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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京复议更革，遂罢官置场，商旅并即所在州县或京师请长短引，自买於园户。茶贮以笼，官为抽盘，循第叙输息讫，批引贩卖，茶事益加密矣（长引许往他路，限一年。短引止於本路，限一季）。 按：京崇宁元年所行乃禁榷之法，是年所行乃通商之法，但请引抽盘商税，苛於祖宗之时耳。 大观三年，计七路一岁之息一百二十五万一千九百馀缗，榷货务再岁一百十有八万五千馀缗。京专用是以舞智固权，自是岁以百万缗输京师所供私奉，掊息滋厚，盗贩公行，民滋病矣。 政和二年，大增损茶法。凡请长引再行者，输钱百缗，即往陕西，加二万，茶以百二十斤；短引输缗钱二十，茶以二十五斤。私造引者如川钱引法。岁春茶出，集民户约三岁实直及今价上户部。茶笼并官制，听客买，定大小式，严封印之法。长短引辄窜改增减及新旧对带、缴纳申展、住卖转鬻科条悉具。初，客贩茶用旧引者，未严斤重之限，影带者众。於是又诏凡贩长引斤重及三千斤者，须更买新引对卖，不及三千斤者，即用新引以一斤带二斤鬻之，而合同场之法出矣。场置於产茶州军，而簿给於都茶务。凡不限斤重茶，委官秤制，毋得止凭批引为定，有赢数即没官，别定新引限程及重商旅规避秤制之禁，凡十八条，若避匿钞及擅卖，皆坐以徒。复虑茶法犹轻，课入不羡，定园户私卖及有引而所卖逾数，保内有犯不告，并如煎盐亭户法。短引及食茶关子辄出本路，坐以二千里流，赏钱百万。 大抵茶、盐法主於蔡京，务巧掊利，变改法度，前後罢复不常，民听眩惑。 高宗建炎初，於真州印钞，给卖东南茶、盐，以提领真州茶盐为名。三年，置行在都茶场，罢合同场一十八处，惟洪州、江州、兴国军、潭州、建州各置合同场，监官一员。罢食茶小引（建炎三年九月旨，别印小引，每引五贯文，许贩茶六十斤。比附短引，增添斤重，暗亏引钱，损害茶法，住罢。淳熙二年复置）。凡茶、盐经从而把隘官军以搜检奸细为名而骚扰者，依军法施行。明年，以罚太重，减徒。 三年，捕私茶赏罚依盐事指挥。祖宗应犯榷货并不根究来历，止以见在为坐。嘉著令，今户部言，不系出产州军捕获私贩茶、盐，可以不究来历其出产州军私贩者，并系亭、灶、园户为之，一概不究，无以杜私贩之弊。诏自茶、盐外，其馀榷货并不根究来历。他日，都省又言，应犯私茶、盐，不得信凭供指，妄有追呼。诏从之。 绍兴二十七年，令凡商贩淮南长引茶，令秤发官司先问客人所指住卖州县，经由场务及合过官渡，并背批月日姓名，即时放行；如不行批引，纵放私茶，与正犯茶人一等犯罪。盖自榷场转入虏中，其利至博，淮河私渡讥禁甚严，然民触犯法禁自若。 宁宗嘉泰四年，知隆兴府韩邈奏：“户部茶引，岁有常额，隆兴府惟分宁产茶，他县并无，而豪民武断者乃请引认租，借官引以穷索一乡，无茶者使认茶，无食利者使认食利，所至惊扰。乞下省部，非产茶县并不许人户擅自认租，他路亦比类施行。”从之。 四川茶　建炎元年四月，成都路运判赵开言榷茶、买马五害，请用嘉故事，尽罢榷茶，而令漕司买马；或未能然，亦当减额以苏园户，轻价以惠行商，如此则私贩衰而盗贼息矣。朝廷遂擢开同主管川、陕茶马。二年十一月，开至成都，大更茶法，仿蔡京都茶场法，印给茶引，使商人即园户市茶，百斤为一大引，除其十勿算。置合同场以讥其出入，重私商之禁，为茶市以通交易。每斤引钱春七十、夏五十，市利、头子在外。所过征一钱所止一钱五分，引与茶随，违者抵罪。自後引息钱至一百五万缗。绍兴复提举官，又旋增引钱。至十四年，每引收十二道三百文，视开之初又增一倍矣。 自熙、丰来，蜀茶官事权出诸司之上，而其富亦甲天下，时以其岁剩者上供。旧博马皆以粗茶，乾道末始以细茶遗之。然蜀茶之细者，其品视南方已下，惟广汉之赵坡、合州之水南、峨眉之白芽、雅安之蒙顶，土人亦珍之。然所产甚微，非江、建比也。 乾道初，川、秦八场马额共九千馀匹，川马五千匹，秦马四千匹。淳熙以後，为额共万二千九百九十四匹，自後所市未尝及焉。 建茶　建炎二年，叶浓之乱，园丁散亡，遂罢岁贡。绍兴四年明堂，始命市五万斤为大礼赏。十二年兴榷场，取蜡场为榷场本，禁私贩，官尽榷之，上供之馀许通商，官收息三倍。上供龙凤及京铤茶岁额，视承平才半，盖高宗以锡赉既少，惧伤民力，故裁损其数云。 ○坑冶 《周官》，人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物地，占其形色之咸淡也。授之，教取者之处），巡其禁令。 齐管仲言盐铁之利。汉桑弘羊建议榷盐铁。东汉以後盐铁本末并见《盐铁门》（不再录）。 汉武帝行幸回中，诏曰：“往者朕郊见上帝，泰山见金，宜更铸黄金为麟趾蹄以协瑞焉。” 东坡《仇池笔记》曰：“王莽败时，省中黄金六十万斤。陈平四万斤楚，董卓坞金亦多。其馀三五十斤者不可胜数。近世金不以斤计，虽人主未有以百金与人者，何古多而今少也？凿山披沙无虚日，金为何往哉？颇疑宝货神变不可知，复归山泽邪？” 石林叶氏曰：“汉时，赐臣下黄金每百斤、二百斤，少亦三十斤，虽燕王刘泽，以诸侯赐田生金亦二百斤，楚梁孝王死，有金四十馀万斤。盖币轻，故米贱金多也。” 按：如二公之说，则金莫多於汉，然民之淘取，官府之徵敛，史未尝言之，度未必如後世之甚也。三代之时，服食器用，下之贡献有程，上之用度有节，未尝多取於民。後之言利者，始以为山海天地之藏，上之人当取其利以富国，而不可为百姓豪强者所擅。其说发於管仲，而盛於桑弘羊、孔仅之徒，然不过曰盐、曰铁，则以其於民用也，金为天地之秘宝，独未闻有征榷之事。汉法，民私铸铁者钅大左趾，博士使郡国，矫诏令民铸农器者罪至死，铁官凡四十郡，而不出铁者又置小铁官，遍於天下，独未闻有犯金之禁。铁至贱也，而榷之析秋毫；金至贵也，而用之如泥沙。然则国家之征利，无资於金也。《货殖传》所载蜀卓氏、山东程郑、宛孔氏、鲁丙氏称为尤富，然皆言其擅铁冶之利，而未闻有藏金之事。然则豪强之致富，不由於金也。上下之，好尚如此，盖犹有古人不贵难得之货之遗意云。 後汉明帝永平十一年，氵巢湖出黄金，庐江太守取以献。 後魏宣武帝延昌三年，有司奏长安骊山（今昭应县）有银矿，二石得银七两。其秋，恒州（今代郡、安边、马邑）又上言白登山（今马邑郡界）有银矿，八石得银七两、锡三百馀斤，其色洁白，有逾上品。诏并置银官，常令采铸。又汉中旧有金户千馀家，常於汉水沙金，年终输之。後临淮王为梁州刺史，奏罢之。 按《酉阳杂俎》：魏明帝时，昆明国贡避寒鸟，常吐金屑如粟。《蜀都赋》：“金沙银砾注。”注：“永昌有水，出金如糠，在沙中。”《南史夷貊传》：林邑国“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则出飞，状如萤火。”此皆沙金之见於史传者。昔时遐方裔夷所产，今则东南处处有之矣。 唐，凡金、银、铁、锡之冶一百八十六：陕、宣、润、饶、衢、信五州，银冶五十八，铜冶九十六，铁山五，锡山二，铅山四。汾州矾山七。 贞观初，侍御史权万纪上言宣、饶二州银大发，采之岁可得数百万缗。帝曰：“朕之所乏者非财也，但恨无嘉言可以利民耳！卿未尝进一贤，退一不肖，而专言税银之利，欲以桓、灵视我邪？”乃黜万纪还家。 麟德二，年废峡山铜冶四十八。 开元十五年，初税伊阳五重山银、锡。 天宝五载，李林甫为相，谓李之曰：“华山有金矿，采之可以富国，主上未知也。”他日，之因奏事言之，上以问林甫，对曰：“臣久知之，但华山陛下本命王气所在，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为爱已，薄之虑事不熟，之自是失恩。 德宗时，户部侍郎韩洄建议，山泽之利宜归王者，自是隶盐铁使。 元和时，天下银冶废者四十，岁采银万二千两，铜二十六万六千斤，铁二百七万斤，锡五万斤，铅无常数。 二年，禁采银，一两以上者笞二十，递出本界，州县官吏节级科罪。 开成元年，复以山泽之利归州县，刺史选吏主之。其後诸州牟利以自殖，举天下不七万缗，不能当一县之茶税。 宣帝增河、湟戍兵衣绢五十二万馀匹，裴休请复归盐铁使以供国用，增银冶二、铁山七十一，废铜冶二十七、铅山一。天下岁率银二万五千两、铜六十五万五千斤、铅十一万四千斤、锡万七千斤、铁五十三万二千斤。 後唐长兴二年敕：“今後不计农器、烧器、动使诸物，并许百姓逐便自铸造，诸道监冶除依常年定数铸办供军熟铁并器物外，管出生铁，比已前价，各随逐处见定高低，每斤一例减十文货卖，杂使熟铁亦任百姓自炼。巡检、节级、勾当卖铁场官并铺户，一切并废。乡村百姓於夏秋苗亩上纳农器钱一文五分足，随夏秋二税送纳。” 晋天福六年赦节文：“诸道铁冶三司，先条流百姓农具破者，须於官场中卖，铸时於官场中买铁。今後许百姓取便铸造买卖，所在场院不得禁止搅扰。” 宋兴，金、银、铜、铁、铅、锡之货，凡诸军产金有五，曰：商饶歙抚州、南安军（至道元年，废邵武军院。二年，又废成州二院。饶州旧禁商人市贩，颇致争讼，大中祥符五年，从凌策之请，除其禁，官收算焉）。产银有三监，曰：桂阳、凤州之开宝（本七房冶，开宝五年赐名）、建州之龙焙；又有五十一场，曰：饶州之德兴，虔州之宝积，信州之宝丰，建昌之马茨湖、看都，越州之诸暨，衢州之南山、北山、金水旧（又有灵山场，大中祥符二年奏），处州之庆成、望际，道州之黄富，福州之宝兴，漳州之兴善、毗婆、大深、岩洞，汀州之黄焙、龙门、宝安，南剑州之龙逢、宝应、王丰、杜唐、高才、赡国、新丰岩、梅营、龙泉、顺昌，邵武军之焦阮、龙门、小杉、青女、三溪、黄上、同福、累祭，南安军之稳下，广州之上，韶州之乐昌、螺阮、灵源，连州之同官，英州之贤德、尧山、竹溪，恩州之梅口，春州之阳江；三务曰秦州陇城、陇州、兴元府（太平兴国四年，於五台置冶，後废。秦州旧有太平监，後去其名。又贺州有宝盈场及杭州务，後并省）。产铜有三十五场，饶、处、建、英州各一，信州、南安军各二，汀州三，漳州四，邵武军八，南剑州十二（饶州日兴利，建州日同德，英州日礼平，信州日铅山，南安军日南康、城下，汀州日锺僚，馀皆与银场同）；一务曰梓州之铜采（国初，坊、陇二州亦置场，後废。又嘉州亦有采场，咸平六年置）。又产铁有四监，曰大通兖州之莱芜（莱芜监领杏山、阜阳、何家、鲁东、汶阳、万家、宜山七冶。旧又有石门、大叔、道士等冶，景德中，以铁数不登，并废。汶阳、南鲁西治，大中祥符七年废），徐州之大通、利国，相州之利成；又有十二冶，曰河南之凌，虢州之麻庄，同州之韩山，凤翔之赤谷、平，仪州之广石河，蕲州之回岚、瓷窑，黄州之龙陂，袁州之贵山，兴国军之慈湖，英州之黄石；二十务曰晋、磁、凤、澧、道、渠、合、梅州各一，陕州之集津，耀州之榆林，坊州之玉华，虔州之上平、符竹、黄平、青堂，吉州之安福，汀州之莒溪、古田、龙兴、罗村；二十五场曰信州之丁溪、新溪，鄂州之圣水、荻洲、樊源、安乐、龙兴、大、建州之晚化，南剑州之毫村、东阳、武夷、平林、涂亢、安福、万足、桃源、交溪、娄杉、汤泉、立沙、黄溪，邵武军之万德、宝积、连州之牛鼻（又有沂州曾阝城冶、磁州苑城冶、齐州龙山冶。泽、淄、秦、潭、利、英、白、郁林州皆旧出铁，後并废）。产铅有三十六场、务，曰越、建、连、英、春州各一，韶州、南安军各二，衢州、汀州各三，漳州四，邵武军八。南剑州十二（并与银、铜场同名）。产锡有九场，曰河南之长水，虔州之安远，南安之城下，南康之上犹，道州之黄富，贺州之太平川、石场，潮州之黄冈，循州之大任（旧信州有铅场，後废）。产水银有四场，曰秦、阶、商、凤州。产朱砂有三场，曰：商宜州、富顺。 太祖皇帝开宝三年，诏曰：“古者不贵难得之货，後代赋及山泽，上加侵削，下益抗敝。每念兹事，深疾於怀，未能捐金於山，岂忍夺人之利！自今桂阳监岁输课银宜减三分之一。” 太宗至道二年，有司言凤州山内出铜，定州诸山出银矿，请置官署掌其事。上曰：“地不爱宝，当与众庶共之。”不许。 至道末，天下岁课银十四万五千馀两，铜四百一十二万二千馀斤，铁五百七十四万八千馀斤，铅七十九万三千馀斤，锡二十六万九千馀斤。天禧末，金一万四千馀两，银八十八万三千馀两，铜二百六十七万五千馀斤，铁六百二十九万三千馀斤，铅四十四万七千馀斤，锡二十九万一千馀斤，水银二千馀斤，朱砂五千馀斤，然金银除坑冶、丁税、和市外，课利、折纳、互市所得皆在焉。 开宝五年，诏罢岭南道媚川都采珠。 先是，刘钅长於海门镇募兵能探珠者二千人，号“媚川都”。凡采珠者必以索系石，被於体而没焉，深者至五百尺，溺死者甚众。及平岭南，废之，仍禁民采取。未几，复官取。容州海渚亦产珠，官置吏掌之。 自太平兴国二年，贡珠百斤。七年，贡五十斤，径寸者三。八年，贡千六百一十斤。皆珠场所采。 金、银、铜、铁、铅、锡之冶，总二百七十一。金产登、莱、商、饶、汀、南恩六州，冶十一。银产登、虢、秦、凤、商、陇、越、衢、饶、信、虔、郴、衡、漳、汀、泉、福、建、南剑、英、韶、连、春二十三州，南安、建昌、邵武三军，桂阳监，冶八十四。铜产饶、信虔、建、漳、汀、泉、南剑、韶、英、梓十一州，邵武军，冶四十六。铁产登、莱、徐、兖、凤翔、陕、仪、虢、邢、磁、虔、吉、袁、信、澧、汀、泉、建、南剑、英、韶、渠、合、资二十四州，兴国、邵武二军，冶七十七。铅产越、衢、信、汀、南剑、英、韶、连、春九州，邵武军，冶三十。锡产商、虢、虔、道、潮、贺、循七州，冶十六。又有丹砂产商、宜二州，冶二；水银产秦、凤、商、阶四州，冶五。皆置吏主之。然大率山泽之利有限，或暴发辄竭，或采取岁久，所得不偿其费，而岁课不足，有司必责主者取盈。 仁宗、英宗每下赦书，辄委所在视冶之不发者，者废冶，或蠲主者所负岁课，率以为常，而有司有请，亦辄从之无所吝，故冶之兴废不常，而岁课增损系焉。皇中，岁得金万五千九十五两，银二十一万九千八百二十九两，铜五百一十万八百三十四斤，铁七百二十四万一千一斤，铅九万八千一百五十一斤，锡三十三万六百九十五斤，水银二千二百一斤。其後，以赦书从事，或有司所请，废冶百馀。既而山泽兴发，至治平中，或增冶或复故者，总六十八。是岁，视皇金减九千六百五十六，银增九万五千三百八十四，铜增一百八十七万，铁、锡增百馀万，铅增二百万，独水银无增损，又得丹砂二千八百馀斤。今之论次诸冶，以治平中所有云。 天圣中，登、莱采金岁益数千两。帝命奖官吏，王曾曰：“采金多则背本趋末者众，不宜诱之。” 景中，登、莱民饥，诏弛金禁，听民自取，後岁丰然後复故。 吴氏《能改斋漫录》曰：“登、莱州产金，自太宗时已有之，然尚少，至皇中始大发。民废农桑采掘地采之，有重二十馀两为块者，取之不竭，县官榷买，岁课三千两。” 《中书备对》诸路坑冶金数： 莱州金四千一百五十两。房州金六十六两。登州金三十九两。商州金三十九两。饶州金三十四两。沅州金一百三十二两。汀州金一百六十七两。邕州金七百四两。 神宗熙宁元年，诏：“天下宝货坑冶，不发而负岁课者蠲之。” 七年，广西经略司言邕州填乃峒产金，请置金场。後五年，凡得金为钱二十五万缗。 元丰四年，以所产薄，诏罢贡金。 八年，知熙州王韶奏本路银、铜坑发。诏令转运、市易司共计之，以所入为熙河籴本。七月，诏坑冶坊郭乡村并淘采烹炼，人并相为保，保内及於坑冶有犯，知而不纠或停盗不觉者，论如保甲法。 元丰元年，是岁诸路坑冶金总计万七百一十两，银二十一万五千三百八十五两，铜千四百六十万五千九百六十九斤，铁五百五十万一千九十七斤，铅九百十九万七千三百三十五斤，锡二百三十二万一千八百九十八斤，水银三千三百五十六斤，朱砂三千六百四十六斤十四两有奇。 七年，坑冶凡一百三十六所，领於虞部。 哲宗绍圣二年，江、淮、荆湖等坑冶司言：“新发坑冶，漕司虑给本钱，往往停闭不当，请令本司同遣官详度。”从之。 湖南漕司言：“潭州益阳县近发金苗，以碎矿淘金赋榷入官，请修立私出禁地之制。”从之。 徽宗崇宁四年，湖北置旺溪金场监官。以其岁收金千两，钤辖司请置官故也。 大观二年，诏：“金银坑发，虽告言或方检视，而私开淘取以盗论。九月，银、铜坑冶旧不隶知县、县令者，并令兼监，赏罚减正官一等。 政和元年，张商英言：“湖北产金，非止辰、沅、靖溪洞，其峡州夷陵、宜都县，荆南府枝江、江陵县赤湖城至鼎州，皆商人淘采之地。漕司既乏本钱，提举司买止千两，且无专司定额。请置专切提举买金司，有金苗无官监者，许遣部内州县官及使臣掌。”诏提举官措画以闻，仍於荆南置司。 政和二年，诏工部以坑冶所收金、银、铜、铅、锡、铁、水银、朱砂物数，置籍签注，岁半消补，上之尚书省。自是，户、工部，尚书省皆有籍钩考，然所凭惟帐状，至有额而无收，有收而无额，乃责之县丞、监官及曹、部奉行者，而更督递年违负之数。九月，措置陕西坑冶蒋彝奏：“本路坑冶收金千六百两，他物有差。”诏输大观西库，彝增秩，官属各减磨勘年。 六年，诏：“承买坑冶，岁计课息钱十分蠲一。”以频年无买者，欲优假之故也。五月，中书言刘芑计置万、永州产金，甫及一岁，收二千四百馀两。诏特与增秩。 宣和元年，石泉军江溪沙碛麸金，许民随金脉淘采，立课额，或以分数取之。 坑冶，国朝旧有之，官置场、监，或民承买，以分数中卖於官。旧例诸路转运司，本钱亦资焉，其物悉归之内帑。崇宁以後，广搜利穴，榷赋益备。凡属之提举司者，谓之新坑冶，用常平息钱与剩利钱为本，金银等物往往皆积之大观库，自蔡京始也。政和，数罢数复，然告发之处，多坏民田，承买者立额重，或旧有今无而额不为损。 政和，臣僚言诸路产铁多，民资以为用而课息少，请仿茶、盐法，榷而鬻之。於是户部言：“详度官置炉冶，收铁给引，召人通市。苗脉微者令民出息承买，以所收中卖於官，毋得私相贸易。”从之。 先是，元丰六年，京东漕臣吴居厚奏：“徐、郓、青等州岁制军器及上供铁之类数多，而徐州利国、莱芜二监岁课铁少不能给。请以铁从官兴煽，计所获可多数倍。”诏从其请。自是，官榷其铁，且造器用，以鬻於民，至元罢之。其後，大观初，泾源干当、皇城使裴纟句上言：“石河铁冶令民自采炼，中卖於官，请禁民私相贸易。农具、器用之类，悉官为铸造，其冶坊已成之物，皆以输官而偿其直。”乃诏毋得私相贸易如所奏，而农具、器用勿禁。於是官自卖铁，唯许铸钅写户市之。 钦宗靖康元年，诸路坑冶苗矿微，或旧有今无，悉令蠲损，凡民承买金银并罢。 高宗建炎三年，诏：“福建、广南自崇宁以来，岁买上供银数浩大，民力不堪，岁减三分之一。” 绍兴七年，工部言：“知台州黄岩县刘觉民乞依熙宁法，以金银坑冶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江西运司相度，江州等处金银坑冶亦乞依熙、丰法。”从之。 十四年，诏：“见今坑冶立酌中课额，委提刑、转运司不得别有抑勒，抱认虚数，令有力之家计嘱幸免，切致下户受弊。” 孝宗隆兴二年，铸钱司言，坑冶监官岁收买金及四千两、银及十万两、铜锡及四十万斤、铅及一百二十万斤者，各转一官；知、通、令、丞部内坑冶每年比租额增剩者，推赏有差。 宁宗嘉定十四年，臣僚言：“产铜之地，莫盛於东南，如括苍之铜廊、南算、孟春、黄涣峰、长拔、殿山、炉头、山庄等处，诸暨之天富，永嘉之潮溪，信上之罗桐，浦城之因奖，尤溪之安仁、杜唐、洪面、子坑五十馀所，多系铜银共产，大场月解净铜万计，小场不下数千，银各不下千两，为利甚博。至今双瑞、西瑞、十二岩之坑出银，繁氵、大定、永兴等场银铅并产，兴盛日久。又信之铅山与处之铜廊皆是胆水，春夏如汤，以铁投之，铜色立变（浸铜，以生铁炼成薄片，置胆水槽中浸渍数日，上生赤煤，取刮入炉，三炼成铜，大率用铁二斤四两，得铜一斤。淳熙元年七月指挥，信州铅山场浸铜，每发二千斤为一纲，应副饶州永平监鼓铸）。夫以天地之畀坑冶，而属吏贪残，积成蠹弊，诸处检踏官吏大为民殃，有力之家悉务辞逊，遂至坑源废绝，矿条湮闭。有出备工本，为官开浚，元佃之家方施工用财，未享其利，而哗徒诬胁，甚至黥配估籍，冤无所诉，此坑冶所以失陷也。” ●卷十九 征榷考六 ○杂征敛（山泽津渡） 《周官》：委人掌敛野之赋，敛薪刍，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野，远郊以。外所敛野之赋，谓野之园圃、山泽之赋也。凡疏材，草木有实者也。凡畜聚之物，瓜瓠、葵芋御冬之具也。）载师漆林之征，二十而五（疏：漆林特重者，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也）。 汉高祖时，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至於封君汤沐邑，各自为奉养，不领於天下之经费（言各收其所赋税以自供，不入国朝之仓库也）。 文帝後六年，弛山泽。 章氏曰：“汉之山泽、园池之税，本以给供养而少府掌之。其後，仿古虞衡之意而置水衡，乃取少府之所谓山林、苑池之税，而付水衡以平之。然他日犹有江海陂池属少府者，而海丞（主海税）、果丞（主果实。二者皆少府属官）犹掌之於少府之下，则亦不尽属之也。惟文帝时赵弛其赋，而後世犹有增益其税而故为六之令，其增损行废固有时邪？ 武帝元狩四年，初算缗钱。 公卿言：“郡国颇被灾害，贫民无产业者，募徙广饶之地。陛下损膳省用，出禁钱以振元元，而民不齐出南亩，商贾滋众。贫者畜积无有，皆仰县官。异时算轺车、贾人之缗钱皆有差，请算如故。诸贾人末作贯贷卖买，居邑贮积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占，隐度也，各隐度其财物多少，而为名簿送之於官也），率缗钱二十而算一。诸作有租及铸（以手力所作而卖之者），率缗钱四十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一算（比，例也。身非为吏之例，非为三老，非为北边骑士，而有轺车，皆令出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商贾人有轺车，使多出一算，重其赋），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贾人有市籍，及家属，皆无得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货。”是时，豪富皆争匿财，唯卜式数求入财以助县官。天子乃超拜式中郎，赐爵左庶长，田十顷，布告天下，以风百姓，而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於是告缗钱纵矣（纵，放也，放令告言）。杨可告缗遍天下（如淳曰：“告缗令杨可所告言也。”师古曰：“此说非也。杨可据令而发动之，故天下皆被告。”），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馀顷，宅亦如之。於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民俞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业，而县官以盐铁缗钱之故，用少饶矣。 东莱吕氏曰：“卜式为小忠而不知大体者也，其愿输家业半助边，丞相弘以为此非人情，不轨之臣。然罢报之後，此助县官之心终不衰，则非矫饰也。惜其未尝讲学，故区区以输财为忠。是时，富豪皆争匿财，惟式独欲助费，事势相激，故武帝宠式者日厚，嫉富豪者日深。中家以上大率破，虽假手於桑弘羊辈，苟无式以形之，未必如是之酷也。” 元鼎四年，令民得畜边县（得畜牧於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十一，以除告缗，用充入新秦中（边有官马，令民能畜官母马者，满三岁，十母马还一驹，以给用度，得充实秦中人，故除告缗之令也）。 先公曰：“按：古缗之令，至是行之五年矣。武帝之聚敛，正为征伐计也，得马息遂不告缗，此汉之所以犹愈於秦也。尝观文帝时，才令民实粟塞下，便可以减田租；武帝时，才令边民畜马取息，便可除告缗，盖一事辄有一事之益。後世厉民之政，一行则与国俱弊，无可哀救，虽复县官百方措置，徒为烦扰，而於民无分毫之益，可叹也夫” 宣帝五凤中，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白增海租三倍，天子从其计。御史大夫萧望之言：“故御史属徐宫家在东莱，言往年加海租，鱼不出。长老皆言武帝时县官尝自渔，海鱼不出，後复与民，鱼乃出。夫阴阳之感，物类相应，万事尽然。寿昌习於商功分铢之事，其深计远虑未足任，宜如故。”上不听。 元帝元凤元年，令郡国无敛今年马口钱（往时有马口出敛钱，今省。武帝时，租及六畜）。 王莽初，设六之令，诸采取名山泽众物者税之。 王莽末，边兵二十万人仰县官衣食，用度不给，数横赋敛。又一切税吏民，赀二十而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县黄绶吏皆保养军马（师古曰：“保者，不许其死伤。”），吏尽复以予民（转令百姓养）。民摇手触禁，不得耕桑。 後汉和帝永元五年，自京师离宫果园上林广成圃悉以假贫民，恣得采捕，不收其税。九月，官有陂池令得采取，勿收假税二岁。 九年，诏：“山林饶利，陂池鱼采，以赡元元，勿取假税。”□十二年、十五年俱有此令，不复录。 顺帝时，长吏、二千石听百姓谪罚者输赎，号为“义钱”，为贫人储，而守令因以聚敛。尚书仆射虞诩上疏：“元年以来，贫百姓章言长吏取受百万以上者，匈匈不绝，谪罚吏人至数千万，而三公、刺史少所举奏。寻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钱给贷贫人（走卒，五百之类，行鞭杖者。此言钱者，令其出资钱，不役身也），司空劾按，州及郡县皆坐免黜。令宜遵前典，蠲除权制。”於是诏书下诩章，切责州郡，谪罚输赎自此而止。 灵帝令刺史、二千石及茂材、孝廉迁除，皆责助军修宫钱，大郡至二三千万，馀各有差。当之官者，皆先至西园谐价，然後得去。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又令郡国贡献先输中府，名为“道行费”（盖正贡外别有所献也。详见《国用门》）。 晋自渡江以来，至於梁、陈，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详见《商税门》）。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魏师南侵，军旅大起，用度不充。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献金帛等物，以助国用，下及富室小人，亦有献私财数千万者。扬、南徐、兖、江四州富有之家赀满五十万，僧尼满二十万者，并四分借一，过此率计，事息即还。 宋孝武帝大明初，扬州刺史西阳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虽有旧科，人俗相因，替而不奉，气（许气反）山封水，保为家利。自顷以来，颓弛日甚，富强者兼领而占，贫弱者薪樵无托，至渔采之地，亦又如兹。斯实害理之深弊。请损益旧条，更申常制。”有司检壬辰诏书：“擅占山泽，强盗律论，赃一丈以上，皆弃市。”左丞羊希以“壬辰之制，其禁严刻，事既难遵，理与时弛。而占山封水，渐染复滋，更相因仍，便成先业，一朝顿去，易致怨嗟。今更刊革，立制五条。凡是山泽，先恒气炉（力居反）种竹木、杂果为林仍，及陂湖江海鱼梁鳅场（七由反。即移反），常加工修作者，并不追旧。各以官品占山（见《官品》、《占田门》），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阙少，依限占足。若非前条旧业，一不得禁。有犯者，水上一尺以上，并计赃，依常盗论。除晋壬辰之科。”从之。 齐武帝即位，诏免逋城钱，自今以後，申明旧制。初，晋、宋旧制，受官二十日，辄送修城钱二千。宋太始初，军役大兴，受官者万计，兵戎机急，事有未遑，自是，令仆以下并不输送。二十年中，大限不可胜计，文符督切，所在扰乱，至是除荡，百姓悦焉。 齐武帝时，王敬则为东扬州刺史（今会稽郡），以会稽边带湖海，人无士庶，皆保塘陂，敬则以功力有馀，悉详敛为钱，以送台库，帝纳之。 竟陵王子良上表曰：“臣忝会稽，粗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由陂湖宜壅，桥路须通，均夫计直，人自为用。若甲分毁坏，则年一修改；乙限坚牢，则终岁无役。今乃通课此直，悉以还台，租赋之外，更生一调。致令塘路崩芜，湖源泄散，害人损政，实此为剧。建元初，军用殷广，浙东五郡，丁税一千，乃质卖妻子，以充此限。所逋尚多，寻蒙蠲原。而此等租课，三分逋一，明知徒足扰人，实自弊国。愚谓课塘丁一条，宜还复旧。” 唐高宗龙朔三年，减百官一月俸，赋雍、同等十五州民钱作蓬莱宫。 唐肃宗即位时，两京陷没，民物耗弊，乃遣御史郑叔清等籍江淮富商右族赀畜，什收其二，谓之率贷。诸道亦税商贾以赡军，钱一千者有税。 德宗时，朱滔、王武俊、田悦背叛，国用不给，陈京请借富商钱。度支杜佑以为军费才支数月，幸得商钱五百万缗，可支半岁。乃以户部侍郎赵赞判度支，代佑行借钱令，约罢兵乃偿之。搜督甚峻，民有自经者，家若被盗。然总京师豪人田宅奴婢之估，才得八十万缗。又取僦匮纳质钱及粟麦粜於市者，四取其一，长安为罢市，遮邀宰相哭诉。乃以钱不及百缗，粟米不及五十斛者免，而所获才二百万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