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二史札记 - 第 12 页/共 26 页

真宗由皇太子登极，其母则李贤妃也。仁宗由皇太子登极，其母则李宸妃也。神宗之为皇太子，其母本高皇后，然生帝时尚在英宗潜邸，未为后也。哲宗由皇太子登极，其母朱德妃，亦非后也。惟钦宗生时，其母王氏已册为后，故钦宗以嫡长为皇太子，后即位，竟北迁于金。南渡后，光宗母系郭皇后，宁宗母系李皇后，然诞育时亦皆在潜邸，未为后也。惟度宗后全氏，正位中宫后生德帝，（咸三年立全后，七年生帝。）甫登极即国亡。统计有宋一代，皇后，正位后所生太子，只靖康、德二帝，而二帝皆为失国之君，此理之不可解者。○又有已立为太子而不得继统者，太宗之昭成太子元禧，真宗之悼献太子，哲宗之献愍太子茂，犹皆死后追赠，未尝及身为储君也。其生而立为太子者，钦宗嫡子谌，朱后所生，生时虽尚未为后，然正妃也，故谌为嫡皇孙，当时已称祖宗以来所未有。钦宗登极后，立为皇太子，后竟随北去。高宗之元懿太子甫，潘贤妃所生，苗刘之变，为所拥立，改元明受，高宗复辟后，立为皇太子，未几殇。孝宗之庄文太子忄耆，郭后所生，嫡长子，乾道元年立为皇太子，年二十四薨。宁宗之景献太子询，本宗室子，开禧初立为皇太子，年二十九薨。再育宗室子贵和为皇子，赐名，虽未加太子之号，然已居储贰，继体攸属，后为史弥远擅废，降封镇王，不得其死。是不惟正后所生太子不吉，即非正后所生而册为太子者亦不皆吉也。 ○宋初考古之学 考古之学，至南宋最精博，如郑樵、李焘、王应麟、马贵与等是也。然宋初制诰之臣已多博雅。乾德三年，范质等三相俱罢，将独相赵普，而无宰相书敕，帝以问陶谷，谷曰：“古来宰相未尝虚位，惟唐文宗甘露之变，数日无相，左仆射令狐楚奉行。今尚书亦南省官，可以书敕。”窦仪曰：“非承平令典也。皇弟开封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也，可书敕。”从之。仪之论固是，然古来偶有朝无宰相之故事，谷独能记之。又普独相后，太祖欲置之副而难其名称，问谷下宰相一等有何官，谷曰：“唐有参知机务、参知政事。”遂以薛居正、吕余庆为参知政事。仓猝一问，即能援引故事，可见熟于典故，腹笥中无不有也。太祖改年号乾德，以为古所未有，后于宫中得乾德钱，以问窦仪，仪对以魏、蜀曾有此号，询知果自蜀中来者，始叹曰：“宰相须用读书人。”太宗时，皇子元杰封吴王，行扬州、润州大都督府长史。张洎谓六朝皇子封王，以郡为国，置傅、相、内史等，佐王为治；或王子不之国，则内史行郡事。唐改为长史，凡亲王授大都督不之镇，而朝命大臣临郡者，即有长史之号，谓亲王之上佐也。如段文昌出镇扬州，云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李载义出镇幽州，云卢龙军副大使知节度事兼幽州大都督府长史是也。今王既为大都督，又为长史，则是王自为上佐矣。即此数条，可见诸臣于朝章国典无不究心有素，仓猝间即有据依，足资朝廷制作之讨论也。又钱ㄈ薨，谥“忠懿”，张洎为覆状，有“受宠若惊，居亢无悔”语，张亻必驳之，谓“亢龙无悔”非臣子所宜言。洎对状曰：“《易》之九三，王弼注云，处下体之极，居上体之下，因时而惕，故愈于上九之亢。《正义》云，九三居下体之极，是人臣之体，其能免亢龙之咎者，以慎守免祸也。是人臣能免亢极之祸也。《汉书 梁商传赞》云，地居亢满而能以谨厚自终。杨植作《许由碑》云，锱铢九有，亢极一夫。杜鸿渐《让元帅表》云，禄位亢极，过逾涯量。卢杞作《郭子仪碑》云，居亢无悔，其心益降。张说作《祁国公碑》云，一无目牛之全，一无亢龙之悔。皆就人臣而言也。”乃诏洎援引故实，历历有据，罚亻必一月俸。以一“亢”字而援引典故，辩博如此，其学可知。神宗有殿名宣光，哲宗问林希古有此名否，希对曰：“此石勒殿名也。”乃更名显承。此又诸臣熟于经史之学，原原本本，非以口给也。自朝章国故之不讲，则有如蔡京误以唐太宗为宋太宗而废尚书令者矣。（徽宗诏，尚书令太宗曾为之，今不须复置。说者谓宋太宗未尝为尚书令，惟唐太宗曾为之，今误以唐太宗为宋太宗，乃蔡京当国，不学无术之故也。见《京传》。）自经义史学之不讲，则有如章谓北郊祀地，只可谓之社，而欲废北郊大礼者矣。（以北郊止可谓之社，黄履曰，天子祭天地皆称郊，故《诗序》云，郊祀天地。若社则土神也，岂有祭大祗亦谓之社乎，北郊之议遂定。见《黄履传》。）然则北宋文学之臣，稽典故，援经史，俱确有据依，岂后代所可及哉。 ○宋初严惩赃吏 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治赃吏最严。盖宋祖亲见五代时贪吏恣横，民不聊生，故御极以后，用重法治之，所以塞浊乱之源也。按本纪，太祖建隆二年，大名府主簿郭ダ坐赃弃市。乾德三年，员外郎李岳、陈偃、殿直成德钧皆坐赃弃市。蔡河纲官王训等以糠土杂军粮，磔于市。太子中舍王治坐受赃杀人，弃市。开宝三年，将军石延祚坐监仓与吏为奸赃，弃市。四年，将军桑进兴、洗马王元吉、侍御史张穆、左拾遗张恂，皆坐赃弃市。刘祺赃轻，杖流海岛。六年，中允郭思齐、观察判官崔绚、录事参军马德林，俱坐赃弃市。此太祖时法令也。太宗太平兴国三年，泗州录事参军徐璧坐监仓受贿出虚券，弃市。侍御史赵承嗣隐官钱，弃市。又诏诸职官以赃论罪，虽遇赦不得叙，永为定制。中书令史李知古坐受赃改法，杖杀之。詹事丞徐选坐赃，杖杀之。御史张白以官钱籴卖，弃市。汴河主粮吏夺漕军粮，断其腕，徇河干三日，斩之。是太宗法令犹未弛。然寇准谓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赃，吉赃少乃伏诛，淮以参政王沔之弟，盗主守财至千万，止杖，岂非不平耶。则是时已有法曲纵者。至真宗时，弃市之法不复见，惟杖流海岛。如员外郎盛梁受赃，流崖州。著作郎高清以赃杖脊，配沙门岛。盖比国初已弛纵矣。《仁宗本纪》则并杖流之例亦不复见。《苏颂传》，知金州张仲宣坐枉法赃应死，法官援李希辅例，杖脊黥配海岛，颂奏仲宣赃少应减，神宗曰：“免杖而黥之可乎？”颂引“刑不上大夫”为对，遂免黥，永为定制。自是宋代命官犯赃抵死者，例不加刑，当时论者谓颂一言而除黥刺，以为仁人之言其利溥。（见《颂传》。）益可见姑息成风，反以庇奸养贪为善政，其于不肖官吏之非法横取，盖已不甚深求。继以青苗、免役之掊克，花石纲之攘夺，遂致民怨沸腾，盗贼竞起。宋江等三十六人横行河朔，官军万人不敢捕。方腊之乱，凡得官吏，必恣行杀戮，断截肢体，探取肺肝，或熬以鼎油，或射以劲矢，备极惨毒，以泄其愤。陈遘疏所谓贪污嗜利之人倚法侵牟，不知纪极，怨痛结于民心，故至此也。（见《陈遘》及《方腊传》。）南渡后，高宗虽有诏，按察官岁上所发摘赃吏姓名以为殿最，然本纪未见治罪之人。惟孝宗时，上元县李允升犯赃，贷死，杖脊刺面配惠州牢城，籍其赀，失察上司俱降黜。广东提刑石敦义犯赃，刺面配柳州，籍其家。知潮州曾造犯赃，贷死，南雄编管，籍其家。参知政事钱良臣以失举赃吏，夺三官。是时法令虽比国初稍轻，而从积玩之后有此整饬，风气亦为之一变。真德秀所谓乾道、熙间，有位于朝者以馈赂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耻，皆孝宗之遗烈也。理宗虽亦诏监司以半岁将功去赃吏之数来上，视多寡为殿最，守臣助监司所不及则以一岁为殿最，（见本纪。）是亦颇能留意综核者，然是时汤焘疏言，苞苴有昔所未有之物，故民罹昔所未有之害。苞苴有不可胜穷之费，故民有不可胜穷之忧。（见《焘传》。）则知庙堂之诏已为具文，而官吏之削如故也。贾似道亦疏言，裕财之道，莫急于去赃吏，艺祖杖杀朝堂，孝宗真决刺面，今当仿而行之。（见《似道传》。）以似道之狂谬，尚知赃吏之不可不重惩，而追思艺祖、孝宗之遗法，然则是二帝者可谓知所务者哉！ ●卷二十五 ○宋封王之制 宋初臣下少封王者。石守信卒，封武威郡王。王审琦卒，封琅琊郡王。高怀德卒，封渤海郡王。王景生封太原郡王，卒封岐王。此皆前代功臣，位本崇重，一旦倾心兴朝，宣力藩镇，故荣之以茅土也。其佐命功臣，惟赵普卒封真定郡王，曹彬卒封济阳郡王而已。（普后加封韩王。）至徽宗时，追封王安石舒王，蔡确汝南郡王，封爵始滥。时宰相何执中卒，封清源郡王。郑居中卒，封华原郡王。甚至奄人童贯，亦生封广阳郡王，名器猥亵，莫此为甚。南渡后，武臣封王者，韩世忠生封咸安郡王，后追封蕲王。张俊生封清河郡王，后追封循王。杨存中生封同安郡王，后追封和王。吴生封新安郡王，后追封信王。其死后追封者，吴涪王，岳飞鄂王。（宁宗时封。）刘光世安成郡王，（孝宗时封。）又加封王。文臣封王者，秦桧生封建康郡王，后追封申王。史浩追封会稽郡王，又加卫王。韩胄生封平原郡王。史弥远生封会稽郡王，死又追封越王。郑清之亦追封魏郡王。诸武臣多战功，疏封尚有说，文臣以权宠得之，亦太猥亵矣。此外则后族有封王者，其始皆子孙尊崇母后之族，如太祖追封杜太后弟审进为京兆郡王，真宗追封母李太后父英常山郡王，仁宗追封真宗潘后父美郑王，郭后弟守文谯王是也。章献明肃刘后父通追封魏王，则以后垂帘故。李宸妃弟用和封陇西郡王，亦以仁宗生母故。惟仁宗张贵妃（追册温成皇后。）父尧封封清河郡王，此为人主自封后族之始。仁宗慈圣光献曹后乃曹斌女孙，神宗时追封其曾祖芸魏王，祖彬韩王，父吴王，后弟佾亦封济阳郡王，则并及四代矣。英宗宣仁圣烈高后，神宗追封其父继勋康王，兄遵甫楚王。高宗又追封后弟士逊、士林、侄公纪、公绘皆为王。神宗钦圣向后弟宗回永阳郡王，宗良永嘉郡王，皆徽宗时封。哲宗孟后父彦弼咸宁郡王，弟忠厚信安郡王，则高宗时封。徽宗王后、郑后无封。韦贤妃为高宗生母，高宗封其弟渊平乐郡王。钦宗朱后父伯材恩平郡王，则钦宗所封也。高宗吴后父近吴王，弟益大宁郡王，盖新兴郡王。孝宗郭后父荣王，弟师永宁郡王，皆子为帝后所封。光宗李后三代皆封王，则光宗时。封宁宗杨后弟次山永阳郡王，其二子谷、石亦皆封王，亦宁宗时封。理宗谢后三代皆王，则度宗时封。 ○宋待周后之厚 宋太祖为军士拥戴，既登极，迁周恭帝及符太后于西宫，易其帝号曰郑王，太后曰周太后。作周六庙于西京，遣官迁其神主，命周宗正郭以时祭享，又遣工部侍郎艾颖拜嵩陵、（太祖）庆陵。（世宗）建隆三年，郑王出居房州。开宝六年，郑王始殂，距禅位已十四年矣。宋祖素服发哀，辍朝十日，谥曰恭帝，命还葬庆陵之侧，陵曰顺陵。仁宗嘉四年，诏取柴氏谱系，于诸房中推最长一人，岁时奉周祀。寻录周世宗从孙柴元亨为三班奉职。（先是加恩郭氏，至是又恩及柴氏。）又诏周世宗后每郊祀录其子孙一人。至和四年，遂封柴咏为崇义公，给田十顷，奉周室祀，并给西京周庙祭享器服。神宗又录周世宗从曾孙思恭等为三班奉职。熙宁四年，崇义公柴咏致仕，子若讷袭封。徽宗诏柴氏后已封崇义公，再官恭帝后为宣教郎，监周陵庙，世为三恪。南渡后高宗又令柴叔夏袭封崇义公，理宗又诏周世宗八世孙承务郎柴彦颖袭封崇义公，此皆见于本纪及《续通鉴长编》者。盖柴氏之赏延直与宋相终始，其待亡国之后可谓厚矣。 ○宋郊祀之费 宋制，每三岁一亲郊，大小各官皆得荫子。赵思诚疏言，寒士在部，须待数年之阙，今亲祠之岁，任子约四千人，十年之后须万二千员，则寒士有三十年不得选者。是郊祀恩荫已极冗滥。此外又有赏赉，计每次缗钱五百余万，大半以金银绫绢纟纟由平其直给之。景德郊祀至七百余万，东封又八百余万，祀汾上又百二十万。丁谓为三司使，著《景德会计录》，自后历代郊祀常以为准。仁宗享明堂，并增至一千二百万。后以西夏用兵，国计日绌，乃诏裁减郊祀所赐银绢，旧三四千者减一千，一千者减三百，百减二十，特著为令。然宝元元年，会计京师所入金帛一千九百五十万，而出者二千一百八十五万，是岁以郊祀故，出入之数视常岁过多云，则亦未为大减也。（俱见《食货志》。）神宗时，司马光曾疏请听百官辞南郊赏赉，不许。人主敬天，精意以享，何贵于恩泽之多，乃浮费如此？是人主昭事之典，反为百官幸恩之端，真属无谓。且岁一亲郊，古今大礼，今反以浮费之多，不得不改为三岁一举，是又因百官之沾被，成人主之怠弛，尤不可之大者也。按范镇疏云，赋役繁重，转运使又于常赋外进羡钱以助南郊，无名敛率不可胜数。然则南郊之费大概出于外僚科敛所进之羡余，是又因百官之滥恩，而万民之财力。立制抑何谬耶！ ○宋制禄之厚 《宋史 职官志》载俸禄之制：京朝官宰相、枢密使，月三百千，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参知政事、枢密副使，月二百千、绫十匹、绢三十匹、绵五十两。其下以是为差。节度使月四百千，节度、观察留后三百千，观察二百千，绫绢随品分给，其下亦以是为差。凡俸钱并支一分见钱，二分折支，此正俸也。其禄粟则宰相、枢密使月一百石，三公、三少一百五十石，权三司使七十石，其下以是为差。节度使一百五十石，观察、防御使一百石，其下以是为差。凡一石给六斗，米麦各半。熙宁中，又诏县令、录事等官，三石者增至四石，两石者增至三石，此亦正俸也。俸钱、禄米之外，又有职钱，御史大夫、六曹尚书六十千，翰林学士五十千，其下以是为差。（职钱惟给京朝官，外任者不给，因别有公用钱也。）元丰官制行，俸钱稍有增减。其在京官司供给之数皆并为职钱，如大夫为郎官者，既请大夫俸，又给郎官职钱，视国初之数已优。至崇宁间，蔡京当国，复增供给食料等钱，如京仆射俸外又请司空俸，视元丰禄制更倍增矣。俸钱、职钱之外，又有元随亻兼人衣粮，（在京任宰相、枢密使，在外任使相至刺史，皆有随身，余止亻兼人。）宰相、枢密使各七十人，参知政事至尚书左右丞各五十人，节度使百人，留后及观察使五十人，其下以是为差。衣粮之外，又有亻兼人餐钱，（中书、枢密及正刺史以上，亻兼人皆有粮，余止给餐钱。）朝官自二十千至五千凡七等，京官自十五千至三千凡八等，诸司使副等官九等。此外又有茶酒厨料之给，薪蒿炭盐诸物之给，饲马刍粟之给，米面羊口之给。其官于外者别有公用钱，自节度使兼使相以下二万贯至七千贯凡四等，节度使自万贯至三千贯凡四等，观察、防、团以下以是为差。公用钱之外，又有职田之制，两京大藩府四十顷，次藩镇三十五顷，防、团以下各按品级为差。选人使臣无职田者别有茶汤钱。建炎南渡，以兵兴，宰执请俸钱禄米权支三分之一；开禧用兵，朝臣亦请损半支给，皆一时权宜，后仍更渡制。此宋一代制禄之大略也，其待士大夫可谓厚矣！惟其给赐优裕，故入仕者不复以身家为虑，各自勉其治行，观于真、仁、英诸朝，名臣辈出，吏治循良，及有事之秋，犹多慷慨报国，绍兴之支撑半壁，德之毕命疆场，历代以来，捐躯徇国者，惟宋末独多，虽无救于败亡，要不可谓非养士之报也。然给赐过优，究于国计易耗。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 ○宋祠禄之制 宋制，设祠禄之官，以佚老优贤，自真宗置玉清昭应宫使，以王旦为之。后旦以病致仕，乃命以太尉领玉清昭应宫使，给宰相半俸，祠禄自此始也。在京有玉清昭应宫、景炅宫、会炅观、祥源观等，以宰相执政充使，（王曾以次相为会炅观使，曹利用以枢密使领景炅宫，班在曾上。后曾进昭文馆大学士，为玉清昭应宫使，乃班利用上，见《王曾传》。充使者俸钱，玉清昭应宫月百千，景炅宫七十千，祥源观五十千，见《职官志》。）丞郎学士充副使，庶僚充判官、都监、提举、提点等，各食其禄。初设时员数甚少，后以优礼大臣之老而罢职者，日渐增多。熙宁中，王安石欲以此处异议者，遂著令宫观毋限员数，以三十月为一任。又诏杭州洞霄宫、亳州明道宫、华州云台观、建州武夷观、台州崇道观、成都玉局观、建昌军仙都观、江州太平观、洪州玉隆观、五岳庙，并依嵩山崇福宫、舒州仙炅观置管干、提举等名，以此食禄，仍听从便居住。又诏除宫观者毋过两任；其兼用执政恩例者毋过三任。绍兴以来，士大夫之从驾南来者未有阙以处之，乃许承务郎以上权差宫观一次，（月得供给，各依资序，降二等支。）不限员数。后以陈乞者多，又定令稍复祖宗条法之旧，一任以定法，再任以示恩，（绍熙五年庆寿赦令，宫观岳庙已满不应再陈者，今因庆寿恩，年八十以上者，特许更陈一次。）京官二年，选人三年，皆于优厚之中寓限制之意。见《职官志》。 ○宋恩荫之滥 荫子固朝廷惠下之典，然未有如宋代之滥者。文臣自太师及开府仪同三司，可荫子若孙及期亲、大功以下亲并异姓亲及门客；太子太师至保和殿大学士，荫至异姓亲，无门客；中大夫至中散大夫，荫至小功以下亲，无异姓亲，武臣亦以是为差。凡遇南郊大礼及诞圣节，俱有荫补，宰相执政荫本宗、异姓及门客、医人各一人，太子太师至谏议大夫荫本宗一人，寺长贰、监以下至左右司谏荫子或孙一人，余以是为差。此外又有致仕荫补，曾任宰执及见任三少使相者荫三人，曾任三少及侍御史者荫一人，余以是为差。此外又有遗表荫补，曾任宰相及现任三少使相荫五人，曾任执政官至大中大夫以上荫一人，诸卫上将军四人，观察使三人，余以是为差。由斯以观，一人入仕，则子孙亲族俱可得官，大者并可及于门客医士，可谓滥矣。（俱见《职官志》。）然此犹属定例，非出于特恩也。天圣中，诏五代时三品以上告身存者，子孙听用荫，则并及于前代矣。明道中，录故宰臣及员外郎以上致仕者子孙，授官有差，则并及于故臣矣。甚至新天子即位，监司郡守遣亲属入贺，亦得授官，（见《司马旦传》。）则更出于常荫之外矣。曹彬卒，官其亲族门客亲校二十余人；李继隆卒，官其子，又录其门下二十余人；雷有终卒，官其子八人，此以功臣加荫者也。李沆卒，录其子宗简为大理评事，婿苏{曰邛}、妻兄之子朱涛，并同进士出身；王旦卒，录其子弟侄、外孙、门客常，从授官者数十人，诸子服除，又各进一官；向敏中卒，子婿并迁官，又官亲校数人；王钦若卒，录其亲属及所亲信二十余人，此以优眷加荫者也。郭遵战殁，官其四子，并女之为尼者亦赐紫袍；任福战殁，官其子及从子凡六人；王战殁，官其三子；徐禧战殁，官其家十二人，此又以死事而优恤者也。范仲淹疏：请乾元节恩泽，须在职满三年者，始得荫子。则仲淹未奏以前，甫莅任即得荫矣。阎日新疏言：群臣子弟以荫得官，往往未离童龀即受俸，望自今二十以上始给。（《职官志》，凡荫嫡子孙不限年，诸子孙须年过十五，弟侄须过二十。此盖续定之制。）龚茂良亦疏言：庆寿礼行，若自一命以上覃转，不知月添给俸几何是。甫荫即给俸矣。朱胜非疏述宣和中谏官之论曰：“尚从竹马之行，已造荷囊之列。”则甫荫得服章服矣。熙宁初，诏齐密等十八州及庆渭等四州，并从中书选授，毋以恩例奏补。则他州通判皆可以荫官奏补矣。金安节疏言：致仕遗表恩泽不宜奏异姓亲，使得高赀为市。则恩荫并听其鬻卖矣。（以上俱见各本传。）其间虽有稍为限制者，神宗诏：诸臣年七十以上直除致仕者，不得推恩子孙。（见《职官志》。）又诏：任子自一岁一人者，改为三岁一人；自三岁一人者，改为六岁一人。孝宗诏：七十不请致仕者，遇郊不得荫补。又诏：终身任宫观人毋得奏子。此虽略为撙节，然所减损究亦有限。朝廷待臣下固宜优恤，乃至如此猥滥，非惟开幸进之门，亦徒耗无穷之经费，竭民力以养冗员，岂国家长计哉。 ○宋恩赏之厚 宋制，禄赐之外，又时有恩赏。李沆病，赐银五千两；王旦、冯拯、王钦若之卒，皆赐银五千两，此以宰执大臣也。雷有终平蜀有功，特给廉镇公用钱岁二千贯，既殁，宿负千万，官为偿之，此以功臣也。戴兴为定国军节度使，赐银万两，岁加给钱千万；王汉忠出知襄州，常俸外增岁给钱二百万，此以藩镇大臣也。若李符为三司使，赐银三千两。李沆、宋、王化基初入为右补阙，即各赐钱三百万。知制诰，又赐银五百两、钱五十万。杨徽之迁侍御史，赐钱三十万。魏廷式为转运使，赐钱五十万。宋抟为国子博士，赐钱三十万。班仅庶僚，非有殊迹，亦被横赐。甚至魏震因温州进瑞木，作赋以献，遂赐银二千两，毋亦太滥矣。仁宗崩，遗赐大臣各直百余万。司马光率同列上言，国有大忧，中外窘乏，不宜用乾兴故事。若遗赐不可辞，宜许侍从进金钱助山陵费。不许。此可见宋代恩赏之大概也。南渡后，吴卒，赐钱三十万。蜀将郭浩、杨政各赐田五十顷。魏胜战死，赐银千两、绢千匹、宅一区。田百顷。吴卒，高宗已为太上皇，赐银千两。盖南宋幅员狭而赋税少，匪颁亦稍减也。 ○宋冗官冗费 宋开国时，设官分职，尚有定数。其后荐辟之广，恩荫之滥，杂流之猥，祠禄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纪极。真宗咸平四年，有司言减天下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所减者如此，未减者可知也。王禹言：臣籍济州，先时止有一刺史、一司户，未尝废事。自后有团练推官一人，又增置通判、副使、判局、推官，而监酒榷税又增四人，曹官之外又益司理。一州如此，天下可知。（见《禹传》。）杨亿疏言：员外加置，无有限数，今员外郎至三百余人，郎中亦百数，自余太常国子博士等又不下数百人，率为常参，不知职业之所守，只以惠泽而序迁。（见《职官志》。）宋祁疏言：朝廷有三亢，天下官无定员，一冗也。州县不广于前，而官倍于旧，请立限员以为定法，其门荫、流外、贡举等科，俟阙官时，计员补吏。又曰：使相节度，为费最多。节相之建，或当边镇，或临师屯，公用之钱所以劳众享宾也。今大臣罢黜，率叨恩除，从糜邦用，莫此为甚。请自今非边要无师屯者，不得兼节度，已带节度者，不得留近藩及京师。（见《祁传》。）范坦亦言：户部岁入有限，今节度使至八十余员，留后至刺史又数千人，自非军功得之，宜减其半俸。（见《坦传》。）按《向经传》：方镇有公使钱，例私以自奉，去则尽入其余。大臣罢退，多优以节度空名，待制以下亦或带留后、刺史等衔，其应得之分例，亦与现任者同，故祁、坦皆欲减之。此又冗官之上更加冗费也。徽宗时，卢策疏言：皇所入三千九百万，而费才三之一；治平四千四百万，而费五之一；熙宁五千六十万，而费尽之。今诸道随月所需，汲汲然不能终日矣。此犹北宋全盛之时已如此，南渡以后，幅员既少而耗费更多。廖刚疏言，刘晏以一千二百万贯供中原之兵而有余，今以三千六百万贯供川、陕一军而不足。川、陕兵数六万八千四百四十九人，内官员万一千七员，兵士所给钱比官员不及十分之一，则冗员在官不在兵。（见《刚传》。）此军官之冗费也。汪应辰疏言：班直转官三日而堂吏食钱万缗，工匠洗器仅给百余千而堂吏食钱六百千，塑显仁神御半年，功未及半，而堂吏食钱已支三万、银绢六百两匹。（见《应辰传》。）此堂吏之冗费也。举此类推，国力何以支乎？ ○南宋取民无艺 宋初国用虽滥，然主皆恭俭。吏治亦，尚无甚病民之事。自王安石行青苗等法而民始受害，（时又有免役钱，有常平积剩钱，有无额上供钱，见《蔡幼学传》。）然犹为富国强兵起见也。至徽宗时，蔡京当国，专以“丰亨豫大”之说蛊惑上心，动引《周官》“惟王不会”为词，遂至取民无艺。是时赋税之外，有御前钱物，朝廷钱物，户部钱物，裒敛各不相知，肆行催索。又有大礼进奉银绢，有赡学籴本钱。（亦见《蔡幼学传》。）宇文粹中疏言：朝廷支用一切取给于民，陕西上户多弃产而居京师，河东富人多弃产而入川蜀，是西北之受害可知。甚至花石纲之扰，运一石民间用三十万缗，而东南又大困。南渡后，因军需繁急，取民益无纪极。有所谓经制钱者，本宣和末陈亨伯为经制使，创杂征之法，因以为名。建炎中，高宗在扬州，四方贡赋不至，吕颐浩、叶梦得言：亨伯常设此制，宜仿行之，以济缓急。于是课添酒钱、卖糟钱，典卖田宅增牙税钱，官员请给头子钱，楼店务增三分房钱，令各路宪臣领之，通判掌之。绍兴五年，孟庾提点财用，又请以总制司为名，因经制之额，增析为总制钱。州县所收头子钱，贯收二十三文，以十文作经制上供，以十三文充本路用，他杂税亦一切仿此。其征收常乎钱物，旧法贯收头子钱五文，亦增作二十三文，除五文依旧法外，余悉入总制。乾道中，又诏诸路出纳，贯添收十三文，充经总制钱。自是每千收五十六文矣。此二项通谓之经总制钱。又有所谓月桩钱者，绍兴二年，韩世忠军驻建康，吕颐浩等议，令江东漕臣每月桩发大军钱十万缗供亿，漕司不量州军之力，一例均科，于是州县横征，江东、西之害尤甚。又有所谓板帐钱者，输米则收耗利，交钱帛则多收糜费，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罚，恣胥吏之受赃而课其入，索盗赃则不偿失主，检财产则不及卑幼，亡僧绝户不俟核实而入官，逃产废田不为消除而抑纳。有司固知其非法，而以板帐钱太重，不能不横征也。熙五年，湖北漕臣言：绍兴九年，诏财赋十分为率，留一分以充上供，自十三年始，每年增二分。鄂州元额钱一万九千五百七十余缗，今增至十二万九千余缗。岳州旧额五千八百余缗，今增至四万二千一百余缗。民力凋敝，实无从出。此在孝宗有道之时，已极削之害也。（以上皆见《食货志》。）此外又有和买折帛钱，先是咸平中马元方建言：方春预支钱与民济其乏，至夏秋令输绢于官，是先支钱而后输绢，民本便之，其后则钱盐分给，又其后则直取于民。林大中疏言：今又不收其绢，令纳折帛钱，于是以两缣折一缣之直。（见《大中传》。）是南渡后之折帛，比青苗法更虐矣。赵开总四川财赋，尽征榷之利，至大变酒法，曲与酿具官悉自置，听酿户以米赴官自酿，斛输钱三千，头子钱二十二，其酿之多寡，不限以数，惟钱是视。时张浚驻兵兴元，期得士死力，以图克复，旬犒月赏，费用不赀，尽取办于开。开于食货，算无遗策，供亿常有余，而遗法讫为蜀中百年之害。（见《开传》。）至贾似道创议买公田，平江、江阴、安吉、嘉兴、常州、镇江六郡，共买田三百五十余万亩，令民以私家之租为输官之额。（见《似道传》。）于是民力既竭，国亦随亡。统观南宋之取民，盖不减于唐之旬输月送，民之生于是时者，不知何以为生也。 ○宋军律之弛 五代自石敬瑭姑息太过，军律久弛，丧师蹙地，一切不问。周世宗鉴其失，高平之战，斩先逃之樊爱能、何徽及将校七十余人，于是骄将惰兵无不知惧，所以南取江淮，北定三关，所至必胜也。宋太祖以忠厚开国，未尝戮一大将，然正当兴王之运，所至成功，固无事诛杀。乃太宗、真宗以后，遂相沿为固然，不复有驭将纪律。如太宗雍熙四年，刘廷让与契丹战于君子馆，廷让先约李继隆为援，及战，而继隆不发一兵，退保乐寿，致廷让一军尽没，廷让仅以数骑脱归。是继隆之罪，必宜以军法从事，而太宗反下诏自悔，而释继隆不问。真宗咸平三年，契丹入寇，宋将傅潜拥步骑八万不敢战，闭城自守。部将范廷召求战，不得已分兵八千与之，仍许出师为援。廷召又乞援于康保裔，保裔援之，力尽而死，而潜之援兵不至。帝仅流潜于房州。是时钱若水谓潜既不能制胜，朝廷又不能用法，力请斩之，不听。仁宗时，夏人寇塞门砦，砦中兵才千人，赵振在延安，有众八千，砦被围已五月，告急者数至，振仅遣百人往。砦遂陷，砦主高延德、监押王继元皆没于贼。庞籍秦劾振，乃仅贬白州团练使。（俱见各本传。）兵凶战危，非重赏诱于前，严诛迫于后，谁肯奋死决胜？乃继隆等拥重兵，坐视裨将之覆军丧命而不顾，军政如此，尚何以使人？此宋之所以不竞也。 ○宋科场处分之轻 唐时有通榜例。陆贽知贡举，以崔元翰、梁肃文艺冠时，凡肃、元翰所荐皆取之。（《唐书 贽传》）如崔群以梁肃荐为公辅器，贽遂取中是也。（《群传》）韩愈负文名，遇举子之有才者辄为延誉，并言于知贡举之人，往往得售，故士争趋之。（《文献通考》）然通榜必视其才，时尚无糊名之例，见名甄拔，果当其才，人亦服其公而无异议。其以徇私得中者，唐钱徽知贡举，段文昌属以杨浑之，李绅亦托以周汉宾，及榜发皆不中选，而取中有李宗闵之婿苏巢，杨汝士之弟殷士，文昌遂奏徽取士不公。穆宗命王起、白居易重试，内出题目《孤竹管赋》、《鸟散余花落诗》，举子多不知出处，被黜者孔温业、赵存约等十人，遂贬徽江州刺史，李宗闵剑州刺史，杨汝士开江令。（《旧唐书 钱徽传》。）是唐时科场之处分本轻。至五代时，郑珏举进士数不中，张全义为之属有司，乃及第。（见《欧史 珏传》。）桑维翰应举，亦张全义言于有司得第。（《洛阳缙绅旧闻记》）崔税将知贡举，有举子孔英者，素有丑行，宰相桑维翰谓税曰：“孔英来矣。”不喻其意，反疑维翰属之，乃考英及第。（见《薛史 传》。）此以势利舞弊者。后唐清泰中，■导知贡举，将锁院，刘涛荐薛居正必至台辅，导取之，后果为相。（《宋史 薛居正传》）李度工诗，有“醉轻浮世事，老重故乡人”之句，枢密使王朴录其句，荐之知贡举申文炳，遂擢度第三人。（《宋史 李度传》）此亦通榜之余风，虽非以势利起见，然知其人而取之，究亦弊也。聂屿与赵都同赴举，都纳赂于郑珏，报明日当登第，屿闻不捷，乃大诟来人以恐之，珏惧，俾俱成名。（《薛史 珏传》）是竟以贿赂得第矣。五代乱世，此等作奸舞弊之事，习以为常，固无足怪。其有稍示惩罚者，同光三年，礼部侍郎裴知贡举，所取新及第进士符蒙正等干物议，特诏翰林学士卢质复试，王澈改第一，桑维翰第二，符蒙正第三，成僚第四，既无黜落，裴免议。周广顺中，赵上交知贡举，有新进士李观不当策名，物议喧然，中书门下以观所试诗赋失韵，遂黜之，并谪上交官，由侍郎降詹事。（见《上交传》。）显德中，刘涛考试不精，王朴劾之。世宗命翰林学士李复试，黜者七人，涛坐降谪。（见《涛传》。）又刘温叟考进士，得十六人，有谮之者，帝怒，黜十二人，温叟左迁。（见《温叟传》。）是五代时虽有科场处分，不过降秩，宋初因之。开宝中，李知贡举，贡士徐士廉击登闻鼓，诉用情。帝怒，特命复试，多黜落者，责授太常卿。（见本纪及《传》。）真宗时，三司使刘师道以弟几道举进士，属考官陈尧咨，时已糊名考校，乃于卷中为识号，遂擢第。已而事泄，诏几道落籍，永不预举，师道责忠武军行军司马，尧咨责单州团练使。此五代及宋科场处分大概也。惟王钦若知贡举，有任懿者托素识钦若之僧惠秦，赂以白金二百五十两。会钦若已入院，僧属其门客达于钦若妻李，李遣奴祁睿入院，书懿名于其臂及白金之数，以告钦若，遂得中。后事泄，钦若反委罪于同知举官洪湛，湛遂远贬。（见《钦若》及《湛传》。）以有赃贿，故处分较重。然纳贿舞弊，仅至窜谪，科场之例亦太弛纵矣。 ○定罪归刑部 宋太祖尝谓宰相曰：“五代诸侯跋扈，有枉法杀人者，朝廷置而不问，人命至重，姑息藩镇，当如是耶。自今诸州决大辟，录案奏闻，付刑部复视。”遂著为令。此建隆三年所定也。（见本纪。）自有此制，天下重狱皆须候部复核，宜无有擅杀者矣。然李及知秦州，有禁卒白昼攫妇人金钗于市，吏执以来，及方观书，诘问得实，即命斩之，观书如故。（见《及传》。）张咏知益州，有小吏，以罪械其颈，吏恚曰：“非斩某，枷不得脱。”咏即命斩之。（见《咏传》。）范正辞奉诏料州兵送京，有王兴者惮行，以刃伤其足，正辞斩之。兴妻诣登闻鼓院上诉，太宗以正辞有威断，特擢之。（见《正辞传》。）王济知睦州，有狂僧突入州廨，出妖言，济与转运使陈尧佐按实斩之。（见《济传》。）吕公弼知成都，营卒犯法，不受杖，曰：“宁以剑死。”公弼曰：“杖者国法，剑汝自请。”乃杖而斩之。（见《公弼传》。）文彦博知益州，方宴击球，闻外喧甚，乃卒长杖一卒不伏。呼入问状，令引出与杖，又不受。复呼入斩之，竟球乃归。（见《彦博传》。）舒为临海尉，有民詈逐后母，至前，命杀之，不服，起手斩之，投劾去。（见《传》。）定罪既归刑部，乃尚有擅杀如数公者。按郑疏谓：军法便宜止行于所辖军伍，其余当奏朝廷，然则军政原有便宜行法之条。如张咏在益州，正当王均、李顺等叛乱之后，固宜用重典以儆凶顽，其余亦皆军士之玩法者，故不妨概以便宜处之欤。舒以小吏而擅杀逆子，虽不悖于律，而事非军政，官非宪府，生杀专之，亦可见宋政之太弛也。 ○宋辽金夏交际仪 《金史》有《交聘表》，凡与宋、夏、高丽和战庆吊之事，开卷了如。然宋之与为邻者，比金较多，则《宋史》益宜有《交聘表》，乃反无之，此修史者之疏也。大概两国交际，每重在仪节之间。澶渊之盟，宋为兄，辽为弟，故辽使常稍屈。《宋史 程琳传》：契丹遣萧蕴、杜防来，蕴出坐位图示琳曰：“中国使者坐殿上高位，今我位乃下，请升之。”琳曰：“此真宗所定，不可易也。”乃已。然则真宗初定和议时，宋使至辽，燕享之礼较尊于辽使之至宋矣。然辽人亦往往故自尊大，不肯稍屈。程师孟使辽至涿州，契丹来迓者正席南面，涿州官西向，而设宋使席东向，师孟不肯就坐，叱傧者易之，乃与迓者东西相向。（见《师孟传》。）吴奎使契丹归，遇契丹使于途，契丹以金冠为重，纱冠次之，旧时两使相见必重轻适均，至是契丹使服纱冠，奎乃亦杀其仪以见。（见（奎传》。）沈立使契丹，适其国行册礼，欲令从其国服，否则见于门。立曰：“北使来南，未尝令其变服，况门见耶？”乃止。（见《立传》。）哲宗崩，辽使来吊祭，胡宗炎迓境上，使者不易服，宗炎以礼折之，须其听命乃相见。（见《宗炎传》。）辽道宗遣使以己像来求徽宗画像，未报而道宗殂，天祚帝立，复以为请。宋使张升往，欲先得其新主像，乃谕之曰：“昔文成弟为兄屈，尚先致敬，况今伯父耶？”天祚帝乃以己像先来。（见《升传》。）此宋、辽兄弟之国使命往来故事也。至宋与金交际之仪，则前后不同。据《金史》：使张通古至江南，宋主欲南面，使通古北面，通古不肯，索马欲北归，宋主乃设东西位，使者东面，宋主西面，受书诏拜起皆如仪。（见《金吏 张通古传》。）然《宋史》本纪：通古至，帝以方居谅ウ，难行吉礼，命秦桧摄冢宰，受书以进。又《桧传》及《王伦》、《李弥逊》、《勾龙如渊》等传皆言金使来，朝议汹汹，桧迫于公议，属王伦力言于通古等，听桧就馆受书，以省吏朝服导引，纳其书禁中，自是当日实事。而《通古传》所云拜诏如仪者，或通古归自诩之词也。至宋孝宗与金世宗重定和议，则改奉表为国书，称臣为侄，凡报聘皆用敌国礼。（《孝宗纪》）然金使至宋，宋主尚有起立受书之仪。金完颜仲初为报问使，仲奏请与宋主相见仪，世宗曰：“宋主起立接书则授之。”及至宋，如礼。（《金史 完颜仲传》。）孝宗尝欲改受书仪，遣范成大至金陈奏，世宗不允。后金遣完颜璋贺宋正旦，宋使人就馆取书而去，璋还，杖一百，除名。金遣梁肃来诘问，宋仍以书谢。（见《金史 完颜璋传》。）次年，刘仲诲来贺正旦，宋仍欲变接书仪，仲诲不可，乃仍用旧仪。（按此事《宋史》有错误处。《孝宗纪》云：璋来贺正旦，以议受书仪不合，诏俟改日，别以太上皇旨，姑听仍旧，是璋初未尝失礼也。而《金史 璋传》以使事失礼归杖黜，则在宋亏礼之处自是实事。《宋史》所云：以太上皇诏姑仍旧礼者，盖次年刘仲诲贺正旦之事，误记于璋至之日耳。）已而金使乌林答天锡来贺会庆节，要孝宗降榻问金主起居，帝不许，天锡跪不起，宰相虞允文请帝还内，令使者明日随班上寿。（见《宋史 孝宗纪》及《允文传》。）盖又因宋就璋馆取书之事，故欲宋加礼以为报复，而孝宗遽起入内，亦一时机变也。又金黄久约为贺宋生日副使，适宋馆伴正使病，欲以馆伴副使代正使行事，久约曰：“倘副使亦病，则将以都辖、掌仪等行礼乎？”竟令正使独前行，己与馆伴副使联骑。（见《金史 黄久约传》。）盖两国交际仪节有关国体，故各不肯自屈耳。至两国使臣朝贺时，则皆有山呼舞蹈之礼。金海陵爱宋使山呼声，使神卫军习之。（见《金史 蔡松年传》。）是宋使至金山呼也。金张使宋，以世宗大行在殡，受赐不舞蹈。（见《金史 张传》。）是金使至宋，非国丧亦舞蹈也。又两国彼此有避讳之法，金海陵立太子光英，宋改光化军为通化军，光州为蒋州。金章宗以完颜匡为贺宋正日使，命权易名弼，以避宋讳。（见《金本纪》。）此又彼此避讳故事也。至西夏之于宋，初李继迁、德明父子本臣属于宋，自元昊自立为帝，不复称臣，后议和，但称“男邦泥定国兀卒”。兀卒者，译言吾祖也，宋以词不顺，未之许。后再定和议，宋册为夏国主，约称臣，奉正朔，改所赐敕书为诏而不名，使至其国，用宾客礼。然使至常馆于宥州，不令至兴、炅，而元昊自帝其国中自若也。（《宋史 杨告传》）：告为西夏旌节官告使，元昊专席自尊，告徙坐宾位，元昊不能屈。此盖初册封时之事。）其于辽、金二朝亦称臣，而交际之仪稍异。金世宗问张汝弼曰：“夏、高丽皆称臣，我使者至高丽，与王抗礼，夏王则立受使者拜，何也？”左丞完颜襄曰：“辽、夏本甥舅国，夏以辽公主故，受使者拜。本朝与夏约，遵用辽礼故耳。”汝弼曰：“行之已数十年，不可改也。”世宗从之。（见《金史 张汝弼传》。）此可见西夏之于辽、金，虽称臣而受其使拜，与宋所定与使臣宾主相见之礼不同矣。及金哀宗时，重与夏国议和，则夏并不复称臣，但以兄事金，各用本国年号，遣使来聘，奉书称弟而已。（见《金哀宗本纪》。）刘豫受金册为齐帝时，金宗翰等议，既为藩辅，奉表称臣，则朝廷诏至，当避正殿，与使者抗礼。金太宗诏曰：“既为邻国之君，又为大朝之子，惟使者始至躬问起居，及归时有奏，则起立，余并行帝礼。”此又刘豫为子皇帝之仪注也。 ●卷二十六 ○岁 币 宋真宗与辽圣宗澶渊之盟，定岁币之数，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仁宗时，辽兴宗以求地为兵端，再与定盟，加岁币银、绢各十万两、匹。夏主元昊既纳款，赐岁币银、绢、茶、彩共二十五万五千。南渡后，高宗与金熙宗和议成，岁币银、绢二十五万两、匹。孝宗再与金世宗议和，改为银、绢二十万两、匹。开禧用兵既败，宁宗再与金章宗议和，增为银、绢三十万两、匹。至金哀宗时，宋停其岁币。后数年金亡。元太宗曾遣王楫来征岁币银、绢二十万两、匹，宋不与。 按宋之于金，岁币外，每金使至又有馈赠，大使金二百两、银二千两，副使半之，币帛称是。此例庙堂之上亦知之，故路伯达使宋回，上所得金银以助边费。（见《金史 路伯达传》。）梁肃使宋回，以所得礼物多，至推排物力时，自增六十贯。（《金史 梁肃传》）金使至夏国者，夏国馈赠视诏书几道为多寡。完颜纲为赐夏主生辰使，章宗特命赍三诏以厚之。（《金史 完颜纲传》）《金史 路伯达传赞）曰：受岁币，礼也。使者至燕享，亦礼也。纳其贿可乎？乃习以为常，莫有知其非者。出则云酬劳效，归则云增物力，上下惟利是视，此何理耶？ ○和 议 义理之说与时势之论往往不能相符，则有不可全执义理者，盖义理必参之以时势，乃为真义理也。宋遭金人之害，掳二帝，陷中原，为臣子者固当日夜以复仇雪耻为念，此义理之说也。然以屡败积弱之余，当百战方张之寇，风鹤方惊，盗贼满野，金兵南下，航海犹惧其追，幸而饱掠北归，不复南牧。诸将得以剿抚寇贼，措设军府，江淮以南粗可自立。而欲乘此偏安甫定之时，即长驱北指，使强敌畏威，还土疆而归帝后，虽三尺童子知其不能也。故秦桧未登用之先，有识者固早已计及于和。洪皓以“乐天、畏天”语悟室，犹第使臣在金国之言也。绍兴五年，将遣使至金通问二帝，胡寅言国家与金世仇，无通使之理，张浚谓使事兵家机权，日后终归于和，未可遽绝，是浚未尝不有意于和也。陈与义云：和议成，岂不贤于用兵，不成则用兵必不免，是与义亦未尝不有意于和也。高宗谓赵鼎曰：“今梓宫、太后、渊圣皆在彼，若不与和，则无可还之理。”此正高宗利害切己，量度时势，有不得不出于此者，厥后半壁粗安，母后得返，不可谓非和之效也。自胡铨一疏，以屈己求和为大辱，其议论既恺切动人，其文字又愤激作气，天下之谈义理者遂群相附和，万口一词，牢不可破矣。然试令铨身任国事，能必成恢复之功乎？不能也。即专任韩、岳诸人，能必成恢复之功乎？亦未必能也。故知身在局外者易为空言，身在局中者难措实事。秦桧谓诸君争取大名以去，如桧但欲了国家事耳。斯言也，正不能以人而废言也。其后隆兴又议恢复矣。吕本中言，大抵献言之人，与朝廷利害绝不相关，言不酬，事不济，则脱身去耳。朝廷之事，谁任其咎？汤思退亦云，此皆利害不切于己，大言误国，以邀美名。宗社大计，岂同戏剧？斯二人者，虽亦踵桧之故智，然不可谓非切中时势之言也。统宋一代论之，燕云十六州沦于契丹，太祖、太宗久欲取之，自高梁河、岐沟关两败之后，兵连祸结，边境之民烂焉。澶渊盟而后，两国享无事之福者且百年。元昊跳梁，虽韩、范名臣不能制，亦终以岁币饵之，而中国始安枕。当北宋强盛时已如此，况南渡乎？且南渡之初，非不战也。富平一败，丧师数十万，并陕西地尽失之，卒归于和而后已。及金亮渝盟，兵叛身弑，此时宜可乘机进取，乃宿州一溃，又弃唐、邓、海、泗，而卒归于和。其后开禧用兵，更至增岁币，函送韩胄之首，而后再定和议。此和与战，利害之较然者也。及与蒙古共灭金，两国方敦邻好，使早定和议，坚守信誓，当不至起衅召侮，乃忽思用武收复三京，兵端遂开。然元太宗犹使王楫来议岁币，其时蒙古尚未有意于混一，可以财帛饵也。而举朝泄泄，付之不理，致蜀地先失，鄂亦被兵。元世祖以皇弟统兵在鄂，贾似道已密遣宋京求和，世祖遂撤兵去。似道归，又以援鄂为己功，深讳议和，不复践夙约。世祖犹遣郝经来修好，更锢之真州，不答一书，不遣一使，于是遂至亡国。是宋之为国，始终以和议而存，不和议而亡。盖其兵力本弱，而所值辽、金、元三朝，皆当勃兴之运，天之所兴，固非人力可争，以和保邦，犹不失为图全之善策。而耳食者徒以和议为辱，妄肆诋讠其，真所谓知义理而不知时势，听其言则是，而究其实则不可行者也。 按宋南渡后，亦未尝无可乘之机。其一在金废刘豫，以地予宋，而乌珠（旧史名兀术。）又兴兵来取之时。宋则刘有顺昌之捷，韩世忠围淮阳，有氵加口镇、潭城、千秋湖之捷，且曰：“兵势最重处，臣请当之。”岳飞有郾城之捷、颖昌之捷，已进军至朱仙镇，遣将经略京东、西、汝、颖、陈、蔡诸郡，且曰：“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吴在蜀，亦有石壁砦、百通坊、剡家湾、腊家城之捷。使乘此势，策励诸将进兵，河以北虽不可知，而陕西、河南地未必不可得。乃当时君相方急于求成，遽令班师，遂成画淮之局，此一失也。其一在金亮瓜洲被弑之后，军溃而归，中原鼎沸，南有魏胜、李宝之起义，北有移剌窝斡之叛乱，金世宗虽贤，登极吸睹，国势易摇，宋则孝宗为君，张浚为相，皆锐意恢复者。使有韩、岳诸人，以训练之兵，讨离携之众，自当大有克捷。而诸宿将已无在者，仅一刘，老病垂死，吴亦暮气不振，所恃李显忠、邵宏渊辈，望轻才薄，才得炅、虹，至宿州辄大溃，于是三京终不可复，此又一失也。统前后观之，前则有将帅而无君相，后则有君相而无将帅，此固天意所以分南北也。（明邱曾有宋南渡后不得不和之论，为世儒所讪笑，今此论毋乃嘘其烬乎，然通观古今者必见及此也。） ○西夏番盐 《郑文宝传》，诸羌少树艺，但用池盐与边民交易谷麦，后馈运为李继迁所钞，文宝乃建议，请禁番盐入边，令商人贩安邑、解县两池盐，以给陕西民食，则戎人困而继迁可不战而屈。诏从之，乃设禁，有私市者抵死。行之数月，犯者益众，戎人乏食，屡入寇掠，而商人贩解盐者多出唐、邓、襄、汝间，得善价，关、陇民转至无盐以食。太宗知其事，遣钱若水视之，遂弛其禁。此宋初听番盐入边故事也。其后因元昊强肆，则又禁番盐以困之。《孙甫传》，元昊称臣，乞岁卖青盐十万石。甫疏言，自德明时，已乞放行青盐，先帝以其乱法不听。及再请，乃追其弟入质而许之。盖盐乃中国之利，西戎之盐味胜解池，既开其禁，则流于民间，无所是防。梁鼎亦疏云，议者多谓边民旧食西夏青盐，其价甚贱，及禁青盐以困贼，令商贾入粟运解盐于边，其价与番盐不相远，故番盐不能售。今若令解盐与内地同价，则民必冒禁复市青盐，乃资盗粮也。是二说者，皆以禁断番盐为边界要策。按《夏国传》，元昊既纳款，宋许置榷场于保安军及高平砦，第不通青盐，是宋自西夏用兵后，不复许番盐入境也。然当中外分界之时，固不可不严其禁。若中外一统之世，则又不妨听其入边，在番人既可藉以资生，而边民又得免于食贵，亦良法也，所虑番盐与中国盐价贵贱太悬，则日久不能无弊耳。 ○宋宰相屡改官名 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为真宰相之任。初无定员，上相为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其次为集贤殿大学士或置三相，则昭文、集贤及监修国史各除，国初范质为昭文学士，王溥监修国史，魏仁浦集贤学士是也。其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则为宰相加官。神宗新官制，置侍中、中书令，而尚书令不设，即以尚书令之贰左、右仆射为宰相，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职；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行中书令之职。政和中，改左、右仆射为太宰、少宰，仍兼两省侍郎。靖康复改为左、右仆射。建炎三年，吕颐浩请左、右仆射并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门下、中书二侍郎改为参知政事，废尚书左、右丞。从之。乾道八年，诏尚书左、右仆射可依汉制改为左、右丞相，删去侍郎、中书令、尚书令之职，以丞相充。此宋代宰臣先后名称不同之故事也。恐阅史者易于淆惑，故录出之。 平章事之称本始于唐，按《旧唐书》高宗永元年，以郭待举、岑长倩、郭正一、魏元同为同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上谓崔知温曰：“待举等历任尚浅，且令预闻政事，未即与卿等同名称。”自是外司四品已下知政事者，遂以平章为名。是平章事本非真相也，其后遂以平章事为宰相之职。宋因之，有时特置平章军国重事，或称同平章军国重事，则以处老成硕德，如文彦博、吕公著是也。开禧元年，韩胄为丞相，乃又加平章军国事之名，说者谓省“重”字则所预者广，去“同”字则所任者专。时陈自强为右丞相，请以胄序班丞相之上，于是平章军国事乃又超越丞相矣。其后贾似道亦为之。德中，王龠进平章军国重事，陈宜中为左丞相，留梦炎为右丞相，是又于两相之上特设此官，盖沿胄、似道之班位，而又稍变其制也。 宋末平章在丞相之上，元则丞相在平章之上。元制，中书省左、右丞相皆蒙古人为之，不以授汉人，汉人惟为平章政事，亦称宰执，如王文统、许衡是也。此又平章在丞相下之明证也。 ○宋节度使 节度使本唐藩镇官名，宋初犹存此官，然无所职掌，专以待勋贤故老及宰相罢政者。或宰相、枢密使出判大府，亦系此衔，谓之使相。元丰新官制始改为开府仪同三司，其后仍复此官，如文彦博以太师充护国军山南西道节度使致仕是也。至徽宗时，则宰相在朝者亦兼此官，如左仆射蔡京兼安远军节度使是也。南渡以后，则功臣为大帅者为之，并有兼两镇三镇者，如韩世忠兼镇南、武安、宁国节度使，张浚兼静江、宁武、静海节度使是也。 ○继世为相 再世为相，汉推韦、平，唐推苏、李，已属仅事，宋则有三世为相者。吕蒙正相太宗，其侄夷简相仁宗，夷简子公著哲宗时亦为相，传赞谓世家之盛，古所未有。南宋则史浩相孝宗，其子弥远相宁宗、理宗，浩孙嵩之，（弥远之侄）理宗时亦为相。其再世为相者，韩琦历相仁、英、神三帝，其子忠彦，徽宗时亦为相。按琦固名相，忠彦亦不失父风。史氏则弥远擅废立为无君，嵩之谋起复为无父，家门虽盛而名节有亏。若吕氏奕世勋猷，辉映史册，可谓极盛矣。而公著于重圭袭组之后，不以门阀自高，益能守正不挠，为时名相，尤不可及也。 ○三入相 《宋史 吕蒙正传赞》谓，国朝三次入相者，惟赵普及蒙正。然蒙正后又有王钦若、张士逊、吕夷简、文彦博、陈康伯亦皆三次入相，蔡京并至四次入相，宋史所云尚未深考也。今录于左： 赵普（乾德三年，为门下侍郎平章事，后出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太平兴国初，再入相，拜司徒兼侍郎，八年，出为武胜军节度使。雍熙三年，再入相，拜太保兼侍中。） 吕蒙正（太平兴国中，拜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化初，罢为吏部尚书。四年，又以本官入相，至道中，出判河南府。真宗咸平四年，又以本官同平章事。） 王钦若（大中祥符中，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与马知节争论罢。寻又拜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寻出判杭州。仁宗初，复拜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张士逊（仁宗初，由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出知江宁。明道初，再入相，进中书侍郎，寻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宝元初，又入为门下侍郎，封郢国公。） 吕夷简（由尚书拜中书同平章事，后出判陈州。未几复相，封申国公，再出判许州。未几又以右仆射入相，进位司空。） 文彦博（平贝州归，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唐介劾罢，出知许州。至和二年，又以吏部尚书入相，久之，出判河南，以太师致仕。元初，召平章军国重事，六日一朝。） 陈康伯（绍兴三十一年，拜尚书右仆射，出判信州。隆兴初，又拜尚书左仆射同中书平章事，出知建康府。熙九年，拜右丞相。时孝宗以仆射名不正，改为丞相。） ○四次入相 蔡京（崇宁二年，以右仆射入相，寻免为开府仪同三司。大观元年，又拜左仆射，三年罢，出居杭州。政和二年，召还再相，三日一至都堂，宣和二年，令致仕。六年再起，领三省。凡四当国。） ○两次入相 张齐贤（化三年，由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出知河南府。真宗初，又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李（太平兴国中，拜平章事，加中书侍郎，寻罢。化二年，复拜中书侍郎平章事。） 向敏中（咸平四年，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寻出知永兴军。大中祥符五年，又拜同平章事，加中书侍郎，进右仆射兼门下侍郎。） 陈尧叟（大中祥符初，以户部尚书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寻罢，领群牧使。明年，又检校太尉同平章事。） 陈执中（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降给事中。皇中，又以吏部尚书拜同平章事。） 冯拯（先拜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出为武胜军节度使。又以吏部尚书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右仆射。） 贾昌朝（庆历中，以工部侍郎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判大名府。嘉元年，又兼侍中，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枢密使。） 李迪（真宗时，拜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罢知郓州。仁宗时，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王曾（仁宗初，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知青州。景二年，由枢密使再拜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 富弼（至和二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英宗时，以足疾辞，出判扬州。熙宁二年，以左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苑纯仁（元三年，拜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出知颖昌。召还，复拜右仆射入相。） 赵鼎（先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寻出知绍兴府。绍兴七年，又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张浚（绍兴五年，除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都督江稽饵马，以吕祉事罢。孝宗初，又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都督如故。凡两为节相。） 朱胜非（建炎三年，拜尚书右仆射，寻出知洪州。绍兴二年，又入相。） 吕颐浩（建炎四年，守尚书右仆射，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为江东安抚使。绍兴元年，又拜少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秦桧（自金归，绍兴元年，拜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二年罢。八年，又拜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汤思退（绍兴二十七年，拜尚书右仆射，寻罢。隆兴六年，又拜左仆射。） 史浩（隆兴元年，拜尚书右仆射，寻奉祠。熙五年，又为右丞相。时孝宗改仆射为丞相。） 梁克家（乾道八年，拜右丞相，后出知建康。熙九年，再拜右丞相，封仪国公。） 郑清之（端平初，为右丞相，寻乞罢。七年，又拜太傅右丞相。） 吴潜（十一年，拜右丞相，十五年，出判庆元。寻又拜特进左丞相。） 程元凤（宝中，拜右丞相，出判福州。度宗初，又拜少傅右丞相。） 陈宜中（德元年，拜特进右丞相，被劾竟去，召之入朝，仍为右丞相，元兵入，宵遁。益王立于福州，又以为左丞相。） 文天祥（德初，拜右丞相，使元军脱归。益王立，仍拜右丞相。） ○王安石之得君 王安石以新法害天下，引用奸邪，更张法令，驯至靖康之难，人皆咎安石为祸首，而不知实根柢于神宗之有雄心也。帝自命大有为之才，尝欲克复燕云，恢张先烈。当其为颖王时，已与韩维论功名。（见《维传》。）及即位，富弼因奏对，即曰：“愿陛下二十年不谈兵。”盖已窥见意旨矣。（见《弼传》。）帝又与王安礼论汉文帝，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见《安礼传》。）苏颂使契丹归，帝问以山川人情，颂曰：“彼讲和日久，未有他意。若汉武久勤征讨，匈奴终不服，至宣帝时，呼韩邪单于稽首称藩。唐中叶以后，河湟陷于吐蕃，宪宗欲复之而不能，至宣宗时，乃以三关七州来归。盖外国之叛服不常，不系乎中国之盛衰也。”颂意盖有所讽云。（见《颂传》。）初艺祖尝欲积缣帛二百万以取幽、蓟，别储于景福殿，后神宗题此库云：“五季失图，犭严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又诗曰：“每虔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见《食货志》。）是帝久有取燕、云之志，后帝与大臣定议，将遂举兵，朝慈圣光献太后白其事，太后曰：“吉凶悔吝生乎动，得之不过南面受贺而已。万一不谐，生炅所系，可胜言哉！苟可取，则太祖、太宗已取之，何待今日！”（见《慈圣光献曹后传》。）观此数传，则帝意在用武开边，复中国旧地，以成盖世之功，而环顾朝臣，皆习故守常，莫有能任其事者。安石一出，悉斥为流俗，别思创建非常，突过前代，帝遂适如所愿，不觉如鱼得水，如胶投漆，而倾心纳之。欲用兵必先聚财，于是青苗、免役之法行。欲聚财必先用人，于是吕惠卿、章之徒进。虽举朝争之甚至，内而慈圣光献太后，外而韩琦、富弼诸老臣，俱以安石为不可用，而帝持之愈力，护之愈坚，故当时有谓帝与介甫如出一人者，史臣亦谓神宗以好大喜功之资，王安石出而与之遇，宜其流毒不能止。然则非安石之误帝，实帝一念急功名之心自误也。厥后兵不敢用于北，而稍试于西，炅武之役，丧师覆将，涂炭百万，帝中夜得报，起环榻行，彻旦不寐。（见《宣仁高后传》。）盖至是始知非常之事之不可幸成也，已晚矣。善乎韩维之论曰：“圣人功名，因事而见，不可先有功名心。”此真深识治道之论也哉！ ○青苗钱不始于王安石 王安石以青苗钱祸天下，人皆知之，然青苗钱之名不自安石始也。《宋史》，赵瞻对神宗云，青苗法唐行之于季世，范镇亦言，唐季之制不足法。按《通鉴》，唐代宗永泰二年秋七月，税青苗钱以给百官俸，此青苗之始也。《旧唐书》，乾元以来用兵，百官缺俸，乃议于天下地亩青苗上量配税钱，命御史府差官征之，以充百官俸料。永泰二年，侍御韦光裔为使，得钱四百九十万贯。其冬，诏减青苗地头钱，三分取一，遂为常制。每岁特设使者，如崔涣兼税地青苗使，刘晏兼诸道青苗使，杜佑充江淮青苗使是也。《食货志》，大历元年，天下青苗钱共四百九十万缗，每亩税三十文。永泰八年，诏天下青苗地头钱每亩一例十五文，德宗又增三文，以给广骑。《通鉴集览》谓，青苗钱者，不及待秋敛，当苗方青即征之也。是唐所谓青苗钱，并与宋制不同，宋制尚有钱贷民而加征其息，唐直计亩加税耳。（按唐时长安、万年二县有官置本钱，配纳各户，收其息以供杂费。宋之青苗钱，正唐杂税钱之法耳。）宋之青苗钱则始于长吏之自为之，本以利民。《宋史 李参传》，参为陕西转运使，部多戍兵，苦食少，参令民自度麦粟之赢余，先贷以钱，俟麦粟熟输之官，号青苗钱。经数年，廪有羡粮。此安石青苗钱之所本也。在参行之，固为善政，然仁宗天圣五年，已特诏罢之，当亦以行之久则弊生耳。至安石，则初知鄞县时，贷谷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民甚便之。安石操履廉洁，亲施之于一县，民自有利而无害。及登朝柄用，以此事已效于一县，遂欲行之天下，然犹未敢遽行，使苏辙议之，辙力陈其弊，乃不复言。会河北转运使王广廉奏乞度牒为本钱，于陕西漕司私行青苗法，（即本李参之术。）春散秋敛，与安石意合，于是决然行之。（见《苏辙传》。）世但知宋之青苗法始于安石，而不知李参先私行于下，广廉又奏请于上也。然使听贤吏自行于一州一路，非惟安石能利民，而李参已先有成绩，即广廉亦未必遂至病民也。至著为功令，则干进者以多借为能，而不顾民之愿否，不肖者又藉以行其头会箕敛之术，所以民但受其害而不见其利。天下事固有一人行之能为利，天下行之则又为害者。况青苗钱虽曰不得过加二之息，而一岁凡两放两收，则其息已加四，有司又约中熟为价，令民偿必以钱，则所定之价又必逾于市价，而民之偿息且十加五六，则并非安石之初法矣，此所以病民也。即如常平社仓，何尝古人善政，然沿及后世，常平春借秋还，出则克扣，入则浮收，徒供不肖官吏之渔利。社仓听民自为经理，宜更无弊矣，然州县虑司其事者之干没，必岁签殷户承充，于是有得钱卖放之弊。又必岁遣小官稽核，于是有需索馈送之弊。古来未尝无良法，一经不肖官吏，辄百弊丛生，所谓有治人无治法也。《孟子》谓：“有仁心而无仁政，则民不被其泽。”岂知有仁政而无仁心，非惟不被其泽，且转受其害也哉！ ○车盖亭诗 哲宗即位，蔡确播浮言，谓由己拥护。既失势，遂怨望，至安陆，尝游车盖亭，赋诗十章，内有用郝甑山事。甑山者，唐郝处俊封甑山公，高宗欲逊位武后，处俊谏而止，确引之以比宣仁后，兼有“沧海扬尘”等语，尤悖逆。知汉阳军吴处厚得其诗，笺释上之。于是左、右谏议张焘、范祖禹，左、右司谏王岩叟、吴安诗，右正言刘安世，连劾之，遂贬英州别驾，新州安置。宣仁后曰：“帝以子继父，有何间言，而确自谓有定策功，妄煽事端，规为异时炫惑地。吾不忍明言，姑托讪上为名逐之耳。”此正后之深识远虑，若论确设心之奸险，措词之凶悖，虽诛戮尚不足蔽辜，仅从远窜，已属宽典。乃当时万口同声，以为太过，即号为正人君子者，亦出死力救之。谓圣朝务宜宽厚，力言于宣仁后帘前，并言于哲宗者，范纯仁及王存也。谓注释诗语近于捃摭，不可以开告讦之风者，盛陶也。谓以诗罪确，非所以厚风俗者李常也。谓恐启罗织之渐，上疏论列，及闻确谪命，又封还除目者，彭汝砺也。谓薄确之罪则于皇帝孝治为不足，若深罪确则于太皇太后仁政为小累，皇帝宜敕置狱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诏赦之，则仁孝两全者，苏轼也。甚而范祖禹先既劾确，及闻新州之命，又谓自乾兴以来，不窜逐大臣，已六十余年，一旦行之，恐人情不安。又甚而邵康节局外评论，亦谓确不足惜，然为宰相当以宰相处之，而以范纯仁为知国体。可见是时朝野内外，无不以谪确为过当。此则有宋待士太厚之故，纵有罪恶，止从黜谪，绝少岭海之行，久已习见以为当然，一旦有此远谪，便群相惊怪，不论其得罪之深，反以为用刑之滥。政令纵弛，人无畏惧，实由于此，宋之所以不竞也。 ○同文馆之狱 神宗不豫时，邢恕与蔡确密谋援立，诱宣仁后侄公绘曰：“延安幼冲，（即哲宗。）雍、曹皆贤王也。”公绘惊趋出，恕计不行，反扬言太后属意雍王，使首相王知之。确乃约同入问疾，阳以语勾致，使开封府蔡京伏剑士于外，俟语小异即诛之。既而言上自有子，恕计无所施。而语稍闻于宣仁后，遂黜恕出知随州。恕与确则又扬言太后有废立意，绐司马光子康手书，谓其父光曾语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国疑，宣训事尤可虑。”宣训者，北齐娄太后宫名，娄太后尝废孙济南王，而立少子演，以比宣仁后欲废哲宗而立雍王也。司马光为天下所信服，故欲以此语为出自光，又恐人疑非光言，故必绐其子康手书而后可使人信，其设心可谓黠矣。会确贬新州，恕亦远谪，事不果行。绍圣初，章、蔡卞当国，欲甘心元诸贤，引恕入为御史中丞，于是恕追理前说，并怵高遵榕之子士京，追讼其父在日知王谋立雍王，以实其言，总欲以此为题，陷害诸正人，并诬宣仁后，以见己与确有拥护哲宗之功也。先是刘挚、吕大防为相时，文潞公之子及甫居丧，恐服除不得京官，抵书邢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命未可必。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济之以粉昆，必欲以藐躬为甘心之地，可为寒心。”其谓司马昭者，本指吕大防。粉昆者，世以驸马都尉为粉侯，时韩忠彦执政，其弟嘉彦尚主，故以忠彦为粉昆也。至是恕以此书示蔡确之子渭，（《刘挚传》谓蔡渭，《邢恕传》谓蔡懋，皆确子也。）使上其书，讼当时宰相刘挚、吕大防等，陷其父确谋危宗社，引此书为证。、卞遂欲因是诬挚及梁焘、王岩叟等，以为有废立意，置狱于同文馆，用蔡京、安杂治之。及甫乃变词，托其亡父尝说司马昭指刘挚，粉谓王岩叟面白如粉，昆谓梁焘字况之，况犹兄也。将锻成废立之事，以杀挚等，并以悖逆坐司马光、吕公著，甚至欲追废宣仁后；会无实据，及甫但云，疑其事势如此，而向太后及太妃等亦力言宣仁后之诬于哲宗，乃止。章又疏言，司马光、刘挚、梁焘、吕大防等变神宗成法，惧陛下一日新政，必有欺君之诛，乃密为倾摇之计。帝曰：“元诸臣果如是乎？”、京曰：“诚有是心，但反形吸哆耳。”帝乃锢挚、焘等子孙。（见《刘挚》、《邢恕》、《蔡确》、《章》、《安》等传。）呜呼！固一己之权位，而欲以悖逆诬正人，以图一网打尽，甚至诬及母后，奸人之处心设计，真可畏哉！ ○秦桧文字之祸 秦桧赞成和议，自以为功，惟恐人议己，遂起文字之狱，以倾陷善类。因而附势干进之徒承望风旨，但有一言一字稍涉忌讳者，无不争先告讦，于是流毒遍天下。今见于《高宗本纪》者，茶陵县丞王庭，作诗送胡铨，坐谤讪停官，辰州编管。曹咏言李孟坚诵其父光所撰私史，语涉谤讪，诏送大理寺。狱成，光遇赦，永不检举，孟坚除名，峡州编管。（《光传》则谓陆升讦孟坚以私撰国史。）胡寅、程、潘良贵、张焘等八人缘坐，黜降有差，胡寅责果州团练副使，新州安置。又诏大理寺鞫太常主簿吴元美谤诗狱。右迪功郎安诚坐文字谤讪，惠州编管。副尉刘允中坐指斥谤讪，弃市。叶三省、王远、通书赵鼎、王庶三省落职，筠州居住；远除名，高州编管。黄岩县令杨炜诽谤除名，万安军编管。知台州萧振落职，池州居住。大府丞范彦辉谤讪除名，荆门军编管。从政郎杨炬坐其弟煜尝上书诽谤，邕州编管。知建康府王循友以桧捃摭，命大理寺鞫之，贷死，循州安置。王以交通李光，下狱，除名，辰州编管。故学士程、知饶州。洪兴祖、转运使魏安行以《论语讲解》被猜，兴祖昭州，安行钦州，俱编管，子孙并论罪。通判沈长卿、县尉芮烨作诗讥讪，除名，长卿化州，烨武冈军，俱编管。知泉州宗室令衤令坐交结罪人，汀州安置。又命大理寺鞫张析附丽胡寅狱。此皆本纪所书也。其散见于各传者，胡铨先以上书诋和议，谪监广州盐。罗汝楫劾其横议，除名，编管新州，守臣张棣又讦其与客唱酬怨谤，再移吉阳军。李光以忤和议谪藤州，守臣言其作诗风刺，再移琼海。吕愿中又告光与铨作诗讥讪，乃又移昌化军。赵鼎窜潮州，又移吉阳军。桧令本军月具存亡申省，鼎知桧必杀己，遂不食而死。张浚窜连州，又徙永州。盖此数人者，名愈高，桧忌之愈甚，故不惟使之身受窜谪，屡濒于死，而凡与之交际者，亦必被祸不少贷。王庭既以作诗赠铨得祸，而铨先谪广州时，朝士陈刚中以启事为贺，谪知安远军。又有宜兴吴师古镌铨疏以传，流袁州。通判方畴亦以通书于铨，除名，永州编管。此以铨而连及者也。叶三省、王远、王既以通书赵鼎、李光得祸。吴元美之下狱也，以家有潜光亭、商隐堂，为人首告，谓亭号潜光，有心于党李，堂名商隐，无意于事秦。所谓党李者，亦指光也。此因鼎、光而连及者也。江西运判张常先注前帅张宗元与张浚书上之，连逮数十家，将诬以不轨。此因浚而连及者也。桧尝书铨、鼎、光、浚等姓名于一德格天阁，必欲杀之。赵汾之狱，其父鼎已死，桧令大理寺鞫之，欲汾自诬与铨、光、浚等谋大逆，所连及一时名士至五十三人。会桧死，始得免。设桧不死，则肆害更未有已也。他如程等之以《论语》得罪，则以尝为《论语说》。至“弋不射宿”，谓孔子不欲阴中人，洪兴祖序之，魏安行锓之，故皆及祸。赵令衤令之得罪也，则因观桧《家庙记》，口诵“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为桧侄婿汪召锡所告，故安置汀州，后再牵入赵汾狱，几死。又胡舜陟以非笑朝政下狱死。黄龟年以论桧贬。太学生张伯麟题壁曰：“夫差，而亡越之杀而父乎。”杖脊刺配吉阳军。闽、浙大水，白谔有“燮理乖谬”语，刺配万安军。高登亦以考试策问闽、浙大水之由，郡守以达，桧坐以事，编管容州。进士黄友龙坐谤讪，黥配岭南。内侍裴咏坐指斥，编管邕州。径山僧清言以谤讪，被黥。何兑诵其师马伸在靖康围城中乞存赵氏书，桧以为分己功，编管英州。郑圮、贾子展以会中有嘲谑讲和之语，圮窜容州，子展窜德庆。此则不必与铨等相涉，第语言文字稍触其忌，即横遭诬害，更不可数计矣。桧又疏禁野史，许人首告，并禁民间结集经社。甚至司马自言《涑水记闻》非其曾祖光所著，李光家亦举光藏书万卷悉焚之。其威焰之酷，真可畏哉！ ○秦桧史弥远之揽权 蔡京、章之奸恶，犹第谐臣媚子伎俩，长君逢君，窃弄威福，人主能用之，亦尚能罢之。若秦桧、史弥远之柄国，则诛赏予夺，悉其所主持，人主反束手于上，不能稍有可否，几如曹操之于汉献帝矣。姑不必一一实指其事，但观《宋史》各列传可见也。《李浩传》，自秦桧用事塞言路。及上总揽威权，浩与王十朋等始相继言事。《王纶传》，绍兴二十六年，高宗躬亲政事，收揽威柄，召诸贤于散地。甚至虞允文疏谓，秦桧盗权十有八年，桧死，权归陛下。此语直奏于高宗之前，则桧未死以前，高宗不能有权可知也。《洪咨夔传》，史弥远死，帝始亲政。《崔与之传》，端平初，帝始亲政。《郑清之传》，端平元年，上既亲总庶政，赫然独断。《真德秀传》，弥远卒，上亲政。《魏了翁传》，弥远卒，上亲庶政。则弥远未死以前，理宗不能有权可知也。统观古今来权臣当国，未有如二人之专者。然桧十八九年，威福由己，名入《奸臣传》，至今唾骂未已。弥远相宁宗十七年，相理宗又九年，其握权既久于桧。桧仅杀岳飞，窜赵鼎等，弥远则擅废宁宗所建皇子，而别立嗣君，其无君之罪更甚于桧。乃及身既少诟詈，死后又不列奸邪，则以桧仇视正人，翦除异己，为众怨所丛，而弥远则肆毒于善类者较轻，遂无訾之者。然则弥远之黠，岂不更胜于桧哉！至如贾似道专国，威权震主，至度宗为之下拜，其权更甚于桧与弥远。斯则亡国之运，主既昏庸，臣亦狂谬，实无大奸大恶之才，固无足论矣。 ○宋南渡诸将皆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