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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宗景德四年，诏曰：“榷酤之法，素有定规，宜令计司立为永式。自今中外不得复议增课，以图恩奖。”
时承平日久，掌财赋者法禁愈密，悉笼取遗利，凡较课，以祖额前界递年相参。
景德初，榷务连岁有羡，三司即取多收者为额，上以其不俟朝旨，或致掊克，乃诏增额皆奏裁。
至道二年，两京诸州收榷课铜钱一百二十一万四千馀贯、铁钱一百五十六万五千馀贯，京城卖麴钱四十八万馀贯。天禧末，榷课铜钱增七百七十九万六千馀贯、铁钱增一百三十五万四千馀贯，卖麴增三十九万一千馀贯。
汉初，犯私麴者并弃市，周祖始令至五斤死。建隆二年四月，以周法太峻，令民犯私麴者至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处极典，其馀论罪有差；私市酒、麴者，减造者罪之半。三年三月，再下酒、麴之禁，凡私造，差定其罪：城郭二十斤、乡闾三十斤，弃市；民敢持私酒入京城五十里、西京及诸州城二十里者，至五斗处死；所定里数外，有官署酤酒而私酒入其地一石，弃市。乾德四年，诏比建隆之禁第减之：凡至城郭五十斤以上、乡闾一百斤以上、私酒入禁地二石三石以上、至有官署处四石五石以上者，乃死。法益轻而犯者鲜矣。
熙宁十年以前天下诸州酒课岁额：
四十万贯以上：
东京 成都（二十八务）
三十万贯以上：
开封（三十五务） 秦（十八务） 杭（十务）
二十万贯以上：
京兆（二十三务） 延（十二务） 凤翔（二十五务） 渭（十三务） 苏（七务）
十万贯以上：
西京（二十三务） 北京（二十七务） 齐（二十六务） 郓（十一务） 徐（七务） 许（十三务） 沧（二十三务） 真定（八务） 定（六务） 华（十务） 庆（十三务） 镇戎（六务） 太原（十一务） 亳（十二务） （六务） 宿（十三务） 楚（五务） 泗（七务） 真（八务） 越（十务） 湖（六务） 婺（九务） 秀（十七务） 江宁（六务） 常（九务） 江陵（十五务） 绵（十四务） 汉（十九务） 邛（十九务） 果（二务） 梓（十八务） 阆（四十二务）
五万贯以上：
南京（九务） 青（十务） 密（五务） 莱（四务） 淄（七务） 淮阳（四务） 兖（九务） 济（六务） 单（四务） 濮（七务） 襄（八务） 邓（八务） 孟（五务） 蔡（二十二务） 陈（六务） 颖（七务） 郑（八务） 澶（九务） 冀（十四务） 瀛（七务） 博（十四务） 棣（十三务） 德（十六务） 恩（十一务） 滨（八务） 相（七务） 邢（十二务） （十一务） 深（五务） 赵（七务） 河中（七务） 陕（十五务） 同（十一务） 耀（五务） （五务） 宁（八务） 环（二十五务） 保安（二务） 泾（六务） 陇（十务） 阶（六务） 德顺 通远 晋（十二务） 仪（七务） 绛（八务） 隰（八务） 汾（四务） 扬（九务） 泰（八务） 寿（十六务） 庐（三务） 舒（十九务） 无为（十务） 润（六务） 明（五务） 温（七务） 台（八务） 衢（四务） 睦（七务） 宣（七务） 信（八务） 潭（八务） 鄂（八务） 鼎（三务） 眉（十六务） 蜀（八务） 彭（八务） 嘉（三务） 遂（四务） 合（九务） 兴元（三十六务） 建（十三务）
五万贯以下：
沂（六务） 潍（三务） 曹（四务） 光化（一务） 汝（十务） 滑（四务） 永静（六务） 怀（十务） 磁（十二务） 卫（五务） 祈（三务） 保（一务） 通利（六务） 解（四务） 虢（六务） 商（八务） 坊（四务） 凤（五务） 岷 乾（七务） 忻（二务） 岚（四务） 保德（一务） 岢岚（二务） 石（二务） 海（四务） 通（四务） 蕲（八务） 和（五务） 光（七务） 黄（八务） 涟水（一务） 高邮（三务） 太平（六务） 江（六务） 洪（七务） 饶（九务： 在城，五县，石头，景德，兴利）兴国（三务） 安（五务） 澧（二务） 岳（四务） 简（十五务） 资（十六务） 怀安（十二务） 剑（三务）
三万贯以下：
广济（一务） 随（二务） 金（一务） 均（三务） 郢（三务） 唐（五务） 莫阝（四务） 雄（一务） 乾宁（二务） 灞（四务） 安肃（一务） 永宁（二务） 广信（一务） 顺安（一务） 丹（三务） 北平（一务） 熙（一务） 成（三务） 潞（十务） 府（一务） 代（七务） 威胜军（八务） 平定军（四务） 泽（五务） 宪（一务） 慈（三务） 辽（三务） 滁（六务） 濠（七务） 处（八务） 歙（六务） 南康（四务） 广德（二务） 虔（十三务） 池（六务） 抚（一务） 筠（一务） 临江（三务） 建昌（三务） 衡（六务） 汉阳（三务） 陵井监（二十务） 永康（八务） 荆门（一务） 昌（四务） 普（四十三务） 荣（六务） 渠（一务） 广安（三务） 利（六务） 南剑（十五务） 三泉（一务） 蓬（七务） 兴（一务） 洋（五务）
一万贯以下：
登（二务） 信阳（二务） 信安（一务） 保定（一务） 房（三务） 庆成（三务） 宁化军（一务） 南安（二务） 吉（九务） 袁（四务） 永（三务） 邵（二务） 峡（一务） 归（一务） 雅（七务） 泸（一务） 巴（十四务） 邵武（四务） 文（一务）
五千贯以下：
原（十一务） 开宝监 火山军（一务） 道（一务） 郴（一务） 全（务） 桂阳（六务） 戎（三务） 富顺监（一务） 龙（三务） 集（二务） 壁（三务） 大宁监（一务） 渝（四务） 万（一务） 忠（一务）
无定额：
莱芜监 利国监 河 康定军 沙苑监 太平监 司竹监 大通监 麟 丰 永平监 辰 沅 氵育州监 黎 茂 威 剑门关
无榷：
夔 黔 达 开 施 涪 安 梁山 福 汀 泉 漳 兴化 广南东、西两路州军
右《会要》所载熙宁以前天下酒课岁额，以大数为之第等如此，内大郡课多者，除钱之外，又有总绢布之类，不悉录。
止斋陈氏曰：“国初，诸路未尽禁酒。吴越之禁自钱氏始，而京西禁始太平兴国二年，闽、广至今无禁。大抵祖宗条约，酒课大为之防。淳化四年十二月十四日，敕令诸州以茶盐酒税课利送纳军资府，於是稍严密矣。咸平四年五月四日，敕诸州麴务自今後将一年都收到钱，仍取端拱至淳化元年三年内中等钱数立为祖额，比较科罚，则酒课立额自此始，然则藏之州县而已。庆历二年闰九月二十四日，初收增添盐酒课利钱岁三十七万四千一百三十馀贯上京，则酒课上供始於此，从王琪之请也（今户部所谓王福部一文添酒钱是也）。熙宁五年正月四日，令官务每升添一文，不入系省文帐，增收添酒钱始於此，则熙宁添酒钱也。崇宁二年十月八日，令官监酒务上色每升添二文，中下一文，以其钱赡学。四年十月，量添二色酒价钱，上色升五文，次三文，以其钱赡学，则崇宁赡学添酒钱也（五年二月四日，罢赡学添酒钱）。政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令诸路依山东酒价升添二文六分，入无额上供起发，则政和添酒钱也。建炎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曾纡申请权添酒钱。每升上色四十二文，次色十八文，以其钱一分州用，一分充漕计，一分提刑司椿管，则建炎添酒钱也。绍兴元年五月六日，令诸州军卖酒亏折本钱，随宜增价，不以多寡，一分州用，一分漕计，一分隶经制。前此酒有定价，每添一文，皆起请後行之，至是，州郡始自增酒价而价不等矣。十二月十八日，令添酒钱每升上色二十文，下色十文，一半提刑司椿管，一半州用。三年四月八日，令煮酒量添三十文作一百五十文足，以其钱起发。五年闰二月二十三日，置总制司。六月五日，令州县见卖酒务，不以上下，每升各增五文，隶总制，而总制钱始於此。六年二月二十二日，令卖煮酒权增升十文，以四文州用，六文令项椿管赡军，是为六文煮酒钱。七年正月二十二日，令诸州增置户部赡军酒库一所，以其息钱三分留本州充本，馀钱应副大军月椿，无月椿处起发，是为七分酒息钱。八年六月十日，令两浙诸路煮酒增添十文足，并蜡蒸酒增添五文足，内六文隶总制。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以都督府申请，权添煮酒一十文，内四文木州糜费，六文三省、枢密院椿管，激赏库拘收，是为六分煮酒钱。而又有发运司造舡添酒钱，每升上色三文，次二文；提举司量添酒钱，不以上下色，升一文。盖不知所始。绍兴十一年二月八日，并为七色酒钱，隶经制，而坊场名课亦数增长，与蜀之折估不与焉，则绍兴添酒钱也。酒政之为民害至此极矣，不可不稍宽也。”
仁宗时，河北酒税务有监临官，而转运司复遣官比视岁课，浸以侵民，诏禁之。既而又请场务岁课三千缗以上者，以使臣监临，帝曰：“岁入不多而增官，得无扰乎？”乃诏岁课倍其数，乃增使臣。时天下茶盐酒税岁课有比年不登者，诏取一岁中数别为额，後虽羡溢，勿复增。
嘉初，又诏酒税场务毋得抑配人户，苛阻商旅，求羡馀以希赏。
乾兴初，言者谓天下酒课月比岁增，无有艺极，非古者禁群饮、教节用之义。遂诏乡村得增置酒场，已募民主之者期三年，他人虽欲增课以售，弗听；主者欲自增课，委官吏度异时不致亏负，然後上闻。既而御史中丞晏殊请酒场利薄者悉禁增课，从之。
初，酒场岁课不登，州县多责衙前或五保输钱以充其数。嘉、治平中，数戒止之，又诏蠲京师酒户所负麴钱十六万缗。
皇中，酒麴岁课合缗钱一千四百九十八万六千一百九十六，至治平中，减二百一十二万三千七百三，而皇中，又入金帛、丝纩、刍粟、材木之类，总其数四万七百六十，治平中，乃增一百九十九万一千九百七十五云。
英宗治平四年，诏江南近复村酒场抑民市酒者罢之。
神宗熙宁四年，三司承买酒麴坊场钱率千钱税五十，储之以禄吏。七年，诸郡旧不酿酒者，许以公使钱酿之，率百缗为一石，溢额者论以违制律。
崇宁二年，知涟水军钱景允言建立学舍，请以承买醋坊钱给用。诏常平司计其无害公费乃如所请，仍令他路准行之。
先是，元初，臣僚请罢榷醋，而户部以为本无禁文，命加约束。至绍圣二年，翟思请诸郡醋坊日息用度之馀，悉归之常平，以待他用。及是，景允有请，故令常平司计之。
宣和六年，户部奏诸路增酒钱，请如元丰法，悉充上供，为户部用，以入漕司。从之。
高宗建炎三年，张浚用赵开总领四川财赋。开言蜀民已困，惟榷酤尚有赢馀，遂大变酒法：自成都始，先罢公帑卖供给酒，即旧扑卖坊场所置隔酿，设官主之，民以米赴官自酿，每斛输钱三十，头子钱二十二。明年，遍其法於四路，於是岁迎增至六百九十馀万贯，凡官槽四百所，私店不与焉。於是东南之酒额亦日增矣。
四川制置使胡世将即成都潼川府、资普州、广安军创清酒务，许人户买扑分认，岁课为钱四万八千馀缗。自赵开行隔槽法，所增至十四万六千馀缗（绍兴元年额），及世将改官监，所入又倍自，後累增至五十四万八千馀缗（绍兴二十五年额），而外邑及民户坊场又为三十九万缗（淳熙二年额）。然隔槽之法始行，听民就务槽酝卖，官计所入之米而取其课，若未病也。行之既久，酝卖亏欠，则责入米之家认定月额，不复其米而第取其钱，民始病矣。
中兴後，增添酒价钱入漕计及总制司本末，见前止斋论。
绍兴十三年，诏淮东总所酒止於元置州军，淮西总所止於建康，扬州止於本州，不於别州县村镇添置，其有添置及诸军开沽，并与停闭。
十五年，罢夔路酒禁。夔旧无酒禁，为场店一百四十馀所，建炎末增至六百馀所，约增额钱四万二千九百馀贯，然土荒人少，不以为便。至是，宣抚司与转运司对数补填，遂弛其禁。十二月，诏南北十一库并隶左右司，充赡军激赏酒库。
二十一年，诏诸军买扑酒坊特许依旧监官赏格。四万、三万贯以上场务，增及一倍，减一年磨勘，以下者递赏有差。
乾道，又诏诸酒库除本任旬发窠名钱外，能补纳前官拖欠者，各有赏劝。又诏十万贯以上场务酒官，任满与减四年磨勘，馀等第推赏有差。
二十五年，罢逐路漕司寄造酒。以侍御史汤鹏举言诸州县寄造，不支本钱，专用耗米，始於李椿年，甚於曹泳故也。
三十年，以检点措置赡军酒库改隶户部既而户部。侍郎邵大受等言：“岁计赖经、总制，窠名至多，今诸路岁亏二百万，皆缘诸州公使库广行造酒，别置店沽卖，以致酒务例皆败坏。”乃诏户部行下提刑司检察诸州，将违法酒店日下住罢，其诸州别置酒库如军粮酒库、防椿库、月椿库之类，并省务寄酒及帅司激赏酒库，应未分隶经、制钱去处，并日下立额分隶，补趁亏额。
三十一年，殿帅赵密以诸军酒坊六十六归之户部（又见九年），同安郡王杨存中罢殿岩，复以私家扑酒坊九处上之，岁通收息六十万缗有奇，以十分为率，七分起赴行在，三分应副漕计。盖自军兴以来，诸帅擅榷酤之利，由是，县官始得资之以佐经费焉。
乾道元年，以浙东、西六十四所拨付三衙，分认课额，岁付左藏南库，输馀钱充赡军器等用。五年，三衙以酒库还之户部。
孝宗兴隆二年，右正言晁公武言：“私酒、私麴有禁法也，未闻有犯糯米之罚者，乞行禁止。”
二年，臣僚言：“赣州并福建、广南等处，以烟瘴之地，许民自造酒服药。小民无力酝造，榷酤之利，尽归豪户。乞将所造酒经官税毕，然後出卖，其税钱椿发行在。”从之。
八年，详定敕令所以知常德府刘邦翰言：“湖北之民困於酒坊，至贫之家，不捐万钱则不能举一吉凶之礼。乞将课额令民随产业均纳，其酝造酤卖听民便。”然以酒课均分民，即是两税之外别生一税，他日渔利之臣仍旧酤榷而此税不除，反为民害，乃检《乾道重修敕令》，禁止抑买。
淳熙三年，诏减四川酒课钱四十七万三千五百馀贯，令礼部给除度牒六百六十一道，补还今岁减数；自来年以後，於四川合应副湖广总所钱内，截上件钱补足。从制使范成大之请也。
七年，从右正言葛必阝之请，诏：“民买扑酒坊，一界既满，无人承买，虽欲还官而官司不受，无以偿还，虚受刑责。仰诸路提刑司委官体究蠲放。”
八年，兵部侍郎芮辉言：“潭州自绍兴初剧盗马友行税酒法，一方便之，於官无费，岁得钱十四五万缗。昨守臣辛弃疾变榷酒，人多移徙，乞依旧法。”
按：榷酒之课额既重，官自酝造，则不免高价抑勒人户沽买。欲以课额随民均配而纵其自酿，则又是两税之外别生一税，他日必有税不除而再榷酒之事。惟有於要闹坊场之地听民酝造，纳税之後，从便酤卖，实为公私两利，但恐各处先立定高大之额，则所收税未必能及额耳。县官惟务榷利，而便民之事乃愧於一剧盗，何邪？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曰：“旧两浙坊场一千三百三十四，岁收净利钱八十四万缗，至是，合江、浙、荆湖人户扑买坊场，一百二十七万缗而已。盖自绍兴初概增五分之後，坊场败阙者众故也。”
水心叶氏《平阳县代纳坊场钱记》曰：“自前世乡村以分地扑酒，有课利买名净利钱，恣民增钱夺买。或卖不及，则为败缺而当停闭。虽当停闭而钱自若，官督输不贷。民无高下，枚户而偿，虽良吏善政，莫能救也。嘉定二年，浙东提举司言：‘温州平阳县言，县之乡村坊店二十五，当停闭二十一，有坊店之名而无其处，旧传自宣和时则然。钱之以贯数二千六百七十三，州下青册於县，月取岁足，无敢蹉跌。保正赋饮户不实，杯盂之酤，罂缶之酿，强家幸免，浮细受害。穷山入，绝少醉者，鬻樵雇薪，抑配白纳，而永嘉至有算亩而起，反过正税，斯又甚矣。且县人无沈湎之失，而受败缺之咎，十百零细，承催乾没，关门逃避，攘及锅釜，子孙不息，愁苦不止，惟垂裁哀，颇加救助。伏见近造伪会子抵罪者所籍之田，及馀废寺亦有残田，谓宜赐县就用，禾利足以相直，补青册之缺，释饮户之负，不胜大愿。’於是朝廷恻然许之。命既布，一县无不歌舞赞叹，以纪上恩。夫坊场之有败缺，州县通患也。今平阳独以使者一言去百年之疾，然则昔所谓莫能救者，岂未之思欤！某闻仁人视民如子，知其痛毒，若身尝之，审择其利，常与事称，疗之有方，子之有名，不以高论废务，不以空意妨实，然後举措可明於朝，廷而惠泽可出於君上，此其所以法不弊而民不穷也。”
按：水心此记足以尽当时坊场之弊。祖宗之法，扑买坊场，本以酬奖役人，官不私其利；又禁增价搀扑，恐其以逋负破家，皆爱民之良法也。流传既久，官既自取其钱，而败阙停闭者，额不复蠲，责之州县，至令其别求课利以对补之，而後从则凋之。州县他无利孔，而有败阙之坊场者，受困多矣。
●卷十八 征榷考五
○榷茶
唐德宗建中元年，纳户部侍郎赵赞议，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为常平本钱。时军用广，常赋不足，所税亦随尽，亦莫能充本储，及出奉天乃悼悔，下诏亟罢之。
贞元九年，复税茶。先是，诸道盐铁使张滂奏：“去岁水灾，诏令减税。今之国用，须有供储。伏请於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充所放两税。其明年已後所得税钱外贮，若诸州遭水旱，赋税不办，以此代之。”诏可，仍委张滂具处置条目。每岁得钱四十万贯，茶之有税自此始。然税无虚岁，遭水旱处亦未尝以税茶钱拯赡。
致堂胡氏曰：“茶者，生人之所日用也，其急甚於酒。然王钅共、杨慎矜、韦坚以及刘晏皆置而不征，犹为忠厚。天地生物，凡以养人，取之不可悉也。张滂税茶，则悉矣。凡言利者，未尝不假美名，以奉人主私欲，滂以茶税钱代水旱田租是也。既以立额，则後莫肯蠲，非惟不蠲，从而增广其数，其法严峻者有之矣，或至於官尽榷之，商旅不得贸迁，而必与官为市。在私，则终不能禁，而椎埋恶少窃贩之害兴，偶有败获，奸人猾吏相为囊橐，狱迄不直，而治所由历，株连枝蔓，致良民破产，接村比里，甚则盗贼出焉。在公，则收贮不虔，发泄不时，至於朽败，与新敛相妨，或没入窃贩，无所售用，於是举而焚之，或乃沈之，殃民害物，咸弗恤也。其原则在於得数十万缗钱而已。夫弛山泽之禁以予民，王政也。必不得已，听商旅贸迁而薄其征。茶也者，东南所有，西北所无，虽曰薄征，其入於王府者亦不赀矣。息盗夺，止讼狱，佐国用，其利亦大矣，张滂、王涯岂足效哉！
穆宗即位，两镇用兵，帑藏空虚，禁中起百尺楼，费不可胜计。盐铁使王播乃增天下茶税，率百钱增五十。江淮、浙东西、岭南、福建、荆襄茶，播自领之，两川以户部领之。天下茶加斤至二十两，播又奏加取焉。
右拾遗李上疏谏曰：“榷茶起於养兵，今边境无虞，而厚敛伤民，不可一也。茗饮，人之所资，重赋税则价必增，贫弱益困，不可二也。山泽之饶，其出不赀，论税以售多为利，价腾踊则市者稀，不可三也。”
文宗时，王涯为相，判二使，复置榷茶使，自领之，徙民茶树於官场，榷其旧积者，天下大怨。令狐楚代为盐铁使兼榷茶使，复令纳榷，加价而已。李石为相，以茶税皆归盐铁，复贞元之旧。
武宗即位，盐铁转运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税。是时，茶商所过州县有重税，或掠夺舟车，露积雨中，诸道置邸以收税，谓之“拓地钱”，故私犯益起。大中初，盐铁转运使裴休请：“革横税，以通舟船，商旅既安，课利自厚。又正税茶商，多被私贩茶人侵夺其利，今请委强官吏，先於出茶山口及庐、寿、淮南界内，布置把捉，晓谕招收，量加半税，给陈首帖子，令所在公行，更无苛夺。所冀招怀穷困，下绝奸欺，使私贩者免犯法之忧，正税者无失利之叹。”从之。
休著条约：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论死；长行群旅，茶虽少亦死；顾载三犯至五百斤、居舍侩保四犯至千斤，皆死；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脊，三犯加重徭；伐园失业者，刺史、县令以纵私盐论。庐、寿、淮南皆加半税，税商给自首之帖，天下税益增倍贞元。江淮茶为大模，一斤至五十两。诸道盐铁使于每斤增税五钱，谓之“剩茶钱”，自是斤两复旧。
按《陆羽传》：“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时鬻茶者至画羽形置炀突，祀为茶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论复广著茶之功。其後尚茶成风，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羽贞元末卒，然则嗜茶、榷茶，皆始於贞元矣。
宋制，榷货务六：江陵府、真州、海州、汉阳军、无为军、蕲州之蕲口（乾德二年八月，始令京师及建安、汉阳等军、蕲口置务。太平兴国二年，又於江陵府、襄复州、无为军增置务。端拱二年，又於海州置务。淳化四年，废建安、襄复州务。其後京城务但会给交钞往还，而不积茶货）。又有场十三：蕲州曰王祺、石桥、洗马（又有黄梅场，景德二年废），黄州曰麻城，庐州曰王同，舒州曰太湖、罗源，寿州曰霍山、麻步、开顺口，光州曰商城、子安。又买茶之处：江南则宣、歙、江、池、饶、信、洪、抚、筠、袁州，广德、兴国、临江、建昌、南康军；两浙则杭、苏、明、越、婺、处、温、台、湖、常、衢、；湖南则江陵府、潭、澧、鼎、岳、鄂、镇、归、峡州，荆门军；福建则剑南剑、建州（虔、吉、郴、辰州，南安军，皆折税课，本州买给民用）。山场之制，领园户，受其租，馀悉官市之。又别有民户折税课者，其出鬻皆在本场。诸州所买茶，折税受租同山场，悉送六榷务鬻之（江陵府受本府及潭、鼎、澧、岳、归、峡州茶；真州务受潭、袁、池、吉、饶、抚、洪、歙、江、宣、岳州，临江、兴国军茶；海州务受杭、湖、常、睦、越、明、温、台、衢、婺州茶、汉阳军务受鄂州茶；无为军务，抚、吉州，临江军，而增南康军茶；蕲口务受潭州、兴国军茶）。凡茶有二类，曰片、曰散。片茶造，实卷摸中串之，惟建、剑则既而研，编竹为格，置焙室中，最为精洁，他处不能造。其名有龙、凤、石乳、的乳、白乳、头金、蜡面、头骨、次骨、末骨、粗骨、山挺十二等（龙、凤皆团片，石乳、头乳皆狭片，名曰“京”。的乳亦有阔片者。乳以下皆阔片），以充岁贡及邦等之用，洎本路食茶（江、浙、荆湖旧贡新茶芽者三十馀州，有岁中再三至者。大中祥符元年，上悯其劳，诏罢之）。馀州片茶，有进宝、双胜、宝山、两府出兴国军，仙芝、嫩蕊、福合、禄合、运合、庆合、指合出饶、池州，泥片出虔州，绿英、金片出袁州，玉津出临江军，灵川福州，先春、早春、华英、来泉、胜金出歙州，独行、灵草、绿芽、片金、金茗出潭州，大拓枕出江陵，大小巴陵、开胜、开卷、小卷、生黄、翎毛出岳州，双上、绿芽、大小方出岳、辰、澧州、东首、浅山、薄侧出光州，总二十六名。其两浙及宣、江、鼎州止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为号。散茶有太湖、龙溪、次号、末号出淮南，岳麓、草子、杨树、雨前、雨後出荆湖，清口出归州，茗子出江南，总十一名。江、浙又有以上中下、第一至第五为号者。凡买价：蜡茶，每斤自三十五钱至一百九十钱，有十六等；片茶，每大片自六十五钱至二百五钱，有五十五等；散茶，每一斤自十六钱至三十八钱五分，有五十九等。岁课山场八百六十五万馀斤。和市：江南一千二十万馀斤，两浙一百二十七万九千馀斤，荆湖二百四十七万馀斤，福建三十九万三千馀斤。其贸鬻：蜡茶，每斤自四十七钱至四百二十钱，有十二等；片茶，自十七钱至九百一十七钱，有六十五等；散茶，自十五钱至百二十一钱，有一百九等。至道末，卖钱二百八十五万二千九百馀贯，天禧末，增四十五万馀贯。天下茶皆禁，唯川陕、广听民自买卖，不得出境。
太祖皇帝乾德二年，诏民茶折税外，悉官买，敢藏匿不送官及私贩鬻者，没入之，论罪；主吏私以官茶贸易及一贯五百，并持仗贩易为官私擒捕者，皆死。
太平兴国二年，重定法，务轻减。主吏盗官茶贩鬻钱三贯以上，黥面送阙下；茶园户辄毁败其丛树者，计所出茶论如法。
八年，诏禁伪茶。又诏民旧茶园荒废者蠲之，当以茶代税而无茶者，许输他物。
淳化三年，诏盗官茶贩鬻十贯以上，黥面配本州牢城。雍熙後用兵，乏於馈饷，多令商人输刍粮塞下，酌地之远近不为其直，取市价而後增之，授以要券，谓之交引，至京师给以缗钱，又移文江、淮、荆湖给以颗、末盐及茶。
端拱二年，置折中仓，听商人输粟京师，优其直，给江、淮茶盐。
三年八月，监察御史薛映、秘书丞刘式等上言：“向者，朝廷制置缘江榷货八务，以贮南方之茶，便於商人贸易。今四海无外，诸务皆宜废罢，令商人就出茶州府官场算买，既大省辇运，又商人皆得新茶。”诏从之。遂以三司盐铁副使雷有终为诸路茶盐制置使，左司谏张观与映副之，令商榷利害。次年四月，废缘江榷货八务，听商人就出茶州军买贩，大减榷务茶价。诏既下，商人颇以江路回远非便，有司以损其直，亏失岁计为言。七月，复置缘江八务，罢制置使、副。至道初，刘式犹固执前议，西京作坊使杨允恭上言：“商人杂市诸州茶，新陈相糅，两河、陕西诸州，风土各有所宜，非参以多品，则商旅少利，罢榷务令就茶山买茶不可行。”上欲究其利害之说，令宰相召盐铁使陈恕、副使、判官与式、允恭定议，召问商人，皆愿如淳化所减之价，不然者，即望仍旧。有司职於出纳，既难於减损，皆同允恭之说，式议遂寝。即以允恭为江南、淮南、两浙发运兼制置茶盐使，西京作坊副使李廷遂、著作郎王子与副之。二年，从允恭等请，禁淮南十二州军盐，官鬻之，商人先入金帛京师及扬州折博务者，悉偿以茶。自是鬻盐得实钱，茶无滞积，岁课增五十万八千馀贯，允恭等皆被赏。
止斋陈氏曰：“乾德时，东南六路、闽、浙归职方，馀尚未平。太祖榷法盖禁南商擅有中州之利，故置场以买之，自江以北皆为禁地。太平兴国中，樊若水奏，江南诸州茶官市十分之八，其二分量税听自卖，逾江涉淮，乘时射利，紊乱国法，望严禁之，则谓乾德榷法也。自若水建议，其法始密。凡茶之利，一则官卖以实州县；一则沿边入中粮草，算请以省馈运；一则榷务入纳金银钱帛算请以赡京师。而河东、北互市，川陕折博，又以所有易所无，而其大者最在边备。盖祖宗以西北宿兵供亿之费，重困民力，故以茶引走商贾，而虚估加抬以利之。其後理财之臣往往以遗利在民，数务更张，然大概无过李谘、林特二法，二法大概以抑茶商及边民耳。故林特以见钱买入中贱价交钞，而以实钱算茶，然犹以五十千或五十五千算茶百千，则是去虚估加抬未远也。至李谘复祖刘式之意（淳化三年，秘书丞刘式起请，令商旅自就园户买茶，於官场贴射，废榷货务），始断然罢去买纳茶本，使客自就山园买茶，而官场坐收贴纳之利，行之三年而罢。然当时议者徒咎谘法不能惜留在京见钱，而不及其刻剥商贾之怨。景以後，西边事兴，始复行加抬法。嘉四年，天下无事，仁皇慨然一切弛禁。当时诏书曰：‘上下征利垂二百年，江、湖之，幅员数千里，为陷阱以害吾民。尚虑幸於立异之人，因缘为奸之党，妄陈奏议，以惑官司。必明刑，用惩狂谬。’自此，茶不为民害者六七十载矣。此韩琦相业也。至蔡京始复榷法，於是茶利自一钱以上皆归京师。其子蔡绦自记之曰：‘公始说上以茶务，若所入厚，专以奉人主。’此京本意，而西北边粮草名曰便籴，而均籴、结籴、贴籴、括籴之名起。盖以官告、度牒之类等第抑配，而边民不聊生矣。京之误国类如此。”
凡园户，岁课作茶输其租，馀则官悉市之。其售於官者，皆先受钱而後入茶，谓之本钱。百姓岁输税愿折茶者，亦折为茶，谓之折税。此收茶之法。
凡民鬻茶者，皆售於官，其以给日用者，谓之食茶，出境则给券。商贾之欲贸易者，入钱若金帛京师榷货务，以射六务、十三场茶，给券随所射予之，谓之交引；愿就东南入钱若金帛者听，计直予茶如京师。凡茶入官以轻估，其出以重估，县官之利甚博，而商贾转致於西北，以致散於夷狄，其利又特厚。此鬻茶之法。
自西北宿兵既多，馈饷不足，因募人入中刍粟，度地里远近，增其虚估，给券，以茶偿之。後又益以东南缗钱、香药、象齿，谓之“三说”，而塞下急於兵食，欲广储峙，不爱虚估，入中者以虚钱得实利，人竞趋焉。及其法既弊，则虚估日益高，茶日益贱，入实钱金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尽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於售钱，得券则转鬻於茶商或京师坐贾号交引铺者，获利无几。茶商及交引铺或以券取茶，或收畜贸易，以射厚利。繇是虚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贾，券之滞积，虽二三年茶不足以偿，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趋，边备日蹙，茶法大坏。
景德中，丁谓为三司使，尝计其得失，以谓边籴才及五十万，而东南三百六十馀万茶利尽归商贾。当时以为至论，厥後虽屡变法以救之，然不能亡弊。
天圣元年，有司请罢三说，行贴射之法（即李谘所陈，见上文）。
景中，叶清臣上疏言：“尝计茶利岁入，以景元年为率，除本钱外，实收息钱五十九万馀缗，天下所售受食茶，及本息岁课亦及三十四万缗，而茶商见行六十五州军，所收税钱已及五十七万缗。若令天下通商，收税钱，自是数倍，即榷务、山场及食茶之利，尽可笼取。又况不废度支之本，不置榷场之官，不兴辇运之劳，不滥徒黥之辟。臣意议者谓榷卖有定率，征税无彝准，通商之後，必亏岁计。臣按管氏盐铁法，计口受赋，茶为人用，与盐铁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定赋，民获善利，又去严刑，口出数钱，人不厌取。”时下其议，皆以为不可行。至嘉中，何鬲、王嘉麟上书请罢给茶本钱，纵园户贸易，而官收租钱与所在征算，归榷货务以偿边籴之费。时韩琦、富弼等执政，力主其说，乃议弛禁，以三司岁课均赋茶户，谓之租钱，与诸路本钱悉储以待边籴。自是唯蜡茶禁如旧，馀茶肆行天下矣。论者尤谓朝廷志於便人，欲省刑罚，其意良善，然茶户困於输钱，而商贾利薄，贩鬻者少，州县征税日蹙，给费不充。学士刘敞、欧阳修等颇论其事，略言：“昔时百姓之摘山者，皆受钱於官，今也顾使纳钱於官，受纳之，利害百倍；先时百姓冒法贩茶者被罚耳，今悉均赋於民，赋不时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者受罪；先时大商贾为国贸迁，而州郡收其税，今大商富贾不行，则税额不登，且乏国用。”时朝廷方排众论而行之，敝等言不从。
民之种茶者，领本钱於官而尽纳其茶，官自卖之，敢藏匿及私卖者有罪（此国初之法）。以十三场茶买卖本息并计其数，罢官给本钱，使商人与园户自相交易，一切定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茶一斤售钱五十有六，其本钱二十有五，官不复给，但使商人输息钱三十有一，谓之贴射（此天圣之法）。园户之种茶者，官收租钱，商贾之贩茶者，官收征算而尽罢禁榷，谓之通商（此嘉之法）。
治平中，岁入蜡茶四十八万九千馀斤，散茶二十五万五千馀斤，茶户租钱三十二万九千八百五十五缗，又储茶钱四十七万四千三百二十一缗，而内外总入茶税钱四十九万八千六百缗，推是可见茶法得失矣。
吴氏《能改斋漫录》曰：“建茶务，仁宗初，岁造小龙、小凤各三百斤，大龙、大凤各三百斤，入香、不入香、京挺共二百斤，蜡茶一万五千斤。小龙、小凤，初因蔡君谟为建漕，造十斤献之，朝廷以其额外免勘。明年，诏第一纲尽为之，故《东坡志林》载温公曰：‘君谟亦为此邪？’”
神宗熙宁七年，始建三司当公事李杞入蜀经画买茶，於秦凤、熙河博马，与成都路漕司议合。事方有端，而王韶言西人颇以善马至边，所嗜惟茶，乏茶与市。即诏趣杞据见茶计水陆运至，又以银十万两、帛二万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场馀钱，以著作佐郎蒲宗闵同领其事。初，蜀之茶园皆民两税地，不殖五，惟宜种茶。赋税一例折输绢、绸、绵、草，各以其直折输，役钱亦视其赋。民卖茶资衣食，与农夫业田无异，而税额总三十万。杞被令经度，即诸州创设官场，岁增息为四十万，而重禁榷之令。其输受之际，往往压其斤重，侵其价直。既而运茶积滞，岁课不给，乃建议於彭、汉二州岁买布各十万匹，以折脚费，实以布息助茶利，亦未免积滞。复建议岁易解盐十万席，顾运回东船载入蜀，而禁商贩。未几，盐法复难行，宗闵乃议川陕略民茶息收十之三，尽卖於官场，更严私交易之令，稍重至徒刑，仍没缘身所有物，以待给赏。於是蜀茶尽榷，民始病矣。
知彭州吕陶言：“川陕四路所出茶货，北方东南诸处，十不及一，诸路既许通商，两川为禁地，亏损治体，莫甚於斯。只如解州有盐池，民煎者乃是私盐；晋州有矾山，民炼者乃是私矾。今川蜀茶园乃百姓已物，显与解盐、晋矾事体不同。恭惟仁圣恤民之心，必不如此。”又言：“国家置市易司笼制百货，岁出息钱不过十之二，必以一年为率。今茶场司不以一年为率，务重立法，尽榷民茶，随买随卖，取息十之三，或今日买十千之茶，明日即作十三千卖之客旅，日以官本变转，殊不休已，比至岁终，不可胜算，岂止三分而已？此於市易之条自相违戾。又客旅及侩人以榷茶，不许私交市，共邀难园户，於外预商计裁价，园户畏法惧罪，且欲变货营生，穷迫之，势不获已，则一听客言，斤收实钱七分卖之官，馀三分留为客人买茶之息。如此则园户有三分之亏，而官中名得其息，自是园户本钱，客人无所费也。乞下本路体量更改。”不报。
自熙宁七年至元丰八年，蜀道茶场四十一，京西路金州为场六，陕西卖茶为场三百三十二，税息至李稷加为五十万，及陆师闵为百万云。
初，熙宁五年，以福建茶陈积，乃诏福建茶在京、京东西、淮南、陕西、河东仍禁榷，馀路通商。
王子京为转运副使，言：“建州蜡茶旧立榷法，自熙宁权听通商，自此茶户售客人茶甚良，官中所得唯常茶，税钱极微，南方遗利无过於此，乞仍行榷法。”元初，罢子京事任，令福建禁榷州军仍其旧。
元丰中，宋用臣都提举汴河堤岸，创奏修置水磨，凡在京茶户擅磨末茶者有禁，并赴官请买，而茶铺入米豆杂物拌和者有罚，募人告者有赏。讫元丰末，岁获息不过二十万，商旅病焉。元丰修置水磨，止於在京及开封府界诸县，未始行於外路。及绍圣复置，其後遂於京西郑滑州、颖昌府，河州澶州皆行之。
哲宗元二年，熙河、秦凤、泾原三路茶仍官为计置，永兴、延、环庆许通商，凡以茶易者听仍旧，毋得逾转运司和籴价，其所博斗斛勿取息。
侍御史刘挚上言：“蜀地榷茶之害，园户有逃以免者，有投死以免者，而其害犹及邻伍。欲伐茶则有禁，欲增植则加市，故其俗论谓地非生茶也，实生祸也。愿选使者考茶法之弊欺，以苏蜀民。”
右司谏苏辙上言：“盗贼之法，赃及二贯，止徒一年，出赏五千，今民有以钱八百和买茶四十斤者，辄徒一年，赏三十千，立法苟以自便，不顾轻重之宜。盖造立茶法，皆倾险小人，不识事件。”且备陈五害。诏遣黄廉等体量。
绍圣元年，陕西复行禁榷，凡茶法并用元丰旧条。
“徽宗崇宁元年，右仆射蔡京议大改茶法，奏言：“自祖宗立额榷之法，岁收净利凡三百二十馀万，而诸州商税七十五万贯有奇，食茶之算不在焉，其盛时几五百馀万缗。庆历之後，法制浸坏，私贩公行，遂罢禁榷，行通商之法。自後商旅所至，与官为市，四十馀年，利源浸失。谓宜荆湖、江、淮、两浙、福建七路所产茶，仍旧禁榷官买，勿复科民，即产茶州县随所置场，申商人园户私易之禁。凡置场地，园户皆籍名数，岁鬻於官吏，皆用仓法，园户自前茶租折税仍旧。产茶州军许其民赴场输息，量限斤数，给短引，於旁近郡县便鬻，馀悉听商人於榷货务入纳金银、缗钱或并边粮草，即本务给钞，取便算请於场，别给长引，从所指州军鬻之。商税自场给长引，沿路登时批发，至所指地，然後计税尽输，则在道无苛留。买茶本钱以度牒及盐钞、诸色封椿、坊场、常平剩钱通三百万缗为率，给诸路，诸路措置，各分命官。”诏悉听焉。俄定诸路措置茶事官置司：湖南於潭州，湖北於荆南，淮南於扬州，两浙於苏州，江东於江宁府，江西於洪州。其置场所在：蕲州即其州及蕲水县，寿州以霍山、开顺，光州以光山、固始，舒州即其州及罗源、太湖，黄州以麻城，庐州以舒城，常州以宜兴，湖州即其州及长兴、德清、安吉、武康，睦州即其州及清溪、分水、桐庐、遂安，婺州即其州及东阳、永康、浦江，处州即其州及遂昌、青田，苏、杭、越各即其州，而越之上虞、馀姚、诸暨、新昌、剡县皆置焉，衢、台各即其州，而温州以平阳。大法既定，其制置节目，不可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