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二史札记 - 第 16 页/共 26 页
●卷三十二
○明祖行事多仿汉高
明祖以布衣起事，与汉高同，故幕下士多以汉高事陈说于前，明祖亦遂有一汉高在胸中，而行事多仿之。初起兵时，问李善长平天下之策，善长曰：“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五年遂成帝业。公濠产，距沛不远，法汉高所为天下不足定也。”（《李善长传》）《孔克仁传》亦谓帝尝以汉高自期，谓克仁曰：“秦政暴虐，汉高以宽大驭群雄，遂有天下。今群雄蜂起，皆不知修明法度，此其所以无成也。”是帝一起事即以汉高为法。今观其初定都金陵，方四出征伐，而已建都城，宫阙极壮丽，即萧何造未央宫之例也。（何治宫殿极壮丽，帝怒，以为天下新定，何重劳吾民。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帝悦，乃徙居之。）徙江南富人十四万户于中都，即汉初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以实关中之例也。（娄敬请徙齐、楚诸大族以实关中，汉高从之，徙者十余万户。）分封子弟于各省以建屏藩，即汉初分王子弟，以弟交王楚，从弟贾王荆，从子濞王吴，子肥王齐，如意王赵，文帝王代之例也。诏天下富民，年八十以上赐爵里士，九十以上赐爵社士，即汉初赐民爵七大夫以上之例也。甚至胡蓝之狱，诛戮功臣，亦仿菹醢韩、彭之例，此则学之而过甚者矣！
○明祖文义
明祖以游丐起事，目不知书，然其后文学明达，博通古今，所传御制集，虽不无词臣润色，然英伟之气自不可掩。至如凤阳《皇陵碑》，粗枝大叶，通篇用韵，必非臣下代言也。此固其聪明天，然亦勤于学问所致。下金华后，聘刘基、宋濂在军中，朝夕讨论，固人所共知。而其初取滁州，范常谒见，即留置幕下，有疑辄问。（至正十三年事）渡江取太平，即召陶安参幕府。（十五年）克集庆，即辟夏煜、孙炎、杨宪等十余人。取镇江，闻秦从龙宿学，即令从子文正、甥李文忠以金币聘致，常书漆简，问答甚密。又以从龙荐，聘陈遇侍帷幄，呼为先生而不名。（十六年事）取婺州，即辟范祖干、叶仪、吴沈、许干、叶瓒玉、胡翰、汪仲山、李公常、戴良等十三人，会食省中，分直讲经史。（十七年事）计其时距起兵才数年，已留意文事如此，故文义已早通贯。其见于诸臣传者，如范常在幕下，帝晏间，辄命儒臣列坐赋时，常每先成。帝笑曰：“老范诗质朴，似其为人也。”（见明史各本传。）初下徽州，朱允升请留御书，即亲书“梅花初月楼”赐之。（《双槐岁抄》）与陶安论学术，赐之门帖曰：“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安传》）征陈友谅，过长沙王吴芮祠，见胡闰所题诗，大爱之。（《闰传》）鄱阳战胜，与夏煜等草檄赋诗。（《煜传》）宋濂不能饮，帝强醉之，御制《楚词》以赐。又以良马赐濂，亲制《白马歌》。（《濂传》）此皆未称帝以前事也。其后亲为文赐臣下者，毛骐、安然、陶安之卒，皆亲为文祭之。桂彦良迁晋王傅，亲为文赐之。宋讷读书，火燎其衣及胁，亲为文戒之。张九韶致仕，亲为文饯之。（俱见各本传。）帝尝言，文章宜明白显易，通道术，达时务。（《詹同传》）阅曾鲁文，大悦曰：“阅陶凯文已起人意，鲁又如此，文运其昌乎。”（《鲁传》）以刘三吾主会试，疑其有弊，亲撰策问覆试。（《三吾传》）是帝之能为散文也。帝尝作诗，命三吾和韵，赐以朝鲜玳瑁笔。（《三吾传》）李质振饥山东，帝亲作诗饯之。（《质传》）以旧韵出江左，命乐韶凤参考中原正音订之，名《洪武正韵》。（《韶凤传》）解缙疏言：“韵府出自元末阴氏，本无足采，陛下以其便于检阅，故好之。”（《缙传》）帝尝出御制诗，桂彦良朗诵，殿陛皆惊。（《彦良传》）是帝之亲风雅也。帝建大本堂，征名儒教太子于其中。帝往讲论，置酒欢宴，自作《时雪赋》。徐达初封信国公，帝亲制诰文云：“从予起兵于濠上，先存捧日之心。来兹定鼎于江南，遂作擎天之柱。”末云：“太公韬略，当弘一统之规。邓禹功名，特立诸侯之上。”（《稗史汇编》）刘仲质改华盖殿学士，帝亲制诰文。（《仲质传》）封十王时，帝亲草册文，召唐之润色之。（《翦胜野闻》）是帝之兼习骈体也。帝尝问太子汉七国反事，太子曰，曲在七国。帝曰：“此讲官偏说耳。景帝为太子时，以博局杀吴王世子。及为帝，又听晁错之说，黜削诸侯。此七国所由反也。”论内官则曰：“古之宦竖，不过司昏晨而已。自汉邓太后以女主临朝，以阉人为常侍等官，自是权倾人主。”阅内藏，则以汉炅帝西苑、唐德宗琼林、大盈库为戒。谕翰林张信等以论思为职，则引唐陆贽、崔群、李绛等为训，谕戴德彝等亦然。教官吴从权不知民事，则谕以胡瑗教诸生皆兼时务。（见本纪及各传。）命刘基子景为阁门使，谕之曰：“考宋制，阁门使即仪礼司，欲汝以宣达为职也。”（《基传》）是帝之熟于史事也。宋濂侍左右，尝召讲《春秋左氏传》。（《濂传》）陈南宾进讲《洪范》九畴，后御注《洪范》多采其说。（《南宾传》）又尝观蔡氏《书传》，象纬运行，与朱子《书传》相悖，征诸儒订正之。（《钱宰传》）则帝并留意经学矣。古来帝王深通文义者，代不数人，况帝自幼未尝读书，长于戎马间。又未暇从事占毕，乃勤于学业，遂能贯通如此，固命世雄才之一端哉！
○明初文字之祸
明祖通文义，固属天纵。然其初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亦已不少。《朝野异闻录》，三司卫所进表笺，皆令教官为之，当时以嫌疑见法者：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俸表》，以表内“作则垂宪”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表》，以“垂子孙而作则”诛。福州府学训导林伯景，为按察使撰《贺冬表》，以“仪则天下”诛。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作《正旦贺表》，以“建中作则”诛。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以“睿性生知”诛。澧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表》，以“圣德作则”诛。陈州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万寿表》，以“寿域千秋”诛。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以“遥瞻帝扉”诛。祥符县学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以“取法象魏”诛。亳州训导林云，为本府作《谢东宫赐宴笺》，以“式君父以班爵禄”诛。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以“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诛。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以“永绍亿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诛。盖“则”音嫌于“贼”也，“生知”嫌于“僧”也，“帝扉”嫌于“帝非”也，“法坤”嫌于“发髡”也，“有道”嫌于“有盗”也，“藻饰太平”嫌于“早失太平”也。《闲中今古录》又载，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剃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礼臣大惧，因请降表式，帝乃自为文播天下。又僧来复谢恩诗，有“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谓我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遂斩之。案是时文字之祸起于一言，时帝意右文，诸勋臣不平，上语之曰：“世乱用武，世治宜文，非偏也。”诸臣曰：“但文人善讥讪，如张九四厚礼文儒，及请撰名，则曰士诚。”上曰：“此名亦美。”曰：“《孟子》有‘士诚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上由此览天下章奏，动生疑忌，而文字之祸起云。
○明初文人多不仕
明初文人多有不欲仕者。丁野鹤、戴良之不仕，以不忘故国也。他如杨维祯以纂礼乐书征至京师，留百余日，乞骸骨去，宋濂送之诗，所谓“白衣宣至白衣还”也。胡翰应修《元史》之聘，书成，受赉归。赵熏、陈基亦修《元史》，不受官，赐金归。张昱征至，以老不仕。陶宗仪被荐不赴。王逢以文学征，其子掖为通事司，叩头以父年高乞免，乃命吏部符止之。盖是时明祖惩元季纵弛，一切用重典，故人多不乐仕进。解缙疏云：“陛下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出吏部者无贤否之分，入刑部者无枉直之判。”练子宁疏云：“陛下以区区小过，纵无穷之诛，何以为治？”叶伯巨疏云：“取士之始，网罗无遗。一有蹉跌，苟免诛戮，则必在屯田、筑城之科，不少顾惜。”此可见当时用法之严也。武臣被戮者固不具论，即文人学士，一授官职，亦罕有善终者。宋濂以儒者侍帷闼十余年，重以皇太子师傅，尚不免茂州之行，何况疏逖素无恩眷者。如苏伯衡两被征，皆辞疾，寻为处州教授，坐表笺误死。郭奎参朱文正军事；张孟兼修史成，仕至佥事；傅恕修史毕，授博野令，后俱坐事死。高启为户部侍郎，已放归，以魏观上梁文腰斩。张羽为太常丞，投江死。徐贲仕布政，下狱死。孙ナ仕经历，王蒙知泰安州，皆坐党死。其不死者，张宣修史成，受官，谪驿丞。杨基仕按察，谪输作。乌斯道授石龙令，谪役定远。此皆在《文苑传》中。当时以文学授官而卒不免于祸，宜维祯等之不敢受职也。
○胡蓝之狱
汉高诛戮功臣，固属残忍，然其所必去者，亦止韩、彭。至栾布则因其反而诛之，卢绾、韩王信亦以谋反有端而后征讨。其余萧、曹、绛、灌等，方且倚为心膂，欲以托孤寄命，未尝概加猜忌也。独至明祖，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键丁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如胡大海方宣力浙东，其子在都犯酒禁，即手刃之，曰：“宁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赵仲中守安庆，陈友谅陷其城，仲中走还，常遇春请原之，帝曰：“法不行，无以惩后。”遂诛之。可见其刚决之性矣。又汉光武、唐太宗定天下时方年少，计身老则诸功臣已皆衰殁。宋太祖年虽长，而恃有弟可以驭诸臣，故皆务保全。至明祖则起事虽早，而天下大定则年已六十余，懿文太子又柔仁，懿文死，孙更孱弱，遂不得不为身后之虑。是以两兴大狱，一网打尽，此可以推见其心迹也。胡惟庸之死，在洪武十三年，同诛者不过陈宁、涂节数人。至胡党之狱则在二十三年，距惟庸死时已十余年，岂有逆首已死，同谋之人至十余年始败露者？此不过借惟庸为题，使狱词牵连诸人，为草禽之计耳。胡党既诛，犹以为吸丁，则二十六年又兴蓝党之狱，于是诸功臣宿将始尽。（惟庸死时，反状犹未露。洪武十九年，林贤狱成，谓惟庸曾遣之入海通倭，其事始著。二十一年征沙漠，获惟庸昔所遣往故元通书之封绩，二十三年发讯，逆谋乃大著云，见《李善长传》。蓝玉恃功粗暴，二十六年锦衣卫蒋告玉反，下吏讯，狱词云，玉同曹震等谋变，将伺帝出耕藉时举事，乃族诛，见《蓝玉传》。）今案坐胡党而死者，李善长、陆仲亨、唐胜宗、费聚、赵庸、郑遇春、黄彬、陆聚、金朝兴、叶升、毛骐、李伯升、丁玉、邓愈之子镇及宋濂之孙慎。（濂亦安置茂州。）身已故而追坐爵除者，顾时、（其子敬坐死。）杨景、吴祯、薛显、郭兴、陈德、王志、俞通源、梅思祖、朱亮祖、华云龙。（其子中坐死。）坐蓝党而死者，傅友德、曹震、张翼、朱寿、何荣、詹徽、傅友文、察罕、（纳哈出之子。）张温、陈桓、曹兴、黄辂、汤泉、马俊、王诚、聂纬、王铭、许亮、谢熊、汪信、萧用、杨春、张政、祝哲、陶文、茹鼎等。身已故而追坐爵除者，桑世杰、（其子敬坐死。）孙兴祖、（其子恪坐死。）何真、（其子荣、贵、安皆坐死。）韩政、（其子勋坐死。）濮英、（其子坐死。）曹良臣。（其子泰坐死。）此皆见于列传者。胡狱有《昭示奸党录》，族诛至三万余人。蓝狱有《逆臣录》，族诛至万五千余人。今二录不可考，而《胡》、《蓝》二传备载其数。此外又有非二党而别以事诛者，廖永忠功最大，以僭用龙凤诸不法事赐死。汪广洋虽不入胡党，帝追念其在江西曲庇朱文正，在中书不发杨宪奸，遂赐死。周德兴年最高，以其子乱宫，并德兴赐死。王弼已还乡，又召入赐死。胡美因女为贵妃，偕子婿乱宫，并美赐死。李新、谢成别以事诛死。文臣以事诛者，又有茹太素，以抗直不屈死。李仕鲁以谏帝惑僧言，命武士ㄏ死于阶下。王朴、张衡俱以言事死。孔克仁、陶凯、朱同俱坐事死。于是文臣亦多冤死，帝亦太忍矣哉！《明史》于诸臣传，惟蓝玉略见其粗暴取祸之由，他如冯胜、傅友德等但叙其战功，而末即结之以赐死，明见其死之不以罪。李善长佐明祖起兵，位至上相封公，年七十有七，全家诛戮，传中既附着其锻炼之爰书，又载王国用为之辨雪一疏，以深著其冤。汤和亦被猜而竟得良死，则传末谓当时公侯坐奸党无得免者，和独享寿考以功名终，而深为之幸。皆以见明祖之猜忌好杀，可知立传之用意也。
○涂节汪广洋之死
《胡惟庸传》，惟庸与陈宁、涂节谋起事，洪武十三年正月，涂节上变告惟庸，帝大怒，命廷臣讯惟庸，词连宁、节。廷臣言节本预谋，见事不成，始上变，不可不诛，乃诛惟庸、宁并及节。是节本与惟庸同谋逆者也。然《汪广洋传》，洪武十二年十二月，中丞涂节言刘基为惟庸毒死，是节于未告变之前已劾惟庸，则非素与惟庸同谋者矣。盖惟庸恨其告变，而反诬以陷之耳。又《广洋传》，帝问惟庸毒刘基事，广洋对曰：“无有。”帝怒其朋欺，贬广南。又追怒其在江西曲庇文正，在中书不发杨宪奸，乃赐敕诛之。是广洋之死，以朱文正、杨宪二事也。而《惟庸传》则云，占城贡使至，惟庸、广洋不以闻，中官出见之，入奏。帝怒，责惟庸、广洋，未几赐广洋死，是广洋又因匿贡使而死矣。二传殊不划一。匿贡使之事，惟庸、广洋同罪，不应独罪广洋，则广洋之死究以文正、杨宪二案也。
○明祖晚年去严刑
明祖惩元季纵弛，特用重典驭下，稍有独犯，刀锯随之。时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见《草木子》。）法令如此，故人皆重足而立，不敢纵肆，盖亦整顿一代之作用也。然其令李善长、刘基等定律，则又斟酌轻重，务求至当。洪武十八年，诏天下罪囚，刑部、都察院详议，大理寺覆谳，然后奏决。二十年，焚锦衣卫刑具，以系囚付刑部。二十八年，又诏曰：“朕起兵惩创奸顽，或法外用刑，本非常典。后嗣止循律典，不许用黥、刺、非刂、劓、阉割之刑。臣下敢以请者重典。”又尝与懿文太子出郊，亲指道旁荆楚，谓太子曰：“古人用此为朴刑，以其能去风，虽伤不杀人。古人用心仁厚如此，儿当念之。”是帝未尝不慎重刑狱。盖初以重典为整顿之术，继以忠厚立久远之规，固帝之深识远虑也。
○明祖多养异姓为子
养异姓为子，始于唐之宦官。其后朱全忠、李克用、李茂贞、王建等亦用以创国，盖群雄角立时，部下多易于去就，惟抚之为家人父子，则有名分以相维，恩谊以相浃，久之亦遂成骨肉之亲，以之守边御敌，较诸将帅尤可信也。明祖初起，以匹夫举事，除一侄（朱文正）一甥（李文忠）外，更无期功强近之亲，故亦多养异姓子，幼而抚之，长即命偕诸将分守，往往得其力。《何文辉传》云，周舍守镇江，道舍守宁国，马儿守婺州，柴舍、真童守处州，金刚奴守衢州，皆义子也。案周舍即沐英，少孤，从母避兵，母又死，太祖与高后怜之，抚为子，军中亦呼沐舍，后以功复姓。道舍即何文辉，太祖初下滁州，得之，年十四，抚为子。马儿即徐司马，扬州人，年九岁，无所依，太祖养为子，后立功亦复姓。柴舍即朱文刚，与耿再成同守处州，苗帅之乱，文刚欲聚兵杀贼，不及而死。金刚奴无考。又有朱文逊，史不传其小字，亦以养子死太平之难。又《平安传》，安亦太祖养子，少骁勇，力举数百斤。《沐英传》又言，太祖养子凡二十余人，今皆无考。
○明初徙民之令
明祖初定鼎，尝迁苏、松、杭、嘉、湖民之无田者往耕临濠，官给牛种，免赋三年。成祖亦徙太原、平阳、泽、潞、辽、沁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以实北平。用闲民耕旷土，固善政也。然明祖又尝徙江南富民十四万户于中都，又命户部籍浙江等九省及应天十八府富民万四千三百余户，以次召见，徙其家于京师，谓之富户。成祖因之，亦徙直棣、浙江民二万户于京师，充仓脚夫。又徙应天、浙江富民三千户充北京、宛大二县厢长，附籍京师，仍应本籍徭役。日久贫乏逃亡，辄选其本籍殷户补之。俱见《食货志》。谓明祖初意，本效汉时徙民实关中之制，其后遂为厉阶云。案黄润玉以父在徙中，请以身代。官少之，对曰：“父去日益老，儿去日益壮。”乃使之。旋举顺天乡试。
○明分封宗藩之制
明祖初定天下，分封诸子于各省各府，盖仿汉、晋六朝及有元之制而参酌之，外以壮藩卫而实无事权。其有才者如燕、晋诸王，或统兵以镇边塞，然不为例。其分封内地者，不过设三护卫，不致有尾大不掉之患，其用意亦深远也。然其后日久而弊日甚，一在以王府之尊而居于外郡，则势力足以病民；一在支庶蕃衍，皆仰给县官，不使之出仕及别营生理，以至宗藩既困，而国力亦不支。考唐初亦封诸王于外，迨武后废杀诸王后，开元以来诸王皆居京师，而支庶得自奋于功名。如宗室为宰相者至有十余人，其出仕于外，如嗣虢王巨、嗣吴王，当国家寇乱时，俱能守郡掌兵，为国宣力，此法之最善者也。今观明制，藩王之体统极尊，以极尊之体统处于外郡，则有如谷王穗，夺民田，侵公税，杀无罪人，藏匿亡命，长史虞廷纲谏则诬以罪而磔之。又如伊王世子典英，多持官吏短长，不如旨，必构之使去。至御史行部，不敢入城，英要而笞之。官吏往来，率纡道疾过，犹使人追入，责以不朝，朝者亦辱以非礼。宫墙坏，奏请修筑，则夺附近民居以广其宫。索郎中陈大壮屋，不肯，则使数十人从大壮卧起，夺其饮食，大壮遂饥死。阅河南府城女子，选七百余人，留尤丽者九十余人，勒其家以金赎。宸濠未反时，亦强夺民间田宅子女，养群盗闵廿四、凌十一等，劫财江湖间，有司不敢问。甚至楚宗华诋讦楚王华奎之案，以巡抚赵可怀庇华奎，楚宗人遂击死可怀。此其恣横无忌。肆害官民，皆由以藩王之尊居于外郡，莫敢抗拒故也。而国家之所以防闲宗藩者，则又禁例太密。盖自成祖以燕邸起兵得位，继以高煦、钅番、宸濠先后谋不轨，遂设为厉禁，所以箝制之者无不至。《明史 诸王传赞》谓，出城省墓亦须奏请，二王俱不得相见。今案襄王瞻善，自长沙徙封，过安陆，见其弟梁王瞻善，流连不忍去，临别痛哭，谓此生不得复见矣。此二王不相见之制也。天顺中，瞻善奉旨入朝，英宗以其尊属，特命岁时得与诸子出城游猎。可见非特旨则不得出城也。弘治中，周太后思见其次子崇王见泽，特召之。倪岳奏，自宣德以来，除襄王一入朝外，无亲王朝见之事，乃不果召。万历中，郑贵妃不欲其子福王之国，以留过李太后寿节为词，太后曰：“吾潞王亦可以寿节来乎？”（潞王，李太后次子，神宗亲弟。）此可见一受封即入朝亦不得也。甚至土木之变，韩王子冲秋勤王赴京，亦以敕止之。寇入河套，冲秋愿率子婿击贼，亦不许。崇祯中，京师戒严，唐王聿键倡义勤王，反被诏切责，削为庶人，锢之凤阳。是虽赴国家之急亦不得也。而法之尤不善者，在乎支庶日蕃，徒仰岁禄，而别无出仕及谋生之路，宗支既多穷迫，而国力亦以坐困。《明史》表序谓，亲王或可自存，郡王至中尉空乏尤甚。盖亲王岁禄既多，（洪武九年，初定亲王岁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绢布盐茶马草各有支给。二十八年，更定亲王禄犹万石，郡王只二千石，镇国将军以下以二百石、一百石递减。）其护卫军及仪卫司人役并乐户之类，俸饷皆支于官，（楚王孟烷请纳还两护卫，以省国力，是护卫饷给自官也。德王榕以仪卫司缺额，句余丁补之，巡抚邵锡檄补充者勿给饷，是仪卫司本给饷也。郡王有事用鼓吹，与亲王别城居者，假鼓吹于有司，与亲王同城者，假乐户于长史司，是亲王独有乐户也。）是亲王之分例本属丰厚，且初封时，岁禄外又有草场滩地之赐。如英宗子见就藩德州，请齐、汉二庶人所遗东昌、兖州闲田，及白云、景阳、广平三湖地，宪宗悉与之。神宗子潞王就封，请得景藩故籍田产，多至四万顷。福王之国，亦援例以请，而版籍已定，尺寸皆夺之民间，不得已减半，中州田不足，则取山东、湖广田益之。又奏乞张居正入官田，及江都至太平沿江荻州，四川盐井、榷茶银。又请淮盐千三百引，设店洛阳售卖，至为禁食河东盐，以听鬻卖。此亲王富厚之大概也。盖亲王初封爵出藩皆帝王爱子，故岁禄外有此别给。其后嫡子孙袭亲王爵者即世其产，是以富厚如此。至亲王之支子孙封为郡王及镇国、奉国将军、中尉者，不能分此私产，惟恃岁禄为衣食，而生齿日繁，国力不给。嘉靖中，御史林润言，天下财赋，岁供京师米四百万石，而各藩禄米至八百五十三万石，即无灾伤蠲免，亦不足供禄米之半。年复一年，将何以支？此可见国家养给各藩之竭蹶也。于是议者有减岁禄，限宫■，限支子之请。《明史 诸王世表序》谓，支属承祧者亲王无旁推之恩，群从继世者郡封绝再袭之例，以及名婚不时有明禁，本折互支无常期。嘉靖四十四年，乃定郡王、将军七分折钞，中尉以下六分折钞，郡、县主仪宾等八分折钞，而宗藩之贫困极矣。此皆由宗藩支庶仰食于官，不使之出仕，又不许其别营生计，以致坐敝如此。靳学颜疏所谓，唐、宋宗亲，或通名仕版，或散处民间，我朝分封列爵，不农不仕，吸民膏髓是也。《程绍传》，宗室为盗窟穴，绍列上其状，则更入不肖。嘉靖中，宗室祜思请除宗人禄，听其以四民业自为生，贤者应科目试，不许。直至万历中，宗室戴育请宗室皆得儒服就试，中式者，视其才器，中外职兼用，始允行之。（案《陈子壮传》，崇祯帝下诏，援祖训郡王子孙文武堪任用者，得考验授职，是祖训原有宗藩出仕之例。）其后崇祯中，中部知县名新堞者，守城死流贼之难。云南通判寿钅林，当孙可望兵至，知不免，乃张盖往见之，行三揖礼，曰：“谢将军不杀不掠之恩。”可望欲降之，不从，遂遇害。巩昌通判廷璋署秦州，城陷，为贼所执。使之跪，叱曰：“我天朝宗姓也，今日惟求一死！”贼遂杀之。（《宗室诸王传》）又宝丰知县朱由咸、密县知县朱敏汀，亦皆以宗贡生出仕，死流贼之难。（《武大烈传》）此皆万历以后，许宗人应试得官者也。向使早如唐制，宗人各有进身之路，则平时既无坐食廪禄之费，一旦有事，或亦有如虢王吴王之为国立功，未尝不可收藩维之助。乃直至末造，始开入仕之途而已无及矣，岂非立法之最不善者哉！（《何如宠传》，宗藩婚嫁命名，例请于朝，贫者为部所稽，万历末至崇祯中，积千数，有白首不能完家室，骨朽而尚未命名者。如宠为礼部尚书，特为奏请，贫宗得嫁娶者六百余人。）
○明官俸最薄
明初百官之俸，皆取给于江南官田。其后令还田给禄。洪武十三年，已定文武官禄米俸钞之数。二十五年，更定官禄，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从一品至正三递减十三石，从三品二十六石，正四品二十四石，从四品二十一石，正五品十六石，从五品十四石，正六品十石，从六品八石，正七品至从九递减五斗，至五石而止，自后为永制。洪武时，官全给米，间以钱钞，兼给钱一千、钞一贯抵一石。（其时钞尚贵。）官高者支米十之四五，卑者支米十之七八，九品以下全支米。后折钞者每米一石给钞十贯。（时钞已贱，故十贯抵一石。）又凡折色俸，上半年给钞，下半年给苏木胡椒。（《孔友谅传》疏言，大小官自折钞外，月米不过二石，此宣德中事也。又《李贤传》，正统以前，北京漕运少，各官月支米一石。李贤疏言，降人居京师者，实支十七石五斗，指挥使月俸三十五石者，实支仅一石，是一降人当京官十七员半矣。）成化七年，户部钞少，乃以布估给，布一匹当钞二百贯。是时钞一贯仅值钱二三文，而米一石折钞十贯，是一石米仅值二三十钱也。布一匹亦仅值二三百钱，而折米二十石，是一石米仅值十四五钱也。《明史 食货志》谓，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顾宁人谓，其弊在于以钞折米，又以布折钞，以致如此。其后又定有折银之例。（成祖迁都北京，以漕运不便，百官俸米皆令赴南京关支，惟英国公张辅，以功大，许北京支领。其百官俸米，领票后卖与商人赴领，每十石止值银一二两。周忱以江南正苦粮重，建议量折银，每石银四钱，以充百官俸，折银之例始此。）凡官俸有二，曰本色，曰折色。其本色又有三，曰月米，曰折绢米，曰折银米。月米不问官大小皆一石，折绢者绢一匹当银六钱。折银者，银六钱五分当米一石。比从前以布折钞之例稍优矣。其折色亦有二，曰本色钞，曰绢布折钞。本色钞，二十贯折米一石。绢布折钞，绢一匹折米二十石，布一匹折米十石。一品者本色仅十之三，递增至从九品，本色乃十之七。此有明一代官俸之大略也。（案《李长庾传》，据《会典》，国初金花银解南京供武俸，正统初始改解内库，除武俸外皆御用，是武官俸早已给银。）
○明宫殿凡数次被灾
永乐五年，始建北京宫殿。八年，北征还，即受朝于奉天殿，是奉天殿先成。十八年，各宫殿皆落成，诏改京师为南京，北京为京师。十九年四月，奉天、华盖、谨身三殿灾。二十年，乾清宫亦毁。自后未尝营葺，故仁宗即位，将还南京，诏改北京诸司悉称行在。直至正统四年，始修建北京宫殿。六年十一月，乾清、坤宁二宫及三殿俱告成，乃定都北京。诏文武诸司，不得称行在。正德九年正月，乾清宫灾，遣使采木于湖广，因工作大，加天下赋一百万。十六年十一月，乾清宫始造成。嘉靖三十六年，三殿又灾。四十一年九月，三殿告成，改奉天曰皇极，华盖曰中极，谨身曰建极。万历二十四年，乾清、坤宁两宫灾。二十五年，皇极、中极、建极三殿灾。三十年，重建乾清、坤宁二宫。三十二年三月，乾清宫成。天启六年九月，皇极殿成。七年八月，中极、建极殿成。崇祯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宫殿又为流贼李自成所毁。统计明代北京三殿两宫，各四次被灾。（本纪及《杨廷和》、《乔宇》、《沈一贯》、《陈于陛》、《张位》等传。）
○明正后所生太子
明诸帝惟成祖、景帝、世宗、庄烈帝由藩邸入继大统，未尝身为皇太子。世宗晚年以忌讳未立储，光宗甫登极即病，亦未立储，其余则无有不立太子者。太祖立马后长子为皇太子，未即位薨，是为懿文太子。又立太子妃吕氏所生子为皇太孙，是为建文帝。靖难兵至，崩于火。建文登极时，亦立查后长子文奎为皇太子，兵至不知所终。此正后、正妃所生太子皆不吉也。仁宗母系仁孝徐后，宣宗母系诚孝张后，此则正后所生太子获享国者，然二帝生时在藩邸，母尚未立后。英宗由太子即位，则本宫人子而孙后养为己子者也。宪宗由太子即位，其母则周贵妃也。孝宗由太子即位，其母则李淑妃也。惟孝宗登极后，册妃张氏为皇后，弘治四年生武宗，立为皇太子，此乃既为后后所生之太子，为有明一代盛事。世宗以后，穆宗母则杜康妃也。神宗由太子即位，其母则李贵妃也。光宗由太子即位，其母则王恭妃也。熹宗母则王选侍也，庄烈帝母则刘贤妃也。至庄烈帝登极，册周妃为后，明年生慈良，立为皇太子，此亦既为后后所生之太子，武宗后仅此而已。统计有明一代，正位中宫后所生储贰，惟武宗及慈良二人，然武宗虽为帝，而盘游无度，几乱天下，身后又无子；慈娘遇国变，不知所终，是正后所生太子更不吉也。他如景帝立子见济为皇太子，（杭妃所生。）宪宗先立极为皇太子，（柏妃所生。）世宗先立载壑为皇太子，（王贵妃所生。）皆早薨。此则虽非正后所生，亦皆不吉矣。立嫡建储，古今令典，乃时会迁流，有不可以常理论者。明代诸臣，呶呶以争国本为第一大事，其亦未博观于历代继述兴亡之故也哉！
○明宫人殉葬之制
《明史 后妃传》，太祖崩，宫人多从死者。建文、永乐时，相继优恤，如张凤、李衡、赵福、张璧、汪宾诸家，皆世袭锦衣卫千百户，人谓之太祖朝天女户。历成祖、仁、宣二宗皆然。其见于《后妃传》者，宣宗崩，嫔何氏、赵氏、吴氏、焦氏、曹氏、徐氏、袁氏、诸氏、李氏、何氏皆从死，正统元年皆追加赠谥，册文曰：“兹委身而蹈义，随龙驭以上宾。宜荐徽称，用彰节行。”此可见当时宫嫔殉葬之例也。景帝以成阝王薨，犹用其制，至英宗遗诏始罢之。案《周王有敦传》，有敦死，英宗赐有爝书曰，王在日，尝奏身后务从俭约，妃、夫人以下不必从死，年少有父母者遣归云云。帝之除殉葬，盖本于有敦之奏也。然有敦死，妃巩氏、夫人施氏、欧氏、陈氏、张氏、韩氏、李氏皆死殉，诏谥妃贞烈，夫人贞顺，盖帝赐书未到已先死矣。又可见当时宫人殉葬，各王府皆然，不特朝廷也。《否泰录》载，英宗临崩，召宪庙谓之曰：“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后世勿复为。”遂为定制。
○明代选秀女之制
《明史》载明祖之制，凡天子、亲王之后、妃、宫嫔，慎选良家女为之，进者弗受，故妃后多采之民间。国初惟成祖仁孝皇后为徐中山女，其时法制未定也。（明祖初为懿文太子册常遇春女为妃，未薨，又册吕本女为太子妃。又初为秦王爽纳王保保妹为妃，继又以邓愈女为妃。皆前代故事所无。）嗣后则多出民间，故每新君登极，有选秀女之谣。《明稗类抄》，成化中，命妇入朝，尚书施纯妻甚端丽，皇太后谛视久之，顾左右曰：“曩选妃时，何不及此人？”又《涌幢小品》，宪宗选妃，江南嘉兴姚善女在选中，发不盈尺，过吴江二十里，一夕发顿长八尺，故其地遂名八尺。后入宫，生皇第九子寿王，册封端懿安妃。又《四友斋丛说》，武宗南巡至扬州，知府蒋瑶力拒嬖幸江彬等。彬传旨要选秀女，瑶曰，止知府有三女，民间并无。彬遂语塞。又赵尔沂《刘大姑传》，大姑京师人，光庙在青宫时，诏选元妃，大姑与郭后及后女弟同入选，郭后选中，后女弟及大姑赐金币还。凡落选女子，贵家争聘致为重，后女弟遂为成山伯夫人。大姑独不肯嫁，贵戚纳聘悉却之，谓母曰：“被选后，与今元妃同卧起三月，外间何等子，乃议婚耶！”遂守贞以殁。此皆前明选秀女故事也。于慎行《笔麈》云，此事祖宗自有深意，汉宣帝许后起微时，故为后从官舆服甚俭。及霍后立，赏赐动以千万计。且不特此也，来自民间，则习见闾阎生计，可以佐人君节俭之治。若必出于勋旧，则勋而兼戚，戚而兼勋，王氏祸汉，贾氏祸晋，可为前鉴。本朝选驸马亦然，非但不由勋旧，并不由仕宦，其意深远矣云云。今案明代选秀女之制，亦非通行天下，大概多在京师附近之处。初两京并重，故妃后尚有南人，如宣宗胡后，济宁人；孙后，邹平人；吴妃，丹徒人；郭嫔，凤阳人；英宗钱后，海州人；宪宗王后，武宗夏后，皆上元人；世宗方后，江宁人是也。然地近则易采选，故英宗周妃，昌平人；景帝汪后及宪宗吴后，皆顺天人；世宗杜妃，（穆宗生母。）大兴人；穆宗李后，昌平人；陈后，通州人；李妃，（神宗生母。）氵郭县人；神宗王后，余姚人，而生于京师；郑贵妃，大兴人；光宗郭后，顺天人；王妃，（熹宗生母。）顺天人；刘妃，（庄烈帝生母。）海州人，而籍宛平；庄烈帝周后，苏州人，而家于大兴。盖有明中叶以后，选妃多在京师，不及远方，恐滋扰也。（《陈子龙传》，福王立于南都，中使四出，凡有女之家，黄纸贴额，即持之去，闾里骚然，子龙上疏力谏，可见选秀女之骚扰也。）
●卷三十三
○明初吏治
《明史 魏观等传赞》云，太祖起闾右，稔墨吏为民害，尝以极刑处之。然每旌举贤良以示劝，不专任法也。尝遣行人赍敕赐平阳令张础、建阳令郭伯泰，旌其治行。又或因士民之请留良吏，辄进秩留任。并有坐事被逮，部民列善状上闻，亦复其官，且转加超擢者。既擢矣，而其人改节易操，则又重法绳之，所以激劝者甚至。故一时吏治多可纪，今《循吏传》可考也。天下府、州、县官来朝，帝谕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在安养生息之而已。惟廉者能约己而利人，尔等当深念之。”又尝谕户部，国家赋税已定，撙节用度，自有余饶。使民得尽力农桑，自然家给人足，何事聚敛也。沿及成祖、仁、宣、英、景、宪、孝诸帝，亦皆加意吏治，其有政绩卓著，往往特敕奖之，如成祖之于史诚视、仁宗之于刘纲是也。诸良吏秩满当迁，或误罢黜，亦多因部民之请，俾进秩视事，往往至二三十年不易。其有因而作奸者，如永宁税课使刘迪，结耆老请留；汉中同知王聚求属吏保奏，则又斥谴随之。（皆宣宗时事。）阅数年，辄遣大臣分往各直省，考察官吏，严其黜陟。而紧望之地，则特诏大臣，各举所知以为守令。如宣德中，先择京官九人为郡守，继择二十五人为郡守；正统中，择京官十一人为郡守，后多为良吏，为名臣。盖朝廷既以吏治为重，中外大臣亦无不留意人才。仁宗诏各举所知，郎中况钟以张宗琏荐，帝问杨士奇，士奇曰：“宗琏实贤，臣与王直将举之，不意为钟所先耳。”其后况钟之出守，则蹇义、胡氵荧所荐也。翟福则魏源所荐也。李湘则胡氵荧所荐也。李信圭之知蕲州，则张章所荐；后守处州，则金濂所荐也。吉水令钱本忠罢官，郡人胡广在朝力保之，遂复职。杨荣当国时，其家人犯法，邑令鲁穆严惩之，荣反以为贤而荐于朝。其时朝臣之汲引如此，在外大吏亦多持心公正。如叶宗人为钱塘令，人呼为“一叶清”，其死也，按察使周新哭之。田铎知蓬州，巡按御史过其境，无一讼者，知其下无冤民，遂荐之，擢广东佥事。此又外省举劾之大概也。且是时吏部考察之权最重，蹇义、王直、马文升先后长部事，尤以奖廉黜贪为要。史称蹇义慎择守令，考察明恕。而王直察举天下廉吏，以范衷为第一。翟福秩满到部，以年老乞休，侍郎赵新旧尝为其上司，曰此江西第一贤守也，遂不听其去。句容令徐九思为巡抚所劾，吏部尚书熊浃知其贤，特留之。此又吏部之能择人而任也。（以上俱见各本传。）一时风气如此，故为守令者无不洁己爱民，耻干清议。《循吏传序》云，洪武以来，吏治澄清者百余年，当英宗、武宗之际，内外多故，而民心无土崩之虞，由吏鲜贪残故也。嘉、隆以后，吏部考察之法徒为具文，而人皆不自顾惜，抚按之权太重，举劾惟贿是视，而人皆贪墨以奉上司，于是吏治日俞，民生日蹙，而国亦遂以亡矣。后人徒见中叶以来，官方隳裂，吏治窳敝，动谓衰朝秕政，而岂知其先崇尚循良，小廉大法，几有两汉之遗风，且驾唐、宋而上哉。今就《明史》各列传及《循良传》关于劝惩者，条摘于左。
○因部民乞留而留任且加擢者
《汉书 循吏传赞》，宣帝以太守吏民之本，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辄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关内侯，公卿缺则选用之。故汉世良吏，于斯为盛。是古来重吏治者，多以久任为效。明太祖亦尝仿之，兴化丞周舟已擢吏部主事，民乞留，乃遣还。丹徒令胡梦、通丞郭伯高、金坛丞李思进、归安丞高彬、曹县簿刘郁、衡山簿纪惟正，皆坐事当逮，民诣阙言多善政，帝并复其官，惟正并擢参议。永州守余彦诚、齐东令郑敏等十人，坐事下狱，耆民列政绩以闻，皆复官，并赐耆民道里费。县令沈昌、周荣等四人，并擢郡守。此太祖时事也。洪宣、正统间，秩满奏留者，又有邵阳令孙浩、长清令薛慎、吴桥令吴原、博野令陈哲、泰安令畅宣、砀山令刘伯吉、会宁令郭完、贵溪令徐士宗、常熟令郭南、平山令张、藁城令徐荣、安福令何澄、桐乡令田玉。（以上皆《循吏传》。）况钟守苏州，丁母忧。郡民诣阙乞留，诏起复。秩满当迁，部民二万余人乞留，巡按奏闻，诏进三品，仍视府事。陈本深守吉安，满秩当迁，亦因部民请，进三品秩视事。后闻衙前民家嫁女鼓乐声，笑曰：“此我来时乳下儿也，今且嫁，我尚留此乎。”乃请老去，凡在吉安十六年。罗以礼守西安，丁忧去，代者不称职，部民追思，乞于朝，诏起复视事。岁满，亦进秩留任。莫愚守常州，秩满亦进秩留任。陈敏知茂州，累加秩至右参政，仍视州事，在州二十余年，秩既高，诸监司郡守反在其下。项忠为陕西按察使，九载满，当入都，军民乞留，诏还任。张为广东左布政使，考满，军民乞留，巡抚陈濂奏闻，乃仍故任。于谦抚河南、山西，左迁大理寺少卿，两省吏民千余人乞留，英宗命仍抚两省。（以上见各本传。）陈复知杭州，遭丧，部民乞留，诏起复。（见《耿九畴传》。）其后有乞留不允者，郭为吏部尚书，虑其中有妄者，请复实，从之，自是遂为例。（《传》）郭登守衢州，坐累征，耆老数百人伏阙乞留，不听。吴讷巡按贵州，将代还，部民诣阙乞留，诏不许。（亦见各本传。）宣宗因刘迪、王聚之邀吏民保留，自后部民乞留者，率下所司核实。盖久则弊生，不得不随时变法也。
○特简廷臣出守
唐玄宗开元十三年，帝自选诸司长官有声望者十一人为刺史，命宰相诸王饯之，御书十韵诗以赐。此特简廷臣出守故事也。明宣德五年五月，择廷臣九人为知府，赵豫松江，况钟苏州，罗以礼西安，莫愚常州，邵武昌，马仪杭州，陈本深吉安，陈鼎建昌，何文渊温州，皆赐敕乘传行。（皆见《循吏传》及本传。）是年十一月，又择廷臣二十五人为知府，李骥河南，王莹肇庆，徐鉴琼州，许敬轩汀州，郑洛宁波，王升抚州。英宗正统元年，亦择廷臣十一人为知府，王源潮州，李湘怀庆，翟福南康。（皆见《循吏传》，余无考。）
○遣大臣考察官吏
明初，以十五布政使分治天下。永乐初，遣给事中、御史分行天下，有司奸贪者逮治。其后又遣蹇义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按抚军民，还朝不为例。（《熊概传赞》）寻又遣郭敦以礼部侍郎偕给中事陶行ぅ巡抚顺天。（时未有巡抚官，此系特敕考察官吏。）吾绅以刑部侍郎，奉敕考察两广、福建方面官，有故人官参政者，黜之。（《吾绅传》）正统初，又分遣大臣考察天下方面官，刘辰往四川、云贵，悉奏罢其不职者。（《刘辰传》）徐琦奉命与工部侍郎郑辰考察南畿官吏，黜不法者三十人。（《徐琦传》）段民为左参政，奉命与巡按考州县吏廉墨以闻。（《段民传》）景泰中，亦遣大臣行天下，黜陟有司。礼部侍郎邹干至山西，黜布政使以下五十余人，巡抚朱鉴请召干还，干并劾鉴。（《朱鉴传》）时已设巡抚，又遣大臣考察，重吏治也。
案遣大臣考察官吏，本汉、唐故事。《后汉书 周举传》，时以吏治多弊，诏遣八使巡行风俗，选素有威名者周举、杜乔、周栩、冯羡、栾巴、张纲、郭遵、刘班，并守光禄大夫，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赃罪者，驿马上之，墨绶以下，便即收。举清忠宜表异者，以状上。于是劾奏贪猾，表荐公清，天下号为八俊。唐太宗亦遣大理孙伏伽等二十二人巡察四方，黜陟官吏，帝自临决，牲守以贤能进擢者二十人，死罪七人，流以下及黜免者数百人。已又频遣使考察，玄宗亦命尚书席豫等分道黜陟。金源亦有此制，熙宗时，遣使廉问吏治得失。（《宗雄传》）世宗即位，凡数岁一遣使，故大定之间吏皆奉法，百姓滋殖，号为小康。（已见《金史》条内。）刘球所谓考察久不举行，故吏多贪虐，民不聊生。盖承平日久，吏治玩弛，遣大臣严考核以黜陟之，固亦整饬吏治之一法也。然亦视乎所遣之人何如，如元顺帝时亦尝遣使巡行，官吏有罪者四品以下停职申请，五品以下就处决，民间一切利害听举行。如成遵奉使山东、淮北，擢廉吏九人，黜贪懦者二十一人。苏天爵奉使京畿，纠劾者九百四十余人，当时有包、韩之誉。（见《元史》各本传。）固亦皆能奏劾。然据陶宗仪《辍耕录》，当时奉使者多挟势取贿，民间谣曰：“官吏黑漆皮镫笼，奉使来时添一重。”又永乐中，邹缉上言，贪官污吏，遍布内外，朝廷每遣一人，即是其人养活之计，有司承奉惟恐不及。是以使者所至，有司公行贿赂。其后梁廷栋亦言，巡按御史之弊，盘查访缉，馈遗谢荐，有司所出，多者二三万金。国家多一巡方，天下加派百万。是则察弊适以滋弊，又在乎简用之得人矣！
○重惩贪吏
洪武十八年，诏尽逮天下官吏之为民害者，赴京师筑城。（《孝义传 朱煦传》内。）帝初即位，惩元政弛纵，用法太严，奉行者重足而立。（《周祯传》）官吏有罪，笞以上悉谪凤阳屯田，至万余人。（《韩宜可传》）又案《草木子》记明祖严于吏治，叉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警心。（后海瑞疏，亦举太祖剥皮囊，及洪武中所定枉法赃八十贯论绞之律，以规切时政，见《瑞传》。）法令森严，百职厘举，祖训所谓革前元姑息之政，治旧俗污染之徒也。
案元世祖籍阿合马家，有人皮一张，后诛阿合马之子阿散，亦剥其皮，是元代已有此非法之刑。
○明大臣久任者
永乐以后数十年中，大臣多有久于其位者。杨士奇在内阁四十三年，虽其始不过为学士，然已预机务，后加至公、孤，始终在枢地，不出内阁一步，古来所未有也。同时直内阁者，金幼孜三十年，杨荣三十七年，杨溥二十二年。六卿中蹇义为吏部尚书三十四年，夏原吉为户部尚书二十九年，胡氵荣为礼部尚书三十二年。耆艾满朝，老成接迹，盖劫运之后，必有一番太和元气，周浃宇宙，诸臣适当其隆，故福履康强，身名俱泰。当时朝廷之上，优老养贤，固可想见，而诸臣庞眉白首，辉映朝列，中外翕然称名臣无异词，其必有以孚众望者矣。若专宠利而窃威权，如万安为相十九年，刘吉为相十八年，已丛物议。至严嵩为相二十一年，遂入《奸臣传》，为千载唾骂。则三杨、蹇、夏诸人，宿德重望，始终无玷，固不可及也。
案三杨同时在内阁者，又有黄淮、胡广，皆十六年。其后李东阳十八年，徐阶十七年，而蹇、夏后又有吕震为礼部尚书十九年，马文升历各部尚书二十二年，王直、王翱为吏部尚书各十五年，亦皆久于其位，名实相称。至明之末造，揆席如传舍，台省如践更。崇祯帝十七年中，易相五十余人，刑部尚书十七人，（《乔允升传》）兵部尚书十四人，（《张凤翼传》）总督被诛者七人。（《郑崇俭传》）盖国运将倾，时事孔棘，人材薄劣，动辄罹殃，固亦时势之无可如何者矣！
○大臣荐举
《吏治》条内所载，况钟、翟福等出守皆由大臣荐。然洪、宣正统间大臣所荐，不特外吏也，如顾佐以杨士奇、杨荣荐，由通政司擢都御史。陈勉以士奇荐，由副使擢副都御史。高谷以士奇荐，由侍讲进工部侍郎，入内阁。曹鼐亦以杨荣、杨士奇荐，由侍讲入内阁。王来以士奇荐，由巡按擢左参政。彭勖以士奇荐，由教职擢御史，督学南畿。孙鼎以杨溥荐，亦由教职擢御史，督学南畿。金纯以蹇义荐，由庶僚擢刑部侍郎。陈寿以夏原吉荐，由参政擢工部侍郎。郭敦以胡氵荣荐，由副使擢礼部侍郎。刘球以胡氵荣荐，由主事改翰林侍讲。周以王直荐，由郎中擢刑部侍郎。杨信民以王直荐，由刑科擢左参议；后又以于谦荐，巡抚广东。罗绮以于谦、金濂荐，由谪戍复大理右寺丞。罗通以于谦、陈循荐，由河泊所官擢兵部员外郎。李贤谪官参政，以王翱奏贤可大用，遂留为吏部侍郎，复尚书，入内阁如故。崔恭以李贤、王翱荐，由巡抚进吏部侍郎。李绍亦以贤、翱荐，由学士擢礼部侍郎。王越以李贤荐，由按察使擢巡抚大同。罗景方谪官，以王恕荐，擢福建提学。秦以王恕荐，由布政使擢副都御史，总督漕运。余子俊以林聪荐，由知府擢陕西参政。韩雍被劾，方待吏议，会广西犭肆乱，王曰，雍才气无双，平贼非雍不可。乃擢都御史，督兵两广。（以上见各本传。）史又称李贤为相，所荐引年富、轩︼、耿九畴、王、李秉、程信、姚夔、崔恭、李绍等，皆为名臣。盖洪、宣以来，大臣荐士之风如此。其时荐贤者，皆采人望，核才品而后上闻。苏州一郡逋粮八百万石，孝宗思得才力重臣往厘之，杨荣荐周忱，遂以工部侍郎巡抚江南，果兴利除弊，为名臣。杨士奇初不识陈继，夏原吉治水苏、松，得其文，归示士奇，士奇才之，即荐为博士，改翰林。而于谦之为河南、山西巡抚也，三杨在政府，皆重谦，所奏请无不允。谦每议事至京，空橐以入，诸权贵不能无望，及三杨卒，谦遂左迁大理少卿。可见三杨等之荐人，皆出于至公，非如后世市恩植党之为也。其时人主亦倾心信用，如永乐中，择耆儒侍皇太孙，杨士奇、蹇义荐仪智，太子嫌其老，士奇谓智明理守正，帝闻即用之。虞谦降谪，杨士奇力白其诬，言谦历事三朝，得大臣体，宣宗即令复职。宣宗尝论朝士贪纵，士奇曰无逾刘观，帝问谁可代者，士奇以顾佐对，即以为左都御史。年富为人所中伤，英宗知其先由杨溥荐，遂不听。君臣之相信如此，宜乎正人端士布列中外，成当日大法小廉之治也。盖一人之耳目有限，若虑大臣荐引易开党援门户之渐，而必以己所识拔者用之，恐十不得一二，但能择老成耆硕十数人，置之丞弼之任，使各举所知，则合众贤之耳目为一人之耳目，自可各当其用，所谓明日达聪也。
○明内阁首辅之权最重
明祖革丞相官，以翰林春坊详看诸司章奏，兼司平驳，虽设有殿阁大学士，官仅五品，特以备顾问而已，于政事无与也。永乐中，始命解缙、胡广等入文渊阁，预机务，然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终永乐之世，未尝改秩。迨洪、宣间，三杨在内阁久，所兼官屡加至师、傅，于是官阶益尊，虽无相之名，而已有钧衡之重。然同在内阁中亦有差等，大事皆首辅主持，次揆以下不敢与较。宣德、正统间，天下建言章奏皆三杨主之。及陈循、曹鼐等入阁，士奇、荣相继殁，礼部援故事请旨，帝以杨溥老，始命循等预议。（《循传》）可见寻常入阁者，不得辄与裁决也。嗣后首辅之与次辅，虽同在禁地，而权势迥然不侔。夏言为首揆，严嵩至不敢与分席，欲置酒邀欢多不许。既许，至前一日又辞，则所征红羊栈鹿之类已付之乌有。一日，许赴其宴，薄暮始至，三勺一汤，宾主不交一言而去。（《玉堂丛语》）故嵩衔之次骨，及嵩为首揆，徐阶所以事之者，亦如嵩之事言。因吴中有倭寇，即佯为避倭之计，买宅豫章，与嵩子世蕃结姻，并与江右士大夫讲乡曲之谊，凡可以结欢求免者，无不为也。（《笔麈》）其后亦签鹪而代之。至张居正当国，次辅吕调阳恂恂如属吏。居正以母丧，三日不出阁，吏封章奏就第票拟，调阳坐阁，候票至乃出。（《笔麈》）及居正归葬，大事必驰驿江陵听处分。（《明史》本传）此更礼绝班行，几与贾似道休沐葛岭，吏抱文书就第呈署无异矣。韩广为首辅，魏广微入阁，欲分其权，而故事阁中秉笔惟首辅一人，广微乃嘱魏忠贤传旨谕广，同寅协恭，而责广微毋伴食，由是广微分票拟之权。此可见明代首辅、次辅之别也。
案明代首辅权虽重，而司礼监之权又在首辅上。王振窃柄时，票拟尚在内阁，然涂疏言，英宗时，批答多参以中官，内阁或不与，则已有不尽出内阁者。至刘瑾则专揽益甚，刘健疏云，近者旨从中下，略不与闻，有所拟议，竟从改易，是正德初已有此弊。其后凡有章奏，瑾皆持归私第，与妹婿孙聪、华亭大猾张文冕相参决，词率鄙冗，焦芳为润色之，李东阳俯首而已。（《瑾传》）瑾败后，东阳疏言，内阁与瑾职掌相关，凡调旨撰敕，或被改再三，或径自窜改，或持归私室，假手他人。臣虽委曲匡持，而因循隐忍，所损已多。（《东阳传》）此固东阳自为掩饰之词，然刘ぇ疏亦云，近日批答章奏，阁臣不得与闻，可见当时实事也。自瑾以后，司礼监遂专掌机密，凡进御章奏及降敕批疏，无有不经其出纳者。神宗不豫，召阁臣沈一贯入，谕矿税事可与江南织造、江西窑器并停，其内监皆撤回，建言诸臣系狱者皆复官。一贯出，中使捧谕至，一如帝言。明日帝瘳，悔之，中使二十辈至阁，取前谕，仍缴进。（《一贯传》）可见帝降旨，即有司礼监在旁写出事目，然后付阁臣缮拟，故其地尤为要近。至魏忠贤时，王体乾为司礼，避忠贤，退处其下。凡章奏入，体乾与秉笔李永贞先摘要，以白忠贤议行。（《宦官传》）许誉卿劾忠贤疏谓，内阁政本重地，而票拟大权拱手授之内廷。其后杨涟劾忠贤，忠贤矫旨叙己功百余言，大学士叶向高骇曰：“此非奄人所能，必有代草者。”探之，则徐大化也。（《向高传》）可见是时诏敕悉出司礼，并不藉内阁润色矣。《文震孟传》，大臣入阁，例当投刺司礼大奄，兼致仪状。是司礼之尊久已习为故事，虽首辅亦仰其鼻息也。究而论之，总由于人主不亲政事，故事权下移，长君在御，尚以票拟归内阁，至荒主童昏，则地近者权益专，而阁臣亦听命矣。
○明翰林中书舍人不由吏部
明大学士本无属员，杨士奇等加官既尊，始设中书舍人，取能书者为之，不由吏部铨选。霍韬疏谓，自三杨等植党专权，笼翰林为属官，中书为门吏。故翰林迁擢不由吏部，而中书内直既久，有进秩至尚书者。（潘辰等或加太常卿，或加至翰林学士、礼部尚书。）案《明史 选举志》，中书舍人原有两途，由进士选者，得迁科道、部曹，其两殿两房舍人，则不必由部选，自甲科监生及儒士布衣能书者皆得为之。如吕原子{常心}以荫补国子生，选为中书舍人。赵荣亦以能书，由布衣授中书舍人，后迁太常卿，仍供事内阁。叶向高为首辅，用已革监生汪文言为中书舍人，此则大学士自行选用之成例也。又我朝顺治十一年，大学士范文程请以詹事翰林等官升补俱归吏部，又可见明制翰詹等官升降亦由内阁。
○明吏部权重
明初六部属中书省，权轻，多仰丞相意旨。洪武十三年，中书省革，部权乃专，而铨部尤要。其后制度屡创，令入觐官各举所知，自浮山李信始。朝觐官各造事迹，图画土地民人，自昆山余氮始。仿《唐六典》，自王府以下诸司，各编集所职为书曰《诸司职掌》，定吏役，考满给由为首领官；选监生为州县官，兼除教职，自泰兴翟善始。三年一入朝，考核等第，自沂水杜泽始。此洪武中铨政大略也。（《明史 陈修传》）然虽有此等规制，而量能授职，核功过以定黜陟，则惟吏部主之。永乐中，郭为吏部尚书，请自布政使至知府，听京官三品以上荐举。既又请御史、知县皆听京官五品以上荐举。论者谓其畏怯不敢任事，转启夤缘之渐。（《传》）是以前布政等官皆吏部选用也。宣德中，两京六部官缺，帝命廷臣推方面官堪内任者，郑辰以蹇义荐，得南京工部尚书。（《辰传》）是未有此旨以前，六部堂官亦吏部推用也。天顺中，罢廷臣荐举方面大吏，专属吏部。（《李贤传》，故事，方面官敕三品京官保举，贤患其营竞，请令吏部每缺举二人，请帝简用，并推之例始此。）时王直为尚书，委任郎曹，抑奔竞，凡巡方御史归，即令具所属贤否以备选。（《直传》）崔恭为吏部侍郎，置劝惩簿，有所闻皆识之，尚书王翱甚倚之。（《恭传》）成化中，选郎黄孔昭留心延访人材，以册书之，除官以才高下配地繁简，由是铨叙平允。尚书尹欲推其乡人为巡抚，孔昭不可，其人暮夜来屈膝，孔昭益鄙之。谓其人曰：“黄君不离铨选，汝不能得也。”（《孔昭传》）可见巡抚等官皆吏部所用，公正则选用得人，否则可以高下在心，予夺任意。故严嵩当国，吏、兵二部选郎各持簿任嵩填发，时称文选郎万き为文管家，武选职方郎方祥为武管家。（于慎行《笔麈》）至万历中，孙丕扬长吏部，不得已用掣签法，以谢诸贿嘱者，一时称为至公。（《丕扬传》）亦以吏部注授官职可以上下其手，故设此法以防弊也。赵南星长吏部，搜举遗佚，布列庶位，高攀龙等皆其所推用。山西巡抚缺人，郭尚文求之，南星薄其人，独推谢应祥。可见其时虽有会推之例，然亦皆吏部主之。周延儒谓，会推名虽公，主持者止一二人，余皆不敢言。（《温体仁传》）熊开元疏亦云，督抚官缺，明日廷推，今日传单，其人姓名不列，至期吏部出诸袖中，诸臣唯唯而已。（《开元传》）合而观之，可见有明一代用人之权悉由吏部，吏部得人则所用皆正人，如王恕为吏部尚书，所引荐耿裕、彭韶、何乔新、周经、李敏、张悦、倪岳、刘大夏、戴珊、章懋等，皆一时耆硕。弘治二十年，众正盈朝，职业修理，号为极盛者，恕力也。其后天启初年，周嘉谟、张问达、赵南星先后掌吏部，起废籍诸正人，用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秉宪，李腾芳、陈于廷佐铨，魏大中、袁化中长科道，郑三俊、李邦华、孙居相、饶伸、王之き等悉置卿贰，万历废弛之后，赖此数年，稍支倾颓。未几易以阉党，而官方不可问矣。此有明一代吏部之大概也。
案王恕不能用正人，亦由司礼监怀恩以恕忠义，劝孝宗用之，故得行其志。天启初，起用邹元标、王德完诸贤，亦由司礼监王安听汪文言之言，是以博采人望，布列庶位。是吏部亦恃宦官之力，其权在吏部上更可知矣。
○扬州同时四知府
靖难师至扬州，江都令张本迎降。成祖以滁、泰二知州房吉、田庆成率先归附，命与本并为扬州知府，与现任知府谭友德同氵位府事，扬州一时遂有四知府。
○永乐中海外诸番来朝
《明史 外国传》，永乐三年，氵孛呢国王麻那惹加那率其妃及弟妹子女泛海来朝。王卒于会同馆，葬之安德门外。六年，冯嘉施兰国酋玳瑁、里欲二人俱来朝。九年，满剌加国王拜里迷苏喇率妻子陪臣五百余人来朝。十年，氵孛呢王子遐旺又偕其母来朝。十五年，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八哈喇、西王麻哈喇叱葛喇麻、丁峒王妻叭都葛巴喇卜，俱率其家属头目三百四十余人泛海来朝，东王回至德州卒。是年，又有古麻喇朗国王干喇义亦奔敦率其妻子陪臣来朝，还至福建卒。十七年，满剌加王母干撒于的儿沙来朝。二十二年，满剌加王西里麻哈喇率妻子来朝。宣德六年，又来朝。盖皆海外小国，贪利而来。是时内监郑和奉命出海，访建文踪迹，以重利诱诸番，故相率而来。宣德以后，遂无复至者。当时称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永乐朝盛事云。（《旧唐书 顺宗纪》，日本国王并妻还番，可见海外番王入朝，与妻偕行，是其故俗。）
●卷三十四
○明中叶南北用兵强弱不同
有明中叶，战功固不足言，然南北更有迥异者。大率用兵于南则易于荡扫，用兵于北则仅足支御。如山云讨广西蛮，斩首二万二百六十。方瑛讨贵州苗，俘斩四万余。陶鲁破广东贼，斩二万一千四百余。其他斩馘以千计者，指不胜屈也。至用兵于北，自宣德以后，瓦剌、俺答、小王子诸寇先后扰边，中国宿重兵以御之，仅仅自保，间有战胜，亦无可纪。如王越红盐池之捷，禽斩三百五十。威宁海之捷，斩首四百三十余。石彪与杨信斩鬼力赤，生擒四十余人，斩五百余，论者俱以为西北战功第一。彪又击斩把秃王，杀一百二十人；追至三山墩，又斩七十二人，以是封定远伯。刘聚等击阿罗出，斩首一百六十；朱永开荒川败敌，斩一百六级，边人亦以为数十年所未有。此皆当时所谓大捷者，越、彪至以之封侯伯。他如郭登栲栳山之战，则二百余级也。姜苦水墩之战，则百余级也。姜应熊破套寇，则百四十级也。安国偏头关之战，则八十余级也。甚至仇钺击寇于万全，斩三级，朱晖捣河套，亦斩三级，追寇庆阳，斩十二级。（以上俱见各本传。）较之黔、粤用兵，何啻千伯之十一，而乃以之入功册，迁官秩。可知北强南弱，风土使然，固非南剿者皆良将，北拒者尽庸将也。
○明边省攻剿兵数最多
明边省凡有攻剿，兵数最多，盖皆就近调用民兵、土兵，故饷省而兵易集，非悉用官兵也。考永乐中征安南，用兵八十万。（张辅传）正统中征麓川，用兵十五万。（王骥传）景泰中讨都匀苗乜富架，用兵八万。（《顾溥传》）成化中，韩雍讨大藤峡，先以兵十六万破修仁，荔浦贼巢。（《韩雍传》）王越奏起兵搜套，须兵十五万。（《王越传》）弘治中，闵讨永安瑶，用兵六万。（《闵传》）正德中，思恩府岑与田州岑猛相仇杀，总督潘蕃讨之，用兵十万。（《潘蕃传》）嘉靖中，岑猛谋乱，总督姚镆讨之，用兵八万。（《姚镆传》）是时欲征安南，议用兵十三万二千余人。（《毛伯温传》）元江土舍那鉴乱，巡抚鲍象贤讨之，用兵七万。（《鲍象贤传》）吴桂芳令俞大猷讨翁源贼李亚元，用兵十万。殷正茂令大猷讨韦银豹，用兵十四万。（《俞大猷传》）曾省吾令刘显讨都掌蛮，用兵十四万。（《刘显传》）李锡讨府江瑶，用兵六万。讨古田瑶，用兵十万。（《李锡传》）殷正茂讨蓝一清，用兵四万。（《张元勋传》）张{山顶}讨新宁恩平贼，以三万人破贼巢二百余，斩一万四千余，史称岭南用兵，从未有以少胜多如此者。（《张{山顶}传》）可见边地用兵，动以十数万计。若必一一皆官兵，安得如许兵数？且费亦不訾。则调用民兵、土兵之法，不可废也。元末已调苗帅杨完者入内地剿寇。明洪钟之剿川贼，调永顺土兵。陈金之剿江西贼，调田州土兵。王守仁之剿大藤峡，张经之御倭，殷正茂之征古田瑶，李化龙之平播州，朱燮元之平奢氏、安氏，无一不兼用土兵。甚至石柱等土兵且调往朝鲜、辽东，万里攻战。当时征调既惯，土兵皆习见以为当然，无敢有后期者。而守仁之剿氵利头、桶冈及擒宸濠，则并不用土兵，而专用民兵。承平日久，无复有征调民兵、土兵之事，一旦欲用之，且将骇怪而莫肯应命。是又当于无事时加惠土司，使之勤操练以备调遣。而前明民壮之例，佥其丁者免其粮，（见《兵志》）按季肄习，以防不虞。其法亦当讲求于平素也。
○用兵有御史核奏
明内地用兵，多有巡按御史及监军纪功御史等官从旁核奏，此亦防欺蔽之一法也。如赵辅从韩雍讨大藤峡贼，封武靖伯，留镇广西。已而蛮又入浔州，巡按端宏劾其妄言贼尽，不罪辅无以示戒。（《辅传》）左都督刘聚镇陕西，孛罗、满都鲁、加思兰等入寇，杀掠数千里，聚与王越反以捷闻，纪功员外郎张谨劾之，谓其报首功百五十级，实止十九级。（《聚传》）许宁镇大同，小王子入寇，宁等战败，反以捷闻，巡按程寿震发之。（《宁传》）广宁失事，巡抚陈瑶反以捷闻，巡按耿明等劾其欺罔。（《明传》）洪钟讨川东贼，不能击，馘良民为功，巡按王纶、纪功御史汪景芳共劾之。纶又奏钟乐饮纵游，致贼自合州渡江陷州县。（《钟传》）陈金讨王浩八，听其伪降，得逸去，纪功给事中黎劾之。（《金传》）亦不剌等入寇甘肃，掠陷堡砦五十三处，巡抚张翼、镇守太监朱彬反冒奏首功，巡按成文发其奸。（《文传》）此皆见于各列传者。用兵固当责成领兵官，勿使人从旁掣其手足，然徒听领兵者奏报，其谁肯自言畏忄Й，自言败衄，势必粉饰迁就，以掩罪冒功，有巡按等官从旁奏报，则诸将稍知儆畏，不敢避贼玩寇，此不特防欺蔽，亦隐寓伺察催督之法也。
○将帅家丁
两军相接，全恃将勇，将勇则兵亦作气随之。然将亦非恃一人之勇也，必有左右心膂之骁悍者，协心并力，始气壮而敢进。将既进，则兵亦鼓勇争先，此将帅所贵有家丁、亲兵也。前代如韩、岳之背嵬军之类，固有明效。即《明史》所载，如景泰中，杨洪家苍头得官者十六人。成化中，王越多荡跳士为腹心，与寇搏战，数有功。嘉靖中，倭寇海上，诏故将何卿、沈希仪率家众赴苏、松军。（《卿传》）马永为将，蓄家丁百余，皆西北健儿，骁勇敢战。帝问将于李时，时以永对，且曰：“其家众可用也。”（《永传》）马芳蓄健儿，尝令三十人出塞四百里，多所斩获。（《芳传》）梁震蓄健儿五百人，镇大同。大同卒骄，连杀巡抚、总兵，及震至，众惮其家众，皆帖然不敢动。震殁后，健儿无所归，诏编之军伍，后将犹得其力。（《震传》）万历中，李成梁帅辽东，收四方健儿，给以厚饩，用为军锋，所至有功。健儿中如李平胡、李宁等，后皆至将帅。（《成梁传》）辽事急，诏废将蓄家丁者赴军前立功。（《赵率教传》）宁远军变，围袁崇焕署，时满桂亦在城中，诸叛卒惮桂家卒勇猛，不敢肆，结队而去。（《桂传》）天启末，宁远告警，诏废将侯世禄率家丁赴关听。（《世禄传》）都司张神武用袁应泰荐，率亲丁二百四十余人，驰至广宁。（《神武传》）副总兵祁秉忠亦以应泰荐，率私丁守蒲河。（《秉忠传》）赵率教收复前屯，亦率家丁三十八人以往。（《率教传》）宁远之战，总兵金国凤愤将士忄匡怯，率亲丁数十出，据北山力战。（《国凤传》）崇祯中，总兵侯良柱战死，其子天锡疏请率父旧人自当一队，诏赴杨嗣昌军立功。嗣昌奏天锡所将亲丁二百六十人皆敢战。（《良柱传》）此将帅亲丁之成效也。承平之世，将领皆雍容裘带，岂复招练壮勇以为家丁。即其所选用亲兵，亦多取韶美便捷者，以给使令。一旦临戎，将无左右可倚之士，既缩肉而不敢前，兵无统率向前之将，自畏怯而不敢进，毋怪乎不能立功也！然蓄养壮丁岂易有此赀力，惟有选拔兵丁，练以技勇，结以恩信，庶缓急尚有可恃。古名将如韩、岳等既有背嵬军，吴亦以迭阵法教士伍。戚继光谓兵不练必不可用，故所至以练兵为急。初官浙江参将，见卫所军不习战，乃请募金华、义乌人三千，教以击刺，短长互用，由是军独精。又因地形制阵法，一切战船、火器、兵械，精求而更置之。平倭后，移镇蓟门，又征浙兵三千来训蓟兵。初至，阵于城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动，边军大骇，自是始知军令。（《继光传》）谭纶在浙，亦重练兵，立束伍法，裨将以下节节相制，分数既明，进止齐一，吸睹皆成精锐。（《纶传》）南京初设振武营，兵部尚书张鏊请以刘显为指挥佥事，专训练。（《显传》）显亦为当时名将，所至有功。故知训练有素，则一兵得一兵之用，即不能蓄家丁，尚可藉此为爪牙也。（谭纶言，三万兵岁需饷五十四万两，则是时每兵岁饷十六两。）
○景泰帝欲仍立沂王
景泰帝初惑黄之言，废英宗太子见深为沂王，立己子见济为太子。后太子薨，未尝不欲仍立沂王也。六年七月，有给事中徐正请闲，言沂王当迁于所封地，以绝人望，别选王子育之宫中。上皇所居南城，宜增高墙垣，伐去高树，宫门之锁亦宜灌铁，以备非常。帝大骇，叱出之，欲正其罪，虑骇众，遂谪之铁岭卫。是帝固未肯听小人之言也。迨英宗复辟，徐有贞辈诬王文、于谦谋立外藩，帝心事遂不白云。事见《廖庄传》，世罕有论及者，故特表出之。
○成化嘉靖中方技授官之滥
宪宗好方技，初即位，即以道士孙道玉为真人。其后李孜省以符进，官至礼部侍郎，邓常恩、赵玉芝、凌中、顾工亦皆以方术得幸，官至太常卿，其他杂流加侍郎、通政、太常、太仆、尚宝者，不可胜计。每令中官传旨，一传至百十人，时谓之传奉官，王瑞疏所谓，一日而数十人得官，一堂而数百人寄俸也。是时孜省尤宠幸，朝臣毁誉多出其口，士大夫遂多附之。又有僧继晓，以秘术进，赐号通元翊教广善国师。其后西番僧札巴坚参封万行庄严功德最胜智慧圆明端仁感应显国光教弘妙大悟法王、西天至善金刚普济大智慧佛，其徒札实巴、锁南坚参、巴竹也失皆为国师。已而札实巴进封法王，班卓儿藏卜封国师，又封领占竹为万行清修真如自在广善普慧弘度妙应掌教翊国正觉大济法王、西天圆智大慈悲佛，又封西天佛子札失藏卜、札失坚参、乳奴班丹、锁南坚参、法领占五人为法王，其他授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者，亦不可胜计。服食器用僭拟王者，出则金吾仗呵道，锦衣玉食者几千人。羽流加号真人、高士者亦盈都下。大国师以上金印，真人玉冠、玉带、玉、银章。而继晓尤奸黠窃权，所奏请无不允。迨孝宗即位，始尽汰传奉官千百人，又诏礼官议汰诸寺法王至禅师四百三十七人，喇嘛僧七百八十九人，华人为禅师及善世、觉义诸僧官千一百二十人，道士自真人、高士及正一、演法诸道官一百二十三人。可见成化中授官之滥也。（孜省下狱死，常恩等遣戍，继晓弃市。）其后嘉靖中，又有方技滥官之秕政。道士邵元节以祷祠有验，封为清微妙济守静修真凝元演范种爽秉诚致一真人，统辖朝天、显炅、炅济三宫，总领道教，赐金、玉印、象牙印各一，班二品，紫衣玉带，以校尉四十人供洒扫。寻又赐阐教辅国玉印，进礼部尚书，给一品服。荫其孙启南为太常丞，进少卿；曾孙时雍为太常博士。其徒陈善道亦封清微阐教崇真卫道高士。又有陶仲文，以符水治鬼，封神霄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累进礼部尚书、少保、少傅、少师。明代一人兼三孤者，惟仲文一人而已。寻又封恭诚伯，岁禄千二百石。荫其子世同为太常丞，世恩为尚宝丞，婿吴、从孙良辅为太常博士。其他段朝用、龚可佩、蓝道行、王金、胡大顺、蓝田玉、罗万象之属，亦皆以符咒烧炼扶鸾之术，竞致荣显。甚至顾可学官浙江参议，亦以炼秋石得幸，超拜工、礼二部尚书。盛端明官副都御史，亦以通晓药术，拜工、礼二部尚书。朱隆禧官顺天府丞，亦以长生秘术，加礼部侍郎。（以上诸官，皆食俸而不治事。）则不惟方士藉以干进，即士大夫亦以之希荣邀宠矣。（皆《佞幸传》）是嘉靖时之优待方技，较成化更甚。其故何也？盖宪宗徒侈心好异，兼留意房中秘术，故所昵多而尚非诚心崇奉。世宗则专求长生，是以信之笃而护之深，与汉武之宠文成、栾大遂同一辙，臣下有谏者必坐以重罪，后遂从风而靡，献白兔、白鹿、白雁、五色龟、炅芝、仙桃者，几遍天下。贻讥有识，取笑后世，皆贪生之一念中之也。
○成化嘉靖中百官伏阙争礼凡两次
成化中，慈懿钱太后崩，宪宗以生母周太后意，不欲慈懿葬英宗陵，乃议别葬。群臣咸疏谏，帝重违太后意，皆不允。给事中魏元偕同官三十九人疏争，御史康永韶亦偕同官四十一人疏争，未得俞旨。给事中毛弘倡言，大小臣工当伏阙争，众许诺。有退者，给事中张宾呼曰：“君辈独不受国恩乎！”乃共伏哭文华门。周太后亦心动，竟得如礼。（《魏元》、《毛弘》等传）世宗由藩邸入继大统，廷臣欲帝以孝宗为父，本生父兴献王为皇叔父，帝不许。驳诘再三，举朝争之，疏不下，皆汹汹。会朝罢，何孟春倡言于众曰：“宪宗朝百官哭文华门，争慈懿皇太后葬礼，宪宗从之，此故事也。”修撰杨慎曰：“伏节死义，正在今日。”编修王元正、给事中张等遂遮群臣于金水桥，谓今日有不争者共击之。孟春等又相号召，于是九卿则尚书金献民等，侍郎孟春等，都御史王时中等，寺卿汪举等，凡二十三人。翰林则贾咏等二十二人，给事中则张等二十一人，御史则王时柯等三十一人，诸郎官吏部则余宽等十二人，户部则黄待显等三十六人，礼部则余才等十二人，兵部则陶等二十人，刑部则相世芳等二十七人，工部则赵儒等十五人，大理之属则毋德纯等十一人，俱跪伏左顺门。帝命中官谕退，众曰：“必得俞旨，乃敢退。”自辰至午，凡再传谕犹不起。帝大怒，遣锦衣官先执为首者丰熙等八人系狱。杨慎、王元正乃撼门大哭，众皆哭，声震阙廷。帝益怒，命收四品以下官。明日，编修王相等十八人杖死，熙、慎、元正俱谪戍。（《何孟春传》）而帝本生父兴献帝卒称皇考。同一伏阙，而从违各异，固由宪宗仁厚，世宗刚决，性各不同，然亦以所争典礼有当有不当也。慈懿本英宗正后，礼宜葬，宪宗特以生母故欲别葬，其事本不顺于理，故群臣争而周太后亦心折，遂得如礼。世宗生于孝宗崩后二年，孝宗初未立为子，而欲使之考孝宗，而抹其本生之亲，情理皆不协，故愈争而愈激成事变也。说见《大礼之议》条内。
○正德中谏南巡受杖百官
成化、嘉靖两次伏阙，固属大案，而正德中百官谏南巡被杖之多，亦不减此二案也。武宗南巡诏下，员外郎夏良胜、主事万潮、博士陈九川连疏谏，而舒芬、黄巩、陆震疏已先入，吏部郎中张衍瑞等十一人刑部郎中陆俸等五十三人疏继之，礼部郎中姜龙等十六人，兵部郎中孙凤等十六人，疏又继之。帝与诸幸臣大怒，遂令良胜等百有七人罚跪午门外五日。而大理寺正周叙等十人，行人司余廷瓒等二十人，工部主事林大辂等疏又上。帝益怒，并下诏狱。跪午门者，晚亦系狱，晨出暮入，累累若重囚。佥事张英且肉袒戟刃于胸，囊土数升，当跸道跪哭，即自刺血流出。卫士夺其刃，送狱，问囊土何为，曰恐污帝廷耳。诏杖八十，死。舒芬等百七人跪既毕，各杖三十。良胜等六人及叙、廷瓒、大辂各杖五十。余三十人，各杖四十。有死者。（《良胜传》）然是时南巡之行究因群臣之谏而止，其后南巡，则又自宸濠之变借为词耳。
○明代文人不必皆翰林
唐、宋以来，翰林尚多书画医卜杂流，其清华者，惟学士耳。至前明则专以处文学之臣，宜乎一代文人尽出于是。乃今历数翰林中以诗文著者，惟程敏政、李东阳、吴宽、王鏊、康海、王九思、陆深、杨慎、焦、陈仁锡、董其昌、钱福、钱谦益、张溥、金声、吴伟业耳。其次则夏、张泰、罗、王维祯、王淮、晏铎、王廷陈、王韦、陈沂、袁、黄辉、袁宗道，虽列《文苑传》中，姓氏已不甚著。而一代中赫然以诗文名者，乃皆非词馆。如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李攀龙，世所称四大家，皆部郎及中书舍人也。其次如徐祯卿、边贡、杨循吉、柯维骐、王慎中、唐顺之、田汝成、皇甫氵孝兄弟、王世懋、袁中道、曹学、钟惺、李日华、陈际泰，亦皆部曹及行人博士也。其名称稍次，而亦列《文苑传》者，储、郑善夫、陆师道、高叔嗣、蔡汝楠、陈束、梁有誉、宗臣、徐中行、吴国伦、王志坚，亦皆部曹及中书行人也。顾、王圻、李濂、茅坤、归有光、胡友信、屠隆、袁宏道、王惟俭，则并非部曹而皆知县矣，然此犹进士出身也。若祝允明、唐寅、黄省曾、瞿九思、李流芳、谭元春、艾南英、章世纯、罗万藻，则并非进士而举人矣。并有不由科目而才名倾一时者，王绂、沈度、沈粲、刘溥、文征明、蔡羽、王宠、陈、周天球、钱、谢榛、卢丹、徐渭、沈明臣、余寅、王犀登、俞允文、王叔承、沈周、陈继儒、娄坚、程嘉燧，或诸生，或布衣山人，各以诗文书画表见于时，并传及后世。回视词馆诸公，或转不及焉，其有愧于翰林之官多矣。
○明中叶才士傲诞之习
《明史 文苑传》，吴中自祝允明、唐寅辈，才情轻艳，倾动流辈，放诞不羁，每出名教外。今按诸书所载，寅慕华虹山学士家婢，诡身为仆得娶之，后事露，学士伏哆资奁，缔为姻好。（《朝野异闻录》）文征明书画冠一时，周、徽诸王争以重宝为赠。（《玉堂丛语》）宁王宸濠慕寅及征明，厚币延致，征明不赴，寅徉狂脱归。（《明史 文苑传》）又桑悦为训导，学使者召之，吏屡促，悦怒曰：“天下乃有无耳者！”期以三日始见，仅长揖而已。王廷陈知裕州，有分巡过其地，稍凌挫之，廷陈怒，即散遣吏卒，禁不得只应，分巡者窘而去，于是监司相戒勿入裕州。康德涵六十生日，召名妓百人为百年会，各书小令付之，使送诸王府，皆厚获。谢榛为赵穆王所礼，王命贾姬独奏琵琶，歌其所作竹枝词，歌罢，即饰姬送于榛。大河南北无不称谢榛先生者。（俱见《稗史汇编》。）此等恃才傲物，斥也不羁，宜足以取祸，乃声光所及，到处逢迎，不特达官贵人倾接恐后，即诸王亦以得交为幸，若惟恐失之。可见世运升平，物力丰裕，故文人学士得以跌荡于词场酒海间，亦一时盛事也。
○明仕宦僭越之甚
鄢懋卿恃严嵩之势，总理两浙、两淮、长芦、河东盐政，其按部尝与妻偕行，制五彩舆，令十二女子舁之。（见《严嵩传》。）张居正奉旨归葬，藩臬以上皆跪迎，巡方御史为之前驱。真定守钱普创为坐舆，前轩后室，旁有两庑，各立一童子给使令，凡用舁夫三十二人。所过牙盘上食，味逾百品，犹以为无下箸处。普，无锡人，能为吴馔，居正甘之，曰：“吾至此始得一饱。”于是吴人之能庖者，召募殆尽。（《居正传》）
○擅挞品官
唐时大吏有擅杖官吏之弊，明制已革除，然权势在手，亦竟有违例肆威者。王来为参政，以公事杖死县令不职者十余人。（《来传》）陈怀镇四川，笞佥事柴震。（《怀传》）雍泰为山西按察使，太原府尹珍不避道，泰责之不服，泰竟笞之。珍诉于朝，下泰狱，释之。泰巡抚宣府，参将李稽坐事畏劾，乞受杖，泰以大杖决之，稽奏泰凌虐。（《泰传》）黄泽为浙江布政使，盐运使丁不避道，泽挞之，为所奏下狱。（《泽传》）副都御史周铨以私撼挞御史，诸御史共劾之，遂下铨狱。（《铨传》）巡盐御史祝徽、巡按御史毕佐周皆擅挞指挥使。崇祯帝以指挥秩崇，非御史可挞，下部稽典制，御史无挞指挥例，都御史陈于廷引巡抚提问四品武职敕书对，帝以比拟不伦，斥之。（《于廷传》）是故事本无擅挞品官之例，而威柄在手，辄肆行之，亦可见是时仕宦之横也。
○明乡官虐民之害
前明一代风气，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横征，民不堪命。而缙绅居乡者，亦多倚势恃强，视细民为弱肉，上下相护，民无所控诉也。今按《杨士奇传》，士奇子稷居乡，尝侵暴杀人，言官交劾，朝廷不加法，以其章示士奇。又有人发稷横虐数十事，乃下之理。士奇以老病在告，天子不忍伤其意，降诏慰免，士奇感泣，遂不起。是时士奇方为首相，而其子至为言官所劾，平民所控，则其肆虐已极可知也。又《梁储传》，储子次摅为锦衣百户，居家，与富人杨端争民田，端杀田主，次摅遂灭端家二百余人。武宗以储故，仅发边卫立功。《朝野异闻录）又载，次摅最好束人臂股或阴茎，使急迫而以针刺之，血缕高数尺，则大叫称快。此尤可见其恣虐之大概矣。《焦芳传》，芳治第宏丽，治作劳数郡，是数郡之民皆为所役。又《姬文允传》，文允宰滕县，白莲贼反，民皆从乱，文允问故，咸曰祸由董二。董二者，故延绥巡抚董国光子，居乡暴横，民不聊生，故被虐者至甘心从贼，则其肆毒更可知也。又《琅琊漫抄》载，松江钱尚书治第，多役乡人，砖甓亦取给于役者。有老佣后至，钱责之，对曰：“某担自黄瀚坟，路远，故迟耳。”钱益怒，答曰：“黄家坟亦吾所筑，其砖亦取自旧家，勿怪也。”此又乡官役民故事也。其后昆山顾秉谦附魏忠贤，得入阁，忠贤败，秉谦家居，昆民焚掠其家，秉谦窜渔舟以免。（《秉谦传》）时秉谦已失势，其受侮或不足为异。至如宜兴周延儒方为相，陈于泰方为翰林，二家子弟暴邑中，宜兴民至发延儒祖墓，又焚于泰、于鼎庐。（《祁彪佳传》）王应熊方为相，其弟应熙横于乡，乡人诣阙击登闻鼓，列状至四百八十余条，赃一百七十余万，其肆毒积怨于民可知矣。温体仁当国，唐世济为都御史，皆乌程人，其乡人盗太湖者以两家为奥主，兵备冯元捕得其魁，则世济族子也。（《元传》）是乡官之族且庇盗矣。又有投献田产之例，有田产者，为奸民籍而献诸势要，则悉为势家所有。天顺中，曾为山东布政使，民垦田无赋者，奸民指为闲田，献诸戚畹，断还民。（见《李棠传》）河南濒黄河淤地，民就垦，奸民指为周王府屯场，献王邀赏，王辄据而有之。原杰请罪献者，并罪受者。（《原杰传》）又《戒庵漫笔》，万历中，嘉定青浦间有周星卿，素豪侠。一寡妇薄有赀产，子方幼，有侄阴献其产于势家，势家方坐楼船鼓吹至阅庄，星卿不平，纠强有力者突至索斗，乃惧而去。诉于官，会新令韩某颇以扶抑为己任，遂直其事。此亦可见当时献产恶习，此一家因周星卿及韩令得直，其他小民被豪占而不得直者，正不知凡几矣。由斯以观，民之生于我朝者，何其幸也！
按邓茂七之乱，其俗佃人送租至田主家，茂七倡其侪毋送，令田主自往受租。田主诉于县官，官遣巡检往摄，茂七杀弓兵数人，遂反，陷二十余州县。后大举剿之，始灭。（事具《丁传》。）此亦可见激变之由。然恶佃恃强，辄敢拒官倡乱，此风亦不可开。是在长民者禁势家之欺凌，又惩奸民之凶悍，则两得其平，不至滋事矣。
○吏役至大官
《梁景传》，天顺八年，修隆善寺。工竣，授工匠三十人官，尚宝卿任道逊等以书碑亦进秩。王诏上疏切谏。工匠授官，已滥觞于此。正德初，刘健等疏中，有画史工匠滥授官职，多至数百人，岂可不罢。（《健传》）刘瑾擅权，《通鉴纂要》成，诬诸翰林纂修官誊写不谨，皆被谴，而命文华殿书办张骏等改誊。骏擢至礼部尚书，他授京卿者又数人，装潢匠役亦授官秩。（见《瑾传》。）世宗时匠役徐杲以营造擢官工部尚书，其属冒太仆少卿、苑马卿以下职衔者以百数。（《李芳传》）又工匠赵奎等五十四人，亦以中官请，悉授职。（《胡世宁传》）
○海外诸番多内地人为通事
《明史 外国传》，洪熙时，黄岩民周来保、龙岩民钟普福逃入日本，为之乡导，犯乐清。成化四年，日本贡使至，其通事三人，自言敝塔波人，为贼所掠，卖与日本，今请便道省祭，许之。五年，琉球贡使蔡景言祖父本福建南安人，为琉球通事，擢长史，乞封赠其父母，不许。十四年，礼部奏言，琉球所遣使多闽中逋逃罪人，专贸中国之货，以擅外番之利。时有闽人谢文彬入暹罗国，仕至坤岳，犹天朝学士也，充贡使来朝，下之吏。正德三年，满剌加入贡，其通事亚刘本江西人萧明举，负罪逃入其国，随贡使来，寻伏诛。五年，日本使臣宋素卿本鄞县朱氏子，名缟，幼习歌唱，倭使悦之，缟叔澄因鬻焉，至是充使至苏州，与澄相见。又琉球王左长史朱辅本江西饶州人，仕其国多年，年八十余，彼国贡使偕来，奏明许其致仕还乡。又佛郎机贡使内有火者亚三，夤缘江彬，得侍帝侧，自言本华人，为番所使，后伏诛。万历中，有漳州人王姓者，为氵孛呢国那督，华言尊官也。又有海澄人李锦及奸商潘秀、郭震，勾荷兰人，贿税使高き，求借澎湖为互市之地。此皆内地民阑入外番之明据，然犹未至结队聚党也。三佛齐国为爪哇所占，改名旧港，闽、粤人多据之，至数千家，有广东人陈祖义为头目，群奉之。又嘉靖末，广东大盗张琏为官军所逐，后商人至旧港，见琏为市舶长，漳、泉人多附之，犹中国市舶官云。又吕宋地近闽，闽人商贩其国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后佛郎机夺其国，多逐归，留者悉被侵辱。（以上俱见《明史 外国传》。）是内地民人且有千百为群，家于外番者矣。及嘉靖中，倭寇之乱，先有闽人林汝美、李七、许二诱日本倭劫海上，（《七修类稿》）继有汪直、叶碧川、王清溪、谢和等据五岛，煽诸倭入寇，又有徐海、陈东、麻叶等偕倭人巢柘林、乍浦等处劫掠，（《胡宗宪传》）内地亡命者附之，如萧显、沈南山、叶明等，实繁有徒，凡十年而乱始定。（《七修类稿》）是奸民不惟向外番滋事，且引外番为内地害矣。（《郑晓传》谓，倭寇中国，奸民利倭贿为之乡道，以故倭入所据营砦，皆得要害，尽知官兵虚实。倭恃汉人为耳目，汉人以倭为牙爪。）
○嘉靖中倭寇之乱
明祖定制，片板不许入海。承平日久，奸民勾倭人及佛郎机诸国，私来互市。闽人李光头、歙人许栋踞宁波之双屿，为之主，势家又护持之。或负其直，栋等即诱之攻剽。负直者胁将吏捕之，故泄师期令去。期他日偿，他日负如初，倭大怨，益剽掠。朱纨为浙抚，访知其弊，乃革渡船，严保甲，一切禁绝私市。闽人骤失重利，虽士大夫亦不便也，腾谤于朝，嗾御史劾纨落职。时纨已遣卢镗击擒光头、栋等，筑寨双屿，以绝倭屯泊之路，他海口亦设备矣。会被劾，遂自经死。纨死而洞海备尽弛，栋之党汪直遂勾倭肆毒。（《明史 朱纨传》）案郑晓《今言》谓，国初设官市舶，正以通华夷之情，行者获倍蓰之利，居者得牙侩之息，故常相安。后因禁绝海市，遂使势豪得专其利，始则欺官府而通海贼，继又藉官府以欺海贼，并其货价乾没之，以至于乱。郎瑛《七修类稿》亦谓，汪直私通番舶，往来宁波有日矣。自朱纨严海禁，直不得逞，招日本倭叩关索负，突入定海劫掠云。郑晓、郎瑛皆嘉靖时人，其所记势家私与市易，负直不偿，致启寇乱，实属酿祸之由。然明祖初制，片板不许入海，而晓谓国初设官市舶，相安已久，迨禁绝海市，而势豪得射利致变。瑛并谓纨严海禁，汪直遂始入寇，是竟谓倭乱由海禁所致矣。此犹是闽、浙人腾谤之语，晓等亦随而附和，众口一词，不复加察也。海番互市固不必禁绝，然当定一贸易之所，若闽、浙各海口俱听其交易，则沿海州县处处为所熟悉，一旦有事，岂能尽防耶？
○外番借地互市
海外诸番与中国市易，必欲得一屯驻之所，以便收泊。明初暹罗、占城、瓜哇、琉球、氵孛泥诸国，皆在广州互市。正德中，移于高州电白县。嘉靖中，始移香山之壕镜，岁输课二万金，即今澳门也。佛郎机人因得混入其中。后佛郎机并吕宋、满剌加二国，势力独强，诸国人之在壕镜者皆畏之，遂为其所专据，筑城建寺焉。大西洋人来，亦乐居此，故市易益广。今番人皆立家室，长子孙，不下数千家，从无不轨之谋，盖其志在市易取利，无别意也。然海外诸番不一，壕镜所居，大约只数国之人，而他国不与焉，故往往各欲乞地以为永业。如嘉靖中，林道乾遁于台湾，后去，而荷兰人键遁之。万历中，荷兰人又贿税使高き，求筑城于澎湖，都司沈有容往谕之，始去。其在台湾者，亦为郑芝龙所逐。芝龙降后，荷兰又据之，郑成功又夺其地。本朝取台湾后，始不复为外番所占。可见诸番互市，必欲得一屯泊之所也。近日英吉利国遣使入贡，乞于宁波之珠山及天津等处，僦地筑室，永为互市之地。皇上以广东既有澳门听诸番屯泊，不得更设市于他处，所以防微销萌者至深远矣。
案珠山即舟山也，四面皆海，昔勾践欲栖夫差于甬东，即此地。宋为昌国城，明属宁波之定海县。倭乱时，据为巢穴，汪直约降于胡宗宪，曾遣其子氵敖破倭于舟山。徐海死，余党亦窜舟山，为俞大猷所殪。及汪直既降被诛，氵敖又栅于舟山，入寇。（见《胡宗宪传》。）明末总兵黄斌卿据之，鲁王以海监国绍兴，兵败来投，斌卿不纳。先是舟山田皆属内地大户，至是斌卿尽籍为官田，使民佃田纳租，盖欲占为世业也。顺治六年，斌卿为张名振等所杀，鲁王复来驻。顺治八年，大兵攻之三阅月，始遁去。我朝使巴臣兴镇守。十二年，郑成功遣洪旭来寇，臣兴降之。明年，我兵复其地，始入版籍。可见此山乃浙海中要地，番人得之，即可据为巢穴，固不可轻授也。（《明史 张可大传》，舟山，宋昌国城，居海中，有七十二奥，为浙东要害，可大为参将，条八议筹战守，皆硕画。）
○天主教
意大理亚国在大西洋中。万历中，其国人利玛窦至京师，为《万国全图》，言天下有大洲五：第一曰亚细亚洲，凡百余国，而中国居其一；第二曰欧罗巴洲，凡七十余国，而意大理亚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亚洲，亦百余国；第四曰亚墨利加洲；第五曰墨瓦蜡泥加洲，而域中大地尽矣。大抵欧罗巴诸国悉奉天主教。天主耶酥生于女德亚，即古大秦国也，其国在亚细亚洲之中，西行教于欧罗巴。其始生在汉哀帝元寿二年庾申，阅一千五百八十一年，至万历九年，利玛窦始泛海九万里，抵广州之香山澳，其教渐行。二十九年，入京师，以方物献，并贡天主及天主母图。礼部以《会典》不载大西洋名目，驳之。帝嘉其远来，假馆授餐。公卿以下重其人，咸与交接。利玛窦安之，遂留居不去。三十八年，卒。其年以历官推算日食多谬，五官正周子愚言，大西洋人庞迪我、熊三拔等深明历法，其书有中国所不及者，当令采择，遂令迪我等同测验。自利玛窦来后，其徒来者益众，有王丰肃、阳玛诸等居南京，以其教倡行，官民多从之。礼部郎中徐如珂恶之，奏请逐回。四十六年，迪我等奏：“臣与利玛窦等泛海九万里，观光上国。臣等焚修行道，尊奉天主，岂有邪谋，敢坠恶业，乞赐宽假。”帝亦不报，而其居中国如故。崇祯时，历法益舛，礼部尚书徐光启请令其徒罗雅谷、汤若望等，以其国新法相参较。书成，即以崇祯元年戊辰历为历元，其法视《大统历》为密焉。其人东来者，大都聪明特达之士，意专行教，不求禄利，所著书多华人所末道，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其徒又有龙华民、毕方济、艾如略、邓玉函诸人，皆欧罗巴国之人也。统而论之，天下大教四：孔教、佛教、回回教、天主教也。皆生于亚细亚洲，而佛教最广。亚细亚洲内，如前、后藏、准噶尔、喀尔喀蒙古等部，悉奉佛教，中国亦佛教盛行。亚细亚洲外，如西洋之古里国、锡兰国、榜葛剌国、沼纳朴儿国，南洋之白葛达国、占城国、宾童龙国、暹罗国、真腊国，东洋之日本国、琉球国，皆奉佛教。（俱见《明史 外国传》。）又增迦剌国、马八儿国俱有佛钵舍利。（见《元史 亦黑迷失传》。）其余海外诸番，则皆奉天主教矣。回回教，亚细亚洲内惟乌什、叶尔羌、喀什噶尔、和阗、郭酣、巴达克山、控噶尔、克食米尔、退木尔沙等国奉之。（见椿园氏《异域琐谈》。）外洋则祖法儿国、阿丹国、忽鲁谟斯诸国奉之。（亦见《明史 外国传》。）孔教仅中国之地，南至交趾，东至琉球、日本、朝鲜而已。是佛教所及最广，天主教次之，孔教、回回教又次之。孔子集大成，立人极，凡三纲五常之道无不该备，乃其教反不如佛教、天主教所及之广。盖精者惟中州清淑之区始能行习，粗者则殊俗异性皆得而范围之，故教之所被尤远也。试观古帝王所制礼乐刑政，亦只就伦常大端导之禁之，至于儒者所言身心性命之学，原不以概责之庸众。然则天道之包举无遗，固在人人共见之粗迹，而不必深求也哉。