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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熙宁初，王介甫秉政，专以取息为富国之务。然青苗则春散秋敛，是以有赊贷之息；市易则买贱卖贵，是以有贸易之息。至於和买，则官以钱买民之绸绢而已，息钱恶从出？盖当时言利小人如王广廉辈，以千钱配民，课绢一匹，其後匹绢令输钱一千五百，是假和买绸绢之名，配以钱而取其五分之息，如明道所言，可见其刻又甚於青苗矣。 元丰四年，遣李元辅变运川陕西路司农物帛。中书言：“物帛至陕西，择省样不合者贸之，籴粮储於边，期以一年毕。” 五年，户部上其数，凡八百十六万一千七百八十四两，三百四十六万二千缗有奇。 均输、市易　熙宁二年，制置三司条例司言：“今天下财用无馀，典领之官拘於法，内外不相知，盈虚不相补。诸路上供，岁有常数。丰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能赢；年俭物贵，难以供亿而不敢不足。远方有倍蓰之输，中都有半价之鬻，徒使富商大贾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今发运使实总六路之赋入，而其职以制置茶、盐、矾、酒税为事，军储国用，多所仰给，宜假以钱货，资其用度，周知六路财赋之有无而移用之。凡籴买税敛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令预知中都帑藏年支见在之定数，所当供办者，得以从便变易蓄买，以待上令。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亡，以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庶几国用可足，民财不匮。”诏令本司俱条例以闻，而以发运使薛向领均输平准事，赐内藏钱五百万缗、上供米三百万石。时议虑其为扰，多以为非。向既董其事，乃请置官设属，帝曰：“兹事鼎新，脱有纷纭，须朝廷坚主之，使得自择其属。若委以事而制於朝廷，是教玉人雕琢也。”向於是辟刘忱、卫琪、孙、张穆之、陈倩为属，又请有司具六路岁所当上供之数、中都岁所用及见储度可支岁月，凡当计置几何，皆预降付有司。从之。 权开封府推官苏轼言：“均输立法之初，其说尚浅，徒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然而广置官属，多出缗钱，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已许之变易，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予钱，其卖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而得？朝廷不知虑此，乃捐五百万缗以予之，此钱一出，恐不可复。纵使其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矣。” 谏官李常论均输不便。他日，帝语宰执曰：“朕问常何以名均输，常言买贱卖贵而已。朕谕以《禹贡》纳粟、纳秸，此即均输之意，岂买贱卖贵哉！”王安石曰：“常所言乃平准，非均输也。盖常亦不晓均输之名耳。”帝复以手诏褒谕薛向，然均输後讫不能成。 元丰二年，帝因论薛向建京师买盐钞法无成事，语侍臣曰：“新进之人轻议更法，其後见法不可行，犹遂非惮改。均输之法，如齐之管仲、汉之桑弘羊、唐之刘晏，其智仅能推行，况其下者乎？朝廷措置终始，所当重惜，虽少年所不快意，然於国计甚便，姑静以待之。” 熙宁五年，诏曰：“天下商旅物货至京，多为兼并之家所困，宜出内藏库钱帛，选官於京师置市易务。”先是，有魏继宗者，自称草泽，上言：“京师百货所居，市无常价，贵贱相倾。富能夺，贫能与，乃可以为天下。”於是中书奏：“在京师市易务监官二，提举官一，句当公事官一。许召在京诸行铺牙人充本务行人，牙人内行人令供通已所有，或借他人产业金银充抵当，五人已上充一保。遇有客人物货出卖不行愿卖入官者，许至务中投卖，句行人、牙人与客人平其价，据行人所要物数，先支官钱买之；如愿折博入官物者，亦听以抵当物力多少，许令均分赊请。相度立一限或两限送纳价钱，若半年纳，即出息一分，一年纳，即出息二分，以上并不得抑勒。若非行人见要物，而实可以收蓄变转，亦委官司折博收买，随时估出卖，不得过取利息。其三司诸司库务年计物，若比在外科买省官私烦费，即亦一就收买。”故降是诏。又以赞善大夫、户部判官吕嘉问提举在京市易务，仍赐内藏库钱一百万缗、京东市钱八十七万缗为市易本钱，其馀合有交钞及折博物令三司应副。 时三司起请市易十三条，其一云“兼并之家较固取利，有害新法，令市易务觉察，三司按治，”御批削去此条。 七月，上谕王安石：“闻市易极苛细，人皆怨谤，如榷货鬻冰则民鬻雪者皆不售，市梳朴则梳朴贵，市脂麻则脂麻贵。”安石皆辩解之，以为鬻冰由园苑，梳朴为兼并者欲占，脂麻以不稔，自当贵耳。上又谓：“市易鬻果，太烦碎，罢之如何？安石曰：“立法当论有害於人与否，不当以烦碎废也。” 七年，诏权三司使曾布、翰林学士吕惠卿同究诘市易事。 先是，帝出手诏付布，谓市易司市物，颇害小民之业，众言喧哗。布乃引监市易务魏继宗之言，以为吕嘉问多取息以千赏，商旅所有者尽收，市肆所无者必索，率贱市贵鬻，广裒赢馀，是挟官府为兼并也。王安石具奏，明其不然，乃更令惠卿偕布究诘之。布即上行人所诉，并疏惠卿奸欺状，且言：“臣自立朝以来，每闻德音，未尝不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为虐，固已凛凛乎架、除陌之事矣。嘉问奏：‘近差官往湖南贩茶，陕西贩盐，两浙贩纱，皆未敢计息。’臣以为如此政事，书之简牍，不独唐、虞、三代所无，历观秦、汉以来衰乱之世，恐未之有也。”五月，乃诏章、曾孝宽即军器监鞫布所究市易事，又令户房会财赋数，与布所陈异，而吕嘉问亦以杂买务多入月息钱不觉，皆从公坐有差。未几，布礻职，与嘉问皆出守郡，魏继宗仍夺秩勒停。初，市易之建，布实预之。後揣帝意有疑，遂急治嘉问，而惠卿与布有宿怨，故卒挤之，而市易如故。 九年，中书言市易息钱并市利钱，总收百三十三万二千缗有奇，诏吕嘉问等推恩有差。自後凡二年一较。十年，定上界本钱以七百万缗为额，不足，以岁所收息益之；其贷内帑钱，岁偿以息二十万缗。 元丰二年，诏市易旧法听人赊钱，以田宅或金银为抵当，无抵当者，三人相保则给之，皆出息十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更罚钱百分之二。贪人及无赖子弟多取官货，不能偿积息，罚愈滋，囚系督责，徒存虚数，实不可得。於是都提举市易王居卿建议，以田宅金银抵当者减其息，无抵当徒相保者不复给；自元丰二年正月一日以前，本息之外所罚钱悉蠲之，凡数十万缗；负本息者延其半年。众议颇以为惬。 按：均输、市易、皆建议於熙宁之初，然均输卒不能行，市易虽行之而卒不见其利，何也？盖均输之说始於桑弘羊，均输之事备於刘晏。二子所为虽非知道者所许，然其才亦有过人者。盖以其阴笼商贩之利，潜制轻重之权，未尝广置官属，峻立刑法，为抑勒禁制之举，迨其磨以岁月，则国富而民不知，所以《史记》、《唐书》皆亟称之，以为後之言利者莫及。然则薛向之徒，岂遽足以希其万一？宜其中道而废也。然所谓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则夫祖宗时以赋税而支移、折变，以茶盐而入中粮草，即其事矣。苟时得能吏以斡运之，使其可以裕国而不至困民，岂非理财之道？固不必亲行贩易之事，巧夺商贾之利而後为均输也。介甫志於兴利，苟慕前史均输之名，张官置吏，废财劳人，而卒无所成，误矣。至於市易，则假《周官》泉府之名，袭王莽五均之迹，而下行黠商豪家贸易称贷之事，其所为又远出桑、刘之下。今观其法制，大概有三：结保贷请，一也；契要金银为抵，二也；贸迁物货，三也。是三者，桑、刘未尝为之，然自可以富国，则其才岂後世所能及？然贷息、抵当、贸迁之事，使富家为之，假以岁月，岂不获倍蓰千万之利？今考之熙宁五年赐内藏库及京东路钱为市易本，共一百八十七万缗，至九年，中书言市易息钱并市利钱仅总收百三十三万二千缗有奇。呜呼！以县官而下行黠商豪家之事，且贸迁图利，且放偿取息，以国力经营之，以国法督课之，至使物价腾踊，商贾怨ゥ，而孳孳五年之，所得子本盖未尝相称也，然则是岂得为善言利乎！桑、刘有知，宁不笑人地下？又按：郑介夫熙宁六年进《流民图》，状言自市易法行，商旅顿不入都，竞由都城外径过河北、陕西，北客之过东南者亦然。盖诸门皆准都市易司指挥，如有商货入门，并须尽数押赴市易司卖，以此商税大亏。然则市易司息钱所获，盖不足以补商税之亏矣。 熙宁三年，王韶置秦凤市易司於古渭城。 六年，置两浙市易司於杭州，又置夔路市易司於黔州。十二月，置成都市易司。 八年，置广州市易司，又置郓州市易司。 熙宁六年，详定行户利害所言：“乞约诸行利入厚薄纳免行钱，以禄吏与免行户祗应。自今禁中买卖，并下杂卖场、杂买务，仍置市易估市物之低昂，凡内外官司欲占物价，则取办焉。”皆从之。 郑侠奏议跋云：“京城诸行，以计利者上言云，官中每所需索，或非民用物，或虽民用物，或少缺，率皆数倍其价收买供官。今立法，每年计官中合用之物，令行人众出钱，官为预收买，准备急时之用，如岁终不用即出卖，不过收二分之息，特与免行。所贵於行人不至於急时枉用数倍之价，至於破坏锓本。此法固善，若要深合民心，上等行人多出，中等助之，下等贫乏特与免，官中只取足用，无冀其馀，则善矣。洎至立法，更不辨上、中、下之等，一例出钱，富者之幸，贫者之不幸，其不愿者固多，而愿者少矣。才立法，随有指挥：元不系行之人，不得在街市卖坏钱纳免行钱人争利，仰各自诣官投充，行人纳免行钱，方得在市卖易，不赴官自投行者有罪，告者有赏。此指挥行，凡十馀日之，京师如街市提瓶者必投充茶行，负水担粥以至麻鞋头之属，无敢不投行者。因献丞相书言及是，又黎东美之前得子细陈述，相次闻已有指挥，些少擎负贩卖者免投行，然已逾万缗之数。三月二十七日圣旨所先放，乃此免行钱也。” 元丰三年，诏免行月纳钱不及百者皆除之，凡除八千六百五十四人。 哲宗元元年，外内监督市易及功场净利钱，许以所入息并罚钱比计，若及官本者并释之。 绍兴四年，复置市易务，唯以钱交市，收息毋过二分，勿令贷请。 元符三年，市易务改名平准务。 哲宗绍圣元年，户部言两浙蚕丝薄收，今岁和买并税绸绢，请令四等下户输钱，易左帑等绸绢用之。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尚书省言预买钱多，人户愿请比岁例增给。诏诸路提举司假本司剩利钱，同漕司来岁市绸绢，计纲赴京。 左司员外郎陈言：“预买之息，重於常平数倍，人皆以为苦，何谓愿请？今复创增，虽名济乏，实聚敛之术。” 大观元年，以坊郭户预买，有家至千匹或四五百匹者，令诸路漕司详度以闻。 政和元年，臣僚言：“两浙因绍圣中王同老之请，和买并税绸绢匹有头子钱，又收市倒钱四十，例外约增数万缗，以分给典吏等，多者千馀缗，少者五百缗。”於是诏罢市利钱。 政和六年，成都路官户预买许减其半，後河北诸路皆如之。既而臣僚言二浙官户猥多，请均和、预之数，乃照旧尝全利者如旧。 七年，诏：“和、预买绢本以利民，比或稍偿杂物，或徒给虚券，为民害多。其令漕司会一路之数，分下州县经画，不以钱而以他物，不以正月而以他月给者，以违制论。” 高宗建炎三年，车驾初至杭州，朱胜非为相。两浙运副王琮言：“本路上供、和买绸绢，岁为一百一十七万匹，每匹折纳钱两千，计三百五万缗省，以助国用。”诏许之。东南折帛钱自此始。 折帛、和买，非古也。国初二税输钱米而已，咸平三年，始令州军以税钱、物力科折帛绢，而於夏科输之，此夏税折帛之所从始也。大中祥符九年，内帑发下三司预市绸绢，时青、齐绢匹直八百，绸六百，官给钱率增二百，民甚便之，自後稍行之四方。宝元後改给盐七分、钱三分，崇宁三年，钞法既变，盐不复支，三分本钱亦无。 九月，御笔：“朕累下宽恤之诏，而迫於经费，未能悉如所怀。今闻江南和、预买绢，其尤甚，可下江、浙减四分之一，以宽民力，仍见钱，违之法。” 二年，户部请诸路上供丝帛并半折钱如两浙例，於是左相吕颐浩视师，右相秦桧奏从之。江、淮、闽、广、荆湖折帛钱自此始。时江、浙、湖北、夔路岁额绸三十九万匹，江南、川、广、湖南、两浙绢二百七十三万匹，东川、湖南绫罗纟七万匹，四川、广西路布七十七万匹，成都府锦绮千八百馀匹，皆有奇。 神武右军统制张俊置到产业，乞蠲免应干和买等事（绍兴四年），诏特依。後省言：“国家兵革未息，用度至广，粒米寸帛，悉出民力。陛下哀悯元元，权俾士大夫及勋戚之家与编户一等科敷，盖欲宽民力，均有无。今俊独得免，则当均在馀户，是使为俊代输也，人心谓何？兼方今大将不止俊一人，使各援此例求免，何以拒之？望命有司检会官户科敷及和、预买等见行条法，札俊使知。”诏令以次官书行。後省又言：“从俊之请，则恩加於将帅而害及於编户，望收还前诏，乃所以安俊。”其命遂寝。越数年，俊乞免岁输和买绢（俊时为少傅、淮西宣抚使），三省拟本岁特赐俊绢五千匹，庶免起例。上以示俊，因谕之曰：“诸将皆无此，独汝欲开例，朕固不惜，但恐公议不可。汝自小官，朕拔擢至此，须当自饬，如作小官时，乃能长保富贵，为子孙之福。”俊惶悚力辞赐绢。俊喜殖产，其罢兵而归，岁收租米六十万斛。右司谏王晋言：“军兴以来，费用百出，州县科敷，有不能免，已诏官户并同编户，所以宽下民也。诸寺院之多产者，类请求贵臣改为坟院，冀免科敷，朝廷优礼大臣，特从所请。然官户既不免，坟院岂缘官户得免哉！况今前宰执员数不少，所在僧徒，侥幸干请，使庄产多者独免，则合科之物归之下户，非官户同编户之意也。”诏户部申严行下。 诏诸路宪臣州县已未支还和买本钱实数来上，初，魏工在考功，建言州县和、预买绢不给本钱，乞就折民应纳役钱，使官无受给之，民无请给之劳。寻下转运、常平司议，冬十月，两浙转运司言：“本路岁用和买本钱七十三万馀缗，无可那拨。”而常平司言：“此钱既充和买，则役人无以给之。”其议遂止。 按：折帛元出於和买。其始也，则官给钱以买之；其後也，则官不给钱而白取之；又其後也，则反令以每匹之价折纳见钱，而谓之折帛。倒置可笑如此，则官价之不给久矣，今乃甫诏诸路宪臣州县已未支和买本钱实数来上，岂其时上之人元未知邪？或官吏肆为欺蔽，复以和买名色妄有支破邪？魏工之说固为当理，然役钱者，应纳之物也；折帛者，横取之物也。官惟其乏钱，是以不免横取於民，若其可蠲，则自当明蠲横取之折帛钱，正不必以应纳之役钱比折也。 四年十一月，初令江、浙民户悉纳折帛钱。 六年，两浙转运使李迨始取婺秀湖州、平江府岁计宽剩钱二十二万八千缗有奇，依折帛钱条限起发。 十七年，诏减折帛钱，江南每匹为六千，两浙七千，和买六千五百；绵，江南每两三百，两浙四百，自来年始。 孝宗乾道四年，宰执进呈度支郎官刘师尹奏：“江、浙四路折帛钱，绍兴初年立价折纳，至十一年顿增一倍。十二年九月赦书止令折十之一，十五年又诏两浙夏税绸绢匹减一贯，和预买减一贯二百，江东西减两贯。缘州县不尽遵依，暗有增添，乞裁减以宽民力。”上曰：“朕未尝妄用一毫，只为百姓，可从之。”冬十有二月甲辰，诏两浙、江东西路乾道五年夏税、和买折帛钱，并权与减半输纳一年，如州县过取一文以上，许人户诣检、鼓院进状陈诉。” 淳熙十一年，臣僚言浙东和买绍兴路偏重，浙西临安府偏重。寻论两浙漕臣钱冲之、临安守臣张杓条奏。 又言：“和买科取，人皆规避，田愈多则折户愈不一。其始也，敷及上户而中户不与；其後也，上户巧为规避而中户不得免。乾道二年，每物力户二十一千敷和买一匹，至淳熙七年，十五千敷一匹，数年後可知也。其皆由不以田亩均敷，其害至此，惟平江一郡和买皆亩均，故民之诡名少。望先自浙东西行以亩均敷之法，则民不偏受其害。” 汪义端言：“若和买用亩头均敷，则上户顿减而下户顿增。盖下五等人户元不预和买，但每丁有丁绢，有丁绵，有丁盐钱，今又以亩头均受上户和买，则是以一小民之身，些小薄瘠之产，而纳数项之税赋。合将逐县浮财物力，只照旧例均敷於四等以上为是。” 光宗绍熙元年，臣僚言：“广德军两县物力不多，而和、预买绢乃二万六千馀匹，视他郡十倍其数，民何以堪？户部看详，绍兴三年已减一万一千一百馀匹，後因守臣胡彦国於经界时妄复元数，民不胜困，於是江东运副林岍奏，增复之数姑减一半，漕司通融，代纳三分之一，馀二分倚阁。今本部更与抱认一分，馀一分令本军措置。”从之。 三年，臣僚言：“今日取民已重，未能蠲除，使之均平，民亦无怨。然有甚不均者，夏税和买之有折帛，官户则多纳本色；秋米之有加耗，官户则止纳正数，和籴非正赋，不得已而取之，乃止敷民户而不及官户。夫有官君子，居位食禄，正宜率先乡里，以应公上之需，乃恃势自私如此，不均孰甚焉！望申严诸州县，应折变、加耗、科敷之类，官民户并一概输纳，违许内外台劾奏。”从之。 秘书郎孙逢吉言：“和买为民白著之赋，虽正月给散本钱之法尚载令甲，而人户钞旁亦有见钱请给之文，然上下皆知其为文具也。中兴之初，绢价暴增，匹至十贯，高宗念下户重困，乃令上户输绢，下户输钱，於是有折帛之名，匹折六贯或七贯。和议既定，物帛梢贱又令输绸者以八分折钱，输绢者以三分折钱，馀输本色，遂为定制。朝廷以经费之故，未能裁损，州县又於此外苛取，民力安得不重困哉！” 侍御史林大中论江、浙四路和买之，略谓：“今日东南所入之数，较之祖宗时已不啻数倍，掌计之人倘循中制取之，一岁之入自足以给一岁之用。苟为国敛怨，所得少而所失多矣。” 时东南诸路岁起绸三十九万匹（浙东上供八万，淮衣、福衣八千。浙西上供九万二千，淮衣万六千。江东上供九万，淮、福衣二万七千。江西上供五万二千，淮、福衣万五千。湖北上供三百。皆有奇），绢二百六十六万匹（浙东上供四十三万六千，淮、福衣五万三千，天申大礼八千。浙西上供三十八万一千，淮、福衣十三万八千，天申大礼万匹。江东上供四十万六千，淮、福衣十三万九千，天申大礼八千。江西上供三十万四千，淮、福衣六万七千，天申大礼八千已上。皆有奇。淮东天申大礼五万九百五十，淮西大礼三千七百，湖南天申大礼四百，广东天申大礼四千六百，广西天申大礼六千五百），绫罗纟三万馀匹（浙西绫八千七百，婺州罗二万，湖南平纟三千）。其淮、福衣及天申大礼与绫罗绸总五十二万匹有奇，皆起正色。其绸绢二百五十六万馀匹，约折钱一千七百馀缗，而绵不与焉。 叶应诏条奏言：“何谓和买之患也？自州县而後至於民，民犹怨州县而後又於朝廷，和买则正取之民而已。固以二税为常赋也，岂宜使经用有不足，於二税之内而复有所求哉？经用不足，则大正其名实可也。承平已前，和买之患尚少，民有以乏钱而须卖，官有以先期而便民。今也举昔日和买之数委之於民，使与夏税并输，民自家力钱之外，浮财营运，生生之具悉从折计。且若此者，上下皆明知其不义，独困於无策而莫之敢蠲耳！陛下断然出命以号天下，曰：‘自今并罢和买之为上供者所用绸绢，惟军衣未可裁损，其他宫禁、官吏时节支赐，格令之所应与者，一切不行可也。’和买既罢，取民之名正，义声畅於海内矣。” 又曰：“何谓折帛之患？支移、折变，昔者之事固多矣，而今莫甚於折帛。折帛之始，以军兴，绢价大踊至十馀千，而朝廷又方乏用，於是计臣始创为折帛，其说曰‘宽民而利公’。其後绢价即平，而民之所纳折帛钱乃三倍於本色，既有夏税折帛、又有和买折帛。且本以有所不足於夏税，而和买以足之，今乃使二者均折，於事何名而取何义乎？其事无名，其取无义，平居自治其国且不可，而况欲大有为於天下乎！虽然，折帛之为钱多矣，所资此以待用者广矣，陛下必钩考其凡目，而後可以有所是正。若经、总制钱不减，和买、折帛不罢，舍目睫之近而游视於八荒，此方、召不能为将，良、平不能为谋者也。” 宁宗嘉泰二年，判建康府吴琚奏：“本府在城、上元、江宁两县，昨因兵火，遂将营运和买绵绢数，在外三县内句容除元额外，增绢二千一十九匹、绵二万一百六十两。继尝请减於朝，而时相无田土在句容（谓秦桧），独不与减。今欲与尽减续增之绵，永除下邑偏重之害，本府自行承认减数。”并可。 嘉定十一年夏五月，臣僚言：“鄱阳为邑，经界之初，税钱额管八千六百四十二贯有奇，每税钱一百文，敷和买六尺四寸八分有畸，吏缘为奸，有增益积，至嘉定九年，遂及七尺五寸六分。又且见寸收尺，谓之‘合零就整’，去年复顿增三寸。以最小崇德一乡言之，嘉定九年，分额管五百贯文有奇，敷和买绢九百三十馀匹，去年只管九百四十贯有奇，乃增至九百五十五匹，可知其他。乞明诏有司，痛为革绝。”从之。 市舶互市　宋初，承周制，与江南通市。乾德二年，不许商旅涉江，於建阳、汉阳、蕲口置三榷署，通其交市。开宝三年，徙建安榷署於扬州。及江南平，榷署仍旧置，专掌茶货。 互市者，自汉初与南粤通关市，其後匈奴和亲，亦与通市。後汉与乌桓、北单于、鲜卑通交易。後魏之宅中夏，亦於南陲立互市。隋、唐之际，常交戎夷，通其贸易。开元定令，载其条目。後唐复通北戎互市。此外，高丽、回鹘、黑水诸国，亦以风土所产与中国交易。 右宋《三朝国史 食货志》略言历代互市之概，今录於此。 开宝四年，置市舶司於广州，以知州兼使，通判兼判官。 止斋陈氏曰：“是时，市舶虽始置司，而不以为利。淳化二年，始立抽解二分，然利殊薄。元丰始委漕臣觉察拘拦，已而又置官望舶，而泉、杭、密州皆置司。崇宁置提举，九年之，收置一千万矣。政和四年，施述奏：‘市舶之设，元符以前虽有，而所收物货十二年至五百万。崇宁经画详备，九年之内收至一千万。’其後废置不常，今惟泉、广州提举官如故。” 北蕃在太祖时，虽听缘边市易，而未有官署。太平兴国二年，始令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务，命常参官与内侍同掌，辇香药、犀象及茶与交市。後有范阳之师，乃罢不与通。 端拱元年，复诏许互市。二年，复禁之。 淳化二年，置榷如旧制，寻复罢。 景德初，通好北戎，乃复於雄霸州、安肃军置三榷场。 凡官鬻物如旧，而增绵、漆器、粳糯，所入有钱、银、布、羊、马、橐驼，岁获四十馀万。东夷、西戎、南蛮溪洞，皆听与边人市易。 景德四年，夏州纳款，於保安军置榷场，以缯帛、罗绮易羊、马、牛、驼、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脐、毛褐、羚羊角、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 仁宗时，诏杭、明、广三州置市舶司，海舶至者，视所载十算其一而市其三。海舶岁入象犀、珠玉、香药之类，皇中，总其数五十三万有馀。陕西榷场二，天圣中，并代路亦请置场和市，许之。及元昊反，即诏陕西、河东绝其互市，废保安军榷场。後又禁陕西并边主兵官与属羌交易。久之，元昊请臣，数遣使求复互市。庆历六年，从其请，复为置场於保安、镇戎二军，岁售马二千匹、羊万口。继言驱羊马至，无放牧之地，为徙保安军场於顺宁寨。既而番商卒无至者，朝廷亦不诘。 英宗治平四年，河东经略司言夏人丐通和市。初，夏人攻庆州大顺城，诏罢岁赐，禁边民毋得私贸易。至是，上章谢罪，复许之。 神宗熙宁八年，市易司请假奉宸库象、犀、珠直二十万缗，於榷场贸易，至明年终偿其直，从之。 九年，诏立与化外人私相贸易罪赏法，河北漕司请也。 河北四榷场，自治平四年，其物货专掌於三司之催辖司，而度支赏给案判官置簿督之。至是，以私贩者众，故有是命。 哲宗元元年，杭、明、广三州市舶，是年收钱、粮、银、香、药等五十四万一百七十三缗、匹、斤、两、段、条、个、颗、脐、只、粒，支二十三万八千五十六缗、匹、斤、两、段、条、个、颗、脐、只、粒。 五年，刑部言贾人由海道往外蕃，请令以贾物名数并所诣之地，报所在州召保，得参带兵器或违禁及可造兵器物，官给以文凭。若擅乘船由海入界河及住高丽、新罗、登州境者，罪以徒，住北界者加等。 宣和七年，以度僧牒给舶司为折博本，广南、福建、两浙五百至三百各有差。 高宗绍兴二年，邕州守臣言大理请入贡。上谕大臣，令卖马可也，进奉可勿许。 臣僚言：“邕、钦、廉三州与交趾海道相连，亡赖之徒掠卖人口贩入其国，贸易金香以小平钱为约。”诏监司、守ヘ巡捕觉察。 四年，诏川陕即永康军、威茂州置博易场，移广西买马司於邕管，岁捐金帛，倍酬其直。然言语不通，一听译者高下其手，吏因缘为奸，非守ヘ廉明则幸滋甚。凡蛮人将以春二月市马，必先遣数十骑至寨，谓之“小队”，如先失其心，则马不至矣。言者谓当厚其缯采，待以恩礼。 十二年，盱眙军建榷场，置官监，准平搭息不得过三分，兑卖入官别搭息；与北官博易，应造军器之物及犬马等并禁。其淮西、京西、陕西榷场如之。於是，沿淮上下，东自扬、楚，西际光、寿，禁止私渡，凡南客贩到草末茶，止许本场折博，不得令南北客相见，北使所过有博易者，许接送伴使应副。 十九年，罢国信所博易。 二十四年，诏四川茶马复置黎州在城，及雅州碉门、灵门两寨博易场（详见《茶考》）。 二十九年，诏存盱眙军榷场外，馀并罢。 建炎元年六月，诏：“市舶多以无用之物枉费国用，取悦权近。自今有以笃褥香指环、玛瑙、猫儿眼睛之类博买前来，及有亏蕃商者，皆重其罪，今提举按察。惟宣赐臣僚象笏、犀带，取材舶司，每令拣选堪用者起发。”凡舶舟之来，最大者为独樯舶，能载一千婆兰，胡人谓三百斤为一婆兰也。次曰牛头舶，比独樯得三之一。次三木舶，次料河舶，递得三之一也。 绍兴十七年十一月，诏三路舶司，蕃商贩到龙脑、沈香、丁香、白豆蔻四色，并抽解一分，馀数依旧法。先是，十四年抽解四分，蕃商诉其太重故也。 上因问御史台检法张阐：“舶岁入几何？”阐奏：“抽解与和买，岁计之约得二百万缗。”上云：“即此即三路所入，皆常赋之外，未知户部如何收附，如何支使。”令辅臣取实数以闻。 隆兴二年，臣僚言：“熙宁初，创立市舶以通货物。旧法抽解有定数，而取之不苛，纳税宽其期，而使之待价，怀远之意实寓焉。迩来抽解名色既多，兼迫其输纳，使之货滞而价减，所得无几，恐商旅不行，乞下市舶司约束。”从之。既而市舶司条具利害，谓：“抽解旧法十五取一，其後十取其一。又後，择其良者，如犀、牙十分抽二，又博买四分；真珠十分抽一，又博买六分。舶户惧抽买数多，所贩止是粗色杂物。照得象牙、珠犀比他货至重，乞十分抽一之外，更不博买。且三路舶船，各有司存，旧法召保给据起发，回日各於发舶处抽解，近缘两浙舶司申请随便住舶变卖，遂坏成法，乞下三路照旧法施行。兼商贾由海道兴贩，其或有盗贼、风波、逃亡者，回期难以程限，乞令召物力户充保，自给公凭日为始，若在五月内回舶，与优饶抽税；如满一年内，不在饶税之限；满一年之上，许从本司根究，责罚施行；若有透漏，元保物力户同坐。”从之。 见任官将钱寄附纲首客旅过蕃买物者有罚，舶至，抽解和买入官外，违法抑买，许蕃商越诉，计赃坐罪。 国家三路舶司岁入固不少，然金银铜铁，海舶飞运，所失良多，而铜钱之泄尤甚，民用日以枵。法禁虽严，奸巧愈密，商人贪利而暮夜贸迁，黠吏受赇而纵释莫问，其卒不可禁矣。 六年，诏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船，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补助以上者补官有差，监官推赏。其後监官等止将海商入蕃兴贩，便作招诱计数，该赏者多而发到香货下色者皆充数纽估，乃诏舶司相度措置，毋容侥幸。 ●卷二十一 市籴考二 ○常平义仓租税 齐管仲相桓公，通轻重之权，曰：“岁有凶穰，故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上令急於求米，则民重米；缓於求米，则民轻米。所缓则贱，所急则贵）。人君不理，则畜贾游於市（谓贾人之多蓄积也），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矣（给，足也，以十取百）。故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者，利有所并也。国多失利，则臣不尽忠，士不尽死矣。计本量委则足矣（委，积也），然而民有饥饿者，有所藏也（谓富人多藏也）。民有馀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民轻之之时，官为敛籴；人重之之时，官为散之）。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即准平，守准平，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锺之藏，藏钅强，千万（六斛四斗为锺。钅强钱贯）；千室之邑必有千锺之藏，藏钅强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耘（奉，谓供奉），耒耜、器械。种饷、粮食必取赡焉，故大贾畜家不得豪夺吾民矣（豪，谓轻侮之）。”管子曰：“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人君知其然，故视国之羡（羡，馀也，羊见反）不足而御其财物。贱则以币与食，布帛贱则以币与衣，视物之轻重而御之以准，故贵贱可调而君得其利，则古之理财赋，未有不通其术焉（贱则以币与食，布帛贱以币与衣者，“与”当为“易”，随其所贱而以币易取之，则轻重贵贱由君上也）。”桓公问管子曰：“终身有天下而勿失，有道乎？”对曰：“请勿施於天下，独施之於吾国。国之广狭，壤之肥硗，有数；终岁食馀，有数。彼守国者，守而已矣。曰某县之壤广若干，某县之壤狭若干（国之广狭、肥硗，人之所食多少，其数，君素皆知之），则必积委币（委，蓄也，各於州县里蓄积钱币，所谓万室之邑必有万锺之藏，藏钅强千万；千室之邑必有千锺之藏，藏钅强百万）。於是县州里受公钱（公钱，即积委之币）。泰秋，国去参之一（去，减也，邱吕反），君下令谓郡县属大夫里邑，皆藉粟入若干，重一也，以藏於上者（一其价而收藏之），国三分，则二分在上矣（言先贮币於县邑，当秋时下令收籴也。则魏李悝行平籴之法，上熟籴三舍一，中熟籴二舍一，下熟中分之，盖出於此。今言去三之一者，约中熟为准耳）。泰春，国倍重数也；泰夏，赋以理田土；泰秋，田之存子者若干。今土敛以币，人曰无币，以，则人之三有归於上矣（言当今贵之时，计其价，以赋与人，秋则敛其币。虽设此令，本意收其，人既无币，请输，故归於上）。重之相因，时之化举，无不为国（重之相因，若春时贵与也。时之化举，若秋时贱收也。因时之轻重，无不以术权之）。则彼诸侯之十，吾国二十，则诸侯归吾国矣。诸侯二十，吾国十，则吾国归於诸侯矣。故善为天下者，谨守重流（重流，谓严守价，不使流散），而天下不吾泄矣（泄，散也，吾不散出）。彼重之相归，如水之就下。吾国岁非凶也，以币藏之，故国倍重，诸侯之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诸侯之一分也。利不夺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经国，常有十国之也。此以轻重御天下之道也。” 魏文侯相李悝曰：“籴甚贵伤人（此人谓籴工商），甚贱伤农，人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人无伤而农益劝。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馀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岁终为粟九十石，馀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馀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少四百五十，不足）。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粜至於甚贵者也。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馀四百石（平岁百亩收百五十石，今大熟四倍，收六百石。计人岁终长四百石，官籴三百石，此为籴三舍一也）；中熟自三，馀三百石（自三，四百五十石也。终岁长三百石，官籴二百石，此为籴二而舍一也）；下熟自倍，馀百石（自倍，收三百石。终岁长百石，官籴其五十石，云下熟籴一，谓之中分百石之一也）。小饥则收百石（平岁百亩之收，收百五十石，今小饥收百石，收三分之二也），中饥七十石（收二分之一也），大饥三十石（收三之一也。以此推之，大小中饥之率）。故大熟则上籴三而舍一，中熟则籴二，下熟则籴一，使人足，价平则止。小饥则发小熟之所敛（官以敛藏出粜），中饥则发中熟之所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粜不贵而人不散，取有馀以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按：古今言粜籴敛散之法，始於齐管仲、魏李悝。然管仲之意兼主於富国，李悝之意专主於济民。管仲言“人君不理，则畜贾游於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此则桑、孔以来，所谓理财之道，大率皆宗此说。然山海天地之藏，关市物货之聚，而豪强擅之，则取以富国可也。至於农人服田力穑之赢馀，上之人为制其轻重，时其敛散，使不以甚贵甚贱为患，乃仁者之用心。若诿曰国家不取，必为兼并者所取，遂敛而不复散，而资以富国，误矣。 汉五凤中，岁数丰穰，至石五钱，农人少利。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言：“故事，岁漕关东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足供京师，可省关中漕卒过半。又令边郡皆筑仓，以贱时增其价而籴，以利农，贵时减价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 後汉明帝永平五年，作常平仓。 按：《後汉书 刘般传》，显宗欲置常平仓，公卿议者多以为便。般对以为常平外有利民之名，而内实侵刻百姓，豪右因缘为奸，小民不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止。然则岂後来卒置之欤？般所言者，後世常平之。常平起於孝宣之时，盖至东汉而其已如此矣。 晋武帝欲平一江表，时贱而布帛贵，帝欲立平籴法，用布帛市，以为粮储。议者谓军资尚少，不宜以贵易贱。泰始二年，帝乃下诏曰：“古人权量国用，取赢散滞，有轻重平籴之法。此事久废，希习其宜，而官蓄未广，言者异同，未能达通其制。更令国宝散於穰岁而上不收，贫人困於荒年而国无备。豪人富商，挟轻资，蕴重积，以管其利，故农夫苦其业，而未作不可禁也。”至四年，乃立常平仓，丰则籴，俭则粜，以利百姓。 齐武帝永明中，天下米布帛贱，上欲立常平仓，市积为储。六年，诏出上库钱五千万，於京师市米，买丝、绵、纹绢、布。扬州出钱千九百一十万（治建业，今江宁郡），南徐州二百万（治京口，今丹阳郡），各於郡所市籴。南荆河州二百万（治寿春），市丝、绵、纹绢、布、米、大麦。江州五百万（治浔阳），市米、胡麻。荆州五百万（今江陵），郢州三百万（治江夏），皆市绢、绵、布、米、大小豆、大麦、胡麻湘州二百万（今长沙），市米、布、蜡。司州二百五十万（治汝南，今义阳郡），西荆河州二百五万（治历阳），南兖州二百五十万（治广陵），雍州五百万（治襄阳），市绢、绵、布、米。使台传并於所在市易。 後魏孝庄时，秘书丞李彪上奏曰：“今山东饥，京师俭。臣以为宜折州郡常调九分之二，京师都度支岁用之馀，各立官司，年丰籴积於仓，时俭则减私之十二粜之。如此，人必力田以买官绢，又务贮钱以取官粟，年丰则常积，岁凶则直给。”明帝神龟正先之际，自徐、扬内附之後，收内兵资，与人和籴，积为边备也。 北齐河清中，令诸州郡皆别置富人仓。初立之日，准所领中下户口数，得一年之粮，逐当州价贱时，斟量割当年义租充入（齐制：岁每人出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垦租送台，义租纳郡，以备水旱）。贵，下价粜之，贱则还用所籴之物，依价籴贮。 後周文帝创制六官，司仓掌辨九之物，以量国用。国用足，蓄其馀，以待凶荒，不足则止。馀用足，则以粟贷人，春颁秋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