，为乡里所推，仍十人为保，保内有行止逾违者连坐，不得赴举。” 八年，诏曰：“岁千秋赋，是曰彝章。爰自近年，遂隳前制，止一偕於计吏，许常赴於贡闱，岂足程功，颇容徼幸。复归旧贯，允叶至公。宜令诸道下第举人依旧重请文解。” 是年，试进士始分三甲，第一甲并知县。 雍熙二年，令考官亲戚别试。是年，亲试举人，初唱名赐第，赐梁颢以下一百七十馀人，诸科一百馀人。李、吕蒙正之子皆入等，上以势家不宜与孤寒竞进，罢之。左右言尚有遗材，复试又得洪湛等七十馀人，诸科三百馀人，并赐及第。 四年，先是，上阅试举人，累日方毕，宰相屡请以春官之职归有司，如唐故事，乃诏岁命春官知举。 端拱元年，礼部放进士程宿以下二十八人，诸科一百一十人。榜既出，而谤议蜂起，上意其遗材，遽召下第人覆试於崇政殿，得进士马国祥以下及诸科凡七百人，以试中为目，用白诏纸书其名氏以赐之，令权知诸县簿、尉。六月，又命右正言王世则等召诸下第进士及诸科於武成王庙重试，得合格数百人。上覆试诗赋，又拔进士叶齐以下三十一人，诸科八十九人，并赐及第。 容斋洪氏《随笔》曰：“太宗雍熙二年、端拱元年，礼部放进士之後，虑有遗材，至於再试再放。雍熙复试凡百七十六人，端拱复试诸科，因此得官者至於七百，一时待士可谓至矣。然太平兴国末，孟州进士张雨光以试不合格，纵酒大骂於街衢中，言涉指斥，上怒，斩之，同保九辈永不得赴举。恩威并行，至於如此。”二年，亲试举人，有中书吏人及第，上令夺所授敕牒，乃诏禁吏人应举。 淳化三年，是岁，诸道举人凡万七千馀人，苏易简知举，殿试始令糊名考校。内出《卮言日出赋》题，试者不能措辞，相率叩殿槛上请。有钱易者，日未中三题皆就，以其轻俊，特命黜之。得孙何以下三百馀人，诸科八百馀人，就宴，赐御制诗三首、箴一首，又诏刻《礼记 儒行篇》赐近臣及京朝官受任於外者，并以赐何等。初，内殿策士，例赐御诗以宠之，至陈尧叟始易以箴，至是，诗箴并赐。 旧制，《三史》、《通礼》各试三十场，每场墨义十道。制：“自今只试墨义十五场，馀十五场抽卷令面读，能知义理、分辨其句、识难字者为合格，不合者落。” 自端拱元年试士罢，进士击鼓诉不公後，次年，苏易简知贡举，固请御试。是年，又知贡举，既受诏，径赴贡院，以避请求。後遂为例。 容斋洪氏《随笔》曰：“淳化三年，太宗试进士，出《卮言日出赋》题，孙何不得知所出，相率叩殿槛，乞上指示之，上为陈大义。景德二年，御试《天道犹张弓赋》後，礼部贡院言：‘近进士惟钞略古今文赋，怀挟入试。昨者，御试以正经命题，多懵所出。’则知题目不示以出处也。大中祥符元年，试礼部进士，内出《清明象天赋》等题，仍录题解，摹印以示之。至景元年，始诏御药院：御试曰，进士题目，具经史所出摹印给之，更不许上请。” 按：艺祖、太宗皆留意於科目，然开宝八年，王嗣宗为状元，止授秦州司理参军，尝以公事忤知州路冲，冲怒，械系之於狱。然则当时状元所授之官既卑，且不为长官所礼，未至如後世“荣进素定，要路在前”之说也。至太平兴国二年，始命第一、第二等进士及九经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诸州，其次皆优等注拟，凡一百三十人。淳化二年试士，第一甲至三百二人，皆赐及第。太宗时，惟此二年科目恩数最为优渥。《涑水记闻》言太平兴国之事，以为太祖幸西都，张齐贤以布衣献策，帝善之，归语太宗曰：“吾幸西都得一张齐贤，我不欲官之，汝异日可收以自辅。”是榜齐贤中选，在数十人後，及注官，乃诏尽与超除。如此，则是通榜恩数之厚，是太宗欲曲为张齐贤之地。马永卿《语录》载淳化二年之事，则以为武当山道士邓若拙尝出神，见二仙官相语曰：“来春进士榜，有宰相三人，而一人极低，如何！”对曰：“高低不可易也，独甲科可易，不若以第二甲为第一甲。”道士觉以告人。既而唱名，上有宫中之喜，因谓近臣：“第一甲多放几人，言止则止。”遂唱第一甲，上意亦忽忽忘之，至三百人，方悟。是年榜三百五十三人，而第一甲三百二人，第二甲五十一人，丁谓第四人，王钦若第十一人，张士逊第二百六十人。後丁谓、王、张皆为宰相。如此，则是黄甲人数之多，是神物欲曲为张士逊之地。二说颇涉偏私诡异，故李大性所著《典故辨疑》深言其不然。愚以为太宗寤寐英贤，如恐不及，时出特恩，以示奖励，故初无一定之例。有如太平兴国二年、三年，第一等、第二等并授通判，而五年则前二十三名授通判，八年则第一甲授知县，雍熙二年第一等为节察推官，淳化三年则止前四名授通判，则累科授官之崇庳无定例也。分甲取人，始於太平兴国八年，然是年第三甲五十四人，第二甲一百五十七人，反三倍於第三甲之数。端拱元年、二年，则又不分甲。淳化三年，第二甲五十一人，第一甲三百二人，反六倍於第二甲之数，则累科分甲人数之多少无定例也。好事者徒见二张致身宰辅，而不擢高科，而二科恩例尔优厚，故必以为曲为二人之地耳。 真宗咸平元年，诏礼部放榜，得进士孙仅以下五十人，高丽宾贡一人。自淳化五年停举凡五年，至是始行之。 其年，密州发解官坐荐送非人，当入金，特诏停任。因诏告谕诸路，以警官吏。 容斋洪氏曰：“按《登科记》，孙仅榜五十人，自第一至十四人，惟第九名刘烨为河南人，馀皆贯开封府，其下二十五人亦然。不应都人士中选如是其多，疑外方寄名籍，为进取之便耳。” 二年，诏：“天下贡举人应三举者，今岁并免取解，自馀依例举送。” 三年，亲试举人，上临轩三日无倦色，得进士陈尧咨以下四百九人，诸色四百三十馀人。又试进士五举、诸科八举，及尝经御试，或年逾五十者，得进士及诸科凡九百馀人，共千八百馀人，其中有晋天福随计者。较艺之详，推恩之广，近代未有也。 诏曰：“孔门四科，德行为贵。言念近岁，偷薄成风，务扇朋游，以图进取，潜相诟病，指摘瑕疵，有玷士伦，颇伤俗化。自今两京、诸路所解举人，宜先廉访行实，或艺文可采而操履有亏，投书匿名，饰词讪上之类，并严加惩断，勒归乡县课役，永不得就举。如辄敢解送，所由官吏必当论罪，仍令御史台觉察之。” 又亲试河北贡举人，赐进士齐革等十三人、诸科三百四十五人及第、同出身。既下第，求试武艺及量材录用者又五百馀人，悉赐装钱慰遣之，命礼部叙为一举。 容斋洪氏《随笔》曰：“国朝科举取士，及太平兴国以来，恩典始重，然各出一时制旨，未尝辄同。士子随所得而受之，初不以官之大小有所祈诉也。太平之二年，进士一百九人，吕蒙正以下四人得将作丞，馀皆大理评事，充诸州通判。三年，七十四人，胡旦以下四人将作丞，馀并为评事，充通判及监当。五年，一百二十一人，苏易简以下二十三人皆将作丞、通判。八年，二百三十九人，自王世则以下十八人评事、知县，馀授判、司、簿、尉，未几，世则等移通判，簿、尉改知令、录，明年并迁守评事。雍熙二年，二百五十八人，自梁颢以下二十一人才得节察推官。端拱元年，二十八人，自程宿以下但权知诸县簿、尉。二年，一百八十六人，陈尧叟、曾会至得光禄丞、直使馆，而第三人姚揆但防御推官。淳化三年，三百五十三人，孙何以下二人将作丞，二人评事，第五人以下皆吏部注拟。咸平元年，孙仅但得防推。二年，孙暨以下但免选注官。盖此两榜，真宗在谅ウ，礼部所放，故杀其礼。及三年，陈尧咨登第，然後六人将作丞，四十二人评事，第二甲一百三十四人节使推官、军事判官，第三甲八十人防团军事推官。” 四年，诏：“淄、青、齐州及河北经蕃寇蹂践处，贡举许免取解。”（此泛免之始） 五年，亲试举人，得进士王曾以下三十八人，《九经》、诸科百八十人。是岁，贡举人集阙下万四千五百馀人，陈恕知贡举，所取士甚少（进士、诸科共取二百一十八人，约六十六人取一人），诸州举送官被黜责者甚众。 景德二年，亲试举人，得进士李迪等二百四十馀人，特奏一百馀人，诸科五百馀人，诸科特奏七十馀人。先是，迪与贾边皆有声场屋，及礼部奏名，而两人皆不与。考官取其文观之，迪赋落韵，边论“当仁不让於师”，以“师”为“众”，与注疏异，特奏令就御试。参知政事王旦议：“落韵者失於不详审耳；舍注疏而立异，不可辄许，恐士子从今放荡，无所准的。”遂取迪而黜边。当时朝论大率如此。 虞部员外郎、知郑州王矩上书自荐，求进士第。上以矩自燕蓟归化，居官清白而自强学业，特赐及第，驿召赴闻喜宴。上以去岁河朔用兵，民甚惊扰，其乘城捍寇，多出士人，故广示甄采。 诏应赐进士、诸科同出身，试将作监主簿者，并令守选。故事，登科皆有选限；近制，及第即命以官。上初复廷试，赐出身者亦免选；至是，策名之士尤众，多设等级，以振淹滞，虽艺不及格，悉赐同出身，试秩解褐，故令有司循用常调，以示甄别。又诏：“贡举之门，因循为弊，躁竞斯甚，缪滥益彰。宜令权住二年，庶使服勤，更专学问，无失大成之术，式符虚伫之怀。仍委礼部贡院：自今科场，务精考试，无容滥进，用革浇风。比又有州郡全无解送，是谓旷官。其诸路府州将来秋赋，当职官如依前顾避，全不解人，致有上言，必行朝典。” 礼部贡院上言：“请诸色举人各归本贯取解，不得寄应，及权买田产立户，诸州取解发寄应举人，长吏以下请依例科罪，犯者罪亦如之。有乡里遐远，久住京师，许於国子监取解，仍须本乡命官委保，判监引验，乃得附学，发解日奏。请差官考试。” 三年，诏：“进士就试，不许继烛。自今开封府、国子监、诸路州府，据秋赋投状举人，解十之四，如艺业优长，或荒缪至甚，则不拘多少。今岁秋赋，止解旧人，新人且令习业。川、广旧取解人，并许免解。” 翰林学士晁迥等议：“令诸州约分数解送，或自来举子止有三两人，欲听全解，或其才业卓然不群者，别以名闻。其文武升朝官亲，许附国学。”（此胄试之始） 贡院言：“昨详进士所纳公卷，多假借他人文字，或用旧卷，或为佣书人易换文本，是致考校无准。请自今并令举人亲自投纳，於试纸前亲书家状。如将来程试与公卷全异，及所试文字与家状书体不同，并放之。或假用他人文字，辨认彰露，即依例扶出，永不得赴举。其知举官亦望先一月差入贡院，考较公卷，分为等第。如事业殊异者，至日更精加试验，所冀抱艺者不失搜罗，躁进者难施伪滥。” 四年，令礼部糊名考较。先是，上尝问辅臣以天下贡举人数，王旦曰：“万三千有馀，约常例奏名十一而已。”上曰：“若此，则当黜者不啻万人矣。典领之官，必须审择。晁迥兢畏，当以委之。”且谓滕元晏少交游，命迥等知贡举，元晏等封印卷首。凡封卷首及点检详试别命官皆始此，先糊名用之殿试，今复用之礼部也。初，陈彭年举进士，以轻俊为宋白所出，於是彭年与迥等更定条制，设关防，不复拣择文行。虽杜绝请，然甲科者多非人望，自彭年始也。 大中祥符元年，南省下第举人周叔良等百二十人讼知贡举官朋附权要，抑塞孤寒，列上势家子弟四十馀人，文字浅近，非合奏名。上曰：“贡举谤议，前代不免。朕今召所谓势家子弟者，别坐就试。”既而叔良等所陈皆妄，命配隶许州。 二年，礼部贡院言：“准诏议定国子监、两京、诸路以五次解到举人内，取一岁数多者，自今解十之三，永为定式。”诏令於五年最多数中特解十之五，庸振淹滞，以广搜罗。 六月，亲试东封路服勤词学、经明行修，赐进士梁固以下三十一人。 四年，亲试祀汾阴路服勤词学、经明行修，赐进士张师德以下三十一人。 按：自雍熙、端拱而後，取士之法，省试之後乃有殿试，已为定例。独此二年《会要》所载，乃停贡举年分，礼部未尝放进士，然则此六十馀人者，乃是封禅特恩所试，如後来进省到殿之类是也。 四年，开封府进士郭颜、孙硕等同保赴举，硕预荐，颜被黜，诣府自首有服纪不当赴举，欲以累硕。上恶其险躁无儒行，令配颜蔡州，勿齿儒籍。又诏曰：“如闻河朔诸州解送举人难於考核，颇多黜落。宜令转运使於落解举人最多处，内有显负苦辛者，遣官别加考试，及格人送礼部。” 五年，上闻贡院监门官以诸科举人挟书为私，悉解衣阅视，失取士之体，亟令止之。又令贡院录诸州发解试题以闻，以将廷试，虑或重复。自是用以为例。　又诏令自今贡举人曾预南省试者，犯公罪特听罚赎。 先是，挟书赴试者，并同保人殿一举。是岁试诸科，以挟书扶出者十八人，计同保九十三人，而十二人当奏名。有司以闻，上特令赴殿试，乃诏礼部裁定殿举之制。礼部言：“诸科怀挟书策，比对义十‘不’、词理纰缪者情理稍重；其进士所挟，未必全是所试文字。请自今挟书犯者依条殿举，其同保殿举指挥更不施行。”奏可。 八月，诏：“诸卫将军、诸司使副、三班、知州处贡举人，令通判、幕职、录事参军及考试官解发，知州止同署解状，所解不当，亦免其罪。” 七年，诏：“诸州解送举人内黜落多处，宜令本州选官覆试，取艺业优长者送礼部，以二月一日为限。进士、诸科其曾经殿试，并河北、陕西诸科曾至终场，及他州两至终场下第者，悉免取解。” 容斋洪氏《随笔》曰：“天禧三年，京西转运使胡则言：‘滑州进士王世质等诉本州黜落，即取元试卷付许州通判崔立看详，立以为世质等所试不至纰缪，已牒滑州依例解发。’诏转运司具析不先奏裁，直令解发缘由以闻，其试卷仰本州缴进，世质等仍未得解发。及取到试卷，诏贡院定夺，乃言词理低次，不合充荐，复黜之，而劾胡则、崔立之罪。盖是时贡举条制犹未坚定，故有被黜而来诉其枉者，至於省试亦然，如叶齐之类由此登第，後来无此风矣。” 八年，始制誊录院。 时怀、卫、滨州以部内官属少进士登科者，因聚数州进士都试之。乃诏：“自今诸州发解，如乏试官，宜令转运司选邻州官充，不得移举就他州并试。” 天禧二年，诏：“自今锁厅，应举人所在长吏先考试艺业，合格者始听取解。如至礼部不及格，当停见任，其前後考试官、举送长官皆重罪。”至天圣时，除其法。 四年，诏以近年开封府举人稍多，屡致词讼，令翰林学士承旨晁迥等议定条制。迥等上言：“诸州举人多以身有服制，本贯难於取解，遂奔凑京毂，寓籍充赋。人数既众，混而为一，有司但考其才艺，解送之际，本府土著登名者甚少，交构喧竞，亦由於此。欲请自今举人有期周卑弱以下服者，听取文解；寄应举人实无户籍者，计召官保任，於本府户籍人数外别定分数荐送。”诏从之。 ●卷三十一 选举考四 ○举士 仁宗天圣二年，赐举人宋郊、叶清臣、郑戬以下及诸科凡四百八十馀人及第、出身有差。先是，上封事者言，经学未究经旨，乞於本科问策一道。对者多纰缪，上以执经肄业不善为文，特命取其所长，用广仕路，并不黜落。国朝以策擢高第者自清臣始。郊与弟祁俱以词赋得名，时奏祁第一，太后不欲弟先兄，乃擢郊第一，祁第十。 时天下登第者，不数年辄赫然显贵，取士之路可谓盛矣。虽耄钝之士，数诎於试，後多收入仕版，谓之“特奏名”。至或因循不学，欲积举以应令，乃诏曰：“学犹殖也，不殖将落，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朕虑天下之士或有遗也，既已临轩较得失，而忧其屡不中科，则衰迈而无所成，退不能返其里闾，而进不得预於禄仕，故常数之外，特为之甄采。而狃於宽恩，遂隳素业，颓弛苟简，浸以成风，甚可耻也。自今宜笃进厥学，无习侥幸焉。” 景初，诏曰：“乡学之士益蕃，而取人路狭，使孤寒栖迟，或老而不得进，朕甚闵之。其令南省就试进士、诸科十取其二。进士五举年五十、诸科六举年六十，尝经殿试，进士三举、诸科五举，及尝预先朝御试，虽试文不合格，辄黜，皆以名闻。”自此率以为常。 石林叶氏曰：“唐礼部试，诗赋题不皆有所出，或自以意为之，故举子皆得进问题意，谓之‘上请’。本朝既增殿试，天子亲御殿，进士犹循礼部故事。景中，稍厌其烦渎，始诏御药院具试题，书经史所出，模印给之，遂罢上请之制。” 王氏《挥麈录》曰：“韩忠献（亿）景中参仁宗政事，天下称为长者。四子仲文（综）、子华（绛）、持国（维）、玉汝（缜）俱礼部奏名，忠献启上曰：‘臣子叨陛下科第，虽非有司观望，然臣既备位政府，岂当受而有之？天下将以为由臣致此，臣虽不足道，使圣明之政，人或议之，非臣所安也。臣教子既已有成，又何必昭示四方，以为荣观哉！乞尽免殿试唱第，幸甚！’诚恳再三，上嘉叹而允所请。忠献既薨，仲文、子华、玉汝相继再中甲科，独持国曰：‘吾前已奏名矣，当遵家君之言，何必布之远方邪？’不复更就有司之求。故文潞公荐持国疏云：‘曾预南宫高荐，自後不出仕宦。’其後仲文知制诰，子华、玉汝皆登宰席，持国赐出身，至门下侍郎，为本朝之甲族云。” 按：嘉二年御，试方令礼部所奏进士俱免黜落，知以前盖有过省而殿试不中者矣，故韩忠献诸子仲文、子华、玉汝必再中甲科而後可以言登第。若嘉二年以後，则凡预礼部正奏名，皆为有出身之人矣。 四年，贾昌朝言：“有亲戚事本州，及或为发解官，及侍父祖远宦距本州二千里，宜敕转运司选官类试，以十率之，取二人。”诏近臣议，而丁度等谓旧制限十月二十五日上名於省，若二千里而赴试，或有不及，愿宽其期一月，听如昌朝说。由是诸路始有别头试。其年，诏开封府、国子监及别头试，封弥、誊录如礼部。 宝元中，李淑侍经筵，帝访以进士诗、赋、策、论先後，俾以故事对。淑退而上奏曰：“唐调露二年，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以进士止试策，灭裂不尽其学，请帖经以观其学，试杂文以观其才。自此沿以为常。至永隆二年，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始试策。天宝十一载，进士试一大经，能通者试文、赋，又通而後试策，五条皆通中第。建中二年，赵赞请试以时务策五篇，箴、论、表、赞各一篇，以代诗、赋。太和三年，试帖经，略问大义，取精通者次试论、议各一篇。八年，礼部试以帖经、口义，次试策五篇，问经义者三、问时务者二。厥後变易，遂以诗、赋为第一场，论第二场，策第三场，帖经第四场。今陛下欲求理道而不以雕篆为贵，得取士之实矣。然考官以所试分考，不能通加评校，而每场辄退落，士之中否特系於幸不幸。愿约旧制，先策，次论，次赋及诗，次帖经、墨义，而敕有司并试四场，通较工拙，以一场得失为去留。”诏有司议，稍施行焉。 庆历四年，臣僚上言，改更贡举进士所试诗、赋、策、论先後，诏下两制详议。知谏院欧阳言：“凡贡举旧法，若二千人就试，常额不过选五百人（每年到省就试及取人之数，大约不过此）。是於诗赋、策、论六千卷中（每一人三卷）选五百人，而日限又迫，使考试之官殆废寝食，疲心竭虑，因劳致昏，故虽有公心而所选多滥，此旧法之弊也。今臣所请者，宽其日限，而先试以策而考之，择其文辞鄙恶者，文意颠倒重杂者，不识题者，不知故实，略而不对所问者（限以事件若干以上），误引事迹者（亦限件数），虽能成文而理识乖诞者，杂犯旧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计於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试以论，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试诗赋者，不过千人矣。於千人而选五百，则少而易考，不至劳昏。考而精当则尽善矣，纵使考之不精，亦选者不至大滥，盖其节钞剽盗之人，皆以先经策、论去之矣（策、论逐场旋考，则卷子不多，考官不至劳昏，去留必不误）。比及诗赋，皆是已经策、论粗有学问理识不至乖诞之人，纵使诗赋不工，亦可以中选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学全不晓事之人无由而进，此臣所谓变法必须随场去留，然後可革旧弊者也。其外州解送到，且当博采（只可尽令试策），要在南省精选。若省榜奏人至精，则殿试易为考矣。故臣但言南省之法，此其大概也。其高下之等，仍乞细加详定，大概当以策、论为先。” 按：诗、赋不过工浮词，论、策可以验实学，此正理也。今观欧公所陈，欲先考论、策，後考诗、赋，盖欲以论、策验其能否，而以诗、赋定其优劣，是以粗浅视论、策，而以精深视诗、赋矣。盖场屋之文，论、策则蹈袭套括，故汗漫难凭；诗、赋则拘以声病对偶，故工拙易见。其有奥学雄文，能以论、策自见者，十无一二，而纷纷鹄袍之士，固有头场号为精工，而论、策一无可采者。盖自庆历以来，场屋之弊已如此，不特後来为然也。故欧公之言，欲先试论、策，择其十分乱道者先澄汰之，不特使之稍务实学，且使司衡鉴者所考少则易精；又既工论、策，则不患其不长於诗、赋，纵诗、赋不工，而所取亦不害为博古通经之士矣。 又按：祖宗以来，试进士皆以诗、赋、论各一首，除制科外，未尝试策。天圣，晏元献公请依唐明经试策而不从。宝元中，李淑请并诗、赋、策、论四场通考，诏有司施行。不知试策实始於何年。当考。 知制诰富弼言：“国家沿隋唐设进士科，自咸平、景德以来，为法尤密，逾於前代，而得人之道或有未至。夫省试有三长，殿试有三短：主文衡者四五人皆一时词学之臣，而又选馆阁才臣数人，以助考较，复有监守巡察、糊名、誊录，上下相警，不容毫之私，一长也。引试凡三日，诗、赋可以见词艺，论、策可以观才识，四方之士得以尽其所蕴，二长也。贡院凡两月馀，研究差次，可以穷功悉力，三长也。殿试考官滥取而不择，一短也。一日试诗、赋、论三篇，不能尽人之才，二短也。考校不过十日，不暇研究差次，三短也。若曰礼部放榜则权归有司，临轩唱第则恩出主上，则是忘取士之本，而务收恩之末也。且历代取士，悉委有司，独後汉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亦未闻天子亲试也。至唐武后载初之年，始有殿试，此何足法哉！必虑恩归有司，则宜使礼部次高下以奏，而引诸殿庭，唱名赐第，则与殿试无所异矣。”遂诏罢殿试，而议者多言其轻上恩，隳故事，旋复殿试如旧。 上命侍臣条奏急务，参知政事范仲淹等奏列十事，其三请精贡举，欲复古，兴学校，取士本行实。诏近臣议，於是翰林学士宋祁等合奏言：“今教不本於学校，士不察於乡里，则不能名实；有司束以声病，学者专於记诵，则不足尽人材。臣等参考众说，择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学校，则学者修饰矣；先策、论，则文词者留心於治乱矣；简程式，则宏博者得以驰骋矣；问大义，则执经者不专於记诵矣。”乃诏：“州县立学，本道使者选属部为教授，不足则取於乡里宿学之有道业者。士须在学三百日，乃听预秋赋；旧尝充赋者，百日而止；试於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亏行、冒名等禁。三场：先策，次论，次诗赋，通考为去取，而罢帖经、墨义。士通经术，愿对大义者，试十道，可为永式。”初，保宁军推官胡瑗教授湖州，科条纤悉备具，诸生信爱，如其子弟。至是，下湖州取其法，著为学令。是冬，诏罢日限。以余靖言广学舍所以待有志之士，去日限所以宽食贫之人，或者谓仲淹既去，而执政意皆异，故有是诏。 时言初令不便者甚众，以为诗、赋声病易考，而策、论汗漫难知，祖宗以来，莫之有改，得人尝多。乃诏一依旧条。 嘉二年，亲试举人，凡进士与殿试者始皆免黜落。 时进士益相习为奇僻，钩章棘句，浸失浑淳，欧阳知贡举，尤以为患，痛裁抑之，仍严禁挟书者。既而试榜出，时所推誉皆不在选，浇薄之士候修晨朝，群聚诋斥之，街司逻卒不能止，至为《祭欧阳修文》投其家，卒不能求其主名置於法。然自是文体亦少变。 时上书者言：“四年一贡举，四方士子，客京师以待试者恒六七千人，一有喧噪，其徒众多，势莫之禁。且中下之士，往往废学数年；才学之士，不幸有故，一不应诏，沈沦十数年，或累举滞留，遂至困穷老且死者甚众，以此毁行冒法干进者不可胜数。宜岁一贡举，中分旧数而荐之。”王洙侍迩英阁讲《周礼》至“三年大比，大考州里，以赞乡大夫废兴”，帝曰：“古者选士如此，今率四五岁一下诏，故士有抑而不得进者。为今之计，孰若裁其数而屡举也？”下有司议，而议者乃合奏曰：“臣等谓易以岁之法，无害而有利，不足疑也。使举子不幸有疾病丧服之故者，不致久沈，且程文偶不中选，旋亦遇贡举，则无滞才之叹，而天下所荐举数既减半，礼部主司易以详较，得士必精矣。近年挟书代笔传义者多，因使权贵富豪之子得以滥进。盖由人众，有司无繇察，若人少，则诸伪滥势自不容，使寒苦艺学之人得其涂而进。”於是下诏岁贡举，进士、诸科悉解旧额之半，增设明经，试法：凡明两经或三经、五经，各问大义十条，两经通八、三经通六、五经通五为合格，兼以《论语》、《孝经》，策时务三条，出身与进士等，而罢说书举。其不还乡里而寓户他州以应选者，严其法：每秋赋，自县令佐察行义保任之，上於州，州长贰复审察得实，然後上本道使者类试。已保任而後有缺行，则州县皆坐罪；若省试而文理纰缪，坐元考官。 时以科举既数，则高第之人倍众，其擢任恩典宜损於故，乃诏曰：“朕惟国之取士，与士之待举，不可旷而冗也，故立岁之期，以励其勤；约贡举之数，以精其选。著为定式，申敕有司。而高第之人，日尝不次而用，若循旧比，终至滥官，甚无谓也。自今制科入第三等，与进士第一，除大理评事，签书两使幕职官；代还，升通判；再任满，试馆职（前此前三名皆为通判）。其馀以次减降。”自是骤显者鲜，而所得人材及其风浸比旧亦浸衰。 容斋洪氏《随笔》曰：“本朝自太平兴国以来，以科举罗天下士，士之策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辅，吕文穆公蒙正、张文定公齐贤之徒是也。及嘉以前，亦指日在清显，东坡《送张子平序》以谓仁宗一朝十有三榜，数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盖为士者知其身必达，故自爱重而不肯为非，天下公望亦以鼎贵期之，故相与爱惜成就，以待其用。至嘉四年之制，前三名始不为通判，第一人才得评事、签判，代还升通判，又任满始除馆职。王安石为政，又杀其法，恩数既削，得人衰矣。观天圣初榜，宋郑公郊、叶清臣、郑文肃公戬，高文庄公若讷、曾鲁公公亮五人连名，二宰相，二执政，一三司使。第二榜，王文忠公尧臣、韩魏公琦、赵康靖公连名。第三榜，王宣徽拱辰、刘相沆、孙文懿公连名。杨榜，不幸即死，王岐公、韩康公绛、王荆公安石连名。刘榜，不显，胡右丞宗愈、安门下焘、刘忠肃公挚、章申公连名，其盛如此。治平以後，第一人作侍从，盖可数矣。” 沈氏《笔谈》曰：“旧制，天下贡举人到阙，悉皆入对，数不下三千人，谓之‘群见’。远方士皆未知朝廷仪范，班列分错，有司不能绳。觐见之日，先设禁闱於著位之前，举人皆拜於禁闱之外，盖欲限其前列也，至有更相抱持以望黼坐者，有司患之，近岁遂止令解头入见，然尚不减数百人。嘉中，予忝在解头，别为一班，最在前列，目见班中唯从前一两行稍应拜起之节，自馀亦终不成班缀而罢，每为阁门之累。常言殿庭中班列不可整齐者唯有三色，谓举人、蕃人、骆驼。” 又曰：“礼部贡院试进士，设香案於阶前，主司与举人对拜，此唐故事也。所坐设位供张甚盛，有司具茶汤饮浆。至试学究，则悉彻帐幕毡席之类，亦无茶汤，渴取饮砚水，人人皆黔其吻。非故欲困之，乃防毡席及供应人私传所试经义，盖尝有败者，故事为之防。欧文忠有诗‘焚香礼进士，彻幕待经生’，以为礼数重轻如此，其实自有谓也。” 按：沈公所记典故，皆源於唐时，宋朝因之，至嘉时犹然。後来天下所解进士，非中选礼部，待对亲策之日，不得觐清光。而礼部试士之时，虽无所谓五经学究，然其所以待进士者，礼亦杀於祖宗之时矣。 英宗治平三年，诏曰：“先帝以士久不贡怠於学，而豪杰者不时举，故下岁之令。而自更法以来，其弊浸长。里选之牒仍故，而郡国之取减半；计偕之籍屡上，而道涂之劳良苦，朕甚闵焉。其令礼部三岁一贡举，天下解额，於未行岁之法已前，四分取三为率，明经、诸科不得过进士之数。”恩典不增而贡举期缓，士得休息，官以不烦矣。 知谏院司马光上言，请贡院逐路取人，其略曰：“朝廷每次科场所差试官，率皆两制、三馆之人，其所好尚，即成风俗。在京举人追趋时好，易知体面，渊源渐染，文采自工，使僻远孤陋之人与之为敌，混同封弥，考较长短，势不侔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言虽微陋之处，必有贤才，不可诬也。是以古之取士，以郡国户口多少为率，或以德行，或以才能，随其所长，各有所取，近自族姻，远及夷狄，无小无大，不可遗也。今或数路中全无一人及第，则所遗多矣。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为诗赋论策者不得及第，非游学京师者不善为诗赋论策。以此之故，使四方学士皆弃背乡里，违去二亲，老於京师，不复更归。其亦有身负过恶，或隐忧匿服，不敢於乡里取解者，往往和买监牒，妄冒户贯，於京师取解。自岁开场以来，远方举人惮於往还，只於京师寄应者，比旧尤多。国家虽重为科禁，至於不用荫赎，然冒犯之人岁岁滋甚。所以然者，盖由每次科场及第进士，大率皆是国子监、开封府解送之人，则人之常情，谁肯去此而就彼哉！夫设美官厚利进取之涂以诱人於前，而以苛法空文禁之於後，是犹决洪河之尾而捧土以塞之，其势必不行矣。” 参知政事欧阳修上言：“窃以国家取士之制，比於前世，最号至公。盖累圣留心，讲求曲尽，以谓王者无外，天下一家，故不问东西南北之人，尽聚诸路贡士，混合为一，而惟才是择；又糊名、誊录而考之，使主司莫知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憎爱厚薄於其。故议者谓国家科场之制，虽未复古法，而便於今世，其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祖宗以来不可易之制也。《传》曰：‘无作聪明乱旧章。’又曰：‘利不百者不变法。’今言事之臣偶见一端，即议更改，此臣所以区区欲为陛下守祖宗之法也。臣所谓‘偶见一端’者，盖言事之人，但见每次科场东南进士得多，而西北进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进士尔。殊不知天下至广，四方风俗异宜，而人性各有利钝。东南之俗好文，故进士多而经学少；西北之人尚质，故进士少而经学多。所以科场取士，东南多取进士，西北多取经学者，各因其材性所长，而各随其多少取之。今以进士、经学合而较之，则其数均；若必论进士，则多少不等，此臣所谓偏见之一端，其不可者一也。国家方以官滥为患，取士数必难增，若欲多取西北之人，则须多减东南之数。今东南州军进士取解者，二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盖已痛裁抑之矣。西北州军取解至多处不过百人，而所解至十馀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东南十倍假借之矣。若至南省，又减东南而增西北，则是已裁抑者又裁抑之，已假借者又假借之，此其不可者二也。东南之士於千人中解十人，其初选已精矣，故至南省，所试合格者多；西北之士学业不及东南，当发解时又十倍优假之，盖其初选已滥矣，故至南省，所试合格者多；今若一例以十人取一人，则东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至於他路，理不可齐，偶有一路合格人多，亦限以十一落之，偶有一路合格人少，亦须充足十一之数，使合落者得，合得者落，取舍颠倒，能否混淆，其不可者三也。且朝廷专以较艺取人，而使有艺者屈落，无艺者滥得，不问缪滥，只要诸路数停，此其不可者四也。且言事者本欲多取诸路土著之人，若此法一行，则寄应者争趋而往，今开封府寄应之弊可验矣。此所谓法出而奸生，其不可者五也。今广南东、西路进士例各绝无举业，诸州但据数解发，其人亦自知无艺，只来一就省试而归，冀作摄官尔。朝廷以岭外烟瘴，北人不便，须藉摄官，亦许其如此。今若一例与诸路十人取一人，此为缪滥又非西北之比，此其不可者六也。凡此六者乃大概尔，若旧法一坏，新议必行，则弊滥随生，何可胜数！故臣谓且遵旧制，但务择人，推朝廷至公，待四方如一，惟能是选，人自无言，此乃当今可行之法尔。若谓上习浮华，当先考行，就如新议，亦须只考程试，安能必取行实之人？议者又谓西北近虏，士要牢笼，此甚不然之论也。使不逞之人不能为患则已，苟可为患，则何方无之？前世贼乱之臣，起於东南者甚众，其大者如项羽、萧铣之徒是已；至如黄巢、王仙芝之辈，又皆起乱中州者尔，不逞之人，岂专西北？矧贡举所设，本待材贤，牢笼不逞，当别有术，不在科场也。惟事久不能无弊，有当留意者，然不须更改法制，止在振举纲条尔。近年以来，举人盛行怀挟，排门大噪，免冠突入，亏损士风，伤败善类，此由举人既多，而君子小人杂聚，所司力不能制，虽朝廷素有禁约，条制甚严，而上下因循，不复申举。惟此一事，为科场大患，而言事者独不及之。愿下有司议革其弊，此当今科场之患也。” 按：分路取人之说，司马、欧阳二公之论不同。司马公之意，主於均额，以息奔竞之风；欧阳公之意，主於核实，以免缪滥之弊。要之，朝廷既以文艺取人，则欧公之说为是。盖士既求以用世，则奔名逐利，所不能免，不必深訾，至於弃亲匿服、身负过恶者，皆素无行检之人，此曹虽使之生长都城，早游馆学，超取名第，亦未必能为君子。若以为远方举人，文词不能如游学京师者之工，易以见遗，则如欧、曾、二苏公以文章名世，诏今传後，然亦出自穷乡下国，未尝渐染馆阁，习为时尚科举之文也，而皆占高第。然则必须游京师而後工文艺者，皆剽窃蹈袭之人，非颖异挺特之士也。 神宗熙宁二年，议更贡举法，罢诗赋、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初，王安石以为古之取士俱本於学，请兴建学校以复古，其明经、诸科欲行废罢，取元解明经人数增进士额。诏两制、两省、待制以上，御史、三司、三馆议之。韩维请罢诗赋，各习大经，问大义十道，以文解释，不必全记注疏，通七以上为合格；诸科以大义为先，黜其不通者。苏颂欲先士行而後文艺，去封弥、誊录之法。直史馆苏轼上议，略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吏、皂隶未尝无人，而况於学校贡举乎！虽用今之法，臣以为有馀。使君相无知人之明，朝廷无责实之政，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而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矣。夫时有可否，物有兴废，使三代圣人复生於今，其选举亦必有道，何必由学乎！且庆历尝立学矣，天下以为太平可待，至於今惟空名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艺之士，责九年大成之业，则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养游士，置官立师，而又时简不帅教者，屏之远方，徒为纷纷，其与庆历之际何异？至於贡举，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章；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举唐故事，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变经生朴学，不用帖墨而考大义。此皆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夫欲兴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审好恶以表俗。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敝车羸马，恶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无所不至。德行之弊，一至於此！自文章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论策均为无用矣。虽知其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近世文章华丽无如杨亿，使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通经学古无如孙复、石介，使复、介尚在，则迂阔诞谩之士也。矧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於天下，而必欲废之？” 上读轼疏曰：“吾固疑此，今得轼议，释然矣。”他日以问王安石，安石曰：“不然。今人材乏少，且其学术不一，一人一义，十人十义，朝廷欲有所为，异论纷然，莫肯承听，此盖朝廷不能一道德故也。故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赵是轼言，安石曰：“若谓此科尝多得人，自缘仕进别无他路，其不容无贤；若谓科法已善，则未也。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乃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於是卒如安石议，罢明经及诸科，进士罢诗赋，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经，兼以《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大经，次兼经，大义凡十道，次论一首，次策三道，礼部试即增二道。中书撰大义式颁行。试义者须通经，有文采乃为中格，不但如明经墨义粗解章句而已。取诸科解名十分之三增进士额，诸科如许用旧业一试後，非尝应诸科人得创以诸科求试。其京东西、陕西、河北、河东五路之创试进士者，及府、监、他路之舍诸科而为进士者，乃得用所增之额以试，皆别为一号考取，盖欲优其业，使不至外侵，则常向慕改业也。 按：科举不足以尽取人之法，然自隋唐以来，入官者皆以是为进身之阶，及其人之贤否，则初不缘此。柳子厚《送崔符序》言：“今世尚进士，故天下举归之，而更其科以为得异人乎？无也。惟其所尚，又举而从之。尚之以孝弟，孝弟犹是人也；尚之以经术，经术犹是人也。”姚康撰《科第录序》言：“以颜、孔为心者，虽日视淫靡，莫能迁其操；以桀、跖为行者，虽日闻仁义，莫能治其性。若膺乡举里选，亦此流也；若搜茂材异行，亦此流也。则何必目秀才为朴，名进士为薄邪。”盖唐人已有此论，即坡公之意也，但变声律为议论，变墨义为大义，则於学者不为无补。然介甫之所谓“一道德”者，乃是欲以其学使天下比而同之，以取科第。夫其书纵尽善无可议，然使学者以干利之故，皓首专门，雷同蹈袭，不得尽其博学详说之功，而稍求深造自得之趣，则其拘牵浅陋，去墨义无几矣，况所著未必尽善乎？至所谓“学术不一，十人十义，朝廷欲有所为，异论纷然，莫肯承听”，此则李斯所以建焚书之议也，是何言欤！ 既罢明经、诸科，乃用其法立新科明法，以待诸科之不能改试进士者。试以律令、刑统大义、断案，中格即取，惟尝应明经、诸科试在熙宁五年前者得试，非此类，有司不受。既得官，又得预刑法官试，中者推恩有加。 三年，亲试举人，初用策。旧制，进士一日而兼试诗、赋、论，谓之“三题”，特奏名人止试论一道。至是，进士就席，有司犹循故事给《礼部韵》及题，出乃策问也。 叶祖洽对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简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初考为三等，覆考为五等。上令宰相陈升之面读，以祖洽为第一。考官苏轼疾其阿谀，因拟进士策一篇以进。 是年，南郊赦书，访求节行才识学术之士，诸路监司以刘蒙等二十一人应诏，送舍人院试，而命以官。 熙宁初，诏：“进士、诸科经仁宗朝殿试，或进士、明经三举，殿试五举，省试下，诸科五举，殿试七举，省试下，并免解。因应举授诸州司士、长史、文学、助教、参军，不理选限。年未六十，注权入官。”三年，又诏：“景五年以前礼部试下，进士一举、诸科二举，年六十五，若递加一举，则不限年，州县以名闻，特与推恩。府、监举人以京朝官二人保识。进士七举、诸科八举、年四十、礼部尝奏名者，并特赴殿试，惟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各减一举以优之。旧止试论，至是，如进士试时务策一道。自同五经出身而降为九等，上等注官，次守选，次遇郊注官，及不理选限各有差。” 诏：“诸州举送、发解、考试、监试官，凡亲戚若门客毋得试於其州，类其名上之转运司，使与厅者同试，率七人特立一额以解，不用其所避州解额。” 五年，诏宗室非袒免亲，许应举补官。 十年，始立宗子试法：凡祖宗袒免亲已命者，附锁厅试；非袒免以外，例许应举，国子监、礼部皆别试、别取，十人取五，试者虽多，解过五十人。廷试策问与进士同，而别考累举不中，年及四十以闻，而录用之。 六年，诏进士、诸科及选人、任子并令试断案、律令大义或时议，始出官。其後又诏进士第一人以下并试。初，诏自三人以下始令试法，中书习学练亨甫言：“高科任签判及职官，预一州之事，其於习法岂所宜缓？前此试刑法者，世皆指为俗吏。今朝廷推恩既厚，而应者尚少，若高科不试，则人不以为荣矣。”乃诏悉试。 帝因言近世士大夫多不习法令，吴充曰：“汉儒陈宠以法律讲受，徒众常数百人。有律学在六学之一，後来缙绅，多耻此学。明法一科又徒能诵其文，罕通其意。近岁将补官者，必聚而试之，此有以见恤刑之意。” 旧制，进士诸科以甲次高下率钱期集，贫者或称贷。是年，始赐钱三千缗为期集费。 旧制，新进士入谢，进谢恩银百两。至是，罢之。 八年，颁王安石《诗》、《书》、《周礼》义於学官，谓之《三经新义》。 先是，安石奏学官试文，且言黎亻先、张谔文胜而违经旨，帝曰：“今谈经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有所著，其以颁行，使学者归一。”安石曰：“已令陆佃、沈季长训释《诗义》矣。”帝曰：“佃辈信能发明奥旨乎？”安石曰：“虽命之训，而臣实商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