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 - 第 37 页/共 87 页
蜀族在蚕丛时无文字可定。自其入居蜀地，进入农业社会以后，即不能不有文字。其字在出土文物中颇有可验证者如手纹是造作义，花蒂纹，是王之义，持刀人，是兵之义，舞蹈人，是快乐及胜利之义，惟不识其作何音。其●字，象蚕形，读蜀音，可缘《方言》定。又●字，象二蚕对望待饲，读蚕音，则可由《后汉郡国志》蚕陵县字作「八陵」而定。《前汉志》作「蚕陵」。《后汉书》帝纪及《西南夷传》并记有安帝永初元年，桓帝永寿二年，「蜀郡夷叛，攻蚕陵」。字并作蚕。惟《郡国志》作「八陵」。故可知此●字乃蜀人习惯使用之「蚕」字。《帝纪》用汉字，作蚕，《郡国》用地方字，作●。是蜀王时已有之古蚕字，一（蜀）表单数，音如独。●（蚕）表复数，为蚕字音。蜀人已知中原称此虫为蚕，缘之读●为蚕字音也。
由文字发展的时代变化，与区域性的不同，可以证明蚕丛氏之所以着名于世，由其创始发明养蚕。是为结论之二。
蚕丛氏居住何地？《前汉地理志》蜀郡有蚕陵县。「莽曰步昌」，叙在蜀郡十五县之末，可知其为武帝时新开县。《后汉志》作「
八陵」，可知其为蜀山氏故地，亦蚕丛之故邑也。《元和志》「翼州，北至松州（今松潘）一百八十里。……周武帝置。本汉蚕陵县地。汉元鼎中开。梁大清中，萧纪于旧县置铁州，寻废。周天和元年，讨蚕陵羌，于七顷山下置翼州。」考地理者，皆一致定为今松潘县南百八十里之迭溪。其地当松坪河岷江会口，旧有小平原。一九三三年地震，山崩壅江，今为迭溪湖。其北山名蚕陵山，见《旧唐书地理志》「翼州卫山县」。
县名蚕陵者，盖旧传有蚕丛王墓在此。犹楚之夷陵，巴之故陵。皆因旧墓为称。抑或谓蚕丛氏所居之丘，与「蜀山氏」之蜀山同义。要必与蚕丛氏旧居有关。汉元鼎时，去蜀王杜宇未远。武帝时蜀人必能知其先王住地所在，故立县时用此名也。
上古人类，原从牧业渐进入于农耕。方其牧业经济时，以草原为乐园，暖谷为畏途。岷江上游地区，为一丘低谷浅之大草原，北连陇西，接于河套。西连大渡河上游与雅砻江上游之康北大草原，接于析支、洮湟。如此连成一片之大草原，兼有浅谷河原，可以种植麦类与牧草，是为我国牧畜时代民族活动之中心地区。其后中原农业，与巴蜀吴楚农地次第开辟，蔚起为新的经济中心。初犹与此旧的牧业中心不能无频繁深厚之经济联系。在黄帝世，此草原与中原农区，犹是一大家庭。故黄帝「西至于空同」，而娶西陵氏女。（此西陵当指陇西某地。与楚之西陵无关。）其二子又降居江水、若水地区，与蜀山氏婚。其孙、曾之颛顼与帝喾，又次第入为中原大君。大禹亦生于此江水河谷，而入为尧舜之「司空」。其后遂克建成夏后氏之国家，开始了我国的奴隶社会。而此牧业时代中心之大片草原，受地理条件限制，社会停顿不前。周秦汉后，差距日大，遂形成夷夏畛域之别；人有论及蚕丛为蚕丝业之发明者，则反群起疑之，以为唯嫘祖是养蚕之创造发明人也。
蜀地与华夏之原始交通，原本以岷江上游河谷为媒介。绵虒（故茂州旧名）与蚕陵，为其枢纽。蚕陵以上，大体平易。故王莽改名步昌。蚕陵以下，河谷深狭，岸道险窄，至绵虒乃略开展，多农地。故秦县止于绵虒。绵字，古为茧絮之义。亦与蚕丛文义有关。自绵虒东踰土门关（今地名），仅一浅岭（属九顶山脉凹部），循湔水（海窝子之白鹿河）而下，至瞿上（彭县北之关口，《元和志》指为天彭门），穿短峡而出山，入于成都平原之郫邑。此蜀王柏灌、鱼凫由蚕陵渐迁入蜀农业地带之道路也。别自土门关循雒水下行至绵竹，一日可达。今世犹通行。远古时，成都内海未全出土，其东北已出土部分，为郫、什邡、绵竹等地区。此地区人物之往来于中原者，恒自绵虒、蚕陵，溯江源（黄胜关），入于陇西地区，转入渭水平原。当时蜀与内地交通，只能如此。其后自宝鸡、故关入武都盆地。再循嘉陵江水至葭萌入蜀。是为殷周时代蜀与内地交通孔道。沿线多有桥梁与阪险。惟捷于草原旧路。此则必待至人民已能凿山、架桥之农业经济时代乃能开通。故知其为殷周世开。其时，蜀山氏（蚕丛氏）部落亦已转进至瞿上（海窝子）与郫矣。又后，巴蜀与中原商业发达，经济联系紧密，政治联系逐渐加强，褒斜栈道乃建成。蜀与内地交通孔道乃更东移，而以汉中为枢纽。则已在秦图统一之始。时则草原故道无复有人过问矣。秦灭蜀后，乃开湔氐道，即自今灌县龙溪出汶川娘子关之路。是为岷江上游河谷与成都平原间新开之捷径，为汉置汶山郡创立了基础。于是土门关古道亦渐废矣。又至蜀汉时，修成剑阁桥道，南栈新路成，马鸣阁旧路亦废。不知此种交通发展过程者，妄谓「三皇乘祇车出谷口」（《秦宓传》文），为今之褒斜谷口。而以为蚕丛氏之入为蜀王，是循江水而出。反以疑瞿上为蜀王故治之说焉。昧于地理故也。
以此考订古代西陲交通路线的发展变化，决定蚕丛氏最先住居地点，亦合于旧籍沿革之文。当为结论之三。
蚕丛氏属于何种民族？由其居地所在，即可肯定其为氐类。氐与羌族同源，为人类最先入居于康、青、藏大草原者。由于草原辽阔，多食草兽，易猎食；又富于白石英块，成天然的犀利石器；其地干燥无雨，空气清洁，人鲜疾病；又无毒虫猛兽害敌；故原始人类乐于留处。从而较早育成卓越之牧业文化。其贡献留存于今世者为：育成驯优之旄牛与藏狗，更进而育成乳肉兼用之良种牛，与耐寒之来麦（
青稞）。来麦，为世界麦种之始祖。欧洲之黑麦至今仍用其音。我国之麦类名字，皆从来字为文。大麦、小麦、●麦、麦，今已普种于世界各地，皆来麦之变种也。羊类、马类及玉类之为商品，莫不以羌族为最早，最多。中原文化，在牧畜经济时代，尚落后于羌族。虽已进入农业经济时代，依凭于羌族商品者仍多。「黄帝以玉为兵」（出《胡非子》），或多资于羌族之产品。后稷之「贻我来牟」（《诗生民》），正谓开始引种青稞。《禹贡》之「织皮」，谓连毛羊皮，古人市以织褐也。《史》、《汉》之「莋马、旄牛」，秦汉世犹依赖于羌族供应。羌虽限于地文，日渐落后于中原。若言石器时代之经济文化，则或较我国他族为古老矣。
羌族的原始住区，为藏北之绛塘草原（羌塘），与康北之俄洛草原。（《禹贡》之「析支」，《汉书》曰「赐支」。赐，古读如锡。）当其极盛时，人口发展无已，分向四方延展：南入雅鲁藏布江河谷者，为播族（《西羌传》云「发羌」，隋唐时为吐蕃）。更南延展者，为喜马拉雅山南斜面尼婆罗、哲孟雄、布丹、珞巴诸族。向西延展者，为克什米尔，在唐为大小勃律与西女国。向西北越昆仑而下，入于塔里木盆地者，后为西王母，与鄯善、于阗、龟兹诸沙漠绿洲国族。向东北延展者，别为党项（秦为义渠，唐为党项，宋为西夏）与玁狁，及赤狄、白狄、长狄等族。其向东南延展于西康高原者，在汉为旄牛羌，在隋唐为附国、白兰、东女（苏毗），在元为霍尔、木雅、梭罗，在清为明正、理塘、巴塘、德格等土司部。其更早已入居于西康高原与四川盆地，及云贵高原间之河谷地带者，是为氐族。又有更早已远入汉水流域与大巴山区者，则于唐虞时为三苗，殷周时为楚芈，魏晋时为巴氐；皆已进入农业社会，渐与内地民族融合矣。（楚国芈姓，其字为羌之变体，而读音如米，与羌氐语呼人为米同音。盖羌族语犹存之证。）未能更向东南延展。向东扼于中原，向南后于越族故也。凡文化较高民族，恒向其四周文化落后地区作波浪式延展推进，其规律如此。
氐者，居于低地之羌也。岷江、大渡河、金沙江诸河谷，比较羌族居住之高原地方低暖，宜于种植，而交通不便。地理既异，经济生活不同，民俗随之变化，形成新的支派。自武都之白马，汶山之冉駹，汉嘉之青衣，沈黎之莋，越嶲之白狼，皆称曰氐。蚕丛，盖居岷江河谷之尤早者。蚕丛之族徙蜀，而后冉駹承居其地，是故蚕丛氏，虽蜀之先王，亦氐类也。
《殷武》之诗，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谓成汤时，住居陇蜀之氐羌民族，咸与殷商民族发生和好关系，商品市易不绝。殷墟甲骨文中，刻入羌字甚多。其字从●从人，形态甚多。有羌加石字的，它表示羌族卖石器（玉器）的商人，石器最美者以古羌族住区为多，中原古代人珍贵的玉器，大都由羌人运来出售，故加石字的羌字，仍应读为羌字的音。另还有大量的加系的字，有人解为被系虏的羌人，窃以为那是表示的卖丝的羌人。蚕丝是羌族所居温暖河谷才能生产的，岷江上游河谷生产得最早。那些河谷地区的人，中原古代把他称作「氐人」。故从羌加系的字，实际是指的「氐人」，即羌族入居温暖河谷经营农蚕业的人。
附甲骨文的三种羌字。
（据１９３４年哈佛燕京社出版的《甲骨文编》）
●●●● （表示的一般羌人）
●●●● （表示卖石器〔玉器〕的羌人）
●●●● （表示卖丝的羌人〔氐人〕）
羌人善养马牛羊。既居河谷，不利于养牛羊，行动咸需于马，故氐族皆有宜于山道之良马及驴行销内地，是谓「莋马」。蚕丝与马，为殷、周间氐人与内地商人市易之两大商品。故秦、汉恒以蚕与马为类。《荀子蚕赋》谓蚕神「马首」。郑玄注经，谓：「蚕与马同气，故蚕月禁杀马。」《甘石星经》谓房四星其一为「天马」，一为「
天驷」。《协律辨方书》谓：「天马为丛神，为掌蚕之命神。」《唐月令注》谓「先蚕为天驷星」（并据《辞海》引）。而隋唐时以马明王为蚕神。马明王塑像，额上多一纵目，乘白马，此盖表示其神为纵目人，属白马氐类，隐指蚕丛也。宋王钦若驳天蚕为天驷之说（详《
宋史》卷五十五本传），于是朝廷祀典称「先蚕」。废其燔柴，但瘗埋以祭。神亦另作翁媪持茧像，拟嫘祖。人民不愿从钦若说者，乃因马头娘故事，塑女子披马皮者为蚕神。或私祀马明王如故，但改称其庙为白马庙而已。马头娘故事者，唐人所造。谓高辛氏时，蜀人为贼掠去。其女誓于众曰：能使父还者嫁之。家有马，绝逸去，乘其父归，父不肯以女嫁马。马咆哮嘶啼。其父怒，射杀之，曝其皮于庭。女过其处，皮蹶然起，卷女飞去，栖于桑上。女化为蚕，食桑成茧（
节《太平广记》）。此明是迷信蚕马同气者所造。仍称「蜀人」。远托于「高辛氏」时，其意犹指蜀山氏也。明清人又谓蚕神为「青衣神」（徐光启《农政全书》），谓「蚕丛氏衣青衣」。青衣，白马，皆氐族支别之称。要皆足以说明养蚕为蜀地氐人所创。是为结论之四。
近世，有西人传教士着书，谓中国蚕丝业始于山东。其人不知蜀地有蚕丛，有原蚕，但缘山东有柞蚕，有黄丝（较原始的丝色），遂言之。夫若先无天然自生之野蚕以启发远古劳动人民，即不可能有养蚕的创造。四川自岷江河谷入四川盆地，今犹多有野蚕，亦其证也。
１９７６年任乃强再稿。
附二
成都七桥考
常璩《华阳国志》云：「长老传言，李冰造七桥，上应七星。」其上文专章记李冰事，未言造桥。此虽补述，犹曰「长老传言」，固疑之也。
今按，李冰既穿二江「双过郡下」，即不能不跨江造桥，以通行旅。二江者，郫江，自沱江（毗河）分水，至张仪、张若所造成都城西北，绕少城西，折向东流，过城南之市桥与江桥，至合江亭，与检江合。自灌田外，兼具护卫城防与漕转汶山地区竹木财物之用。是为二江之北江。其故迹，验于今地，则为自郫县三道堰，经成都市区之洞子口、九里堤，与今城内之王家塘、洗马池一带低地，出外东莲花池，至望江楼附近合检江。秦城在此江之北，面积不过今城九分之一、二。其商业繁盛区在市桥附近（属秦少城石牛门外）。其下有石犀渊，相当宽深。汉世展拓秦城，合大城、少城作十八郭，此市与渊均仍在市桥门郭外，当时汉民与少数民族市易，不乐在城内受官吏拘束故也。自隋、唐、宋、明，屡徙城址。明、清两代修建砖城时，则王家塘、洗马池一带已包入砖城之内，而别凿护城河以泛竹木（今云油子河）。城内郫江旧迹次第填平，变成街道，每大雨，街水漫流时，此旧河迹部分恒成泽国，有淹没屋基一、二尺深者，其明验也。
李冰二江之检江，远自都江堰内江之宝瓶口外分水，长百余里。即今之走马河，灌、温江、郫、崇庆、双流、新津诸县和成都广大田野之干流。秦时系自今百花潭、十二桥循金河一线，至合江亭，与郫江合。明代筑砖城包金河后，乃更于南门外开护城河，即今南门大桥下河，清代同。城内金河，初亦行船，后渐为沿岸民居侵夺，乃更开拓南门外渠为正流。今则金河渐堙灭矣。冲积平原开河易，可以随时依人意改变河道，其都市土城，亦屡圮，屡筑，移徙不定，故执今地形以求古地名位置者，每每致谬。先瞭解秦李冰二江旧迹与大城、少城之位置，乃可以考订秦之七桥。
兹先汇录七桥资料，以便审证：
１ 常璩《华阳国志》（依新校本）：「西南两江有七桥。直西郫江上曰冲里桥，西南石牛门曰市桥，……大城南门曰江桥，南渡流（江）曰万里桥。西上曰夷里桥。上曰笮桥。又从冲里桥西北折曰长升桥。郫江上西有永平桥。」
２ 《水经注》卷三十三：「西南两江有七桥：直西门郫江上曰冲治桥。（一本无上曰二字，治作里。）西南石牛门曰市桥。吴汉入蜀，至广都，令轻骑先往焚之。……大城南门曰江桥。桥南曰万里桥。西上曰夷星桥（一本作「夷里桥」）。下（校作亦）曰笮桥。南岸道东有文学……道西城，故锦官也……又从冲治桥北折曰长升桥。城北十里曰升僊桥，有送客观，……李冰沿水造桥，上应七宿。故世祖谓吴汉曰：安军宜在七桥连星间。」（此则明是引据《常志》而以笮桥为夷里桥之别称，以升仙桥入七数。无永平桥。）
３ 《初学记》卷七《桥总序》云：「蜀有七桥：一，冲里；二，市桥；三，江桥；四，万里桥；五，夷里桥；六，笮桥；七，长升桥。」（此亦明是依据《常志》，未似《郦注》之参杂他书，不用升仙桥。）
４ 《一统志》引李膺《益州记》云：「一，长星桥，今名万里。二，员星桥，今名安乐。三，玑星桥，今名建昌。四，夷星桥，今名笮桥。五，尾星桥，今名禅尼。六，冲星桥，今名永平。七，曲星桥，今名升仙。」（附原注：「按《益州记》与《华阳国志》多不同。《华阳国志》升仙桥亦不在七星之数。」）
今按：李膺从桓温伐蜀，留蜀中颇久，盖与常璩为同时人。而所记李冰七桥与常氏异者，常氏记「故老」传说，李膺记当时星纬家言，《郦注》折衷二家为文。《初学记》则恪遵《常志》也。兹先依《
常志》次第，考订各桥名称，位置如下：
冲治桥 《初学记》作冲里。《水经注》官本作治，朱本、赵本作里。赵一清《水经注释》云：「是唐时写本避高宗讳耳。」今按：秦汉制，县域区划，有乡、亭、里。「乡置有秩三老、游徼。」「
亭有亭长，以禁盗贼。」「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引《后汉百官志》。）《常志》亦云：「故蜀立里多以桥为名。」编户之法，大十户左右为甲。十甲左右为里。地有兴衰，户有增减。增减度过大时，亦每有分并。先有桥，则里因桥为名，先有里，则桥因里为名，此其大较也。秦已建桥，汉始分里，故可推断冲里桥者，原始当单名冲桥。冲即冲途、冲繁之冲字。秦时成都西侧当羌氐、筰、邛出入之冲，（当时临邛入郡自西门。僰自南门，賨自东门，秦自北门。）故正西之郫江桥曰冲。汉立里，因曰冲里。后遂转为冲里桥。宋人刻书者与传写《常志》者，每因唐避治作里，而误会理、里字为唐人避改，遂妄还为冲治桥。犹俗本《史记》、《汉书》，改元元为玄元，说为黑头之义。亦谓古本为避讳改也。
市桥 秦少城正南为石牛门。门外跨郫江有桥，为市桥，为当时各族人民市易处。汉建益州，称为「州市」，谓一州最大市也。《
寰宇记》卷七十二云：「市桥，在州西四里。」又引李膺《益州记》云：「汉旧州市在桥南，《华阳国志》云，后汉大司马吴汉征公孙述，述妹婿延岑伪遣鼓角麾帜渡市桥挑战，汉兵争观，延岑纵兵出汉军后袭击，大破之。（在《公孙述志》）即此桥也，七星桥之五。」郑樵《通志》谓古市桥「今曰金花桥」。考石犀渊当即今之王家塘。石牛门当在今宁夏街东武担山与文殊院之间，去金花街、五福桥不远。宋代犹能知其处，今难确定何点矣。
江桥 在大城南门外，尝估其桥址当在今城东北方正街、贵州馆街之间。《寰宇记》云：「南江桥亦曰安乐桥，在城南二十五步（
按此谓唐宋之府城）。宋孝武以桥名安乐，寺改名安乐寺。」今安乐寺为人民市场，在盐市口附近，祀蜀后主安乐公刘禅，非古之桥神庙也。
万里桥 在郫、检二江合流处之西跨检江。成都舟运，始畅于此。《元和志》云：「在县南八里。蜀使费祎聘吴，诸葛亮祖之（于此），祎叹曰：『万里之行，始于此桥。』因以为名。」又「明皇幸蜀过此（《寰宇记》作「适此桥」，义较佳），问桥名。左右以对。明皇叹曰：『开元末，僧一行谓，更二十年，朕当远游万里外，此其验也。』」范成大《吴船录》云：「在合江亭西。」考合江亭，当在今望江公园附近。万里桥当在今九眼桥附近。检江，亦即锦江，一名流江，《元和志》曰「大江」，云「万里桥架大江水」也。舟行者自此始，故祖饯者恒于此处。费祎所叹，谓使程之远，正如此桥名，非因有此叹而名此桥也，万里之名，当秦已定，取长江万里为义。《寰宇记》云：「在州南二里。亦名笃泉桥。桥之南有笃泉也。……七星桥之二。」今按「二里」上疑脱十字。或二为八之讹。所举费祎、玄宗两故事与《元和志》同，则道里不能远异。宋之州城距此，亦不能是二里。所言「笃泉」，疑即今之「薛涛井」，本名「笃泉」，清人傅会为薛涛故井也。成都郊区皆饮江水，渠水，不作井泉，惟此有一井泉，故知其为笃泉也。万亦为姓氏字，亦可疑「万里」是里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